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陶渊明的诗词的读后感
陶渊明幽居于田园之中，不问世事的隐士，竟然能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成为后世士大夫的精神归宿，您能谈一谈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吗
陶渊明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是非常突出的，他的120多首诗歌可以说每一首诗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唐代以前很多题材的诗歌，唐代的时候才登上它的高峰。
比如边塞诗、山水诗、送别诗，惟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田园诗是陶渊明开创的，并且由陶渊明把它推上了它的顶峰。
我们说唐代有很多田园诗人，比如说王维、孟浩然，宋代有些田园诗人，像范成大、杨万里。
唐宋这么多的田园诗人应该说他们所创作的田园诗都是在陶渊明田园诗的浓荫笼盖之下，可以说是没有超过陶渊明的田园诗的。
田园美色道不得，只因陶潜诗在前。
所以说陶渊明的田园诗歌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他生在公元365年 去世在427年。
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9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的时期，从29岁到41岁他是一会儿出来做官、一会儿又要归隐，是仕隐反复的时期。
他在彭泽当县令时有一次上级来检查工作，他的这些下级的书吏们就说，你赶紧把衣服穿好了帽子戴好了再去迎接吧。
他喟然长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就挂冠而去。
这种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像李白，他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那么他挂冠归隐以后就隐居到田园中去，他的晚年是在田园中度过的。
他跟乡亲们的关系非常好，自己有酒的时候就让隔壁邻居的老人们一起来喝酒，他自己没酒喝的时候就去敲人家的门说你家有没有酒，所以这个是非常率真的。
而且他还亲自参加体力劳动，他有首诗歌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个“愿”一般人理解为回归自然之愿，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还可以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个愿望就是丰收的愿望。
我认为只要能够丰收，那么衣服打湿了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理解可能更接近于普通的老百姓，而且这一点也不影响陶渊明形象的伟大。
陶渊明性格方面是非常率真的，他自己说“少无适俗运，性本爱丘山。
”他很喜欢自然、很喜欢率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这个人不会弹琴，可是他自己家里老是放着一把无弦琴，就是没有琴弦的那个琴，高兴起来的时候就把琴拿着拨喇拨喇，没有琴弦肯定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不要这个声音。
“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
”就是说只要有琴动的意趣就不需要有子弦的声音，这是非常有趣的。
他的一生最喜欢的一个是美酒，一个是菊花，这两点都非常突出.陶潜，不可避免的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东晋，是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汉末的长期战乱，全国人口从乱前的五千万，锐减到了不足一千万。
老百姓需要修生养息，东晋的统治者奉行的是老庄的“无为而治”。
文人士大夫，崇尚清谈。
那是一个难有作为的时代。
陶潜挂冠，是他的清高风骨。
假如陶潜生活在当代，还是依旧饮酒不问事，早晚也会被撤职的吧
他的自得其乐，也好比“黄连树上吹笛子”，苦中求乐。
多少也是万般无奈，却能安然处之，一般人，如何能学的到呢
关于陶渊明的经历
古代隐士形形色色各有不同，有的如庄子、长沮甘于淡泊，安于清贫，视功名利禄如粪土,追求自由与恬静，超然于世外；有的如明代陈继儒，名为隐士但实际是“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有的如唐代卢藏用，隐居终南山，以隐求仕，开辟终南捷径；有的如诸葛亮，阳为隆中高卧，阴为勾结豪强以图来日官场之腾达。
窃以为这些都不能算真的隐士。
所谓隐士是指有志于经国济世但对官场世俗极为失望，愤然隐居的有一定学识才德的人。
隐士有三个条件：第一，心中有强烈的安邦济世的雄心壮志和社会责任感。
隐士隐得是什么呢
注意：隐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是针对统治阶级的，隐士避开统治阶级，不与之为伍，不同流合污，不 为所用，所隐的不只是身体，隐的是自己一颗治国救世、超凡脱俗的高尚灵魂，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积善其身”的积极入世情怀。
那些只为自己享受安宁，或以隐求显者都算不得真隐士。
他们 隐的是什么呢
这些人有东西可隐吗
那种藏猫猫式的隐充其量只能叫“遁形”。
我认为：身隐不叫隐，心隐是真隐。
隐是相对于主流社会的，隐士必须和主流价值相冲突，和腐朽统治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隐士形象是一个愤然离世但不弃世的精神形象。
第二、因对官场极度失望虽有机会入仕却坚决辞而不就。
本来就没机会入仕的，算不得隐士。
第三、必须是具备一定学识才德的人。
陶渊明就是这样的真隐士。
真实的陶渊明是一个血肉丰满、有情有欲、有公有私的人。
在他成为真隐士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深深的矛盾和痛苦。
但他能坚持理想操守，从而，中国历史上才产生了一位光彩照人的真隐士。
陶渊明一生五次出仕，29岁任江州祭酒，35岁任桓玄的僚佐，40岁任刘裕的参事，41岁任刘敬宣的参事，41岁任澎泽令，累计任职时间不过四五年，每次时间都很短。
陶渊明入仕的动机想必不是单纯的。
颜延之说是“母老子幼，就养勤匮”[1]，《宋书》本传说是“亲老家贫”，他自己也说是“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2]，又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
幼稚 盈室，瓶无储粟……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3]，从这些话，我们固然可以知道他是为贫而仕；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因为除此之外，他还说过“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 谁使然，似为饥所驱”[4]。
用“似”字至少说明他出仕并不只是由于贫穷的原因。
我们再看他后来回忆这段出仕经历时说的话：“少年罕人事，流好在六经。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5]”“余尝学 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6]。
他颇以“无成”为憾，我认为这个“无成”，就指未能实现兼善之志。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对出仕实在还有事业上“大济苍生”[7]的考虑，这对一 个“少时壮且厉”[8]，“猛志逸四海”[9]，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人来说是毫不足怪的。
陶渊明放弃官场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志趣原因。
多次的仕宦经历使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世情的虚伪和狡诈，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正直耿介的士人，他是受不了官场那种污浊空气的熏染，感到自己与那些善于奉迎巴结、利欲熏心、毫无操守的仕途小 人为伍，实在多有所耻，与心志相违，才毅然辞官的。
第二、安全原因。
陶渊明时代的东晋战乱频繁，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趋激烈，宫廷内乱迭起，官场已经极端黑暗腐败。
蝇营狗苟，构陷倾轧，到 处潜伏着杀机。
陶渊明描绘这情景是“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乌惊”[10]，阮籍说“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1]。
仕人的政治热情骤减，转而隐居避世，远祸全身。
当然陶渊明的门第身份远不如 阮籍、嵇康，官场危险性要小得多，但其隐居也不能说没有安全方面的考虑。
第三、性格原因。
陶渊明由于父亲早死，家道中落，心理上受到创伤，加之“大济苍生”的不俗志向，使他“少无适俗 韵”[12]、“游好在六经”以致“罕人事”[13]、“爱娴静”[14]，性格上直率而不够圆滑。
《宋书·陶潜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均记载：督邮到县里来，小吏告诉陶渊明应穿戴整齐去迎接，陶渊 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竟挂印而去。
归隐后他“息交以绝游”[15]。
晚年陶渊明贫病交加之时，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来他家问候，并带来准备馈赠他的甘美膳食，陶渊明因观点不合，断 然“挥而去之”，不愿接受，这固然表明他对权贵的鄙视和耿介高洁、特立独行的气节，但也说明其处事不够委婉，这种性格很容易在官场树敌，树敌多了，官场自然就难呆下去了。
对于官场这套手 段陶渊明自认为“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16]”，其实，以陶渊明之“无适俗之韵”，想学好官场技巧实在太难。
当然，只要陶渊明想在官场上混下去，谋生还是有条件的，因为每次离开官场都是陶渊明主动的，他49岁时朝廷还征召他作著书郎，被他拒绝。
他曾五次入仕，可见机会是不少的。
但他毅然选择不再 出仕，无论多么困难也不趟那浑水，将隐居真正作为终身选择，这是需要相当惊人的勇气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们的生存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做学问、经商、从政都可以过体面富足的生活。
而在封建社会，普通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学而优则仕”一条路，在家庭、社会教 育的熏陶下，他们从小就青灯寒窗，想的就是蟾宫折桂、鹏程万里。
他们知道官大于一切，官高高在上，有权有势，享受荣华富贵。
兼济天下要做官，作威作福要做官，聚敛钱财要做官，光宗耀 祖、改换门楣也要做官。
在古人眼里，士不做官枉为士。
士有才华而没有做上官被社会视为最大的不幸。
此种观念根深蒂固，绵延至今。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士总是拼命地追求入仕。
因为入仕对他们 是太重要了。
统治者声称是以才德取士，入仕者被认为是才华卓越，未入仕或仕途不畅者被认为是才华和品德都不符合标准。
这样，很多怀才不遇的士就有一种被蔑视、被侮辱的感觉。
隐士的理 想和希望是少年时代就树立和培植起来的，半生甚至一生为之辛勤奋斗。
理想和希望的破灭，人格与自尊心又受到极大的伤害决定了隐士的痛苦非常深沉，终身难以排遣。
宋朝邵雍失官后过着富足的 生活，自称最快乐的人，但心中却对社会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写下《伤心行》诗：“不知何铁打成针，一打成针只刺心。
料得人心不过寸，刺时须刺十分深。
”布衣陆羽进见官 员，对方不以士礼待之，他羞愧难当，隐居苕溪，有时独行野中，徘徊不得意，恸哭而归。
可以想见陶渊明的归隐也面临上述问题。
首先是社会价值观的压力。
长辈、邻人、友人、同僚、熟人，几乎所有人都将做官当作人生最高价值，对不能为官的陶渊明或同情规劝或嘲讽轻蔑。
《饮 酒》第三首中的田父就“疑我与时乖”，他说“一世皆尚同，愿吾汩其泥”。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有“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看来他的隐居遭到当时随俗浮沉的仕途之人的轻贱。
上 文提到的江州刺史檀道济劝陶渊明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现。
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这种沉重强大的社会价值观无时不在、无孔不入地咬噬着背离主流价值的陶渊 明这颗孤独的心，使其处于难言的尴尬境地，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强大的今天，这种尴尬之感对于那些怀才不遇的官场正直之士也必是心有戚戚焉，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
没人能理解陶渊明。
世人皆醉 我独醒，可醒来却无路可走，不但失望、孤独，恐怕还有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恐惧。
在精神和肉体都被统治者牢牢控制的专制社会，在人人挤压在一起没有个人私人空间而且处处强求一致的宗法社 会，背离主流价值观是多么的可怕呀
其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
有“大济苍生”志向的陶渊明从小对自己的前途寄予厚望，他曾反复五次出仕寻求出路，不能实现理想使他深感愧疚。
从他归田之后诗中表现的对现实黑暗现象的抨 击，对热心探求治世之道者的怀念，对少年时代志向的回忆和对理想社会的幻想，可以看出他济世理想的火焰并未熄灭。
他下定决心归隐，也就意味着其理想的最终破灭，而他所要归隐的田园也并非 桃花源，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社会自淳朴之风消失之后，虚伪之风便兴起来了。
乡里不讲廉洁谦让，真诚善良被认为是 老实无用，阴险奸诈被尊为有手段、能力强，趋炎附势、舔疮吮痔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玩人于股掌之间被视为最高人生智慧。
官场腐败黑暗也深深影响着民间风气。
鲁迅说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 精神上是一致的（大意）。
世无净土，逃是逃不掉的，怎么办
两害相权取其轻吧，唉——
再次，个体欲求的压力。
陶渊明曾祖父、祖父、外祖父都曾为官，颇有建树，父亲也曾做过太守，陶渊明对此是颇为自豪的。
后家道 中落，陶渊明难道不存振兴家业的愿望
一旦归隐这个愿望也就彻底破灭了。
陶渊明归隐面临着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依靠什么生存。
陶8岁丧父，30岁丧妻，孩子皆愚钝，虽有一些田园产业，可由于种种原因家境每况愈下，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回顾自己二 十岁赶上战乱饥荒，三十岁原配去世。
所耕之田，屡遭干旱虫灾、风雨摧残，打下的粮食不够全家糊口，致使一家人夏天挨饿，冬天没有被盖。
甚至因为冷，夜里就想快点天亮；因为饿，早晨就盼快 点天黑。
四十四岁时，《归园田居》中所述的“草屋八九间”遇火而“一宅无遗宇”[17]。
晚年，有时竟穷到了乞食的地步。
生活的压力压迫着这个清高孤傲的士子、这个承担家庭重任的男人的自尊， 自己内心两种价值体系对自我的反复交替的评价，使其陷入肯定和怀疑，孤傲和自责的两难境地，不能自拔。
而那些随俗沉浮的庸才春风得意，坐享富贵更使其愤慨
陶渊明对背离社会价值的种种严重后果是了然于胸的，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主动自觉地承受这种种巨大的压力，终身坚持其人格气节，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千千万万的人都随波逐流了，连与陶渊 明并称“寻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也为当权者用了，惟独陶渊明特立独行，他孤军对抗的是茫茫整个世界，是无所不在的命运之手。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他是舍弃了个人名利，为了理想和人格的纯 洁和高尚从庸俗卑贱的芸芸众生中一马当先杀出的勇士，他勇往直前之中环顾四周却发现他没有战友。
尽管如此，他依然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认准的目标策马扬鞭，一路绝尘而去。
心中不免黯然神伤，却终是义无返顾。
有人说他懦弱，说他回避矛盾。
怎么才不懦弱呢
叫他拍案而起，象李自成拉起人马起义吗
叫他荆柯刺秦王吗
叫他公开击鼓骂曹吗
还是叫他去做潘万年呢
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价值观、人生观允 许他这么做吗
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吗
即便有，陶渊明是否处于那种信息环境呢
退一万步讲，假如他有那个环境且那样做了，他也就成了赤膊上阵的许禇了。
鲁迅先生并不赞成这种无谓的牺 牲，斗争者首先应学会保全自己，陶在诗文中涉及时事都尽力避免评价当政者，以免遭祸。
当统治者和世俗力量过于强大时，早醒者的隐居，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承 受巨大的苦难。
这真是“勇敢者的游戏”，这真是“好男儿浑身是胆
” 想文革中几千万知识分子，几亿中国人有几个敢站出来公开反对
有几个敢不低眉顺眼，人云亦云
在那个时代，沉默都是有罪的，能象陶渊明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的绝对是人格典范。
对百分之九十九 的随波逐流乃至助纣为虐者和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者我们不去鞭挞，反而站在山脚下对站在人格高峰之上的陶公评头品足，没心没肺、冷漠地责怪他怎么没站得更高些，站到喜玛拉雅山上去或生翅膀飞 上天空去，这岂不是荒唐得令人气愤吗
陶渊明在那个时代，不是太消极了，而是太积极了。
陶渊明是具体的历史的陶渊明，是无路可走的陶渊明。
陶渊明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他甚至不可能对封建社会本质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更不可能开出对症的救世良方，他只是从 感性上对社会现状失望。
然而，这并不有损他执着于理想，清者自清，超凡脱俗的精神形象。
陶渊明的价值不在于思想，而在于其人格。
后代文人对其隐居的机械模仿能将板子打在陶渊明身上吗
后 代文人对陶公的欣赏模仿主要着眼于其逍遥于田园的闲适浪漫，很少挖掘其“金刚怒目”的一面，很少把握其复杂难言的心理状态。
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他在心灵的挣扎中坚持自我，时时在人生“四 个境界”（冯友兰语）中上下徘徊，并更多停留在后两种境界。
陶渊明以其痛苦而豁达，凝重而又淡雅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一百三十余篇美仑美奂的诗文，他是一个热爱人生，带着泪和笑感受和思索 人生的人，他是一个美的追求者和鉴赏者。
陶渊明孤独的灵魂一直漂泊在当时乃至以后几百年的时间隧道里，直到唐宋才渐为人所识。
但正如尼采所说：“谁最终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最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18]。
这,就是作为真隐士、真猛士的陶渊明。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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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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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辞中作者去做官的原因是什么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之宗”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个新的境界。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表示关注或进行研究分析。
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试对此作出探讨。
原因一 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
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 桃花源记 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
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
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
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
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
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
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与世长辞。
原因二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
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
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
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
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
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
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
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
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
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
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
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
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
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
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
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原因三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
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
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
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
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
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
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
《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
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
”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
”“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
”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
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
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
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
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
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
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
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总结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
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
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不做官,是否消极避世
从「归园田居」探看陶渊明的心灵世界 在初中时代，靖节先生的典范便进入了我心深处，喜爱他诗境中那份恬静的气息，想慕田园生活的自在逍遥。
对一个自小成长在都市中，又没有任何亲戚住在乡间的人来说，诗中的世界，无异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这个桃花源时远时近地陪我走了三十个年头。
年过不惑，越发能体会靖节先生的心境。
弃官归隐，「守拙」躬耕是需要付出相当勇气的抉择，是一个好伟大的觉醒。
我爱看树，尤其是在垦丁国家公园里，即使是同一品种，都有其各自展现的生命姿，而多种姿态又诉说着同一道理：环境对生物的锤炼，造就出独特风格。
靖节先生若不是生长在一个动乱的时代里，又如何成就他之所以为他的风骨特质呢
喜爱他的诗和文，不为了他在后世文学评价上的高位，也不为了怜悯它被当世冷落的遭遇。
直觉，只是那任真自得的个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上的浑然天成。
在文学领域中，最爱陶渊明的诗，苏东坡的词。
曾经想过，如果，二人交换时代，陶渊明还是陶渊明，而苏东坡还是苏东坡吗
或者，二人易地而处，角色互换，苏的豁达到了昏暗的东晋，能够挥洒多少
陶的浑厚来到党争不断的北宋，可以发展雄志吗
环境真是个无言的调教者啊
和一般人一样，面对生活，陶渊明也有着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在一番熬炼后，终能达到调和境穆的境界。
他诗中的冲澹，想必也是几许辛酸苦闷所换来的。
他的诗不单只描写田园的乐趣，主要反映他酷爱自由的天性，高洁脱俗的人格，他也并非是一个单纯避世高蹈的隐士，而是为追求安顿心灵，适合个性的处所。
宋书、晋书、南史都将他归类为「隐逸诗人」，他甘心忍受物质困窘的压力，去追求真实淳朴的精神生活。
唐代追寻「终南快捷方式」的隐士是不能与之匹配并比的。
他的特色是处处近人情，胸襟高超却不唱高调，仍保持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使人倍觉亲切。
仕宦与隐逸贯串出靖节先生的一生，他在仕宦里获得的是矛盾痛苦，在隐逸里获得的是和谐喜悦，从矛盾到和谐，从苦痛到喜悦，四十岁之前他一直在入世与出世间徘徊，其实在纯净的内心世界，他何尝不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他的心一直以来都是向往丘山、园林，希望过归隐的生活，然而为了口腹儿女，受到家世、教育，无形的压力，屡屡以心为形役，又一次一次地把这个决定推延。
「犹望一稔」不只是任彭释令的心情，也是乙巳年前一生的写照，推延顺心的时间，希望可以多得一点连他自己也未必晓得是什么的好处。
妹妹之死使他具体领悟到人生的倏忽无常，「当年距有几
纵心复何疑」，已由头脑上的明白，转化成切身的感受。
此次一悟二十二年，「吾驾不可回」，安贫守道，帮助他把家族的光荣，世人的白眼，妻儿的噜叨埋怨，所受的儒家教育等来自多方的压力都消化得一乾二净，终于达到纵浪大化，称心无疑，乐天委分，任真忘我的境界。
四十岁是个重要的关键，人到了中年，往昔的迷惑、执着，终会随着生活中种种的历炼而逐渐净化、单纯，看透了一些事，也明白了一些理，终可以下决心作一番取舍去留。
如果程氏妹之死提早五年、十年，陶渊明或许不致于有如此的觉醒。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是一句了悟后的经验谈。
「归园田居」五首便是陶渊明澄澈滤净后的新生活描绘，是他辞官归隐后，躬耕田亩的真实写照。
他看重衣食以及经营衣食的劳作，不肯像一般隐者作社会的消耗者，他说过：「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于是扛起锄头，决心做庐山脚下赤贫的农民。
「归园田居」第一首，畅述他重返自然的欢欣，失而复得的真情，彷佛下了极大的决心，从今后要紧紧抱着「邱山」，不再让自己迷失在「尘网」中。
的确，违背本性是一件痛苦的事，天宽任鸟飞，渊深快鱼游，总有一个舒坦自在的世界时时在呼唤着「不如归去」，可是一旦误入尘网又岂能轻易抽身呢
陶渊明费了三十年的挣扎，而我恐怕是一辈子的苦恼。
时代越繁荣进步，尘网织得越密，越难脱离。
至此，总算能解陶渊明何以徘徊在出 仕及退隐间而不能决定的苦楚。
亲情、荣耀、学问，都一一成了五花大绑，绑住最清灵的真心。
苦，莫甚于此了。
每个人都该有他性情相得的世界，不幸流落外界，总因不适应而显得笨拙、苦恼。
陶渊明在彭泽归去后，欢欣地接纳自然，归向田园，那榆柳交应、鸡鸣狗吠的乡间，那「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生活才是他要的世界，他可以肯定地告诉自己「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四）这种既得归宿的幸福，好叫人羡慕
真希望我也能有机会走入自己的世界。
归园田居第二首，写他弃绝世俗后，乐享田园的平静。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在乡曲间，多的是纯朴善良的人物，单纯无杂的情怀，这种新生活平淡中有味，简朴中意长。
人也只有到此地步，才能真正享受清静。
人情的频频交往，固然可以热闹生活，却必须付出自由，付出时间，所以清静是寂寞换来的。
一个文人没有可以切磋的友伴，没有可以交相问难的同好，是孤寂的。
归隐后生活的贫困，耕作的劳累，没有知音可以倾吐。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坚持是无人能解的寂寞，但也只能说给自己听听罢了。
虽然，陶渊明最后的二十二年田园生活在物质方面是失败的，因穷困而来的种种问题，也无法动摇初衷，这种决心是开悟后的坚持。
几许思想，几许挣扎，陶渊明所追求的只不过是简单的生活，并甘心乐意去过这种生活而已。
生活因简单才能得「有余闲」，才能去享受「树木交荫、时鸟变声」的自然美。
可叹庸俗中人老是做「人身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事，即便是千古难见的美景，绝世未闻的佳乐在旁，也恐怕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
曾读过邓志浩（艺术工作者）所写「山居岁月」一书，他果真跳离繁华热闹的台北都会生活，在坪林山间找到落脚处，自己动手建屋，捡拾被弃家具自行改装，与山间野老共来往，当个现代陶渊明。
陈冠学也在著作「田园之秋」中，陈述自己归向田园的生活，他更是道地的陶渊明。
能做自己想做的，还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愉悦的。
喜见当今时代，能有此清灵之人，叫人好生敬佩。
奔波在十里红尘，心想着邱山好境，这种矛盾该是多数文人的心结。
我既然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寻得邱山归路，只得学学东坡居士转念成豁达，净化思虑，简化生活，也一样可以在劳碌匆忙的日子里寻得一片清静空间。
(许淑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