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后现代主义读后感200字
《解读后现代主义》读后感 《解读后现代主义》是由巴特勒所著，巴特勒现为牛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著述颇丰,其中包括《早期现代主义》、《阐释、解构和意识形态》等。
在本书中，巴特勒质疑、探求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核心思想，以及他们在理论、文学、视觉艺术、电影、建筑、音乐等方面的表现。
他认为艺术家、知识分子、批评家以及社会科学家们“就像是一个组织松散、喜好争辩的政治党派的成员”，该书搭建起一个极为有趣的框架，以揭开“后现代状况”的种种奥秘，所涉内容从博物馆文化的政治化，一直谈到崇尚政治正确的方方面面。
本书分别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看待世界的新方式”、“政治与身份”、“后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状况”五个章节描述了作者眼中的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对此本篇读后感也会一一对应，就每个章节谈论个人体会。
第一章“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在作者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起源于文化上的变化，从1976年卡尔.安德烈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展出的《对应物之八》开始，就有一种的艺术理念涌现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种艺术理念有别于1945年以后盛行的先锋派艺术的观念，艺术家们有意让自己的作品有别于传统的艺术作品，而展现出一种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的特征。
于是，从艺术领域开始，于是从艺术界的后现代主义开始，从知识界与学术界也逐渐兴起了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一群人，这群人产生了极具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这群人为追求共识和支持，慢慢这种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就成为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不属于科学哲学中的理论，科学哲学中的理论可以通过检验识别正误，也不是欧美宽泛的经验哲学中提到的理论。
这是一种更加关注自身、持怀疑态度的话语，将传统哲学中产生普遍概念运用到文学、社会学及其他材料中，并由此使得这些材料具备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而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观点看起来确实与以往传统的现代主义观念有很大的区别，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许多重要文化时期最基本、最主要的观念都会收到类似的批判。
一旦人们意识到这点，就会对于很多认定的意识形态重新组码，一些重新解释、一些予以摒弃，历史上所有的激进思潮都有这个特征，而后现代主义只是其中之一。
修正和改进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但不管怎么样，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犹如在PM2.5污染严重的空气里，注入了一股带有海盐味的湿气。
第二章“看待世界的新方式” 为了进一步强调很多后现代主义理论依靠的是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在第二章的一开始，作者就搬出了后现代主义的重量级教父人物——让.利奥塔，在其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态》一书中，他强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曾被接受和认可的“权威叙事”已经陷入危及，并在逐步衰败。
”，他所认为的权威叙事主要是当时欧洲主流的哲学流派，如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等，认为历史是进步的，知识可以解放人类，所有的知识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统一性。
而他所具体批判的主要是二种主要叙事，一种是人类进步解放论——从基督教救赎到乌托邦；另一种是科学胜利论。
他认为这二种叙述自二战以来已经失去了可信性。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哲学、理论、历史等领域的学者之间的这场论战，其根本矛盾在于统一的论调与矛盾主义的言论间的对立、合作建构与个人主义解构之间的对立。
后现代主义者采用自由主义的立场，反对所有整理论解释，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极大地解放思想，至少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等领域的确如此。
但不能这样看待科学家及历史学家的观点，更别说在法律领域了，律师很难将后现代主义怀疑论运用到法律证据中，也不会怀疑，设立法庭的目的就是以某种方式对所有发生事情的二种不同陈述进行检查，以确定二种陈述各自的真实性和可能性。
对马克思劳动分工论的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对马克工论的反思——《志意识形态》读后感]2010年11月27日 对马克思劳动分工论的反思——《德意识形态》读后感 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 马克思认为，在最初的人类社会中，劳动分工的现象并不明显，对马克思劳动分工论的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例如在原初的家庭和部落中，每个成员都分担着多重的生产生活职能，每个人都是通过共同协作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和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的。
分工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逐渐发展成熟的。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成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多样化。
这种状况的出现使得单一的个人再也无法承担多重的生产生活职能，迫使个人必须承担某一具体的劳动分工。
这一方面利于个人的专长得到有效发挥，一方面利于集体总效益的增长。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识到了劳动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当提及劳动分工给个人带来的影响时，马克思却论证到劳动分工使个人成为了劳动的奴隶、成了被异化的工具。
马克思的大致解释是这样的：在正常状态下，在个人与劳动之间，个人是主体、劳动是客体，客体的劳动应该只是主体的个人获得一定物质资料的手段。
在个人和劳动之间，劳动应该为个人所驾驭，个人应该自由的支配劳动。
但在现实社会中，正常状态下的劳动与个人的关系却发生了逆转。
即在真实的生活实景中，个人为了获得满足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个人必须迫使自己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从事大量的劳动。
而在很多情形下，即使个人付出了极大地辛劳，却仍然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物质资料。
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劳动成为了支配个人的强大动力，个人沦为了社会生产系统中物化的一生产工具。
本应为人支配、为人服务的劳动此时却支配着人、让人成为了它的奴隶。
由上述内容可知，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导致了人的奴役，使人成为了异化的工具。
对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例，对其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分析到：在劳动分工促使生产发展的同时，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却并未随之发生变化。
具体如下：劳动分工促使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工业的逐渐分离，这极大地利于货物和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推促着生产力迅猛的向前发展。
但与此同时，生产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却并未改变。
所以，在劳动分工促进生产迅猛发展的形态下，只有少部分的生产资料私有者才真正享受到了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巨大实惠，最明显的莫过于他们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
而对于被排除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唯独拥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
为了获得满足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而恰是无产者的这部分劳动力，成为了资本家一切利润的来源。
所以，资本家自然而然的通过雇佣关系让无产者为他们生产，而他们则依照自己唯利是图的本性极力的压榨无产者身上的剩余价值。
这种劳资关系促成了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对立，无产者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被异化的生产工具。
归结起来就是：劳动分工促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推促着绝大多数的无产者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异化的工具。
而在这之间，蕴含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的激化将会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而消除劳动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将随之呈现。
从马克思的劳动观理解其劳动分工论 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一些根本看法是理解劳动分工使人异化这一观点的关键。
为此，以下笔者归纳了马克思对劳动的两点看法，并试图从这两点看法中理解劳动分工使人异化这个观点。
一、如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归纳的这样，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是使人成为全能的人、而不是专业化的人。
全能的人指个人只把劳动当做生活的一小部分，个人在自由支配劳动的状态下通过劳动获得生存所需物质资料的同时，还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自身的其他特性、例如高尚的精神追求等。
专业化的个人是指在个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劳动支配着个人而非个人支配着劳动，个人被束缚在劳动之上，无法去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其他个性。
马克思对劳动的这个看法使得他在观察以往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时，当他看到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而疲于奔命时，他自然就把这些形态下的个人看成是专业化的、被异化的个人。
由此也就得出了在阶级社会，劳动分工只会使人异化。
二、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
带着这种观点，马克思把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前一段时间内的创造出的价值用于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后一段时间内创造出的价值是剩余价值。
按照劳动创造价值论，剩余价值本应为劳动者所合法拥有，但事实上这部分价值却被资本家通过虚假的雇佣关系而无偿占有。
由此，马克思也对资本进行了分析。
他把资本分为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
不变成本指机器、厂房等物质化的固定化的成本，可变成本是指劳动者的劳动时间。
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不变成本并不创造价值，资本家资本的增长来源于对可变成本的利用。
所以，按照劳动创造价值论，马克思认为本应归劳动者所有的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无偿窃取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赤裸裸的剥削关系。
而资本家出于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他们极力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使劳动者成为了被异化的工具。
对马克思劳动观和劳动分工论的反思 通过对上述可知，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造成人的异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这两种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以上两点看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读后感《对马克思劳动分工论的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上述关于劳动的两点看法其实也是存在缺陷的。
为此，笔者将在下文中分析这种缺陷，并由此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使人异化、阶级对立、共产主义将消灭劳动分工等观点进行再思考。
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绝大多数人的无产者确实是成为了资本家剥削的工具，这些无产者也的确是连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没有。
他们就是被异化了的工具，无法成为马克思眼中的全能的人。
承认这个事实，也就意味着马克思用专业化的人和全能化的人来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是十分准确的。
但马克思的缺陷在于，他认为可以用改造社会的方式来消解专业化的个人和全能化的个人之间的差别，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全能化的个人。
例如，他论述到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人都能成为全面自由的人，劳动变成了个人的一种享受。
但事实却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不可避免的承担者专业化的个人和全能化的个人双重倾向。
如贡斯当对古代人和现代人的生活进行比较而得出的分析这样，现代人十分注重世俗生活。
也如托克维尔论证到的，在一个日渐民主的历史潮流中，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每个现代人生活的强大动力。
所以在现代社会，个人为了获得适度的优良生活，必须在劳动分工中承担某项特殊的生产职能，亦即成为一个带有专业化倾向的个人。
而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没有任何人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物质财富的生产中去。
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论述的这样，现代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兼备消费性和娱乐性的社会。
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当个人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后，他就会利用一定的物质财富去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
由此也就可知，现代人也带有成为全能化个人的倾向。
所以，笔者认为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个人兼备者专业化个人和全能化个人的两种倾向。
在落实到具体的某一历史发展阶段时，有可能是个人专业化的倾向强些、全能化的个人倾向弱些；也有可能是个人专业化的倾向弱些、全能化的个人倾向强些。
具体出现哪种可能性的状态，这和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政治体制、社会风俗等多种因素相关。
但可以断定的是，不可能消除个人专业化倾向和全能化个人的倾向，更不能绝对的判定某一低级的社会形态下个人只能是专业化的个人、而某一高级的社会形态下个人将成为单一的全能化的人。
所以不管在何种形态下的社会，专业化个人倾向和全能化个人倾向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
由此，二者是不可能被绝对化的，二者之间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存在。
由此也就可知，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带有强烈的专业化个人倾向，他们的确成为了异化的工具。
但这种状况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应该有理由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劳动者身上强烈的专业化个人倾向会慢慢变弱；而全能化的个人倾向却会逐渐增强。
事实上也证明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政治系统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工作的负担减轻了、有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时间去发展全面的自己。
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错误的把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状况当成了自始自终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可能会遭遇的生存状态。
他由此也就绝对化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的异化状况，绝对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绝对化了共产主义给予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马克思分析问题视角的短视导致了他得出的一系列结论都发生了偏差。
二、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论是他政治经济学建立的根基。
为了更深刻的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不妨假设在原始状态下有一块未开垦的沃土，如果个人依靠自己单纯的体力在这块土地上播种粮食、收获粮食，那么毫无疑问这些粮食是他个人劳动创造出的价值。
需要强调的，个人单纯的依靠体力是指个人不借助任何其他形式的劳动工具，仅凭四肢劳作。
所以劳动创造出价值论在以上这种特定状态下是说得通的。
但在依靠科技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否还行得通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论述了马克思这种价值观的破产。
他解释到：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的形成实际上遵循的是边际递增或递减的规律。
例如生产某项价值需要A、B、C三种要素，在其中任何两种因素给定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元素的增减都会对价值产生变化。
所以在现代生产中，多种要素都可能成为价值的来源，劳动只是价值的某一来源，而非马克思所认为的唯一。
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他据此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
例如，马克思曾分析过，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比率将会提高，而这也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率会降低、将有更多的人会失业。
但事实上证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革新，资本家的利润率得到了提高，工人在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反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都充分的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本家并不是全靠剥削无产者的剩余价值而致富的。
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对立说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景。
以上一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为何会认为劳动分工会造成人的异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一方面阐明了笔者本人对马克思这些观点的反思。
现在还需一个问题需要回答。
即劳动分工真的能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予以消除吗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
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分化组成的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在大的社会实体中，都被分化成细小的部分 ；它们在共同的集体意识的组合下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
为此，涂尔干还从社会量、物质的量和精神的量这三个要素分析了社会分工为何会产生。
笔者个人是赞同涂尔干的这些观点的。
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只会越来越精细，而绝不可能像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社会分工会被消灭。
即使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虽然带有统治性的国家消失了，只剩下单独存在的社会。
但事实上社会的管理客观上也要求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其实也是一种分工。
而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每个人天赋的不同，肯定也会有体力和脑力的分工。
而笔者也无法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
所以对于社会分工日渐发达的现代社会而言，由分工所形成的阶层、阶级必定是多样的。
对待这些由分工所造成的群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强化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来达到群体的共存共荣，而非强化彼此之间的矛盾、用暴力的手段消灭对方。
所以分工不可能消灭，由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将消灭分工的论调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对马克思劳动分工论的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读后感
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解读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谈论中国文化是一个相当令人痛苦的话题，这种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问题本身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早已远远超出几乎所有学术先驱者们最大胆的猜想，所有那些曾经貌似有价值的讨论和一度简洁优美令人信服的论说都逐步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原有的说服力，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并无逆转的可能；另一方面是这个话题也难免会牵动我们的某些感情，从坏的角度讲，面对百余年的“丧权辱国”的近现代史，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能真正做到无动于衷，而从好的角度讲，将延绵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可能包含的“灿烂文明”均化作“一团漆黑”，这等见解作为一种短暂的、轻率的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显然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
据说，关于文化的定义至今已有数百种之多，虽然我们更愿意将它视作一套某一时段内覆盖某一社会诸方面的综合符号体系，其中包括各种不同品质的———艺术的、思辨的、政治的代码，但更通行的见解似乎较倾向于将它作为一套有确切指向的价值观念。
从后一角度出发，通过若干古文献的钩沉，不同学者，无论其背景如何，总能或深或浅地寻找到它的吉光片羽。
从清末“中体西用”开始到五四前后有人要砸烂“孔家店”，有人要“整理国故”，一直到今天，关于中国的这些文化遗产的评价经历了不断的波动，有时被骂得一钱不值，有时又被捧得价值连城。
由此又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形象并不那么清晰，百年来我们获得的成绩只怕不大，真实的答案可能不仅是在民族自大狂和历史虚无主义之间寻找平衡那么简单，现在，寻求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有效力的解释，仍然是一种严肃的、不能推卸的责任。
传统文化书籍读后感500字
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中华文化的传播媒介丰富，尤其在书中到处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
文体中涵中华文化。
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学著作，其文体大多为文言文形式，而这种形式至今仍被人们关注。
文言文的文章在教材中增多，而文言文也成为了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重要方面。
书的这一文体，包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无论是《论语》、《史记》还是《红楼梦》、《聊斋志异》都从中渗透出一股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
诗歌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体，但中国的古诗另有一番文化的内涵。
无论是《诗经》、《楚辞》中的古体诗，还是《唐诗三百首》中的近体诗，都有一股浓浓的中国味道，文化也随之展现于世人眼前。
中国的文体多样，在书中，则能尽收眼底，从书中，使人不禁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书中艺术涵中华文化。
艺术是一个反映文化的重要方式，而其载体之一，就是书。
《天工开物》，让人感叹年味的美妙；《衣装秘语》揭开了中国装饰的奥妙。
也许，在这些书中，艺术是主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暗藏其中，工艺美术是中华文化，年画是中华文化，服饰也是中华文化。
不久前，听到一则新闻：一位上海女士，想将其设计的旗袍以及旗袍表演团队带到欧洲、美洲等地区。
但她没有考虑到旗袍早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唐人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穿旗袍的蓝眼睛金发女郎。
而这一切不仅在于海外华侨的贡献，更多的在于书的作用。
书的传播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进一步，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也会永藏于书中。
文化人传播中华文化。
读到文化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诗人作家。
从《小说老子》、《说李白》到《鲁迅评传》、《余秋雨人生哲言》都可领略一代代文化人所折射出的中华文化。
人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璀璨的中华文化也像这些文化人一样不断发展完善。
中华文化，一个底蕴深厚的名词，而从书中，我们可以不断吸取文化的养料，懂得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修养自己，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从书中，我们感受中华文化，我们理解中华文化，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读 文化觉醒 中国崛起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电视与社会》读后感
把你老师绝对搜不到送给你。
《乡土中国》读后感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
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
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
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
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
“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
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
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先生认为：“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
”。
因此，乡土社会里的人们彼此特别熟悉。
但是，与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相比，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在第二篇“文字下乡”里，费先生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
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文盲，从来没上过学，但是她很聪明。
没有我的母亲，我的高中文凭的父亲也不可能事业有成的，而且我的母亲在深圳短时间内自学了粤语和普通话，之后还自学认字和写字。
以“文化苦旅,苦在哪里?”为题写一篇《文化苦旅》的读后感
这里的苦并非是指身体上的劳累（当然旅游多少是有点的），而是在感受博大，沉重的文化底蕴，以及历史时的无奈。
如同美好事物被摧残，自己却只能旁观，看历史不外乎如此的感觉。
苦就来自于精神上的折磨和无尽的惋惜。
文化苦旅，苦在何处
我曾多次在寂静的深夜拥灯苦冥。
余秋雨先生以他学者的深度和见识，结合中国千年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再用高雅、凝练、大气的语言铸就《文化苦旅》一书。
其中所收录的三十七篇散文长有万言短则千字，这是由于所述对象不同而引起的，也是受作者情感波动的大小而产生的，让人读后余韵无穷，数遍之后亦有鲜趣。
而且余先生的文章也往往能够使人沉浸于其中、颇有深切感受，似乎自己就是其中的人物。
就单从文章整体上看便足以读后使人的文化品位提升一个层次。
从古城到荒漠，从西湖到三峡，从莫高窟到道士塔，从牌坊到庙宇，从柳侯祠到天一阁，从石头城到都江堰，从天柱山到白莲洞，从庐山到赤壁，从广州到兰州……在空间上跨越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东西要塞。
在时间上由先秦两汉到唐宋元明清而至今，由古国到现代社会。
在文化上含鼎盛发展有衰败末路，含自然造化有人工雕饰，含书卷墨香有粗犷豪放，含人文风度有原始气息，含变通之道有冥顽不化，含慷慨悲壮有明月清风……不断地叩问历史，反省今朝，求天理、察人事，假自然景物古人旧迹以表达内心情感，借文化沉淀与世事沧桑以谈论社会命题，诚可谓苦矣，然亦不乐乎
倘若仅仅是从表面上去理解苦乐而不深入推究其深刻内涵，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应当以个人的文化品位和文学素养结合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现代思想的意识来讨论。
因为在中国的千年发展中，文化不可能是单一的，是不可能严格的遵循某一个固定的准则的，多元化的发展才是正确的路径。
文化的要义在于可论主次而不可论唯一，可论变通而不可论固守，可论潮流而不可论派系，可论历史而不可论始末，可论存在而不可论幻灭，可论意识而不可论虚无……这种复杂且特殊的客观现实情况是不可能有其它事物可以相比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精神意义还是物质层面上来讲，这种深厚的文化积累是以历史的顺延和文化理论的发展为基础的。
无论是时间的积累，岁月的变迁，多元化的转变；还是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精神的傲岸；或者是军事的冲突，政治的扩张，社会形式的演化以及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进等等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创造性的完善或者是毁灭性的打击，健康的发展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扭曲，质的飞跃或者是固步自封的危险等等，因此所有的所有社会意识的变化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深度上、不同大小上对文化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显然，在这些影响中有好有坏，那么对我们来说也就有苦有乐。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苦便是乐、乐亦是苦，苦中自有乐、知乐才懂苦。
苦与乐这两者之间是相对矛盾统一的，是不能分开的，是缺一不可的。
那么弄清楚了苦与乐的关系后再回到这一个苦字上，既然我们常常说人生之逆境占十之八九，生活中也常常是欢乐少而苦闷多，伤离别、哀时怨，英雄穷途、美人迟暮，总是不如人意的事情多。
那么历史和文化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才是文化历史的创造者和拥有者这也就是说我们人才是文化和历史的基础。
所谓人文，要是没有了人只剩下一个文还有甚么意义呢
或许，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往往被学习、工作、交往、物欲等等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常常感到身心俱疲、头昏脑胀，总感到累了、老了，不想再这个样子了。
那么我们此时不妨煮一杯清茶，在安静的晨林中，捧一本好书，回到历史与文化中去，重新寻找到生命的真谛，发现那种古典的意识，让身心真正的沉淀在经典之中，那么我们一定会感到神清气爽、荣辱皆忘的。
这未尝不是一个释放自己的疲倦与劳累的好方法。
文化苦旅，苦在何处
我更愿意把这句话当成一个反问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