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女儿叫什么
长章㸚，二女，章叕，三女，章㠭，四女，章㗊，㸚，读lǐ的时候思为“稀疏明朗的样子”；读作l时候，有“（停）止”“系”的意思。
叕，读zhuò的时候有“连缀”和“短、不足”的意思；读yǐ的时候叫做“张网的样子”；读jué的时候意思是“速”。
㠭zhǎn，其实就是“展”的古字。
㗊，读jí的时候有“众口喧哗”的意思；读léi的时候就通“雷”字。
《中国通史》讲的什么内容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
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
新式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
至于各种、、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
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
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
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
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
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
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
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
”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
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
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
〔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
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
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
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
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
〔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
〔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
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
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
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
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
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
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
〔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
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
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
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
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
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
”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
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
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
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
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
”〔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
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
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
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
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
呜呼
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
”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
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
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
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
”〔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
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
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
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
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
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
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
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训诂学历史上有哪几个发展阶段，给阶段代表性的训诂著作
二、写出下列训诂学家的主要著作 1.郝懿行：《易说》《书况》 2.刘熙：释名、孟子注 3.张揖：广雅、埤仓、古今字诂 4.颜师古：匡谬正俗、急就章注、汉书注、五经正义 5.郭璞：尔雅注 6.服虔：春秋左氏传行谊、春秋汉义驳 7.邢昺：论语正义尔雅义疏孝经正义 8.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三、写下列著作的作者及主要内容 1.周礼正义——书名，八十六卷，二百余万字，作者为清代学者孙诒让。
《周礼正义》是疏证周代官制的书，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是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
2.方言——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全名《楢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西汉扬雄著。
今存13卷。
体例是先列举词条，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
书中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还掺杂少数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
《方言》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转语等，从中可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轮廓。
《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在中国和世界的方言学史上都享有盛名。
3.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作者蒋礼鸿，语言学家。
字云从，浙江省嘉兴人。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一部考释敦煌变文中词语的专著。
该书对语词的通释研究，使敦煌变文的词义多已涣然得释。
这对于读者读懂变文及当时的其他文学作品都是很有助益的。
该书为语词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训”和“诂”两个字连用，最早见于汉代毛亨所作的《毛诗诂训传》。
孔颖达认为：“诂者，古也。
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
训者，道也。
道物之貌以告人也。
”“诂”是解释“异言”的，“训”是“道形貌”的。
《毛诗诂训传名义考》的作者是马瑞辰。
黄侃先生认为：诂就是故，本来的意思。
解释词的本义。
训就是顺，引申的意思，解释词的引申义。
训诂是用语言来解释语言，包括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训诂工作是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
训诂工作主要有三种：注释工作、纂集工作、考证工作。
训诂材料包括：随文释义的注释材料，跟注释工作相对应；纂集类训诂专书，跟纂集工作相对应；考证材料，与考证工作相对应的材料。
前人所称的“传”、“说”、“解”、“诠”、“疏”、“证”、“微”、“诂”、“注”、“义证”、“正义”等，都是随文注释的名称。
纂集类训诂专书有：依物类分篇汇集同训词的《尔雅》；依照据形说义原则用部首统帅文字的《说文解字》；专门纂集声训以明语源的《释名》；沟通方言词与标准语音义的《方言》等。
考证专书包括：孔颖达《五经正义》；顾炎武《日知录》；王念孙、王引之《读书杂志》与和《经义述闻》；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与《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李慈铭《越慢堂日记》； 黄侃说：“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
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
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 训诂是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材料，训诂学是研究语言意义的理论。
训诂学三个时期是：早期训诂学、晚期训诂学、现代训诂学。
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字的形、音、义）古代合称“小学”。
训诂学在具体实践中所面临的两大任务是：应用训诂学和理论训诂学。
应用训诂学侧重于实际应用，主要是解读和注释古代文献。
理论训诂学侧重于理论探讨，如词和义之间的关系等。
应用训诂学和理论训诂学二者的关系是：理论探讨以实际应用为目的，实际应用以理论探讨为指导。
训诂的产生期在先秦两汉；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在魏晋隋唐；训诂的更新与变革期在宋元明；训诂实践的兴盛与训诂理论的探讨期在清代；训诂学科学理论的创建期在近现代。
训诂的萌芽期在先秦，训诂工作的系统化期在两汉。
训诂发展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再度注释的出现、训诂范围的扩大、集注、集解的出现与字书、韵书、义书的分立。
再度注释的代表是孔颖达奉敕所作的《五经正义》。
郭璞注《尔雅》和《方言》。
《论语集解》的作者是魏何晏。
魏晋至隋唐时期，注释工作有所深入、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训诂纂集的种类有所增多，所以这是一个训诂学的发展时期。
造成宋代的疑古与创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程颢、程颐、朱熹等代表的宋明理学的需要，二是训诂工具的改进，为疑古创新提供了客观依据，宋代开创了古音的研究。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
他兼具汉儒求实与宋儒创新的长处，代表宋元明最高成就。
明末训诂的进展主要有：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朱谋玮《骈雅》、方以智《通雅》、陈士元《俚言解》、张存绅《雅俗稽言》、李实《蜀语》、黄生《字诂》和《义府》。
朱谋玮《骈雅》开创了以偶释偶的复合词书体例，方以智《通雅》则突破了《尔雅》的范围，以经史为主，兼含文字音韵训诂的大型词典。
章太炎的学术著作有《国故论衡》、《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
十种小学根柢书包括：《尔雅》、《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
章太炎认为训诂的方法，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
黄侃认为训诂的方法，一曰互训，二曰义界，三曰推因。
标志着训诂学走向现代的著作是：胡相安《中国训诂学史》、齐佩榕《训诂学概论》。
为近代训诂学的独立及其科学化做出过贡献的学者有：沈兼士、何仲英、杨树达。
沈兼士有关词源和训诂学的著作有：《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声训论》、《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
杨树达的训诂著作有：《训诂学讲义》、《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词诠》、《汉书窥管》。
随文释义的训诂材料的体式包括：传注类、章句类、义疏类、集解类、征引类、音义类。
注释书中的训诂内容包括：解释词义、解释句意、讲解语法现象、说明特殊的修辞表达方法、说明古代制度、习俗等文化常识。
训诂纂集专书的性质是在随文释义训诂的基础上形成的，按一定原则编排起来的，有目的的类聚字、词、义系统的训诂材料。
十种根柢书中，属于义书的有：《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属于形书的有：《说文》、《玉篇》、《类篇》；属于音书的有：《广韵》、《集韵》。
训诂纂集专书的类型有：集合贮存型、整理编选型、理论证实型。
考证的步骤一般是：提出考证对象、考求材料证据、论证。
一般考证都由三部分组成，发疑、取证、释理。
考证的类型分为：证实类和反驳类。
证实类，对未有结论的问题证明其结论；对已有的结论考察核实。
证实类考证多因语义不明、证据不足、论证不详而发疑。
反驳类，对已有的结论提出异议，以证据推翻之；同时提出新的证据而易以新的结论。
反驳类考证多因原来的解释没有看到较充分或较全面的证据、虽有证据而对证据不能正确理解、违背语言规律、违背注例、违背事理而发疑。
词存在的两种状态：贮存状态和使用状态。
贮存状态的词义具有概括性、抽象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体现在历代编纂的辞书中，每个词的意义大多是多项的。
使用状态的词义即个人言语中的具体意义，意义是固定的，多体现在随文释义的材料中，每个词的意义大多是单项的。
不但有具体涵义和规定所指，还可能带有说、写者个人经验和感情色彩。
随文释义的任务：确定义项、明确指向、陈述具体义值。
三种不同性质的训释是：形训、声训、义训。
训诂考证的三种方法：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
只有本义才能直接与字形切合，只有本字才能直接反映本义。
只有笔意才可以以形索义。
因声求义是一种利用语音线索来明假借、系同源、考证古书词义的方法。
语源分为系源和推源两类。
判断一个训诂好坏的标准是：看是否符合语言规律、看是否符合文情语境、看是否符合逻辑事理、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注释结论是否正确，可以从语言文字、文情语境、事理逻辑、客观史实等多方面进行验证。
通过学习三字经,谈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
《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
《三字经》篇幅不长，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
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
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
(《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余字，历举中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
”(《朱子新探索》第67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 《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
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宋代之前启蒙读物主要用四言写成在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
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中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
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
万方来朝，臣妾使令。
边境无事，中国安宁。
百姓承德，阴阳和平。
风雨时节，莫不滋荣。
灾蝗不起，五谷孰成。
圣贤并进，博士先生。
”正是用四言写成的。
被人们视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
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
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
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第23页)四言相对于三言，虽然只多了一个字，除了增加编写的难度之外，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启蒙读物的沿革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虽然以《三字经》最负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三字经》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在《礼记?曲礼》中，有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短小整齐而又押韵的语句；在《列女传》中，也有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的语句。
这些语句，教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不虚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情，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
朱熹认为，这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
(《朱子语类》卷7)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把这些内容收录在《小学》中。
我们注意到，因为时代久远，又没有别的证据，朱熹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审慎地用的是一种不肯定的疑似口气。
如果朱熹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早在《礼记》成书的战国及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诵读的读本了。
在现今依然流传、由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其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
第二、三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七言编写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
它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
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开始，而以“姓名迄，请言物”转入介绍“诸物”名称。
这一部分长达134句，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积，前后句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编写形式，主要是中国人姓名的特点决定的，编写者并没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编写启蒙读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经》的渊源时，朱熹的《女已志铭》也受到个别研究者的关注。
朱熹的《女已志铭》无序文，全部铭文只有86个字:“朱氏女，生癸巳。
因以名，叔其字。
父晦翁，母刘氏。
生四年，呱失恃。
十有五，适笄珥。
赵聘入，奄然逝。
哀汝生，婉而慧。
虽未学，得翁意。
临绝言，孝友悌。
从母葬，亦其志。
父汝铭，母汝视。
汝有知，尚无畏。
宋淳熙，岁丁未。
月终辜，壬寅识。
”(《晦庵集》卷93)陈荣捷在提出这则材料的时候，虽然表明“吾人不敢谓朱子为陈淳《启蒙》之前驱”，但又说:“陈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袭前人。
假如必须先例，则可取诸其师朱子也。
”虽然说“更不敢谓朱子为《三字经》之先例”，但强调“其女虽非幼稚，究尚未学，故此文乃为初学而设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页)，而且反复强调朱熹与启蒙教育的关系。
的确，朱熹非常注重启蒙教育，不仅曾编有《小学》和《易学启蒙》，而且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他的《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孝经刊误》等，旧时也曾用作启蒙读物。
他有关传统小学的论述，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
然而，将这篇为他女儿的墓志而作的铭文，看作是“为初学而设”，看作是为童幼而作，则显然过于牵强。
铭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来称述生平功德，使传扬于后世。
作为一种文体，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齐的形式写成，如《大学》所载的著名的商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
朱熹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写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为了使其生平懿德传扬于后世，从形式而言，则合乎“铭”的文体，与启蒙教育没有什么联系。
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
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
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
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
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
”(《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
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
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
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
(《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
《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弟，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停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通道笃，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养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
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
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从《三字训》到《三字经》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
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
《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
”(《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
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
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
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读本
什么是中华民族
1、中华民族概念提出 [编辑本段] “中华民族”是我们常用的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实际上，这个词，或者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只有区区一百余年的时间。
“中华民族”一词是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之“民族”一词相互结合而成的。
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 中华本为汉族自称 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和从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
他在该文中，在“黄帝子孙”一词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吾族之名，故改用此。
” 1905年，梁启超在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地指出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
” 杨度、章太炎和黄兴皆有使用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是年5月20日，他在连载的一文中，在与梁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即“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也多次使用“中华民族” 。
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章太炎在一文中，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3月19日，革命派领袖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的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这里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
同时，在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民族“大同主义”。
2、中华民族涵义扩大 [编辑本段] 1911年12月1日，一些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在库伦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尼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
针对这样的分裂行为，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示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作为民国的总统袁世凯，此时也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示发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过程中，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尼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
此后，“中华民族”一词时已不在专指汉族，而是泛指中华各个民族的观念已经开始普及。
“中华民族”趋向融合 民国初期，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是李大钊。
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他发表和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
”李大钊这里的“中华民族”指的是融合中华各个民族后的新民族。
1922年，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撰写，他在书中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指的是汉族，同时又指出“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一体特征，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并具体指出“故凡满州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明确指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
”梁启超毫不动摇的坚信，要使中国不亡，必须推行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涵义的演变 梁启超的“多元混合”说 1905年，梁启超写了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杨度的“文化族名”说 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一文，将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将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
这里，杨度将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颇具文化色彩和理论意义。
章太炎的“汉族中心”说 章太炎并不反对杨度乃至梁启超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国各民族的论断。
他与杨度所不同的是:一是坚持要以汉族为中心；二是要由汉人组织政权；三是以汉族来逐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
众所周知，章太炎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者。
但他在这里表述的观点较其1903年前后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 一向倡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融合和民族和谐。
－－－－－－－－－－－－－－－－－ 3、中华民族内含 [编辑本段] 世界民族之林有一个璀璨的明珠，那就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分布在亚洲的东部和中部。
经过民族识别，现今的中华民族共包括： 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 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僳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共56个民族。
此外，尚有少量未经识别的人口。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 1133682501 人。
其中汉族占91.96%，少数民族占8.04%。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
云：“中华者，中国也。
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
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
“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
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而中华帝国和其它古文明帝国一样，从小小的原始部落和小小的地区，不断的和其它的部落联合，融化和扩张，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帝国。
当研究其它的古文明时，现代人一直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文字，以致难以了解自己的文明之始末，而现代的中国人却能读通几千年前的文字，了解中华祖先的文化。
因为我们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的统一和连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当然有受到外族的侵入，中国也曾经被外族统治过，但是，不是我们要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文明，相反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不具侵略性，而博大精深的文明，所以，入侵者自己总是迅速的完全的被我们所同化，融合，使我中华文明更趋先进，更具活力。
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祖先吧。
4、中华民族缘源 [编辑本段] 自公元前三千至前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明初起的时代，有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的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
传说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致嫁娶，以丽皮为礼，创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而已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就约在五千年前，因此，伏羲氏确实应该是中华文化最早的代表。
女娲是在伏羲氏以后为天下共主，他作笙簧，是音乐的开始，传说她练石以补天，聚芦灰以止滔水。
神农氏（炎帝）继女娲后为天下共主，传说他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了五弦琴，开始蜡祭和市场。
看来，至他开始，中华民族开始进入农耕社会。
『五帝』乃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华”逐渐发展为多民族含义。
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定居于中国领土内的所有中国民族，即包括当代的和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蜚声于全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贡献， 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中华民族的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从元谋人、蓝田人到北京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最早祖先的演化过程。
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还说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
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北方、中原、南方三种不同的系统特征。
在华夏、夷、三苗等族开发黄河流域、东部沿海一带和长江流域的同时或稍后，氐、羌、戎诸族开发西北和西部地区，濮、越等族开发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狄、匈奴等族开发北部草原地区，肃慎、东胡等族开发东北地区。
随着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加强，为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从西周到战国800 年的诸侯割据，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此后的两千多年来，统一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汉族因在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所以他们所建立的中央王朝也最多。
这些王朝都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
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也在部分地区以至全国范围内建立过政权，各民族都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民族。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以其灿烂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著称于世。
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举世名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和火药的应用。
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虽然曾经互相侵扰和攻伐，出现过民族压迫和剥削，但始终存在着逐步接近、互相依存、友好合作、共同前进的关系，并成为中国民族关系中的主流。
中华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为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外国侵略，各民族人民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促使各民族的劳动者联合反抗阶级压迫。
如东汉的汉羌人民起义，清代太平天国起义和贵州张秀眉领导的苗族、布依族、侗族起义等，都是多民族参加的斗争。
至近代，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殖、反帝的共同目标和寻求民族解放的共同命运进一步把各民族紧密地团结成一个坚强整体，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持续斗争。
在东北和西北地区，抗击了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西南和中东南地区，进行了反对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斗争，挫败了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外国侵略的斗争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见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族人民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各民族之间以平等、团结、互助为内容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发展。
各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进行，人民生活大有改善，中华民族正以崭新面貌呈现于全世界。
中华民族一词，人人在用，天天在用，我们的国歌中也提到了中华民族。
但是要问：何谓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究竟包括哪些人
也许有很多人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我们不妨先看看国内外一些语文工具书上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解释。
外国的工具书解释得极为简单，不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汉族，他们一律释为Chinese。
我们对他们难作苟求，这种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他们当然更难说得清楚。
但是海峡两岸出版的工具书如果解释错误，那就说不过去。
可惜事实正是如此。
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外所有的工具书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解释都不确切。
大陆新版《辞海》释曰：我国各民族的总称。
台湾三民书局版《大辞典》释曰：族名，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
但如此解释，显然不妥。
因为， 一、民族与国家本来是不同性质的两种群体，不应混为一谈。
二、按照以上的解释，中华民族既然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那就可以说中华民族＝中国人，也就是把几千万海外华人扫除在外。
错误的产生，绝非无因。
我们过去对民族与国家的区别一向不太重视，混淆不清，由来已久。
民族之说，产生于近代，历史上则常以国家代替民族。
过去所说的爱国思想，实指民族意识；所说的爱国志士，实指民族英雄。
在辛亥革命时期，既有中华民族的提法，又有中华国族的提法，或竟直称为国族。
这就真正把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了。
对日抗战期间，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并提，只见其同，未见其异。
国歌中也只提中华民族而未提国家。
在进行宣传教育之时，分不清民族与国家，尚无大碍；但是科学的研究历史之时，却不容许存在这种混淆。
我们在探讨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时候，一定要摆脱国家这个概念的纠缠，纯粹从民族角度上去探讨问题。
一定不要忘记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国家、政权是人为的这种根本区别。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有哪些
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体现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共性中，又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各领域，也各自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西方化的色彩。
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逐渐西方化了，现当代文学批评体系西方化了，古代文学批评体系也在不自觉中西方化了。
在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中的表述语言，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定的传统色彩，但是基本的理论术语却是西方的。
这些西方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中国文学，但是从根本上却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反而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历史的事实和民族的传统，失去了民族的特色。
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坚持中国文化传统
这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要改变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模式，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方面进行充分的探讨，更重要的还是结合中国文学的特色而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实践。
最近，有幸拜读了杨树增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学史》，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想以此为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历史与文学始终有着不解之缘。
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学，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说起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我们也总是习惯于按朝代或时代来对其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
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文学的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得好：“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自“昔在陶唐”到“皇齐驭宝”，“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于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人们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常用话语，同时也成为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导。
\ 但是要说起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
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受制于历史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有时竟也与史学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
在中国的上古时期亦即先秦时期，以《春秋》、《左传》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同时也被我们称之为“历史散文”或曰“史传文学”；反过来，像《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被历史研究者视为最珍贵最可靠的上古历史文献，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后世称之为“史诗”，正所谓“六经皆史”、“六经皆文”。
到了汉代以后，虽然随着学术的分化而使中国的正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远，但是用文学来演绎历史或者把历史作为文学题材的现象并没有消失。
从远在先秦的《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开始而形成的杂史杂传传统，到汉代以后蔚为大观，出现了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佚名的《汉武帝故事》、刘向的《列女传》等一系列著作。
由此而往，魏晋南北朝有轶事类小说；隋唐以后有历史人物传奇；宋代有讲史话本；元代有历史戏剧；明代有历史演义小说；清代有历史题材的说唱；现当代有历史回忆录、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等。
它们的内容是“历史”的，形式是“文学”的，“文”与“史”在它们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远也不可能分开，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
\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虽然在断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的研究中不断地涉及这种现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成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化现象来认识，自然也没有人来揭示它的艺术特质，对它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考察。
这对于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传统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杨树增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这一文学现象的重要性，并率先对它展开了系统的研究。
他把这一类型的文学统称为“历史文学”，第一次对它的特质进行了具有科学意义的界定，对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并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历史文学史》（先秦两汉卷），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 “中国历史文学”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它既是以文学的笔法书写的历史，又是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它在先秦时期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由于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就逐步进入了“理性社会”，原本十分丰富的中国神话传说被过早地湮灭；而史官文化的发达则使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重史的传统。
这使先秦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像古希腊那样长篇的史诗，可是却产生了希腊人无法企及的历史著作。
如果说，正因为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的出现才会给西方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武库”，从而奠定了西方文学的文化传统，那么在中国，也正因为史官文化的发达，才使得先秦的历史文学成为中国后世小说、戏曲等的重要文化源头，甚至使其成为中国后世诗词曲唱等文学样式的“丰富的土壤和武库”。
我以为，杨树增教授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
他不仅为中国历史文学的本质给予定性，写出了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历史文学史，而且还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发生过程、发展规律，有利于从世界文化的范围内来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及其鲜明的民族特色，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是在西方文学史观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学史规律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习惯于按西方文学史的发展之路来评价和衡量中国文学史的发展。
例如关于史诗，曾经有许多学者以古希腊的长篇史诗为标准，认定中国古代没有史诗，这甚至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发达的标志。
这种论断自然是错误的，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玄鸟》、《长发》等诗，就是中国古代的史诗，它们虽然没有古希腊史诗的长度，但是却具备史诗的全部要素。
这种解释自然是有道理的。
毋庸讳言，《生民》、《公刘》等史诗在规模的宏伟和内容的丰富上远不能与荷马史诗相比，若以此来进行比较，仍然不能说中国的古代史诗与同时期的古希腊的史诗一样伟大。
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评价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发达的标准，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还是在不自觉中受制于西方文学的评判体系，仍然没有脱离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偏见。
而杨树增教授的研究则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他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着独特的发生发展之路。
这正如同杨树增教授所说：我国古代神话史诗的不发达，“这与其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短处’，不如将它视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特点。
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不曾发展出繁荣的神话文学、在荷马史诗的时期也没有产生出具有大型规模的叙事诗，但中国在当时却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那种全面、详尽地反映历史大变革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
因此，我们不必为中国没有产生古希腊那样的长篇史诗而自卑，而应该为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而骄傲。
这对于站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而又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学特色，其启示意义是极大的。
\ 杨树增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学史》给我的启发，不仅仅是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而且还有关于中国文学其他方面的内容。
“历史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之所以有意义，就因为它符合我们的民族文学传统，是在民族文学传统实际中概括出来的。
他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方面着眼，从中国文化特征的早期探源开始，从文学与史学以及其它意识形态的网状联系中理出头绪，从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去把握其发展脉络。
杨树增教授指出：“中国历史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是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及其演化，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清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历史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这条轨迹要合乎中国历史文学内在的发展逻辑。
当我们将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演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观照时，便会发现：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不仅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也与中国文学文体的演进相联系。
”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和史的框架，杨树增教授自然就把过去文学研究中难以涉及到、或者虽有涉及却因为难以纳入传统的文学系统因而不可能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些著作，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燕丹子》等纳入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学的范畴，并给它们设定了一个准确的文学史位置，同时得出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的结论。
由此推而广之，我们不仅可以揭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学”的发展规律，也可以揭示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等中国其它文学样式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
回想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民族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中国文学的实践中来研究它，而是用一套从西方引进来的文学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
本来，在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仅包含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学，如诗歌、戏曲、小说等，还包含策论、章表、书记等其它在今天看来属于非文学的文体形式。
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用章太炎的话说，那就是：“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这一说法，“五四”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缺乏现代的科学性，也和西方的文学观念不符。
从积极的方面讲，“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把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正式纳入了文学的殿堂，使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成为并立而行的四种主要文学形式，从而把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内容的东西如章表、书记甚至文字、训诂等东西排除在文学之外。
但是从消极的方面讲，由于新的文学观念不是来自于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事实的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而是用西方的理论和当代人对于文学的理解的基础上推衍出来后硬套在中国古代文学身上的。
这样在概括中国古代文学时便不免有削足适履之感，用这种文学的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因而也不能完整地描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也不能很好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
这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用今天的文学观念来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必然要砍掉其中一大部分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范畴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内容，举例来讲，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中，“文”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今天所说的文学散文，还包括其它的政论应用等多种文章文体。
可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中，“散文”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小的。
而缺少了对散文这一古代文学重要内容的全面叙述，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完整吗
第二，正因为我们用今天的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规范古代的文学，所以也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以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当前的文学史中，我们都把诗作为最典型的文学样式来研究。
可是我们都知道，早自《诗经》时代开始，我们对诗就有着独特的理解。
在古人看来，诗不仅承担着抒情娱乐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教化的功能。
在中国古人那里，作诗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有着复杂意义的文化活动；要做一个好的诗人，首要的条件并不是看他掌握了多少艺术写作方面的技巧，而是修身到了何种境界，是否具有“原道”、“征圣”、“宗经”的本领。
古人之所以把“诗三百”称之为“经”，就因为看到了它里面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功能。
“五四”以来，人们不再把“诗三百”当做“经”来看待，而只是当做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来研究，并美其名曰“恢复了《诗经》的本来面目”。
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想，这到底是“恢复”还是“破坏”了《诗经》的本来面目了。
我以为，如果我们不从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去认识《诗经》，我们就不会正确地解读它，就不会理解中国诗学传统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风雅”和“比兴”，也不会对中国诗歌的文化精神以及其历史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
由此而言，充分地重视中国文学中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前提。
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用现代人的概念来规范古人，把古人现代化，才真正体现了新世纪的科学精神。
四大国学经典是什么
《头颅中国》内容简介：近几年大陆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民国热”，时髦的民国风、民国范儿以及民国八卦，真假虚实，老百姓多半是弄不清的，可通俗读物一沾“民国”，便有了卖点。
章太炎、辜鸿铭、梁启超、钱穆、陈寅恪、鲁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苏曼殊、周作人、徐志摩、张爱玲、齐白石、沈从文等等大师名家，各具神采，魅力无穷，好似中国史上文化精英尽归民国。
然而近来人气口碑俱佳的《头颅中国》却为图书市场提了个醒——言中国文化之精妙，先秦还是当仁不让。
文武周公，孔墨孟荀，老庄商韩、……都是不二人物
“秦军斩首，秦俑无头
”据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无头俑触发了湖南作家黄摩崖的灵感。
2011年，摩崖先生特意选择崭新的秦文化据点--出土了3.7万枚秦简的湘西龙山县里耶镇（即秦洞庭郡迁陵县）作为创作地点，对先秦历史乃至华夏文明进行系统的剖析与独到的反思，一边追溯“中国梦”的源头，一边探索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
而这项成果的残稿竟然被他的夫人拿去参加网络大赛，并正式命名为《头颅中国》。
梁启超曾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阶段划分国史，先秦时期正处于“中国之中国”的大阶段。
黄摩崖对此有几点洞见--首先，“一代有一代之中国”，中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国史的基本原理。
凡将中国历史当作铁板一块来考量的，都不尊重历史事实。
其次，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先秦思想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头颅，重返先秦去寻找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是理所固然。
第三，历史不总是前进的，相反，历史是曲折的甚至是经常倒退的，这是“头颅史观”，即是说读史者和治史者都要学会接受被砍脑袋的历史遗憾，从“文明易折于野蛮”中懂得大道，而不是去为砍头辩护。
虎狼之秦正是华夏文明轴心时代的终结者。
第四，世界文明和而不同，标榜“普适”会带来侵害。
今日学界只迷醉于西方的学术范式，却不懂如何以中国之“精气”与“理路”去解释中国。
基于此，西方价值被神化，中国价值被遮蔽，长此以往，中国人将自绝于中国文明。
最后，作者本人从未丧失对国族文化信仰的自信与尊崇，也对中国人的未来充满期望，以匹夫之责带着温情之敬意与同情之了解创作此书。
章学诚有言：“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
”黄摩崖以“头颅”为寓， 打破了以往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分而论之的著史格局，再以二十“话”结构，遵循时间顺序，精妙讲述先秦文明史。
作者在书中试验了全新的话语模式，所谓“话”体，即是将读者视同“看官”，申论重大命题，这既是一场情感充沛、气势宏大的平民演说，又是一段逻辑缜密、环环相扣的学术探索。
“话”语深沉，却不失随笔的情趣机锋，更有小说的谋篇布局。
每一“话”都是在跨文化、跨学科、跨古今，且各有主题统摄小节，而标题规整，大“话”题为七言，小章节为三四言，有的标题甚至直接套用《人兽鬼》、《罪与罚》、《国富论》、《动物庄园》等名著书名，古韵里透着先锋性。
全书的文字庄重典雅，疾徐相宜，史料编排详略得当，新意辈出，全方位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先秦画卷。
《头颅中国》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追捧，并掀起了关于“头颅”寓意是什么的大讨论。
有心的读者们给出了不错的解读——“头颅”象征着中国人的“智慧”、“尊严”、“信仰”、“勇气”、“性命”与“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