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之后苏轼有什么变化
文人好作诗讽刺朝政，何况才高八斗的苏东坡，于是就免不了身陷“文字狱”。
“乌台诗案”是宋代一起有名的文字狱，主犯则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苏轼。
王安石变法，苏轼站在对立面，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极论新法的弊端。
苏轼的议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王安石通过亲信网罗罪状，上书弹劾苏轼。
苏轼感到在都城的日子不好过，就上书请求到外地做官。
作为隐士的苏东坡 才华横溢的苏轼虽然在他二十岁时便高中进士的第二名，但他的仕途之路却充满艰险和苦涩，几起几落，最后不得不离开京城，隐居在南方的几个小地方。
这里的苏轼身着布衣，头戴斗笠，脚踏木屐，手持竹节，显然是一个隐居的东坡居士了。
这幅《东坡小像》是明画家孙克宏所绘。
且莫猖狂爱咏诗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到达湖州，到任不久，一场灾祸便从天而降。
朝廷御史台(旧称乌台)在七月派人将苏轼逮捕，押送汴京，罪名是作诗讽剌朝廷。
当时苏轼正在办公，两个悍卒冲进大厅，扯住苏轼的衣袖说：“御史中丞召见。
”苏轼大惊失色，说：“我得罪朝廷之处不少，今日必是赐死。
死就死吧，请让我先与家属告别。
”苏轼妻子送夫至门，泣不成声，扯着他不肯放手。
苏轼嬉皮笑脸地回头说：“你就不能学学人家杨朴的妻子，作首诗送我么
”妻子不由“噗哧”笑出声来，苏轼这才得以脱身。
原来这是苏轼常在家与妻子讲的趣事。
杨朴是真宗时的隐士，被迫入京见驾，真宗问他：“卿临行时可有人赠诗么
”杨朴说：“只有臣妻作一首：‘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好一个东坡，这时还开玩笑。
苏轼被押到汴京，关进大狱，审讯随即进行。
罪证是别人为苏轼刻的一部诗集，而最先把这部诗集作为罪证的正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文人相轻，进而相轧相害，从来都是毫不手软的。
当然，苏轼也不是没有把柄可抓。
他仗着自己文才过人，经常在诗文中讥讽朝政，贬斥新法，这些诗传诵一时，影响不小。
主审官或与苏轼有私仇，或因政见不同要杀一儆百，他们把苏诗中某些讽刺新法的地方，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夸大为对神宗的不满，逼苏轼招认叛逆罪。
苏轼《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有人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蛰龙，不是想造反吗
”好在神宗还算明白，回答说：“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他咏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
” 却对酒杯浑似梦 前途险恶，生死未卜，苏轼一度相当悲观。
在押往汴京的途中，他曾想跃入江中自尽。
入狱后，他将许多青金丹埋在土内，准备一旦得知自己将被处死，就先行自杀。
苏轼与儿子约好，每天往狱中送饭，都要有菜和肉，如果听到自己将被判死刑，就撤掉菜和肉，改送鱼。
他儿子每日给他送去肉菜。
有一天家里粮食不多了，他儿子去郊外买粮，托亲戚代为送饭菜，但忘了关照不要送鱼。
亲戚正巧送了鱼。
苏轼看到鱼，以为这回完了。
就写了两首绝命诗，嘱咐狱吏转送其弟苏辙。
他知道狱吏不敢擅自为犯人送信，必然会将此事上报。
果然，神宗皇帝读到此诗，心中不免有所感动。
苏轼名满天下，连宫中的皇室成员也喜欢读他的诗文。
仁宗皇后病重时，神宗为了祖母病势的好转，打算进行一次赦免。
仁宗皇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要放了苏轼一个人就行了。
”她还对神宗说：“过去仁宗举贤良，回宫时非常高兴地说，我今天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他说的就是苏氏兄弟，现在难道你要把苏轼杀掉吗
”仁宗皇后边说边掉泪，神宗也在一旁陪着下泪。
一些同情苏轼的人也站出来为他说话。
丞相吴充有一次问神宗：“皇上感到曹操这个人怎么样
”神宗说：“曹操算什么东西。
”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榜样，当然看不起曹操。
曹操猜忌心极重，但还能容忍祢衡这样的狂人。
陛下难道还不能容忍苏轼吗
”神宗有所触动，说：“我正打算放了他。
”经过五个多月的审讯，终于给苏轼定了个“讥讽政事”的罪名。
苏轼虽然心中不服，但能幸免一死，他已是额手称庆了，只得写检讨认错，后被贬官至黄州了事。
出狱时，狱吏把藏着的绝命诗还给他，苏轼感慨万分，伏在案上，读不下去。
可时日一长，又为狱中好诗而得意了，忍不住作诗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可转念一想，不由心有余悸，骂自己道：“真是文人劣根性难改。
”神宗不到四十岁便死了，执政的太皇太后废止了新法。
八年间，反变法派一度得势。
变法的主将蔡确被贬至安州（今湖北安陆），郁闷中他也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不久为人告发。
反变法派群起而攻之，要借此好好整整对立派，苏轼是过来人，密请停止追究蔡确，但反变法派报复心切，听不进他的话，终于使蔡确得到了类似苏轼的经历，苏轼也被排挤。
党争愈演愈烈，直吵到北宋灭亡。
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
”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
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他轻狂：“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
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
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
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
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
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
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
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
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
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余秋雨文章读后感300字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糜鹿性，谅非优辕姿。
”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
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他轻狂：“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
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
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
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
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
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
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
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
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
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下面试探究一下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
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
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
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
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
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
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
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
以此畏其到也。
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
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
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
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
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
乌台诗案是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
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
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
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
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
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
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
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
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
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
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
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
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
宦海沉浮，两遭流放。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乌台诗案简介200字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他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他过去生活的态度是嫉恶如仇，遇到邪恶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对现实中种种不合理地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合时宜”（朝云）的态度，把批判现实作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
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他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
然而，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贬谪生涯也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他不再执著于官场的事事非非，他到大自然中寻求自己的知音，并在对大自然的审美关照中寻求心灵的慰藉。
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了“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
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在任上，他关注民生，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中得到解脱，并发出了“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的感叹。
他把儒家的坚毅精神、道家的超然态度以及佛家平常心观念有机的结合起来，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蔑视丑恶，缓解痛苦，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气势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般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为数并不多，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也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
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的内容。
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田园风光、谈禅说理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虽然其中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悲叹，但更多的却是作者的小恻隐。
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他将自然与人融为一体，“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从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对政治的不满和针尖对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逐渐变广，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800字左右是说不清楚的O(∩_∩)O~
苏轼一生经历概括
乌台诗案，是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
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
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
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
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 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
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
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
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母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
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
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
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
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
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
有人推荐杨朴出来。
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答道：‘臣不会。
’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
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
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
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
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
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
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
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
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
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
一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
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
“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
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
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
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
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
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
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
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
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
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
”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
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
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
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
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
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
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
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
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
”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
*人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
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土圭）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
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桧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
”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过“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桧诗就是一例。
还有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
“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
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
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
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 （bī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
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
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
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
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
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应在浙江西。
”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
宋神宗本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
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
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结果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
李定、舒亶、王（土圭）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
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之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
第三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发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表惆怅孤独之怀，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异彩，势奔放，无荒率笔，被称“天下第三行书”，墨迹素笺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受害人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
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
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
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
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乌台诗案300字左右简介
元丰二年 (1079)，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补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
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
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
最后终能幸免一死。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
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
《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
”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
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
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
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
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
以为不妥。
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
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
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幺，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
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
又问小孩说这是什幺虫
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
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幺鸟叫
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
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
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
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
因此之故，苏轼方有如此刑名之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