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劳动分工论的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对马克工论的反思——《志意识形态》读后感]2010年11月27日 对马克思劳动分工论的反思——《德意识形态》读后感 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 马克思认为，在最初的人类社会中，劳动分工的现象并不明显，对马克思劳动分工论的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例如在原初的家庭和部落中，每个成员都分担着多重的生产生活职能，每个人都是通过共同协作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和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的。
分工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逐渐发展成熟的。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成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多样化。
这种状况的出现使得单一的个人再也无法承担多重的生产生活职能，迫使个人必须承担某一具体的劳动分工。
这一方面利于个人的专长得到有效发挥，一方面利于集体总效益的增长。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识到了劳动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当提及劳动分工给个人带来的影响时，马克思却论证到劳动分工使个人成为了劳动的奴隶、成了被异化的工具。
马克思的大致解释是这样的：在正常状态下，在个人与劳动之间，个人是主体、劳动是客体，客体的劳动应该只是主体的个人获得一定物质资料的手段。
在个人和劳动之间，劳动应该为个人所驾驭，个人应该自由的支配劳动。
但在现实社会中，正常状态下的劳动与个人的关系却发生了逆转。
即在真实的生活实景中，个人为了获得满足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个人必须迫使自己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从事大量的劳动。
而在很多情形下，即使个人付出了极大地辛劳，却仍然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物质资料。
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劳动成为了支配个人的强大动力，个人沦为了社会生产系统中物化的一生产工具。
本应为人支配、为人服务的劳动此时却支配着人、让人成为了它的奴隶。
由上述内容可知，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导致了人的奴役，使人成为了异化的工具。
对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例，对其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分析到：在劳动分工促使生产发展的同时，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却并未随之发生变化。
具体如下：劳动分工促使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工业的逐渐分离，这极大地利于货物和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推促着生产力迅猛的向前发展。
但与此同时，生产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却并未改变。
所以，在劳动分工促进生产迅猛发展的形态下，只有少部分的生产资料私有者才真正享受到了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巨大实惠，最明显的莫过于他们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
而对于被排除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唯独拥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
为了获得满足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而恰是无产者的这部分劳动力，成为了资本家一切利润的来源。
所以，资本家自然而然的通过雇佣关系让无产者为他们生产，而他们则依照自己唯利是图的本性极力的压榨无产者身上的剩余价值。
这种劳资关系促成了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对立，无产者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被异化的生产工具。
归结起来就是：劳动分工促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推促着绝大多数的无产者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异化的工具。
而在这之间，蕴含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的激化将会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而消除劳动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将随之呈现。
从马克思的劳动观理解其劳动分工论 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一些根本看法是理解劳动分工使人异化这一观点的关键。
为此，以下笔者归纳了马克思对劳动的两点看法，并试图从这两点看法中理解劳动分工使人异化这个观点。
一、如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归纳的这样，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是使人成为全能的人、而不是专业化的人。
全能的人指个人只把劳动当做生活的一小部分，个人在自由支配劳动的状态下通过劳动获得生存所需物质资料的同时，还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自身的其他特性、例如高尚的精神追求等。
专业化的个人是指在个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劳动支配着个人而非个人支配着劳动，个人被束缚在劳动之上，无法去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其他个性。
马克思对劳动的这个看法使得他在观察以往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时，当他看到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而疲于奔命时，他自然就把这些形态下的个人看成是专业化的、被异化的个人。
由此也就得出了在阶级社会，劳动分工只会使人异化。
二、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
带着这种观点，马克思把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前一段时间内的创造出的价值用于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后一段时间内创造出的价值是剩余价值。
按照劳动创造价值论，剩余价值本应为劳动者所合法拥有，但事实上这部分价值却被资本家通过虚假的雇佣关系而无偿占有。
由此，马克思也对资本进行了分析。
他把资本分为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
不变成本指机器、厂房等物质化的固定化的成本，可变成本是指劳动者的劳动时间。
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不变成本并不创造价值，资本家资本的增长来源于对可变成本的利用。
所以，按照劳动创造价值论，马克思认为本应归劳动者所有的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无偿窃取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赤裸裸的剥削关系。
而资本家出于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他们极力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使劳动者成为了被异化的工具。
对马克思劳动观和劳动分工论的反思 通过对上述可知，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造成人的异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这两种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以上两点看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读后感《对马克思劳动分工论的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上述关于劳动的两点看法其实也是存在缺陷的。
为此，笔者将在下文中分析这种缺陷，并由此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使人异化、阶级对立、共产主义将消灭劳动分工等观点进行再思考。
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绝大多数人的无产者确实是成为了资本家剥削的工具，这些无产者也的确是连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没有。
他们就是被异化了的工具，无法成为马克思眼中的全能的人。
承认这个事实，也就意味着马克思用专业化的人和全能化的人来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是十分准确的。
但马克思的缺陷在于，他认为可以用改造社会的方式来消解专业化的个人和全能化的个人之间的差别，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全能化的个人。
例如，他论述到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人都能成为全面自由的人，劳动变成了个人的一种享受。
但事实却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不可避免的承担者专业化的个人和全能化的个人双重倾向。
如贡斯当对古代人和现代人的生活进行比较而得出的分析这样，现代人十分注重世俗生活。
也如托克维尔论证到的，在一个日渐民主的历史潮流中，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每个现代人生活的强大动力。
所以在现代社会，个人为了获得适度的优良生活，必须在劳动分工中承担某项特殊的生产职能，亦即成为一个带有专业化倾向的个人。
而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没有任何人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物质财富的生产中去。
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论述的这样，现代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兼备消费性和娱乐性的社会。
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当个人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后，他就会利用一定的物质财富去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
由此也就可知，现代人也带有成为全能化个人的倾向。
所以，笔者认为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个人兼备者专业化个人和全能化个人的两种倾向。
在落实到具体的某一历史发展阶段时，有可能是个人专业化的倾向强些、全能化的个人倾向弱些；也有可能是个人专业化的倾向弱些、全能化的个人倾向强些。
具体出现哪种可能性的状态，这和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政治体制、社会风俗等多种因素相关。
但可以断定的是，不可能消除个人专业化倾向和全能化个人的倾向，更不能绝对的判定某一低级的社会形态下个人只能是专业化的个人、而某一高级的社会形态下个人将成为单一的全能化的人。
所以不管在何种形态下的社会，专业化个人倾向和全能化个人倾向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
由此，二者是不可能被绝对化的，二者之间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存在。
由此也就可知，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带有强烈的专业化个人倾向，他们的确成为了异化的工具。
但这种状况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应该有理由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劳动者身上强烈的专业化个人倾向会慢慢变弱；而全能化的个人倾向却会逐渐增强。
事实上也证明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政治系统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工作的负担减轻了、有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时间去发展全面的自己。
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错误的把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状况当成了自始自终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可能会遭遇的生存状态。
他由此也就绝对化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的异化状况，绝对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绝对化了共产主义给予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马克思分析问题视角的短视导致了他得出的一系列结论都发生了偏差。
二、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论是他政治经济学建立的根基。
为了更深刻的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不妨假设在原始状态下有一块未开垦的沃土，如果个人依靠自己单纯的体力在这块土地上播种粮食、收获粮食，那么毫无疑问这些粮食是他个人劳动创造出的价值。
需要强调的，个人单纯的依靠体力是指个人不借助任何其他形式的劳动工具，仅凭四肢劳作。
所以劳动创造出价值论在以上这种特定状态下是说得通的。
但在依靠科技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否还行得通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论述了马克思这种价值观的破产。
他解释到：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的形成实际上遵循的是边际递增或递减的规律。
例如生产某项价值需要A、B、C三种要素，在其中任何两种因素给定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元素的增减都会对价值产生变化。
所以在现代生产中，多种要素都可能成为价值的来源，劳动只是价值的某一来源，而非马克思所认为的唯一。
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他据此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
例如，马克思曾分析过，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比率将会提高，而这也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率会降低、将有更多的人会失业。
但事实上证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革新，资本家的利润率得到了提高，工人在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反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都充分的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本家并不是全靠剥削无产者的剩余价值而致富的。
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对立说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景。
以上一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为何会认为劳动分工会造成人的异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一方面阐明了笔者本人对马克思这些观点的反思。
现在还需一个问题需要回答。
即劳动分工真的能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予以消除吗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
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分化组成的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在大的社会实体中，都被分化成细小的部分 ；它们在共同的集体意识的组合下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
为此，涂尔干还从社会量、物质的量和精神的量这三个要素分析了社会分工为何会产生。
笔者个人是赞同涂尔干的这些观点的。
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只会越来越精细，而绝不可能像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社会分工会被消灭。
即使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虽然带有统治性的国家消失了，只剩下单独存在的社会。
但事实上社会的管理客观上也要求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其实也是一种分工。
而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每个人天赋的不同，肯定也会有体力和脑力的分工。
而笔者也无法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
所以对于社会分工日渐发达的现代社会而言，由分工所形成的阶层、阶级必定是多样的。
对待这些由分工所造成的群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强化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来达到群体的共存共荣，而非强化彼此之间的矛盾、用暴力的手段消灭对方。
所以分工不可能消灭，由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将消灭分工的论调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对马克思劳动分工论的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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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深虑论》读后感
[方孝孺《深虑论》读后感]2011-01-14方孝孺《深虑论》读后感table.MsoNormalTable{font-size：10.5pt；font-family：Calibri,sans-serif；}重发求通过===方孝孺《深虑论》读后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方孝孺《深虑论》读后感。
这条定律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从来没有被打破过。
对于历朝历代统治者来说，如何找到症结所在，打破这条定律，达到万世一统的最终理想，便是一个永远的问题。
新中国的创始人自然也想过这个问题。
黄炎培曾经在延安向提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乃至一国，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对此，无比自信的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真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宝吗?且不去从逻辑上或事例上来分析这番言论是否可信。
单单从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作出这番言论的人自己是否相信这番言论了。
而实际上，当人们苦苦追寻，苦苦思索设计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时，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考虑周全了，以为自己找到致胜法宝了。
而实际上，却往往顾此失彼，最终还是免不了败亡的命运。
方孝孺《深虑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同方孝孺深虑论中所举出的种种事例。
秦始皇看到周因为诸侯过强而灭亡，于是废封建，立郡县。
结果不知道秦朝却被农民起义军所灭亡。
汉高祖看到秦朝因为孤立而被灭亡，于是大立同姓诸侯。
结果却不知道短短几十年光景就爆发七国之乱。
又比如宋太祖看到唐朝因为藩镇林立而走向分裂，于是尽释兵权。
结果却不知道最终宋朝被夷狄所灭亡。
种种事例无一不说明往往危险就隐藏在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为甚么人们总是无法作出全面的判断呢?那是因为人们的见解都是会被自身的经历，自身的立场所局限。
一个人的经历会一直影响自己的见解，从个人上面说是这样子。
很多小时候受过穷的人，以后一生都会被钱财所牵制，羁绊。
如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出身三级贫户，即使到后来贵为总统，却也过不了这一关。
因为他小时候受过穷，看到钱财就想要据为己有，最终因为贪污腐败而锒铛入狱，毁了让自己一个伟大的领导人的机会，甚至毁了整个政党，整个国家的前途。
而相反，很多从小一帆风顺的人，却往往因为没有忧患意识，最终也导致灭亡。
经常有人说到富不过三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家庭也是这个样子。
比如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很多不是很富有的家庭因为平时受到金钱的制约，都很希望子女以后能成为赚大钱，于是现在在高考的时候，很多人都很盲目地报考经济管理专业，而却不知道很多成为商人家庭实际上是如何受权力阶级的欺压。
而很多商人家庭平时受到了权力阶级的制约，于是很希望子女以后能做大官，却不知道官场中那些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多么残酷与摧残人性。
而很多权力阶级家庭则因为某些原因千方百计送子女出国，而很少考虑到一个中国人在外国生活会遇到多少困难。
而从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上看，也是这样子。
比如上面说到的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各种事例，那些统治者的见识和经历，使到他们都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之前的朝代败亡的教训，所以在那一方面多加防备，结果却不知道，往往很多方面都是互相制衡的，一个方面增强会导致另一方面减弱。
结果他们也因此导致了灭亡。
在《深虑论》作完之后，历史似乎还一直验证方孝孺的论点。
建文帝欲图仿效汉武帝削番，结果却落到丢掉了皇位。
满清统治者惧怕汉人通蕃威胁自己的统治，竟然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使得荒野千里，生灵涂炭；而且之后一直严厉限制对外贸易。
谁知这一限制却砍断了大清帝国与世界文明的联系，使得整个庞大的帝国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下被碾碎，读后感《方孝孺《深虑论》读后感》。
民国时期，蒋介石深知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带来的种种灾难，于是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欲图东征西战以统一中国。
可是正想飞往西安亲自督导剿共战争的时候，却不知道祸起萧墙之内，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不是在战场上被敌人打败，而是被自己的部下所俘虏。
而更让人值得深思的是方孝孺《深虑论》的现实意义。
看近现代，乃至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深虑论》是否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呢?看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各个意识形态的发展，总体来说就如同一个钟摆一样。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
古典自由主义思潮随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在全世界撒播。
而不久风云突变，在二十世纪的前期到中期，全世界掀起了一阵巨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苏联，在纳粹德国，在法西斯义大利，都建立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政权。
即使在美国英国等所谓民主国家，实际上国家也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潮更是席卷世界。
很多国家共产党夺取政权，很多西方国家也由很多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世界潮流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很多国家和地区实行民主化，连中国也实行改革开放。
世界又倒向了自由主义的那一边。
其实这都是像方孝孺所说的那样：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经常对原来弊端的过度批判会导致矫枉过正，然后便在一个一个的循环中一直延续下去。
而在这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潮。
那些经历过军阀混战，日本侵略的那一代人。
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几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事实。
很多人对一直以来被外国人瞧不起感到很不甘心，很多人对剥削他们的地主和资本家感到很痛恨，很多人一直向往和平的生活。
于是很多人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共产党，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当中，参与到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的大业当中。
谁知道，这种全民族的热情，却最终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利用，演变成了毫无理智的狂热，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剧，为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他们忽略了，这种爱国狂热如果失去控制，造成的灾难，可能比外国侵略造成的灾难更加严重。
直到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才把错误纠正过来，让中国的发展建设进入正轨。
而现在正当年的四十到六十岁的那一代人，很多人都经历过文革的磨难，对文革的教训牢记于心，都知道要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
要让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政治斗争为纲。
这种思想确实让中国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谁又知道，这种思潮难道不会隐藏著一些我们察觉不出来的危机?想当年宋朝时中国的GDP占到世界的50%以上，可是因为重文轻武，被辽、金、蒙古连番侵略，最终亡国。
而中国八九十年代一直裁军，直到最近才重新重视军队建设，谁敢保证中国的国防没有潜在的危险?又比如一些人很天真地认为朝鲜现在的政治状况只是一个封建小王朝，应该让朝鲜跟中国一样像世界各国开放，甚至像韩国一样投靠美国。
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目前这个落后的朝鲜在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有著重要作用。
假如没有朝鲜，现在的东北就会沦为前线地带，国家就会用对待福建和粤东地区的前线政策去对待东北，对那里只掠夺不投入，派驻大量兵士而干扰人民正常生产生活，让东北像现在的福建粤东一样经济相对落后。
如果没有现在中国在朝鲜租用的日本海的出海的港口，整个东北的海外贸易都要远远地绕到丹东，整个东北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制约。
现在很多人只看到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却没有想到经济独立，至少是经济独立的能力对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
假如面临到一个针对中国的ABCD包围网，面临到禁运乃至经济封锁的时候，是否能保持经济正常运转，这也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还有现在市场经济，带来了很多浮躁的思想。
很多人都只追求眼前利益而丢失了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社会理想。
如果社会上所有人都变得拜金，极端浮躁，极端自私的话，很难让人放心不会有甚么隐患。
而另一方面，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段时期过后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政权，因此现在当权的那群人自然对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悲剧感到震撼，因此自然对他们失败的经验教训异常重视。
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后来领导人对旧体制和历史的批判与颠覆，是苏联放开对舆论的控制，还有苏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于是现在的领导人很难不在这方面多多注意：隐瞒、拒绝承认历史，控制舆论和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而谁又敢说在避免重蹈苏联解体覆辙的同时，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没有思想自由，或者是有思想自由而没有言论自由的人人敢怒不敢言的社会，会不会又出现意想不到的祸患呢?而到了在改革开放时期出生成长的新一代，是否又有甚么思维的误区与盲点呢?我作为这一代人的一员，不敢妄加评论。
但是，我觉得，包括现在中国每一代人的思维盲点，还有因此引发的种种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虽然最后，《深虑论》说到要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
但这应该仅仅是方孝孺为了向当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儒家思想靠拢而作，或许并非作者本意。
既不足信，我们也不必过分纠缠于其封建思想而进行抨击。
实际上，方孝孺《深虑论》只是提醒了我们不要虑切于此而祸起于彼，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具体的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或许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通用的算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能一直紧随局势，适时根据主观客观条件进行调整，才是让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方法吧。
曾经有人给推荐方孝孺的《深虑论》，不屑地说：他自己的命运怎么样?他自己的命运都虑不到，还谈什么深虑?而实际上，方孝孺在事发之前能清晰地看清楚形势，在事后又能从容慷慨就义。
方孝孺的这种能力和气节，又岂是可以理解的?2010年12月 〔方孝孺《深虑论》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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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历程读后感
今天，我学习了同志所著的《矛盾论》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时期，同志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发扬和光大。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8月，在当时，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来，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但是，由于在长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确立了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王明这些人在党内所造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不花费一番大的力气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此，同志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文章，借以说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并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
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对建党16年来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我们党从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别是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因此，不能死板教条式的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路子来。
在世界上，不管什么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也是如此。
记得在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些在苏联留过学，住过洋房，喝过洋牛奶，吃过洋面包的布尔什维克们，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味听命于共产国际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经验”，甚至聘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来指挥红军打仗，结果致使中央苏区的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因为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理论。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的永远不变的。
”从同志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看什么事物，我们都要从实际出发，唯物辨证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
再有，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问题就存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就决矛盾，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的变化，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从内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可以说，同志的这段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就拿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来说吧，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亿多农民的力量可以说是不可忽视，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里，而农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粮是寥寥无几，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粮，如果赶上灾年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在遭灾的情况下你粮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么，那些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老财就要收回你所租种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卖儿卖女，从而家破人亡。
老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说是官逼民反，这样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产生，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
不是吗
在旧中国，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诞生了代表全中国全体受剥削、受压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它的诞生，给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有这些都充分印证了同志所说的“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可以说，同志所讲的这一席话真是太对了，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再有，同志在本文中还着重指出了“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可以说，这段论述可真是太精辟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件事来说吧，是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但是，这和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在当时我们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硬起来，不和国民党妥协，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败，更不可能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样，在江西中央苏区，如果我们不迷信苏联的某些“经验”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指示的话，就不可能发生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
可以说，远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面包、喝洋牛奶的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没经过调查研究，擅自发布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所谓“指示”，固然可恶，但是，如果没有党内那些对马列著作的条条框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灵的教条主义者，窃取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话，也就不可能导致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弄得中央红军大搬家似的进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所以说，同志所指出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句话，说得可真是太对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个地球世界上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发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不是吗
这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可以说，按照列宁的说法，那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会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拿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封建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上是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强多了，但是，由于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致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这就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渐逐渐地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视野也有了很大的开阔，但是，由于大官僚大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工人们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一个月下来，被资本家七扣八扣挣下来的那点工钱根本就没法养家糊口，于是，就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于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就会首先站出来，探索改变这种现状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发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刚才我们谈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到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中央统治地位，致使第四、五两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吧，可以说我们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充满曲折，也是在充满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度过的，不然的话，能有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危亡中挽救了我们的党，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沿着正确的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是啊，世界上无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同志的这一论断，为我们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指明了方向，这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质各不相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我们党内的矛盾，就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这样就出现了贫富之间两极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靠别的，只能靠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的岗位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决贫富不均的矛盾。
另外，这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当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旧的矛盾解决了，而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过的，而解决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们居民所食用的粮油实行的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粮。
特别是象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每个月加在一起也超不过那么五六斤，可以说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过得是相当的苦，虽然每斤粮的价钱超不过两三毛钱，价格较低，但是人们却吃不到更多的细粮，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粮食本”，粮油敞开供应，这下子人们的餐桌上可再也见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面这样的粗粮了，可这好了好了，人们却又开始抱怨上了，抱怨什么呢
原来呀，是买粮食虽然不用粮食本了，可以敞开量地买，但这价格却上来了，而且这段时间是这个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却又是那个价，弄得人们是人心荒荒，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这还不如有粮食本哪会儿呢
虽然人们对这件事的认识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确实又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人们只好吃定量供应的粮油，而且每个月根本吃不上几斤大米和白面；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这个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粮油的价格却又上来了，这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产量上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只要这样，才能解决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矛盾。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再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更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片面地看问题，照抄照搬某些条条框框。
例如，1949年建国后，我们对城市里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就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没收充公大不一样，我党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条主义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苏联在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得事与愿违，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总之，通过学习《矛盾论》这篇文章，使我更加认识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要做到对症下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不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抠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条，要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总之，《矛盾论》这篇文章，是我党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在过去，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同样有着它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