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学启蒙第四辑作者介绍
长坂坡曹洪：“丞相你看
那个敌将又杀回来了
”夏侯惇：“今天已经是第七次了吧，他不累呀
”曹操：“可恶啊……一定要把我的人马全部杀光才肯罢手么
”在乱军中奋战的赵云：“张飞这个狗日的
让我殿后又不给我地图，长坂桥在哪里呀”
《幼学启蒙：中国成语故事（适合6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
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
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
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
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
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
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
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
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
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
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
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
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
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
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
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
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
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
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
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
《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
(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
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
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
”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
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
《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
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
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
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
秋，译《月界旅行》毕。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
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低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
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二零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
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
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
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
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
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
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
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
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
《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
《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
同月十三，北上省亲。
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
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
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
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一九三零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
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
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
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
“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
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
四月回寓。
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
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
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
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
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
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
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
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
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
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
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
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
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
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
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
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
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
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
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
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
可略作数十字。
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
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
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
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鲁迅用过的笔名 干凡 飞迅 直庚 树俟 独洛 敖隼 旁斡预 L.S. 丁珰 丁萌 士繇 E.L.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飞斐 冬华 乐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动轩 仲度 华圉 自树 许遐 许霞 迅行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 小孩子 丰之余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华约瑟 齐物论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周树人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ELEF 旅沪记者 宴之教者 楮冠病叟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旅沪一记者 朝花社同人 上海三闲书屋 鲁迅的作品为选入六年级课本,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二、关于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地方。
他于12岁那年到这里上学。
第二年秋后，因祖父下狱，少年鲁迅离家去绍兴农村——皇甫庄、小皋埠避难，故学业中断。
1894年夏间回家，仍返三味书屋。
这样一直到大约1898年往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前半年才离开，首尾竟达六年…… 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仍旧如鲁迅回忆时写的那样：“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
”这匾和画，解放前曾散失，解放后，党派干部想尽办法才找回来。
当年和鲁迅一道念书的同学，解放初还有周梅卿、章祥耀、王福林三位健在，按照这三位老同学的回忆，三味书屋恢复了原来的布置。
屋子里，好像是中国旧式的客厅，这在今天的青少年看来，是会感到奇特的。
学生的座位一共有11个；鲁迅的座位排在北墙边，是一张带抽屉的长方形桌子，桌子后面放着一张略嫌低些的椅子。
这儿光线很暗，空气也显得潮湿。
他的书桌右角，至今还刻有一个约一寸见方的“早”字，刀法简朴挺直，它是鲁迅幼年手刻的一件极为珍贵的木刻文物。
至于它的来历，据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鲁迅上学迟到了，受到塾师的责备，他就用小刀刻下了这个方方正正的“早”字，来督促自己。
从此，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朝花夕拾》小引（鲁迅）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
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
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
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
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
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求一份介绍鲁迅先生的教案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
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
《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变法通议》内容及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
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
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
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
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
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
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
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
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一生极其勤奋，虽身在政坛不忘笔耕，因而著述极其丰富。
据初步估计，其著述约有1400万字!其著作的结集，最早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其后至1937年，共有大约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
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最完富，体例最佳。
近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中。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
《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
《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
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
”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
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
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 《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1．在《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
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
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这些话的确如春雷惊天，确乎震聋发聩，惊世骇俗，惊心动魂，使人们从古国甜梦的沉睡中惊醒过来而直面当时的严酷现实，这无疑是封建帝国里的第一声资产阶级爱国启蒙。
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
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灼识
2．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
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
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
学子除了科举一途无由自进，这样，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奇才异能之士”，为了取得中第升迁，也“不得不辍其所学，以 焉而从事矣。
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
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
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如此而欲富国强兵，安内御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未可得也。
所以，要举兴百业，就需要对百业之民实行职业教育，广设学校育才。
但是，当时培养官吏的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乃至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愚腐不堪，不教以历代政术，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国利病，如此则“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此治国，岂有不败者乎
”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无用的教育，真正“泽及”者也不在多数。
虽号称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实际上，妇女不读书，已去其半数，农工商兵不知学，终去其十之八九。
梁启超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
” 梁启超还对当时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和实学馆之类洋学堂提出了批评。
本来，作为专门之学，洋学堂对于振兴百业，培养专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洋学堂的教育内容也同样是隔靴搔痒，不及实事，“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
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
”另外，洋学堂还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一，科举不改，就学乏才；其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难称其职；其三，专门之业不分、难于造就专才。
所以，梁启超说，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顶多也只能“任象 之事”，当个翻译了事，于实事实业无补。
所以，必须设立新型学校以应时需，若“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新型学校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
”其总纲有三：“一日教，二日政，三日艺”，其分目有十八项：“一日学堂，二日科举，三日师范，四日专门，五日幼学，六日女学，七日藏书，八日纂书，九日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日藏器，十二日报馆，十三日学会，十四日教会，十五日游历，十六日义塾，十七日训废疾，十八日训罪人。
” 在《学校总论》的最后，梁启超专门论述了教育经费问题。
梁启超指出，没有教育经费，学校之议无异空纸，所以，“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
有感于英、法、德、俄、美、日诸国教育经费之充足，更感于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沉痛教训，梁启超指出，假如中国能早一点拿出甲午海战的战败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百分之一二用于兴学育才，则二十年间人才大成，那么，甲午海战便不致于落得如此之惨痛结局。
所以，只看到敌人的坚船利炮，而看不到其所以有坚船利炮的原因，只不惜重金以治海军，而舍不得拿出薄金以营学校，如此便是知末不知本，治末不治本，最终必是一无所成。
梁启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图举，则“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巳时。
” 3．在《论科举》中，梁启超专门讨论了科举改革问题。
梁启超指出，国家作育人才，皆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学生学习，唯在效用，学不见用，不如不学。
但是，科举网尽举国上才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
”所以，“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那么，科举如何变
共有上、中、下三策。
何谓上策
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
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
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
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
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 何谓中策
中策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
”分设明经、明算、明字、明法、使绝域、通礼、技艺、学究、明医、兵法诸科，使诸科广涉经书、中外算术、中外语言文字、法律、外交、大清掌故、格致制造、教学法、医学、兵法等各个领域。
至于取士之法，或特诏举试，或按省附考，给予出身，示以荣途。
如此“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
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 何谓下策
下策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
也即试科不变，但具体内容应有新的要求。
童子试“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
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
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
” 总之，科举之变是必然的，完全率由旧章显然有悖于时代的要求，问题只是大变还是小变的问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上策必强，中策可安，下策尚存。
4．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
但是，当时府州县学官及蒙馆学究多系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其误人子弟，势所必然。
而洋学堂中的西洋教习，亦每每存在有言语不通，翻译失真。
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华经典，“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长策，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那么师范学校之制又如何确立呢
梁启超参考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至于教学法，学习《札记·学记》而循而用之，殆庶几矣”。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
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
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
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 5．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
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因此，梁启超于当时中国妇女并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国妇女不仅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以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未可作诗填词，无论实学，而且要蒙缠足毁体之害，所以，“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6．梁启超极为重视儿童教育，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所以，在《论幼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
他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先进的儿童教育方法充满了赞美之情，认为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的教学程序，循序渐进，学不躐等，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中国当时的未尝识字即先授经，未尝辨训、造句即要作文的儿童教育程序无疑是本末倒置。
正是痛感于当时的儿童教育方法对儿童的戕害，梁启超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拟定了一个功课表。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虽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称之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传家却是当之无愧的。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东渐之西学为思想武器，用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即用更为痛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语言，大声疾呼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之《变法通议》主要是发表于当时“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务报》，其影响之巨大更是可以想见的。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
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
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变法通议》涉及到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外围的改革，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连接育人和用人的枢钮——科举改革，到教育内部的改革，诸如教师、学生、育人规格、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无处不着笔墨。
于今看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谈无奇的，其中甚至还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大潮的先声，《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震聋爰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清末的兴学校，还是科举由改革到废止，所有这些，都无疑受到了来自《变法通议》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