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哪些困境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挑战，尤其是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村健康发展的难题。
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问题，需要维护农民共同利益，构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系，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社会治理组织化程度。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理村民自治【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完善加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经营体系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等的变化，农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挑战，尤其是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村健康发展的难题。
因此，全面、客观、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采取多种有效举措来应对与解决，对于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封闭保守的社会格局被打破，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思想价值观念逐步转变，民主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各种利益诉求不断出现。
特别是随着征地拆迁、项目建设中的新型社会矛盾的逐步凸显，群众对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参与和监督村级事
【心得体会】加快推进示范村建设,全力实施“乡村振兴”——学习十九大报告有感
加快推进示范村建设，全力实施“乡村振兴”——学习十九大报告有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摘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并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写入党章，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乡村的“现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时我国还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
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消失，而其中包含众多古村落。
当前，XX镇处于大征地、大拆迁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守住生态底线，给未来的城市留下生态空间和乡愁记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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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乡村，是促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农民生活品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设幸埔的重大举措，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抓手。
根据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县委“建设幸福村居，打造美丽乡村”的工作部署，坚持把美丽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民生改善紧密结合起来，按照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美、乡风文明身心美的目标要求，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品质，促进生态文明和提升群众幸福感。
二、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探索建设幸福和谐大埔的发展思路，加快推进“生态人居”、“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四大工程建设，致力建设客家香格里拉，打造国际慢城，抓好百侯镇侯南村、侯北村、湖寮镇葵坑村、大麻镇小留村等县级示范村庄建设，做到以点带面、稳步推进，建成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特色乡村。
到2015年底全县完成100个行政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全县打造成为“宜居、宜游”村居、安居乐业的美丽乡村。
1、农村生态经济加快发展。
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快速发展，果园变公园，精致高效农业更加突出。
2、农村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农村垃圾、污水得到有效治理，村容村貌、绿化美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处处是公园，居住环境明显优化。
3、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农村人口集聚、子女就读、医疗卫生、交通条件、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农民增收渠道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4、农村生态文化日益繁荣。
农村特色生态文化得到有效发掘、保护和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初步形成。
三、基本原则1、坚持科学规划。
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把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农业和旅游业发展规划、文化特色产业相衔接，有序推进，要做到开发与保护结合，凸现可持续发展。
2、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整合社会力量，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生态家园。
3、坚持保护为重。
结合各村实际，突出重点，注重挖掘传统农耕、人居等文化丰富的生态理念，在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建设，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形成一村一景、一村一业，一村一特色，彰显美丽乡村，高标准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
4、坚持生态优先。
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切实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展示农村农业生态特色，围绕农村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发展生态特色农业，打造大埔大公园。
5、坚持整合力量。
建设美丽乡村与幸福村居工程、发展乡村旅游、农民住房改造、生态村庄建设等有机结合，通过项目带动、整合资源、合力推进。
6、坚持整体推进。
认真分析，结合各村的特点，各镇抓好2个以上示范点建设，合理确定各村建设目标，分步实施，以点带面，提升景观。
四、建设内容（一）推进“生态人居”工程。
按照“科学规划布局美”的要求，一是改造旧村。
对村庄的危旧房要连片拆除，对空城村和居住分布星散的人群要动员搬迁，尽量撤并自然村，安排集中居住，做到统一规划，建成布局合理、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新农村。
二是改造危旧房。
结合扶贫工作，加强农户建房规划引导，提高农户建房的标准，做到安全、实用、美观，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和墙体立面整治，改善视觉效果。
三是改造林相。
根据各村特色，采取新造、补植、封育等措施，优化美化森林景观，特别是公路沿线沿河两侧的绿化景观带改造，提高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
中心村村民居住区绿化覆盖率要达到30%以上。
四是改造设施。
完善通村道路、供水、排水、供电、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达到给水、排水系统完善，管网布局合理，饮用自来水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入户率达100%。
主干道和公共场所路灯安装率达到95%以上。
对美丽乡村建设的交通干道以及村镇主要出入口，开展既鲜明又朴素自然、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的整体风貌设计塑造，突出客家风貌和地域特色。
（二）推进“生态环境”工程。
按照“村容整洁环境美”的要求，突出重点、连线成片、健全机制，切实抓好改路、改水、改厕、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广告清理等项目整治。
1、整治乡村生活垃圾。
全面推进“户集、村收、镇运”垃圾集中处理的模式，合理设置垃圾中转站、收集点，做到户有垃圾桶，自然村有垃圾收集池，行政村负责垃圾收集，镇有垃圾填埋场，确保乡村清洁。
2、整治乡村生活污水。
清除农村露天粪坑、简易茅厕、废杂间，整治和规范生活污水排放，全面推行无害化卫生厕所，每村至少要建造一座以上卫生公厕，大力推广农村户用沼气建设，利用沼气池、生物氧化池、人工湿地等方式，通过开展农村污水处理，提高水体自我净化能力。
3、整治农村畜禽污染。
根据村庄特点，合理规划，整治农村死畜禽乱丢到溪河现象，动员群众填埋。
拆除污染猪舍、牛栏等，村庄内畜禽养殖户实行人居与畜禽饲养分开、生产区与生活区分离，畜禽养殖场全面配套建立沼气工程，达到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
4、整治广告、路牌。
按照“规范、安全、美观”的要求，对公路、河道及村庄公共视野范围内的广告牌、路牌进行清理，坚决拆除有碍景观、未经审批或手续不完备的广告牌。
制定广告布点控制性规划，规范各种交通警示标志、旅游标识标志、宣传牌等。
5、整治违章搭建。
按照“谁建造、谁所有、谁清理”的原则，坚决拆除违章、乱搭乱建的建筑物，对废弃场所进行整治、复绿，建设村野公园，整治农村供电、网络、电视电话线路乱拉乱接问题，规范网络、线路的布局，促进村庄规范、整洁、美观。
（三）推进“生态经济”工程。
按照“创业增收生活美”要求，编制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实施农业特色产业生态化、精致高效化工程。
发展乡村旅游业、生态乡村工业，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构建高效的农村生态产业体系。
1、发展乡村生态农业。
深入推进现代农业，推广种养结合等新型农作制度，大力发展精致高效农业，扩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森林食品生产。
突出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名、特、优、新”产品，推进“一村一品”的生态农业，致力打造一批蜜柚、茶叶、烤烟、仙人草等生态农业专业村，增强特色产业、主导产业的示范带动作用。
2、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
利用农村森林景观、田园风光、山水资源和乡村文化，发展各具特色的乡村休闲旅游业，努力做到“镇镇有特色，村村有美景”。
加快形成以重点景区为龙头、骨干景点为支撑、“农家乐”休闲旅游业为基础的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格局，打造世界旅游休闲目的地。
拥有光荣历史的革命老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要发展红色旅游，突出爱国主义教育特色；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山水景观的乡村，要增强自然休闲特色发展生态旅游，将传统的农耕逐步引向农业观光、农事体验、特色农庄、农情民舍等附加值高的乡村旅游发展，按照大埔大公园理念，利用现有果园、茶园等建设水果公园、茶叶公园等特色生态公园，建设客家香格里拉，打造国际旅游慢城。
3、发展乡村低耗、低排放工业。
按照生态功能区规划的要求，严格产业准入门槛，严格保护水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地区及水库库区。
推动陶瓷企业到县陶瓷工业园区集聚，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集中治理污染。
推动“技术创新推进工程”和“落后产能淘汰推进工程”在农村的实施，推行“循环、减降、再利用”等绿色技术，调整乡村工业产业结构，不断壮大村域经济实力。
（四）推进“生态文化”工程。
按照“乡风文明身心美”的要求，以提高农民群众生态文明素养、形成农村生态文明新风尚为目标，增强村民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构建和谐的农村生态文化体系。
1、培育特色文化村。
编制农村特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制定保护政策。
在充分发掘和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和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遗迹遗存的基础上，优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把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村落培育成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特色文化村。
特别要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山水文化、人居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把特色文化村打造成为弘扬农村生态文化的重要基地。
2、开展宣传教育。
深入开展文明村创建活动，把提高农民群众生态文明素养作为重要创建内容。
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工具和形式，利用一切文化阵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形式多样生态文明、生育文化知识宣传，形成农村生态文明新风尚。
3、转变生活方式。
结合农村乡风文明评议，开展群众性生态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农民追求科学、健康、文明、低碳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倡导生态殡葬文化，对公路沿线100米视野范围内和村庄第一重山的坟墓采取就地深填或绿化覆盖等措施进行整治改造，恢复公路和村庄周围自然生态景观。
4、促进乡村社会和谐。
全面推行村务公开制度，积极推行以村党组织为核心和民主选举法制化、民主决策程序化、民主管理规范化、民主监督制度化为内容的农村“四化一核心”工作机制，合理调节农村利益关系，有序引导农民合理诉求，有效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五、保障措施1、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组织领导，县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和县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县直相关部门和各镇（场）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局，负责日常工作的指导和协调。
各镇村相应成立美丽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机构，负责抓好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落实。
2、落实工作责任。
各镇（场）和相关单位要切实按照美丽乡村建设的责任分工，各司其责，加强联动，整合项目，合力推进。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制定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村委会要切实履行好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做好美丽乡村建设的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和管理服务等工作。
3、科学编制建设规划。
对美丽乡村建设，要广泛听取基层和农民群众的意见，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行性，按照“生活宜居、环境优美、设施配套”的要求，科学编制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细化区域内生产、生活、服务的生态功能定位，明确垃圾、污水、改厕、绿化等各类项目建设的时间与要求。
4、加大资金投入。
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合理运用好财政政策，发动群众参与，整合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力度，特别是动员社会资金投入，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5、营造良好氛围。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主流媒体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活动，总结宣传先进典型，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监督美丽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
通过规划公示、专家听证、项目共建等途径，广泛动员和引导工商企业、民营企业家、海外侨胞、爱心人士等参与支持美丽乡村建设。
6、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根据农村人口居住情况，以农村社区为节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与权利不变以及社区居民属地化管理的原则，探索中心村组织机构设置新模式。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7、考核与奖惩。
从2013年起，县将每年对各镇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工作进行绩效考核，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考核为达标的镇级示范村，每个村奖给xx万元，考核为不达标的示范村县将给予通报批评。
作为一个村干部要如何带领村民致富
一是“重”字。
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对经济建设有着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人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经济建设的创造主体。
人的思想境界的高低，认识水平的差距，直接决定工作的成效和事业的成败。
经济发达地区之所以发展快，固然与其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有关，但思想观念、公民道德水准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是这样，一个家庭也是这样。
人的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是空的。
精神文明建设是做人的工作的。
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把干部群众的素质提升上来，精神振奋起来，力量调动起来，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四个文明”建设才能协调发展，经济社会才会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近几年，志丹县正是因为抓住了人的问题，坚持用延安精神和刘志丹革命精神建设志丹，狠抓了以“双创”为龙头的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了干部、居民、农民、学生“四项教育”，大力倡导了“雷厉风行、闻风而动、说干就干、一抓到底、抓出成效”的工作作风，大大激发了全县上下创先争优的热情，才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成果，换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是“高”字。
目标就是动力，方向就是旗帜。
有的地方工作标准不高，应付了事，得过且过，领导说一说动一动，会议开一开动一动，检查一下动一动，不强调不检查不开会的时候，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说到底，这是个能力和水平问题，也是个态度和观念问题。
古人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宏伟的奋斗目标能够凝聚起巨大的精神和力量，能够激励干部群众奋勇前进。
我们要不断增强目标意识，想问题要深谋远虑，看问题要高瞻远瞩，想大的干大的，确定目标要像士兵站方阵一样，时刻向第一名看齐，不能看左右。
近年来，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响亮地提出了要在“全市争第一、全省创一流、全国上名次”的工作标杆，具体到环境卫生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就是要实现全县3781平方公里大地成为一片净土，向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县城目标进军。
无论市政建设、绿化美化，还是环境卫生整治，都是以最高目标来谋划和实施，避免低水平重复投入，成功地走出了高标准、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
三是“勤”字。
勤奋是成功的秘诀。
天道酬勤。
业精于勤。
人与人的先天差别并不大，后天成就的大小关键在勤。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仅对个人进步不利，也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最大忌讳。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能够看到，有些地方抓工作不是在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上下功夫，而是为了创建、为了迎验搞突击，急起来一阵风，虽然一时见到了效果，但这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是经不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
有的部门单位抓工作虎头蛇尾，刚开始目标宏伟、决心很大，但很快就被各种困难挫折所吓倒，为各种质疑猜忌所困扰，为各种窍门捷径所误导，丧失了一抓到底的意志。
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做到脑勤、嘴勤、腿勤、手勤，主动工作，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坚持不懈。
我们志丹县抓文明、抓卫生，一抓就是五年，咬定青山不放松，风雨无阻，百折不挠，不仅抓出了大街小巷的整洁和干净，也抓出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拥护和支持。
四是“细”字。
细节决定成败。
大是由小组成的，宏观也是由微观组成的；没有小就没有大，没有微观就没有宏观。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有的同志就是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片面注重谋“大”的，轻视做“小”的，这是十分有害的。
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我们不仅要能“大”起来，胸怀全国，放眼世界，谋划一个地方、部门的长远发展；而且也要能“小”下去，抓具体、具体抓，让各项工作扎扎实实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对个人来说，细节体现素质；对集体来说，细节代表形象。
有的地方、有些干部工作大而化之，满足于“大概”、“基本上”，这样的“差不多”先生在我们这里不受欢迎。
我们要认真做事，敢于较真。
在创建和巩固提升“双创”成果过程中，我们突出强调要把环境卫生整治从公路沿线、城区干道向背街小巷、山体沟渠推进，向全县乡村院落、田间地头延伸，提出视野所及要看不到一片废纸、一个塑料袋，不放过一堆建筑垃圾、一段工地围墙，精益求精，好上加好，确保了环境卫生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层次、水平的不断提升。
五是“严”字。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党委、政府和公民的规则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规矩的意义不仅在于制度建立，更在于制度执行，必须“严”字当头，从严要求。
只有做到管理上的“严”，才能实现成果上的“高”。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严”至少要包含三个方面的要求。
其一要严明纪律。
严肃查处不认真执行制度、不及时执行制度和拒不执行制度的行为，用铁的纪律营造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高效政务环境，打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干部队伍，确保各项工作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其二要严格自律。
在创建文明县城的过程中管理者本身也要体现文明。
城管、城建、国土、水务、矿产、交警、客运、工商、卫生监督、商贸等承担公共秩序维护职责的部门单位，首先要自身过得硬，按政策法规办事，文明执法。
其三要严管重罚。
从某种意义上讲，像美丽的国度新加坡一样，对违反公共秩序的人和事进行严厉惩处，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更多人的利益。
所以，要讲原则、讲规矩，坚决与不文明行为的人和事作斗争。
六是“创”字。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一个地方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必然选择。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
如果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拘泥于原有的一些思想、观点和具体做法，就不能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县城的考核标准在不断提升，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我们也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创新工作，才能与之相适应。
创新不一定轰轰烈烈，绝不是标新立异、搞花架子，目的完全在于促进工作，哪种形式见效就采取哪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比如，社区可以尝试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吸纳老人、妇女设立社区环卫监督岗、文明监督岗，既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又促进了社区建设；再比如，可以组织中小学生适当参加环境卫生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并依托活动搞一些主题征文、演讲比赛，让学生在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汲取营养，效果肯定会比闭门造车、无病呻吟作文要好，也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人格养成和全面发展。
七是“实”字。
精神文明建设包罗万象，靠许多具体工作来支撑。
我们一些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认识不够，没有实实在在地设计载体，搞“空对空”、两张皮，这显然是难以奏效的。
我们抓精神文明建设，既要见其“虚”，又要见其“实”，先从看得见的问题抓起，从矛盾突出的地方入手，从容易见效的工作上突破。
这些方面做好了，精神文明建设也就能够顺利地开展起来。
“双创”以来，我们把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公路维修和边沟清理，交通和客运秩序整顿，河道沟渠、各类市场、六小行业和建筑工地整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广告牌匾规范，市政设施管护，环境绿化美化，乱修乱建、乱采乱挖整治等问题都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范畴。
一开始，有不少干部群众对此做法不理解，但是，几年下来，见到了成效，不仅使发展环境得到彻底改变，而且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同时，我们还要深知“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干”的道理，抱定干一件成一件的坚定信念，不图形式，不走过场，一步一个脚印地付诸行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八是“责”字。
职责不清、责任不明，工作就会难以落实，遇事就会推诿扯皮。
对于工作，我们既要讲责任心，也要讲责任制。
责任心是自律，就是要牢记宗旨，坚定信念，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对事业勇于担当，各负其责，守土有责，在其位谋其政，在岗位在状态，不能敷衍塞责，逃避责任。
责任制是他律，就是要“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各人自扫门前雪”，做到人人头上有压力、个个肩上有担子，九牛爬坡、个个出力。
我们在环境综合整治中，从四个层面认真落实责任，即：属地党委、政府的抓总与兜底责任；各有关部门单位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责任；县级领导、监管部门的卫生责任区监管责任；商户的“四包两禁止”责任。
建立了县级领导、监管干部、城管干部、保洁员一条线责任追究机制，层层夯实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干事氛围，确保了各项工作的有力推进。
九是“查”字。
督查是党委、政府抓落实的重要手段。
一项工作部署后，并不意味着工作已经结束，而标志着这项工作才刚刚起步。
近几年，我们大力加强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建设，吸纳“三问”办、考评办这两个绩效考核单位，县文明办、爱卫办等业务部门参与，形成了大督查格局。
督查中，我们注重采取不打招呼、明查暗访、走乡串户等形式，发现问题现场整改，没有整改到位不离开，并对整改情况跟踪报道，盯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注重运用媒体引导舆论和推动工作，在县电视台设立曝光台和文明岗，及时通报督查情况，旗帜鲜明地表扬好的，毫不留情地批评差的。
坚决反对不痛不痒式的批评，要求通报、批评必须点出具体乡镇、单位，主要领导是谁，责任干部是谁。
通过抓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让先进受到尊重，使后进遭到鞭策。
注重将督查情况与评优、晋升相挂钩，兑现奖惩措施，体现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
这种“动真格”的督查，使“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和衡量干部工作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真正得到体现。
十是“合”字。
精神文明建设是系统工程。
仅仅靠主管部门是不行的，必须各套班子齐上阵，各个部门共同抓，全社会广泛参与，上下左右步调一致，才能奏效。
各自为战、一盘散沙，不仅个体工作成效甚微，还会导致整体工作上不去。
“联合作战”不仅能够有效弥补某些单项工作的薄弱环节，而且还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既讲责任明确，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更强调各级各部门都要增强“一盘棋、一台戏、一条心、一股绳”意识，服务大目标，打好“组合拳”，唱好“大合唱”，决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我们每年坚持召开县文明委全会，总结经验，寻找差距，部署工作，提出要求，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责任不清、相互扯皮问题。
在工作落实中，注重上下协力、左右配合，相互拾遗补缺、补位补台，决不允许出现“三不管”地带，形成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强大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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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播意义下的“农民问题”内容提要：有关“农民问题”的话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了。
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在如何认识乡村传播系统的基础上，剖析我们所谓的“农民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乡村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乡村传播的分析的视角应该在哪里
已经悄然存在的乡村传播系统是认识中国现下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研究途径。
关键词：乡村社会、乡村传播、乡村传播系统、农民问题、乡村问题正文：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特征
以怎样的视角切入会更准确和更接近真实的乡村状态
在确定乡村社会的建构系统、背景和特征的前提下，如何认识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在无论是从乡村历史研究出发，还是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文化、乡村自治出发，近代史研究、乡村社会学的研究都已经做出了不同的探索。
笔者在这里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就“农民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在传播学的基本理念中，关于传者、受众、渠道、模式和效果的研究始终是一种正统的研究模式。
关涉到乡村传播，这种正统的研究模式亦可以是一种选择。
只是，这种选择所涵盖的内容和角度需要做重新的定义。
目前，关于乡村传播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农业科技的推广研究和疾病控制的研究。
在农业推广研究中，主要借助的是罗杰斯《创新的扩散》一书中的理论，疾病控制的研究则只是采用了传播这一词语的日常化的含义，并没有从传播学的学科理论视角出发进行研究。
这两种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两个分支：发展传播学和健康传播学。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传播学界比较流行。
发展传播学的视角针对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也就是乡村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变革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信息传播手段来逐渐完成。
国内在此领域拥有的大都是实证性的研究，通过数据来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论证和修正。
诚然，这些研究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但总的说来，结论却总是令人感到沮丧，很难给予我们一种传播和变革在中国乡村的希望之路。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传播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要传播的已不仅仅使传播学这一学科所能承担的学科任务，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乡村社会的一种变革的推动，这种推动将通过对乡村信息传播系统的认识得以完成。
作为认识乡村信息传播系统的前提之一，是认识乡村社会系统。
在认识乡村社会系统的基础上，其中的乡村信息传播系统便可以在传播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中加以研究。
重要的是，传者和受者的角度都是发生在乡村社会系统中，发生在农民群体与农民群体、农民组织与农民组织之间的。
这里的传播渠道、传播模式、传播效果也同样是发生在这个系统之内的。
农村的大众传播手段和大众媒介形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
从乡村传播系统的角度来给予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或者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中肯的结论。
那么，当下研究乡村传播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我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忽略了对于乡村传播系统的整体形态的研究和把握。
无论从社会学还是文化学的角度，乃至历史的角度，中国的乡村问题的连绵性和自我更新性在有国家和无国家参与的历史情景中，发生在不同的区域空间和生存空间中。
这种自我连绵性和自我更新性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今日依然如此；忽视了对农民本身的基本认识。
农民作为群体是有个性的群体，作为个体是有血性的个体，他们站在属于自己的历史位置上，和研究他们的学者一样，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发生的区域和系统仅仅属于他们所建立的无形的系统中。
这种无形的系统在政治制度的干预中，不断改变自身，却不会消失。
在这系统中生长的农民，有着自身的自豪感和说不清、道不明的对于自身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感情。
如何认识这个无形的系统是如何认识处于这个系统中的农民的关键；忽视了农民在乡村传播系统之外对信息的品质和种类的需求。
在乡村传播系统之外的信息的给予和研究，是迄今为止乡村传播过程中研究的一个主位视角，这种主位视角应该建立在对于乡村传播系统的基本界定和认识的基础上的。
而不是将农民作为我们要关注的、我们认为要给予某种信息的对象。
尽管，我们还不了解这个对象，却急于要“改造”和“教化”他们。
（二）、乡村传播中的“乡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的学者对于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特征的研究，不外乎从理论角度和实证研究出发。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史和发展史远远不是几个理论模式和案例研究可以概括出来的。
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者：他成长于农村，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有着天然的感情趋向，又有良好的学科理论背景，他明白自己生长于这块土地的意义和价值。
这样的学者不会从理论的话语权来阐释不属于农民的乡村，或者不属于乡村的农民。
因为，他的骨子里认同的就是农民就是自己。
在这种学者的研究视野下，我们会看到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乡村社会学的研究、乡村社会系统的研究。
那么，我们认识到将是真正的中国乡村社会。
正如上述所说的，“农民问题”不是农民自身有问题，同样的，“乡村问题”并不是乡村自身有问题。
乡村作为一种客体，显现自身也有几千年了。
我们不能站在我们认为正确的视角得出很学术化的结论，更不是说我们的研究对象自身有问题，而只可能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要研究的对象。
鉴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看，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主要应该基于以下的研究角度：——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是共享社会信息的角度问题。
联合国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
每个人及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
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
”从这种发展观出发，改革开放中的农民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和发展而获得相应的权利。
在考察涉及到农民具体的公正处境和实际拥有的权利问题时，人们往往只是用单一的标准，比如：或者只是以基本生存的满足状况，或者只是以机会平等的状况，或者只是以收入差距的状况等等来予以衡量，因而对于中国现阶段农民所面临的公正对待方面问题的现状难以有一个全面和清晰的把握。
唯有综合地以公正所包括的基本需求的保证、机会平等、按照贡献进行分配（收入的初次分配）以及社会调剂这样几项基本规则作为分析视角，才可以对中国农民有关公正对待方面的具体处境能有一个大致全面的了解[1]。
在公正的视野和环境下，农民所拥有的权利做了一个明晰的理论界定后，我们来看他们应该共享的内容包括哪些
他们实际拥有的共享的内容又有哪些呢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成果是属于生长在这个国度的每一个个体的，作为个体的农民同样可以享受道这些成果。
从所享有的内容构成来看，每个个体共享的社会发展成果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成果。
将内容拓展开来，它应该还包括意义、机会、符号的共享。
所谓意义共享，它强调各个利益集团或各种事务在意义权重上的公平（尽管不否认在处理程序的安排上有轻重缓急之区别），它也强调非决策性权力的公平使用，即不通过偏见调动和排挤手段将事关某个群体或某个人的利益问题限制在决策讨论之外；所谓机会共享，它强调机会的原初均等，不人为设置机会阻隔；所谓符号共享，即不存在符号霸权势力[2]。
传播学所关心的首先是一种知晓权，在同样的媒介环境、媒介制度和媒介系统中，乡村传播的受众得到的是一种如何可以和其它社会形态中的人群同样的信息质和信息量；其次，传播学关注的是，如果具有同样的媒介条件和媒介政策，乡村传播的受众的构成、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是如何发生的，和乡村社会的关系如何；再次，传播学还要关注这些共享的信息内容是否在含量上对城市和乡村的群体是平等的。
所谓含量包括：内容的构成、内容的轻重、话语的组成形式、话语的使用惯例等等。
在这样的信息共享的角度下，乡村不再是一个灰色的我们认为应该足够给予研究重视的地带，而是一个很平等地和城市共存的研究地带。
在这个角度中衍生出来的乡村社会性质和特征、乃至乡村社会系统、运作模式不仅对如何认识变迁中的中国提供一个思路，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中国学者也可以提供一个可借鉴的参照系。
——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是组织信息模式和思维方式的问题；在共享社会信息的角度的基础上，我们来考察这些信息的组织模式和信息背后所隐含的思维方式。
首先，这些信息的来源如何
可信度如何
对待乡村社会来说是否是被需要的
这些信息是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模式在运作着
共享信息并不代表在不同的地域和空间没有差异，信息的需求和组成要符合当地的信息市场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认为的信息市场的需要。
分析现有的信息组织模式，可以从传播的理念上廓清我们在什么样的理念下给予这一地区这些信息，我们所沿用的组织模式和乡村的信息组织模式是否一致，这些组织模式的构成历史是怎样的。
在这些组织模式的历史性的作用性，我们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是如何决定这些信息的组织模式的，我们的思维模式和乡村的思维模式的差异是什么，如何形成的。
对现有的组织信息模式的历史溯源和现实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
对于这些组织模式的阐释涉及到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分析，人群心理惯式的分析等等。
作为的组织信息模式也可以分解为传播来源模式，传播渠道模式，传播信息组成模式。
在将信息分割的基础上，解剖信息的特点，从而对于在乡村社会中乡村传播过程有一个基本的描述。
——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是信息循环和信息构建系统的问题；乡村传播过程是一个开放和互动的过程，并不仅仅在乡村社会中发生，它的延伸地带会波及到整个社会。
在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将会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将乡村社会放置带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哪个视野里便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在认识组织信息模式及其思维背景的基础上，信息所面对的受众群体如何在一个隶属于自己的系统中使信息的传播得以发生或中断，又如何使发生传播的信息得以流动并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得以循环，从而构建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信息网络，便成为我们研究乡村传播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环。
信息循环的发生不仅仅是在乡村社会内部，不仅仅是在乡村社会所固有的群体中间，由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农民的流动引动的不只是人力的物质流动，更重要的是信息的双向循环和信息的双重系统之间的构建问题。
在传播学的视野下，从信息的双向循环度的个案分析出发，对这一系统之间的循环的发生，系统边缘之间的接触和流动的发生，乃至介于两个系统之间的边缘化信息系统的形成，进行学理上的解剖，将会对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提供系统论和信息论的视角。
从微观角度看，乡村传播中的“农民问题”是认识乡村传播系统的问题；关于乡村传播的发生过程的分析，研究者的视角首先界定的是我们如何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来使乡村发生变化。
换句话说，乡村传播的研究是从城市着眼的一种研究，乡村传播的真正底蕴始终是被排斥在乡村传播研究的视野之外的。
乡村传播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乡村传播系统中的所有传播行为和传播活动，包括传播内容的构成，传播活动者即作为传者和作为受者的农民的特征、组织形式，传播网络，传播手段，传播渠道，以及相应的传播效果等。
乡村传播系统的研究，包括的内容很复杂，不仅仅是信息的问题，更涉及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传承问题；不仅仅是对各个方面的信息背景的研究问题，还包括对在历史过程形成的固有思维模式和传统习惯模式的认识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在纵向研究的同时，更多地加以横向比较，力争描述出在动态中转型的现代乡村传播系统的衍生过程。
勿庸置疑，这种研究模式更多地是以问题为导向，提出研究乡村传播系统中所面临的问题系统，尔后将问题一一分割，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加以深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全貌或者可以呈现出来。
站在乡村传播系统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农民，是我们应该认识的中国乡村社会农民的真正形态。
如何去使乡村社会向工业化的、城市化的形态转型和变迁的问题，在这样的意义下才可以拿出来讨论，这也正是研究乡村传播系统的重要性所在。
求清代宗族制度对当代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宗族组织为维护其血缘共同体的存在和利益，有一套要求族人的行为规范，并受传统文化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制约。
祠堂族长对族人拥有审判权。
如四川唐氏宗族，倘族人犯有种种“非为”，“各房长确知，先以理戒，以情谕，至情理所不能感服，房长告知族长，族长会同族众，以其所犯过恶告明祖先，爰请家法，从重惩责”①。
宗族惩治族人，要将族人“所犯过恶告明祖先”，向祖先“爰请家法”。
所收康熙时所定规定：族人相讼，族中“尊长传其本支年老正直者，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吐其实，定其曲直，小事开罪..大事告于祖宗朴责之..强悍不遵约束者，则公曰于官，以法处之”。
“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
江苏常州庄氏祠堂乾隆时所定宗约，对于祠堂的审判权叙述较细。
该约：“族人相争，大干法纪，自难解免，倘属田土口争、一切家庭细故，族人可为调处者，不得邃行兴讼，告以情祠具禀宗祠，听族长、分长暨族之秉公持正者传集两造，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其理屈与不肖者，当即随事惩罚，甚则绳以祖宗家法，令其改过自新，若顽梗不灵，轻则鸣鼓共攻，解官求治，重则祠中斥革，谱内削名，断勿徇纵”②。
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对族人的处理，各族是不同的。
前述杨氏宗族对于犯“大事”者要“朴责”，庄氏宗族对于小事“随事惩罚”，不改悔者“解官求治”，最严重的“祠中斥革、谱内削名”，即开除族籍。
四川唐氏的“家法”在中列有专条：“置家法一具，用竹片，长三尺，宽寸半，厚五分，上书唐氏家法字样，悬祠中内高朗处，祭祀时昭然若见，令其知惧。
当用则用之..只用之族人者，示家教也”③。
有的宗族对于不肖者，“举族鸣其罪，纳诸竹笼，沉诸海而不为过”④。
江苏镇江赵氏宗族“有干犯名教伦理者，缚而沉之江中以呈官”①。
祠堂族长还可以处死族人。
安徽则将宗族处死族人的权力作为“家法”明确地写入：“族长既立，家法攸司，其于不肖子弟，轻则令其拜伏自悔，重则族长执法笞惩，至若大逆不孝，则族长会合族众，鸣公处死，虽独子不恕，另立贤嗣。
”宗族对族人的要求，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规、约，如宗约、宗规、家规、族规、祠规，是宗族要求族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二是禁、戒，如宗禁、家戒、家禁等，规定族人不许做的事情；三是训语，教诲族人如何做人，起伦理道德的教导作用。
但这三方面往往混合在一起，可混称为宗规家训。
其具体内容十分庞杂，举其大者，约有以下数端。
① 卷1，同治十年定。
② 卷11。
③ 卷1，作于同治十年。
④ 卷1。
① 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
宗族最强调族人处理好家庭关系，对父子、夫妻、兄弟、婆媳、祖孙、妯娌、叔（伯）侄、姑嫂、叔嫂等关系加以规范，一般不出儒家伦理的要求。
其中最重视父子、兄弟关系，强调孝、悌之道，并把子弟的行为都纳入进去。
《慈南干溪章氏宗谱》嘉庆时所定《族规》说：“孝悌为万化之原..盖父母为生身之本，兄弟乃手足之情，不孝固天理不容，不悌亦人情所不近，倘或灭绝天良，渐染敝俗，甚至双亲冻馁，同室操戈，如此之人，不待天诛神殛，在族人必须声罪共击，到祠杖竹，或鸣官治罪，以肃规约。
” 其次是要求族人睦宗族。
合肥杨氏宗族要求族人“卑不犯尊，少不凌长”②。
四川李氏宗族对同族中如何处理辈份关系，强调“同族伯叔昆仲自有定序”。
还规定处理贫富关系的要求，“族中贫富不齐，富者不可骄，骄则招尤，亦易起侈荡之心，贫者不可惰，惰则不惟益困，而且无所不至”①。
合肥杨氏宗族也重视族中的贫富关系，认为“族间贫富自有不齐，然分则各门，合原一家，毋异视也，务要休戚相关，有无相恤，勿令无赖以致辱身，贱行陨节败名，有玷先祖也”②。
宗族对族人的生活提出要求，涉及到娱乐、婚姻、丧葬、衣食住行、职业等等。
宗族一般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做一名“四民”，反对族人成为无业游民。
浙江《越州阮氏宗谱•翼青公家训》说：“培养子弟，务令执有一业，或读书、或力穑、或贸易、或操作，此之谓四民，盖有一事以束其身，心自不暇思及外务。
其有不务正业者，是为游民，当禀请家、族长，随时训导，以禁止之。
”苏州《彭氏宗谱》所载顺治时所定《条例》要求：“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若违礼背训入于匪类者，斥而不书。
” 宗族要求族人生活勤俭，反对奢华。
无锡郑氏认为：“士农工商，莫不各有其事，明而动，晦而休守，寸阴是惜，勤也；饮食淡泊，衣服不尚纷华，俭也。
”③宗族对族人要求最多的是婚姻方面，强调门当户对，尤注重良贱不婚。
宁波卢氏规定：“男女议亲，须门户相当及伦序不紊者，不许苟且，以坏家风，男子不可出赘，女子不可入赘，其婚嫁止称家有无，毋得强为美观。
”又认为：“妻也者，齐也，凡娶以配身也，若女失节为妻，自己失节也。
子姓如有娶娼妇为妻，及良贱为婚者，俱不得入宗祠。
”①该族虽强调良贱不婚，但反对婚姻论财，提倡婚事“称家有无”，量力而行，反对赘婚和娶寡妇。
②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碑记》。
① 《李氏宗谱•宗范》。
②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宗谱规条》。
③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有的宗族还要求族人的丧葬不作佛事，不闹丧，不可停柩不葬。
湖南匡氏规定：“父母丧，必须依礼定限安葬，若惑于风水，或托故久停不葬者，俱属不孝，杖八十。
”②四川唐氏认为：“佛事道场，荒诞不经，演戏吹唱，以忧为乐，一切繁文缛节，时俗之所尚，大非丧礼之所宜，徒耗资财，实无益耳。
..至于葬亲，固宜卜吉壤，然惟求其不为道路，不傍沟洫，不近城市，择厚土而安厝，切不可执福阴之说，停柩不葬，日久迁延，设遇变故莫测，以致亲骸暴露，不能归窆，不孝之罪，孰大于是乎
”③宗族还对娱乐作了要求，无锡郑氏“戒游手好闲之人，人之思，劳则日生，怠则日靡，即看戏一事，亦属无益，博弈好饮酒，终非善类”。
④常州杨氏规定：“不许习丝竹唱词曲”。
⑤宗族反对赌博，无锡郑氏提出“戒赌博：当今之世，赌风太甚，无论乡缙平等，皆好赌钱，甚至妇人女子，亦喜赌，一入赌场，废时失事，产业不能保”。
认为赌博“消耗先人储业，所谓作无益害有益，诚宜切戒也。
如子孙有犯者，急为禁止，能改则已，不改则宗祠重惩，仍责成其父兄伯叔督之，必改而后已，其诱人为非者同”。
宗族要求家长善于治家，有的宗族注重从小培养子女，使其成为社会上合格的人才。
湖南彭氏规定：“子弟之宜教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当幼小时，动静语言，便当使之归于正。
姑息之爱不可也，浮薄之习宜去也，毋以轻佻为文明，毋以愚鲁为浑朴，随子弟之材质，士农工商各与本业，庶不致成为游民。
若夫女儿，生长闺房，更当道以礼节，敬以孝顺，酿以和平，操以中馈，勤俭朴素，于归后，宜室宜家，斯亦父母之光也。
”①要家长把儿子培养成“四民”正人，把女儿培养成讲究礼节、勤俭朴素、善于持家的未来的贤妻良母。
对于不负责任教育子女的家长，有的宗族规定了惩罚的内容。
无锡郑氏规定：“族中教子不严，习于败类者，宗祠戒谕，使严督其子改过自新，有自父兄检束而游荡无赖者，宗祠责治，公议其执一业，而专托近支长辈督率之。
”②宗族强调族人按时交纳赋税，做国家的顺民，避免给宗族带来麻烦。
① 《甬上卢氏敬睦堂谱稿》卷1《宗约》。
② 《匡氏续修族谱》卷首《原家规》。
③ 《唐氏族谱》卷1《家训》。
④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⑤ 《即墨杨氏家乘•家法》。
① 《彭氏三修族谱》卷16《宗规十条》。
②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宗约》。
无锡郑氏提出：“要早完国课，官银粮米，倘有拖欠，差人临户，惊鸡闹犬，好不烦恼，依时早完，亦一快事。
”③绍兴阮氏认为：“身际承平，无苛徭杂派之苦，衣租食税，悉出君恩，故国课最宜早完，必待胥吏追呼，是负恩也。
吾愿族中急公亲上，毋稍迟滞。
”④镇江金坛庄氏规定：“早完国课：赋税上关国计，下系考成，草莽君臣之义，惟此为重，须率先急公，依限完纳，毋得拖欠，贻累乡里。
..况且功令森严，绅衿欠粮，即行奏销，凡属平民，岂容少恕”。
⑤宗族把能否按时交纳赋税，看作是否忠君爱族的行为。
清廷对宗族法规的政策清代宗族首领除了重视年老分尊外，强调尚爵尚贤，宗族的领导主要由绅士充当。
绅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对宗族的领导，主要是要使宗族成为社会的稳定因素，替国家治理地方社会，把家法作为国法的补充，所谓“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律，律不作，无以戢小人之心思，规不立，无以谨子弟之率履，惟是聊述家规”①。
因此，许多宗族法规便是以国家的法规为参照系而设置的。
绍兴阮氏乾隆时，“就国法所严人情易犯者，订为二十条，编入家规。
后更望严正淳切家、族长，或朝夕训诲，或朔望申明。
宗族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受到朝廷欢迎。
宗族为更好地行使权力，管好族人，往往请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则批准祠规，承认祠堂族长的审判权、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即墨杨氏家乘》康熙时记载该族家法“数十年来，多求官批照”，自行此法数十年，该族“无具两造者矣”，县官曾说：“尽如杨宅家法，直可刑措”。
再如合肥杨氏，于乾隆二十九年建好祠堂，旋修宗谱，立有规条，并置祭产，但“相传而下，习俗移人”，“间有不孝子弟，将谱所列之规条，竟弁髦视之”，甚至以少犯长，以卑犯尊，未能合宗睦族。
嘉庆十五年，该族生员数人赴县呈请祠规，知县于同年批复，要求“杨氏户、族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祠规，父训其子，兄戒其弟，如敢不遵，许该族户、祠长人等指名禀县，以凭究治，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①。
嘉庆十六年，该族将知县条示祠规刻石勒碑，以约束族人。
不过清朝并不是予以宗族法规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处死族人问题上，清朝的政策发生过变化。
顺治、康熙时期，不承认祠堂族长对族人的处死权，到雍正时则得到了法律的公开承认。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思想是：以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步伐为目标，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为根本，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突破口和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的新的载体，科学规划、整合资源、分类指导、分步实施、依靠群众、整体推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原则是： （1）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2）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
（3）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
要围绕农民需求谋划新农村建设，根据农民意愿推进新农村建设。
要在加强政府支持和社会扶助的同时，引导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园。
要把农民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新农村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确保让农民真正受益。
（4）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5）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
要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和支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合力，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实效，真正造福亿万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
新农村的一个“新”字，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它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目标，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它体现的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决策和新举措，凸显的是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条件和新机遇；它还是农村振兴历史进程的新起点，是“三农”事业发展的新希望。
《十一五规划》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