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 有那些，作者是谁
【内容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
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
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
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
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
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
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
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
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
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
例如，茅盾、瞿秋白和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
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
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
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
王瑶、唐tāo＠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
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
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
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
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
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
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
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
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
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
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
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
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
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
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
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求沈从文《边城》的书评，至少800字
《边城》的书评夜阑人静的夜晚，躲开白天城市的喧嚣，让自己沉浸在一片静穆之中，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细品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思绪随着书中人物的变化发展起起伏伏……边城写的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湘西山城茶峒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城边碧溪老船夫的孙女翠翠.但翠翠心里爱的却是傩送,当天保明白了这个三角恋爱的实情,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退出了竞争,驾船下辰州,好忘却那里的一切,却不幸遇难,傩送虽然仍然爱着翠翠,但哥哥为此而死,使他心中压抑,又对老船夫有误会,也在痛苦中离家去了桃源.而翠翠独自承担所有的变故,在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人.如诗的边城，诗意地演绎着人生，诗意地演绎着生活。
书中所示的人性美浸透着完美，而翠翠的无限期等待又显示着不完美.她的爱情悲剧可以说是那个年代造成的, 她和傩送本来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培育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可惜二人却失之交臂，留下了悠长的遗憾.而现在谁会放弃自己的爱情呢
在当今这个社会谁主动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完美的爱情都是我们想要追寻的.在《边城》中傩送为了亲情而放弃了爱情,亲情固然重要,但为了亲情而放弃了爱情,也是可悲的.而翠又在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
后来在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后，她才如梦初醒,这实在让人不免为她感到惋惜和可悲.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结局怎样
给人留下了悬念，傩送最后回来了吗
她们俩最后在一起了吗
我不禁陷入了幻想之中,希望他们有情人能终成眷属.看过《边城》，让我对世间完美的爱情又一次产生了怀疑,对人性多了一份了解，但又明白了自己的幸福就应该去争取,争取了,得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边城就是这么一出健康纯洁,而又弥漫有淡淡哀愁和浓浓诗意的爱情悲剧和人性的悲剧.(*^__^*) 嘻嘻……我觉得这写挺好的，希望你能采用。
刚好800字左右……
<左传>一书的优缺点
《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
《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管所写）。
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
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
《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钱钟书的《管锥编》里谈到过左传，认为里面许多“密室之谋，闺房之议”是除了当事人之外的人无从知道的，钱的结论是左传有文学性，即虚构。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首先一点是左传的内容，其实几乎全部是列国世卿们的故事。
在当时，各国的世卿其实是一个非常一体化的贵族圈子，大家互相都比较了解。
作为一个合格的士大夫，要有一个基本功：“辩于列国卿大夫之班爵、贵贱、高低、能否”（大概是郑国子产时期的一个家伙说的，不是原文）。
对于年轻人，这种能力应该主要是从家中的父辈那里学来的，学别人的家史是和人家打交道用，了解自家家史则是一种义务，没有这些共同语言，一个人恐怕别想在贵族圈子里混。
把这句话改一下就更贴切了：“明于列国卿大夫之班爵、贵贱、言语、掌故”。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不仅各家是怎么立的，列祖都干过什么大事，人品如何等等；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也也能迅速传布开，与士大夫有关的事件，包括盟会、战争、奔立斗争等等，也会马上在这个贵族圈子里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说法”，当事者也在这种说法中形成了自己的固定角色。
当然，这种公认的说法未必百分之百符合实际。
左传其实就是这些掌故的编年记录。
所以我感觉它的作者应该也是贵族圈子中人，其叙事来源应该是家传。
像孔子这种没什么根底的私生子，应该是写不出这种东西来的（“子入太庙，每事问。
”混进这个圈子后，他肯定觉得要补的课太多太多）。
基于前面这些，我猜想左传可能是臧孙氏的人所写：首先，是鲁国贵族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二，书中对三桓家族的记录都几乎没有什么避讳，哪家都记了几件上不了台面的事；惟独对臧孙氏，几乎都是说好话的；当然，臧氏到后期是臧为继统，这仁兄是个偷大哥的王八壳的丑角，可以认定不是他这枝的人写的。
最后，左传的开端也几乎和臧氏立家同时。
当然，作者问题也只能这么说说，应该是找不到什么外证的。
不过我还想到另一部书——《世说新语》，虽然两书体例不同，但都是对贵族圈子里的一些掌故的记录，所以有些相通的东西。
比如对同一个人，都爱用多种不同的称呼，这应该是因为作者和书中人物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对他们的家世比较熟悉的原因；另外就是，圈儿里人在谈起某个前辈人物（不一定是本家）的时候，往往也会有一个不太直露的称谓。
比如东晋的王导被称为“王大将军”，其实他是篡反不成而死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左传的贵族风韵和遗老情结。
左传的前几公部分比较简略，主要是国际事件，列卿事迹较少。
中间一大段就主要是列卿故事了，“华彩乐章”部分应该算是郑子产和晋叔向，这大概是作者向往的贵族黄金时代。
到定、哀公就少有对列卿风采、盟会精彩言论的记录了，变成了各国各家混乱相争、一片狗咬狗两嘴毛的场景。
左传可能是作者基于对已经逝去的那个贵族黄金时代的留恋之情而做。
（我又有一个疑问：儒家爱说周公制礼作乐，可我怀疑像周公那个时代，周人面临的可是血淋淋的统治问题，制定一些统治制度是肯定的，但应该顾不上文化性太强的东西。
春秋贵族社会的很多讲究，产生的渊源应该不会太远，比如赋诗之风，应该就是春秋中期世卿们繁荣的时候兴起的。
可汉代确实鲁地多儒，莫非只是从孔子开始的
） 西欧的贵族时代也形成了一些贵族作风，和左传世说大体相同，都是基于身份优越感而产生的，骨子里都是一种顾影自怜。
这个话题太大，现在没法多说。
但最后一点：好象都是贵族社会开始面临威胁的时候，对贵族文化的热情也才发展到高潮；所以左传产生于战国，世说产生于南朝，而反映西欧贵族风貌的经典，我想应该产生在法国大革命前后了。
这样说来，左传跟红楼梦又有神韵相同之处了。
是不是所有的文史巨著都是贵族风韵挽歌和遗老情结的产物
其实未必，史记就不是这样。
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左传》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众说不一。
这主要是对“起源”的认识不一致造成的。
对小说起源的探讨，需要建立一个学术规范和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小说起源易于达成共识。
“史传”与“小说”的关系是小说研究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经过考证，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左传》。
关键词：小说起源；史传；《左传》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4)01—0062—05 小说起源探讨的学术规范与逻辑起点 小说起源的探讨是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最困惑的问题之一，正如著名小说理论家萧相恺所说：“小说概念和小说起源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里争论最多的两个问题，历来争议颇多，迄无共识。
就小说概念而言，在古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情况。
有三种情况窃以为首先必须分清：一是古体小说，也即通常所说文言小说的‘小说’概念；二是滥觞于唐而盛于宋后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的‘小说’（或称说部小说）概念；三是清代末期引进的西方的小说概念。
这三种‘小说’概念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交叉重叠的地方。
”①这三种不同的“小说”概念，导致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估大为不同。
用“文言小说”概念（这个概念出现得最早）来探讨小说起源的话，有人就追溯到《庄子》那段著名的论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一直到清末，有人依然用这种观念研究小说；也有人用清末引进的西方小说观念来研究中国小说，认为小说起源于唐，唐以前是小说史的空白。
小说起源产生如此众多歧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小说起源中“起源”二字的认识不同，很多人将“起源”与“来源”混为一谈。
但是，“来源”与“起源”是有本质区别的：“起源标志着某一事物的诞生，而来源却只表明构成这一事物的某种因素，这种因素完全可以来自不同性质的别一事物”②所以，小说的起源应该是指小说产生的母胎，而不应该是它的“来源”，来源固然应该考察，但不应该和“起源”等同起来。
所以说神话、寓言等只能是小说的“来源”，而不是“起源”。
二是对“小说”概念的理解不同：它究竟是口头传说还是书面作品，研究者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分歧是很大的。
在这里我们先不按照现代的小说观念来衡量古代小说，但起码应该将小说看作书面作品，而不应该看作是口头故事。
如果我们把小说看作书面作品的话，那么小说的起源就应该是作为书面作品的小说起源。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注意将小说文体的起源与小说因素的起源区分开，把和小说有渊源的事物及文体与小说文体的起源区别开，这样来探讨小说起源就会更科学和更有实际意义。
就这个问题，萧相恺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即使我们用现代的小说观念去考察中国小说的起源，我觉得也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小说文体的起源和小说因素的起源；二是小说的起源和小说的渊源；三是小说的主源和小说的支源”；“有人把小说文体的起源等同于小说因素的起源，把和小说有渊源的事物及文体与小说文体的起源不恰当地关联在一起，对小说的主源与小说的支源不加区别”③。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文艺学范围内的文体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学、价值学兼有一部分文体学意义上的观念。
每个人在研究过程中若都各取所需，就难免造成这种混乱。
因此，小说起源研究需要一种学术规范和逻辑起点，即以小说文体的起源为中心来研究小说起源，这样才不会导致小说概念与小说本体的错位。
小说是书面作品，这是最低也是最起码的逻辑起点，抛开这个去探讨小说起源只能越来越混乱。
小说最起码的要求是必须具备可供阅读性。
对小说起源的探讨，一是要限定在作为文字作品的小说的最初出现这一特殊意义上来进行，不是文字性的作品是无法作为小说来对待的；二是要注意区分作为“文类”的“小说”与作为“文体”的“小说”。
唐以前的“小说”二字事实上是属于“文类”方面的，是历代公私书目著录的一种文章类别，与“文体”意义上的小说基本上是不同的。
那些在唐以前被名之为“小说”的，在今天看来基本上都不是小说；而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小说的，在唐以前基本上没有用“小说”二字名之。
叙事是小说文体的核心，离开中国的叙事传统是无法探讨小说起源的。
无论是从古典小说发展的实际出发，还是从现代小说观念出发，都可以判定，叙事是小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在本质。
只要是小说，不管它采用什么语言，不管是用散文还是韵文写成，它都必须是叙事作品。
因此，对小说起源的探讨，就应该从最具叙事性的作品或文本中来寻求。
李剑国在论述小说起源时这样说： 从小说理论上说，所谓小说的起源实际包含着两种含义，人们在使用小说起源这一概念时，实际上也存在着两种着眼角度。
一是指小说独立文体出现之前的小说前形态；一是指小说被孕育在何处，也就是小说前形态过渡到小说形态的过渡形式。
而小说的形成是指这一过渡过程的完成和小说文体的建立。
不过由于古小说文体的完善有一个过程，而且也必须考虑小说各种类型的形成过程，因此讨论小说的形成范围要更宽泛一些，但所谓小说的发端或起点，只能是已经取得或基本取得独立文体的初始小说群。
自然，起源和形成二者是有联系的，因为初始小说群的形成也正是小说的前形态因素凝固为书面文体的过程。
但从理论上说，起源和形成毕竟是属于小说发生学上的两个阶段。
④ 这段论述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对小说起源的研究应从“书面文体”做起，二是小说的起源与形成有本质区别。
小说的起源是探讨小说的发端或起点，其中包含有起于何处的意思，而形成则是一个过程，尽管对小说形成过程的探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两者的关系不能混淆。
据此我们认为，小说的起源应该从具有书面作品形态、具有鲜明叙事特征的史传中寻找，然后从史传中找出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就是小说的起源之所。
几种小说起源说的辨析兼论 史传对小说的生育作用到目前为止，关于小说的起源大约有五种最有影响的说法：（1）稗官说。
出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稗官说影响深远，到了明清之世，不少人把小说直接称作“稗官”。
但究竟什么是“稗官”，“稗官”和小说有什么关系，班固都没有说清楚。
（2）方士说。
出自张衡在《西京赋》中所说的“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以及《汉书·艺文志》的著录。
方士说认为，方士们将各种行术的方法、方术故事及有关的科学文化资料纪录下来，行诸文字，便是最初的小说作品，虞初就是这些方士的代表。
（3）神话说。
出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传说。
”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还说：“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
”在鲁迅之后，小说研究者多承袭这种观点，如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古代神话为后来小说的滥觞，无论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吴组缃的《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都持这个观点。
（4）史传说。
这种观点认为小说是从史传文学演化而来，如冯梦龙就认为“史统散而小说兴”（《古今小说序》）；马端临也说：“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
”（《颍水遗编·说史中》）当代学者黄均也说：“中国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我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地理、农医，大都从史学分流而出，我国的小说也自然成为史乘支流之一。
”⑤（5）战国说。
这种说法是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提出来的：“如果承认《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具有本体认定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不能轻视该志所著录的古小说文献在小说发生学上的价值，而且由这些古小说文献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小说发端于战国”。
⑥ 除此以外，还有庄子说、诸子寓言说、劳动休息说等。
但是近十几年来，不少学者主张“多源说”。
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直接称之为“多祖现象”；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里，把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载有这些内容的先秦诸子和史传，均作为对小说产生过影响的文体和著作，并认为这些著作孕育了小说文体。
在以上诸说中，真正直接回答了小说起源的是张衡的“方士说”。
《文选》卷二载《西京赋》云：“匪唯玩好，乃有秘书。
小说九百，本自虞初。
从容之求，实俟实储。
”其中，“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就直接回答了小说起源的问题，认为小说这种文体是汉武帝时的方士虞初创造的。
王齐洲在《中国小说起源探迹》一文中，坚信张衡之说。
通过大量考证，他得出的结论是：“‘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是符合汉代小说发展实际的”⑦。
但是，这里所谓的“小说九百”只是具备了某些小说因素，并不是具有文体意义的小说。
但从历史上看，班固的“稗官说”出来以后，不相信“稗官说”的也大有人在，如鲁迅所言：“《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造也。
”⑧据如淳所注：“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⑨。
但是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之前，未见任何典籍有稗官的记载，而且对于这个“稗官”的所有口头传言，都没有文字性的著述，所以“稗官”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小说的起源。
对于“神话说”，石昌渝评价说：“一般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这个说法假若是就意识形态的源流而言，亦无不可。
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要说是小说这样的一个文学的门类，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等，都发端于神话。
所以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没有解决小说的什么问题。
”“神话文体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所以，小说从文体上与神话有什么传承关系，也是说不清楚的问题，……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题材和精神。
”⑩欧洲小说起源于神话，其发展轨迹为：神话－史诗－传奇－小说。
但是中国小说与神话之间没有一个文学的中介，因为中国没有欧洲的史诗和传奇，所以“神话”只是小说形成过程中的来源之一，具备一些小说的文体因素，但并不能解决小说的起源问题。
在小说起源诸说中，“史传”说最切近小说文体起源的本质。
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有《小说文体的孕育》一章，专论史传对小说的孕育：“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史传生育了小说。
”?B11“从叙事传统来看，……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不论是在处理巨大题材的时空上，还是在叙事结构和方式上，还是语言运用的技巧上，都为小说艺术准备了条件。
”?B12沿着石昌渝先生“史传生育了小说”这一重要小说起源观继续向前推进，结合小说所具有的文体要素，我们可以发现，小说起源于《左传》。
小说起源于《左传》 这里不谈小说起源于《史记》，是因为《史记》的产生比《左传》要晚许多年，而且，《史记》在写作体例和叙述方式上还借鉴了《左传》的很多手法。
在先秦史书里，叙事性较强的史书是《春秋》、《国语》和《战国策》。
《春秋》是孔子编订的，但记事极为简略，最长段落不过四十多字，最短的仅一个字，它根本不具备叙事文体的特征；《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初年。
《国语》以记言为主，也记事，有些篇章写得还相当精彩，但其成书时间比《左传》晚，且总体文学成就不如《左传》；《战国策》是记载战国谋臣策士活动的一部杂史，大约是秦汉人杂采各种史料，以追述之笔编撰而成，后经过西汉刘向整理，才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在叙事、描写、形象塑造、情节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写人上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同时又有所发展，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范例，这显示出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趋势。
不过，和《国语》一样，这一切都是在继承《左传》的基础上才得以进一步发展的。
根据牛津英文辞典的定义，小说有三个要点：（1）小说是虚构的故事；（2）小说具有相当的长度；（3）小说中的人物和事迹所描述的人生，是以某种复杂程度的情节建构而成的。
一般认为，小说必须具备五个要素：主题，人物，故事，技巧，结构。
就这些内容来看，“虚构”和《左传》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事实却不尽然。
作为史书，自然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但是到具体行文和描写中，特别是一些场景和细节描写，却有大量的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在里面。
《左传》的叙事绝不像福斯特所说的那样是“历史家记录”，而是依据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对情节和细节精心地选择、巧妙地组织和细致地描绘，在写人叙事上不乏想象和虚构成分，如同钱钟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欤
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
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之前之问答，宣公二年磓?自杀前之感叹，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
”钱先生在列举了大量的想象和虚构的事例后归纳总结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
”?B13所以，史书并非只有“实录”没有“虚构”，而是“实录”与“虚构”的统一。
《左传》是中国历史著作中最古老、最著名的范本之一，对后代的叙事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
《左传》既是一部史书，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
唐代的大史学家刘知几说它“公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B14；近代大学者梁启超也高度评价说：“《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对于极其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
”?B15梁启超的三个“极”字充分肯定了《左传》的叙事成就；金圣叹、戚蓼生等也在论述《水浒传》、《红楼梦》时谈及《左传》对这两部小说的影响。
与这种赞美相反，史学家对《左传》的批评恰好从另一面说明了《左传》所具有的小说意义：“这些记事显然都不是史官的记录，而是经过文人加工过的，写作时间距离史事发生已远，明确时间没有保存下来，而且也不能追忆，只好付之阙如。
正因为如此，记事者得以铺张夸大，不免有失实之处。
”?B16而《左传》中最具文体意义的小说大多汇聚在这类作品中。
《左传》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最完备的叙事典范。
它在叙事上的典范意义，既为史著同时也为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左传》的小说性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情节结构上以时间为线索，在叙述上倒叙与预叙、插叙和补叙同时使用；二是叙事富有戏剧性，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情节曲折起伏，紧张动人，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描写战争上；三是大量使用行动和对话来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能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历程；四是不管是记言还是记事，多用虚构和想象。
在这方面，更深入更有说服力的探讨首推美国著名学者王靖宇先生，他在《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一书中，专门探讨了作为叙事作品的《左传》与中国叙事文学的关系。
他认为是《左传》建立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基本理论并最终得以发展。
王靖宇采用西方著名的批评家罗伯特·斯科尔斯和罗伯特·凯洛格的理论观点，分别论述了情节、人物、观点和意义这四个叙事要素在《左传》中的作用。
（一）情节。
作者认为，就时间的流动来看，《左传》情节的性质是线性的；从情节模式上看，《左传》有三种情节类型或次情节类型，这三种类型是传记性的、游记性的和戏剧性的，它们都对后代的小说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人物。
《左传》以塑造大量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著称。
按照福斯特的观点，《左传》中“扁平人物”居多，韦勒克、沃伦把这类人物称之为“静止的人物”。
同大多数小说一样，《左传》描写人物最普遍的方法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和行动，间或通过其他人物的评论。
（三）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叙述人的观点。
《左传》采用的是无处不在、身临其境的第三人称观点。
作者采用这种基本上客观和不带个人感情的写作方式，能够对事件作生动的富于戏剧性的描述，从而使读者对所叙述的事件不会产生怀疑，确保其叙事的权威性。
（四）意义。
无论是情节的设计、人物的描写还是观点的处理，最终目的是为了传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
《左传》的历史是一部高度道德化的历史，它表达了作者对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意义的一种诠释。
王靖宇对《左传》的这四个方面（情节、人物、观点、意义）的分析与论述，与前面我们所分析的小说五要素(主题、人物、故事、技巧、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
主题对应意义、人物对应人物、观点对应技巧、情节对应故事，而情节、故事与叙事观点的运用又能够表现出结构上的特色。
说得更具体细致一点，就是《左传》在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修辞传统等方面都直接具备了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文本特征，如《左传》的编年体体例，以年月时序为经，以事实为纬，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作连续的叙述，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具完整性，同时也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演变更具可信性。
当然这种编年体也有它的局限，有时对于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叙述，这些人物或事件往往被迫拆开放到时间叙述链中。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方式，用“本纪”记述帝王、用“世家”记述王侯及特殊人物、用“表”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列传”记述人物，《左传》的编年体是以事件为中心，而纪传体的《史记》则是以人物为中心，这两种结构方式都为后代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三国志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在总体上采用编年体，而在小说的情节上基本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结构；《水浒传》、《儒林外史》采用的则是纪传体结构。
综观中国古代小说，按照编年体结构方式写作的占大多数。
由于《左传》的叙事方式为后代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模式，所以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卷六·叙事》中将这种叙事方式分作四体：一是“直纪其才行”；二是“唯书其事迹”；三是“因言语而可知”；四是“假赞论而自见”。
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将中国小说的基本要素概括为：“一，描写才行；二，记叙事迹；三，记录言语；四，作者议论。
”他认为，“这四体，合并起来恰好就是小说文体的全部，描写、叙述、人物对话和作者议论，小说的叙述成分莫过于此”。
?B17因此，石昌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史传在文体上孕育了小说，换句话说，小说来源于史传”?B18。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也指出：“《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过也。
”?B19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也曾说：“千古文章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B20。
杨义也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干脆称《左传》为“小说之祖”。
完全可以说，《左传》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小说叙事体系和杰出的叙事典范，它对后代小说的影响决不是简单的孕育因素，而是直接“生育了”古代小说，换言之，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左传》。
《左传》在文学上和语言上的成就很大。
其善于叙事，往往能用简洁准确的语言，将头绪复杂的事件交代得清清楚楚，生动传神。
特别是对春秋时期几次大规模的战争的描写，备受后人推崇。
书中记述的辞令，尤其是外交辞令也很出色。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
只是平心静气地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
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经作者的润饰，也绝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
”这些对后代文学、史学和语言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舍为什么以又是一年芳草绿为题目
谢谢
飘过
没有北大中文系55级会怎么样
我没有过当北大学生的幸运，黄修己教授也不是我的业师。
但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由于办刊物，却与黄教授有了编辑和作者的交往。
我在心目中，一直把黄教授当作自己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和朋友。
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由于地域相隔，近些年音问稀了。
因此，最近读到黄教授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三角地”》，就备感亲切，一口气读完，又觉受到深刻的启迪。
\\r初读《我的“三角地”》，很有读张中行《红楼点滴一～五》的感觉。
都是北大学人谈北大，谈北大的“道统”、“学统”，谈那些大师级的北大教师，谈北大的学习生活、衣食住行，但因所谈所忆的时代不同，其主题与内容，也就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色。
就说这谈老师，张先生的老师是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还有顾颉刚、钱玄同、林公铎等，黄教授的老师是杨晦、蔡仪、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吴小如、季镇淮、王瑶、川岛、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魏建功、王力、袁家骅、周扬……用林庚先生的话说，张先生的师辈是“读书”的人，黄教授的师辈是“翻书”的人，而到了黄教授一辈也就是“摸书”的人（见《我的“三角地”》之《读书·翻书·摸书》）；再说学习生活与衣食住行，张先生说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老北大红楼的生活，是沙滩的住，沙滩的吃，而黄教授他们入学时赶上了大跃进的年代，虽然因为“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学界耆宿，可谓盛极一时，但因政治的冲击，学生们“实际上所得不多，十分可惜”；他们也搞过大批判，也炼过钢，也编过“红色文学史”。
尽管有这些不同，但在坚持北大\\r“兼容并包”“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上，在注重怀疑与实证、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上，张先生和黄教授的文章，以及许多北大人谈北大的文章，可以说是薪尽火传，一脉相承的。
看过黄教授那些谈老师的文章，就可以领悟到北大传统是怎样口耳相授，怎样师承的。
在《终身不忘，唯此一言》等文章中，黄教授描述了杨晦、林庚、蔡仪、王瑶、周扬等老师怎样通过一些生动的例子传道授业，学生们记住的往往不是老师讲的长篇大论，而是那些灵光片羽的一言、一瞬以及从中体现的学业精神、治学方法以及人格魅力，正是这些使学生终身受益。
听金开诚转述吴组缃师讲“爱姑的脚”，使青年教师黄修己有了“茅塞顿开”般的顿悟，从而发现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片天地，以至后来开辟现代文学方法论的先河。
在《这样的故事还要再讲》中，黄教授讲了季镇淮师和“杨君”怎样坚持学术标准，不给人情分的感人故事，以此与当下的学界腐败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r然而读黄教授的文章，还是有一种沉重之感。
与张中行那一代北大人和“文革”结束后入学的北大人不同的是，黄教授的文章虽也有作为北大人的自豪与自傲，但同时有一种遗憾、无奈与自嘲。
应当说这完全是拜时代所赐。
\\r近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文章，他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六代，\\r1949年以前三代，即“前五四”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年以后也是三代，即“前文革”一代（或者叫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也叫“知青一代”），“后文革”一代。
按这种划分，黄教授他们属于\\r十七年一代。
许教授把这一代叫做“无根的一代”，说他们“受到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影响，强调要和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的知识体制划清界线。
”“他们力图要做的就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里面来做些研究，建立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
”因此，“有些人比较僵化”。
读《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陈平原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隔代遗传”的概念：“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
”也就是说，“知青”的一代，隔过自己的父辈，直接与爷爷辈接上了关系。
正因为学界有这些看法、这些估计，才有黄教授在本书中的一组文章《生与战乱，长于动乱》《自言自语说自己》《没有的一代》，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对他们这一代的心路历程进行了一番回顾和梳理。
\\r应当说黄教授对自己身处这一代的评估，是相当客观和清醒的。
这一代的处境，是“生于战乱，长于动乱”，学养上，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用“运交华盖”来形容也不为过。
因而黄教授痛心地自嘲：“我们这一代，虽说也很优秀，是历史为新中国准备好的良材，只可惜缺少历史机遇。
这已成了永远的遗憾。
”“怎么概括这一代呢
‘豪情满怀’的一代固然不妥，‘承前启后’的一代，也不合实际。
想来想去，想出了‘没有的一代’来”。
\\r然而，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血，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乃至学术）追求啊，难道说没有就没有了吗
这一代果真是“没有”、是空白吗
显然不符合实际，也是令黄教授们心有不甘的。
别的我不敢说，就说黄教授他们这“北大中文系55级”\\r吧，有多少“良材”就出自这一级啊
他们中后来从事学术领导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炯，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有张少康、陈铁民、李汉秋、王水照、谭家健；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有黄修己、谢冕、孙绍振、孙玉石；还有语言学家陆俭明、鲁国尧；有转行搞民国史而大有所获的杨天石，有做编辑成绩斐然的刘彦成、陈丹晨、吴泰昌；也有搞创作而享誉文坛的孙幼军、温小钰……一个年级呈现出如此整齐、如此眩目的人才结构，据说北大中文系从建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年级能够在整总体的专业水平和成就上超越55级的。
有人把这概括为“55级现象”。
试想中国当代文学界、学术界，如此说来，我们还能说这一代是“没有”的，是应当被隔过去的吗
\\r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北大中文系55级是个特例。
在整整一代的苍白中，他们显示出了一枝独秀的辉煌。
这也许有道理，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
但毕竟是有这么个“55级现象”，它确实是从那个特定的年代生长起来的。
而且我相信，它虽特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着这一代独有的某种精神风貌。
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精神风貌并不被人看重，但现实和历史将会证明它的价值，尤其是在社会越来越功利、学术越来越失范的今天。
要解读“55级现象”，最好还是去看黄教授的《我的“三角地”》。
作者既坦然承认这一代的不足，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一代的优长。
他们进校于建国之初，“身上有一股‘开国气象’，一个国家新生之际那种兴奋和蓬勃进取的干劲，大家都有一种献身精神，从入了大学的第一天起，就认定要以我血荐学术”。
他们幸运地直接受业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的那一代学人，不幸的是很快就被政治裹胁着去搞大跃进式的集体科研，去编什么“红色文学史”。
然而我们看到，这批青年精英，即使在那样的政治条件下也没有完全丧失独立思考，没有割断自己与上一代学者的血脉联系。
他们编了不足取的“红色文学史”，但很快就在老师的启发下修正错误，对备受吹捧的“科研成果”大动手术，实现了一次大幅、快速的自我超越；还要再接再厉，继续贡献了《中国小说史稿》、《近代诗选》、《汉语成语小词典》等学术上有影响的作品。
就是在大炼钢铁的举国狂热中，在“十年动乱”的文化荒芜中，他们也没有放弃读书，没有泯灭对学术工作的崇高感、神圣感。
黄教授在“文革”中，有“三个馆员陪他一个读者的故事”，这就使他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能以一人之力编出现代文学史，接续间断了二三十年的个人编史的传统。
说他们“思想不解放”、“僵化”吗
可就是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在“文革”中批判“文革”，留下了专制年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见证（《一场没有胜方的辩论》）。
谈到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黄教授做了这样的概括：“我们不但见过‘文革’之类的大动乱、大灾难，也见过新中国如初升旭日的光辉灿烂；不但见到腐败和腐烂，也见到廉洁和公正。
所以，我们能用比较全面的眼光审视历史，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这段概括相当精辟、准确，不禁使人想到王蒙。
王蒙也是“十七年一代”的一位杰出代表，他早期的小说就充满这种“开国气象”，对历史在批判的同时也怀有“温情与敬意”。
我们看到与上一代对时代的“隔”不同，他们是相当“入世”的；与下一代对时代凌厉的批判不同，他们是温和的，顺应多与否定。
作为２０世纪人他们对这个大时代充满感情。
黄教授说：“２０世纪这一百年，也许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变化最快，变动最激烈，于民族命运关系最大的时期。
能在这个时期潇洒或不那么潇洒地走一回，尽管会遇到很多磨难、痛苦，也还是值得的。
”\\r我是“７７级”，属于许教授说的“２０世纪第五代”。
因为迷恋张中行他们那一代学人的行世风格和学术风貌，我也曾很赞同陈平原教授“隔代遗传”的说法。
但黄教授的书使我更加了解了我们的上一代，觉得轻言“隔代遗传”是不够慎重和严谨，对我们的父辈是有失公允的。
就我个人而言，上大学时就曾听过北大金开诚、孙玉石老师，人大叶朗老师和我校王景山等先生的课，对我们这些从知青入学的学生影响很大；毕业后，因工作关系，又接触了袁行霈、谢冕、蒋绍愚、黄修己、柳斌杰、张传玺这些北大教授，接触了杨义、樊骏、何西来、林非、吕晴飞等社科院的研究员以及陈丹晨、孙幼军等文化名流，他们都属于“十七年一代”中的佼佼者，继续用他们的学问和人品影响了我们。
怎么能说他们是没有的一代，是应当被隔过去的一代呢
应当说每一代都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尽管我们的上一代有时代造成的种种遗憾和不幸，有“一种无法补偿的永远的幻灭感和失落感”，但他们“在很不利的环境里，挣扎，彻悟，经历了波澜，绕过了曲折，才有了一点创造的可能。
”“在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几个方面，跟我们的老师接上了关系”，对于这种悲壮的努力，作为后辈的我们，不是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吗
\\r黄教授书中用了一个词“弑父情结”。
我们这一代是否有“弑父情结”呢
在许教授的“六代论”中，对前三代中的“五四一代”和后三代中“知青一代”评价最高，是从思想启蒙意义上说的。
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也是拜时代所赐。
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要说优长与不足，是每一代都有的。
我们这“知青的一代”，虽说在打破思想禁锢上表现不凡，但在学养上，在知识结构上，不也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吗
如果说我们上一代是“摸书”的一代，那么我们呢
可不可以叫做“乱翻书”的一代
\\r黄教授书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即“精神断层”——“这些尚能保持住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人，已经淡出历史。
”“他们认为值得不顾个人安危去保护的那些神圣、高尚的东西，已经被‘解构’得差不多了。
”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道德日下、学术腐败，学术失范，这与我们急于翻过了“共和国的一代”，失去了某种道德的传承；与世纪末的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是否有关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热中“颠覆”、“解构”的同时，是否也应多看看我们的上一代，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医治社会以及学界病疴的营养。
正如黄教授概括的，“没有的一代”是“没有帐本的一代”“没有声息的一代”“没有愤怒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没有垮掉的一代”。
他们真的该是“没有的一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