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500字左右的文言文读后感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
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
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
还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
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
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
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
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
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
其他大臣或已投降。
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
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
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
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
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
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
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
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
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
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
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
赵随即被杀。
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
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
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
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
“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
“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
”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
”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
”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
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
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
”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
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
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
”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
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
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勇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
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
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之置，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
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
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
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
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邓世昌 邓世昌：“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 邓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
广东番禺人。
1867入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璋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帮带。
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
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
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
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
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
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
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
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
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
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
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
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
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
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
1996年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示纪念。
邓世昌有三儿两女，长子邓浩洪，承袭世职，任职于广东水师，1947年去世；次子邓浩洋，青年早逝；三子邓浩乾是遗腹子，曾在民国海军部供过职，1969年逝于无锡。
关天培 关天培（1781～1841.2.26），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
字仲因，号滋圃。
江苏山阳(今淮安)人。
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
后累升至参将。
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
次年,擢总兵。
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
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
赴任后,踏勘地理形势,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为信炮台；在上横档岛一线，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远)，改建横档、镇远炮台，增建永安、巩固炮台,控制东西水道；在虎门底,改建大虎山炮台。
另铸6000斤以上大炮40门，安置各炮台。
同时抓紧训练,制定春、秋操章程。
1838年,在镇远、威远炮台间增建靖远炮台，首次安设西洋铜炮，并在横档东侧水道架设排链两道。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粤禁烟，协助缉拿烟贩，收缴鸦片，并指挥水师多次与英舰船交火。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钦差大臣琦善至广东,一意主和，懈于防务。
1841年1月7日,英方发动虎门之战，企图以武力迫使琦善屈服，出动舰船10余艘，攻占沙角、大角炮台。
2月26日，英军又以战舰10艘、汽船3艘，配以登陆部队，猛攻横档岛一线6炮台。
关天培于靖远炮台督军顽强抵抗，并亲燃大炮对敌轰击，负伤力战殉国。
其办理广东海防的奏折公牍，辑为《筹海村集》。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家。
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小雷锋便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
连长没同意，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他。
1950年，雷锋当了儿童团长，积极参加土改。
同年夏，乡政府保送他免费读书，后来加入少先队。
1956年夏天，他小学毕业后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不久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并于1957年加入共青团。
1958年春，雷锋到团山湖农场，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了开拖拉机。
同年9月，雷锋响应支援鞍钢的号召，到鞍山做了一名推土机手。
翌年8月，他又来到条件艰苦的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曾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当时的《辽阳日报》报道了这一事迹。
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期间，他曾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标兵，18次被评为红旗手，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詹天佑，字眷诚，江西婺源人。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
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
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
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
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
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詹天佑（1861－1919），江西婆源人。
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铁路工程专家。
他自幼酷爱学习。
1872年，12岁的詹天佑考取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班。
在美国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发愤学习自然科学。
1878年，17岁的詹天佑考入了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和铁路专业，毕业成绩优异。
1881年回国。
1888年在当时的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
在他开始任职的八十天里，就完成了塘沽到天津的铁路铺轨任务。
后来又建成了滦河大桥。
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正式接纳詹天佑为会员。
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修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1919年，詹天佑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终年58岁 董存瑞 永远的丰碑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生辰：1929年10月15日 祭日：1948年5月25 日 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
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当过儿童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
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
后任某部六班班长。
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
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奖章”。
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
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
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
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
”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
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
危急关头，他毅然决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
”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陈露，中国第一位世界女单滑冰冠军[真冰] 让世界知道中国的滑冰界开始出现强人 李四光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邓亚萍小球（乒乓球）为国家赚来无数荣誉； 徐悲鸿．（1895－1953），是兼采中西艺术之长的现代绘画大师，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出身农村，家境清贫。
父亲徐达章是个村塾教师，擅长花鸟，人物画。
徐悲鸿4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耳濡目染，自幼对绘画发生兴趣。
9岁随父学画，10岁已能作父亲的助手。
农忙时，兼做耕作，贫苦的劳动生活，使他从小养成了勤劳，简朴的作风和诚实正直的性格。
他13岁时遇上大荒之年，随父走江湖，依靠鬻字卖画为生。
17岁时，父亲染上重病，家境每况愈下。
八口之家的生活重担，从此落到徐悲鸿的肩上。
他在小学，中学任图画教师，也到上海等地靠卖画为生。
19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愈加贫困。
把分给我吧，谢谢^_^~~
中国3500个常用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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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世界读后感或者曾国藩家书读后感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 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得神奇， 心中也愈充满敬畏， 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 心的道德准则。
——康德 当合上《苏菲的世界》这本书时，我对作者——乔斯坦·贾德着实佩服。
他巧妙地借用 柏克莱“灵”的哲学思想——我们周遭的世界与我们的生命全都存在于天主心中，控制了苏 菲的世界。
这使得这本关于西方哲学的哲学史书更富有神秘的哲学气息。
“你是谁
” “这个世界从何而来
” 这两个问题，开启了哲学之门。
当现实的人们正在为柴米油盐的生活所忙碌时，为严峻 的就业形式所烦恼时， 有谁停下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一个至今无法找到答案而存在问题的问 题。
艾伯特对苏菲说：若将宇宙比喻成魔术师变出的兔子，人类就则是寄居在兔子毛皮深处 的微生虫，享受安逸，而哲学家总试图沿着兔子细毛往上爬，以便看清那个魔术师的模样。
这批哲学者家们，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对自己也满是疑惑。
他们思考着设法解 释生命中发生的种种。
事物是怎么来的
泰利斯说水是万物之源， 赫拉克里说理性是万物之源， 恩培窦可里斯 说万物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现在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轻松地从书本上窃取 “基本粒子”的概念，可是在古老的社会，他们只用了感官与大脑提出“没有一切事物来自 虚无”这样的概念。
眼里看到的和脑子里所想到的是怎样的关系（即哲学中所讨论的“物质”与“意识”的 关系） ?柏拉图提出 “理型的世界” 亚里斯多德 、 “没有天生的概念” 黑格尔的 、 “唯物论” …… 这都是哲学家对世界的探讨啊
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批判地继承他人的论点，这样地交流 岂不美妙么
即便自己的理论不完全正确，却也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交代。
对于世界从何而来这样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确定的材料， 所以我们永远不 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因为我们的理性不再发挥作用。
但哲学家就是这样，明知如此，还是 会一问再问，全力解答这些艰深问题。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可爱之处，迷人之点吧
生活在这个大大的宇宙中的小小的我们，亦如星际尘埃，显得如此微渺。
不奇怪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信仰上帝，这个宇宙带给我们太多的秘密，让我们捉摸不透，所以有人选择将那 份好奇寄予在一个飘渺的物上。
抬头仰望星空，看不到天的边界，假借伟大的科学设备，越是看到星际无穷得庞大，越 是显得自身如此渺小；越是了解它多一分，越是对它多一份敬畏。
这便是哲学的魅力么
亲 爱的人类，你们感受到了么
公安海警学院三十六队 陈炜丹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初级哲学书籍，讲述的是 14 岁的少女苏菲某天放学 回家发现一封由一个神秘的哲学导师寄来的信，从此开启了她学习哲学的道路。
随着苏菲的经历，一系列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和哲学思想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从而 也引起我对这个世界谜团的好奇与思考。
整本书篇幅很长，我前后一共花了两个多月才读完，内容很多，对于哲学史 的发展过程，我记住的很少，但是作者独具匠心的构思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
阅读前几章， 以为本书的主角就是苏菲和她的哲学老师艾伯特， 而越往下， 越觉得诡异，到苏菲十五岁生日的那场哲学宴会上，我才渐渐意识到，本书真正 的主角是席德和她的少校父亲， 而苏菲和艾伯特只是本书作者笔下的人物席德之 父少校笔下塑造的人物，少校创造出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作 为给女儿席德的生日礼物。
而奇怪的是，在少校的笔下，苏菲和艾伯特也渐渐感 受到了这个创造者的存在，知道了自己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中，于是他们通过自 己的努力，最终脱离了少校的控制，获得了成功。
这种被创造者逃离被安排的命 运的构思，让我感觉很微妙，甚至感到思维有些被小小的扭曲了。
很久以前就被灌输以一种思想，就是哲学书非常枯燥、难啃，所以这是我第 一次尝试阅读哲学类的书籍，但它给了我惊喜并激起了我的思考和兴趣。
书中的 少校笔下的苏菲的世界固然是一篇哲学的发展史， 但它给我的启迪却很多， 我想， 作者用心良苦的构思，或许是要更直观地告诉我们，真实与虚幻其实并没有什么 界限。
而我们是谁，谁又是我们，我们是否真实的存在，还是如同苏菲和艾伯特 一样，只是被一个更伟大的个体所操纵着的一些幻像而已
一切都如同迷一样。
但无论如何，即使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不解，世界仍旧存在，地球仍旧旋转，时间 仍旧流逝，周而复始……或许这就是哲学吧
知名作家南方朔是这样评价本书的：《苏菲的世界》的小说部分，苏菲的主 “ 体自觉过程颇像侦探故事加上现代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哲学加侦探，加幻想， 再加上宇宙观，它让人心胸开阔，这不正是哲学爱智最古典的定义吗
”是啊， 虽然初次接触哲学的我还不能非常深刻地理解书中的一些内容， 也不能像南先生 那样作出深刻的评价，但是，我感受到，它唤醒了我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人生终 极意义的思考，这的确是一本好书
《苏菲的世界》读后感《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初级哲学书籍,讲述的是14岁的少女苏菲某天放学回家发现一封由一个神秘的哲学导师寄来的信,从此开启了她学习哲学的道路.随着苏菲的经历,一系列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和哲学思想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从而也引起我对这个世界谜团的好奇与思考.整本书篇幅很长,我前后一共花了两个多月才读完,内容很多,对于哲学史的发展过程,我记住的很少,但是作者独具匠心的构思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阅读前几章,以为本书的主角就是苏菲和她的哲学老师艾伯特,而越往下,越觉得诡异,到苏菲十五岁生日的那场哲学宴会上,我才渐渐意识到,本书真正的主角是席德和她的少校父亲,而苏菲和艾伯特只是本书作者笔下的人物席德之父少校笔下塑造的人物,少校创造出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作为给女儿席德的生日礼物.而奇怪的是,在少校的笔下,苏菲和艾伯特也渐渐感受到了这个创造者的存在,知道了自己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中,于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脱离了少校的控制,获得了成功.这种被创造者逃离被安排的命运的构思,让我感觉很微妙,甚至感到思维有些被小小的扭曲了.很久以前就被灌输以一种思想,就是哲学书非常枯燥,难啃,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尝试阅读哲学类的书籍,但它给了我惊喜并激起了我的思考和兴趣.书中的少校笔下的苏菲的世界固然是一篇哲学的发展史,但它给我的启迪却很多,我想,作者用心良苦的构思,或许是要更直观地告诉我们,真实与虚幻其实并没有什么界限.而我们是谁,谁又是我们,我们是否真实的存在,还是如同苏菲和艾伯特一样,只是被一个更伟大的个体所操纵着的一些幻像而已 一切都如同迷一样.但无论如何,即使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不解,世界仍旧存在,地球仍旧旋转,时间仍旧流逝,周而复始……或许这就是哲学吧!知名作家南方朔是这样评价本书的:《苏菲的世界》的小说部分,苏菲的主体自觉过程颇像侦探故事加上现代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哲学加侦探,加幻想,再加上宇宙观,它让人心胸开阔,这不正是哲学爱智最古典的定义吗 是啊,虽然初次接触哲学的我还不能非常深刻地理解书中的一些内容,也不能像南先生那样作出深刻的评价,但是,我感受到,它唤醒了我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这的确是一本好书!《曾国藩家书》读后感 刘镇铭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 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
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 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了 60 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 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 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
青年时代的就曾说过：愚于近 人，独服曾文正。
而蒋介石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 师资。
”蒋介石去世之前，一再叮嘱他的长子蒋经国要终生研究曾国藩。
可见曾 国藩影响之大。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位兄 弟的家书中。
曾国藩的家书，共有 330 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 个。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
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 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
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
在家 书中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对子女的学习教育非常严格的父亲。
他很多家书中都要 求其子，把日常练习的字，诗词等作品寄给他看，然后，他再根据他们的学习 情况加以指导，他指出“读书宜专，习字宜恒”。
同时他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一次其子久病不愈，他信中仔细询问有没有在吃药，吃了什么药等等。
还建议 要想身体健康关键是平时要加强锻炼，不能一味的靠吃药，“饭后千步走”是 个不错的健身方法。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 贴入微;、又是最仁慈的父亲，其后世子孙中大师级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
曾 国藩的家教或许给出了答案。
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 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
与曾氏家教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目标发 生了偏差，我们过分的重视了“才”的教育，忽视了“德”的教育。
什么是曾 国藩所说的“君子”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有定论：“才德全尽谓之 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
愚人不 足为社会患，小人却是社会的大患，“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 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
振聋发聩，值得我们深省呀。
我们的学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的“重负”主要来源于学数学、学写 作、学英语、学各式各样的特长……。
与曾氏家教比，我们的道德教育大都停 留在空谈、口号的层面。
学校教育应当是生活教育，教育孩子们明白人与人的 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兄与弟的关系，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把人做好。
让孩子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应该尽什么义务，应该行什么礼节，这就是教育。
《曾国藩家书》中对弟子的教育就是从生活行为入手，着眼道德培养。
而我们 今天的教育却把这些忽略掉了。
有人戏称我们和孩子是“非常 6+1”的关系，6 个大人围绕着 1 个孩子转。
再穷也要富孩子，致使许多孩子生活不能自理，不 知道生活的艰辛，追求享乐，攀比虚荣。
许多孩子也习惯了自己的中心地位， 人人为我，我还为我，极度自私。
这样的孩子都不懂也不会去敬爱自己的父母， “孝”是“仁”的基础，不懂得敬爱自己的父母，又怎么会爱他人、爱祖国。
对家庭失去责任感，又会去担负什么社会责任呢
不“修身”怎能“齐家”何 谈“平天下”。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 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大多 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 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 高级干部。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称赞他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 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
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 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桐城派的文 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 冠冕一代。
所以说虽然是在腐朽、封建的清王朝，曾国藩自有他的一套，但是现在的 我们也可以借鉴他好的一面，运用到平时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让自己成 为一个有深度的人，对社会、国家，做点奉献，就算是默默无闻，哪怕没有他 那样流传百世，也要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以绵薄之力回报社会和家人。
俗话说：文如其人。
读曾国藩的家书，好像听见他在耳边娓娓道 来，看不到丝毫厚黑、狡诈，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政治家。
家书从曾 国藩由翰林院庶吉士初授官职到去世前不久，跨越近三十年。
除了思 想渐趋成熟外， 他的志趣仍然和少年读书时一样， 始终以读书人自居， 这决定了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也成为他一生成功的基石。
他在信中 表述的对为学、作文、历史等等的认识，有很多经验值得后人学习， 按现在的话说， 即是他有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和领悟能力。
他科举出身， 却深得教育大义，更加强调灵活大气、坚挺的文风。
他在家书中对自 己官场得失谈的较少，而始终牵挂在心的是少年时学习的误区，如字 体、天文等，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同时，他官学并举，胸怀大 略，时时刻刻警戒自己：做官清廉、做人谦逊、做事勤劳。
对弟弟、 儿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功夫力透纸背，非一般官宦人家所能及。
感受最深的， 是他作为过来人对以前每个阶段读书方法和效果的 总结。
他的方法积极向上，深得儒家精神熏陶。
开始认为自己学术修 养已经可以了，可是准备写书时又认识到基础不扎实、涉及面窄，还 远远没有达到总结前人经验后再提炼的地步。
他讲究做人与作文融会 贯通，特别强调读书的意会和对人的教化作用，教导儿子“自古圣贤 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以诗言 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然冲融之趣”，“人之气质，由于 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于陶诗之识度不能领会， 试取其诗反复读之，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 圣贤豪杰皆已登堂入室”。
对科举考试，他评论道：只有文丑而侥幸 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针对弟弟们的考试失利，建议他们从自身找 问题，而不是徇私舞弊，到主考官面前说情。
他总结了为学初始阶段 模仿和积累的必要，“收效较速，取径较便”。
对于通用学习方法，他 谈到“看生书宜求速，温旧书宜求熟，习字宜有恒，作文宜苦思”。
读 经之法在于“耐”字，一句不通，不看下句；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 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
他感叹少年十 五、六岁是人生长、读书的关键时期，自己到三十岁时方悟出文理之 意，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引以为重的知识。
除了读书习字之外，曾国藩也提到了修身养性、处理人际关系等 方面。
姑且不论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是非功过， 仅从个人角度来看， 历史上轰轰烈烈、建功立名的人物能做到功成而退、善始善终的人少 之又少。
而在晚清动荡的政局下，他以汉族耕读人家出身的背景，能 做到官居一品，爵至封侯，不仅需要足够的能力和魄力，更需要洞悉 人生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可以从曾氏家书中窥见一斑。
他在位居 高官时仍能以朴实的观念教育儿子，“陈岱云姻伯之子，比尔仅长一 岁，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遂尔勤苦好学，少年成名。
尔幸托祖父 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
在大儿子 23 岁时，指出“今年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发愤，父兄师长 不能为力”；对小儿子则指出“生长富贵，但闻谀颂之言，不闻督责鄙 笑之语，故文理浅陋而不自知。
处境太顺，无困横激发之时，难期其 长进”。
他在京城权倾朝野，却规劝家人不要自高自大，插手地方政 事。
对同为高官的弟弟，他谈到“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 以诚愚应之。
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 无已时耳”；“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
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 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此时家门极盛，处处皆行得 通。
一旦失势，炎凉之态处处使人难堪。
故不如预为之地，不见不闻 之为愈也”，“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从这 些言语里可以感受到他的坦诚大度和坚毅稳重，这些绝不是所谓厚 黑，完全是积极向上的认识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和现代社会卡 耐基、拿破仑·希尔等的成功学如出一辙。
读曾氏家书一个重要的收 获就在于能让读者直接与他对话，有助于纠正社会上某些观念的误 导。
杜甫现实主义代表作品
杜甫 (712 ～ 770) 唐代诗人。
字子美。
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
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他 7 岁即开始学诗， 15 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
他的生活从 20 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 731 ） 至天宝四载 (745) 。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
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
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
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
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
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
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 10 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
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 , 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
天宝十载 , 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
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
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
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 (756) 至乾元二年 (759) 。
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 , 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
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 , 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 , 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
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 , 满腔悲愤 , 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 (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 (770) 。
11 年内 , 杜甫在蜀中 8 年，在荆、湘 3 年。
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 ( 《咏怀古迹》 ) ，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 5 年 , 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
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
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
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
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 59 岁。
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
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 ,43 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 (813) ，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有：《北征》，以“三吏”合称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以“三别”合称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