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崇拜李白吗
杜甫和李白都是唐代著名诗人，但李白要比杜甫大十一岁，他们两人更多地是互相欣赏，杜甫对李白有一定的崇拜成分，但欣赏是主要方面。
杜甫与李白，是从单向崇拜到两星相耀。
杜甫（712－770），字子美，汉族，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郑州巩义市）人，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
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李白（701年2月8日—762年12月），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
唐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汉族，祖籍陇西成纪。
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安西都护府），后迁居四川。
天宝初，入长安，荐于唐玄宗，待诏翰林。
后漫游江湖间，永王李璘聘为幕僚。
璘起兵，事败，白坐流放夜郎（在今贵州省）。
中途遇赦，至当涂依李阳冰，未几卒。
762年病逝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
李白所作词，宋人已有传说（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
证以崔令钦《教坊记》及今所传敦煌卷子，唐开元间已有词调。
然今传篇章是否果出于太白，甚难断定。
今仍录《菩萨蛮》、《忆秦娥》各一首。
李白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
李白乃诗界天子，在诗歌上有着彪炳日月的辉煌。
杜甫与李白一样，同样是诗歌巨人。
杜甫生前，诗运和官运一样的不亨通。
杜甫在当时诗坛的遭遇，基本上是被忽视的。
唐代流传下来的唐人选唐诗的十个版本中，只有一个选了他的诗，是晚唐的韦庄，而且所选不是现在公认的代表作。
我们看到杜甫与当时诗坛巨星频繁交往的记载，譬如王维、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孟浩然、李白等。
但是，他的诗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形式的赞扬。
相反，对于同时代诸多诗人，杜甫则多盛赞。
他称王维为“高人”，赞高适为“才子”，夸孟浩然诗为“清诗”，等等，即便是薛据，这个几乎没能进入后代读者阅读视野的诗人，杜甫也说其“文章开窔奥，迁擢润朝廷”（《喜薛三据授司议郎》）。
杜甫是李白的忠实“粉丝”，今存杜甫寄赠或怀念李白的诗有：《赠李白》前后二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见》等。
另有五首诗，其中也直接提及李白，这些诗，竭尽赞美之能事。
杜甫一生中一再作诗赠李白，许多成为著名的诗篇，主要是由于两位诗人友情的神秘光彩，而不是由于内在的优点”（宇文所安《盛唐诗》）。
杜甫遇见李白时，还仅是一位有前途的青年，李白对杜甫的崇敬的回报，仅是几首平淡的诗而已。
传说中的两位的友谊，不过是杜甫赠送和描绘李白的诗的产物。
”（宇文所安《盛唐诗》）据考李白只有三首写过杜甫的诗，从数量上固然与杜甫所赠不对等，而从内容看，傲岸的李白对这位小自己十一岁又非常崇拜自己的杜二，也没有什么赞美之辞。
李白《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诗云： 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
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
鲁酒白玉壶，送行驻金羁。
歇鞍憩古木，解带挂横枝。
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飙吹。
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
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最早说此诗为送别杜甫的是唐人段成式，他见到有个本子上“杜补阙”作“杜考功”，便断定这是杜甫。
郭沫若先生认为，此诗题当释为“宴别杜甫兼示范侍御”。
范氏不是宴别对象，故曰“兼示”。
据诗意，表达比较模糊，也很空泛，很难定论是寄杜甫，不妨存疑。
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则是可以考定的，诗云：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天宝四载（745），李杜重逢，同游齐鲁。
深秋，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再游江东，两人在鲁郡东石门分手，举杯话别，想到于此一去，仿佛转蓬随风而各自飘零，依依不舍地缠绵。
李白怀杜诗最为著名的一首，作于天宝五载东鲁兖州，题为《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 我来竟何事
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也写得很空泛，意思是，高卧居东鲁沙丘家中，非常无聊，没有人陪我喝酒吟唱，夕阳西下时，便思念起远行的你。
李白还有一首题为《戏赠杜甫》的诗。
此诗太白集里不载，有人以为不可信。
《旧唐书》云：“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唐《本事诗》也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盖讥其拘束也。
”据考，此诗写作于李杜第二次见面时。
天宝三载（744）四月，李白洛阳相识杜甫，是其刚被赐金放还时。
此时杜甫三十才出头，只是个对诗歌有着宗教般虔诚的文学爱好者，也许在诗歌上刚崭露头角，但对于已经诗名显赫的李白来说，充其量只是陪游而已。
李杜同游，第一次在梁宋，第二次在齐赵。
两次之间，李白还独自到齐州从道士高如贵受“道箓”。
天宝四载（745）秋，在鲁郡（今山东兖州）久别重逢，李白见到愈加清瘦了的杜甫而有此打趣，其实是很正常的，符合二人的关系，符合对杜甫的评价，也符合李白的性格。
“李白和杜甫都在开元清平政治结束以后才达到创作高峰期。
”（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李白杜甫被确认为盛唐双子星座，则在中唐以后。
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指出：“李白卒后的头几十年，几乎没人提及或模仿他的诗。
其后，在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对李白作品的兴趣有所恢复，特别是东南地区。
到了九世纪初，围绕于韩愈和白居易周围的作家们，已经认为李白和杜甫是盛唐最伟大、最典范的诗人。
从那时起，李白和杜甫所共享的名望事实上从未被质疑，而对于这两位诗人的评价发展成为一种流行的批评消遣，特别是在二十世纪。
”杜甫之有诗名则更晚。
严武称杜甫“最能诗”(《巴岭答杜二见忆》)，是在西川(约762)，杜甫已到晚年。
后来在湖南(769)，韦迢称他“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郭受称道其“新诗海内流传困”，“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
这三个人的品评，似乎不具权威性而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有一个叫任华的，于上元元年(760)写了一首杂言诗《寄杜拾遗》：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
任生与君别，别来已多时，何尝一日不相思。
杜拾遗，知不知
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
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
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
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
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
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
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
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圞。
英才特达承天眷，公卿无不相钦羡。
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
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
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
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
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
已曾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
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岖傍朝市。
且当事耕稼，岂得便徒尔。
南阳葛亮为友朋，东山谢安作邻里。
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
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
此时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
这首诗写得很传神，虽然也有诗的夸张，但却是同时代人眼中的真实杜甫。
任华是李杜的“粉丝”，他也十分崇拜李白，曾作杂言体诗《寄李白》云：“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算高格，清人心神，惊心动魄。
我闻当今有李白。
”杜甫的追星族，还有很著名的诗人张籍。
据说他将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像喝补药一样饮入，意谓从此改换了肝肠
而杜诗的真正行世，是在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并为之序才开始的，当在大历七八年间(772—773)。
樊晃自己也是诗人，德宗朝润州刺史，为杜甫同时代人，辞世稍晚。
此《小集》收集了杜甫一生各个时期的诗歌，各体兼收，偏重古诗。
樊序云：“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唐文拾遗》卷二十三)樊晃对杜甫的评价，不亚于李阳冰之于李白。
应该说是他们共同地将杜、李二人推到“当今一人”的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而且，理由也极为近似，出于针贬时风的目的，认为李、杜继承了已经式微千载的“风雅”传统。
比较田晓菲和贾里的成长经历，说说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六百字左右
1、个人简介 田晓菲，1971年生，出生于哈尔滨，在天津长大。
她13岁从天津13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美文学专业，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
1998年6月，田晓菲从哈佛毕业，并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她应聘到柯盖德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助理教授，一年后跳槽到名气更大的任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
出版作品有等，学术著作有《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等。
2、个人作品 ①出版作品 （诗集，1988） （散文集1993） （2003） （英文，2005）等。
②译著 《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合译，1988） （2001） （2002）
现代文学：先锋，这是什么?
先锋文学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
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文学 - 流派简介《我是少年酒坛子》“ 先锋文学”这个概念的基本定型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文学史家在梳理新时期文学史的时候，逐渐把原来不算清晰的作家群落归到先锋这个大旗之下。
现在所说的先锋文学通常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在这个大旗之下有余华、格非、苏童、莫言、洪峰、孙甘露、残雪等。
从1979年开始，出现了以全国都关心的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创作浪潮，这些创作关心身边的人群，关心自身处境和周围人的处境。
这种浪潮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文学在这一时期特别蓬勃、特别热烈，与公众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接近。
但到了1985年，文学仍在平稳向前移动的时候，像阿城和一些对写小说有热情的年轻人慢慢觉得出了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小说写了什么，而没人关心小说怎么写。
1984年末阿城的《棋王》和1985年初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吹响了先锋文学的号角。
而后莫言、刘索拉、徐星、何立伟等一批作家的创作，把写作的焦点从写什么转到了怎么写。
小说的方法论是先锋文学运动的主题。
先锋文学“先锋文学”作家们的创作也不完全一样。
格非的小说优雅，有书卷气，他的学养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余华和苏童都是江南才子，但二者没有多少可比性。
余华特别狠特别残忍，也特别神经质；而苏童，温婉细致，比女人还解风情，写作非常成熟老到， 《妻妾成群》几近完美，简直无懈可击。
孙甘露的小说充满奇幻、有一种飘渺的诗意，人物都像影子，文字也特别有美感，随便抽取一段都是诗。
残雪小说中的人物也像影子，但读起来特别渗，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完全无视外人的存在。
莫言的小说一点也不精致，汪洋恣肆，他的创作一直大气磅礴，充满雄浑的力量。
这些不一样的作家，也不满足于被扣在“先锋”这一个帽子之下。
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把“先锋文学”这个名头定位到1985年我们这些新出现的作家身上来。
先锋文学 - 兴起原因孙甘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山花》第2期撰文认为，所谓“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的暧昧性的一个模糊的存在。
它有许多不同的表征。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朦胧诗”的崛起和“后新诗潮”的兴起、阿城等人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有关“现代派”的论战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再认识等等无疑是先锋文学的关键的部分。
一般文学史叙述的从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到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的历史应该说仅仅是这一历史氛围中产生的一个潮流和线索而已。
在刚走出“文革”梦魇的80年代，一种个人主体的解放的承诺，一种从计划经济的社会文化选择中脱离出去的个人的自由的承诺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
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文学”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自我的追寻的精神道路被勾勒了出来。
这种“主体性”在“先锋文学”中是从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是体现为一种激进的脱离计划经济的个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通过“寻根”回到五四的追问“国民性”的传统。
而主体的解放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也异常直接地体现在形式上。
这种形式的追求也是五四以来“纯文学”想像的一种满足和完成。
从国际的角度看，当时全球仍处于冷战的格局，而中国乃是一个希望之地，一个西方的新发现。
“先锋文学”的应运而生为这种新的想像提供了可能的资源，于是许多西方汉学家争相译介中国“先锋文学”，许多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也成了国际性的“中国”写作的象征。
先锋文学 - 衰退原因进入90年代后，“先锋文学”为何逐渐黯然退场
对此评论家有不同的解读。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翟红在《南方文坛》第1期撰文认为，自身的稚嫩以及对西方小说的明显学仿等等，使得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一开始就让很多人看成是无聊的“语言游戏”。
于是先锋小说兴起后不久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孤独和边缘的境况，“先锋小说”似乎成了“滞销小说”的代名词。
张颐武则认为，90年代将80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先锋文学”的转型也不可避免。
先锋一方面变成了绝对小众的“纯文学”，如前卫诗歌的发展就是一个越来越走向特殊的“圈子”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是走向了一种高雅化的、与一个新的中产阶层读者相互依存的大众化的文学之中。
这些读者需要的是在激进的前卫实验和通俗小说之间的文学。
“先锋文学”当年对于计划经济中的解放的承诺如今似乎已经实现，但这种解放却是以“先锋文学”的消逝为代价的。
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这种“先锋性”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消费性”。
先锋文学 - 风格转变《活着》（海报）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 《妻妾成群》 、 《活着》 、 《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
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
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
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
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
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
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
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
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先锋文学 - 影响评价《兄弟》（余华） 先锋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端，到现在已有近20年。
虽然一些作品今天仍在出版，但大部分读者却已经对它产生隔膜。
这表现出历史残酷的一面，它在对人事进行重新定位、判断，渐渐把一些作家作品筛选、淘汰。
那些在今天被约定俗成称作是“先锋文学”的作家，当时各自的创作、倾向、方法、态度，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就会遮盖各个作家写作上、美学上的细微不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在研究唐诗的著作中提出，我们不是要从一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身上去发现时代的标准，而是要从那个时代的普遍标准来观察那个时代的诗人。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先锋文学在出现时是异端，很多人怀疑这样的写作方式和内容，虽然它现在已经被概括成一种文学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中的一部分。
现在，先锋作家们的写作也各自有了很大变动，有写作的变化，也有大环境对个人境遇的影响，这些最终都转换成作家作品中的态度。
而我们以前的作品，也是我们写这些作品之前的经验、阅读、判断、想象带来的。
把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关系上来观看它的意义，是一种方式。
但还可以有其它的方式。
文学和理论关心的东西不同。
理论直接通过抽象的思维活动对事情进行归纳总结，但文学永远不是直接说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它是诉诸感官的。
西方的新批评、文本分析等方法，都是接触文学作品的通道，能帮助人们进入文学作品，发现文学的意义。
但小说，或者说广义上的文学艺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人，如何建立它的意义，是有多种途径的。
当观赏者接触文学作品时，在某些时刻需要把自己的逻辑理性思维放开，动用感官。
文学作品中会有很多精妙的细节，有时会通过积累潜移默化，或者在结构中与其它细节构成关系，忽然使人“怦然心动”。
这样的阅读方式，可以超越很多批评方法，发现作品的意义。
20年过去，再回头看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看它带来的变化、影响，看它自身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有更客观、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先锋文学
尽管“先锋文学”已退场，但关于“先锋文学”的反思对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仍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翟红认为，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促使了叙述观念的变化，并以面貌一新的小说文本为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先锋作家力图从不同的途径和层面使自己的写作贴近人的生存状态，试图在自身视阈对世界的理解中还原生命的原初性感受。
小说的语言实验使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得以凸显，即现代汉语书写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个人的生存感受。
先锋小说贵就贵在一种先锋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创新的青春锐气，因此“先锋文学”现在的退场不见得就是一曲《广陵散》 。
先锋文学 - 代表作家生平余华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
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
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
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
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和日文等在国外出版。
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
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
他也写了不少散文与文学音乐评论。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的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名多产作家。
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80万字。
他是以精致见长，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
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
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
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
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主要作品《星星》、《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谁有读书使我更健康的稿子，我要演讲
快
书给了我们什么
--------------------------------------------------------------------------------博尔赫斯在一篇讨论秦始皇的文章里，把他修建长城和焚毁书籍两个行为放在一起加以感慨。
作者用他一贯的神秘语气猜测道：“焚书和筑城可能是相互秘密抵消的行动。
”他的推理过程是：始皇帝修筑长城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无法长久的；他焚书，则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
博尔赫斯觉得秦始皇有可能会这么想：“人们厚古薄今，我和我的刽子手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以后可能出现想法和我相同的人，他像我毁书一样毁掉我的长城，那人抹去我的名声，却成了我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秦始皇希望永生，但难以实现；于是，永生的种种可能的变形就成了选项。
博尔赫斯对秦始皇的焦虑感有可能了解得不够，后者对于永生的理解，也许并没有那么多行而上的思考。
感受到当下的满足，愿意将彼时延长，愿意延长到永恒的地步——就是这样。
不过这并不妨碍把焚烧书籍的行为视为一种特殊的仪式，揭示了与永生有关的秘密。
这个话题涉及我们对书籍的理解。
没有一本书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只是若干页上面留有油墨痕迹的纸，钉在一起，成为一个扁平的立方体。
通常认为书是有内容的，而且有别于那些承载它的介质。
说起一本书很“厚”，我们其实是想说它的内容“多”。
这种理解虽然简洁明了，却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认可。
梁朝时的书生罗允，拒绝在纸上抄写自己的书。
他认为，书被抄写在纸上，会失掉精气。
有人问他，你用绢丝誊写书籍，那么用纸来干什么呢
他于是用纸做了一身衣服，穿戴起来，哗哗作响。
罗先生的书最终失传。
这当然很可惜，但即使我们现在读到他的书，恐怕也是已经失掉了精气的。
宋人盛其名讥讽道：“夫失却精气而稍余者何
未可知也。
故无足惜。
（《平谐二记》）” 盛先生和多数人一样，觉得书写在哪里是不重要的；但他也会同意罗允的看法，书是有“精气”的——在不同的人那里，这个词的叫法不同。
神采、意韵、境界……乃至灵魂。
所有人都会注意到，对书籍的这种描述，暗含了人自身的某些特征，或者干脆就是人生命中可以切分的部分。
公元二世纪的神学家俄里根进行过自我阉割，但他相信自己是完整的（甚至躯体也是），因为他的著作和他的灵魂同在。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很容易想到史学家司马迁，他身体上的残缺是被动的，但也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成主动：如果不是他在皇帝面前为李陵竭力辩护，刑罚是完全可能免除的。
司马迁把《史记》作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完整的理解。
不是一部分，而是整本书籍，构成了他的“一家之言”。
宇文所安解释说，这里的“一家之言”，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言论”。
灌注于书中的灵魂，不仅来自于个人，而且保存了远至上古的血脉精神。
显然，这又回到了关于永生的话题。
完整与永恒的对应关系，在每一本书中得到体现。
几千年前，刻在一片龟甲上的占卜文字写道：“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卜辞通纂》第三七五片）”尽管最终出现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结果，但占卜文应该尽可能的罗列各种可能性，这样才能构成完整，才能求得神灵的启示。
书籍对于自身完整性的追求，有时会通过间接的方式。
比如，它先以残缺或过于简短的章节示人，显得意味深长，引诱后继者补充或解读；原文谨慎地与续文或者注释保持距离，既然不提供标准答案，也就表示含有更深层次的解释。
当注疏一层一层叠加起来时，它们也变成了原文的一部分，需要再加新的解释。
最初的秘密就像珍珠一样，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
如此这般，所有的书籍被分为两大类：被注释的和注释的。
其中，后一类也有可能在前一类中获得位置，这种双重类型会更加吸引人们的好奇心。
十一世纪的犹太经师马色赛·苏迦说：“归根到底，人们不是阅读书籍，而是阅读自己的好奇心。
”——这算是一种抱怨。
在虔诚的犹太教徒看来，对经典的态度容不得任何崇拜之外的情感。
不过，基督教和别的宗教都不认为好奇心应该受到批评，即使面对《圣经》，愿意以探寻秘密的方式去接近它也无可厚非。
从中世纪起，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把《圣经》和神创的世界对照起来，两个奇迹蕴藏着同样多的秘密。
传说，集合论的先驱Cantor在思考无限集合时，曾感受到这种一一对应的奇妙。
佛教的大乘瑜伽学派，构造出一种叫做阿赖耶的藏识，它就像一本永远在续写的书，将人从无始以来无数轮回的全部生活细节都记录下来，内容多到不可思议。
几乎从诞生之时，书籍就取得了介乎人类生命和灵魂之间的地位。
或者说，它早早就习惯于接受崇拜。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书，作者阙如，反而给人一种印象：书籍成为它本身的作者。
这种说法不全然是比喻，所有暗示自己不够完整的书都在以某种方式悄悄地完成自己。
这就是阅读。
有的作者声称自己不在于是否有读者，但其著作总是在反驳他；即使声称的话语本身，也是期待有读者的。
伟大的佛陀在入灭前，明确告诉弟子：如果有人说在这四十多年里讲解过一句佛法，他就是在诽谤我。
佛陀坚信自己要被人误解，所以他没有留下一部著作；孔子也是述而不作；据说，耶稣一生也只写过几个字，而且是用手指在地上画的，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什么（《约翰福音·8-3》）。
也许，从误解的角度能更好地理解书的含义。
它必定包含了什么，才有可能被人从相反的意义上去领会。
在这里，偶然性的特征被大大夸张了，以至于人们会用那个假设的实验来解读莎士比亚：一只猴子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屋里还有一只台打字机。
这只猴子偶尔会跳到打字机上，敲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字符来。
如果猴子足够长寿，在无限长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在打字机上出现一段莎士比亚的诗句。
无限的偶然变成了必然。
关于阅读也可以这么理解，前提是误读的方法应该得到尊重，正如英国人W. H. 奥登说：“作为读者，我们大部分在某种程度程度上就像那些往广告画中姑娘脸上描胡须的顽童。
” 如果说，书籍里隐藏着秘密，阅读就是寻找秘密的过程。
古往今来的读书人，都乐于相信经过努力，自己是可以获得那个秘密的。
有时偷懒，会从结果倒推回去证明，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种理想。
时至今日，相信读书可以明志修身甚至净化社会风气的，也不在少数，正是继承了这一流派的思路。
于是，秘密便成了可以大相宣扬的事情。
古老的智慧不相信这么轻易的秘密，但相信应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它。
斯洛文尼亚人斯拉沃热·齐泽克讲述过一个关于秘密的小故事：在某列火车上，面对面坐着一个波兰人和一个犹太人。
波兰人突然怒气冲冲地朝犹太人吼叫道：“告诉我，你们犹太人是怎么从我们身上榨取了最后一个硬币，自己腰缠万贯的
”犹太人平静地回答：“好吧，我告诉你这个秘密。
但是，你得先付给我5块钱。
”波兰人交了钱。
犹太人开始讲：“首先，你得找一条死鱼，割下它的头来，将其内脏装进一个瓶子。
然后，在月圆之夜的三更时分，你要把瓶子……”说到这里，犹太人停住了：“如果要听下面的内容，你得再付我5块钱。
”收到钱后，犹太人才继续他的故事。
接下来，他不停地要钱，直到波兰人忍无可忍：“你这个无赖、骗子
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说到底，你是想榨干我身上的最后一个硬币
”犹太人说：“哦，现在你知道这个秘密了。
” 每一位读书人都热衷于夸大自己的阅读热情，往往读书越多，夸张的程度就越厉害。
传说钱锺书曾经在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时，故作惊讶地感叹：原来世界上还有如此之多的我不需要去读的书。
即便不在现场，我们也能辨认出藏在他的调侃语调背后的自负表情。
读书人在这个话题上的夸大其词，最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把对阅读的喜爱和阅读本身混为一谈了。
他们可以辩解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好比对幸福的理解：你追求幸福的过程，本身不就是幸福吗
”这样一来，标榜自己的读书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阅读行为；获得的乐趣似乎也并无二致。
鉴于人人都不妨自称是一名阅读爱好者（这很难吗
），所有涉及这个话题的人，在刚刚开口时就已经把自己指控为一个说谎者了。
我猜，肯定有人和我一样被此事困扰过好久，觉得自己必须经过测试，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读书给生活带来了什么
起初，我找到一些教诲式的答案，试图用它们来说服自己：读书使我更聪明、更渊博、更正直、更健康、对生活更有信心……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件太占便宜的事情，如果我乐意，甚至可以把所有对自己有利的形容词续加在后面，比如更漂亮、更强壮、更长寿等等。
我心知肚明：如果我不能用别的方法使自己更聪明，读再多的书也帮不到我；但我乐于装糊涂。
说到底，由于虚荣心的作怪，我可能故意混淆了读书和生活之间的因果顺序。
在读书方面有信心的人，干脆否认这个问题。
博学的意大利人安伯托·艾柯就毫不客气地把那些对读书持怀疑态度的人划入恶俗群体。
那些人常常在别人家里看到众多藏书时，不识趣地问：“哦，这么多书啊——您都读过了吗
”艾柯不耐烦多解释一句，他故作姿态吓唬他们，以此取乐。
另一种低调态度的典型是鲁迅，他把读书看作是和打麻将类似的生活爱好，对本人而言既不必理喻，对外人也就无话可说。
这两个例子很能鼓舞读书人，但在前面那个问题上，它们毫无用处——就像读书本身之于生活一样。
我得另找出路。
在放弃了这些说教之后，我把“有用”的范围缩小了：从书中我可以获得了一些知识，帮助生活得更顺利。
这是个比较诚实的答案，但既不充分，也不完整。
我并非只通过阅读来获得知识；另一方面，增长知识显然也不能概括阅读的全部。
真叫人为难。
于是，我又只好重新把情绪部分计算在内。
这完全是权宜之计，要么举不出一个最为显著的情绪特征，要么没法穷尽所有的情绪。
一个声音说：读书会让我快乐；另一个声音就说：有时，读书也让人烦恼。
一个声音说：读书会让我轻松；另一个声音就说：有时读书也人紧张。
情绪成对出现在同一个阅读姿势当中，我想起来了：读书至少给我带来了便秘。
十三岁的际遇 答案 我却固执的扭过头去，口里说着：“才不呢
现在若看了，以后再来上学不就“新鲜”了吗
十三岁的际遇：原文句是： 十岁，乘汽车从口经过。
身边的阿姨唤我快看快看，我却扭过头去，口里嘟囔着：现在看了，以后再来上学不就“不新鲜”了吗
第一部分（1—5）：写“我”进了北大，实现了童年的梦想； 第二部分（6—12）：写“我”在北大三年里的学习和收获； 第三部分（13－17）：抒发“我”对北大的热爱和依恋之情。
这样三个部分层次清楚，重点突出：从过去写到现在，从现在写到未来；从向往写到进校，从校内的三年生活再写到对北大的赞美歌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