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四大家是哪四位
四大家：指司马相如雄、班固、张衡。
这四人都表性的名篇传世，在当后世文坛影响深远，是汉大赋的最高成就者。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的作品，标志着汉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
其典型的代表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
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河东赋》、《羽猎赋》、《甘泉赋》、《长杨赋》。
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
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
明人辑有《杨子云集》。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
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班固：有《两都赋》闻名天下。
著有《班兰台集》。
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
班固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典引、诗赋、铭、颂等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篇，除《后汉书》中保留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
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张衡：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
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
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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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伤寒论
本篇着重从上述三个方面，谈点肤浅的看法。
一、熟读熟读原文，是学好《伤寒论》的基本功。
但由于《伤寒论》的文字，受到汉以前的文学影响，承袭了汉以前的“省文”、“倒装”、“插叙”和“举宾略主”等文法。
因而在阅读时，必须掌握这些文法，才能读通弄懂。
所谓“省文法”。
论中不少原文是采用省略的笔法写成的。
例如只提一证一脉，以概其余，这就应当前后文联系地读，领悟原文精神。
如“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为什么脉浮数者，还可以发汗?而且宜用麻黄汤呢?这条原文必须与第一条太阳病提纲，第三条“……名为伤寒”的提纲，以及第35条麻黄汤证的主文相互对照，才能搞清楚“脉浮数宜麻黄汤”的道理。
此类条文论中甚多，读时应一隅三反，不然则读不通。
所谓“倒装法”，亦称“倒装句”。
论中的原文多数是按主证、主脉、主方，或提示病机、转归、治疗、禁忌等依次排列，这是顺叙，可以一读便通。
但有的条文则不然，不一定是按上述主次顺叙排列的，如“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本条小青龙汤主之句，应移在“发热不渴”的句下，与全文才能衔接，论中此类条文，在理解时应将倒叙文句，按语法原理，换回顺叙的意思。
所谓“插叙法”，是在叙述中插入其他脉证，或插叙疯机．或带有鉴别诊断的作用等。
如“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本条是叙述蓄血发黄的证治，与上下文三条并列，都提出小便利与不利，以兹鉴别蓄血证。
这类条文六经皆有，应当明辨。
所谓“举宾略主”。
亦属“省文”之类。
论中六经辨证，在提纲中叙述之主证、主脉，以后的条文中则多有省略，比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尔后凡提“太阳病”三字，则包含本条的脉症。
再如“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
宜服四逆辈”。
原文中心意思是讨论太阴病的治法。
因而“属太阴”三字，则寓有“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白痛”的主证，其“自利不渴者”，即省略了主证。
这种条文必须参合太阴病提纲认识。
以上是论中几种常见的语法，应当熟练掌握。
然而，更重要的读法，还在于熟读六经总纲，各经的提纲，有方有证的条文，重要的辨证条文等，必须读到烂熟。
例如桂枝汤证的条文，应把前后桂枝汤的主证、兼证、变证的条文都列举出来；读到辨证的条文，如麻黄八证、结胸三证、柴胡四证等的辨证特点，都要读到滚瓜烂熟对答如流的程度。
同时，对方剂的组成、主治、功用、禁忌，以及重要方剂的剂量比例，特定的煎服法，都应熟记，这样才算基本读熟了。
应当明确，熟读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和继承《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的精神，掌握辨证论治的思想方法，从而有效地指导临床。
所以，在熟读原文的基础上，必须对论中的类病、类证、类方、变证、变法、变方等加以注意，其间所贯穿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只有在熟读中才能理解。
例如，在辨证方面，原文说：“自利不渴者，属太阴。
”“自利而渴者，属少阴”，“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等等，都是“一锤定音”的意义。
再如治疗方面的“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这里虽只举一证，但是其主证，因而“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即可以用小柴胡汤治疗。
又如在用药方面，大青龙汤中的麻黄用六两，麻黄汤中只用三两；麻杏石甘汤中的石膏用半斤，大青龙汤中的石膏如鸡子大。
真武汤中用生姜，理中汤中用干姜，同样都是姜，只是干鲜之别。
如果互换互用，那就失去了制方的原意，凡此种种，只有熟读之后，临证才能运用自如，取得读书的效益。
第一，要了解《伤寒论》的理论渊源及其与《内经》的内在联系。
因为《伤寒论》是继承了《内经》和《难经》的理论，同时收集了汉以前的方药，并联系临床实际而写成的医学论著。
所以，《内经》中阴阳学说、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的具体运用大都落实在《伤寒论》之中，如其中“病发于阳”、“病发于阴”的总纲，实则是阴阳为万物之纲纪的具体化。
在六经病变中明显地看出阴阳互根、消长、转化的道理。
六经辨证，三阴三阳分证，三阳之气盛，三阴之气衰，三阳为阳热实证，三阴为阴寒虚证，其病机皆是本源于《内经》。
同样，六经所属的脏腑生理病理，实源于脏腑学说；六经的经络循行，乃至病理变化，皆属于经络学说的具体运用。
因而学习《伤寒论》，追溯《内经》之源，对加深理解《伤寒论》是有帮助的。
第二，要加深对六经辨证的基本规律的理解。
六经辨证的基本规律归纳有二：其一是六经的主证，其二是六经的兼变证。
六经病主证包括太阳病的表寒证，阳明病的里热证，少阳病的半表半里证；太阴病的脾阳虚寒证，少阴病肾阳虚寒证，厥阴病寒热虚实错杂证。
此六经病证，必须从病因、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各方面详细弄清楚。
主证既明，理解兼变证就有了基础。
六经兼变证，是有规律可循的。
例如太阳病的转变，实证多传阳明，虚证易陷少阴。
表寒实证多向阳明发展，即表寒郁阳一表寒郁热一表寒化热一纯热证，与此相反，太阳表寒虚证则易陷少阴。
因为寒能伤阳，阳气损伤，又可招致水邪内停。
所以，表寒虚证之演变，一则为卫阳不足，在表之阳虚，如桂枝加附子汤证；一则为阳虚停水，如苓桂术甘汤证；以及真武汤证等。
由此可知，太阳经的兼变证之所以繁杂，正是仲景据六经生理病理，以及误治失治，反复议论，洞悉常中之变，示人以规矩。
还必须指出，要加深理解伤寒的本旨，应选择适当的注本，浏览各家注解，以便进一步帮助深化理解。
其次是读张志聪的《伤寒论集注》。
它采用摘其总纲，明其大旨，汇节分章，理明义了的方法研究《伤寒论》，便于初学者掌握(伤寒论》的概貌。
再次读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他主张不必孜孜于仲景旧论编次，重要的是学习仲景辨证心法，读后可加深伤寒方证的理解，于临证大有益处。
最后还可读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通过临床实践，从《伤寒论》条文中研究仲景立法和治疗。
可领悟伤寒确立治法的所以然，甚为实用。
总之，成氏溯其源，张氏综其全，柯氏察其微，尤氏析其法。
若能师其诸法，对《伤寒论》的理解必然会达到新的境界。
此外，在学习《伤寒论》时，必须结合温病学说。
《伤寒论》详寒略温，对六经的寒化证论之甚详，这是伤寒学说的特长。
但对温热病的论述殊感不足，必须结合温病学说，使寒温两说融为一体。
后世温病学家，善治伤寒之学，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是《伤寒论》的最好注本。
历代注伤寒者，多为随文衍义，囿于伤寒论伤寒，而温病学家跳出伤寒的圈子，看到了伤寒之不足，阐发伤寒之未备，这种治学方法着眼于学术的发展，难能可贵。
三、运用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落实在一个“用”字上，这是学习《伤寒论》的最终目的。
日本学者浅井侦庵在指导门人时说：“学习《伤寒论》时，要把它看成是病人，病人就是《伤寒论》，把《伤寒论》同病人看成一体来学。
”丰浦元侦强调，要在病人基础上读《伤寒论》。
日本人对《伤寒论》的学习，务求落在临床实处。
这实际是一个提高的过程。
陈修园主张白天看病，夜晚读书，也是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
临床上运用伤寒方，要一个一个方去摸索，掌握每一个方的病机和适应证，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比如：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据此，“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的脉证，其病机是“血虚肝寒”，常用于冻疮。
但从“血虚肝寒”的病机推论，笔者用本方治痛经、无脉证，以及脱疽等都取得较好的疗效。
特别是遇一例“乌嘴病”，患者每于寒冬季节，嘴唇四周、鼻梁、耳郭、两手指掌关节均紫黑，一直到次年春来，乌黑的皮肤才渐渐恢复正常。
病情年复一年，经用补气活血法治疗无效。
据其临床证候，冬寒发作，血虚寒滞，故用当归四逆汤原方。
服25剂后一切正常，当年即未复发。
本方之所以用于各种不同病例均能获效，病证虽殊，而“血虚肝寒”的病机则是一致的，故能异病同治。
在实践运用中，对论中之方还要一类一类比较，找出一类方中的代表方。
如苓桂剂类方中有茯苓甘草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五苓散、苓桂术甘汤等，此类方共同都能温阳利水，补脾渗湿。
而在具体运用时，应将每一方的药物组成，主治功用，结合临床反复验证，取得理论与实践相印证的资料，进而在类方中挑选出代表方。
这一类方中，苓桂术甘汤可以推为苓桂剂的首方，用其治脑积水，可配固肾药，或加泻水药；治肺心病可合二陈汤，或配真武汤；治胃液潴留，可配六君子汤；治疗肠炎，可加健脾固涩药等。
若从其组方原则来看，阳虚者加附子，气虚者加参、芪，脾虚者重用术，湿甚者加利水药，随其证加减，这样以一方为中心，权宜应变，反复验证，方剂就用得活，用得精。
再则，在运用时必须摸索其临床特征，以便掌握每个方的指征。
例如：半夏泻心汤的病机，是脾胃同病，湿热并存，气机阻滞，用其治痞满证，舌苔必然黄白相兼略腻，这是重要体征之一，因为全方辛开苦降，辛有半夏、干姜，若舌苔黄则姜夏之辛当禁；若舌苔少质偏红，寓有阴虚伏热，绝不可妄施。
所以，临床上用半夏泻心汤，多宜于消化系统疾病，病性寒热夹杂。
如胃十二指肠溃疡、肝炎、胆囊炎、慢性肠炎等。
凡呈现湿热并存，舌苔黄白相兼是用本方的特征。
还必须指出，临床运用伤寒方，剂量的比例应参照原方用量，如桂枝汤的桂枝与白芍的用量，大青龙汤的麻黄与石膏的比例，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煎服法也是很重要的，如附子泻心汤应泡“三黄”，煎附子，一者取其薄味，一者取其浓汁。
若不按其煎法，势必失去制方的意义而影响疗效。
总而言之，学习《伤寒论》，运用伤寒方，应持之以恒，反复体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俗话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因而学习《伤寒论》，密切与临床结合，边学边用，学用一致，是能取得良好效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