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在悬崖上》读后感
《在悬崖上》是一篇短篇小说，作者邓友梅，最初发表于1956年9月号《文学月刊》。
故事的男主人公“我”，调到建筑设计院不久，院里来了个搞雕塑的姑娘加里亚。
她是个混血儿，年轻、漂亮、浪漫。
她诱惑和挑逗“我”，“我”也爱上了加里亚。
“我”后悔自己结婚太匆忙，准备离婚。
于是，“我”家庭争吵不休，夫妻裂痕日益加深。
但是当“我”向加里亚求爱时，却遭到加里亚的拒绝。
原来，她追求的仅仅是被男人追求的满足，而不是严肃的爱情和婚姻。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走上了爱情的“悬崖”，因而逐渐回心转意，最终和妻子言归于好。
小说批判了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利己主义。
故事情节曲折，描写生动，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
邓友梅《在悬崖上》读后感
《在悬崖上》·青年时期的阅读记忆之一 邓友梅先生的中篇作品《在悬崖上》是我青年初期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小说。
那时，我刚高中毕业，在城北郊的一家工业技术学校学习机械车加工，在这个时期，我看到了一本主要以反映文革前十七年文学作品集萃的集子《重放的鲜花》，内中的许多作品读来倍感亲切。
比如《小巷夜雨》中女纺织工由旧社会的一个备受欺凌的妓女，变成为新社会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劳动模范并在火热的工厂生活中收获了她的爱情；又比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男主人公林震以他火热的激情，改变了某区委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旧官场作风等等。
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 是邓友梅先生的中篇小说《在悬崖上》，这部小说后来几十年我一直影响着我。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男主人公大学刚毕业到某个城市的设计院报到，接待他的，是该院的女团支部书记，也就是小说中后来男主人公的妻子。
女团支部书记热情端庄，衣着朴素，给了男大学生很好的印象。
后来男大学生开始向她发起追求，女孩没有拒绝，她“大方地答应了我星期天约她一块去玩”，这使男孩很激动“我是那么受宠若惊，似乎跟她走在一起，我的人格也高尚了许多——她是青年们的领导人啊
”对男孩提出的求爱要求，女团支书也没有反对，她只是沉思了一会，温柔地对男孩说：“你再考虑一下吧，我比你大两三岁呢，这也许不大好。
”但男孩却不在乎这个，他急切地说：“你这么说真伤害我，我爱的是你这个人，这和年龄有什么相干
”最终在男孩强有力的追求下，女团支部书记答应了男孩的求爱。
“从这以后，她对我更亲切了。
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她也处处操心。
我不会有计划地用钱，发薪的那两天，整天的又是吃又是买，一过十五号便连烟也没的抽。
她要求替我管账，从此我不仅每月过的都很富裕，而且能按月积蓄一点钱。
过去，我的袜子、手帕，一个月也不想洗一次。
碰到星期天，要和她一道去玩了，就慌慌忙忙地去买新的来。
她看见，就让我把旧的拿出来帮我洗洗补补。
单位的同志们很是羡慕我，我也心中暗暗得意。
这年秋天，我们结婚了。
” 按说，男大学生追到这么好的一个伴侣，应该备加珍惜才对，但日子一久，他便鬼迷心窍了。
“设计院新来了一个才从艺术学院毕业的、作雕塑师的姑娘，名字叫加丽亚。
她父亲是位音乐教授，母亲是个德国人。
她来时正是秋天，她穿着件浅灰色的裙子，米黄色的毛线衣，打扮的很是时尚。
她一天到晚兴高采烈的，一会儿把她的快乐传染给这个，一会儿又传染给那个。
我虽然不会像单位里那些单身汉似的去献殷勤，不过，说良心话，我也挺欣赏她的相貌和风度，很愿和她一起散散步，谈谈心。
不久，我们便相识了。
我称赞她的衣服和身材，她不仅不害羞，反倒爽快地议论姑娘们的身材特点，以及应该如何打扮之类。
我很喜欢她这种爽快劲，便也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然后又谈到了大学生活，共同的兴趣……越谈越投机，渐渐的，我们俨然就像一对朋友了”。
时间久了，男大学生从心里开始厌烦起妻子来，“她比我大两岁，也没加丽亚这么帅，要叫加丽亚看见我俩在一起走，她会怎样评论我呢
”“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不由得有些扫兴”“假如妻也有加丽亚的相貌、风度、趣味，那我该多幸福啊”“我和妻年龄差别这样明显，我是不是结婚得太匆促了点吧 ……”渐渐的，男大学生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坏，对加丽亚的感情却越来越浓，“每当我看到加丽亚的可爱处，便暗暗去和妻的讨厌处相比，甚至把妻引我讨厌的行为试放在加丽亚身上，那时就觉得这些行为也是可爱的。
我不否认妻在品质上思想上有许多值得尊敬的地方，但我觉得这对一个革命同志来说是重要的，但不一定适合作我的爱人
既这样，何不换个人? 于是，我脑海中产生出离婚的打算了”。
但是，毕竟男孩也知道妻非常爱他，对“离婚”二字总是难以启齿，“我下了多少次决心，但一到对着妻的面时我就张不开嘴了。
我知道她爱我，我提出离婚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不忍说出口。
我绞尽了脑汁想找一个既不使她痛苦又能达到离婚目的的办法。
我找机会说些别人离婚的故事，称赞那些人作得干脆。
又偷偷地把两人的衣服分开箱子，暗示她。
我已下决心要离开她，但天晓得，当她真的懂得了我的用意，脸色变得那么悲哀和可怕时，我又慌了，又拚命安慰她，不叫她多心，说我这一切行动全是无意的。
结果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之间更紧张，更痛苦了，我彻夜地失眠，她明显地瘦了下去。
我痛骂自己这种倒楣的‘善良’，却又下不了狠心”。
在男大学生最痛苦彷徨时，加丽亚对他的约会更频繁了。
终于，他心一横，在一个雪夜向妻摊了牌。
妻没有说一句话，“从椅子上提起手提包，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又回身轻轻地把门拉上，就好像平常回去一样，一点暴怒的痕迹都没有。
她就这样平静地离去了”。
和妻分了手，男人顿感轻松，他立即去找加丽亚，向她报告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
然而，让男大学生痛苦不堪的是，加丽亚根本没有一点想和男人结婚的意思——她只是想和男大学生玩玩罢了，享受一番和异性恋爱中的那种甜蜜感觉罢了。
男大学生颓然回家，心中万念俱灰，面对空无一人的家，昔日家中妻的温情又涌上心来。
他非常后悔，内心里对妻极度愧疚
小说的最后，门房递给男人一个包裹，里边夹着一封信。
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妻子写给他的：“…… 我难过极了，心里乱得很，唯一的希望是你耐心地把它看完。
昨天上午，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给我贺喜，说我怀上小孩了。
当时，我立刻想起了我们最近的生活情形。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得不好，这样下去，对不起我们自己当初的愿望，更对不起这没出世的小宝宝，我想，我是有责任的，我在感情上要求你的多，在思想上关心你体贴你的少…… 在医院，我就下了决心，今后不再哭闹了，要耐心地和你商量，帮助你分清是非。
可是，还没等我把这一切告诉你，我收拾屋子时，无意中发现了（你和她的）这个纸条，我以前只风闻你和另一个女孩子在感情上有些不正常，但真没想到竟发展到这地步，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我伤心极了，慌张极了，苦苦地想了一夜，我又替孩子伤心，他有什么罪过，一生下来就碰到这样难堪的处境，这全是我们的不好，我们不配作父母。
所以当你刚才提出离婚的问题时，我就抱着‘干脆利落’、不要你怜惜的心情回答你。
但回答之后，我难过了，甚至有些后悔了，我在屋里不能呆下去了，我不愿在你面前表现出软弱，我走了出来。
明天我开始休假，我本打算在家住些天，现在，我觉得一个人住在那间屋里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我决定立刻回天津家里去
咱们分居一个时期，也可以更冷静地考虑问题。
我不知你爱的另一个人是谁
我虽不满意她，但我决不毁谤她，我只希望你想一想，一个不尊重别人幸福的人，她会给你带来幸福吗
亲爱的（让我还这么叫你吧），我爱你，我真担心你会走上错路——在这些地方你是那么叫人不放心，你最近在各方面都有变化，在爱情上的变化只是思想意识变化的一部分反映，我过去没有严格地提醒你注意这些，现在又没有机会来提醒你了，你自己也该注意一下才好。
也许，你看见这些话会更对我反感了吧
不要以为，我是用这些威胁你，要你不离开我，不
虽然我爱你（甚至觉得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你的爱情），我一想到和你分开就疯了似地浑身战栗，可是如果你不再爱我，不愿再重建我们的爱情，我决不祈求你怜惜
算了吧，话是说不完的……“ 小说最后看到这里，我真为这个男人感到幸运
因为，他从信里，“模糊地觉得她还在爱我，还可以饶恕我”，是的，他的妻子最后原谅了他，没有和他一刀两断，没有和他决绝地分手
当然，这个男人看到信后立即就冲出门去车站找寻他的妻子去了。
前段时间，我在央视十套《大家》上看到我国摄影名家吕厚民年青时在中南海的一段浪漫情事：1953年，吕老还是一个青年小伙子，因为摄影技术好，被组织上选调入中南海毛主席身边，专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相。
初入中南海，接待他的也是一个年青活泼、朴素端庄的女团支部书记，女孩对陌生的吕厚民热情相待，陪吕在中南海各处熟悉情况。
吕厚民一下子爱上了她。
在主席的支持下，两人最终结秦晋之好，毛主席还专为俩人题了字。
婚后的吕厚民夫妇，夫唱妇随，相亲相爱，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
他们的恋爱经历和《在悬崖上》的男女主人公何曾相象，然而却没有丝毫小说中那对夫妻婚后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真羡慕吕老
推荐一些生活性的作品，乡土文学，就像龙应台的《目送》、周佩红的《我的乡村记忆》、路遥的《人生》等等
这个不是唯心主义吗
~~你找这个干什么~~~是不是辩论方面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别找什么诗句。
去翻中华汉语大词典，找找什么是“英雄”，什么是时势.然后在立意上下功夫。
辩论是要引经据典，不是找诗句。
还有就是诡辩，玩文字游戏。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辩题，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在辩论进一步深入之前先来肃清几个重要概念。
原来我准备的一辩的辩词 首先，什么是英雄
英雄者，杰出之人物也。
我们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英雄，就是那些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杰出人物。
秦始皇是英雄，因为他统一了中国；列宁是英雄，因为他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政府；瓦特也是英雄，因为他改良了蒸气机，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
俯仰古今，我们发现，样影响历史发展的英雄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几乎每一次历史的进步，每一种历史局面的开创，都有着英雄不可磨灭的功绩，正是因为他们的睿智和历史眼光，才能从众多生命中脱颖而出，他们往往具有认清现实情况的能力，能够去发现，解决和处理问题，所以说是英雄利用了时势，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时势，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
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就是最好的例证。
他充分认清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形势，提出了“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伟大思想，讲了其他人所不敢讲的，做了其他人所做不到的，他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为中国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因此，没有就没有我们今天经济的繁荣，没有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祖国的富强。
所以我们坚信，在英雄和时势之间，是英雄造时势，决不是时势造英雄啊。
其次，什么是时势
时势者，当时之社会形势也。
我方认为，社会由人组成，所有的事都是人做的，人才是执行行为的主体。
这显而易见体现出了一个内因与外因的问题。
英雄人物，他是内因；而时势作为一种客观形式或社会状态，只是外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因，也就是英雄人物是变化的根据，时势这个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而发生变化的。
孰重孰轻，不辨自明也。
历史上，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使秦国渐次强大，改变了当时的局势，为后来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彼得大帝这一历史英雄对俄国的改革，改变了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落后状态，使俄国进入了欧洲强国之列。
（在他在位期间，俄国出现了第一张印刷的报纸，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个科学院等等） 综上所述，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我们难道还不能认清是英雄造时势吗
英雄对于历史的前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英雄是石，敲出希望之火；英雄是火，点燃历史之灯；英雄是灯，照亮人类之路；英雄是路，引领我们走向灿烂的明天
谢谢大家。
有谁有当代文学史的复习资料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召开。
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总结、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方针政策，制定规范性的纲要的具体细则。
（会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
大会最后通过了《宣言》，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和周扬任副主席，并成立了全国文联和文协等各个下属专业协会。
）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当做“当代文学”的起点。
五六十年代“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兴国”具有新的特征。
首先，从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地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五四”以及后走家多出身江浙、福建和四川、湖南：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巴金、丁玲等；五六十年代出身及写作前后主要活动区域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表现了文学观念从比较注重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表现的变化。
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认定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方式。
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
（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创作上普遍准备不足，思想和艺术借鉴的范围狭窄）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文学批判活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50-51）；对萧也牧（主要《我们夫妇之间》）等的创作的批评（51）；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54-55）；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55）；文学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57）；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巴人《论人情》等）；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 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对象“合二而一”论、“让步政策论”“时代精神会和”论、“写‘中间人物’论”）这一时期（十七年文学），诗歌理论和时间上被反复阐述和强调的，是诗的社会“功能”、以及写作者“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性质。
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的生活、与“人民群众”的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五六十年代诗歌的写实倾向“写实”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一方面表现为四十年代“解放区”已经出现的叙事诗热潮，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抒情短诗，都有着人物、事件、场景的框架。
五六十年代代表诗人李季《菊花石》（《王贵与李香香》）、闻捷、韦其麟、张志民、（青年诗人：）邵燕祥、李瑛、公刘、梁上泉、顾工、流沙河、（政治抒情诗：）贺敬之、郭小川（《一个和八个》）五十年代作家如何看待小说题材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批评家在“题材”问题上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对“题材”本身的理解，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方法，却并无很大的差异。
第一题材是被严格分类的（社会生活“空间”上：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时间上：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
实际上包含着“阶级”区分的标准）。
第二，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区分高低。
（主要\\\/重大题材，次要\\\/非重大题材），工农兵的生活、形象，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形象；“重大”行至的斗争（政治斗争，“中心工作”），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的“私人”生活；显示的当前脾气额的政治任务，优于逝去的历史陈迹；由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的其他事件和活动；而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也优于“个人”的感情和内在心理的刻画。
五六十年代小说类型的单一化写英雄典型、写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情节线索，在小说理论、创作中取得绝对地位，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主要尺度；留给“诗化”“散文化”小说的发展空间不多。
农村题材小说代表作家（除山西、陕西之外）：李准《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五六十年代一个以创作农村题材小说为主一个小说“流派”。
具有以下特征：一、地域上，赵树理、马烽等人长期生活、工作在深吸，作品写的也多山西农村生活。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理解作家在生活中“不做旁观者”的主张。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的“写实”风格。
四、重视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能听懂、读懂。
代表人物和作品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马烽《结婚》、西戎《丰产记》等。
革命历史小说孙犁《风云初记》《山地回忆》杜鹏程《保卫延安》知侠《铁道游击队》高云览《小城春秋》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雪克《战斗的青春》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烈火金刚》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欧阳山《三家巷》（通俗小说一章中也有出现）罗广斌《红岩》茹志娟《百合花》峻青《黎明的河边》王愿坚《党费》萧平《三月雪》刘真《英雄的乐章》菡子《万妞》非革命题材历史小说姚雪垠《李自成》对孙犁小说的评价总体而言，孙犁小说的格局不大，有时且有平淡、重复之处。
但是他的一些中短篇，因其鲜明特色，而能够穿越变换的政治和文学的风雨。
工业题材小说周立波《铁水奔流》艾芜《百炼成钢》草明《乘风破浪》最初的“异端”（非“主流”，被批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短篇）、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天明》、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百花文学：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
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中国，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
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刘绍棠《西苑草》、宗璞《红豆》（细致绵密，相当感伤）、陆文夫《小巷深处》、郭小川的诗《一个和八个》、流沙河《草木篇》、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十七年散文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挤垮它》等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集结出版、《依依惜别的深情》；秦牧《社稷坛抒情》；杨朔《荔枝蜜》《茶花赋》；刘白羽老舍的《茶馆》老舍写于1957年的一部三幕剧，讲述了北京城一家名为裕泰的茶馆在清末1989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以及四十年代抗战结束和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借此表现十九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
作品从“侧面”，从“小人物”、“小社会”出发，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义，其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憎恶，堪称当代的经典作品，也是老舍在当代最重的作品。
话剧的高潮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丛深《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等《年青的一代》1962年秋，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纪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内容纪要和另外一些文章、讲话，全面阐述了江青一派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一、《纪要》攻击了“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的“黑线”专了政。
二、重申了在“批示”中的判断。
认为“这十几年”真正的好作品不多，不少是“中间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声明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三、在对“就问以批判的同时，指出要创造“新文艺”，并要“搞出好样板”，题材上把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艺术上要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创新队伍上要“重新组是文艺队伍”，包括“重新教育”被“腐蚀”的“文艺干部”和工农兵的加入。
四、开列了必须“破除迷信“的中外文学的名单，包括“中外古典文学”和“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
《纪要》表达了本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主张经过不断选择、决裂，以走向理想形态的“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
“文革文学”的特征“文革文学”制成一种具有特定性质、形态的文学，大体上是指公开出版的创作，即由文艺激进派别所提倡、扶持的作品。
其特点如下：总的来说基本遵循着文学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和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创作”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并不存在清晰的界线。
另一方面，比较五六十年代，“文革文学”也出现重要变化，形成其特定的属性1、 政治的直接“美学化”2、确定文学写作的思维过程，“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被看做是“神秘主义”加以拒绝和清除。
3、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广泛运用象征的方法，意义指向确定“公共”的象征，取代了生活细节的具体描述。
4、创造新人形象成为一条规定严格、不得稍有违反的“律令”。
所有作品必须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和支配地位，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不能有什么性格思想的弱点。
5、戏剧居于中心地位，对其他文学样式在结构上产生了影响。
主要表现为诗、小说、散文的“场景化”。
“文革”期间，戏剧在文艺主样式中居于中心地位。
“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小说的特征“阶级”力量的性质更加清晰，对立“阵线”更加分明，冲突也更加尖锐激烈，“阶级斗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每一空隙，被组织成笼罩一切的网。
穆旦《冥想》八十年代作家的“主体”，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
一是五十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者。
他们在八十年代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包括：艾青、汪曾祺、唐湜、王蒙、张贤亮、昌耀、高晓声、陆文夫、刘宾雁、邓友梅、公刘、邵燕祥、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流沙河；另一部分是“知青”的一群，包括：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张辛欣、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李杭育、张抗抗、阿城、何立伟、叶辛、铁凝、李晓等，诗人多多、食指、芒克、江河、杨炼、舒婷、北岛、林莽、严力。
此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不容忽视的力量（高行健、刘心武）。
与此同时，更年轻的作家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莫言、刘索拉，所谓“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也开始浮现：海子、韩东、西川、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
伤痕文学由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的作品。
产生于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以卢新华的《伤痕》为开端，代表作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等等。
这类作品以中短篇为主，艺术上比较粗糙，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象征：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寻根文学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以现代意识反映传统文化，致力于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寻根”实际上是为了修复民族精神，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可靠的根基。
代表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郑义《远村》等。
开端是韩少功在1985年第四期《长春》上短文《文学的“根”》的发表。
先锋小说八十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作的试验，出现了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创作现象。
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淡薄，他们重视的是“文学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
代表作家作品有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洪峰《奔丧》，苏童《妻妾成群》，格非《迷舟》，孙甘露《请女人猜谜》，余华《现实一种》新写实小说不同于已有的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主张表现平庸、琐屑的俗世化“现实”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的小说流派。
“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在另一个价值平面上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地标。
消解生活的诗意，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的前面。
”也被称为“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等。
代表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刘震云《一地鸡毛》《官人》《单位》等。
现代派文学八十年代中后期以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现代派”文学）作为主要参照系，并将之转化为艺术经验的主要来源的文学变革。
主要的探索趋向为对于特定时空的社会政治的“超越”，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追求“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的生存命题。
包括“寻根小说”“先锋派”“第三代诗”等现象。
八十年代文学特征1、沉重、紧张的作品基调。
2、探索、创新的强烈意识。
3、持续的超越、创新的压力，给八十年代文学带来“潮流化”的特征。
“归来者”的诗艾青《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邵燕祥《愤怒的蟋蟀》，流沙河《草木篇》（散文诗）《故园九咏》（诙谐的遥曲体制），昌耀《慈航》（长诗），曾卓《悬崖边的树》，绿原《重读<圣经>》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
代表诗人作品包括北岛《回答》《走向冬天》、顾城《一代人》、江河《大雁塔》、杨炼《土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舒婷《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神女峰》。
“第三代”或新生代专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运动之后崛起、在1985至1986年达到高潮的、以不满和颠覆朦胧诗为基本特征价值取向的诗歌现象的总称。
主要采取组织诗歌社团、发表宣言的“运动”方式开展，主要分布在四川、上海南京一带。
代表社团和作家有：南京“他们文学社”（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王寅、小君、陆忆敏、于小伟、朱文、朱朱等）、上海“古典主义（“海上”、“大陆”、“撒娇”）”（孟浪、陆忆敏、陈东东、刘漫流、王寅、宋琳、张真、默默、张小波等）、四川新生代——最活跃（整体主义：石光华、宋渠&宋炜；新传统主义：廖亦武、欧阳江河；莽汉主意：万夏、马松、李亚伟；非非主义：周伦佑、蓝马、尚仲敏）第三代主要诗人和作品李亚伟《中文系》、《硬汉们》，胡东《女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韩东《有关大雁塔》，欧阳江河《悬棺》《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翟永明《女人》（组诗），海子《麦地组诗》《太阳》七部书，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复出作家”的代表作王蒙《蝴蝶》《春之声》《海的梦》《活动变人形》（长篇），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长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刘心武《班主任》《醒来吧，弟弟》《5·19长镜头》（纪实小说）《钟鼓楼》，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都是长篇），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知青小说的演变卢新华《伤痕》，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女性作家王安忆《长恨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与往事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