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有几个读音，分别组词
贡献：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
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
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由于我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
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
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
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
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
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
史记作者是谁?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主要记诸侯之事，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他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
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
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
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
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
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
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
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
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
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
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
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
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
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
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
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
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
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
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
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
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
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
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史记》中的两个反暴秦的悲剧英雄的比较
共同点：1：都是胸怀大志。
陈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项羽见了秦王就说“彼可取而代之”。
都是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
2：都以兴楚灭秦为己任。
陈涉起兵后，号为张楚。
项羽更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后。
所以，他们都把兴楚作为自己反抗秦朝的名义和号召。
3：都是刚愎自用的霸者性格，不善于识人用人笼络人，这最终导致他们的失败。
所谓王者，应当有容人之度，识人之慧，用人之才。
史记中涉及李广的有哪些
史记故事读后感 指导老师:孟凤梧老师 班级:国二乙 座号:5号 姓名:吕维祥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由西汉司马迁所撰写.作者根据「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做实地采访并收集资料而写成.史记共有一百三十篇故事,分本纪,年表,书,世家及列传五类.记事从中华民族始祖炎黄二帝开始到汉武帝末,共有三千年的历史. 由於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史官,所以自小司马迁在耳濡目染下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一旦遇到问题,司马迁总会追根究底.如果书本上找不到答案,他便会求教他人或亲自实地考察以辨真假.当司马谈罹患重病时,他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再三叮咛他继承父业.也因此司马迁痛下决心要完成父亲的遗志,编写史记. 在人物描写上,司马迁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或赞美,或生气,或同情,不一而足,使东方朔,晏婴等历史人物个性分明,栩栩如生.而这也是史记的特色之一.此外,在史记的故事中,我发现君主常误信谗言杀害忠良.看来所谓的「忠言逆耳」对任何人都适用的.阅读史记除始我们了解朝代的兴替外,更可以让我们汲取教训,未来做人处事可千万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上册习作6 介绍家乡的名人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
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 。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明末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
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卒于曲沃。
康熙间被举鸿博，坚拒不就。
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
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家族风波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
到顺治七年（1650），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
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
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
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累拒仕清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晋谒孝陵。
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
是年炎武45岁。
顺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
康熙七年（1668），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
康熙十年（1671），游京师，住在外甥徐干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
正欠一死
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
康熙十八（1679）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
康熙十九年（1680），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
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丑刻卒，享年七十。
行己有耻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
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
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
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
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
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
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
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
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
……犹当博学审问。
……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
”（《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古韵研究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
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
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
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
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
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
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
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
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
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
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
《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
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