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的读后感。
他的诗沉郁顿挫，反映历史。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
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
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
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
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
有《杜工部集》。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
再漫游齐赵。
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
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
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
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
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
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
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
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杜诗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
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新安吏 解释
主语是杜甫，杜甫问那新安吏：“你们的县很小...客行新安道， 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 “县小更无丁
” “府帖昨夜下， 次选中男行。
” “中男绝短小， 何以守王城
” 肥男有母送， 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 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 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 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 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 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 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 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 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 仆射如父兄。
”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
“客”，杜甫自指。
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这是杜甫的问话。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定制：男女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
至天宝三载（744），又改以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
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
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
”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
看来，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
看来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
”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
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
也许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吏不愿跟杜甫噜苏下去了。
这就把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跟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
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
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
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
但为什么父亲不来呢
上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还用抓孩子吗
所以“有母”之言外，正可见另一番惨景。
“瘦男”之“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见无亲无靠。
无限痛苦，茫茫无堪告语，这就是“独伶俜”三字给人的感受。
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究竟站了多久呢
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象带着哭声。
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
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
似幻觉又似真实，读起来叫人惊心动魄。
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
它在前面与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
照说中男已经走了，话讲给谁听呢
好象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象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其茫茫然的心理。
照说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收。
“使眼枯”、“泪纵横”本来似乎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
“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
”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
“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象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
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
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照说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
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
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
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当然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哪里又能谈得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呢
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
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
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是很苦的。
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杜甫在诗中所表现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时又是社会现实本身矛盾的反映。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
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
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
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
《新安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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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河水日夜不停地向东流去，时候已到了黄昏，青山下还有送行者的哭声。
表达了作者对应征“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
新安吏诗
新安吏 作者: 杜甫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暮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嚎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
新安吏的简析
垂老别这首叙事短诗，并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是以人物的心理刻画见长。
诗人用老翁自诉自叹、慰人亦即自慰的独白语气来展开描写，着重表现人物时而沉重忧愤、时而旷达自解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多变的情思基调，又决定了全诗的结构层次，于谨严整饬之中，具有跌宕起伏、缘情宛转之妙。
新婚别《新婚别》是一首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结合的作品。
诗人运用了大胆的浪漫的艺术虚构，实际上杜甫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去偷听新娘子对新郎官说的私房话。
在新娘子的身上倾注了作者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
另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新婚别》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精雕细琢的特点，诗中主人公形象有血有肉，通过曲折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最后毅然勉励丈夫“努力事戎行”，表现战争环境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丝毫不感到勉强和抽象，而觉得非常自然，符合事件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并且深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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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吏》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作品。
此诗与《石壕吏》、《潼关吏》统称“三吏”。
全诗可分两个层次：前十二句记述了军队抓丁和骨肉分离的场面，揭示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后十六句笔锋一转，对百姓进行开导和劝慰。
此诗反映了作者对统治者尽快平息叛乱、实现王朝中兴的期望。
创作背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冬，郭子仪收复长安和洛阳，旋即，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乘胜率军进击，以二十万兵力在邺城（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包围了安庆绪叛军，局势十分可喜。
然而昏庸的唐肃宗李亨对郭子仪、李光弼等领兵并不信任，诸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使诸军不相统属，又兼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两军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军至，唐军遂在邺城大败。
郭子仪退保东都洛阳，其余各节度使逃归各自镇守。
安庆绪、史思明几乎重又占领洛阳。
幸而郭子仪率领他的朔方军拆断河阳桥，才阻止了安史军队南下。
这一战之后，官军散亡，兵员亟待补充。
于是朝廷下令征兵。
杜甫从洛阳回华州，路过新安，看到征兵的情况，写了这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