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文\\\\应用文\\\\说明文\\\\散文 分别是什么意思? (急~~)
记叙文，以记叙某件事情为主应用文，实际应用的，像什么申请啊之类的说明文就是字面意思，像说明书之类的东西，不过说明书比较简单，说明要用文字详细叙述散文有点像是心情杂记，可以叙事，但是主要是抒情用的就是四种不同的文体而已
独立时期汉文化对越南文化有怎样的影响
胡朝皇帝胡季犛曾写过这样四句诗：“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群臣”，形象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越南的广泛影响。
除了前述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之外，更能反映这种影响的或许还是汉字和文学。
在古代越南吸收儒学为主的古代中国文化的意义上，汉字起了关键性作用。
可以说，越南古代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汉字的广泛、长期的使用而得到继承和发展的。
正如越南著名史学家陶维英在其所著《越南古代史》中所说，汉字是“越南的文化宝库”。
越南独立之前，汉字虽已使用了1000多年，但这1000年间越南当地人所撰写并流传于后世的汉文著作，几乎一部都没有。
而在独立之后，特别是李朝以后，汉字在越南社会和文化上的作用，却显得更为重要。
汉字，不仅是传播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而且成了创造性地发展越南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和重要工具。
这显然与李朝之后，儒家学说成为越南封建国家主要的和正统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随着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古代文化在越南的影响与作用也在不断扩大。
儒学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的推广，更使得每一个读书人都必须努力学习并掌握汉字汉文。
越南独立时期，其哲学、经学、史学等方面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汉文写成的。
仅在李朝至陈朝的400多年中，越南学者用汉文撰写的著作就达40多部，其中政法著作有《刑书》、《国朝通礼》、《刑律》、《建中常礼》、《陈朝大典》等；军事著作有《兵家要略》；历史著作有《中兴实录》、《越南世志》、《越史纲目》、《大越史记》等；经学著作和杂记有《四书说约》、《越甸幽灵集》等。
黎朝时期，汉文书籍更多。
有关史地的著作有《大越史记全书》、《大越通鉴》、《国史实录》、《越史标案》、《安南一统志》等；有关经学的著作有《易经肤说》。
《书经演义》、《春秋管见》等；另外还有不少有关刑律、官制。
医学等专著。
阮朝前期用汉文撰写的重要著作有《大南会典》、《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大南一统志》、《皇越地舆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历朝宪章》、《明命政要》、《南士英华录》、《一统地舆志》以及《安南志》等。
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下，越南古代文学特别是文人们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在思想、意识、风格等许多方面，都有共通之处。
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和老庄的清静无为、独善其身以及佛教禅学的顿悟、壁观、安心、随缘之说，始终是主宰越南古代文人的几种主要思想。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文艺主张也一直是影响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而抒情精神则是古代越南文人共通的文学意识。
李朝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汉文创作的。
太祖李公蕴为迁都事颁布《迁都诏》，被视为越南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迁都诏》一开头就引经据典，以商朝自汤王（商的建立者）至盘庚（商代国王）的五迁（盘庚继位时，王室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天灾频繁，面临严重危机。
为了挽救王朝的衰亡，盘庚决定放弃原来的都城，迁都到荒芜的殷。
此后270多年，商的都城一直在殷。
商朝也被称为殷朝、殷商），周室自始祖至成王（周成王，名姬诵，武王之子，武王死后继位。
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三徙（xǐ，迁移），作为自己迁都的根据。
诏文的最后一段，称升龙“为万世帝王之上都”，不但把升龙最适宜建都的理由说得明白透彻，而且文字也写得十分漂亮，表明越南汉语文学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那种“整齐的美”、“抑扬的美”。
由于受到中国晚唐至北宋禅宗及禅诗的影响，李朝时期，越南佛教禅宗盛行，活跃于文坛的多是佛门诗僧。
他们借诗言禅，以禅入诗，创作了许多禅诗，其形式多为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
这类诗，常以比喻表现禅宗哲理，多写得清新自然，禅味深隐。
陈朝，在汉语文学发展和兴盛的同时，也出现了字喃文学。
越南封建社会文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显著特点是文学语言工具的双轨化。
这一时期汉语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队伍不断扩大，文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家，如陈光启、范伍老、陈光朝、阮忠彦、张汉超、朱安、陈元旦等；二是从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看，初期作品侧重佛禅（这自然与陈初诸帝好佛有关），中期以后，因为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文人学士便成为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三是从文学作品本身看，形式和体裁更为多样化，除了诗、词、文、赋等体裁外，还出现了小说。
陈朝前期的文学，仍以佛学作品和禅诗为主，禅师法螺、玄光等，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诗僧。
除了诗僧，陈朝诸帝也都善作禅诗，比如陈圣宗，他的诗虽不多，但却清逸而有禅意，所作《宫园春日怀旧》诗云：“门空尘掩径生苔，白昼沉吟少往来。
万紫千红空烂漫，春花如许为谁开
”陈仁宗不但善于用诗谈禅，而且还撰有谈禅著作，如《僧伽碎事》、《石室寐语》、《禅林铁匙》、《语录》等。
陈朝中、后期，随着儒学地位的日益提高，儒家学士主宰文坛，文风与诗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儒朱安著有《樵集》，其诗多为言志之作，诗风淡泊；诗人阮忠彦著有《介轩诗集》，他悼念诗人陈国燧的诗《挽岑楼子》，写得深沉而凝重；文学家张汉超撰有散文《白藤江赋》，被认为是越南文学史上的名篇。
赋中，作家发出了“念豪杰之已往，叹踪迹之空留”的感慨。
诗人莫挺最为仰慕的是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曾赋诗盛赞陶渊明的品格。
他的中国文学修养极高，所作《玉井莲赋》，语言清丽，形象传神，穷极越南文学之美。
在中国六朝志怪（一种以描写神鬼灵异为主的小说）和唐宋传奇（文言短篇小说，情节大多奇特神异）的影响下，陈朝出现了第一部用汉语创作的、以当地社会为背景的小说《越甸幽灵集》（李济川编著）。
小说讲述了自士燮以来越南历史上英雄豪杰、烈士义女的故事，颂其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故以《越甸幽灵集》名之。
黎朝时期是越南古代文学的成熟期，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一批大作家，其作品足以代表越南古代文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这批作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是黎朝初年的阮鹿（zhì）。
阮鹿（公元1380～1442年）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政治家，曾协助黎利建立后黎朝，因有功被封为冠服侯。
在古代越南，阮鹿有“文圣”之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尊他为世界文化名人，并曾于1980年为他举办了纪念活动。
黎朝初年的文献，大多出自阮鹿之手（辑为《军中词令集》及《兰山实录》等行世）。
他的《平吴大诰》（诰：gào，古代一种告诫性文章），尤为越南人所称道，甚至被誉为“千古雄文”。
诸文写得气势磅礴（pángb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阮鹿也是杰出的诗人，留有汉文诗集《抑斋诗集》和《抑斋遗集》以及喃字《国音诗集》。
他的汉文诗感情深沉饱满，语言清新流畅。
晚年，阮麋因不满黎朝的腐败政治，曾一度归隐，其《归隐昆山感作》诗云：“一别家山恰十年，归来松菊半萧然。
林裹有约那堪负，尘土低头只自怜。
乡里才过如梦到，干戈未息幸身全。
何时结屋云峰下，汲涧烹茶枕石眠。
”最终，阮麋遭诬陷遇害，有《狱中诗》存世。
写得极为沉痛。
所著《国音诗集》，收有254首喃字诗，是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喃字诗集。
黎朝前期的皇帝也都善于作诗，其中尤以圣宗黎思诚（公元1442～1497年）成就最大，堪称黎朝第二位有影响的作家。
他的汉文诗文集有《明良锦绣》、《琼苑九歌》、《古旧百咏》、《春云诗集》、《文明鼓吹》、《珠玑胜赏诗集》等6种，虽多以歌颂封建王朝盛治、宣扬封建伦理为主要内容，但内中也不乏吟咏风物的佳作，其诗声律严谨、风格清新、状物细腻，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越南古代文学产生过影响。
黎朝第三位有影响的大作家是阮秉谦，著有《白云诗集》，诗作多达千首，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儒家士大夫的志趣。
其诗不事雕琢，明白晓畅，易为人们所接受。
郑陈琨（公元1710～1745年）被视为黎朝第四位有影响的大作家，他曾出使中国，尤善作汉文诗。
其中以描写妇女命运为主题的长诗《征妇吟曲》，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天地风尘，红颜薄命，悠悠彼苍兮谁造因
”（开篇第一句）的主题。
这首长达477句的乐府诗被视为“越南第一流奇书”。
后来，越南学者黄克用把这首诗译成了法文，高春泰又把它译成了英语，使其蜚声于国际文坛。
阮朝前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法国侵占越南之前），越南古代文学依然有所发展，儒生文士的作品，仍以汉诗汉文为主，但喃字文学更为成熟。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作家是阮攸（yōu，公元1765～1820年），其汉文造诣很高，在越南有“诗圣”之名，传世作品有《清轩诗集》、《南中杂吟》等。
1813年，阮攸曾出使中国，经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抵北京，又经河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回国，历时一年余，写成《北行杂录》131首，歌咏沿途风景名胜，品评中国古代人物，抒发个人情怀感慨，显示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
也正是在杭州时，阮攸有机会读到青心才人编著、金圣叹批点的长篇小说《金云翘传》（又名《双奇梦》、《双欢心》），深为良家女子王翠翘多年沦落风尘却始终不负金郎的故事所感动。
回国后，他以此书为蓝本，写成长达3254行的六八体同名长诗（又名《断肠新声》），通过对王翠翘流落青楼十余年悲惨遭遇的生动叙述，反映了越南封建社会的现实。
全诗词藻哀婉，音韵凄绝．在语言运用和人物塑造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越南的重要作家，还有阮辉似、阮浃、阮公著、阮文超、高伯适等。
阮辉似（公元1743~1790年）借鉴中国小说《花笺记》创作了六八体喃字长诗《花笺记》。
全诗共1886句，在熟练运用中国典故的同时，又保持了18世纪越南语的精华，也是越南重要的古典名作。
阮浃终生隐居不仕，著有《罗山诗集》，诗风质朴，清雅脱俗。
阮文超和高伯适以及阮朝宗室的松善王、绥理王均负文名，嗣德皇帝曾赋诗称赞说：“文如超适无前汉，诗到松绥失盛唐”，这虽是过誉之词，但却可见当时四人的文名之盛。
纵观黎朝后期和阮朝前期越南文学三大名作《征妇吟曲》、《宫怨吟曲》和《金云翘传》，可以看到它们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均以妇女命运为主题、通过妇女命运反映社会生活。
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南还出现了一批颇有才情的女诗人。
如段氏点、胡春香、王忻、清关县夫人等。
其中影响最大的女诗人是极具叛逆思想的胡春香，她激烈地抨击多妻制“与人共夫害煞人”，要求维护妇女的地位和权利，以使她们摆脱“苦头吃尽甜头无，无偿为人作奴仆”的地位。
她的诗文大多散佚，今仅存《春香诗集》，收诗50首，均是喃字文学中的珍品。
文言文中“方”的用法急求。
带上例句与解释
还有沈的《梦溪》、郭守敬的时历》等等沈括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人。
北宋杰出的科学家。
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青年时代即在沭阳(今属江苏)任主簿，大力修治沭河，灌田70万亩。
宋仁宗时中进士，授职扬州司理参军，因熟悉天文学，还命其兼管司天监事，负责观测天象和修订历法，提出了与现今阳历相似的“十二气历”。
宋神宗时参加过王安石变法运动，时常出京到各地察访新法实施情况，先后到过两浙、河北等地，还奉命出使过辽国。
每到一地，都留心观察自然风物和风土人情，随时做记录。
他由浙江雁荡山的地形，认识了水的侵蚀作用；从太行山岩石中海洋生物的遗迹，推知山东的陆地原为海洋。
他博学多才，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历史、考古等都有较深的研究。
晚年，定居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修筑梦溪园，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一书。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沈括集科学研究、社会考察、文史掌故以至街谈巷议、奇闻异说等，兼收并蓄写作而成的。
该书完成于11世纪末。
包括《梦溪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共30卷。
全书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术、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共17目，609条，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
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部分，有二百多条，包括天文、历法、地理、制图、地质、气象、数学、物理、化学、水利、建筑、冶金、医药、农业、动物、植物以及武器制造等，足以反映北宋的科学水平。
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
元朝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
他的祖父郭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
郭荣曾让郭守敬拜当时天文、地理专家刘秉忠为老师。
郭守敬32岁那年，刘秉忠的老同学张文谦将郭守敬推荐给元世祖。
元世祖召见郭守敬，郭守敬面陈发展华北水利的六项建议，每奏一项，元世祖都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
”当即授提举诸路河渠。
不久，郭守敬随张文谦视察宁夏一带，修复了不少古渠，提升为都水少监。
元朝初期，承用金朝的大明历。
大明历的误差已很显著。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下令由太子赞善王恂、都水监郭守敬领导，设立太史局，召集南北历官，修订新历。
并且命御史中丞张文谦、枢密副使张易主管此事。
王恂主要负责历法本身。
郭守敬主要负责仪器和观测。
郭守敬创制了近二十件天文仪器，主持了大规模的测量，他自己也作了许多观测。
经过四年努力，新历告成，被命名为《授时历》，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颁行。
就在这一年，王恂病故，当时尚有许多材料尚未整理定稿。
郭守敬花了两年时间，最终写成定稿。
晚年，郭守敬又转归水利工作。
至元二十七年(1291年)春，他领导整修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经一年多的时间，运河修通，定名通惠河。
为了解决通惠河水源不足的问题，郭守敬主持修筑了白浮渠，“引北山(今北京昌平神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今北京昆明湖)，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
充足的水源，保证了漕粮船只可以直接驶入大都积水潭，积水潭上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盛极景象。
中医成绩显著.宋元时期，隋唐两代兴起的国家对医药进行管理与教育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发展。
宋代的医学管理机构与教育机构是分开设立的，新设翰林医官院是管理机构，太医局则是医学教育机构，这与唐代有所不同。
元代以太医院为管理机构、医学提举司为教育机构，名称虽不同，路子是一样的。
作为国家的医学教育机构，对医学的分类是整个医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成为对医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代的医学教育分为四科：医科、针灸科、按摩科、咒禁科，显然较为粗糙。
宋代分为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疡科、金镞书禁科，比唐代一下子多了一倍以上。
元代更是增加到了十三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杂医科、祝由科、禁科，是唐代的三倍多。
从唐代到元代，医学分科的发展速度相当之快。
这种快速的发展，正说明原来的不成熟。
而从元代再往后，分科的速度又趋缓，则表明了宋、元时代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医学分科的成熟与精细，对于医学人员的专门化、技术的精益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家对医药技术发展更直接的促进措施，是国家组织编纂医药著作，主要是本草类与医方类的医书。
在本草方面，宋政府先后编撰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图经本草》。
此外，根据当时唐慎微私人撰修的《证类本草》三次加以重修而出版枣《大观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书》，成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以前最优秀的本草类著作。
在医方方面，先后组织编纂了《神医普救方》1000卷、《太平圣惠方》100卷、《圣济总录》200卷，成为收方最多的著作。
编纂这样的大型医药书籍，一般的私人自然是无力组织进行的，而它们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由国家组织编纂医书，其功至伟。
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宋仁宗下诏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组织校正出版重要的医书。
这是个重要的举措，对于重要医书的出版起了保证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促进医学发展的举措。
如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翰林医官院铸造了俞穴铜人两个，作为针灸教学与考试医生之用。
这两个铜人的声名甚至传到了金国，以至在高宗建炎二年金宋议和时，金方居然将索要铜人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
又如，北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在开封设立了太医局卖药所(又称熟药所)。
接着，又陆续在各地开设和剂惠民局(简称惠民局或和剂局)。
这种药局既卖药也看病，完全是现代国立医院门诊的雏形。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因此，元、明两代也依然采用。
在国家对医药事业的大力推动下，整个国家的大形势对医药的发展极为有利，从而为这时期的医药科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有利条件。
二、迟迟成形的法医学与艰难起步的解剖学 法医检验，是对凡有人生伤亡案件进行审理的首要而重要的步骤。
在《礼记·月令》、云梦睡虎地秦简律书中，都有临案勘察伤亡情况的记录，这是我国最早的法医萌芽状况。
法医学的起源虽早，但成形较迟。
据说在北齐有徐之才的《明冤录》，是我国最早的法医学专著。
但这部书不久就失传了，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反映出法医这一学科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成形。
但经历了千余年沧桑磨炼考验，法医学成形的时刻有幸降临在五代至北宋时期。
五代时期，和凝、和□父子联手撰著了《疑狱集》(公元951年)。
到两宋时期，这类著作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一下子涌现出了许多部，如无名氏的《内恕录》、郑克的《折狱龟鉴》(公元1200年)、桂万荣《棠阴比事》(公元1213年)、赵逸斋的《平冤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等等。
在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诞生了一部汇集众说，体系完整的法医学名著枣《洗冤录》。
《洗冤录》，又名《洗冤集录》、《宋提刑洗冤集录》，五卷，宋慈撰著。
宋慈(1186
?249)，字惠父，福建建宁建阳童游里人，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进士。
宋慈长期职事政务，尤其是历任广东、江西、湖南等处提刑，对于法医学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洗冤录》卷一载《条令》等4篇，总论法医的法令原则与基本方法；卷二载《初检》等12篇，讲述各种尸体的情况与尸检方法；卷三载《验骨》等5篇，卷四载《验他物及手足伤死》等10篇，卷五载《验罪囚死》等22篇，都是讲述各种伤亡的状况与原因，以及尸体发掘、救死方法等。
宋慈对法医的重要性、法医的职责，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对法医的责任心尤其重视，强调必须不惧脏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宋慈指出，法医的工作程序应该是：到达现场后，先要进行对有关人员的询问，再记下尸体的位置，验看周围场所，最后进行尸检。
宋慈对于各种伤亡的鉴别极为精细、准确，对自杀、他杀、病故的区别十分精细和准确。
如，对于吊尸，宋慈指出：要仔细观察吊起的现场与被吊者颈部的情况，还有绳索的情况。
要注意吊的高度、绳子的结法、上面有没有尘土、绳子是否移动过。
如果是死后遭绳扎的，死尸上就没有紫赤、血 而只有白痕。
其他如溺死、烧死、自刑与杀伤等等，都有详细的阐述。
在书末，还附有各种救死方。
如人工呼吸、用明矾蛋白解砒霜毒等等，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洗冤录》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医著作，既是《内恕录》等著作的经验总结，也有宋慈自己的经验心得，达到了一个相当系统而高超的水平，标志着我国古代法医学的正式形成。
在《洗冤录》问世后直到西方近现代法医学传入以前，它一直是古代中国法医学的指导性著作。
在现代，《洗冤录》已经被译成荷、法、德、日、朝、英、俄等多国文字，真正成为了世界法医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与法医事业紧密相关的是解剖尸体的工作。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尸体解剖是一件不足为奇的医学工作，对于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在古代中国却是一个不见于明文的禁区，是一个不可逾越一步的雷池。
但历史记载在宋代有两次尸体解剖，而且绘成了图谱，难道是这禁区与雷池从此就被打破了
第一次尸体解剖是在庆历年间(公元1041?048年)，由画工宋景绘成《欧希范五脏图》。
第二次是崇宁年间(公元1102?106年)，也由画工绘成图，经医生杨介整理校对，著成《存真图》一卷。
这两幅图的原件都没有能流传下来，但《存真图》的图谱被元代孙焕的《重刊玄门脉诀内照图》录用而保存了下来，多少还能让后人有些幸运感。
从当时的记载来看，解剖是成功的，记载的内容是基本正确的，所存的图虽然疏略粗糙，但价值依然极高，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著。
可从此以后，人体解剖又在中国销声匿迹了。
于是，不由人们要探究宋代解剖的人体究竟是什么人。
幸好在文献中有据可查，才使后人不致永远被蒙在鼓中。
第一次被解剖的，图名中写得很明白，姓名是欧希范。
欧希范是何许人呢
原来他本是广西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被统治者诱杀后，又被剖腹刳肠(参见郑景壁《剧读录》)。
第二次被解剖的，人名已经无从可知了，但也可能是一位农民起义者(杨介《存真图》自序。
皆录自《中国医籍考》)。
由此可知，宋代的解剖实在是偶尔为之的特殊例子，禁区与雷池并没有被打破，一切依然如旧。
然而，正因为如此，宋代的两次解剖，在中国传统的医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三、金、元四大家 这一时期，临床医学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名医与流派层出不穷。
达到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最负盛名的，则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恪守《内经》、《伤寒》的传统体系，又各有所创新，形成各自的风格。
1.刘完素 刘完素(公元1110?200
年)字守真，河北河间人，人称刘河间。
刘完素一生嗜好医学，不愿为官，坚持在民间行医。
由于他医德高尚，医技精良，深得民众欢迎。
他一生医著甚多，有《素问要旨》、《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素问药证》、《伤寒直格》、《医方精要》、《三消论》等。
其中《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与《三消论》两书，后人疑为托名之作。
《素问要旨》，主要论述五运六气。
《素问玄机原病式》是将《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加以引申、发挥，从而确立他的火热立论的主张。
《宣明论方》也是在于阐发他的运气之理。
《伤寒直格》是将致病机理中的寒、热二症加以区分，并继续主张他的热病之长。
总的来看，刘完素在运气学说上颇有发展，强调运气的常与变应该辩证相待。
在致病机理上，对火、热的因素更有心得，治疗也以寒凉药物的运用为长，故有寒凉派之称。
2.张从正 张从正(1156?228)字子和，自称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
兴定中(公元1217?222年)曾任太医，但不久即辞去，亦在民间从医。
张从正的著作较少，今存仅《儒门事亲》一书。
《儒门事亲》15卷，由零散的10种著作合成，为后人所编。
前3卷是原本《儒门事亲》，张从正原著。
其余部分是他对学生麻知几、常仲明等讲求医里的实录，由麻氏等编辑成书。
除前3卷《儒门事亲》外，其余卷4?为《直言治病百法》，卷6～8为《十形三疗》，卷9为《杂记九门》，卷10为《撮要图》，卷11为《治病杂论》，卷12为《三法六门》，卷13为《治法心要》，卷15为《世传神效名方》，另有《三复指迷》1卷，文已佚失。
又，《撮要图》后附有《扁鹊华佗察声色定生死诀》与《病机》，在《治病杂论》后附有《河间先生三消论》，最后附有《太医先生辞世诗》5首。
张从正的医学思想沿着刘完素的思路而又有所发展，他赞从刘完素一直信仰的六气致病说，把各种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归于六淫的邪气入侵，在治病原则上很自然地以攻邪为主，补养为次，在具体治疗手段上也就以汗、吐、下这三法为主，甚至认为攻就是补，于是得了攻下派的称呼。
张从正的医学风格十分鲜明，三法的运用有独到之处，但他的速攻之策颇招致异议，因此对他的评价往往赞扬与批评兼而有之。
3.李杲 李杲(1180?251)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垣老人，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
李杲出身于赀富乡里的财主之家，因母病死于庸医而立志学医，拜张元素为师，学成后名在其师之上。
李杲的医学著作有《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脾胃论》、《医学发明》、《用药法象》等。
李杲的行医特点非常鲜明，他的医学思想集中在脾胃诊治上，他以传统的五行理论脾胃为土枣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为基础，建立起他的理论：(一)元气为人生之本，脾胃为元气之源；(二)脾胃之气必须升降有序，序乱则致病；(三)火为元气之贼，治则以甘温除热为主。
李杲这一思想，是与外感论相反的学说，因此他力主内补除病。
他的这种偏重于内的倾向，也在获得好评的同时招致了某些批评。
4.朱震亨 朱震亨(公元1281?358年)字彦修，义乌(浙江义乌)人，人称丹溪翁。
朱震亨学初宗文，后因母病、师病而改学医，44岁始师从刘完素再传弟子罗知悌。
学成后，又深研《内经》、张仲景、张从正、李杲等学说，参以《易经》太极之理，作相火与阳有余、阴不足之论，名声始传于四方。
朱震亨的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以《格致余论》与《局方发挥》最为著名。
朱震亨最著名的思想就是相火与阳有余，阴不足理论。
相火论的要点为：(一)人有居火(心火)与相火(在肝肾、膀胱、三焦、心包、胆)。
(二)相火主动，所以能生生不息。
(三)相火为元气之贼。
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要点为：(一)天地、人身都是阳有余，阴不足。
(二)相火易动，故阴易泄，故阳更有余而阴更不足。
朱氏的这一思想，是刘完素火热说的新发展，因此他的医术强调滋阴降火，并创制了越鞠丸、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养阴膏丸，从而得到了滋阴派(或称养阴派)之名
读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有感,读后感作文
辛弃疾（1140.5.18－1207.10.3） [编辑本段]生平简介 辛弃疾的始祖辛维叶，在唐曾任大理寺评事，由陇西狄道迁济南，故世为济南人。
高祖辛师古，曾任儒林郎。
曾祖辛寂，曾任宾州司户参军。
祖父辛赞，因累于族众，靖康之变时未能随宋室南渡，仕于金，先后为谯县、开封等地守令。
辛弃疾父辛文郁早卒，他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
辛弃疾在文学上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
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
词至此亦足矣。
”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
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
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辛弃疾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
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
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
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
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
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
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
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
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
有《稼轩长短句》。
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
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
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
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
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
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
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
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
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
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
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
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
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
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
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享年67岁。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
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
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
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
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
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
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南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
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
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
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
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后人遂以“苏辛”并称。
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
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
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
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
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
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
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
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
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
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
”（《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
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
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
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
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
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
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编辑本段]瓢泉岁月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这是刻在铅山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辛弃疾墓前郭沫若对他评价的楹联。
在中国文学史上，辛弃疾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文武全才。
1161年，辛弃疾自22岁率领2000多家乡父老兄弟起义抗金，便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20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可是，他中年却屡屡蒙受谗劾，赋闲20年，直至忧愤而。
从1181年到1207年，他基本上是在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过着闲居的生活，其间有6年时间被起用又被罢官，来往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任上和带湖、瓢泉之间；而居带湖亦时往瓢泉小住。
瓢泉，是这位爱国词人南渡后的最后归宿地。
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
1181年春，辛弃疾来到上饶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
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
当年农历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
鹅湖山、灵山、博山等地，都是辛弃疾常去寻古觅幽的地方。
鹅湖山下的鹅湖寺，在通往福建的古驿站旁。
1175年农历六月初三至初八，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在鹅湖寺举行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第一次鹅湖之会）。
鹅湖因而成了文化胜地。
辛弃疾常去鹅湖游憩。
1188年秋天，陈亮写信给辛弃疾和朱熹，相约到铅山紫溪商讨统一大计。
但后来，朱熹因故推辞了这次铅山之会。
这年冬，到了相约之期，辛弃疾正染病在床，于瓢泉养息等待陈亮。
傍晚，雪后初晴，夕照辉映白雪皑皑的大地，辛弃疾在瓢泉别墅扶栏远眺，一眼看见期思村前驿道上骑着大红马而来的陈亮，大喜过望，病痛消散，下楼策马相迎。
两人在村前石桥上久别重逢，感慨万端；伫立石桥，沐浴着雪后初晴的夕阳，纵谈国事，为金瓯残缺而痛心疾首，爱国之情汹涌澎湃于胸，拔剑斩坐骑，盟誓为统一祖国奋斗不止。
辛弃疾在与陈亮别后写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中发出“男儿到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呐喊，正是这种豪情壮志的写照。
辛弃疾和陈亮这次会晤，瓢泉共酌，鹅湖同游，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成为文坛佳话。
后人为了纪念这两位爱国志士，将这次会晤称为第二次“鹅湖之会”，将期思村前的石桥称为“斩马桥”，并在桥旁建了斩马亭。
至今，当地还流传辛弃疾和陈亮“斩马盟誓”的故事。
斩马亭还在，虽经历风雨，仍有不少刻有“斩马亭”字样的釉瓦覆盖其上，为铅山县文物保护单位。
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
1195年春，瓢泉“新葺茆檐次第成，青山恰对小窗横”（《浣溪沙·瓢泉偶作》），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举家移居瓢泉。
1196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
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
《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 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
“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
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1203年，辛弃疾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
1205年秋，又被罢官，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
1207年秋，68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任他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
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
这年农历九月初十，民族英雄、爱国词人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没有实现的遗愿离开了人世。
后葬在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
补充： 辛弃疾墓 辛弃疾墓在铅山县瓜山虎头门阳原山腰。
坐北朝南。
立于绍定年间（1228—1233），其侧驿路旁有稼轩先生神道金字碑。
原碑毁墓残。
清代辛弃疾后裔于墓前又立新碑，今亦斑驳陆离，字迹模糊，碑文上行是“皇清乾隆癸卯年季春月重修”。
中间是“显故考率公稼轩府君之墓”。
下行是“廿五代玄玄孙囗囗霞溪囗囗囗凌湖囗东山辜染安北囗立”，据考，此为辛弃疾之仲子辛柜之后裔所立。
建国后，1959年辛弃疾墓被列为省重点保护文物。
1971年和1981年又先后两次修整。
墓系麻石砌就，分四层，顶堆黄土，两连围以坟柜。
墓高2.5米，直径2.5米，占51.5平方米。
墓前有郭沫若题写的对联：“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
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
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
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
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
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
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
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
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
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
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
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
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
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
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
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
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
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
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
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
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
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
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
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
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
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
”（《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
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
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
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
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
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
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
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补充： [编辑本段]有关书籍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06月出版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 辛弃疾传 辛稼轩年谱 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 邓广铭《辛弃疾传 辛稼轩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03月出版 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2005年10月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2月 连环画《辛弃疾》 绘画:陈光镒连环画《辛弃疾》编文：陆士达 绘画：陈光镒 孙崇恩 刘德仕 李福仁《辛弃疾研究论文集》 追问： 还有么、你好象那么了解他誐、佩服。
佩服 了不起
什么是西昆体
概述[编辑本段] 殷商时代有了，也就有了记史文。
到了周朝，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
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
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
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
《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
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
《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
《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
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
《墨子》代表墨翟“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
《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
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
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
《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
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
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
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
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
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
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
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 错和邹阳成就较高。
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
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
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
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
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
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司马相如（前179--前118）的《子虚》、《上林》，西汉末年杨雄（公元前53--18）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是汉赋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散文衰落。
但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衡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学术著作中仍有一些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优美文字。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
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
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
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
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
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摸拟古人的路子。
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为著名。
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
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
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
与公安派存在的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
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
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节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槐斗、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
方苞(1668--1749)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
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
王猷定(1599--约1661)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
魏禧(1624--1680)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清末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
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
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国说》即是这样一篇典型作品。
伴随着对封建主义文学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现代新文学作品诞生了，议论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现代散文的源头。
新文学诞生的初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议论散文影响最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
他们的作品以随感录为主要形式，内容包罗广泛，重点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上。
鲁迅是写作议论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诞生期的议论性散文担任了反封建的先锋，它所议论的对象紧贴生活，具体而且细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长可短；它的语言可刚烈悲壮，也可幽默讽喻。
议论散文之后，记叙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继问世，现代散文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发展期的散文风格各异、样式不一，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就形式而言，有记叙、写景、抒怀、言志、评述；风格上形成了鲁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冲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豪迈挥洒，叶圣陶、许地山的朴素平直，徐志摩的浓艳绚丽等。
语丝社周作人是小品文的开拓者之一，代表作《故乡的野菜》、《乌篷船》、《菱角》、《夏之梦》等多以小题材为描述对象，笔调从容、闲逸，于趣味性、知识性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着对生活的热爱。
他的议论性散文在当时也占有重要地位。
与周作人艺术风格相近的是同为语丝社的林语堂。
他的代表作《翦拂集》着力讽刺时弊，批判传统的中庸哲学，强调与旧世界的斗争。
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等集子也带有与周作人类似的雅致，但同时又多了些晦涩的味道。
郭沫若与郁达夫同属奔放潇洒一派。
郭沫若的散文诗集《小品六章》文笔精美，语言雕饰，设景味道深长；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屐痕处处》和《钓台的春昼》是代表他风格的作品，尤其是后一篇，写出了富春江秀丽的景色，于凭古怀悼之间，抒发了对现实的愤懑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30年代别有风姿，被称为“诗人的散文”。
做为现代派诗人，他将现代派的一些方法渗入散文创作，以达抒写情感之目的，代表作为《画梦录》。
何其芳散文的语言同他的诗一样，精雕细琢，有很强的可感性。
记叙性散文中，李广田(1906--1968)记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
他笔下的人物描写没有故事情节，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断，加以抒情的寥寥几笔，以达传神之效。
抗战爆发，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郭沫若的《新缪司九神礼赞》、《斥反动文艺》等文成为国统区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重要文献；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表现了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面对手枪的英勇气概；冯雪峰的杂文侧重于人的心灵剖析，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力量；聂绀弩(1900--1986)的杂文在艺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兴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击现实。
此外，丰子恺(1898--1975)、林默涵(1909-- )等许多作家也都写了大量杂文。
记叙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在国统区成绩突出。
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巴金的《废园外》、《灯》、《龙》都是名篇，沈从文的《湘西散记》是记叙自然与人文状况的美文。
建国初期，作家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们，运用散文自觉地高唱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风貌的赞歌。
因为作者队伍庞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程度。
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巴金的热烈凝重，冰心的细腻柔婉，靳以的热情澎湃，刘白羽的激越高亢，华山的幽默气派，风格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真实纯朴的感情涂抹着新生活的绚丽色彩。
这时期散文创作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项内容交相辉映。
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是：刘白羽的《朝鲜在战斗中前进》、靳以的《祖国枣我的母亲》、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华山的《童话的时代》、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样也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收获之一。
游记、小品、随笔和杂文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们在新时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
游记有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枣母亲的怀抱》，方纪的《歌声与笛声》，杨朔的《香山红叶》，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等；随笔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为的《两姊妹》；杂文有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们的嘴脸》，巴人的《况钟的笔》，任晦的《“废名论”存疑》以及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
虽然本时期散文创作收获丰厚，但从整个文学领域来看，散文相比其他文学体裁受重视不够，尤其杂文显得更为薄弱。
另外，有时由于受到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响，整个文艺界普遍存在着不敢大胆揭露现实矛盾冲突的现象，散文创作也不例外。
1957年以后，散文创作受到各界重视，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上一时期，名家俊作竞相涌现。
老作家叶圣陶发表的《记金华的两个洞》是继《游了三个湖》之后又一篇耐看的游记作品；冰心的《樱花赞》和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是两支国际主义友情的赞歌；吴伯箫的《歌声》、《记一辆纺车》，是对延安艰苦岁月的追忆；方纪的《挥手之间》记录了历史的紧要关头，伟人从容不迫的风采；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咏物抒怀，意味深长；碧野的《雪路云程》、《武当山记》在葱山丽水雪路云程之间洋溢着浓情画意；陈残云的《珠江岸边》、《沙田水秀》描绘了珠江岸边人民的变化；于敏的《西湖即景》、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将人带入迷朦的画境，诗意盎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以历史学家丰厚的文化底蕴将游记散文写得充实而辞采飞扬；沈从文的《新湘行记》中一如往日的山水焕发出了新生活的新气象；韩少华的《序曲》和徐开垒的《雕塑家传奇》是描写人物散文中的优秀篇章。
此外，菡子的《黄山小记》，严阵的《牡丹园记》、冯牧的《沿着澜沧江的激流》、宗璞的《西湖漫笔》、峻青的《秋色赋》、李若冰的《祁连雪纷纷》都是游记和抒情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进入成熟的收获期，冰心、巴金、叶圣陶等老作家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更为可喜的是，以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为代表的中青年散文家日渐成熟，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
杨朔的散文似轻风抚柳般清新优美、婉转动人，刘白羽散文如同熔岩爆发般恣肆汪洋、炽热如火，秦牧的散文则将知识性、趣味性融合起来，如数家常、娓娓道来。
其他的散文家也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如碧野的明艳动人，陈残云的轻盈秀丽，邓拓的深刻犀利，吴伯箫的简炼真诚，曹靖华的平易朴素，峻青的高远深阔，李若冰的豪迈冷峻，陶铸的坦率峭拔，菡子的温婉细腻，宗璞的娟雅清秀……家家都亮出了写作散文的真功夫。
文化革命中，文化遭到浩劫，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散文。
文革后，天开云霁，人们被压抑了十年的情感喷涌而出，在散文创作领域，首先汇成的是一曲哀挽的悼歌。
这支歌以高亢的旋律、悲壮的色彩、朴素的风格，开拓了一代文风。
怀念、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散文有何为的《临江楼记》、毛岸青、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刘白羽的《巍巍太行》，袁鹰的《飞》，张长的《泼水节的怀念》，菡子的《长江横渡》，薛明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追忆缅怀被迫害致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其它民族精英的优秀作品有：丁宁的悼念杨朔的《幽燕诗魂》，黄宗英悼念上官云珠的《星》，金山悼念戏剧家孙维世的《莫将血恨付秋风》，丁一岚的《忆邓拓》，荒煤的《忆何其芳》，巴金追念爱妻的《怀念萧珊》，楼适夷的《庸悼傅雪》和悼念柳青的《创业诗篇犹待续，千秋遗恨在人间》等。
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人们所熟悉和敬仰的，他们的事迹都是鲜为人知的，作品所抒发的情感不仅感人肺腑，而且催人警醒，促人奋进。
新时期的散文，如同一只报春的燕子，灵巧、敏捷地最先带着时代的气息飞进人们的心里。
改革开放后，全社会沸腾的生活首先在散文中得以体现。
此外，反映生活各方面，如回顾个人经历和情怀、揭示生活哲理的散文亦重展笑颜，绽放光彩。
这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有丁玲的记叙与丈夫的牛棚生活的《牛棚小品》，严阵追忆女教授高风亮节的《水仙》，张抗抗的歌颂群众中蕴藉的无穷力量的《地下森林断想》，管桦和丁宁托物言志，寄托气节与向往的《竹》和《仙女开花》等。
游记散文也日渐繁荣，它们大多继承古典散文中寄情于景的传统手法，于一山一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
这当中，国际题材的作品风采独具，丁玲的《我看到的美国》、萧乾的《美国之行》、王蒙的《德美两国纪行》、穆青的《在斜塔下》、刘白羽的《一曲清清塞纳河》、韦君宜的《故国情》等都是鼎力之作。
秋天的况味（林语堂） 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
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而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
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点不着，乃轻轻的一弹，烟灰静悄悄的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中纸上一样，一点的声息也没有。
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露，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情调。
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缭绕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
这时才想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萧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萋草。
然而秋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
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气象。
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
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
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茏之慨，不单以葱翠争荣了。
这是我所谓秋的意味。
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懔烈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
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
或如文人已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炼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
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
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
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
烟也有和烈之辨。
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味较和。
倘是烧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炙发，有无穷的意味。
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哗剥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
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炼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
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观人烧大烟一样的兴趣。
或如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深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四时，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二八佳人所绝不可及者。
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佳句：“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
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恢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都丽。
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识见偏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
”若邓肯者，可谓识趣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