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点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200字读后感
本书作者是德国（现在属匈牙利）的卡尔.曼海姆（1893～1947），他是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创建人之一，曾任法兰克福大学、伦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本书作于1929年，是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作。
全书分5个部分：第1部分“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第2部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3 部分“科学政治学的展望”；第4部分“乌托邦精神”；第5部分“知识社会学”。
本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个范畴，阐明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为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什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英Ideology）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
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CountDestuttdeTracy）在18末的时创造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
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较世界观），存在于共识（参见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一节）与一些哲学趋势中（参见政治意识形态一节），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意识形态，参见作为一种社会再造工具的意识形态一节）。
当代定义（1）指观念、理想、信念、热情、价值观、世界观、宗教、政治哲学、道德证明。
（2）社会群体用来使世界更利于他们所理解的解释框架。
（3）社会意识中构成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包括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辩唯和历唯原理》p130）。
（4）伴有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选择的思想体系。
具体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等政治思想（《现代社会学》p292）。
具有代表性的定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定义G.马尔库塞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有三种定义（1）是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否定和揭示．（2）它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系统解释．（3）它在总体上是一类确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受社会存在的制约．个人或集体都要自觉不自觉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曼海姆对两种范围意识形态的区分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将意识形态看作是＂思想方式＂，并据此分析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由于情况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社会情景真相的掩饰或扭曲，包括有意识撒谎，半意识或无于是地掩饰，有心欺骗或自欺．这实际上体现了特殊集团的自我利益．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象性关系的再现。
为了说明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议题，我将首先提出两个主题，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
第一个主题涉及到用意识形态的想象形式来再现的对象；第二个主题涉及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通常都看不见它。
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其他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常常被视为极端，不论到底真实的情况为何。
哲学家福柯就曾经写过关於意识形态中立性的这种观念。
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区别
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区别： 解构无非就是提倡多元化、提倡多角度理解、消解权威、分解结构、推崇大众狂欢，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但后现代主义不仅有这些特征。
后现代主义还有很多其他的派别，比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这些都是属于政治化倾向严重的流派，因此「政治化」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
联系： 解构主义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解构也不能说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
但是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的流派，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或现代派运动一词现在被固定作为一种国际倾向的综合名称，这种国际倾向出现于19世纪末期西方的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建筑和其他艺术领域，后来影响到20世纪大多数艺术的特征。
一般认为这种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或战后不久达到了顶峰，至于它是否仍存在或者是否已经开始了一个随后的风格的时代，则仍不能肯定。
因此，F·克莫德（FrankKermode）提出了“对现代主义两个阶段之间有益的粗略区分”，即古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前者是早期的发展，后者则是超现实主义的和后超现实主义的发展。
其他一些人，特别是在美国，例如I·哈桑（IhabHassan），L·非德勒（LeslieFiedler）等，则主张有一种鲜明的区别，一种新的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一种合唱式的、综合的乡村艺术，即“后文化”时代的产物，在这里它强调从任意艺术、反艺术、反文学、自我破坏艺术和新小说等方面来论述艺术的发展。
七十年代后期，兴起于欧洲思想界的利奥塔德——哈伯马斯之争使这场局限于北美文化艺术界的讨论带有了哲学思辩的色彩。
现代主义的生存土壤是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则是把后工业化社会作为时代背景。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可·杰拇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艺四个基本审美特征： 1．主体消失。
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被颠倒了，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和风格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主体成了某种破碎的幻象。
2．深度消失。
现代主义艺术总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表现终极真理为主题，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放弃了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语言快感。
3．历史感消失。
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
现代主义艺术因追求深度而沉迷于历史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它以一种迎合商业目的的形象出现。
4．距离消失。
在现代主义艺术看来，距离既是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
后现代艺术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作品失去深度和历史感，仅仅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性，而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换言之，它强调的只是欲望本身。
解构主义60年代缘起于法国，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领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
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
“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
简言之，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
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
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什么是物质生活
水瓶座的资料在我的印象，水瓶座是个很透明的。
这个12星座一的革命家，强大的精神力，理性冷静的思考模式，却没有古怪难以理解的行为特征。
这是个能让你很快接近的星座。
他们有着超乎其他星座的乐观和随和。
这种奇特而富有包容性的特点来自于他们对于世界美好的博爱和大同的渴望。
1、表里不一：水瓶女外表温和甜美，内心层次丰富纵深。
2、背离世俗：水瓶女具有一种朦胧、神秘的美，常令人神往。
3、追求自由：水瓶女好像可以属于社会上任何一个族群，但又不真正属于任何族群。
4、对情人朋友一视同仁：水瓶座的人充满了幽默感，与她做朋友会觉得她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她对朋友有时对恋人还好哦。
5、逃避水瓶座表面会逃避，会用冷漠的方式对待爱她的人，但她绝对不是感情的小人，一旦她想清楚了，认定了，就会全面地付出，义无反顾。
大方的星座，内心也很善良，是一个特别纯洁的星座。
水瓶座乐于助人，爱行侠仗义，朋友有难愿意两肋插刀。
水瓶座的人缘很好，对待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就没有见过水瓶座的人生过气，是一个很好相处的星座。
水瓶座待人都是一片赤诚之心。
水瓶座排名第一的还有颜值。
水瓶座的颜值能够在十二个星座里拔到头筹，大眼睛，翘鼻子，樱桃小嘴，还有着美人尖，尖下巴。
是一个让人看着很舒服的长相。
爱笑的水瓶座还有着温柔的气质，让人愿意跟她亲近，愿意跟她沟通交流。
水瓶座排名第一的还有双商，即智商和情商。
水瓶座从小到大的学习成绩都很好，而且做题经常会有自己的见解，一道题总能琢磨出好几种解法出来。
水瓶座还很会说话，上至家中的老人，下至家中的幼儿，都喜欢和水瓶座待在一起。
求一篇关于大国崛起论文
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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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因为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故名.他们主要认为资本主义宣扬理性主义和工业,而理性主义和工业却并非给人们带来好处,社会出现了技术危机,人们愈来愈受到科技异化的控制,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价值.法兰克福学派把技术理性批判进一步引向了意识形态批判,这为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主要有德国的马克斯·霍克海默、狄奥多·阿多诺、尤尔根·哈贝马斯,美籍德国犹太人艾里克·弗洛姆等. 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该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流派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批判功能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结合,寻找一种能够指导解决生态问题及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安德列·高兹,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影响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出现的一种企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按照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除法国人让·保罗·萨特外,还有法国的列斐伏尔等. 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一种社会主义,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首次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信奉的政治理论.而这些党派在二战以后,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战后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基本理念和追求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平等公正、合作互助；他们的目的是建设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并推进国际民主的“社会主义”,形成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加上社会福利国家建设；他们实现的政治手段是民主.代表人物有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俄国的梅德维杰夫等. 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它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它的主要特征是：1）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把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分开来.他们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2）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英国学者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不拥有资本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但他们对生产资料公有的具体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全民股份制等.3）他们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何种方式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主张各不相同.在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学者戴维·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翰·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美国学者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 该学派关心的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相比,他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整个过程,而不仅仅是早期的资本主义.他们更热衷于把资本主义划分成不同阶段和过程,探讨每个阶段和过程中财富积累的各种模型和模式.他们重点研究财富积累是怎样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即：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关系：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推动了其政治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又导致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危机的加剧.他们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实际上是探讨财富积累的危机.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相比,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关心的是国际分工,管理学派关心的则是财富积累的过程,二者应相互补充.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大卫·高登、法国学者米克尔·阿格雷塔等. 分析马克思主义 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国兴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发展潜力较大的思潮之一,是20世纪初以来流行于英美地区的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结合的产物.该学派运用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型分析等手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试图为其确立“微观基础”.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分析哲学家G.A.科亨、美国的约翰·罗默、威廉·肖、乔·埃尔斯特等. 世界体系论的马克思主义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提出的一种理论学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与现状的总体性研究,展示一幅超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化解南北矛盾、构建“和谐世界”这一人类社会理想的发展图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是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和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 该学派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乌托邦的做法在西方社会从来也未中断过,但是他们所描绘的乌托邦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同.从理论上说,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是彼此矛盾的,因为马克思本人是反对乌托邦的,认为乌托邦是一种理想,没有现实可行性.但米歇尔认为乌托邦与现实还是更接近,对现实也是很有作用的.由于苏联崩溃给西方留下不好的印象,使人绝望.因而,乌托邦与现实社会主义更是不能一样的,需要描绘出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蓝图.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歇尔·赫伯特,美国学者迈斯纳等.
对庄子的看法
在一个动荡喧环境中，庄子的思想映一片宁静的光辉。
在那乱的时代时在，人民于倒悬状态，庄子极欲解除人心的困惫，可是，现实的无望却使他无法实现心愿。
由于他既无法使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安顿自我，又不愿像神学家们在逃遁的精神情状中求自我麻醉，在这种情形下，惟一的路，便是回归于内在的生活——向内在的人格世界开拓其新境界。
庄子所拓展的内在人格世界，乃艺术性及非道德性的（“人格”一词不含伦理判断或道德价值）。
因而在他的世界中，没有禁忌，没有禁地；他扬弃一切传统的形式化，遗弃一切信仰的执迷。
在现实生活中，无一不是互相牵制，互相搅扰的，庄子则试图化除现实生活上种种牵制搅扰，以求获得身心的极大自由。
化除的方法之一，即是要虚静其心——通过高度的反省过程，达到心灵虚静，能掌握自身的变化，并洞悉外在的变化，而不拘执于鞭一特殊的机遇或固定的目的。
因为外在世界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同时人类本身也受情意的驱使而在万物变化之流中奔走追逐，不能中止，直到形体耗损殆尽，仍属空无所持，这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
面对这样可悲的现象，庄子乃转而对内作一番自觉的工作，在自觉过程中，感悟世界的幻灭无常，于是认定驰心于外物，对于人类的精神实是莫大的困扰。
由是导出庄子哲学之轻视物欲的奔逐，而倾向于精神的自由，并求个人心灵的安宁。
庄子对于现象界有深刻尖锐的洞察力。
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把一切都看得太透彻了。
如茫茫人海，各人也浑浑噩噩像乌龟似的爬来爬去，忙忙碌碌像耗子似的东奔西窜，然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惊惧结什么，为得着什么。
一旦省悟时，便会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如此地莫名其妙……看开了，一切都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你就会不屑于任何事物，任何行动。
然而这样的社群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如果每个人都像庄子笑声下的南郭子綦“隐机而坐”，进入到“每件事焉似丧其耦”的境况，那末个人和社会岂不近于静止
因而，庄子哲学如何处理及适应这情况，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了。
尤其是今日的世界——已被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动力系统中，缓步或停足都有被抛弃的危险。
然而，我们必须了解庄子绝非的道行者，也非逃离现实生命的乌托邦理想的人。
他的见解是基于人类无止境的餍欲与物化的倾向所引起发出来的；同时，鉴于个人的独存性已消失与被吞噬，遂于洞察人类的处境中安排自我的适性生活。
没有这种感受的人，自然无法体会庄子。
因而庄子哲学对于读者来说，能感受多少，他的可接受性就有多少；他的看法是无法得到大众一致公认的，同样的一句话，有人会视如智慧之言，有人会以为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庄子的哲学不是写给群众看的，庄子的说话也不是说给群众听的，他的声音有如来自高山空谷。
读庄子书确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在他眼底里，凡夫俗子就如一窝吱吱喳喳、跳跳跃跃的小麻雀，官僚是一群猪猡，文人学士则有如争吵不休的猴子。
看他书中大鹏小鸟的比喻、河伯海若的对话，以及井底虾蟆的设喻，你会觉得他简直是千古一傲人。
在的时空中，孤鸿远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从庄子哲学的恢宏气象看来，也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他的思想角度，从不拘限于枝枝节节，秋毫之末；但他并不抹杀精细的分析，否则就犯了篇中所说的“自大视细者不明”的毛病。
他往往从整体处观察事理，从各个角度作面面的透视。
从庄子哲学的对境来说，恢宏的气象乃表现于不以人类为中心（不拘限于人类），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拘限于自我），而能推及于广大的自然界。
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方面表现出的胸怀，另方面又呈现着艺术精神的和谐观照。
很显然庄子取消了天地万物和我——客观和主体——的对立关系。
这种主客一体的宇宙观，实为的一大特点，和主客对立的宇宙观，迥然不同。
庄子不仅要打破主客对峙的局面，进而达到二而合一的境界，他还要进一步达致物我（主客）两忘境界。
在这里，庄子充分表现出的精神。
主客合一的宇宙观，只是对自然作某种程序的观赏，而缺乏开发自然界的精神。
中国在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方面的贫乏，这种宇宙西观实有重大的影响；正如中国民族在上的辉煌成就，也是受这种宇宙观的重大影响。
现在把上述两种宇宙观，缩限于人和自然及其关系上来讨论，我们先剖解主客对立的宇宙观，借此可反衬出另一观念之特点。
在西方，人在开拓自然的过程中，已有惊人的成就，这是值得骄傲的，也毋须赘言。
然而若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人和自然的关系，西方则呈现着深沉的危险，尤其是人如何在自然界中安排其地位问题。
西方传统哲学大抵为二元的化倾向——物我完全对立，自然与人事对峙，亦即划分客体与主体。
然而由于西洋哲学重客体，往往习惯将人类客体化，结果常使人埋藏于物界而丧失其自然的地位（如希腊宇宙论时期哲学）；同时也有人急急于求永恒客观的存在，把自然界看成一个变动流逝的感觉界而加以鄙弃（如）；中世纪则更视自然人为罪人，自然界为罪恶之区，而将价值停滞于高远飘渺处。
及于近代，西方经验科学的长足发展产生如下的特殊现象：一、把人类压缩成物理平面（如物质科学）；二、把人类列入“动物级数”（如），或从“鼠”辈的试验解剖中来衡量人类的行为（如行为派心理学）；三、天文学家将亚里士多德至中世纪的有限宇宙开展而为无穷宇宙，人面临这无穷新世界，有如沧海一粟，渺小的人类固然可惜知性作用在宇宙中安排自处，但人类的苦闷不安，则于其畏怯与自大的交织下表露无遗。
盖以有限的自我处于无穷的宇宙中，终究不能掩饰其飘摇无定的悲哀。
对外则不知何以自处于宇宙中，对内则沦于自我迷失之境况——心理学家告诉人：人的意识生命是隐藏着的潜意识冲动表现。
自我常会显得分裂不统一，人对自身是个谜，并且发现自己没有最后的依靠。
他被描述为“疏离的人”，或处于疏离的状态。
这种状态，人成为陌生人——对自己感到陌生，对宇宙也感到陌生，陌生的自我无法在陌生的宇宙中寻觅其存在根由。
总之，西方哲学的宇宙观始终是在一种不协调或割离的情状中影响于人生观。
同时，传统西洋哲学家几乎都在全心全意建造大体系，把所有个体溶入抽象的全体之中，因而个体的特殊性便被抽象的全体消解和吞噬。
反观庄子，他一方面肯定大自然的完美性，不如西方哲学总想逃离这一自然界，而构幻另一虚无飘渺的超自然；同时，庄子也肯定人类的尊严性，而西方哲学却以人性为微末。
在庄子看来，广大的自然皆为生命游行的境域，人类处于自然中，其渺小程度虽如“毫末之在于马体”（《秋水》），然其思想光芒则可流布于苍穹。
20世纪的科学知识，将使人类愈为抽离；20世纪的科学技术，将使人类更为机械化，它们忽略了人的内在生命。
在今日急速的动力生活中，人心惶然不安，精神前不见古人患者日增，可以为证。
对于这疯狂的时代，庄子哲学也许有一份清醒的作用，作为调整人心的清凉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