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一个某某名人自传的读后感
800字就好。
人们都说岳飞是抗金大英雄，很伟大，开始我一直不相信他有多大能耐，而且就算他再厉害，最后还不是死在奸人手中，并且因愚忠而死，实在很没有价值。
他如果真是为人民好，那就应该自立为王，邀集一帮好汉，为老百姓做些实事。
但是看了<岳飞传>后,我终于懂得了岳飞的伟大,他所看中的是为百姓谋福,也不在乎谁掌权,谁夺利,他是个老实人,也是因为这一点,才让那么多的英雄好汉拜服在他的脚下吧. 岳飞生于崇宁二年河南相洲汤阴县岳家庄,他一诞生就有一位如神仙般的老道说:我看令郎相貌不凡,长大后必然前程万里,远举高飞,我再给他起个字叫鹏举吧!但一出生的第三天,岳家就天降洪水,突如其来,最后只剩岳飞母子活了下来,漂到内黄县的麒麟村被王员外救起,让岳飞与其子一起长大. 即位以后，岳飞经人介绍参加了统帅的军队，因作战勇敢，升为秉义郎(从八品的武官)。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岳飞在澶州(河南濮阳附近)和曹州山东曹县西北两次小胜金军。
因重用黄潜善、等人，企图避地东南，岳飞不顾自己位卑言轻，上书赵构，反对南逃，力请赵构返回东京，亲率六军北渡黄河。
这触怒了赵构及黄、汪等人，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被革职。
三个月后，岳飞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不久升为统制，随都统制王彦渡河收复新乡，在太行山刺杀金将。
旋归，为留守司统制。
死后，从杜充南矿。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冬，金牙术率军大举南侵，攻入建康(今南京)。
建炎四年，岳飞率军北进，在清水亭、静安等地袭击北撤金军，连连获胜，金几术险被活捉。
并一举收复建康，升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
接着，他受命领兵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在承州三次大败金军。
岳飞的部队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称“岳家军”，深得百姓爱戴。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岳家军大破伪齐刘豫军队，收复了襄阳府及唐、邓、随、郢州、信阳六郡，岳飞被提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兼管襄阳府路，不久进封武展郡开国候，时年三十二岁。
是年冬，金齐联军攻陷滁州，进逼庐州(今安徽合肥)。
庐州告急，岳飞接旨率军东下，又一次大败金军。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以宰相身分接受了金朝的议和诏书，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子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岳飞向朝廷再次申述他一贯反对“和议”坚持抗敌的主张，坚决表示愿制定方略，收复河东、河北，直捣燕云，为国复仇。
赵构为了取得武臣对和议的支持，授于、、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提升岳飞为开府议同三司。
岳飞连上四奏，表示不受，并指出，现今的形势只可引以为危而不可引以为安，只足以使人忧虑而不足以使人祝贺，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要求朝廷追回成命，以便“保全臣节”。
岳飞屡次反对“议和”，引起赵构的不满和秦桧的痛恨。
绍兴十年，金撕毁“和议”，大举伐宋。
岳飞接到赵构“乘机取胜”的亲笔诏书，立刻调兵遣将，挺进中原，在河南郾城，大破兀术的“铁浮图”和“拐子马”，金军全线崩溃。
此后，又乘胜进军朱仙镇，以猛将带领背嵬军骑兵五百名出击，杀敌金军。
朱仙镇之捷，更增强了岳飞乘胜渡河收复河北的决心，他再次上书赵构，要求深入敌境，复取旧疆，报亡国之耻。
北方忠义军纷纷来归，士气高涨，以“直抵黄龙府”相激励。
赵构、秦桧一天之内用金字牌发出十二道诏书，催岳飞班师。
岳飞明愤地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被迫下令撤军。
岳飞在撤军前，故意放出风声，说明天渡河，几术害怕城内百姓作岳家军内应，连夜弃城，北逃一百余里。
岳家军班师后，金兵乘机夺占了郑州、顾昌、陈州、蔡州等地。
岳飞回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兵权被夺。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七月，秦绘竣使右满议大夫万侯桌首先发难，上书指责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的志向，日渐颓情”。
这年八月，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被免，改任万寿观使的闲职。
之后，秦忙唆使岳飞手下的副统制王俊出面诬告，说岳飞部将张宪准备谋反。
十月，朝廷张榜，说张宪一案“其谋牵连岳飞，遂逮捕归案，设召狱审问”，并将岳飞及儿子岳云逮捕入狱。
十二月，赵构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
”当天，大理寺执法官遵旨作最后处决，逼岳飞在供状上画押。
一生光明磊落的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即服毒酒身亡，时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一生出入疆场，英勇抗击侵掠，坚决反对国族压迫，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敬仰，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他虽愚忠,但忠的有骨气,他的好身手,对人民对祖国的爱让我们感动,但他的死却是一遗憾,没有使他的伟大升华到更智慧的境界,始终是一个遗憾啊,我们只有把对岳飞的感叹实现在学习他的忠和勇,让他的精神保留在中华大地上,永远流传…… 好累啊 希望能采纳 谢谢
《秋夜》鲁迅中的意象的象征意义
个人以为，当以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的散文成就最高。
理由如下，兼且对比张中行与季羡林的散文造诣，由猛将兄撰文。
杨绛是中国式的散文高手。
之所以说她是中国式的，因为她的散文写得冲淡自如，总有款款深情也尽付平实的笔调中，不事张扬，不做轰轰烈烈状，有种山中隐士百年回头，轻轻语调跟后辈儿郎谈起往事的悠然。
杨绛长于叙事和评论散文，她很少作单纯的写景或抒情散文。
我觉得，在她那一辈儿里，她的散文是排在前头的。
先说叙事散文。
最有名的当数《干校六记》里。
得亏是回忆，得亏是杨绛，能把困难的人生写成生趣富饶的历练。
她不象巴金，秉笔直控“文革”的无道，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她也不象季羡林围绕着个人的苦难来进入回忆，她不象韦君谊，在耳闻目睹的基础上有灵魂深处的反思。
她把这一切都淡化了，洗得干干净净的文字，就写些下放记别，凿井记捞，冒险记幸，写些人与狗的挚爱深情，劳动中的忙里偷闲，写些看电影找不着回家的路，打井成功去沽酒。
如果不是对干校的概念有准确的了解，如果不是对那个年代有书面的掌握，一般的读者是从中看不出困难的影子的。
但如果是个心有切切焉的读者，就能从一枝一叶的简单叙述中读出一对学问宏博的国宝级学者作家，在他们的花甲之年还在受着怎样人为的冤屈和劳作。
她的毫无生活经验的老伴下放了，她的老实巴交的女婿冤死了，她家的房子被“工人阶级”蚕食了，她们吃吃得不到回城的机会，这些人间的磨难似乎留给杨绛的不是恨，她温和地把他们悉数消融在苦中寻来的快乐中。
哎，文章是好文章，可我已分不清究竟是杨绛已失去爱憎的能力，还是她真的已经象佛陀一样看淡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抑或是爹妈打骂儿女不记仇
她写回忆自己父亲和姑母的文章里就没有了这种笔端时时的克制，虽然也仍然不见波澜从容雍和的。
她笔下的慈父是个不失童心的可爱的人，他有进取心，有原则性，该争时定要争口气，却也不拘泥看得开，懂得世故人情，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混终究是吃不开的，若不是他的能力实在强，早就潦倒了。
杨绛的姑妈杨荫榆就要复杂些了，她自己是旧礼教的受害者，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所以心态有些变异，当校长后对自己的学生不免刻薄。
但她晚节很漂亮，为给乡民做主和日本兵理论被抛入江中乱枪打死。
这两篇文章写得持论公正，其情切切，但绝不滥情。
父女亲情是通过平平常常的对话和细节来表现的，很真实，很动人。
然后就是她的几篇文学评论，她可不象如今的一些批评家似的，动不动就拉开做学问的架势，搬出长途贩运的新潮名词，抡起国外趸来的评判的尺子，把好生生一部作品肢解，装入自己评论的框框套套中去，借对别人的作品屠杀完成自己对某种主义的绍介。
在文字上她很平实，在论点上也不因文字之平实而落了浮泛。
对钱钟书围城的索引就不说了，那是她的分内之事。
你看她对《傲慢与偏见》的分析，她也不过多地纠缠奥斯丁的个人家事，生平背景，她就抱着文本，从叙事方法，取材范围，细节营造，情节购置，心理描写诸方面一一道来，我不觉得她把作品切割了，而是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了。
张中行张老头的散文，比杨绛先低了一等。
低在何处
他的文章穿靴戴帽太多，不断地把话题分开，不断地自谦留后路，看似严谨无懈可击，其实老是走题，平铺直叙地推着写，失去了文章的节奏。
再则文字上，他可能念书比较多，国学底子厚，用字险仄处颇多，不及杨绛清新自然。
从书写的感情上来说，杨绛是把人生的大悲苦都凝结笔端，用一种克制的文字，张弛有致地写来，张老头不过写些寻常的肤泛的酬唱啊交往啊吃住啊民国旧事啊，前者是十分的感情只在水面上露一分，其余您自各儿琢磨去，后者老实无欺并不夸大，怎么也不可能把一分的感情写出十分的感觉。
同样是老人的文字，杨绛有老之看破世事之洒脱，而无老气横秋的拿捏，张中行有老之世事洞明的清醒，却也有处处爱惜羽毛的老人顽症。
要说老头的可贵处，一是自知之明，可以看出来他是真谦虚，不象有些骨子里挺傲的人串戏，他对自己能干什么什么干不了，实在清楚。
一是老头那么大岁数了，与社会并无多少隔阂之感，他往往站在平民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写人则持论公允，不象某些年轻人一样随便给同侪扣高帽子，写事则说理清晰，无冬拱气，也不见太多的暮气。
季羡林又是一路。
我看以散文而论，他不但比不得杨绛，连张行老他也得逊一筹。
为什么
主要是语言问题，写散文，语言的要求我以为要高于小说，小说还有个情节在那绷着吸引人的注意力，金庸的文字一般并不影响他小说招得人欲罢不能。
而散文最无可遁逃的就是语言了，除了专业论文，没有文字之美恐怕难算散文大家。
周作人论散文说，好散文家有两种路子，一朝飘逸洒脱去，文字清新简约，是真名士自风流，一路朝犀利深刻去，文字严密有力，直把人往墙角逼。
总之不管哪个路子，文字得自成一家，个性化。
可惜我们的纪先生，虽然是国宝级梵语专家，通多国语言，也读过私塾有些国学的底子，可是说实话，他的汉语文笔实在不怎么高明，学生腔一副。
他散文中重要的一枝是出访的游记，最爱用各种颜色和形容词进行19世纪的小说般大段的写景，最爱表达一种最基本的真善美意义上的感情，塌实干的男孩儿，印度人民的深情厚意，不是说不能写，而是我觉得太浅了吧，经常写的泛滥失控，感性远远大于理性。
倒是他回忆师友的那几篇，写董秋芳，写冯至，写沈从文，见得是有厚积薄发的真性情的，细节也甚是打人，比如董的作文课，黑板上只有四字：随便写来，比如胡也频的语文课，黑板上只写：什么是现代文艺
便滔滔不绝，每堂课都是如此。
其实也很简单，他的游记是一时一地的感觉，终究有些强写，而写人小品，却是几十年的交情化作三言两语，精彩程度怎能相比。
希望能帮到您，满意请采纳~
记念刘和珍君的全文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著名作家王跃文，著名文化学者、北大教授张颐武等众多名家鼎力推荐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
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
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 () 作者简介 · · · · · · 汪兆骞：著名编辑家、作家，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
中国作协会员。
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目录 · · · · · ·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 001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
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
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
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 063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
《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
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
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 095民国八年，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
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 141民国九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
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
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
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
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
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
”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 171民国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
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 191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
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
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
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
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
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23民国十二年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
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
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
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
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
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
四月因林水白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
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 257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
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279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
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
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
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
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
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
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309民国十五年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
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47名、伤200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
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
《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
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
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
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
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339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
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
“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
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
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
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
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谁能告诉我鲁迅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自幼爱好文学，青少年时的理想是当作家。
而在那个年代中国大陆唯一的作家就是鲁迅，除了鲁迅，那时的教科书上找不到任何其它的可以被称为作家的人。
因此鲁迅曾一度成为我崇拜的人。
那时的我被灌输的鲁迅形象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魂”。
后来，在我读了大量的书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一切。
尤其是近年来网上大量的出现质疑鲁迅的文章，有些不能说没有道理。
于是我认真的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写下了这篇文章，目的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鲁迅。
一.世态炎凉的童年 鲁迅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进士，被政府认命为江西金溪知县。
原为清廷七品官，家境尚属殷实。
然而，鲁迅13岁时，周福清因儿子周用吉（鲁迅和周作人之父）多次乡试未能中举，因而谋图贿赂考官。
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等候处决，开初两年每次秋决之前，周家都要凑一笔钱打点刑部，后几年性命虽可无忧，人事仍少不得的，就这样花光了所有积蓄。
后改为 “牢固监侯”（无期徒刑）。
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大约在牢里受了气，又被革了功名，前途绝望，心绪极坏，竟然抽起鸦片，1894年病倒，初则吐血，复转水肿，1896年去世，寿仅37岁。
四年后，周福清逢大赦获释。
周家遭此大变，彻底破落。
受到的打击远不止于物质条件，贫穷自然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犯下杀头大罪也使许多人避之不及，但是，世人的鄙视远非都源自势利眼，科场舞弊之卑鄙无耻，也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
因此，鲁迅及家族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
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之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其实鲁迅最初还没有想学医。
1898年他18岁，1899年旧历12月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
矿路学堂只教出鲁迅那一期学生，便遭裁撤。
鲁迅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四顾茫然：“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
……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 二.东渡日本 1902年22岁时，鲁迅赴日本留学，乘日轮“大贞”号自南京过上海放洋，4月经横滨抵东京，未被军校性质的成诚学校录取（因为身材矮小
），改入弘文学院，那是专为留学新人补习日语和理化等科基础知识的学校，年初始设。
1904年，因不满东京留学生的浮嚣，鲁迅离开弘文学院，往本州宫城县首府、人称“学都”的仙台学医，仙台医专远不是一所知名学校，地处偏僻。
鲁迅选中的原因，可能如他在《藤野先生》所说，“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一个破落家庭的子弟，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同胞为伍，其强烈的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他在仙台却遇到了一位给他十分温暖的人，这就是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亲自校订鲁迅所抄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改正的讲义足足有三厚本。
藤野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对鲁迅严格和关心，而且，在生活生上也非常关爱，“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劝说”鲁迅，离开兼包囚人饭食的客店，认为他住在那里不相宜。
1906年，鲁迅要终止学业时，藤野先生脸色悲哀凄然，依依惜别。
对于尝尽世间炎凉的一个孤独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犹如获得了慈父般关爱的温暖。
鲁迅心中郁结的恋父情结得到了很大满足。
鲁迅后来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 鲁迅讲，促使自己终止学医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本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
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
”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 后来，许多研究鲁迅的人解释说，鲁迅当时认为，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这显然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
一个不能解释的事实是，鲁迅在1906年放弃学医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三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
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
而且，一呆就是三年
那段时间日本，尤其东京，是革命党的大本营，留学生多数有救国志愿，大批党人避难东来，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很多革命团体。
以乡谊为纽带，形成一个个山头。
蔡元培、陶焕卿、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之基干就是浙东人士，与广东人的兴中会抗礼，后合并为同盟会。
在东京期间，鲁迅与光复会一些人有一定交往，至于，他是否加入光复会，至今没有直接证据。
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鲁迅在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可以说明鲁迅退学的原因可能是学习成绩不理想。
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中7科总平均分仅65.8分，在同级142人中仅列第68名，鲁迅当时学得最好的是伦理学，得了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都仅是60分，而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还不及格，只有59.3 分。
这些课程都是学医的入门基础课，在一所二流的医专里，一开始就只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往后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三.不幸的婚姻 1906年，鲁迅的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甚至有人说亲见他带着日本妻子在神田散步。
家里早给鲁迅定了山阴丁家弄朱家女儿名安的为亲，闻讯大急，以“母病”赚他回国完婚。
鲁迅到家才知道上了当，为不忍令母亲伤心，只好任由摆布，举行了婚礼（时在7月6日，农历6月初6，鲁迅是年26岁，朱安29岁。
）但不肯圆房，婚后3日即再赴日本，这一去又是3年。
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婆婆，，独守空房，一等十三年。
十三这个年数很有趣。
江冬秀等胡适回安徽老家结婚，足等了十三个春秋，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而朱安则是在婚后，枯等了鲁迅十三载，可终究没换回鲁迅的心。
回国后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夫妇各处一室，休说肌肤之亲，每天话也少谈。
他的书房“大太太”是进不得的，她也全不能理解他在做着什么。
鲁迅对许寿裳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
” 1909年6月，滞留在东京三年后，鲁迅29岁，按照中国过去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他已经是30出头的人了，三十而立，而他依然没有工作，万般无奈只好回国了。
回国后先到杭州，经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的许寿裳举荐，鲁迅先做了该校生理学、化学教员，并负责在日本教习授生物课时从旁翻译，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正好同乡的绍兴人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由许寿裳介绍，应聘到教育部任科长，国民政府北迁后，鲁迅随至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
此后，他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内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一个科长级的区区佥事，没有得到任何升迁。
1925年，留美归国的杨荫榆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杨认为该校原来的学风不正，学生无故旷课现象十分严重，想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套管理方法整顿校风，却遭到许广平等一批学生的强烈抵制，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
之前，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对政治事态从来保持沉默的，这次鲁迅挺身而出了，成为闹事核心组织“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委员兼总务主任。
作为国家公务员，公开支持学生闹事，当然不能被当局所允许。
8月，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支持杨荫榆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
鲁迅不服，上诉法院，次年3月，法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鲁迅胜诉。
当年9月，受林语堂邀请，鲁迅赴厦门大学当教授，然而，仅仅干了三个月，到12月即辞职。
次年的1927年1月，鲁迅又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也只干了三个月，到4月即告辞职。
在广州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匆匆离开赶到上海。
鲁迅于当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住进了虹口日租界，直至1936年逝世，再没有迁居。
周氏一家团圆的岁月里，或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什么书，或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冷落”让朱安在这个家庭有点自卑，又或许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种与世无争性格，总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这个长嫂，没有顺理成章地当上家。
家庭的财政大权，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手里。
1936年，鲁迅去世。
北京方面的生活费，大部分是许广平在负担。
1943年，鲁瑞去世。
临死前，她让朱安千万收下原周作人每月给她的十五块钱，算是这么多年服侍她老人家的一个交代。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自身难保，哪里还能顾得上朱安
更何况朱安从心底里，大概也很抗拒收二弟的钱。
大先生走了，如今娘娘也走了，朱安的人生走到这儿，真的是到了恋无可恋的地步，人世间，仿佛也只剩下糊口这件事，可供她去操劳。
1947年6月29日，朱安因病去世，享年70岁。
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生前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鲁迅身边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她葬在鲁迅母亲墓的旁边。
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在她的生命里，几乎没有飞扬的时刻。
她仿佛是一颗锈了的图钉，最初被钉在哪里，一生就只能钉在哪里，无可奈何孤独老去。
她不过是想做一个孝敬婆婆、恪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她最大的愿望，也不外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只可惜，她是带着一双小脚被推进新时代的，她无力往前走。
四.兄弟反目的原因 鲁迅有一个“封建”的家庭梦想：肩起长子长兄的责任奉养母亲，扶持弟弟，一家人相处怡怡。
到京后，他开始四处寻觅房子。
1919年鲁迅终于买定鼓楼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落一所，稍事修葺后与三弟搬入，年底特赴绍兴接来家眷，至1920年3月14日以乡味家宴同乡同事15人，证迁居事成。
从此母亲鲁瑞、长子鲁迅、夫人朱安、二弟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及儿子、三弟建人、夫人羽太芳子及一双儿女一大家子熙然共处，鲁迅大约总可以满意的了。
八道湾可称豪宅，三进院落，空地极大，后院甚至还挖了荷池。
鲁迅自居中院西屋三间，母亲和朱安分住中院北屋西、东，两位兄弟在后院，中房是正房堂屋，吃饭时全家在那里聚齐。
这时的鲁迅，宛然一个力图重振家声的官家富户了。
鲁迅刚来京时仅靠60元津贴过活，4个月后支半俸125元，11月领到足薪220元。
这是笔不菲的收入，据陈明远统计，鲁迅在京期间官俸收入折成银圆约合33000元，另有后几年的稿费、兼课、讲学所得七八千元，总计4万有奇。
当时虽称物价腾贵，但银洋的购买力始终坚挺。
荆有麟回忆：“当时生活程度比现在低得吓人的北京，十个八个当十铜元，即能吃饱一顿饭，而两菜一汤颇为丰美的包饭，才出两三元钱一个月。
”八道湾偌大的宅院，购房全部花费一总算下来也不过现洋3990元而已，可见每月稳定收入二百几十元的生活是可以怎样的优裕。
1917年3月周作人入北大任国史编纂处编译员，9月聘为文科三等教授，两兄弟每月收入约600元，统交羽太信子掌家。
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段公案。
周氏两兄弟原本形影不离，携手前进，可突然失和。
周作人写一信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 这一封信拉开了失和的序幕，但只是结果，至于原因和过程则语焉不详。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
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
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说，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经人劝说他们才退下了。
关于社会上流传的兄弟二人决裂有几种说法： 一、经济说，似乎不合情理。
固然有经济纠纷，但只要分家就可解决，兄弟还是兄弟，为何会仅因经济纠纷相互怨恨一辈子? 二、偷窥洗澡说：也不合理。
信子是日本人，二兄弟也在日本呆了多年。
日本人合家洗澡时，男男女女，进进出出，非常随便，就算偶尔见光，也不在意，远没有中国人那种所谓的“男女大防”，看得那么重，二兄弟也不至于为此反目成仇一辈子 三、污陷说：信子污蔑大伯调戏她。
此点有可能，但二兄弟都是有高度智慧的理智的人，作人怎么会不会调查就完全相信?而鲁迅也不作任何辩解? 四、私情说：即鲁迅在日本时，本来就和信子有私情，但鲁迅本人已订婚，就把信子介绍给弟弟，而作人婚后，鲁迅仍然和信子私通，而这一切，作人完全不知情，最后由于经济纠纷，信子一气之下，把这一切告诉给了作人，使作人感到蒙受奇耻大辱，才与鲁迅断交，并怨恨鲁迅一辈子，至死都不原谅。
这也只是一种推测，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有一些丝蛛马迹相印证。
而且很符合作人那封绝交信的语气。
此外，还有一点旁证，即当事人此后都闭口不谈此事。
张凤举、徐耀辰两位调解人直到死都不与人谈周氏兄弟之事。
要知道，解放后，鲁迅已被当局当神对待，谁敢说半个不字，正因为此，两位为了免遭杀身之祸，故只能将秘密带至坟墓。
如果只是钱，谈谈又何妨
五.拒绝诺贝尔奖的真相 瑞典有一位出色的探险家、勘测学者、瑞典学院院士斯文.赫定（Sven Hedin)，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杰出人物，自1890至1935年先后5次来华，对中国西部和中亚的亚洲腹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测，成果累累。
他足迹遍布甘、新、藏，几度穿越塔克拉玛干，发现了楼兰、尼雅、罗布泊小河村5号墓地，找到了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头，作为西方人第一个进入日喀则。
他填补了亚洲地图的大量空白，留下28卷探险报告和千篇论文。
1926年12月20日带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来到北京，以建立柏林—北京—上海航线为主要目的，申请对中国西北来一回大考察。
那时北京直奉联合政府正自懵懂，摄政的内阁内困于派系争斗，外苦于应付北伐，哪里有精力来加理会，政府方面既不可恃，一切学界自为，北大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等学术团体11所代表二十余人于3月5日集会，制定文物保护6原则，发表“反对外人随意采取古物之宣言”。
赫定为了加强谅解与合作，在他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意与中国学界经营感情。
他向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代表刘半农透露出来，自己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可以替中国设法竭力运动诺贝尔奖金，半农以为，中国作家能得诺贝尔奖自然是大好事，以文学成就言，最佳人选是鲁迅。
半农嘱伯简出面同鲁迅函商，“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如将参评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之类”。
9月25日，鲁迅在广鸿安旅店回答伯简说：“请为我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
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
”而当时拒绝诺贝尔奖的不仅是鲁迅，还有胡适。
1年半后的1929年2月底，胡适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遇见似乎打定了主意要帮中国一把的赫定。
胡适的风度不减于鲁迅：“火车上熟人最多，有美国公使，有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有陈万里、杨宪武等。
Hedin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18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
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
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
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 很多人故意忽略了以下事实：赫定所建议的，只是向评委会推荐。
赫定身为瑞典学院院士，他是有这资格的（按诺贝尔文学奖章程，具有推荐资格的人是：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各国文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者；各国高等学府中语言和文学正教授；各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副主席），不过推荐程序颇严，必须提交正式推荐书并附该人原著或译本，由个人签署后，于每年2月1日午夜前送达瑞典文学院，至此为“提名”。
而提名与获奖又不是一回事，评委会要对经初审的作品详加评选，评委共18人，每人只有一票。
历史上，有提名十几二十年才能获奖的，有提名十几次而终于铩羽而归的，鲁迅拒绝的时候，是连提名都没有进。
而获得当年（192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名叫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法裔犹太人，著有《笑的研究》、《时间与自由意志》、《创造进化论》、《生命与意识》、《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是所谓直觉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并且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现在人们总受困于“诺奖情结”。
那100万美元奖金不算什么（事实上还是很算什么的），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得不到西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凭个人才华和思想就能搞出名堂的事情，在文化积淀何等深厚的中华，一百多年来怎么就连个诺奖都拿不到呢
于是人们难免质疑诺奖的代表性和公正性，一面不无遗憾地说起当年我们曾经有过机会，并且强调说，那是鲁迅自己不要的，这多少带着些阿Q的味道。
至于那些说什么鲁迅不愿为国民党反动政府脸上贴金，或者说鲁迅“严正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帝国主义阴谋分子的诱惑”，怕是说话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吧。
六.最后的日子 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后，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开始与许广平的同居生活。
入住虹口地区的日租界内。
此后在上海的9年，是他生命中的最后9个年头。
10月8日，鲁迅偕许广平从旅馆迁入景云里，一住近3年。
他除了“终日伏案写字”，编辑那些因被查禁“有始而无终”的刊物，也曾走去附近的内山书店、商务印书馆买书读书，那3年，他除了在沪上各高校奔走演讲，还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遭国民党当局秘密通缉，开始了在上海的第一次避难。
也是在那3年，一个小生命闯进了鲁迅的岁月。
1929年9月，周海婴出生在福民医院。
鲁迅说，“因为是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
” 1930年5月12日，为躲避通缉，鲁迅一家迁至由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出面租的拉摩斯公寓。
这幢因建造者英国人拉摩斯得名的大楼，今天仍伫立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只是名字换成了川北公寓。
鲁迅在拉摩斯公寓的3年却不平静。
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在沪被捕。
鲁迅也上了搜捕名单，不得已二次避难，举家移居花园庄旅馆。
1933年4月11日，鲁迅搬入大陆新村9号，他病逝的地方。
网上抨击鲁迅最多的就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日子。
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蒋光鼐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
并向全军发出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攻击时，应全力以赴，奋起反击。
在淞沪抗战最激烈的时期，上海民众在中国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
而此时鲁迅却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里避难了。
1月29日，19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沉沦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
鲁迅日记记载的只有简短的一行：“晴。
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
夜雾。
”2月6日记载“旧历元旦。
昙。
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
” 2月16日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
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颇有点商女亡国后庭犹唱的味道。
当时，19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抗战之始，已被拖欠军饷八个多月。
装备很差，甚至没有棉衣，也缺少手榴弹。
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裤战斗。
在当时19路军武器装备落后，以最多不过四万人的长枪、机关枪和手榴弹，对抗日军装备齐全的飞机、军舰、大炮、坦克等应有尽有的八万多人。
当时全上海市民踊跃为19路军捐衣捐物，才让19路军的勇士穿上棉衣。
但是在这两个多月的鲁迅日记里，没有见过曾经捐款的记录，也没有捐物的记录。
在淞沪抗战的两个月里，内山完造回到日本，鲁迅基本成了内山书店的短期老板。
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有三个员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鲁迅垫支付。
能够给员工开支工资，而没有为19路军捐款，真是让人费解。
民族危难之际，鲁迅没有危难；在全民抗战之际，鲁迅东篱悠然中。
或许这段历史，是横眉冷对的鲁迅一生中的一个谜。
有几点疑问写出供大家参考： 1、鲁迅被日本人害死的
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里说，治疗他的须藤医生，在上海只给他一个人看过病，鲁迅死掉，他从此人间蒸发了，解放后许广平曾经到日本寻访，都没有找到这个人。
须藤犯了许多有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在鲁迅患病期间，史沫特莱请过教会的美国医生给鲁迅看过病，诊断鲁迅当时不过是肋膜积水，抽掉积水，再活十年没有问题。
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然而，鲁迅还是选择了须藤。
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
2、内山完造是何许人也
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
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
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
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
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
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
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仅是一篇普通文章，不一定可靠。
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这些都很能证明内山完造确实很有背景。
3、鲁迅同日本人的关系 鲁迅死后，鲁迅的挚友内山完造匆忙赶回日本编纂鲁迅文集，只要四个月，日本就出版了《大鲁迅全集》，比延安出资印刷的中国人出版的第一部《鲁迅全集》还早一年。
在抗日战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四十年代，日本依然出版了三部鲁迅传记。
日本在45年初出资创作了以鲁迅的《藤野先生》故事为蓝本的《惜别》，文中借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表现“大东亚亲和”，宣传日本侵略中国的合理性。
这些都是为什么恐怕没人说得清。
七、后记 终于写完了这篇文章。
鲁迅是什么人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对鲁迅从崇拜到怀疑。
我的思想不被任何人左右。
但我应该把真相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
毕竟中国人在偶像面前跪的太久了，该站起来走走了。
从来没有在电脑上写过这么长的文章，真有点累。
2011.9.
记念刘和珍君
哀痛者是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悲惨命运而哀痛的人,幸福者是以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献身为幸福的人,这两者都是前文中的真的猛士 流言的内容则是说请愿的人是被人利用,被李大钊等人骗去执政府的,所以执政府是不得不开枪的,这写不是主要内容,了解就行.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中的缘由是由于那些所谓学者文人在《闲话》中写的文章,对事实进行诬蔑,也就是那些流言,控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控制是极为严重的,使当时的人们被镇压,而且没有反抗只有沉默.在这沉默中,如果没有人带领人们反抗或人们自己反抗,进行革命,便只能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