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安事变的感想
有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情怀加不齿蒋介内战行径。
同时对来总理更加钦佩，因为当时要求共产党去西安商谈，形势并不明朗，而周恩来总理大智大勇，坚决前去商谈，并且从大局出发，定好国共合作的计划。
向伟大的周恩来总理致敬。
红星照耀中国去西安的慢车读后感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我觉得这种本书其实完全可以当成一本游记来看，虽然是60年前写的书，但是美国人的那股满不在乎的洒脱劲变成文字后真的很有魅力。
斯诺以他充满热情和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一点一滴。
求描写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书籍的读后感
名族矛盾大于国内政治矛盾
求五篇《红星闪耀中国》读后感，字越少越好，大概50字左右就可以了，很急≧﹏≦
《红星闪耀中国》的读后感 80年前，红色的中国布满层层谜团。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怀着对中国革命与战争的重重疑问，孤身一人前往这被人刻意曲解、遭到铜墙铁壁般严密封锁的革命战略根据地。
他探索红色中国，将所见所闻一点一滴的真实记录，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
近日，我重读经典，内心依旧澎湃不已。
整本书以斯诺的第一视角，生动丰富地描述了红色根据地大大小小的人物与事件，他通过搜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与革命领导人进行谈话，运用文字的力量将这段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岁月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斯诺的语言很平实，他没有添加过多的修饰性的词汇或者一些美化的文笔，即使朴实无华，但他笔下的人物却有血有肉，带着鲜明的特点。
他记录了一些革命领导者的事迹，如、周恩来、贺龙、彭德怀、徐海东等，对主要的历史事件也进行了叙述，如苏区教育（比如红军大学）、人民抗日剧社、长征、西安事变等。
正是通过他的文字，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暴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横亘在漫漫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有了更具象的把握，对立志救民于水火、避免我亡国之祸的革命先驱更加心生敬畏。
斯诺对革命者的描写狠狠地驳斥了国.民党，他们一直对外宣扬鼓吹共产党人为“狂热分子”、“无知土匪”、“强盗”。
书中是这样描述的：“然而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地研究，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对周恩来的着墨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
“他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
”除此之外，还有黄埔军校毕业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林彪；使地主乡绅闻风而逃的贺龙；九岁离家闯世界十七岁就带领饥民攻打粮仓的彭德怀；洛浦、徐海东、刘志丹、徐特立、林伯渠、左权等许许多多优秀的领袖……通过他的叙述，我仿佛看到无数仁人志士在战火纷飞的根据地，用火一般的热情与铁一般的意志，百折不挠，自信乐观地坚持着自己心中那最崇高的革命理想。
他们是一群有气质、有风度、有抱负、有力量的领导者
一幕幕如画卷般徐徐展开，虽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却令人激动不已。
夜晚在灯前认真摆弄飞蛾、百姓们“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战士们嘶哑却嘹亮的呐喊声，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苏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部队、一段令我们自豪与骄傲的历史。
本书一经发表，就产生了了巨大的反响。
它驳斥了国.民党刻意扭曲的宣传，向世界人民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革命。
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读完这本书后，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
即使到了今天，它的影响力依然不曾消减。
斯诺写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全世界。
80年后，正如书中所言，革命事业已经照耀了全中国，而中国也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
当我们坐在明亮的屋子里，当我们心安理得的接受着最完整的教育，当我们还在为各自的人生纠结忙碌着，也许没有意识到，我们正过着充满阳光与安定的美好生活。
《红星照耀中国》提醒着我，即使身处和平年代，不要忘记无数革命先驱曾在狼烟四起中横刀立马，在民哀国殇之时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冲锋陷阵、赴汤蹈火。
《红星闪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
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和周恩来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红星照耀中国》共10篇读后感要每章概括和每章读书感受
如果中国没有解放，在一个个充满枪声、炮声的日子里，百姓是多么痛苦啊
我想你们都在繁华的城市生活，我们今天的幸福，谁又想过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
这些都是谁得来的呢
这都是工农红军得来的。
这几天我怀着好奇地心情读完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这本书用讲故事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工农红军如何用智慧和斗志战胜蒋介石。
勇猛战斗，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战胜敌人，在失败中不灰心，不气馁，在途中帮助过许多百姓，深受百姓的爱戴。
红星照耀中国第8篇读后感
读《红星照耀中国》第三、四章，深入了解。
斯诺终于见到了，并以朴实的语言介绍了很多他了解到的的事迹以及另一些革命领导者的事迹。
书中记述了很多历史事件，有关红军大学，人民抗日剧社，长征，西安事变等。
正是通过斯诺的文字，我们才对国民党政府的暴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了那个年代艰苦的抗战岁月，让我对这些革命先辈们更加敬畏
共产党领袖——，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斯诺看来，他是一个神秘复杂的人。
他平易近人，极富幽默感，但同时又有着严谨认真的生活态度。
他博览群书，学时渊博，为了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不知疲倦。
他还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这样的人平和起来可以在你面前憨笑，认真起来不苟言笑。
他的经历很复杂，但他对革命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在这样一个伟人的领导下，我们才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所以我们一定要向这些革命先辈们致敬
红星照耀中国每章概括加感悟300字
预里堡是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地这里找到了司令员彭德怀。
在印象中，彭德怀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红军领袖。
事实上，他的确如此。
他曾举行平江起义，并与起义的农民会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他亦曾带领一支约有八千个兄弟的“铁军”赶跑了何键的六万军队，攻占下湖南省会长沙。
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身体极为健康。
政府军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他，他的司令部门孙却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
然而，透过《红星照耀中国》的白纸黑字，我竟窥见了一个可爱得有些孩子气的彭德怀。
在作者笔下，彭德怀是个愉快的爱笑的人。
作者坦言：“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
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
”看来，彭德怀的人格魅力连外国人都被深深折服。
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的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年做的背心。
读着读着，彭德怀孩子气的笑容作文浮现眼前，仿佛小孩子在过年时得了件新衣，纯真的笑靥便立即绽放，快乐如此简单
纯粹
简朴的生活使他面对一件降落伞制成的背心都能如此“得意”，比起国民党领袖的锦衣玉食，彭德怀反倒更令人可亲、可爱、可敬
“冲到顶上去
”当作者同彭德怀要一起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时，彭德怀突然各他气喘吁吁的冲下叫道。
“他像兔子一般蹿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
”精力过人的他曾多次提出挑战。
这是否令你想起童年时与小伙伴大战三百回合的场景
彭德怀作为一位在将士中极有威信的首将，竟也如此淘气活泼。
内心的童真可爱一览无余。
做为红军的领导人之一。
他理应背着双手，迈着鸭子步踱来踱去，紧锁着眉，一副威严冷峻的样子，可是他没有。
他甚至与“红小鬼”一起笑称作者“大鼻子”也许正是这份轻松的心态才使他能够依然理智和微笑着去面对各种伤害，复杂的困难局势，或许正是这份童真童趣才使他那样喜欢孩子。
原来，你是这样的可爱。
而且，或许这就是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真性情
我为什么要写西安事变
还在上大学候，多半是在1980年，至迟不超过1981年，一次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一位同学看到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
其中的几件资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就是1936年4月27日和30日刘鼎给李克农的报告，以及5月初朱理治和曾钟圣两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这几件资料清楚地表明，还在1936年4月底5月初，张学良就已经开始做反蒋的准备了。
不过，那个时候西安事变对于我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课题，这些资料还不可能使我对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兴趣。
毕业以后，由于从事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安事变的研究。
像吴天威先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申伯纯先生的《西安事变纪实》，李云峰先生的《西安事变史实》，乃至李云汉先生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大致都是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陆续拜读的。
使我感到好生奇怪的是，包括海外的著作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那次颇为著名的延安会谈时，都一口咬定：张学良当时力主“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并且说得周恩来口服心服，最后就连中共中央也确信张学良是对的，因此在延安会谈结束后不久，即4月底5月初，中共就改行了“逼蒋抗日”的策略。
同是一个4月底5月初，我们的研究者们竟得出了如此不同的结论
也许，这些西安事变的研究者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那几件资料
1987年，我试着帮助两位同事利用有关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刊登在1988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也许是人微言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唯一一位提到这篇文章的学者，还在他的论文里把这个观点好好地批评了一通。
可想而知，在1989、1990、1991年西安事变研究硕果累累的几年里，我们众多的研究者们照旧人云亦云，把过去那个说法抄来抄去。
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刘鼎先生自己：他竟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刘鼎先生的说法公开发表在1989年。
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连载了一篇题为《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长文。
传主刘鼎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驻在张学良身边，并且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当时发生在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重大事件，以后并作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
这篇文章的基本资料，恰恰就是刘鼎先生自己在1975年所做的追忆笔记。
而介绍刘鼎这段经历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是继刘鼎之后担任过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在西安事变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张魁堂先生。
其份量可见一般。
既然是刘鼎先生自己所做的追忆笔记，按道理刘鼎先生应当对当时事情的大致经过有所记忆，更应当记得自己当年所写的报告。
即使是忘了，他也应该看过留存下来的那几份已经不再神秘的历史资料。
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者勿宁说在刘鼎的笔记里，不仅对于他自己当年的密报及当时朱理治、曾钟圣两人的电报内容一句也没有提到，而且竟然也人云亦云地大谈张学良在延安是怎样说服周恩来赞成联蒋抗日的。
文章中居然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写给张学良的信里的一句主张反蒋的话，即“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也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的表示。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刘鼎先生的回忆并不否认张学良曾经有过准备反蒋的事实，可是，照文章中所记，这段史实被安排到1936年7月去了。
结果事情的经过就变成了一个怪圈：即在4月间延安会谈期间刚刚劝说中共联蒋的张学良转而反蒋，而刚刚在延安会谈时劝说张学良反蒋的中共中央，这时却又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应当联蒋。
呜呼哀哉
堂堂当事人，又是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都这样记述历史，难怪在此之后陆续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东北军传》、《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传》，包括海外学者所作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说。
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事实。
在以往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是事实，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呢
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说，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
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重新再来系统讨论西安事变的史实经过是没有太多意义的。
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研究过有关的著作之后，我发觉，尽管不少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安事变的发生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但却没有一本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或者说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甚至，当许多读者从近几年公开发表的报刊杂志上已经知道张学良曾经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却很少有人进一步就此提出疑问：那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张学良，与我们通常在西安事变史书上所看到的那个力主联蒋抗日的张学良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
当然，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已经听说了太多的有关“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大联合”……这些曾经风行于当年大西北的明显地带有反蒋色彩的政治词汇，可是又有谁具体地研究过它们同张学良，特别是同西安事变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 有关西安事变史的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是，说以往的研究已经完全解开了西安事变留存于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怕是言过其实。
自张学良先生完全实现了人身自由之后，新闻界以及历史学界之所以频频重提西安事变的问题，正好说明了有关西安事变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
至少，在笔者看来，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关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问题还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
而前此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围绕着张学良个人经历以及他和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来进行的，多数研究者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些描写往往还是简单地建立在诸多当事人真假难辨的回忆录的基础上的。
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的回忆史料十分丰富。
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象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
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过多地依靠回忆史料来描述史实，也成了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
翻开有关西安事变史的著作，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唯一根据的情况可以说司空见惯。
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有其特殊的功用。
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
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很可靠的。
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
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
像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
当然，以前的研究者之所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回忆材料来进行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确曾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记得在十二年前，当时我刚刚开始做编辑，我的上司曾经提示过我有关的宣传纪律，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的问题。
据说此前上面曾经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提醒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到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注意到张学良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的情况，不要给张学良先生带来意外的麻烦。
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心地回避那些在西安事变研究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
但事实上，还在1985年以后，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1985年《文献和研究》公布“中共中央和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方针的一组文电”和“中共中央和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开始，直到1994年《文集》（第一、二卷）和《年谱》相继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大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文献。
被公布的文献不仅涉及到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策略方针的演变、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西北大联合计划、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与张、杨谈判交涉（包括张学良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及杨虎城与张文彬的西安会谈等）的大量报告，而且还包括了西安事变发生期间中共中央与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之间的各种来往电报。
在这些文献中间，有些资料在过去无疑是属于高度保密的。
比如像关于张学良要求入党及被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主张一旦西安被围，就应对蒋“取最后手段”，张学良也表示赞同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历史档案公布得最多的，正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段时期的档案。
粗略计算下来，光是这一年前后的文件，至少就公布了近二百件之多。
这还不算在那些尚未正式公开，但已经在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的数量更多的与西安事变相关的文件。
事实昭然，如果说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研究西安事变，这也许不错。
但如果说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西安事变，那就大谬不然了。
可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即使在张学良先生已经完全恢复自由多年之后，我们至今还是看不到这样的研究著作，它更多地利用的是这些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而不是那些明显地不那么可靠的回忆录。
也许，有些研究者会解释说，所有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当时还只是“内部”的。
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不要说这些所谓“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大量流传国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即使是在国内，利用这些已经在“内部”公开的文献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俯拾皆是，为什么偏偏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不能或很少利用它们呢
（况且，从两年前开始，《党的文献》，即《文献和研究》，和《中共党史资料》等过去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已经公开发行，前此的刊物也因此全部对外公开出售。
）其实，说到底，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即人们对于过去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多半严重地忽略了那些新公布的文献中所揭示的各种新的事实。
甚至，一方面有关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档案大量公开，另一方面诸多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著作文章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否定中共曾经直接对张学良发生过重要影响。
有人公开宣称，中共当时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不仅在整个事变中，过去有关周恩来的作用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而且在整个事变的形成过程中，张学良也始终是居于支配的、决定的地位，完全凭据自我意志行事，与其说是中共影响了张学良，到不如说是张学良帮了中共的忙。
因为，张学良不仅帮助中共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逼蒋抗日”的政策，而且还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共的命。
很可惜，我从来不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也很少对西安事变的问题作个案的研究，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只是站在旁观的角度来评头品足。
我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他将解开许多仍旧是谜一样的问题，并且告诉那些关心西安事变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的读者，过去写在书里面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则需要重新去了解。
在这方面，我曾一直寄希望于我的一位同学。
但是，在过去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莫斯科看到了俄国人已经解密的一些相当重要的档案以后，我相信我不应当再等下去了。
我很感谢候样祥先生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们约我来写一部有关西安事变的书。
尽管我很清楚，这在我本人很可能是“越俎代庖”，但我仍旧相信，我所选择的区别于前人的独特角度，将使我能够做得比以前的一些研究者要好些。
因为，我始终认为，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主要利用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其结果通常总是更可靠的和更重要的。
不论我在这本书里提供的新的解释能否为多数读者所承认，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缺少了这种角度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陷。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那些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读者注意到我书中所介绍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新的史实。
关于这些情况，我曾经在1991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而在今天的这本书里，我终于有机会把它完整地并且是相当细致地描绘出来了。
我唯一想请读者原谅的只是，为了使那些十分珍贵，却长期被人忽视的历史文献重新为人所重视，我在书中对于某些我认为有助于说明历史事实的文献资料，作了较详尽的引证。
当然，它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我相信，无论我的这本书的读者是否愿意详细地研究这些资料，在读过这本书之后，都会对当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留下与前不同的印象。
为了这本书，我当然必须首先感谢我的那位同学。
最早让我开始对西安事变的历史发生兴趣的，就是他。
没有他，我不可能写这本书。
我深感抱歉的是，我没有等到他继续完成他的研究。
但我希望他知道，如果我的这本书揭示了某些历史的真实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当初帮助的结果。
为了这本书，我尤其要感谢台北的蒋永敬教授。
我们虽然相识的时间并不很长，但蒋教授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关心使我深为感动。
本来，我对于写这本书一直相当犹豫，正是蒋教授的鼓励和他为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所写的书评，促使我下决心完成这样一本书。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韦斯塔博士和俄国社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舍维廖夫教授。
由于韦斯塔博士的帮助，使我有机会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文献；而舍维廖夫教授则帮助我克服了我在阅读资料方面所遇到的许多语言上的困难。
又，在本书台湾版出版之后，我又得以多次前往台湾访问和教学，因而有机会长时间蹲在台湾相关档案文献保管机构查阅历史档案，特别是弥足珍贵的蒋中正档案。
这一经历使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掌握国民党史料不足的弱点。
利用出版大陆版的机会，依据新得到的各种资料，包括新近开放的关键史料宋子文日记的内容，我在许多地方对原稿进行了改写或补充，使之更加充实、准确和细化。
为此，我还要特别感谢邀请我赴台访问或教学，或给予过我许多帮助的诸多台湾友人。
他们是：陈永发、林能士、周惠民、刘维开、邵铭煌，以及苏澄基、郭冠英、周美华等。
杨奎松 2006年8月20日 改写于日本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本文为《西南事变新探》一书前言
西安事变京剧日记怎么写
京剧《西安事变》于今年10月中旬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后，受到很大关注。
据剧院介绍，该剧首轮演出的售票率超过95%，演出后剧院详细记录了近30位领导、专家和观众的意见。
此外，还组织了三次主创座谈会，编剧孟冰完成了剧本第11至14稿的修改。
经过修改后的京剧《西安事变》将于2016年1月30日和31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两天。
回顾此次剧本创作，确实遇到许多难题。
一难在“西安事变”已不是艺术创作的新鲜题材。
早在30年前，陕西、甘肃等地的话剧院团就曾演出过不同版本的话剧《西安事变》；全国各地的戏曲院团更是有过不同剧种的十几个版本演出；同名的电影、电视剧也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人人都看过的作品。
30年之后，我们再次创作京剧《西安事变》，较之以往的作品应该有哪些不同呢
能给予观众什么样的新鲜感呢
二难在《西安事变》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
这一事件虽然已过去近80年了，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年人及部分年轻人几乎是家喻户晓，且有史实定论，这就使艺术创新受到客观局限。
尽管在研讨史料时，我也曾看到一些所谓的解密档案，甚至还有“亲历者”后代的“揭秘”，但此时此刻，我们的创作依据是目前正式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并参考那些正式出版的回忆录和纪实文学作品），不得随意捕风捉影。
三难在《西安事变》一戏中如何突出周恩来的人物形象。
众所周知，就事变本身来讲，张学良无疑是主要人物。
但是，我意识到，而且党史和军史专家也明确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来写《西安事变》并不是为了纪念和怀念张学良，而是为了回顾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里中国共产党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代表性人物自然是中共代表周恩来。
那么，塑造好周恩来形象，就成为创作的重点。
四难在《西安事变》一戏能否透露出当代人对历史的感悟。
说是能否，实际上则是必须。
当代人对80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到底会有什么看法
对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等历史人物究竟有怎样的认识
即便有看法有认识，又能否找到合适的契机合理地加以表现
带着如上难题问号，我陷入深深的思考。
我想到，这次创作的背景缘于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因此，当题材的选择面临这种重大的历史背景时，它的政治内涵和思想内涵已经是明确无误的。
因此，我告诫自己，一是不能把叙述事件的过程作为重点，而应该深入到事件中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探究事件发生过程中他们的心率和脉动；二是应该突现事件过程中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性格因素，使观众既能看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大线索，又能看到重要人物的个人价值和历史作用；三是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事变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历史作用，将我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使今天的观众看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捐弃前嫌，联合抗日，由此而表现出一代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
在阅读了近40本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之后，我写出了（并请专家论证了）剧本大纲的第一稿。
实际上这一稿中的主要场景和主要事件奠定了全剧的情节走向和人物定位，为日后的剧本完善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正是经过大量阅读、思考和分析，收获颇丰。
比如，在我印象中，以往的文艺作品较多地表现了事变之后，社会各界如何“盛赞”“支持”等等。
但通过认真研讨有关史料，我竟然发现，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绝大多数的舆论是对张、杨的“声讨”，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叛逆”，特别是北京的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在“震惊”之后，一片讨伐之声。
许多名人、专家、教授纷纷发表声明、集会演说，言辞激烈；加上南京政府“戏中戏”，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些人想借刀杀人，以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汉奸汪精卫也想乘机捞一把，急忙从国外回国，企图执政；国际舆论大都保持“密切关注”的姿态，唯有前苏联竟然明确表示不赞同；而东北军、西北军一些少壮军官坚持要杀蒋，陕北百姓，甚至包括我党一些领导人也主张杀蒋……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周恩来到西安之后的主要工作是和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宋子文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谈判，同时斡旋于社会各界，说服各方人士，化解杀蒋矛盾，努力争取实现和平解决方案。
但戏剧舞台上总不能一场接一场地写周恩来与各方人士的谈话吧
于是，我除了正面写了周与蒋的见面之外，还设计了“酒会”一场，让周恩来面对社会各界人士，时而谈笑风生，机智幽默，时而义正辞严，谈古论今……在我的想象里，这场“酒会”的整体气氛应该是亦真亦幻，亦虚亦实。
所谓真，即酒会可以是真实的；所谓幻，即酒会也可以是一种意会，一种象征；所谓虚，即是表现周恩来所面对的复杂局面；所谓实，即是表现周恩来在面对各色人等之时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
再如，我想到要将当代人对这一事件及事件中人物的认识看法和感悟合理地呈现出来，也许会让戏有点新意。
于是，我设法把这种感慨的抒发附着在剧情和人物情感中，也就是说让它从人物和情节中自然生长出来。
比如，在如何表现张学良这个人时，我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国恨家仇，年轻气盛，义气愚忠……这一切都使他在性格展现上可以有较为精彩的篇章。
但是，我注意到，无论当时在高等军事法会审判他时，他曾写下的“悔过书”，还是在经历了百岁人生之后，他一直认为自己犯了大错，对不起蒋先生。
仅从此举便可看出他的政治立场和精神归属，因此这个层面不能忽视。
我也注意到，张学良在“自述”中说自己“只活了三十六岁”，此后便失去人身自由；我还注意到，周恩来事后曾多次对张、杨将军的境遇表示惋惜。
于是，我在剧中写了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回南京时，蒋介石在飞机场与他的一段对话，说他“永远三十六岁”；我还设计了周恩来得知张学良一定要亲自送蒋回南京后，特意追赶到机场，面对刚刚起飞的飞机，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命运充满担忧，发出一声真诚的呼喊。
从上述两个段落来看，前者（蒋）对张学良生命的态度是让他停止（定格），而后者（周）则是在为张学良的人生如戏过早地落幕表示出真诚的惋惜。
在上述大背景中，能够保留住这一点点真实的自我感受已经是奢求了。
经历了几次研讨会，剧本已经改到第八稿的时候，今年6月的一天，张凯华院长向剧组主创团队传达了有关领导的指示精神，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和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建立抗日全国统一战线及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的主要作用；二是要尊重京剧艺术的本体要求，在情节安排、唱词唱段及唱腔设计上要讲究，戏要好看。
为此，主创团队（导演娄乃鸣、京剧导演孙桂元、唱腔设计谢振强、音乐作曲唐建平等）又一起对第八稿进行了整体研究和讨论，之后我完成了第九稿的修改。
这是一次重要的修改，除拿掉了“捉蒋”一场之外，目前的演出台本基本上是以这个版本作为基础形成的。
这一稿着重解决了两个重要方面的问题：一是进一步丰满了周恩来的人物形象，主要采取了五个动作。
第一，再次改写序幕。
将“张学良追劝学生”及“高团长冒死进言”的情节改成，1935年11月，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直罗镇的第一个重要战役。
这样既可交代出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也可喻示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正确处理“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
另外，这是一场“武”戏，演出时的“打”与“翻”势必会在演出开篇时营造出特定的战争气氛。
第二，在周恩来初到西安的唱段中增加了他对历史的感叹内容，使其人物形象增加了文化内涵和历史厚重感。
第三，在张、杨因“放蒋”问题而产生分歧时，增加了周恩来“看流星”的唱段，展现了一个革命者无私无畏的广阔胸怀。
第四，在“酒会”一场中，增加了个别记者挑衅性的提问，在展现周恩来回答记者问时，着重刻画了他的睿智与自信，体现出他能够把握全盘、审时度势的气势与风度。
第五，在“质蒋”一场中，增加了周恩来与宋美龄、蒋介石针锋相对的台词及唱段，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顶天立地的凛然正气。
二是进一步增强了张、杨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紧张度，主要有七处改动。
第一，在“追劝”一场中，增加了张学良送给女学生一颗子弹的细节，着重刻画出张学良的内心矛盾和军人性格。
第二，删减了原八稿中的第二场“哭谏”，把该场中的两个主要内容分别在以后的情节中加以表现，比如，将原来蒋介石逼张学良如不“剿共”即刻调往安徽福建，改为在“谋划”一场中让张学良向杨虎城转述，这样既可以表现张本人的态度，也可以展现他对杨的观察，从而加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和剧情的紧张度。
第三，增加了杨虎城妻子意外发现他正在运筹“兵谏”，从而为他的命运担忧的情感戏，既有人之常情的表现，也有情节和人物关系的紧张感。
第四，增加了杨虎城自述其经历的唱段，为展现人物性格和刻画人物形象做出重要铺垫。
第五，在“惊疑”一场中增加了小人物士兵甲乙的片段，在诙谐和调侃中既为全剧增加了生活气息，也为张学良再次出场赢得了时间。
第六，将原八稿中宋美龄与蒋介石一起出场的戏改为宋美龄“事变”后第一次见蒋，从而可以展现她与蒋的感情戏，加强了宋美龄的人物形象。
第七，适当减弱了赵四小姐和杨虎城夫人谢葆贞的戏份，在人物总体布局上为主要人物增加了时间和空间。
尽管创作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剧本的过程很不容易，但给予我的启示和经验是十分有益的。
我会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中，就如何正确处理好尊重历史与尊重艺术、听从他人意见与听从自我内心、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等关系；如何把历史的真实，经过严肃严谨的选择、加工、提炼，创造出艺术的真实；如何坚持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等问题，继续深入地思考和实践。
我知道，攀登艺术创作和创新的高峰永无止境，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