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的维新戊戌变法读后感
自秦汉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出现过多次的变法，但所有这些变法，无不是在不改变封建主义统治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当时也不存在改变这种统治基础的条件。
而19世纪的戊戌变法维新，则具有与以往任何一次变法不同的特点。
这次运动的特点：一是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二是维新，进行改革，要求废科举、办学堂，从“以农立国”改变成“以工立国”，从封建的君主专制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以便“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发展社会经济。
下面我将从这次运动的背景、内容、评价等方面试加以论述。
一、背景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经济发展停滞，政治腐败，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在加深。
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为了求得苟安，不得不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搞起了洋务运动。
然由于其严重的封建性和官僚性，连年亏损，甲午惨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寿终正寝，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戊戌维新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代。
二、内容 “中国两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
”[1]若求“万世之法”，须“变通旧法”[2]在康有为看来，皇帝“若果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那么中国便“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甚至“为地球而有余”。
[3]“皇上览之，肃然动容”，从此，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关系日益密切。
1898年4月23日，光绪帝毅然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始。
具体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主张效法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变中国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
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酝酿已久。
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一次比一次明确地加以陈述，最后终于提出开国会、立宪法。
然而，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却不再提开国会、立宪法，而是主张在中央设制度局总其纲，由“皇帝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充任”，并可每天同皇帝见面，共同议政，总揽新政大权。
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局分其事。
凡制度局议定的新政，都交给十二局分别执行。
制度局成为立法机关，十二局则成为行政机关。
至于地方，道设民政局，县设民政分局，以推行新政。
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制度局开不成，他又建议开懋勤殿。
（二）从上可以看出，从设议院、立宪法到开制度局、懋勤殿，无疑反映了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在倒退。
但能否就据此认为康有为背叛了自己开国会、立宪法的政治纲领呢
我认为这样说是有待商榷的。
其实，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以说得很清楚，“日本变法之始，先正定官制，可谓知本”，[4]其中制度局“尤为变法之下手”，[5]被视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
[6]中国既然要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当然也应该把制度局作为变法的“关键”，因此把设立制度局的主张和方案放在首位也就是顺理成章地了。
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是一种初级的上议院，或叫做中国式的特殊上议院；制度局下的十二局和地方上的“新政局”、“民政局”，则是康有为设想的执行制度局决议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
这样一来，康有为设立的制度局和十二局、新政局、民政局，就成了改造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的方案，势必引起清朝政局的根本变革，使守旧派大权旁落，维新派执掌权柄。
至于开懋勤殿，无非是企图以“复古制”的幌子来掩人耳目，减少反对派的阻力。
所以我认为，开制度局、懋勤殿和设议院是不矛盾的，它们只不过是高低级别之间互相衔接的一个系列。
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考虑到守旧势力太大，加之民智未开，条件不成熟，他主张开制度局或开懋勤殿，是为国会做准备，不能简单地视为背叛。
相反，这恰恰是他从纯理论的议会观落实到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案上来，正是他变法思想日趋成熟和务实的表现。
综观康有为的一生，实行君主立宪是康有为一直坚持的现实的政治理想。
（三）在经济上，他主张效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其内容，包括振兴工业、商业、农业、开矿，筑路，行轮船，兴邮政，设银行，劝奖工艺，鼓励发明，废除漕运，裁撤厘金，抚恤贫穷等。
此外，他还提出过统筹全局、大筹巨款以行新政等。
康有为明确要求以工立国。
这些经济改革措施，目的在于谋求中国富强，拯救民族危亡，同时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虽然由于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没有来得及实施，但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四）在军事上，他主张停止武试，改设军事学堂，废除八旗，裁撤绿营，仿效德、日等国的练兵制度，编练新式陆海军，以增强国防，抵御外侮，同时保护商务，维护主权。
此外，他还主张力行保甲，举办团练，维护社会治安。
这些军事措施，虽然目的是保卫清政府的统治，维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它客观上对我国军事面向时代、增强国防实力，维护祖国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在文教上，他主张效法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取代封建的文化教育制度。
其内容，包括废除八股，开办学堂，翻译欧、美和日本各国的书籍，派员出国留学，开设报馆，废书院、淫祠，改为学堂等。
在办学问题上，他主张中国仿效德国和日本的学制，开办大、中、小学堂，设立工、农、医等各类专门学堂，学习（下转第61页）（上接第59页）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
同时他还建议建立合理的考试制度及人才录用制度。
主张把中学和西学，基础和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都作为考试的内容。
选拔人才，不要因循守旧，而应破格录用。
这些文教改革方案，是为政治、经济改革服务的，在当时起了解放思想，培育人才，改变社会风气的进步作用。
虽然，西太后很快就发动政变，恢复科举制度，但“旧藩顿决，泉涌淘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蔽抑遏矣
”[7] 三、评价 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
”[8] 戊戌变法运动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爱国维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扫千载之秕政弊风，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新生的资产阶级初步登上政治舞台，继承、发展和改善了早期维新派的主张，初步提出了比较完整地纲领，用以改革政权结构。
其中心思想，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发展资本主义，自强救国。
它突破了中国数十年来学习西方只学习其皮毛，不学习其根本的限制，首次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之一——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的模式，引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之中，为中国提出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方案，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次飞跃。
这在当时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主张。
变法虽然失败，但已经动摇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其功不可没。
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蒙作用。
它虽然没有唤起广大民众，但至少唤起了沉迷于故纸堆中和举业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起来实行耕本性的变革。
他们从此弃旧图新，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有的人还从维新转向革命。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过维新思想的洗礼，后来在吸收它的营养，扬弃它的糟粕的基础上开辟革命的道路，其进步作用是不言而语的。
但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有着明显地不彻底性和天真幼稚的色彩：它不敢彻底否定君权，不敢触及封建土地制度，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依靠皇帝自上而下进行维新，不敢依靠人民自下而上进行革命，充分地表现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
但总的来说，作为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地爱国、维新、改革、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开辟了批判封建主义的新风气，冲决了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清政府的不可救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促进之功。
它对新学的传播、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新知识阶层的产生，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它的历史业绩是不能抹杀的。
结合戊戌变法，论述如何分析和理解救亡和启蒙的关系
九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路程中的一座丰碑。
它有两个鲜明的特征：既是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伟大的民主启蒙运动。
这次运动在提高民族觉醒和民主意识方面产生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是中国人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不管运动发动者们自己怎么想，它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致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做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救亡已成为中华民族行进的主旋律： 从戊戌维新运动上溯到鸦片战争，相距五十八年，中国在的道路上已经蹒跚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
但是人们对周围已经发生的变化，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看得清楚。
当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的很长时间内，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什么“同治中兴”，期待通过举办洋务使中国走上“自强”和“求富”的道路，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结束了，人们总是重新过起他们久已习惯的太平日子来。
少数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痛感需要向沉睡的人们发出“危言”，但不得不先表白一下他们所处的仍是“盛世”，以免招来更多的攻击，因而把自己的著作称为。
人们的麻木已达到何等可悲的程度!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把这一切突然结束了。
甲午战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战争失败所不能比拟的。
吴玉章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过他们当时的心情：“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
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严复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也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
” “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 可是，事情到这一步还没有结束。
甲午战败后隔了两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起点，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再隔两年多，又发生了八国联军的对华战争。
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
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盛世”的幻梦最终地化为泡影，麻木不仁的状态再也无法保持下去了。
戊戌维新运动的进程同民族危机的激化几乎是同步发展的。
梁启超当时写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群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
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
”()用今天的话来说：维新运动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潮的到来，是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急剧激化的产物。
中国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强或弱，而是更加严峻的存或亡了。
一八九五年五月，严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
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为在保国会发表演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
”“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
”各地报纸、学会、学堂等宣传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危急局势，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救亡”，这个深藏在千千万万人心中的口号，就这样响亮地喊了出来。
从这时起，直到半个世纪后的胜利结束，这个口号贯穿始终，认识不断深化，成为中华民族行进时的主旋律。
人们一旦发觉自己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往日那种盲目自信再也无法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了。
它像一次突然袭来的风暴，虽不能把旧事物连根拔起，至少也使它的根基发生严重的动摇。
人们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过去和传统信条引起深刻的反思，尽力以新的眼光去审视外部世界，力图从中汲取足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源泉。
这便成为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
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力。
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自身达到的成熟程度，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成为牢牢束缚人们头脑的保守力量。
它自然包含不少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但就总体来说已不能同新时代的需要相适应了。
甲午战争以前，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士大夫的心态却同半个多世纪前没有多大区别。
人们习惯于用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陈旧观念来看待周围的事物，很少敢于甚至很少想到用另一种眼光来重新观察这一切。
他们有时也慷慨激昂地议论时政，但一接触到那些被他们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根本问题时，就同前人没有多大两样。
梁启超曾回忆自己早年的情况：“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孔孟之道规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封建纲常，一直被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
谁敢离开它一步。
就会被视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这种罪名几乎是什么人都担当不起的。
中国思想界这种状况的全面崩溃要到五四运动的时候，但崩溃过程是从戊戌维新运动时开始的。
事实总是比抽象的学理更有说服力。
在甲午战后的严酷现实面前，人们不能不沉思：为什么中国人会受外国的欺凌，会落到今天这等地步。
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给了民主启蒙运动以巨大的吸引力。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进行民主启蒙宣传最有力的思想家是严复。
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也就是当时所称的西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但在那时，他即便想说，也不会有多少人听他的话。
甲午战败那年，他受到强烈的刺激，“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在天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前面说到的(就是其中的一篇)，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他在文章中写道：“时局到了今天，我宁司背负起发狂的罪名，决不能吞吞吐吐，甚至无耻作伪。
”“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
”()他尖锐地指出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根本对立：“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像这样把中学和西学多角度地进行强烈对比，肯定后者，否定前者，这在中国思想界还不曾有过，严复可说是第一人。
他的结论是：“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
此理不明，丧心而已。
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
”并且嘲讽历来被视为至理明言的“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不过是“似是实非之言”。
(《救亡决论》)这里虽不 免有激切之词，在当时不能不是石破天惊之论。
为了救亡，他们十分重视要发挥国民自身的力量，并且把它看作治国的根本。
用严复的说法，就是要做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尖锐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认为君臣之伦“不足以为道之原”，并且批评韩愈的《原道》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
(《辟韩》)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写给学生的批语中说：“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
”“至于今日，士气所以委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
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
”谭嗣同在《仁学》中更发出了“冲央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呼喊。
这些自然都有民主的启蒙意义。
由于它同救亡的要求紧紧联结在一起，同当时许多人日夜焦虑、寝食不安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给人们一种新的答案，燃起新的希望，就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被很多人所接受。
他们告诉大家：世界万物都在不停息的变动和进化中。
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人，必须下定决心实行变革。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变法通义》，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是最重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进行启蒙教育时特别强调群体的意义。
康有为强调“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
梁启超反对那．种“人人皆知有己而不知有天下”的“独术”，而盛赞泰西“群术之善”。
严复更强调“群治”的重要性。
他在《天演论》按语中写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这并不奇怪。
个体和群体本来是事物的两个侧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难以截然分开。
应当着重强调哪一侧面，这要看具体社会条件和当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来确定。
一般地，对一个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来说，民族的群体利益往往把个体间相一致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被摆到领先的地位。
对中国来说，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一向以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为基础。
这种社会条件带来的“一盘散沙”似的涣散状态，也是造成中国在世界列强面前显得那样脆弱和缺乏竞赛力量的重要祸根。
近代中国人吃这方面的亏，实在吃够了。
如果整个民族司没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要战胜它所面对的强大对手，在世界列强面前站立起来是不可能的。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点精神，各个成员如果只顾自己、只顾眼前，这个民族将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
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提倡国民间“合群”的重要性，可说有它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国情。
自然，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们的议论和主张远不是那样完满，存在着软弱性、空想性和不成熟性等种种弱点，这在一种新思潮兴起的最初阶段是常见的现象。
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所能依靠的新的社会基础实在太薄弱，遭受暂时挫败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经过他们的奔走呼号，终于把原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观念的网罗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
人们明显地看到：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潮流的冲刷，中国思想界已从原来一池死水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变化的节奏异常地快速起来了。
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奔腾的洪流就谁阻挡不住了。
戊戌维新运动的这个历史功绩是我们无法忘却的。
救亡和启蒙都不能离开民众的力量：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
这两个课题经常交织在一起。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从根本上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是近代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长时期内，中国的民族灾难实在太深重了。
在那些悲惨的岁月里，中华民族不仅处处受人歧视、受人践踏、受人奴役，并且濒临灭亡的边缘。
生存问题已成为整个民族面对的最突出的问题。
个人的种种已失去起码的保障。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人们热血沸腾。
救亡所以成为最突出的课题，对曾在那个痛苦的年代里生活过来的人说，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救亡依靠什么?离开民众的力量，离开万众一心的共同奋起，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救亡可言。
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
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这里，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
在西方，通常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独立的自由城市和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已相当程度地能左右局势，却没有同自己实力相当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仍处在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下。
一旦这样的力量在社会内部成熟了，民主启蒙的要求必将被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
这种客观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更不用说被别的什么所压倒了。
拿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比较一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不同的情景。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压倒多数的落后大国。
资本主义的力量十分微弱，并且往往还带有浓重的封建性。
维新派思想家们大抵都刚刚从旧式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来，身上留着浓重的旧日印记。
维新运动没有西欧那种近代的自由城市，也没有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中产阶级作为它的后盾，这是它的先天性的弱点。
救亡不是启蒙的对立物。
如果没有救亡这种燃眉之急的强烈推动，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内达到如此广泛的程度，可能还要经过漫长得多的路程。
思想的发展和物质的发展一样，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性，并不由先行者的主观愿望或意志所左右。
文化固然可以有超前性，但也存在一定限度，特别是涉及千百方人的思想大变动，绝不是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的。
不成熟的思想往往是不成熟的社会条件的反映，戊戌维新时期的志士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把个人的利害安危置之度外，奔走呼号，大声呐喊，加速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这次运动起了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起的作用，在近代中国人民觉醒的曲折历程中构成一个重要的阶梯。
戊戌维新运动的长处和短处、成功的地方和不成功的地方，都不是偶然的，这可以从中国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历史不可能重演，但往往可以给人以启发。
今天，中国人民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使中华民族不在新世纪中被开除球籍，同样怀着深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驱策着我们奋发向前，要求人们勇敢地起来呼唤，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更新，要求人们万众一心地凝聚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团结力量，迎接深刻的社会变革，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大目标。
此时此刻，回顾以往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发生过的历史过程，看看我们先人走过的道路，或许在某些方面也能给我们一些有用的思考材料。
谈谈戊戌变法的思想启蒙作用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
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朝统治者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仿效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编辑本段]变法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
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
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启蒙运动与中国
儒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
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启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思路分析]启蒙运动首先为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启蒙运动所宣传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推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改革；也对19世纪以后的亚洲国家有很大影响，如鼓励了中国和日本的一批仁人志士为改造社会而斗争。
[解题过程]戊戌变法受启蒙运动影响最大的君主立宪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一批启蒙学者，他们翻译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名著，介绍他们的思想，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把T.H.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H.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J.S.米尔（旧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等7部著作译成中文出版。
辛亥革命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基本思想精神是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显然其基本思想精神是源于启蒙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