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远方的海读后感
赏析“贬官文化”出自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洞庭一角》篇章。
该词也许非余先生首创，但作为中国文化历史的一种特有现象，“贬官文化”倒是很值得研究的。
其价值可以用余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
“贬官文化”首先与当官入仕有关，因为只有做官才可能受贬。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文人都做官，也几乎都遭贬罢诎。
“贬官文化”的产生似乎是“士”与“仕”撞击的必然结果。
而读雨转来余先生此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朋友们开启一扇窗，引伸介绍“贬官文化”……临窗读雨花园精灵如歌的行板UID 4650精华 39积分 2835帖子 723威望 2835 点现金 718 花币阅读权限 80注册 2005-4-23来自 星星海状态 离线 #3 大 中 小 使用道具 发表于 2007-5-15 09:3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延伸阅读：浅析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被贬的惩罚，而这群被皇帝老儿随意拆卸的玩具中，常常有许多饱读诗书之人。
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
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
这其中当属“贬官文化”最为奇特最为有趣
一、何谓“贬官文化”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
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
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
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
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
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
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
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
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
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
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
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
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
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
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
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
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
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
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
“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
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
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
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
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
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
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
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
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
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
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
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
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
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
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
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
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
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
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
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
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
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
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
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
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
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
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
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
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
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
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
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
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
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
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
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
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
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
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
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
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
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
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
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
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
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
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
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
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
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
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
（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
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
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
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
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
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
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
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
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
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
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
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
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总有些消极的思想。
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
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
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
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
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
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
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
（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1）文人的自作聪明。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
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
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
”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
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
原因就在这。
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
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
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
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
（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
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
”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
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
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
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
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
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
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
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
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
”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
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
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
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
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
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
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
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
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
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
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
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四、归纳总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
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
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
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贬官文化”的特点。
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
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
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
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
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
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
“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请问余秋雨的《何谓文化》其中（第二章 生命的回答5)中，欠君三拜的“君”指的是
1余秋雨
是我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教授。
余秋雨的作品
余秋雨的作品： 1995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1年： 2004年： 2008年： 2008年： 2010年： 2010年：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
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2011年被授予甘肃联合大学荣誉教授。
2010年起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谢家门孔读后感1000
《儒家经典选读》期中作业——————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读《论语》有感 悠悠千年，漫漫长卷。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有言曰：中国文化，可以“君子文化”喻之。
千古圣人孔仲尼，君子文化之始祖，即凡而圣，浩然正气。
居庙堂之高，谨言慎行，温良恭让；处江湖之远，仁德兼备，养晦舍藏。
今瞻先生君子之风，始知何谓山高水长
一、居庙堂之高的先生 君子知当言与不当言，进退有度，取舍以礼。
与上大夫言，口讷颜顺；与上大夫言，正直恭敬。
退能八方和气，进能不卑不亢。
持谦卑，秉退让，独而坚守高贵，不与小人较短长。
任政途险恶，善守其道；便清莲出污，众浊我扬。
君子敬上善下，公私分明，上下有别，内外有别。
事国君，臣臣之道；使他国，神和仪端，国国之交。
退居于内，色缓神祥，怡然自乐；私觌于室，情投意合，谈笑自若。
与官凌己者交，恭而不阿；与位下与己者交，善而有则。
于是左右逢源，一路幽歌。
君子明节达礼，折冲樽俎，游刃有余，举事以序，不损国仪。
宗庙会同，循而有序，疾而不乱，杂而有周。
熟周礼，谙时局，保国于虎口之上，福民于堕都之中。
治社稷，慰民生，行周礼，育众人。
浩浩能臣之节，荡荡圣贤之风，普化世民，启教来人。
君子奉君令如山，敬事而信，事君以忠，君臣之礼，没齿不忘。
纵有疾在身，行东礼，尊臣矩。
即君命召之，哺可吐发可握。
行事如山倒，养德似抽丝。
雷厉风行，稳中求妥。
二、处江湖之远的先生 君子着装得体，树君子之仪；饮食讲究，重养生之道。
衣符情景，君子内善而外美；食不伤身，仁者爱人且爱己。
内以修身，外以洁容，不逾之年，仍为人凤。
若此若此，君子之风。
君子遵风守俗，不逾时矩。
功高不傲，不耻下问。
不冒不韪，君子之德，不行异举，君子之则。
居功不傲，亲善下人，不知不畏，学而有成。
尊时风敬古俗，言行合乎伦理，学教自有尺度。
世间尊礼楷模，千古行道贤者。
君子循规待人，接物以礼，行止端正，文质彬彬。
事无巨细，人无贵卑。
受人恩惠，必全礼谢之；遇人有难，当全力助之。
静如处子，止重见仁见智；动若脱兔，疾间有稳有礼。
文不让质，学者本色；质不压文，达者风骨。
文质兼备，可谓君子。
君子以人为本，不喻与利，有情有义，当仁不让。
不爱其马，而问伤人。
不辞其烦，扶弱助困。
全全者，补缺者，与人为乐，与人同乐。
头顶世间情，肩挑人中义。
铁血丹心，真正君子
居庙堂至高的先生，泰而不骄，行义以达其道。
处江湖之远的先生，养而不朽，隐居以求其志。
出仕为政，周游列国，隐居归家，讲学教徒。
先生之风，自是一番君子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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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国际著名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剧协副主席、青歌赛评委。
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
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汉族人。
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
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网络博客闻人。
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据传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余秋雨作品▪ 文化苦旅▪ 山居笔记▪ 霜冷长河▪ 千年一叹▪ 行者无疆▪ 晨雨初听▪ 借我一生▪ 寻觅中华▪ 摩挲大地▪ 历史的暗角▪ 问学余秋雨▪ 我等不到了▪ 戏剧理论史稿▪ 都江堰▪ 中国戏剧史▪ 艺术创造论▪ 信客▪ 戏剧审美心理学▪ 中国戏剧文化史述▪ 观众心理学目 录1人物经历2作家首富3主要作品3.1 九十年代著作3.2 2000-2009年42010年后作品4.1 《我等不到了》4.2 《从北大到台大》4.3 《何谓文化》4.4 《中国文脉》5秋雨语录6学术评价1人物经历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桥头镇，1962年毕业于培进中学，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文化大革命”。
1975年—1976年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到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
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86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称号。
1987年余秋雨到甘肃联合大学讲学，开办了戏剧创作班，成为联大的教授。
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贡献津贴。
1992年余秋雨辞去上戏院长职务，由胡妙胜接任院长。
2011年9月16日余秋雨重返甘肃联合大学，学校特聘他为甘肃联合大学荣誉教授。
2012年9月11日，余秋雨正式通知日本方面，鉴于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决定拒绝出席9月22号在日本召开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研讨会。
余秋雨原本准备在会上发表一篇有关中华文明数千年来“非侵略、非远征、非扩张”的学术报告，并以此来对比其他文明。
2013年6月22日，余秋雨云南曲靖讲学，受聘为曲靖师范学院荣誉教授。
余秋雨多次出席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担任现场点评。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汉族人。
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
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网络博客闻人。
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据传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2作家首富在内地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 余秋雨的作品余秋雨的作品(7张)一人独占了四本。
2006年，余秋雨以1400万的版税收入，荣登“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引发广泛关注。
这些著作，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
他的近作《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题材，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世界十大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余秋雨由于1999年之后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性考察，他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唯一的中国学者。
2000年以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
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拥挤满了数十万名听众，被台湾媒体称之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
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精英”和被环宇电脑评级系统测评为“中国坐标人物”。
2008年9月10日上午，上海市教委“余大师工作室”在位于中国上海市华山路630号延安西路355号的上海戏剧学院内挂牌。
2011年5月20日，余秋雨获颁第五届台湾元智大学“桂冠文学家”，成为该奖项继陈之藩、白先勇、郑愁予、高行健之后，第5位获此头衔的作家。
2011年，由32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发起，评选出中国当代“文坛八大家”，余秋雨先生位列榜首。
语言通俗，散文小说化。
作者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
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
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二是历史现场还原式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余秋雨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概念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
《文化苦旅》共有31篇，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而压卷之作《江南小镇》有9000余字。
长篇散文能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具有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
描写、记叙、抒情与议论水乳交融，充满睿智与情趣，富含哲理。
余秋雨散文的核心表达方式是议论，但又多与抒情融合，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地方正是来自这种用抒情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余秋雨的通俗体散文和央视百家讲坛一脉相通，甚至是百家讲坛的先声。
其贡献在于播散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3主要作品《余秋雨作品集》《余秋雨作品集》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何谓文化》《中国文脉》等，文化通史《问学余秋雨》，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等。
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87年授予）、“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
其中，《信客》被选入人教版初二上册语文教科书，《都江堰》被选入新课标人教版高中选修《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语文教科书。
2010年，余秋雨出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他的名字典藏于“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九十年代著作《文化苦旅》1992年（1992年大陆出版，2003年1月再版，1995年台湾出版）《文化苦旅》《文化苦旅》《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代表作。
《文化苦旅》以余秋雨在全国各地的文化遗迹之地的游览过程为线索，以深刻思想和极具震撼力的语言，揭示中国文化内涵，考问历史和人生的深层意义。
《文化苦旅》向读者展示了余秋雨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以及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是当代散文领域的范例。
《山居笔记》1995年《山居笔记》《山居笔记》《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
为了写作此书，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
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作者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
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
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为学严谨的态度可见一斑。
《霜冷长河》《霜冷长河》《霜冷长河》1999年书中收录了关于友情、名誉、谣言、嫉妒、善良、年龄等经典之作。
这些作品风格平实自然，行文简洁流畅，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对社会现实和真实人性的深入思考。
2000-2009年《千年一叹》2000年《千年一叹》《千年一叹》(3张)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作者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在“千禧之旅”即将结束之时，作者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四个月冒险奔波，天天都思念着终点。
今天我们到了，回头一看，却对数万公里的尺尺寸寸产生了眷恋。
那是人类文明的经络系统，从今以后，那里的全部冷暖疼痛，都会快速地传递到我的心间。
”《行者无疆》2001年《行者无疆》记录了作者走过欧洲26个国家96个城市的旅程中全部感受，为一部考察西方文明的随笔集。
《行者无疆》《行者无疆》 《晨雨初听》2001年《晨雨初听》收有《青年人的阅读》、《寻找文化现场》、《一个王朝的背影》、《遥远的绝响》、《最后的课程》、《人生的最后智慧》等文章。
《晨雨初听》《晨雨初听》《借我一生》2004年《借我一生》《借我一生》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
“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 ——余秋雨《笛声何处》2004年《笛声何处》《笛声何处》(2张)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
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
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
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
在《笛声何处》当中，余秋雨依旧以其一贯的文化的视角、散文的风格，关注的则是另一种历史的、音乐的非物质的文化。
余秋雨称，《笛声何处》的创作准备早在1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文化苦旅》还没有进入台湾，余秋雨赴台所到之处的一系列活动，均是以昆曲学者的身份受到接待的。
《寻觅中华》2008年《寻觅中华》《寻觅中华》(2张)纵观《寻觅中华》全书，并没有多少优美的词句和华丽的辞藻，其间多的是睿智的语言，以及一则则通俗的故事。
余秋雨也很少对山水名胜作具体的描述，往往是笔锋一转，人为地构造出了一幅幅浓郁而又深沉的人文图景，紧跟着便进入了直抒式的咏叹，继而以纵横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国文化的种种遐想和议论。
它为每一名读者解读了中华文化的壮阔和黄河文明的盛衰，使读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作者发自内心的感悟，从而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
余秋雨先生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共分六册。
首批推出有关中国的两本《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2008年《摩挲大地》《摩挲大地》《摩挲大地》一书，精选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一些著名篇章，但每一篇都由作者本人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心修改。
书中的后半部分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
全书220千字。
从此，余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之前的所有的版本不再印刷，免误读者。
《历史的暗角》2009年《历史的暗角：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作者余秋雨无疑是今世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家。
《历史的暗角：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收录的篇什历来被文学史和读者目为历史、文化美文的典范之作而广为传诵，堪称秋雨散文中的泰山北斗。
读者自会体悟到余秋雨在历史追溯之中体现出来的心灵的震颤、思考的重量。
《余秋雨作品集》《余秋雨作品集》(32张) 《问学余秋雨》2009年近十余年来，余秋雨先生一直在以亲身历险的方式考察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考察成果通过电视和书籍在全球华文界造成巨大影响。
本书渊源就是余秋雨老师在凤凰卫视主持的文化类座谈节目《秋雨时分》。
但在主持完《秋雨时分》之后，秋雨老师并没有匆忙推出改编版的相关图书，而是历时两年，几乎是逐字逐句精心完善和重新创作后，才郑重推出本书。
《问学余秋雨》封面《问学余秋雨》封面余秋雨老师将带领读者深入探讨东方及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精髓，同时结合文化和电视传媒的传播威力，将极大地激发读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究的欲望。
42010年后作品《我等不到了》《我等不到了》《我等不到了》余秋雨在《我等不到了》开篇即说明了创作此书的初衷：“七年前，我写了记忆文学《借我一生》。
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在很多长辈、亲友、同事、邻居间引发了一场回忆热潮。
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
连一些以前并不认识的读者，也转弯抹角地为我提供各种参考资料。
一位教授对《借我一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他说‘什么一生，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但你显然顾虑太多，写得不清不楚。
’他的批评很对，中国文学不应该违避当下的切身磨难，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
写下来才发现，真实，比文学还文学。
”余秋雨说：“很多与我有关的人，都死去了。
我很想与他们说话，不管他们能不能听到。
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书——《我等不到了》。
《我等不到了》以平静的语调叙述了家族的历史，曾祖父、曾外祖父从浙江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出发，闯荡上海滩，众多家族人物的一生，在近一个世纪历史的光影中沉浮；文革中表哥益生和叔叔之死，折射了畸形年代里的畸形命运，平静的叙述中蕴涵着悲壮的集体挣扎。
余秋雨介绍说，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一部深入灵魂的“中国读本”。
它告诉读者，在你们出生之前，父辈们有过什么样的精神历程，这种精神历程又如何渗透到今天，成了你们的生存背景。
《我等不到了》是余秋雨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因此他将此书珍惜地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
余秋雨说：“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
这种非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与‘记忆’两字连起一起，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从北大到台大》《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余秋雨先生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
它与大学规范的文化史课程不同，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
本书采用了一个新颖的形式来解读中华文化，即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再加上课后与学生间的“闪问”、“闪答”，使这本书精彩纷呈而明白晓畅。
对于中华文化史的讲述，这本书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泛泛而谈，而是以点带面。
对于文明早期特别强烈的文化亮点，在余先生看来，它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重点论述；而对于后期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则快步走过。
这是余秋雨心中的一部中华文化史，也是一部充满强烈色彩感的中华文化史。
余先生以其饱学和情感，向国人传递文化记忆，以人类四大古文明中保留最完整也最璀璨的中华文化，敲响世界文明之钟。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繁体版2010年在台湾出版，在华语世界引起轰动。
《何谓文化》《何谓文化》《何谓文化》《何谓文化》为著名散文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新著。
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厚重的的文化读本，从理论，生命，文明，古典四个方面，全面诠释文化究竟是什么。
在《何谓文化》中，余秋雨先生首次对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在学理层面上进行分析辨源，逐一解答了文化是什么、文化的根本目标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等重要问题。
用最动情的散文化语言回忆了与自己有过不寻常交往的多位文化巨匠，如谢晋、黄佐临、巴金、章培恒，以及台湾文化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并特别回忆了四十年前亲自参与文化重建的周恩来总理。
回忆文革往事，从这些大家身上找寻文化的奥秘。
值得注意的是，余秋雨在书中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驳斥了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和诽谤。
除此之外，余秋雨又结合了自己对多处文化遗址的考察，从古典中提炼文化涵养，谈古论今。
跨时空与地域的双重视角，使《何谓文化》既有理论上的厚度深度，又不乏感人的故事与动情的文笔。
堪称20多年来余秋雨先生关于文化思索的最诚恳、最隆重、最重要的著述。
《中国文脉》《中国文脉》是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教授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当今中国当代文史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中国文脉》封面《中国文脉》封面之一。
余秋雨教授感叹当前“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称鹏”，因此以这部重大的开创性著作来提醒和弥补。
中国文脉，就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
《中国文脉》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一气呵成，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文理与形象相交融，为广大读者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演化过程。
第一核心篇目《中国文脉》，酣畅地通论了三千年中国文学的精神主脉和美学主脉。
此前从未发表过；第二核心篇目《笔墨历史》，也酣畅地通论了作为文脉载体的三千年中国书法史。
此前均从未发表过。
在这两个核心篇目之后，是对每个时代文脉的精细论述，组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文化人格史》和《审美精神流变史》。
其中不少文章，已成当代经典。
5秋雨语录真正的文化精英是存在的，而且对国家社会非常重要。
但是这些年来，由于伪精英的架势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结果连真的精英的名声也败坏了。
真精英总是着眼于责任，伪精英总是忙着装扮；真精英总是努力地与民众沟通，伪精英总是努力地与民众划分，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凡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群落，总是会对自己不懂的文化话语心存敬畏，正是这种敬畏心理被一些投机文人利用了。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里边，伪精英文化的发展好像有那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可以称为假洋鬼子阶段，第二阶段是所谓拒绝世俗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所谓咬文嚼字的阶段。
在文化上，无效必然导致无聊，无聊又必然引来无耻。
但是，即使到了这种“三无”的低谷，也不必过于沮丧。
因为只有低谷，才能构成对新高峰的向往。
罗丹说，什么是雕塑
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
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
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善良，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
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
它与人终生相伴，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追问它。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人格尊严的表现不仅仅是强硬。
强硬只是人格的外层警卫。
到了内层，人格的天地是清风明月，柔枝涟漪，细步款款，浅笑连连。
来一次世间，容易吗
有一次相遇，容易吗
叫一声朋友，容易吗
仍然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如果你喜欢文学，喜欢原创文学，我建议你到文博苑里看一看，读一读，同时也希望大家亲自写一些自己的东西作为锻炼。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民众突然对韩国的电视剧，对超女表现出那么单纯的投入，很重要的原因是，韩国艺术家不知道中国评论家，而超女根本不在乎评论家的存在。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
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
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
一切美丽都是和谐的，因此总是浑然天成，典雅含蓄。
反之，一切丑陋都是狞厉的，因此总是耀武扬威，嚣张霸道。
如果没有审美公德的佑护，美永远战胜不了丑。
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
”这就是平庸的写照。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
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
余秋雨的书法余秋雨的书法(7张)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
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关于年龄》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年代。
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关于年龄》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
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他可能。
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是很大。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关于年龄》一个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的鼓动永远是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记。
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关于年龄》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
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关于年龄》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
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
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自己的年龄。
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关于年龄》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
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关于年龄》老年是如诗的年岁……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想来难理解；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6学术评价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
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
首部散文集《文化苦旅》依仗着作者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
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
其学术成就可见一二。
《初到黄州》读后感。
苏轼
延伸阅读：浅析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被贬的惩罚,而这群被皇帝老儿随意拆卸的玩具中,常常有许多饱读诗书之人.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这其中当属“贬官文化”最为奇特最为有趣!一、何谓“贬官文化” 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总有些消极的思想.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1）文人的自作聪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原因就在这.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四、归纳总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二）“贬官文化”的特点.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