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读后感
溥仪共有三个弟弟，二弟溥杰，三弟溥倛，四弟溥任。
由于溥倛在四岁时早夭，本文只写溥杰和溥任。
二弟溥杰红发VS赤犬SSR巅峰对决 视觉感官的双重...广告清朝被推翻后，溥杰跟随溥仪去了伪满洲国。
日本人为了更好地控制溥仪，逼溥仪娶日本女人为妻。
但溥仪为了不被日本人胁迫，娶了谭玉龄为妻。
日本人见不溥仪不受控制，将目光转向了溥杰。
1937年，溥杰在日本人的逼迫下，娶了日本女人嵯峨浩为妻。
嵯峨浩是个贤惠的女子，对政治不感兴趣，与溥杰结婚后，相夫教子，十分幸福。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溥杰和溥仪成为战犯，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抓获。
在苏联被关了五年后，溥杰和溥仪被押回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1959年，溥仪得到特赦，第二年溥杰得到特赦。
得到特赦后的溥杰，被安排到政协工作，成了一名文史专员。
溥杰成为战犯后，与嵯峨浩就再也没见过面，特赦之后更为想念。
1961年，溥杰在周总理的帮助下，得以和嵯峨浩团聚。
这时的溥杰已不再年轻，无钱无势，但嵯峨浩一直陪在他身边，还加入了中国国籍。
此后的两人，幸福地生活了二十六年。
嵯峨浩得病后，溥杰一直守在床前，但嵯峨浩还是先溥杰一步而去（1987年）。
嵯峨浩去逝后，溥杰独自一个人生活了七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1994年）。
溥杰的骨灰一半葬在北京，另一半葬在日本（嵯峨浩家神社）。
四弟溥任溥仪的父亲载沣，一直很反对溥仪去伪满洲国。
但溥仪为了自己的皇帝梦，毅然决然地去了东北。
当时其他兄弟姐妹都去了东北，只有溥任和韫娱、韫欢没去。
1934年，溥任和父亲载沣去东北看望溥仪和溥杰。
溥任觉得溥仪在东北过得并不好，对溥仪说：“你在东北，整天看日本人脸色，哪有皇帝的样子
”这番话虽然说到了溥仪的心坎里，但溥仪还是坚持在东北。
当时日本人极力拉拢载沣在东北任职，但载沣早就看出日本人的阴谋，只可惜溥仪一直放不下东北。
1947年，溥任在父亲的支持下，把自家的醇亲王府改成了学校（竞业小学），自己任校长，妹妹当老师。
由于学校是私立的，溥任为了维持学校的开销，只能变卖家产。
后来，溥任将学校捐给国家，但自己仍以教师的身份继续为学校服务，直到1968年才退休。
溥任退休后，也没闲着，将所有时间投入到清史研究。
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父亲载沣的《使德日记》。
溥任一生淡泊名利，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把自己的前半生献给了教育，后半生献给了清史研究。
溥任的名气虽不及溥仪、溥杰，但他的好人品却感动了很多人。
2015年，溥任去世，享年96岁。
李香兰是谁
这首歌原作是日本的玉置浩二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
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
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
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
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
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
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
“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
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
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
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
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
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
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
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
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
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
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
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
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
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
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
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
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
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
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
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
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
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 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
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
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
《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
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
《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
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
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
”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
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 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
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
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
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
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
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
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
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
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
”《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
《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
《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
《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
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
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
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
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
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
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
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
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
”她 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
”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
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
当时，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
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
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
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
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
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
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
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
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
”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
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
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
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
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
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
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
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
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
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
”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
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
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
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
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
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 “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
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
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
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
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
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
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
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
”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
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
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
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
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
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
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
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
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
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
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
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
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
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 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
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
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
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
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
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
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
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
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
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
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
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
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
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
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
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
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
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
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溥仪为何没有生育能力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 在暑假期间，我读了我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写下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书里人物的精神感动了我。
.溥仪的父亲本是摄政王，也就是醇亲王，载沣。
由于当时慈禧太后之子光绪帝没有儿子，而溥仪的外公荣禄，为慈禧太后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他的外孙溥仪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了继承皇位的人选。
爱新觉罗 宣统皇帝一登基，就过起了富贵无忧的生活，他在书里记下了他的弟弟溥杰来到宫中看望哥哥时，处处拘束，行为让他感到很不自在，因为他是皇帝，所以连亲人，长辈都要敬他三分。
他从小就欺负宫中的太监和宫女，说的动他的只有奶妈王焦氏，她说：“皇上，您拿石子扔别人，别人也会疼，别人也是肉长的。
”从此，他改变了霸道的性格，王焦氏是他最敬重的人，因为他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讨好皇上，也从不惧怕皇上，是她，教会了皇上做人。
溥仪到了青年时期，王焦氏离开了他，他开始喜欢外国东西，他开始穿西装，戴眼镜，甚至让大清国的男人都开始剪辫子，留短发。
这使大清国开始西洋化。
从此，街上开始卖西洋玩意了。
溥仪开始选妃时，就在相片上画圈，当时他才十五岁，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所以随便选了婉容和文绣分别做他的皇后和贵人。
由于婉容思想开放，人性貌美，所以得宠，开始排挤文绣，当时的大清国正腐败，沦陷，文绣提出和他离婚，婉容开始吸毒，后来和他的侍卫私奔，病死他乡。
后来共娶进福贵人和玲贵人，其中一死一失。
溥仪把他们比作金笼中的鸟。
日本侵略了中国，他们要中日联姻，让日本的嵯峨浩和溥杰结婚。
这对年轻人很快也有了好感。
当然，溥仪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自己没有儿子，如果他弟弟和日本女人生了儿子，大清就有日本人一半。
溥仪开始日夜恐惧，甚至连嵯峨浩做的饭都一口不碰，但最终她生下了靓女，溥仪这才放心，日方却大大失望。
最后由毛主席带领大家，溥仪被关进了监狱，最后改造被释放，还找了一个夫人，最后病终。
这本书读完了，我不得不感叹人世的沧桑和变化，不得不感叹溥仪那坚强的精神。
他由一个皇帝到一个公民，无半点抱怨，而是笑对人生。
看着他那一张张微笑干活改造的相片，我不得不为之震撼。
真是命运戏弄人，溥仪无论之前有多少过错，毕竟他能改过。
尽管包括他以前把中国改为“满国”，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他能抛弃过去的一切，从新改过，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
这本书读完后，我的心情仍旧久久不能平静，尽管这位我最最尊敬的皇帝已经去了很久，很久。
但是他那灿烂的笑容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尽管他没有现在那些偶像明星那么耀眼，但他经历过的一切，令我十分敬佩。
爱新觉罗.溥仪，他会成为我心中永远不灭的明星，他使我不管今后遇到什么“波涛汹涌的大风大浪”，我都会对我自己说：“没问题
挺一挺就会过去，幸福会在后头等着我们的
”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人也很令我敬佩，那就是许配给溥仪弟弟溥杰的日本女人——嵯峨浩。
在整本书里，她几乎是最后出现的人物，但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她是一个日本人，嫁给了中国皇弟。
在她被溥仪唾弃的那段日子里，仍挺着胸去和日本政府谈判，她认为日本不可以这么做。
她在中日战斗时，为女儿，丈夫，做尽了一切，那是她还对丈夫说：“我知道你担心皇兄，你去看望他吧，女儿由我照顾。
”溥杰被妻子的阔大心胸感动了，多么艰难的日子，嵯峨浩挺过来了，最终，她们一家迈向了幸福…… 我现在认为《我的前半生》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本书，也是一个故事，一段人生，我也不想用什么来形容故事里的人物。
总之，我在这里学会了坚强。
无论是溥仪面对世事变化的坚强，还是嵯峨浩的一个伟大女人的坚强，这个字眼使我终身受益。
在这个故事里，他们都是改变了的。
由一个个王公贵族，官员千金，公子，到一个个能吃苦的平常公民。
但他们身上流露的仍是令人敬重的气息，仍是闪闪发光。
读完他的一生，我也改变了，我学会了坚强，是溥仪和嵯峨浩身上的坚强。
跪求《少年维特之烦恼》读后感，800字左右，，拜托
《少年维特的烦恼》讲了一个叫维特的普通贵族青年在死亡前两年到死亡前给他的朋友威廉的信。
维特出生在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他聪明能干、思想丰富，又受到了当时革命的影响，使他个性解放、思想和情感十分自由。
他厌倦城市生活，喜欢到大自然里去，他巴不得能在乡村或森林中建一座小屋，长久地住下去。
他喜欢天真的儿童，因为他认世上只有儿童是无邪的。
他还喜欢诗人荷马和莪相，因为他们都来自名间，而且作品也很贴近生活。
后来，有一次在一次乡间舞会前，维特与他的舞伴和绿蒂的表姐一同乘车到乡间聚会地点，在途中维特从绿蒂的表姐那儿得知，她有一个很漂亮的表妹绿蒂，但她表妹早已定亲，千万不能迷上她。
一开始维特对这并不在意，但见到了绿蒂后，维特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对绿蒂一见钟情了，而绿蒂也对维特产生了好感，还让他在她的弟弟面前喊了维特叫哥哥，以至在舞会上，绿蒂还和维特一起跳了舞。
从那以后，维特就经常去绿蒂家，还和绿蒂的弟妹们的关系很好，他经常给绿蒂的弟妹们讲故事，而绿蒂的弟妹们也将维特当成他们的亲哥哥。
可好景不长，一段时间后，绿蒂未来的丈夫阿尔伯特回来了。
一开始，阿尔伯特对维特很好，他俩也像亲兄弟那样，形影不离、无所不谈。
可到了后来，外面就出现了维特暗恋绿蒂的消息，而阿尔伯特知道这些后也对维特渐渐冷淡起来，这也致使维到外地找了一份工作。
他虽然在外地结识了博学多才的C伯爵和漂亮的B小姐，但因为世俗的观念，导致他不能和C伯爵及B小姐过多地交往。
这致使他对绿蒂还是一片痴心。
后来他因为工作无聊从而辞去了宫中的工作，又回到了乡间。
但这时他再到绿蒂家的处境已经和原来截然不同了，阿尔伯特开始烦厌起维特来，而绿蒂又很信奉阿尔伯特，认为他的话话句句是对的，尽管这些话有些是对她没有的好处的，所以她也开始有些表面排斥维特。
但维特依然痴心一片。
这导致再后来阿尔伯特跟绿蒂再私下说叫她告诉维特以后尽可能少来他们家，尤其是最好在维特结婚后再来。
于是在12月20日绿蒂告诉维特圣诞节前不要再来她家。
但过了两天，维特有来她家找她，还给绿蒂念了自己翻译的莪相的诗歌，这导致最后他俩都哭了，而维特也乘机抱住了绿蒂。
在绿蒂不断请求后才放开，气得绿蒂说，“维特，你以后在要别想见到我了”后，维特就彻底绝望了，他向绿蒂说了永别后就走了。
圣诞节前夜，维特留下遗书，就以背叛基督教教规的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第二天上午仆人发现维特已经奄奄一息时，他已没法救治了，当这件事被绿蒂知道后，她当场昏倒，毕竟，一个能给他许多快乐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而维特的葬礼由于他违反了基督教教规，所以没有任何教士给他送葬，只有他的总管和几个儿子来了，甚至连阿尔伯特也因为当心绿蒂的生命也没来为维特送葬。
的确，在封建社会中人会受到这个那个的限制，而且由于人们的世俗观念。
导致许多地位高的人歧视地位低的人，甚至可以将地位低的人的生命和行动自由掌握在自己手中。
还有许多人一生下来或很小就已经被父母定了夫妻，指定了某某做某某的丈夫或妻子。
这导致许多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这也致使许多人因为得不到幸福的爱情从而自杀或者杀掉他的晴敌，而最终结果要么就是流落到海角天涯，要么就悲伤的死去，可谓是死不暝目。
而这些事情对于婚姻相对自由的现代人真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许多现代人会在未接触到维特那段历史前对维特自杀的举动很不理解。
而当苏联和我国的红军在打仗时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群众的支持也是因为他们是来解放人民，让人民当家作主，让那些没完没了的封建制度全部消失。
且最近我在一篇资料文献中看到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之所以最终做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说他已厌烦了那无聊的封建规矩了。
我对维特的自杀这种行为也不太赞同。
因为自杀毕竟是一种对个人的生命和对一些你的亲戚朋友的情感的一种极不负责。
就比如说维特，他一自杀可能能摆脱自己的烦恼；但他却会使他的朋友，比如说给绿蒂造成不可抹灭的精神阴影，这是十分恐怖的。
就像我国名间的一句俗话那样，好死不如赖活。
因为只要你活着，就会有目标追求，可能一些你认为实现不了的目标经过你的努力后实现了，而死了你却永远不能了。
当然，现代社会比歌德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开放民主多了。
所以我们更不能像维特那样悲观，毕竟这个是可以接纳任何地位的人的。
只要努力，就迟早有机会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我们应该更加乐观，在各个好的方面努力再努力，争取使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开放，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晚清三大词话 是什么
周恩来总理在“*”期间，曾经千方百计保护了溥仪，使之未遭揪斗*。
然而，周总理却没有能力阻止病魔对他的袭击，最终，溥仪还是被不治之症夺去了生命。
1962年5月中旬，即溥仪自由选择配偶、建立幸福家庭后两周，肾癌的先兆——轻微的血尿现象已经出现了。
但尚未引起重视，经中医大夫诊断为“膀胱热”，未能早期发现癌细胞。
后来，溥仪再次出现了血尿现象，经西医检查，大夫认为是“前列腺炎”，未能及时发现这是癌症病变。
病魔自此缠身。
周恩来总理接溥仪去陪同会见外宾，发现溥仪已经住院。
周总理亲自用电话通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一定要把溥仪的疾病治好。
”不久，溥仪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在诊断为恶性膀胱瘤，并做了手术。
以后，溥仪的身体每况愈下，恶性肿瘤多次复发，又一次次住院，做了多次手术。
中央*部和全国政协都十分关心溥仪的病情，多次派人到医院看望。
在溥仪住院期间，总理办公室的童小鹏主任、宋希濂夫妇、杨伯涛夫妇以及杜聿明、郑庭笈、周振强以及沈醉等文史专员，都曾多次到病房探视溥仪。
七叔载涛、溥杰夫妇，以及溥仪的妹妹、妹夫们更是时常来院探望。
夫人李淑贤则随侍在侧，几乎是片刻不离。
所有这些使病中的溥仪感到格外温暖、无比慰藉。
一种幸福感，超越小家庭的幸福之感，在溥仪心中油然产生。
恶性肿瘤还在溥仪体内继续发展，病情加重，但是治疗却不断受到干扰，很不顺利。
“*”这场*在全国越演越烈。
附近的高音喇叭也昼夜狂叫，溥仪夫妇一直是在喧闹、惊慌，甚至是在一种永无休止的混乱中过日子的。
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这时已经换成“反帝医院”的招牌，派性“内战”普遍发生，溥仪住高干病房这件事也成了协和医院两派斗争的焦点之一，“造反派”扬言要驱除掉溥仪。
李淑贤连夜跑去找溥杰。
溥杰很快向政协领导汇报，政协领导又向周总理汇报。
周总理为此亲自给协和医院打电话，明确指示：应允许溥仪继续住高干病房，并给以悉心护理和认真治疗。
协和医院发出了致办公室和全国政协的。
周恩来看了报告以后，指示全国政协的领导人，要一面与协和医院商量具体的治疗方案，一面给溥仪送去温暖与关怀。
到了1967年9月末，病入膏肓的溥仪，已经使任何名医都回春乏术了。
渐渐地，一个平时极端爱护妻子的丈夫，由于沉疴在身，生活不能自理，连洗脸、洗脚、穿衣也要由李淑贤服侍了。
溥仪半靠在高高的枕头旁，紧紧拉住妻子李淑贤的手不放。
“我心里十分明白，我就快要离开人世了，这么长时间我不愿和你讲这件事，是怕伤你的心，我的病本是难以治愈的绝症。
我曾对你讲，现在科学发达了，能治好我的病，这样说说不过是为了安慰你，我早已知道，这身上的病是不会好了。
” “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了新中国的公民。
归宿还是好的。
现在总算走到了尽头……我所挂念的是：第一条，我对不起党。
把我改造成一个新人很不容易。
在别的国家，一个封建君主变成公民，是很难办到的。
中国共产党改造了我这样一个人，可是我却没有给党做什么工作。
第二条，我对不起你。
我们结婚才五年多，现在眼看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
我年岁大，从各方面说都很对不起你。
你体弱多病，我又没有什么东西留下，你今后可怎么生活
现在又是‘*’，谁能管你的事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事情呀
” 李淑贤忍着泪水安慰溥仪：“你不用发愁，慢慢养病吧
等你稍微好些，咱们就一块儿去逛北海、颐和园。
”溥仪正在一分一秒地接近生命的终点。
最后的夜晚终于到来了。
溥仪躺在的病床上，已经昏沉沉地睡了若干个小时；守候着的亲友们都在盼望着他能睁一睁眼睛。
晚10点左右，溥仪的两只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又开口说话了，似乎头脑十分清醒。
前来探望的范汉杰和李以劻已在床边静静地守候了一个多钟点。
这时，范汉杰看着溥仪的脸问道：“老溥，你还认得我吗
” “认得，你是范汉老。
”溥仪毫不犹疑地回答说，口齿相当清楚。
这时候李以劻插嘴说：“我们来看你，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还要赶末班车回去。
现在我们该走了，你好好休养吧
” 可是，溥仪急忙摆手，并且对李以劻说：“老李，你先别走，一定等我二弟来。
”停了一会儿，溥仪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几乎是在呼喊：“快，赶快去找孟大夫，孟大夫不来，你们不要走……”孟大夫是泌尿科的主治大夫，一直负责溥仪的医疗工作。
老范和老李开始注意到溥仪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使人怜悯的、十分痛苦的表情。
接着溥仪用一种虽然微弱，却极为清晰的声音继续说道：“我还不应该死呀
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
你们救救我吧，赶快去找孟大夫……”李以劻立刻去找来了孟大夫，只见溥仪一把抓住了孟大夫的手，不住口地重复着：“救救我
我要给国家做事，快救救我
我要给国家做事呀……” “你不要害怕，你的病慢慢就会好的。
你还有机会为国家做事情的。
”孟大夫的安慰见效了，溥仪高兴起来，脸上掠过一丝天真的微笑。
然而，安慰毕竟是安慰，等溥仪又平静地睡去时，孟大夫悄悄地告诉老范和老李：“溥仪先生过不去今天晚上了，你们方才看到他很清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现象。
” 末班车的时间逼近了。
老范和老李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溥仪的病床。
临去前，两人还特意为溥仪盖了盖被子。
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溥仪，使朋友们感到心酸难受。
睡去的溥仪从此就没有醒转过来。
悲戚如痴的李淑贤一直紧挨着丈夫的身体守着他。
两位在溥仪家工作过的保姆，也红着眼圈坐着。
三妹韫颖的孩子宗光在病床旁边低泣。
就在溥仪停止呼吸前几分钟，二弟溥杰闻讯赶到。
一两分钟之后，在呼出一口长气之后，安详地与世长辞了。
至此，李淑贤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巨大悲痛，伏在丈夫的遗体上放声大哭起来。
时间是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
(编辑：梦华) 文章摘自 作者：王庆祥 张临平 出版社：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因肾癌晚期在北京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补充说明： 1964年对于溥仪而言是最快乐的一年。
这一年，他的著作几经删改终于付梓；他携妻子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亲眼看到了十年来的建设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
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会上，溥仪做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他说： “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最近，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
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
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 1964年4月11日，杜鹃刚刚绽蕾开花的井冈山，迎来了溥仪为团长的“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参观团”。
参观团的成员们，都是过去赫赫有名的人物——任过国民党战区司令、兵团司令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还有声名仅次于戴笠的康泽、沈醉诸人。
下午将近5时，豪华客车在井冈山宾馆门口停住。
参观团的成员纷纷下车，举目眺望沐浴在落日余辉中的山城。
汽车在驶入茨坪时，人们就对一晃而过的树木、房屋指指点点，议论不已。
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不久前荣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溥仪，望着远处绵亘不断的高峰和插云的群山，近处掩映在树木中的一幢幢高楼大厦，大着嗓门激动地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我过去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偏偏选择这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 溥仪这段感慨性讲话，引起了团员们的兴趣，连溥杰也从车旁走过来。
范汉杰好奇地发问：“您给大家说说，到底悟出了什么道理
” 溥仪如有所悟地点点头，指着那些青砖红瓦的楼房，说道：“你们看，原来这儿有那么多的房子可以供红军使用，难怪毛主席要到这儿来。
” 溥仪话语方落，文史专员们多数人掩口而笑，也有人摇着头轻声嘟噜着。
陪同参观的江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对溥仪解释说：“这些高楼大厦，都是后修建的，专门给来参观的中外宾客居住。
过去这里是深山穷沟，只有十几户老百姓的泥墙屋，杉皮房。
” 溥杰也忍不住带着几分抱怨：“您也不看看，这些楼房都是新的嘛。
” 这时分的溥仪，也不见什么尴尬的神色，只是略有不好意思地回答：“这么说，是我搞错了。
” 这天晚上，在宾馆的二楼中厅休息室，井冈山管理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馆长吕云松，向参观团介绍了井冈山的斗争历史，还讲到了茨坪的情况：这里方圆百里崇山峻岭，产谷不满万担，人口不满两千，朱毛红军在群众腾出来的杂房居住，或以门板当床，或睡稻草地铺，盖着薄薄的线毯；官兵们都是脚穿草鞋，身穿单衣；同在一个盆子里吃红米饭、野菜汤，而且缺油少盐…… 吕云松结束介绍，又是溥仪头一个发表感想：“哦，我明白了，毛主席和红军在井冈山是很艰苦的，根本没有楼房可住。
” 参观博物馆的良深感慨 4月12日，参观团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
该馆始建于1958年10月，翌年国庆节开馆，珍藏着一批反映当年斗争历史的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物。
溥仪对“朱德的扁担”很感兴趣，他听完讲解员的介绍，以疑惑的口吻发出提问：“这真是朱总司令挑过粮的扁担吗
”讲解员以肯定的语气作答：“一点没错，是朱总司令用过的。
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是红四军的军长，军政事务很忙，大家劝他不要爬山过坳挑粮，可劝不住，只好把他的扁担‘偷’去藏起来。
而朱老总又找来一根，在上面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
这样，大伙就不好再‘偷’他的扁担了。
” 文史专员们都深为朱德与战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的模范行动所感动。
可是谁也没想到，溥仪先是两眼向上望看天花板，尔后天真地发问：“我在北京怎么没有看见朱总司令挑粮
” 众人听了这一提问，又是摇头而笑。
宋希濂解释说：“现在在北京还用得上朱总司令挑粮
那时候是打仗的艰苦岁月。
山上的粮食不够吃，只有到山下去挑，朱老总是以身作则带头挑粮。
您没有看见板面上写的——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
” 溥仪听后长长地吟哦一声，有所领悟地说：“朱总司令真是伟大
” 就在“朱德的扁担”板面旁边，陈列着《红米饭》、《干稻草》两首红色歌谣。
溥仪见了，口里念念有声，然后抄录在本子上，点着头自言自语：“好
非常好
” 在参观第三陈列室时，溥仪站在反映地方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的板面跟前，驻足长望。
讲解员对两位“山大王”竭尽全力支持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介绍，让他骤然引发了心头的万千思绪。
他凝视着袁、王的照片，良久，对陪同在侧的省政协文史委主任庄重沉缓地说：“如果说我是末代皇帝，袁文才、王佐就是末代绿林。
还是共产党伟大呀——把末代绿林、末代皇帝都改造过来了
” 溥仪的这番话，无疑令大家为之惊讶，觉得“溥皇帝”这才说了有见地有水平的话，无不点头赞赏。
省政协文史委主任自语般地重复“末代绿林”几字，感到新鲜而贴切，连连颔首，以示赞同。
黄洋界赋诗 第三天，溥仪一行由吕云松陪同参观黄洋界。
黄洋界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是井冈山军事堡垒外围最为险峻的哨口。
站在这里放眼望去，但见群峰巍列，接天连云，山窝里壑深谷幽，林海翻滚，风景极为壮观。
参观团登上界顶，来到“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的山头，观看镌刻着毛主席《西江月.井冈山》诗词的碑座。
溥仪念念有声地朗读了这首词，然后弯腰低首，庄严地行了一个致敬礼。
熟悉井冈山斗争资料的吕云松，很有表达口才，向众人介绍保卫战的概况：1928年8月30日，湘敌四个团向哨口发起攻击，不足一个营的守山红军，在大小五井、茅坪、大陇等地数千武装农民的配合下，以檑木滚石、松树炮、竹钉阵为武器，接连打退敌人的三次猛攻。
最后，从军械处抬来一门修好的迫击炮，一发炮弹打在敌人的团部。
敌军以为红军大队业已回山，连夜拔营逃去。
率领红军大队在回师的路上闻知保卫战的捷音，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首词。
溥仪听完介绍后，激动地走到吕云松面前，一边同他握手，一边说：“你介绍得很感人，谢谢你
”接着，他转过身踱了几步，稍稍思索，对众人而道：“溥仪不才，愿献诗一首，请诸位雅正。
”他的双眼闪烁着亮亮的光彩，口里富有韵味地吟诵起来： 到处红旗噪妇孺， 粟浮沧海放心孤。
炮声怒吼黄洋界， 白匪平明一个无。
千点红旗四面山， 万夫颠顿妇孺关。
梭镖木石成天险， 骄敌宵遁指顾间。
溥仪一气吟完，脸露微笑看着大家。
溥仪颇为敏捷的诗才和抑扬顿挫的吟诵，博得众人的鼓掌。
“不可与毛主席平起平坐” 溥仪一行从黄洋界驱车而下，来到大井参观毛主席旧居。
这处九排的土木结构瓦房，外墙全部粉着石灰，颇有几分恢宏壮观。
讲解员介绍说：房子原为一名广东木材老板所建，曾经成了王佐绿林队伍的营地。
当年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荆竹山过来，王佐就派人把部队迎到这儿休息。
同时，红四军军部、红军医务所、大井乡工农兵政府均设在内中。
国民党军队1929年2月初攻占井冈山，对这栋“红军窝”四面点火，烧得只剩下一堵二丈多长的残墙，现在的房子是1961年在原基础上按旧貌复建的。
溥仪他们在屋内穿过四个天井、九排厢房，参观完所有的旧址，随讲解员来到屋外的大晒坪。
讲解员指着一块小方桌大的石头介绍说：当年毛委员经常坐在石头上读书看报，思考问题，因而被人称为“读书石”。
溥仪原以为那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听了介绍，才知道石头有不凡的来历，登时肃然起敬，弯下腰两手像托着圣物那样轻轻地抚摸着。
杜聿明见他一副充满深情的虔诚神态，便说：“您不妨上去坐一下。
”溥仪听了连忙说：“呃，我怎么敢像毛主席一样坐上去呢
”讲解员想笑不好笑，解释说：“石头坐也坐不坏的，参观的人都要上去坐一坐。
”吕云松馆长也说：“坐了能沾上毛主席的‘仙气’呢。
”溥仪稍稍犹豫，认真地说：“别人归别人，我……我不能同毛主席平起平坐。
”平时善于活跃气氛的沈醉，以诙谐语气说道：“您不是皇帝老子吗
”溥仪听到这儿，连连摇头摆手，有些慌张地说：“可不能这么说，我算什么皇帝老子呢
只有毛主席，才、才是英明领袖呀
”众人看见他这副发急的样子，忍不住善意地笑了。
“亲王”溥杰手指兄长说：“同你开玩笑哩。
” “呃，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溥仪依旧那么严肃，他的一本正经更把众人逗乐了。
溥仪的井冈山之行，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心灵上受到一种过去所没有的启迪和教育。
回到北京，他以书面方式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思想上的收获和体会，其中一段这样写道：“这次在井冈山的参观访问，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条怎样艰难曲折的道路，认识到党和毛主席是多么正确、伟大
” （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