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业读后感写哪些小说比较好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
整个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赞美生命是该书的主题。
“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
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红高粱》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
因此。
摆在读者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
这种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阳崇拜“的神话中。
《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书籍，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
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
在《红高粱》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
《红高粱》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与以往的探索小说不同，《红高粱》虽然也承载了作者对生命主题的意念，但并不是完全像《黄土地》等探索淡化情节，靠纯粹的语言的震撼力来直接表达导演的意念。
作者在这部下小说中是从实处入手，从规定情境下的具体人物性格人手，编织一个完整、美妙动人的故事框架，从而使意念通过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为、动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
在此，作者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方法来达到这两者的完美结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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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写文章的大意是什么，然后分析文章在写法主旨上的特色，接着写自己对这篇文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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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读后感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
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语）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篇小说受到俄国小说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影响。
(天下教育网欢迎您投稿)这是一篇白话日记体小说，包括小序和正文两个部分。
小序主要用文言介绍写作的背景和缘起；正文共有13则白话写就的“疯子”的日记。
小说的主人公是日记的“作者”——狂人。
狂人，从作品的叙述来看他确实是个疯子，他有种种疯子的病症：狂人总是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作品具体写出了他的狂态： 首先是反映他的变态心理。
他把平常人的交往如探视、抚摩都看作是吃人行为的一部分。
如“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
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将别人善意的“笑”理解为暗藏杀机的吃人者的表面文章，完全背离了正常生活的心理轨道。
然后是“狂人逻辑”。
狂人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下，正常的逻辑必然会被打破，这就造成了逻辑的混乱。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
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
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三十多年不见月光，从生活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是荒唐的。
“他”与“赵家的狗”没有必然的联系，那狗看“我”两眼更是与“我”不相干，但狂人却将他和“那狗”与“我怕”与“月光”的不见都联系了起来，组成一个三段论。
这种将部分前提省略的做法，造成了三段论的不成立。
再次是狂人的呓境。
狂人即疯子，是生活在幻觉世界中的人。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 通过象征和暗示，从作品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
这可以从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种种表现看出来： “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表现了狂人怀疑传统，研究一切得启蒙者的思想特点；“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对“吃人者”本质的认识；狂人在“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是他对封建礼教的实质所作的历史概括。
作者中所提及的活生生的吃人的事实，则是这一历史和结论的旁证。
虽然狂人把“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是混乱的臆想，但既然古代能够“易子而食”，现实中狼子村能够吃人，为什么自己的大哥不可能吃自己呢。
荒诞的逻辑中自有逻辑的合理性；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对于吃人社会的“经典”“戒律”的蔑视和斗争。
通过“古久”和“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意义，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保守的传统文化；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狂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规划；“我也未必没有吃过妹子的肉”。
这是对自我的估价和反思，也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
充满了自我忏悔的精神；“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狂人为建立新的社会而进行的实践性探索。
现实中的人，文化中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孩子是纯洁的，没有受到吃人文化的污染，因此，要想有一个美妙的未来，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就只能赶紧救救孩子。
总之，作品通过狂人的形象，尖锐地揭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
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小说在艺术方面非常具有特色，就是鲁迅所说的“格式的特别”。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借实行虚，以虚证实。
小说选取狂人作为主角是个十分精心的安排。
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了，一切都视为当然。
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存在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是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
独特的心理描写。
变态的心理，混乱的逻辑和虚妄的幻觉。
等等狂人心理的描写和刻画。
狂人见到所有的人都是像要吃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狂人由女人骂小孩推导出女人要吃人，由女人的要吃人推导出大哥、母亲和自己都吃了妹子的肉，这是典型的逻辑上的混乱。
采用了一些诸如象征、暗示、变态心理描绘等现代主义手段。
第一节：“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比喻黑暗的长久；第二节“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比喻、暗示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传统文明。
而第六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
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象征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凶险。
读者通过作品中的这些关键性的词句所包含的象征、比喻、暗示的意义，通过联想可以体会到作品的实质内容。
作者既把狂人写得完全象一个狂人，而作为体现作者意图得艺术手段，他使读者的理解完全超越于这个手段，不仅构思颇见新意，而且结合得又天衣无缝，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
除此之外，作品还采用了对照的手法。
正文前面的小序是用文言写成的，它简洁、明了而又清醒；而正文部分是用白话写成的，它抒情，具有很深的心理内涵。
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充分显示了白话文学的表现能力，前面清晰的小序也反衬了狂人日记的思维的混乱和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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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寥寥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
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
很多学者把他与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
“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
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
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
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
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
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
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
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
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
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
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
在钱锺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
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的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
典型的人物形象，是一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
方鸿渐作为《围城》的主人公，也是唯一一个贯穿全篇的人物，当然就应该是研究《围城》人物形象的最佳切入点。
对于方鸿渐这一艺术形象的把握和评价，《围城》评论者们看法不一，有的说方鸿渐是一个被作者嘲讽的对象，是一个中国式的‘多余人’ ”，是“一个连牢骚也懒得发的玩世不恭的怠惰者”；有的说他是被作者同情的对象，是“一个处于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带有浓厚‘过渡’色彩的知识分子典型”.应当说，这些观点都有相当水平的见地，甚至有的已基本上走进了“围城”，观察和探寻到了其艺术的真谛。
但是，笔者认为，就作品中的基调而言还不是对方鸿渐一味讽刺，方鸿渐还不完全是作者“嘲讽的对象”，而是同情多于讽刺。
至于以“多余人”来对照方鸿渐也未免有点牵强，尽管称他是“中国式的”，因为方鸿渐毕竟还是“这一个”艺术形象。
再者，说方鸿渐“玩世不恭”，也没有抓到这一形象主旨，还没有观察出作者描写他陷入人生的“围城”中奋力挣扎的情景，更没触及到他在人生的“围城”中被围困被折磨的痛苦心境，毕竟他是困苦的，是在不断挣扎的，而不是一味的“玩世不恭”。
至于用“过渡色彩”来模模糊糊地概括方鸿渐，就更不能准确评价这一艺术形象了。
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倾注着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解读作品主旨的关键，对人物形象的定位要忠实于小说的文本，而不能先入为主式地在作品中寻找证据，研究小说中的人物贯穿全篇的基本活动内容是必要的。
就让我们随着方鸿渐的经历走入《围城》吧. 首先方鸿渐是生活的失败者。
他是江南某县一个大绅士的儿子，是一个包办婚姻的幸运儿— 她素未谋面的未婚妻因病早逝了，但他的“准岳父”还是慷慨解囊(当然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打算)，送他到欧洲留学。
在欧洲，方鸿渐四年换了三所大学，临近毕业，迫于家庭的压力，买了一张“”的博士文凭。
正当日寇的侵略日渐深入内地之时，他怀揣着这张假文凭坐船回到了“外患内乱”的祖国。
小说的记述从此开始。
方鸿渐回国后，无论是在情场上、事业上还是家庭关系的处理上都无所建树，先后失败，甚至在不少时空中都痛苦不堪。
在情场上，先是在回国的轮船上被鲍小姐所勾引，从发现鲍小姐对自己的态度判若两人时才知道被戏弄，后来他热烈地追求唐晓芙却不能如愿，而他所不爱的苏小姐却竭力追求他。
最后和孙柔嘉结了婚，实际上是事业失败的打击令他想找一个感情的依靠而已。
在事业上，方鸿渐曾经热心向往的三间大学，也不是他施展才干大干事业的场所，在这里的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他彻头彻尾的噩梦。
情场失意，事业失败，方鸿渐想在家庭关系中寻找温暖和感情的慰籍。
在家庭关系中，也是痛苦的.方鸿渐一结婚，就进入了“金漆的鸟笼”，被亲戚看不起，被太太那无聊的唠叨、不休的吵闹所苦恼和困扰。
小说用了近七分之一的篇幅描写方鸿渐家庭的矛盾，形象地表现了方鸿渐深陷婚姻“围城”的痛苦。
这是方鸿渐在小说中的经历，也是《围城》情节发展的主线。
在这条主线中，方鸿渐处处碰壁，又无可奈何，充分显示出人物自身的一些缺陷。
通观作品，方鸿渐在他对生活道路的每一次选择中，都是被迫的、无奈的. 鲁迅的小说。
这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
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五号杂志责编是钱玄同先生。
那一期重头的文章是一组斥的随笔，读者一翻开杂志，似乎就可以感受到编辑的意图。
文章的辛辣与冲动，是颇为痛快的。
那时的是每每以言论的自由、犀利为特色的，文学的创作，尚无实绩。
但这一期杂志第一次出现的署名鲁迅的小说，却远出编者的预料，给读者以意外的奇喜：原来还有这样的小说
作品仿佛暗夜里涌动的岩浆，照亮着周围的一切。
许多年后，一位文学批评家描述时说：中国的新文学从这里诞生，也在这里成熟。
真是精妙之论。
<<骆驼祥子》主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的故事。
祥子来自农村，他老实；健壮；坚忍，如同骆驼一般。
来到北京后，他选择了当时城市底层老百姓很普通的行业—拉洋车。
他自尊好强；吃苦耐劳，凭自己的力气挣饭吃。
他最大的梦想不过是想拥有一辆自己的车，以免受到车厂老板的盘剥。
他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他与命运的抗争最终以惨败告终。
祥子在经历新车被抢、委曲求全地娶了自己并不爱的虎妞、卖车安葬难产而死的虎妞、自己喜欢的小福子被卖到白房子后又自杀等一系列事情后，他对生活的企望和信心以及要强的性格都在生活中一点点地丧失。
他变得懒惰狡猾、极端自私、还耍无赖，成了彻头彻尾的“刺儿头”，逐步滑向堕落的深渊，最后禁不住夏太太的诱惑，得了一身脏病。
我觉得祥子的遭遇和命运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
正是通过祥子的悲剧，老舍爷爷无情地批判了这个社会—它不让好人有出路。
这篇小说还写了其他各色人物，比如说像残忍霸道的车主刘四，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小福子，大胆泼辣而有点儿变态的虎妞，以及大学教授曹先生和他所受的政治迫害，离死亡只有一步的老马，小马祖孙两代，诈骗祥子的孙侦探，还有抢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吃的杨太太等等，都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怵目惊心的，具有浓郁的老北京风情的人物画与世态图。
在《骆驼祥子》中既有人物的肖像描写，又有人物的心理刻画，在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对人物性格和命运展开叙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骆驼祥子》写于抗战前夕，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旧北京为背景，通过人力车夫祥子一生几起几落最终沉沦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下层人民的悲苦命运。
祥子证明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劳动人民，想通过自己的勤劳和个人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篇小说除了塑造祥子的形象外，还用了比较多的笔墨刻画了虎妞的形象。
虎妞在小说中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
祥子虽然千方百计地摆脱与虎妞发生关系，然而虎妞的存在还是成了冥冥之中主宰祥子或生或灭的神秘人物。
老舍爷爷把虎妞放到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她的性格特点，她既是一个旧社会沾染了许多恶习的妇女，同时也是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牺牲品。
老舍爷爷对虎妞的刻画非常到位。
寥寥数语，既表明了祥子与虎妞的关系，又鲜明地反映了虎妞直爽泼辣的性格。
虎妞勾引祥子，又在怀里揣了个枕头假装怀孕，以此来要挟祥子和刘四，既表现了她的心机，又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急于嫁人的老闺女的形象。
在《骆驼祥子》当中还刻画了许多像祥子一样的小人物形象，他们的际遇虽然各不相同，然而悲剧的命运却是共同的。
我的感觉是：祥子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灾难深重，混乱不堪，这正是祥子所处的当时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
祥子的一生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破产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沉沦的过程。
谈谈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理解
谁时期文学
当代文学史何为
在2005年，对于“文学史”的认识新关注起来，这既世纪再掀“重写文学史”热潮有关，亦是受到西方文艺学、传播学等外来学科理论的影响所致。
在这样两重背景下，“文学”与“文学史”这两个概念又重新获得了被审视、认识的可能。
如何认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构成了当下中国文论界与文学史界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
“当代性”是笔者在本文中着重提到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辅助诠释当下语境下文学与文学史的价值观念、存在形式与现代性危机问题。
当意图去厘清“文学”与“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体制个体时，两者如何相互作用或者产生何样的作用便构成了一个具象的反思对象——此为“文学\\\/文学史”这个重要命题的理论延伸。
由此可知，以“当代性”这个切入点，分别解读“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则有助于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根本性的梳理与解答。
一．从“现代性”到“当代性”“现代性”是困扰文学史的一个问题，而“当代性”则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
在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现代性”是一个发端较早的美学命题，也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
“现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树立某一种批评样式、文体风格或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厘清“现代”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
美学或哲学的“现代”，实际上是将美学或哲学的原理与范畴，从语言学、心理学与叙事学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被诠释的可能。
而“当代性”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
即本身是与历史脱节的。
与“现代性”相比，“当代性”更具备批判意识。
“当代性”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则在于：文学史的书写是后发的，即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无法超越文学史书写者的自身局限性，而这层局限性又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研究者在做文学史的审理时，很容易以自己的眼光或判断力去审视之前的观点与个体组成，而这又是以“当代性”的视野为出发点的。
但是当代性之于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文学的意义只存在于对于“当下”反思的文本当中。
因为“文学”作为一个共时性名词时，意义只存在于此刻对于客观现实的解读与反映。
文学史与文学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两者之间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本体的关系，而是在于“文学史”所强调的是文学的时间性，而文学则强调的是文学的文本性。
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当代性”，都是时间概念，并不能决定文学的文本意义。
从这一点看，“当代性”又似乎对于文学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双重吊诡构成了对于“当代性”的合法性解读——即当代文学究竟是属于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
按照瑞恰慈的观点来分析，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审理观念上主客观的差异。
文学史的客观性体现在其体系上的延续性，以及作家作品的客观存在性——这是无法替代也无法去篡改的。
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也就是意图在“当代”的视野下去还原文学史的客观真实，而不是以“当代性”代替文学史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本质。
若是再回到“现代性”的探求，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现代性”实际上是与“当代性”存在着矛盾的一对关系。
因为“现代性”作为一个美学专用名词，最开始界定它的是德国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他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明确定义，“现代性”的首次使用是公元十世纪末，所指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
而其后的卡林内斯库、汤因比等学者，都对“现代性”有着全面的定义，直至1980年，美国学者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一文中为“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定义：所谓“现代性”，乃是“人的现代观”——它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
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由是观之，“现代性”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
而“现代”与“当代”则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建制的两个分野。
“现代”实指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但是这个分期截止点则是1949年的第一届文代会召开，较之之前或之后的“文学史”而言，这是一段封闭的时间段——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源头尚不可考，而当代文学史又没有终点。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钱理群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到1988年发轫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直至本世纪初陈晓明、张颐武等人提出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向。
这些都展示出了当代文学的“无终点性”——并且还存在着多元的研究范式。
但是就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现代性”几乎快变成了一个倍加关注且具备现实性意义的问题。
“现代性”既意味着从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中挣脱出来，走向现代意义的研究方式与学科建制，当然，这亦意味着“现代性”代表着具备时代意义的文学价值与启蒙精神。
诚然，之前“现代性”的意义虽是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在文学研究层面上却存在着新的研究空间。
从“现代性”到“当代性”表面上是一字之差，但是在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体系中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不但方式不同，意义也不尽相同。
前者强调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与文学观念，而后者则代表着一种立足点与研究语境。
换言之，若将“当代文学史”作为另一种文学体制进行研究时，前文所述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二．“当代性”与“文学史”前文所述，当代性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理由在于文学的意义——文本价值、作家身份与叙事观念都受到“当下语境”（instant context）的影响与决定。
伽达默尔在就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解读研究时，遂提出了“在世存在”这个观点。
其后的梅洛-庞蒂更是从“当代”这个角度出发，系统地谈到了“当代”与“存在”这两个概念。
所谓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自然是有别于文学的“当代”影响。
文学作为作家创作的抽象性体制，“当代性”恐怕只存在于书写的状态与文本的隐性含义之中，而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除了作为“时间限定”之外，更着重于一种“话语”的建构。
“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分期，其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为逻辑起点，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事实起点。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探索没有停止过。
通过对当代文学史的审理，拙以为，“当代文学史”经过了两重体制变化，才有了目前的形式与内容。
首先是从“批评研究”向“历史研究”的转变。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周扬、唐弢、刘绶松等学者治当代文学时，所关注的仅仅是建国以来部分作家作品的“当代价值”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并非是将作家作品搁置在一个时间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将某个作家与作品单列出来，进行学理或意识形态的批评。
直至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并且也已经呈现出了从“革命叙事”向“人道主义”叙事转变的趋势与可能。
这种转变既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息息相关，也与当时文学状况所呈现出的文化规律有着必然的联系。
尤其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逐渐回归到以“人学”为本位的当代语境当中。
之前的“当代文学”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存在着先天而然的意识形态“断裂”与历史感的“碎片化”。
从“批评研究”转向到“历史研究”当中，自然是理所应然、大势所趋。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批评研究”除了共时性的文本批评之外，还存在着“革命话语”的批评。
譬如刘大杰、游国恩等古典文学史专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阶级斗争”之上。
至于唐弢、冯雪峰、刘绶松、丁茂远等现当代文学专家更是主动将“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史观的研究对象，建构之前并不存在的“当代文学史”学科建制。
“历史研究”之后遂向“主体研究”呈现出了转变的趋势。
这是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轫的“重写文学史”为主线，之前经历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的中国批评界，对于文学史的“历史研究”并不再报以一种好奇的审视态度，而是从文学作为一种“主体”的本体为前提，进行整体性的反思与重建。
“重写文学史”的先声是“重构文学”的理论诉求。
当时的文学批评家如刘再复、汤学智、李欧梵等人对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代文学史”的思维空间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其中，代表观点则是刘再复在1986年第1期《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
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由“历史研究”向“主体研究”的转向。
文中刘再复所强调的两重主体性标志着文学“当代性意识”的形成。
两重主体，一重是文本的接受者（读者），一重则是文本中由作家塑造的人物，即主人公。
刘再复认为，批评实践中，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而实现批评主体结构的变革即实现自身的再创造，这才是“批评研究”转向到“主体研究”的任务所在。
“文学是人学”这一宏大命题便是“主体研究”的理论根基，“主体研究”无疑是“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理论延展。
但时过二十余年之后再回头看“主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的定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呈现出了一种“转向”——其前提当然是文学史观的变迁。
但是“主体研究”并未彻底将“当代文学史”引入“当代性”的研究范畴，相反更加地将“当代文学史”引入了一条从“文学史”向“学术史”过渡的新路，当然这与新历史主义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即“当代性”并不指向当代文学，而是成为了一个立足点，目的是辐射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
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可以看做是“人本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当然这也标志着“主体研究”转向的必然性。
三．“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史”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之罪》中曾提出“大众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必然关系。
他认为，凭借资本、媒介与全球化，大众文化开始逐步兴起，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当代文学”的书写就变成了本雅明所说的“生产”，文学的市场化不可避免。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其意义并不在于文学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在于“当代”这个特殊的限定性语境。
“当代文学”中的“当代性”旨在阐释两个命题。
一个是当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一个是生产形式。
这两者即意味着“当代”在传播形式上的“大众性”，“文学”作为传播形式的“文化性”。
“文化研究”于是便成为了本世纪初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转型，也是上个世纪“主体研究”的精神赓续。
所谓文化研究，最先肇始的是二战之后由雷蒙•威廉斯、斯道雷以及斯图亚特•霍尔等英国学者率先发起，目的则是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重语境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戕害。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重商主义下的文化形式，自然与资本、媒介以及受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中也主张，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都是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符号学中的文学意象一旦与资本或市场经济合谋，就形成所谓的“文化产业”，从而获得双重的功利性利益。
“当代文学”既是“文化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化研究的基础。
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文学的趋向与存在意义。
“当代文学史”之前所建立的学统、道统体系也都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公共性意识的“大众文化”——其中既包括“读图时代”的文化趋势，亦包括重商主义下的文化霸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随着资本的“解域化”流动而四处流动，形成“碎片化”的游牧思想。
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质上就暴露出了这样一层表征危机。
罗兰•巴特曾一度将大众文化与文学一揽子囊括到“神话”这个体制当中，并且认为文学是个不受怀疑的神话学体系：它富有一种意义，属于论述性质的；有一个能指，和形式或写作一样的论述；有一个所指，是文学的概念；还有一个意指作用行为，那是文学论述本身。
“能指”、“所指”与“意指”构成了文学这个体系的多重景观。
因为从形式、概念与论述本身来看，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具备文本性与叙述性。
之所以当代文学会变成大众文化的一个分支，原因乃是在于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等多重原因所驱使。
催生“当代文学”的原动力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内部机制或艺术规律，而是借助资本、媒介等其他工具，进行一种“产业”性的市场化力量。
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危机。
可以这样说，资本化、全球化与重商主义颠覆了之前文学的“道统”与“学统”，从而将“当代文学史”的核心也从以往文学史的“文学规律史”下延为“资本媒介传播史”。
“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于是变的更加棘手起来。
“当代性”将“文学”异化成了资本、媒介的工具之后，“文学史”在关于当代文学的叙述时，不再如古典文学史、近现代文学史一般严肃化、经典化。
当代欧美关于“后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呈现出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样的写作困境。
即“后现代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后现代之前的现代主义、古典主义乃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经典作品的决定，并不是如后现代时期一般，由“群选”所定义，而是由历史范畴与美学原理所决定的。
在这样的一重语境下，“经典”作品的身份究竟为何，成为了困扰文学史作者们的大问题。
四．文学史的“重写”与文学的“终结”关于“文学”在当下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困境，前文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也多次论及艺术“终结”的缘由，即过分商业化、全球化与产业化的“生产”。
“艺术的终结”构成了本世纪前几年最为热门的文化话题，“文学的终结”紧随其后。
这里的“文学”所指并非是所有文学，而是纯文学、雅文学等高度具备“文学性”的文学形式。
所谓“文学的终结”，所指的是纯文学的风光不再，文学的标准日趋多元化、多样化。
而并非是文学本身所呈现出的各种危机。
中国进入到1978年之后，“现代化”的改革与“全球化”的开放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命题。
资本、媒介的权力较之之前有着前所未有的增加。
文学体系由之前的“革命叙事加意识形态话语标准”的单一性转变为多元化的叙事形式与话语标准，“大众”的文学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群选经典”。
文学一旦与资本融合，其自身的不可复制性、主体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坍塌掉。
在上个世纪，欧美、日本的文学率先进入产业化，与资本、媒介相迎合，形成了产业性的文学生产。
作为作家来说，写作必须要与市场靠拢，才能获得出版的资助或大众的肯定。
在这样逆向的动力下，之前文学的崇高与美自然也被消解掉了。
就当代中国大陆文学而言，文学史的“重写”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其目的在于以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本文学史”的态度来重塑当代中国文学观。
即如何认识文学、认识文学史的问题。
随后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独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目的便是在于对当代文学进行“重写”的尝试。
第二次高潮则呈现在2000年之后，进入到本世纪以来，各高校、研究所与 作家协会的评论部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一时间“文学史”类学术专著高达三千多种，总印数超过五百万本。
“文学史”的书写不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如何认识文学”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反映文学”的问题。
这就是缘何“重写文学史”在相隔十年之后还会老树发新芽的原因所在。
当然，新世纪之初的“文学史重写”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史重写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
此刻的重写意义不再是之前对于文学史重构的诉求，而是建立在对于文学本体重构的新要求。
由此可知，第二次关于文学史的“重写”，究其原因乃是文学的“终结”所导致的，而这又是“当代性”所赋予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最大的困境。
尤其是1978年我国逐步走向全球化、资本化以来，文学本身在文体、形式与范畴上既获得很大的进步，也暴露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的归属问题——即文学本体究竟是通过何种形式创作出来的
是源自于作家的灵感
还是源自于政府的指令
或是通过市场、媒介与资本的合谋而产生
这些都是“当代性”语境下困扰文学生成机制的诸多问题；而另一类则是“文学史”的作用问题（或曰功能问题），即“文学史”的意义到底是“历史叙事”、“规律总结”还是“文化研究”
以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艺美学”的研究关系又是如何的问题。
五．“当代文学史”的功能与“新时期文学”的归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曾认同，“重写文学史”的很大原因在于曾经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并不熟悉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从事文学理论前沿研究的学者，又不愿意把精力放到文学史的研究上面，久而久之，“文学史”的书写观念也就越发陈旧，理论性越来越薄弱，相当多的“文学史”单行本都是历史的流水账，拾人牙慧的东抄西凑之作。
这个问题若是再深入下去，联系前文所述的“文学史何为”的问题来看，“文学史”意义的缺失更是尤为明显。
“文学史”不再从“文化研究”或“规律总结”中获得必要的理论滋养，而是单纯地从“历史”这个不可叙述的文本中，得到单向度的时间延展。
须知文艺理论与文学本体的关系则是息息相关的。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脉相承的文学批评史、文艺理论史都是由历时性的文学本体所决定的。
忽视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单谈文学本体是苍白的，这实际上只能做到“以一知一”而不能“以一知十”——同样这也是第二次“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核心诉求。
“当代文学史”无疑与当代文艺理论息息相关，诚然这与本世纪初的“重写文学理论史”有着先天而然的理论关系，抛弃了“当代性”的文艺理论，单谈当代的文学史，此类文学史纵然出版再多，仍然在学界会存在着“重写”的呼声，由是观之，这不奇怪。
而“新时期文学”则又是“当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在“当代文学史”刚刚满六十年，而“新时期文学”刚刚跨入第三十一个年头时。
“新时期文学”从时间上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认同与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新时期文学与当代文学一样，存在着“归属”的问题，即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本体的产生，成为了困扰新时期文学史写作者们最大的桎梏。
三十年新时期文学史，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学生产形式，表面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经典作品，但是 每一部经典作品的内部生成机制都截然不同——有的是“言为心之声”的率性之作，有的是按照作协要求、政治需要的应景文本，当然也有因为产业化、资本化的出版体制而形成的“大众读物”。
这些作品若是以一种身份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当中，明显是不公正的。
那么，“新时期文学”的归属成为了一个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问题，而“当代文学史”的功能，在遇到“新时期文学”这个命题时，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症候。
姑且不说“当代文学史”一揽子划分的科学性，单说近十年文学本体所呈现出的各种变化，也足以让“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带动“当代文学史”的意义范畴，发生原理上的改变。
“新时期文学”在2009年刚占领了“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优势，其在影响上的决定性优势亦早已不言自明。
在这样的双重优势下，“新时期文学”可以说对于“当代文学史”有着决定性的定义，尤其是在基本原理、概念内涵上的意义更是如此。
那么“当代文学史”究竟如何从“当代性”的囚笼中走出来，打破之前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性”桎梏与藩篱，重新为“新时期文学”的归属进行学理上的审理，厘清当代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发展规律，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与文学理论学者们一项共同的重要任务与历史责任。
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涵义概说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
“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
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
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
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
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
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
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
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
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
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
“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
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
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
“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
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
“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
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
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
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
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
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
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
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
－－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
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
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
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
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
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 夜，是静静的。
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
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
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
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
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
》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谁有现当代文学观后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写读后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懂得原文，抓住主题思想，然后联系实际展开扩写。
具体的步骤就是：(1)引——围绕感点 引述材料。
简述原文有关内容。
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 ,要简练,而且要把重点写出来。
(2)议——分析材料，提练感点。
亮明基本观点。
(3) 联——联系实际，纵横拓展。
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
(4)结——总结全文，升华感点。
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善于灵活掌握。
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亮明观点的前面。
另外，叙述作品不能用大量篇幅复述原文一篇读后感，不能写出诸多的感想或体会，这就要加以选择。
作为初学者，就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又觉得有话可说的一点来写。
要注意把握分析问题的角度，注意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从众多的头绪中选择最恰当的感受点，作为全文议论的中心。
初中作文课中，除了写读后感外，老师还会要求同学们在看完一部电影，电视片或参完某一展览后写观后感，观后感的写法与读后感是一样的，只需在第一部分简述所观的内容，然后引出观点，展开论述就可以了。
写景、物的读后感应该怎样写(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
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
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
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
(2)亮明基本观点。
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
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
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
(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
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
这个过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基本观点服务。
(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
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有真情实感。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
这“实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象。
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
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
(5)简要地说明原文有关内容，重写有感，不要重点介绍，偏离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