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善治》读后感 2010-10-23
[《治理与善治》读后感 2010-10-23]读书笔记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可以说是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也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治理与善治》读后感 2010-10-23。
治理最初是侧重于政治上的政府治理、控制或管理，而善治则是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善治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也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领域充分发挥效能的实践过程，其实质就是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治理在现代意义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已经成为了各学科中重要的词汇，尤其在社会科学学术探讨和研究中，其应用的频率越发提高了，是赶时髦还是大势所趋
我们不得而知，这一学术术语是当今的前沿问题，因而也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的。
书中讲述了治理的源起、发展以及作为元治理的自组织与治理的密切关系，此书中间部分关于治理的文章（论文）汇编则是当今国际社会中重要的前沿理论研究，最后部分便讲到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脉络，以及我国政府治理的变迁。
治理的源起与发展治理一词最初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原意是控制、指导或者操纵，关于它的流行则是出现在70、80年代，主要原因是与各种社会学科中出现的研究范式危机有关，这部分危机主要是指有的学者和专家对于当时主流范式描述和解释本学科的“实在世界”的能力不满而引起的。
于是便将“治理”作为重要的课题加以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许多新兴的词语或者是学科是在问题出现时、危机显现时、社会转型时出现的，真可谓“时事造学科”。
在治理的“实在世界”中提到，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速度的加快，治理的手段、方式、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治理一词在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中越来越频繁应用。
伴随着近年来各种网络扩张，市场和等级机构的作用有所下降。
在政治领域、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一切协调的方式都会遇到两难的困境、矛盾、怪异的现象和失败，此时治理的作用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其地位也应当并且也会有所提升。
治理兴起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使得自组织在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协调方面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市场或等级制原本所起的作用。
治理与自组织关系的密切性提到治理自然说到自组织，因为它与治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自组织概念是源自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是相对与被组织而言的。
它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机构、团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很有潜力的理论范式。
有学者研究表明，事物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较低有序走向较高有序的进化过程有两种，其中一种方式便是自组织，即自我组织起来实现有序化。
在《治理与善治》中，对自组织也进行了分类，其依据的是需要协调的行动系统之类型。
将其分为三类：第一层面上指的是，结成人际关系网的自组织。
在这一社会网络中，个人代表的是其本人或其所担任的职能系统，不需要让特定的机构或组织承担义务。
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自组织最基层的最为微观的单位，当然这是相对与默顿的中层理论来说的，读后感《《治理与善治》读后感 2010-10-23》。
第二个层面是指，组织间关系的自组织。
以有明确的任务---“战略联盟”成员之间的谈判和正面的协调为基础，而纽带便是成员之间的利益共同点，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它是自组织很重要的要素之一，共同利益点是协调的基础和前提，自组织中的成员各自掌握着为达到互利结果所必需的、同时又是分散控制着的独立资源。
这体现着成员的独特价值和相互制约性，但对自组织的产生分歧埋下了苗子。
第三个层面上的是指，若干系统之间调控的自组织。
即以降低噪声干扰和进行负面协调为基础，这点我个人认为书中说的有点过于具体了，这样的话代表性就不是很强，说服力自然有所减弱。
之后提到的组织更具纲领性或者负有明确使命的组织体系。
这是上升到宏观层次的自组织，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自组织也有其自身的困境：首先是其内部成员共同做到既有凝聚力有有适应性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其次，是单一自组织保持各自的统一和独立，同时又要与其他组织在物质、社会、空间尚保持相互依赖，相互和谐共存，也实属不易；最后，在不同的等级体制下，自组织又各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统一协调的实现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对于成功的协调和治理来说，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即所采取的协调方式如何、需要治理的对象的配合程度、实现协调的环境状况如何。
一般来说，当环境相对稳定、成员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式的检查、互动式的学习逐步改进，此时的治理或者说是协调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善治以公民社会为基石，公民社会因善治更和谐《治理》一书的第二个侧重点就是善治。
善治的实质是权力的部分转移，即国家的若干权力向社会的转移和回归，是还政于民的过程。
当然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善治有赖于国家和政府，但更确切的说是更多的是依赖于公民的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建立，只有健全的公民社会才会有更好的善治，而更好的善治也会使公民社会更加的和谐和美好。
需要首先解释一下的是：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三个词语。
简单的讲，公民社会是强调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特别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很多年轻学者喜欢用这一术语，也是《南风窗》杂志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宗旨之一：呼唤和建立公民社会。
其政治学意义，即强调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的民间组织和机构；社会学意义则是强调其“中间性”，即三分法，将整个社会系统分为国家、市场、社会三个互补的领域，主要是指社会领域的活动。
而市民社会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中，有一定的贬义，学届一般将其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
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们惯用的词语，主要是历史学者来研究中国近代中的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的主体是，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组织（CSOs）,离开了这一主体也就谈不上公民社会了，它的三个主要特点是，第一、非官方性，它们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不代表政府或国家，也不代表市场经济中的任何立场，是专属于社会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寻求最大化；第二是其独立性，即有自己的组织机制、管理方式，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管理上都相当地独立于政府；其三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是自愿而非强迫的，因此也可称为志愿组织。
而纵观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国民间组织的又是具有特色的，即其形成具有一定的过渡性，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形成，又是在社会逐步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中形成的。
再者就是特色性，绝大多数的民间组织是政府创建并被主导的，尤其是繁琐的所谓的正式的登记注册机制，在暑期的调查中发现，许多社区自组织为找一个挂靠单位而“奔走呼啸”，以及名称的取得也得经过登记部门的“深思熟虑”，再者就是“创利”（包括物质上的经济利益和名义上的荣誉）后谁来接受荣誉称号，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自组织发展的步伐受到阻碍。
前段时间热议的由著名影视明星李连杰主创的“壹基金”的发展前途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深思社会组织的发展实属不易。
渠道的不畅通极大的阻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
当然社会组织的发展必然会给政府的管理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正确的引导，积极的促进社会组织的有序建立，主动地去接受社会领域（第三部门）组织的发展是对政府魄力的考验，更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驱力。
因为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使得政府不可能在仅仅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力去解决一切问题了，更多的是社会力。
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是中国日后的道路选择，适时适度的放权也将会是社会发展一种趋势。
〔《治理与善治》读后感 2010-10-23〕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有关治理与善治论文2000字
原文：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翻译： 上善之人与水一样，水利万物，却不与万物争利。
处于人们讨厌的地方，与“道”相近，处居善于选择地方，心沉犹如深渊，与万物善行仁慈，言语能守信，从政善治理，处事能稳妥办成，一切行为能随时随情况而改变。
与万物不争，故此不会有麻烦过失。
追问： 哥哥 能给个八百字左右的 读后感 么
回答： 额，，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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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给个原文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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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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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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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了
追问： 谢谢了哈..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是什么意思，要详细的，不要大意
老子的是正善治
没太听说过~~~最常听的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
不加作作~正善治听着像宗教而来~
《大学》读后感，200到400字就行了，不用太多。
多谢
读后感 我这个人不喜欢看书，特别是那种很厚的书，看几页就不想看了。
可是，现在在大学就靠自己给自己充电，所以，只能强逼着自己看。
最近老师要求我们看一些古代蒙学的教材，我看了，我觉得看过之后我整个人都变得有知识的气质了。
真是应了那句话“”，这些书不仅对古代的学者影响深远，而且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有很高的价值。
、本是中的二篇，今单独抽出印行，说明它们有独特的价值。
《大学》中提出的“，在明明德”的命题就深受的作者的称赞；“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方法，强调的重要性；其中“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论述，反映了作者先进的经济思想，这些都值得我们很好地体会。
所以命名为《大学》者，正如所说，“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下面就介绍我读《大学》的感想《大学》原是中的一篇文章，作于春秋末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以后不久。
它是我国儒家经典的组成部分，指有关政治、哲理的高深而广博的学问。
《大学》依据孔子、孟子“仁政”的思想，阐明了新生的地主阶级“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文中提出三条基本原则（三纲）和八个方法步骤（八目）。
“三纲”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大学》认为，人生来就是具有高尚的“明德”，入世以后，“明德”被掩，需要经过“大学之道”的教育，重新发扬明德，各心民心，达到道德完美尽善的境界。
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八目中，“修身”是根本，也是关键。
前四目是“修身”的方法；后四目是“修身”的目的。
书中我最认同的一句话是“经文”章里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意是：通过探索了解道理，丰富知识，处事的意念诚实，对待事物的态度就客观了，人的心志就端正了，品行也就好了，家族也就可以整肃好，就能治理好国家，天下平了。
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该多好，天下能太平，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
书中我们都应该做到的是：“孝子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衰，祭则致其严”。
大意是：孝敬侍奉父母时，应当尊敬他们，使父母高兴，父母生病时，应当表现出焦虑，他们死后，应当十分悲痛，祭拜父母时要严肃，这样才算孝敬。
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两句话，那么人人都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品德、端正的态度，那家族就会兴旺起来，国家就会强大起来，那国家之间将很友好，天下就太平了，这是多么美好，希望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是古典诗文《大学》第一章里的句子。
意思是《大学》的原理，在于使人们的美德得以显明，在于使天下的人革旧更新，在于使人们达到最好的理想境界。
读书自然不是为了统治国家或者从政，说亲民可能扯得过远，古代的大学指君子之学，为人君，至于人，恐怕现在人或者学生早已忘了何为仁，当然我也承认，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仁是什么含义；我读了《大学》这本书之后，并没有从其中悟得太多哲理，只是学会了一种处世心态。
亲民、至善——大学之道，强调的不仅是人们的道德实践，它还要求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是一个推已及人的过程。
亲民，说到底，就是将自己的道德修养普遍地施及于天下百姓，并使天下百姓都能提认到自己心灵中所具有的诚明性德。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共同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这样就能做到大学之道所谓的“止于至善”了。
《大学》总结了人一生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模式，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意思是所强调说的：如要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关键在于须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思想）。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意思是所讲的要治好家族，关键就在于必先修养自身之品德。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意思是所说的要治理好国家，关键须先治理好家族。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意思是所说的是要使天下太平，根本在于先要治理好国家。
因此，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作为人生的第一大学问。
“修身” 就是我们所讲的“做人”。
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然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才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达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
如果一个人没有学会做人，连自己的事、自己家庭的事都管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去做官、去治理国家，否则，将会给他人、给社会造成损害。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做人，不管他学富五车，有亿万财富，他的人生最终都是失败的人生。
正如古人所说的：“官品即人品，做官先做人”。
反过来讲，那些懂得做人，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的人，则永远被怀念、被学习。
所以，古人说：“才智，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
《大学》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做人要以身作则，待人处事要心平气和。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整的境界。
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
而且做事要分轻重缓急，否则本末倒置就糟糕了……大学短短的两千来字，就深刻阐明了人生和社会的大学问，以及做学问的最高境界。
学问不在于某一具体的技术，不拘泥于世俗的琐事。
学问在于明辨世间的大是大非，在于促进社会进步，为天下人树立榜样。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无为”是什么意思
现在来讲这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
简单的按字面解释就是没有作为 没有行动的意思做为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要看和什么联用了比如 碌碌无为就是贬义词清净无为就有一点褒义词在里面
治理的治怎么组词
自治，统治，处治，医治，治安，治本，治标，治愈，治疗，治病，治水，治学，治家，治军，治罪，治国，政治， 治水，惩治，治装，省治，调治……
“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体系中有三个主要支撑点：复礼，为君子。
孔子对的信心，源于对夏礼、商礼的了解；周礼权威的重新树立，始于日常琐事之间，更在于对“礼之本”的自觉。
“为仁”是对礼的补充与深入，涉及为仁的基础、为仁的方法、为仁的作用。
“君子”人格涉及好德、重义、谦让、博学、笃实等诸多方面，既为儒者提供了修身目标与路径，也使复礼、为仁落到了实处。
关键词：孔子；复礼；为仁；君子。
作者简介：周山，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
一、克己复礼：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礼，在老聃的思想体系中列在末位，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1）礼，仅仅处于“乱”的前沿；从某种意义上说，礼是乱的开始。
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列在最前沿，因此而构成以“礼义”亦即“仁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成为儒家的旗帜、儒学的灵魂。
春秋末期，礼的产生与发展，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
有史可查的夏、商两朝，礼似乎还处于祭神时的器物与程序仪式的规定阶段；到了周代，除了从祭神的仪式规定转入人世间的人际关系的规范及其以规范治理国家社会；祭神的仪式，也便从礼之中剥离开来，成为一项专业内容。
礼的作用，也便从祭神转变为“序民”、“整民”，即成为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
在鲁国学者左丘明主编的《左传》中，明确表达了这一个思想：“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夫礼，所以整民也。
” 经国家，定社稷，主要是整治统治阶级内部秩序；序民、整民，便是对人民的统治。
礼的工具性作用，说得明明白白。
礼节的繁琐，也到了极致。
周朝制礼的代表人物，是封地于鲁的周公旦。
然而到了春秋末期、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礼已经崩溃。
破坏周礼的人，首先来自贵族统治阶级内部，表现为诸侯对懦弱无力的周天子的不敬，表现为诸侯国中权臣的越位乃至于权力争斗引发的权臣杀君等等。
鲁国是诸侯中向礼的基础最好的国家，此时也已难免违礼之事的频频发生。
例如，按周礼，贵族娱乐时的舞列（佾）有等级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
鲁国大夫季孙氏，却“八佾舞于庭”，严重违反了周礼，所以孔子表示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2）意思是，季孙氏连僭用天子之乐的事情都能忍心去做，那么他还有什么违礼之事不忍心去做呢
鲁国还发生一件严重违礼的事情，也引起了孔子的严重不安：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家族，祭祀祖先完毕之后，用天子的礼节唱着《雍》诗撤去祭品。
孔子评论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3）意思说，唱着“助祭的诸侯，庄严肃穆的天子”的诗句撤去祭品，这样的仪式，怎么可以用在三位大夫的家庙里呢
以上两件违礼之事，仅仅是鲁国大夫所为。
违礼的严重性，更及于鲁君。
按周礼，不娶同姓；鲁、吴两国贵族都姓姬，然而鲁昭公却娶吴女为妻。
孔子游学陈国时，陈国的司寇问孔子，昭公是否知礼
孔子答：“知礼。
”孔子走后，陈司寇问孔子的学生巫马期：“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
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
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意思是，孔子这样的君子，居然也帮助别人隐匿错误。
如果娶同姓的人也算懂礼，那么天下还有谁不懂礼
其实，孔子也知道昭公娶吴女是一件违礼之事，然而昭公乃鲁国君主，孔子按周礼是不能言自己君主之过的，他只能回答“知礼”。
所以，当孔子知道陈司寇背后批评他的话时，当即表示“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4） 而发生在鲁国以外的违礼之事，还要普遍、严重得多。
面对周礼全面崩溃、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子关于“克己复礼”的呼声，也便应时而起。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意思是：“克己复礼”是古书上记载传下来的话，不是他的发明。
《论语·颜渊》篇也记载了孔子向颜渊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话。
可见“克己复礼”是孔子承袭前人之言而又经常讲的一句话。
孔子要“复”的礼，不是夏、商、周三代所有的礼，而只是周礼。
他认为，周礼是借鉴二代之礼的基础上制订的礼。
他曾经跟学生子张分析社会发展趋势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5）损是减少，益是增加；殷商的礼，是在夏礼基础上减少一些和增加一些；周礼又在商礼的基础上减少和增加一些。
“损益”的原因，自然是社会变迁的缘故。
根据上古三代的因、革规律，完全可以推知以后的社会变迁方向。
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是周天子的时代，因此，他所说的“克己复礼”，是要恢复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6）恢复周礼的理由十分充足：周礼是在二代之礼基础上损益而成，是三代之礼中最完备的礼。
孔子对周礼的自信，来源于他对夏、商之礼的了解：“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7）他自称可以解说夏、商二朝的礼，并且指出夏朝后裔杞国现在所保持的礼已经不足以反映本来的夏礼；殷商的后裔宋国现在所保持的殷礼也已经不足以反映当初的殷礼。
不仅夏、商二代的礼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失传，即是当时的周礼，也已经与原本的周礼日离日远。
齐、鲁之地，齐为姜太公之封地，鲁为周公旦之封地，都是周朝的文化重镇。
然而时至春秋末期，周礼在齐鲁也已发生很大改变。
其中齐国虽然比鲁国强大，周礼的变异却更大。
原因是齐国自桓公称霸，急功近利，周礼已成霸政之余习；鲁国虽弱，先王之遗风尚在，周公之法制犹存。
齐国已经在观念上发生变更，鲁国则仅仅是对周礼的淡化。
孔子认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8）意思是，齐国的政治作一下整顿变革，只能达到鲁国现在的水平；鲁国的政治作一下整顿变革，就可以回到礼治的轨道。
言下之意，孔子把“复礼”的希望，寄托于鲁国；他要把鲁国作为“复礼”的基地。
孔子虽然能说清楚夏、商、周三代的礼，但是要别人相信他说的礼就是上古三代之礼，仅凭他空口宣传是不够的，还需要他拿出证据来。
而夏、商二代的礼，杞、宋两国“不足徵”，“文献不足故也。
”鲁国虽然遗风犹存，真要“一变至道”，不免总有遗漏处。
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鲁昭公才出资让已经授徒讲学的孔子带着一位贵族弟子“适周”向老聃学礼。
学成归来之后，孔子讲礼，便将老聃关于礼的言、行，作为周礼的权威证据。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孔子与曾子、子张讲丧礼时言必称“老聃”的记载中感觉得到。
在孔子看来，能否“复礼”亦即回归周礼的关键，是能否克服人的私欲。
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是诸侯有私欲所造成。
大国、强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于是便有了不顾礼义的侵吞兼并。
在此基础上，便有挟天子以令诸侯，或拒绝向周王室依礼进贡。
有一位周天子，就是因为讨伐拒不进贡的楚国，才失足落水溺死于长江之中。
诸侯国内部，权臣势大，便要犯上作乱，赶走甚至杀掉君主，篡权夺位。
家庭内部，同样因为个人私念的缘故，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
所以，只有克制住私欲，才能回归周礼。
“克己”是“复礼”的必要条件。
礼无处不在，大至国家庙堂之上，小及家庭琐事、饮食男女。
“子入大庙，每事问。
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入大庙，每事问。
’子闻之曰：‘是礼也’。
”（9）孔子初仕，入周公庙助祭，每遇一事，总要问主祭者。
知礼而仍问，这是助祭对主祭的尊重，是一种礼。
旁人以为孔子不知礼而问，才是不知礼的表现。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都有礼的规定。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10）伯牛是孔子的得意弟子，病危之际，孔子前往看视。
按周礼，病人之床置北窗下，若有君王来看视，当移至南窗下，使君王得以南面视己。
伯牛家人礼尊孔子，也将伯牛移居南窗下。
孔子以自己不当受此重礼，所以未进入伯牛之室，而是站在南窗外，伸臂入内，与爱徒握手永诀。
孔子此举，不仅是谦礼，也是以身作则，给弟子们做榜样。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都有礼的规定。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10）伯牛是孔子的得意弟子，病危之际，孔子前往看视。
按周礼，病人之床置北窗下，若有君王来看视，当移至南窗下，使君王得以南面视己。
伯牛家人礼尊孔子，也将伯牛移居南窗下。
孔子以自己不当受此重礼，所以未进入伯牛之室，而是站在南窗外，伸臂入内，与爱徒握手永诀。
孔子此举，不仅是谦礼，也是以身作则，给弟子们做榜样。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将孔子当作父亲一样看待，孔子也将颜渊当作儿子一样看待。
颜渊英年早逝，孔子极度悲痛，连呼“天丧予
天丧予
”还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11）意思是：我不为他悲痛，还为谁悲痛
但是，涉及丧礼，孔子绝不徇情。
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鲤也死，有棺而无椁。
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12）孔子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孔子没有卖掉车子买个外椁，原因是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大夫，按照周礼，大夫出行，必须乘车，不能徒步。
颜渊虽然很有才华，也不能破这个礼。
据孔子弟子们的记载，孔子大至上庙堂、入公门，小至穿衣、饮食，处处注重礼的规范。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过往，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摄齐升堂，鞠躬如也。
”（13）这一节文字，还仅仅是关于孔子在朝堂之上的守礼形状。
日常饮食方面的回归周礼之举，也十分繁琐，如：“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
未到时令的果实，不吃。
肉割得不方正，也不吃。
看来，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14），若当真循礼而食、循礼而眠，也不是一件简单平常的事情。
孔子如此坚持礼的原则，如此拘于琐碎小节，他是不是太迂腐、太死搬硬套呢
从另一些史料记载来看，孔子的回归周礼，其实也有应时制宜、通达权变的一面。
《论语·子罕》篇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麻冕，礼也；今也纯，俭。
吾从众。
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
虽违众，吾从下。
”礼帽用麻料制作，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都用丝线制作，这样更省俭一些。
孔子赞成大家的做法。
臣与君行礼，先在堂下磕头，升堂之后再磕头，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直接到堂上磕头，这是骄慢的表现。
虽然违反大家的做法，孔子还是赞成原来先在堂下磕头、上堂再磕头的礼法。
这是一组对比的例子，反映了孔子关于礼的权变，比较注重实际，既不僵死守礼，也不盲目从众。
《论语·先进》篇中，还有关于如何评判学礼之人的一段话：“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先学好礼乐再谋求仕途发展的人，因为生活在乡村中而被人们视为野蛮人；入仕做官之后再学习礼乐的人，反而成为人们所敬重的君子。
孔子明确表示，如果选用人才，他一定会选择先学好礼乐再谋求入仕的那种人。
这段话，涉及到如何运用周礼的标准选拔和评判人才的问题，涉及到礼法中的名、实问题。
先学好礼乐，未必一定入仕做官；但是要想入仕做官，必先学好礼乐。
否则，不知周礼，如何做这周官
从名、实观点而言，学了礼乐再做官，便是名、实相称的官；未学礼乐便做官，便是有名无实不称职的官。
春秋末期的周官，多有先入仕做了官，再去拜师学礼乐，反而博得一个好学的贤名。
这些未学礼乐先入仕途的人，往往就是礼崩乐坏的根源。
孔子的这段话，是对春秋末期诸侯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批判。
孔子虽然一举一动都讲究礼，很注重礼的形式，甚至于坐一张板凳、吃一块肉、挟一筷菜都要讲究礼，就象他对颜渊讲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5）在视、听、言、动等四个方面遵守礼的规范。
但是，他更看重礼的实质。
一位名叫林放的鲁国人问“礼之本”时，孔子十分赞赏这一提问：“大哉问
”认为大家都在追逐礼的细枝末节时，林放能着眼于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十分难得。
他告诉林放：“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
”（16）他用祭礼、丧礼为例子，说明礼的“本”之所在：祭祀时，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治丧时，与其丧礼熟练周到少哀悼，不如发自内心的悲戚。
孔子对“礼之本”的这种认识，有其源头。
《周易·升》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无咎。
”意思是，只要心诚，简单的祭祀也能获得神的赐恩，无灾难。
《周易·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意思是，东邻杀牛厚祭，还不如西邻心诚薄祭，更能得到神的福佑。
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周易》讲祭礼注重“心诚”的观点，深入孔子之心，所以他要发出“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的感叹。
心诚为礼之本，贯穿于孔子一生。
礼是衡量人的行为举止的一把尺子，也是衡量国家政治秩序的一把尺子。
礼的回归，既是规范人的需要，也是规范国家秩序的需要。
孔子的“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规范，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此，他在提出“克己复礼”的同时，还有一个配套的理论，这就是他的“正名”理论。
孔子在卫国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国的国君正等待着先生去治理政事，先生打算先做什么事
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
”子路不理解，认为孔子太迂腐，怎么会先做正名这样的事
孔子告诉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17）为什么要把“正名”列为头等大事，因为事关“礼乐”能否兴起，而“礼乐”的能否兴起，最终关系到社会的能否安定。
倘若老百姓“无所措手足”，社会势必要乱。
社会一旦动乱，最大的受损者也就是原来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正名”的好处，统治者也心知肚明：“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18）在这里，正名，就是用礼这一把尺子衡量人际关系，要人们位其所位。
位其所位，社会就稳定，既得利益者仍然得利。
这是孔子要把“正名”作为头等大事去抓的主要原因。
但是，社会稳定对老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长期遭受社会动荡之苦的情况下，社会稳定也是老百姓的普遍祈盼。
二、为仁：礼的补充 如果说，“礼”是孔子继前人之说，“仁”则是对“礼”的补充和深入，是孔子对周礼的一种“损益”即发展。
礼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是可以看得清说得明的规章制度，用现代语言表述，是一种形式。
所以，礼如同一把尺子，可以度量人的行为是否与之相符。
仁则是人的一种内在品性，一种特殊的内涵；相对于礼，仁是一种内容。
说仁是人的一种特殊内涵，因为它是人经过努力之后达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性。
所以，仁存在于人，虽然可以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得以体现，却不同于礼之于人那样可以直截了当地确认和表达。
《论语·公冶长》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孟武伯问：‘子路仁乎
’子曰：‘不知也。
’又问。
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
’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
’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路、冉求、公孙西三人，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孔子对这三个人的才能，了如指掌：子路善治军，冉求善治政，公孙西善交际。
然而，孔子却不能确认这三位学生的道德品性是否达到了仁这一境界。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人的仁的认定，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孔子生平关于仁的话题虽然讲得最多，却从未肯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仁人。
在他的心目中，有三个人可以称为仁人，一是微子，二是箕子，三是比干。
这三个人都是早已作古的殷代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19） 孔子讲仁，是讲“为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为仁”基础，二是“为仁”的方法，三是“为仁”的作用。
1、“为仁”的基础。
“为仁”的基础，在人的品质。
根据人的品质差异，大致分为“近仁”与“鲜仁”两种类型。
近仁，亦即与仁的距离近，这是“为仁”的基础，是通过“为仁”最终成仁的必要条件。
“近仁”的品质，未必一定能“成仁”，但是若无“近仁”的品性，就一定不会“为仁”而至“成仁”。
什么样的品质属于“近仁”类型呢
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
”（20）意思是，具有刚强、果断、质朴、谨慎这四种品质的人，接近于仁。
讷的本义是出言迟钝，这里可引申为出言谨慎。
正直，“近仁”的另一品德。
鲁国有一位名叫微生高的人，素有正直之名。
“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21）意思是，有人向他讨醋，他家里没有，就向邻居家里讨了醋转给那人。
孔子认为，微生高这个人并不真实。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将孔子当作父亲一样看待，孔子也将颜渊当作儿子一样看待。
颜渊英年早逝，孔子极度悲痛，连呼“天丧予
天丧予
”还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11）意思是：我不为他悲痛，还为谁悲痛
但是，涉及丧礼，孔子绝不徇情。
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鲤也死，有棺而无椁。
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12）孔子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孔子没有卖掉车子买个外椁，原因是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大夫，按照周礼，大夫出行，必须乘车，不能徒步。
颜渊虽然很有才华，也不能破这个礼。
据孔子弟子们的记载，孔子大至上庙堂、入公门，小至穿衣、饮食，处处注重礼的规范。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过往，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摄齐升堂，鞠躬如也。
”（13）这一节文字，还仅仅是关于孔子在朝堂之上的守礼形状。
日常饮食方面的回归周礼之举，也十分繁琐，如：“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
未到时令的果实，不吃。
肉割得不方正，也不吃。
看来，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14），若当真循礼而食、循礼而眠，也不是一件简单平常的事情。
孔子如此坚持礼的原则，如此拘于琐碎小节，他是不是太迂腐、太死搬硬套呢
从另一些史料记载来看，孔子的回归周礼，其实也有应时制宜、通达权变的一面。
《论语·子罕》篇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麻冕，礼也；今也纯，俭。
吾从众。
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
虽违众，吾从下。
”礼帽用麻料制作，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都用丝线制作，这样更省俭一些。
孔子赞成大家的做法。
臣与君行礼，先在堂下磕头，升堂之后再磕头，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直接到堂上磕头，这是骄慢的表现。
虽然违反大家的做法，孔子还是赞成原来先在堂下磕头、上堂再磕头的礼法。
这是一组对比的例子，反映了孔子关于礼的权变，比较注重实际，既不僵死守礼，也不盲目从众。
《论语·先进》篇中，还有关于如何评判学礼之人的一段话：“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先学好礼乐再谋求仕途发展的人，因为生活在乡村中而被人们视为野蛮人；入仕做官之后再学习礼乐的人，反而成为人们所敬重的君子。
孔子明确表示，如果选用人才，他一定会选择先学好礼乐再谋求入仕的那种人。
这段话，涉及到如何运用周礼的标准选拔和评判人才的问题，涉及到礼法中的名、实问题。
先学好礼乐，未必一定入仕做官；但是要想入仕做官，必先学好礼乐。
否则，不知周礼，如何做这周官
从名、实观点而言，学了礼乐再做官，便是名、实相称的官；未学礼乐便做官，便是有名无实不称职的官。
春秋末期的周官，多有先入仕做了官，再去拜师学礼乐，反而博得一个好学的贤名。
这些未学礼乐先入仕途的人，往往就是礼崩乐坏的根源。
孔子的这段话，是对春秋末期诸侯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批判。
孔子虽然一举一动都讲究礼，很注重礼的形式，甚至于坐一张板凳、吃一块肉、挟一筷菜都要讲究礼，就象他对颜渊讲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5）在视、听、言、动等四个方面遵守礼的规范。
但是，他更看重礼的实质。
一位名叫林放的鲁国人问“礼之本”时，孔子十分赞赏这一提问：“大哉问
”认为大家都在追逐礼的细枝末节时，林放能着眼于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十分难得。
他告诉林放：“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
”（16）他用祭礼、丧礼为例子，说明礼的“本”之所在：祭祀时，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治丧时，与其丧礼熟练周到少哀悼，不如发自内心的悲戚。
孔子对“礼之本”的这种认识，有其源头。
《周易·升》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无咎。
”意思是，只要心诚，简单的祭祀也能获得神的赐恩，无灾难。
《周易·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意思是，东邻杀牛厚祭，还不如西邻心诚薄祭，更能得到神的福佑。
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周易》讲祭礼注重“心诚”的观点，深入孔子之心，所以他要发出“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的感叹。
心诚为礼之本，贯穿于孔子一生。
礼是衡量人的行为举止的一把尺子，也是衡量国家政治秩序的一把尺子。
礼的回归，既是规范人的需要，也是规范国家秩序的需要。
孔子的“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规范，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此，他在提出“克己复礼”的同时，还有一个配套的理论，这就是他的“正名”理论。
孔子在卫国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国的国君正等待着先生去治理政事，先生打算先做什么事
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
”子路不理解，认为孔子太迂腐，怎么会先做正名这样的事
孔子告诉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17）为什么要把“正名”列为头等大事，因为事关“礼乐”能否兴起，而“礼乐”的能否兴起，最终关系到社会的能否安定。
倘若老百姓“无所措手足”，社会势必要乱。
社会一旦动乱，最大的受损者也就是原来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正名”的好处，统治者也心知肚明：“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18）在这里，正名，就是用礼这一把尺子衡量人际关系，要人们位其所位。
位其所位，社会就稳定，既得利益者仍然得利。
这是孔子要把“正名”作为头等大事去抓的主要原因。
但是，社会稳定对老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长期遭受社会动荡之苦的情况下，社会稳定也是老百姓的普遍祈盼。
二、为仁：礼的补充 如果说，“礼”是孔子继前人之说，“仁”则是对“礼”的补充和深入，是孔子对周礼的一种“损益”即发展。
礼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是可以看得清说得明的规章制度，用现代语言表述，是一种形式。
所以，礼如同一把尺子，可以度量人的行为是否与之相符。
仁则是人的一种内在品性，一种特殊的内涵；相对于礼，仁是一种内容。
说仁是人的一种特殊内涵，因为它是人经过努力之后达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性。
所以，仁存在于人，虽然可以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得以体现，却不同于礼之于人那样可以直截了当地确认和表达。
《论语·公冶长》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孟武伯问：‘子路仁乎
’子曰：‘不知也。
’又问。
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
’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
’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路、冉求、公孙西三人，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孔子对这三个人的才能，了如指掌：子路善治军，冉求善治政，公孙西善交际。
然而，孔子却不能确认这三位学生的道德品性是否达到了仁这一境界。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人的仁的认定，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孔子生平关于仁的话题虽然讲得最多，却从未肯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仁人。
在他的心目中，有三个人可以称为仁人，一是微子，二是箕子，三是比干。
这三个人都是早已作古的殷代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19） 孔子讲仁，是讲“为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为仁”基础，二是“为仁”的方法，三是“为仁”的作用。
1、“为仁”的基础。
“为仁”的基础，在人的品质。
根据人的品质差异，大致分为“近仁”与“鲜仁”两种类型。
近仁，亦即与仁的距离近，这是“为仁”的基础，是通过“为仁”最终成仁的必要条件。
“近仁”的品质，未必一定能“成仁”，但是若无“近仁”的品性，就一定不会“为仁”而至“成仁”。
什么样的品质属于“近仁”类型呢
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
”（20）意思是，具有刚强、果断、质朴、谨慎这四种品质的人，接近于仁。
讷的本义是出言迟钝，这里可引申为出言谨慎。
正直，“近仁”的另一品德。
鲁国有一位名叫微生高的人，素有正直之名。
“或乞醯焉
写一篇儒家理治、德治、人治与法治的读后感
、人治、礼治与德治(道德规范) 所谓人治与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那种把人治理解为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关系,而没有一定的规范可守,这种人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的乃是一种礼治秩序。
当然,那些开国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规范时是会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多少会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
但他们也会受到社会传统规范的束缚,不可能随心所欲。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通过绅权来实施的礼治,并把其与西方社会的法治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法律制度。
但是,与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区绅权的)礼治相对应的,应当说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还存在着由于民间道德规范约束而在民众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德治(以积德为宗旨,以善恶之报为法则),或者说存在着民间的对于一般行为的普遍性的道德规范。
当然这一提法(称之为德治并与法治、人治、礼治相并列)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论证,但只讲礼治并不能完全涵盖我国民间的全部道德规范。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是有其特定含义的,礼义由贤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礼是特定文化中由圣贤制定的行为准则,而不同于民间朴素的伦理规范(民间的积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治、礼治、法治这些列于经传的、与政治权威相联系的行为规范都可以归类于人类学所说的大传统,而一些流行于民间朴素的道德规范(民间的德治,训诫人们不要作孽)也许可以归类于小传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法律、礼和道德: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
法律是从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
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
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
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
……礼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讲明了法律、礼治和道德三者之间的不同。
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礼被传统社会认为是士大夫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但这是由统治者为维护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别社会秩序而倡导并教化民众的正统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规范。
而民间的道德则源自于民众中多少带有些自发性的如积德、从善,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朴素的观念。
所以,礼治与德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礼治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和乡绅利益的,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家》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礼教的吃人与不道德。
在一些社会场景中,礼治压制了民间的朴素道德观。
如礼所维护的三纲五常推崇烈妇,年轻寡妇自杀殉夫是会受到家族、社区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贞节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后会叹息落泪,说这是作孽。
虽然儒家推崇的守礼与民间流行的积德在某些行为规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时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说明两者之间也存在冲突(如寡妇殉夫),所以礼治并不能等于以朴素道德观念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德治。
这里称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理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行为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我国传统的农村,几乎村村都有庙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观,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龙王和当地有灵验的地方神癨\\\\。
人们会到城隍庙里去求签问卜和哭诉自己的冤屈。
民众对于作孽会遭天谴的敬畏形成了他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自我约束的某种德治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氛围。
但是这种民间朴素的德治自解放以来,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涤荡已不复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对其他人(包括亲戚、同事、邻居、老师等)进行的关押迫害、人身侮辱、武斗等等行为,从传统道德的观点来看都是作孽,但是却成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时髦行为。
斗私批修可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礼,而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红色礼治与封建社会的礼治一样在实践中同样有违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时,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直接与全面地冲击了民间宗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摧毁了民间关于积德和作孽会遭报应的信仰体系。
除了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区与世隔绝的村落里的人们,现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们已经不大会对孩子们讲不要作孽这样的道德训诫了,恐怕向孩子们重复频率最高的是功利主义的训诫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挣钱做官,才能有出息。
孽这个词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现得越来越少了。
这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呢? 还是某种意义上在道德方面的堕落? 在强调法律的同时,社会中关于孽的意识的普遍淡化,不考虑做了缺德事是否会遭报应或者根本否认报应的存在,是否是当今人们行为中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认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会权威,那必然是一种强权就是公理的混乱状态。
中国民间的传统道德规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的某种民间乡土资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梳理中,在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与达到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这也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