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的著作
初恋胡兰 成出身普通农民，幼时家境贫寒，据说只上到中学二年级。
1932年，发妻玉凤去世，连安葬的钱都借不到，最后在干妈那儿借到六十元钱，还受到一通奚落。
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间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泪，总不能了。
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从此，他放弃了正义感，一心只想往上爬。
所以，张爱玲遇见胡兰成，并与之相知、相爱，绝对是一个错误。
知心爱人赖雅1955年，张爱玲如一叶浮萍飘到了美国，生存的压力再一次摆到了面前。
一时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其他收入，要生活下去，必须租房子。
无奈之下，她效仿美国作家，向写作基金会之类的组织寻求帮助。
1956年3月13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三十六岁的张爱玲，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遇到了赖雅，一个六十五岁的美国老头儿，一个真正懂她、爱她的男人。
这也许是上天对她的眷顾吧。
费迪南•赖雅，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
1891年出生于费城，父母是德国移民，很小的时候就能即兴赋诗，被誉为神童。
大学期间，写过一部诗集《莎乐集》；后入哈佛大学读文艺硕士，写剧本《青春欲舞》。
他生性好动，兴趣广泛，除了文学，还喜欢棒球和摄影。
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一年后，辞职远赴欧洲，参加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后归来，索性什么职业也不要了，当起了自由撰稿人。
他骨子里狂放，喜欢漂泊不定的生活，一半时间都在周游列国；一半时间待在国内，长期为好莱坞写电影剧本。
他的剧本，受到了许多制片人和导演的欣赏。
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多岁的赖雅，几次中风后，身体开始走下坡路，所写的作品大多没能发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贫病交加的赖雅与张爱玲相遇了。
真爱，在这对年龄相差二十九岁的恋人间燃了起来，势不可挡。
张爱玲初到美国，经济上几欲陷入困境。
尽管手头拮据，送赖雅去纽约时，在火车站给了他一些现金，以备急用。
看到同样是前途无着的张爱玲这样体谅自己，赖雅感动不已。
1956年，他们举行了异常简单的婚礼。
从此，开始了真正相濡以沫的生活。
传统小说的特征
传统小说形式与现代性的统一 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我有点心虚，因为我根本无法将它解释清楚。
但如果不使用这个概念，又实在没有其它的概念可用。
所谓概念，我觉得，用当然是要用，但没有必要将界线划分得过分清晰，因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往往不在于性质上的截然两分，而在于程度上的缓慢过渡，倘若我们只是固执地使用过去那种立场鲜明的分析方法，就必然无法妥善处理其间广大而暧昧不明的过渡地带，结果只会导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逻辑。
拿“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说，我们不妨将它理解得宽泛一点。
按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意思：“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世界被遗忘，这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则说这个论断只对了一半，而我觉得，可能还对不到一半，因为“现代性”这个概念太大，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即便概括得再怎么高明，也是枉然。
曾有很多人谈及现代性的标志或者说是特点，包括孤独、断裂、漂泊、“理智中心”（卡西尔）的失落，“统一性”（本雅明）和“总体性”（卢卡奇）的缺失，等等，伊哈布·哈桑甚至将现代主义的特征作为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照列了一张表，其中又包括目的、形式、预谋性、此在、逻各斯、语句组合、隐喻、超验性，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视作现代性内涵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掌握一个概念的全部内涵。
可能，这样解释还是太抽象了，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本雅明的方法。
在本雅明的眼里，“现代性”并不附着于抽象、费解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生存体验体现出来的，它渗透于巴黎拱门街的繁华空气中，从街头汽灯向电灯的转换，到夜游者的减少、报纸的流通、以及照相机对瞬间的捕捉，都浸染了现代性的某些质素。
后来，在哈佛教书的中国学者李欧梵也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过渡，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一书中，他描绘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作为中国现代化之先锋的上海的图景，包括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亭子间”生活、城市和游手好闲者，继而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如“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上海电影的都市语境”等，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李欧梵似乎倾向于将现代化理解为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一旦形成，报纸、传媒流通起来，社会就不再是封闭的了。
《上海摩登》的后面一部分涉及到上海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如施蛰存的怪诞、刘呐鸥、穆时英的摩登、邵洵美、叶灵凤的颓废和浮纨、张爱玲的苍凉，这显然说明文学中的现代性因素的产生乃是根源于社会的现代化。
虽然，现代主义的文学比之传统文学更表现出一种“内”的倾向，但追根溯源，其成因仍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问题在于，富于现代性的、或者说是现代主义的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性在文学之中究竟有哪些重要体现
这里面的内容当然也很宽泛，不可能总体把握，说得太细了，也没有什么用，我的感觉是，除了写作的个人化之外，还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总体特色的暧昧、不鲜明。
一方面是小说中人物的暧昧，我们不再能将他们分成好人和坏人这样截然对立的两类，人物具体的个性也不再像传统文学中那样鲜明和一贯，多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伦理道德等因素的暧昧，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努力摆脱沉重的旧伦理教条的同时，也在试着营造一种新型的伦理，这种伦理比之传统伦理更显得自由、不死板，因而能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情况。
好像昆德拉就一直在强调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它不再是一种绝对化的神圣之物，从天上落到地下来了，还有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如《红白蓝三部曲》和《十诫》里面，也很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二、个人与外界的断裂。
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有意地将自己摆在一个与外界环境完全对立的位置，如卡夫卡在《地洞》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对外界的恐惧和躲避，或者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那种内心与外界、回忆与现实的对抗，都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内涵和价值就不再是蕴涵于他对集体的功用以及他作为集体中之一员的身份里面，而是通过他作为个体与外界的对抗体现出来的。
三、意义的消解。
传统文学作品习惯于虚悬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通常是一些道德等方面的大问题，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忠”和“义”是始终如太阳一般悬挂在人物头顶上的，而大多数人物也就莫名其妙地为了这个虚幻的“意义”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梁山好汉之被招安即是最佳的例子。
到了《红楼梦》里面，这个意义就几乎不见了，整本小说都显得极其复杂晦涩，为什么直至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喜欢研究《红楼梦》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原因。
并不是所有经典都适合重读的，《伊索寓言》放到今天来看，就相当的幼稚。
有一点必须说明——以上三个特点只是个人的一点总结，代表不了什么，可能有些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这些特点，也可能有些传统的作品已具备了这些特点（如昆德拉所说的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在《庄子》中即有体现）。
我的目的是，用这三点做一个大致的尺度，来衡量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小说——波兰作家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的《名望与光荣》。
《名望与光荣》写于二战之后，篇幅浩大，人物众多，涉及到一战、二战和大萧条时波兰的情况，这部小说，从形式上讲，不属于现代主义的作品，它类似于《战争与和平》，主线是三个家族的盛衰，时代背景、人物、情节等都很清晰完整，重要的是，如何从这种传统的形式之下挖掘出现代性的内涵来，以证明，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的特性，是广泛存在于二十世纪小说当中的。
张振辉先生著有一本《20世纪波兰文学史》，在谈到《名望与光荣》时，他说这部小说“更多地是通过各种人物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从侧面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且以回忆、梦幻、意识流等手法展示他们在社会事变中的不同心态，因此这是一部综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表现手法的成功之作”。
这种观点主要是从创作手法或者说是形式的意义上来探讨其现代性，但文学上所谓“现代主义”，肯定不只是诸如意识流之类的创作手法和技巧，它有“精神气质”（ethos）上的内涵，也就是说，在抛开形式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内在的特质将它与传统文学作品区分开来。
为了找到《名望与光荣》在“精神气质”上所具备的现代性，这里不妨拿它和《战争与和平》做一下对比，看有哪些不同，同样是史诗性作品，同样是鸿篇巨制，同样涉及到战争、和平、爱情和家族盛衰，一部写于十九世纪，一部写于二十世纪，肯定有很强的可比性。
首先，是人的孤独。
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曾分析说：“现代资本主义在无限扩展了人类外部世界的同时，却在人类自我与世界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
这道鸿沟意味着人的自我与世界分裂了，人与世界不再和谐，不再具有一体性。
”而此前，这种分裂是不存在的，如卢卡奇所说，荷马史诗时代所体现出的精神是人类自我与世界的整体性，同样，中国的古人也讲究“天人合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裂呢
按照本雅明的意思，现代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侵吞人类自我的倾向，特别是机械复制，印刷机、照相机、留声机、摄影机……人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而非事物的本身。
本雅明的见解显然很高明，他死得早，看不到今天的世界，如今，“机械复制”已扩张到了更广大的领域——通过各种传媒方式，假如某明星在演唱会上穿了某种款式的衣服，不出数日，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穿上同样的衣服，人们学习明星的谈吐、风格，靠整容来改变仪表上与明星的差距，于是，“个性”也被无限复制了。
有更彻底的，那就是克隆技术，这种技术是机械复制登峰造极的成果，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已没有什么是不可复制的。
为了反抗复制，反抗自我、个性的被侵吞，人们只有日益退回到个人的狭小空间里负隅顽抗，“现代人的孤独”由此而产生，所以本雅明说：“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
或许这句话有些武断，我们改一改，改成“现代主义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就精确得多了。
这方面，卡夫卡是最典型的例子，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很矛盾，他孤独并且惧怕孤独，但同时又担心失去孤独，因为一旦与外在世界融合起来，他就会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他不能容忍自己必须与一个女人朝夕相处，他要保留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以便写作（写作几乎就等于他的生命）。
假如拿《战争与和平》和《名望与光荣》做一下对比，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区别来。
《战争与和平》里也有孤独，皮埃尔和安德烈都常常感到孤独，但这种孤独并不是作为一种底色存在于他们生命中的，更重要的是沟通，或者说，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存在沟通的障碍，因此，即使他们的一生充满坎坷和不如意，也会时时感到幸福的慰籍，这种慰籍即由沟通而来。
《名望与光荣》则不同，遍观整本小说，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那种生命个体的恒久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哪两个人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包括姐姐与弟弟之间，哥哥与妹妹之间，甚至夫妻、父子、母子之间，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奥拉结了婚，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中，丈夫对她百依百顺，儿子英俊，女儿漂亮，但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对儿子女儿，她都有一种莫明的生疏感，所以她孤独，不快乐；雅努什一直都生活在孤独和郁郁寡欢之中，就更不必说了；最典型的是埃德加尔，这个孤独的作曲家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到了临死的时候，他客居他乡，一贫如洗，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想从中找出某些暖色，最后将思绪落到了妹妹的身上，那时他喉中有肿瘤，已不能说话，哆哆嗦嗦地用笔将心中所想写给妹妹看：“我只爱过你。
”但他的妹妹爱尔日别塔看了以后只是漫不经心地一笑，在随后整理房间的时候就将这字条扔进了废纸篓里，这让埃德加尔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正如书中所写的：“健康的人不理解一个临终的人是不会开玩笑，也不会信口胡言的。
爱尔日别塔不理解‘我只爱过你’这句话的每一个字下面都蕴藏着某种伟大而重要的东西。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这么困难，我们都是孤独的。
其次，意义的消解。
与《悲惨世界》一样，《战争与和平》里是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意义的，追求理想的人们为了这个意义而奔走一生，做出各种选择，虽然辛苦，但同时也为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人生意义而感到充实和快慰——这不仅符合那个时代的特色，也符合托尔斯泰的性格，到了《复活》里面，“意义”的作用愈发彰显出来。
《名望与光荣》里则不同，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悬在上面，因此人物做各种事、进行各种选择的动机都显得十分盲目，比如雅努什，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冷落的贵族家庭里，姐姐嫁到了名门望族里去，父亲对他不好，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爱情，是爱上了定格在年少时舞会上那一刻的阿丽亚德娜——只限于那一刻，阿丽亚德娜衣着华丽，站在楼梯上朗诵勃洛克的诗——也就是说，他爱上的并非真正的阿丽亚德娜，而只是属于那一刻的虚幻、不自然的她。
他没能和阿丽亚德娜结婚，虽然他极力争取。
由于阿丽亚德娜背叛了革命出逃法国，她心中充满悔恨，已觉人生了无滋味，后来她做了修女，再后来就自杀了。
而雅努什也渐渐感到了他与阿丽亚德娜之间的生疏。
之后，雅努什参军打仗，与佐霞结婚，这些举动都是无目的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和谁打仗，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娶佐霞（他并不爱她）。
到了中年，佐霞死了，他就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回忆当中，并四处旅行，以寻找旧日的足迹——可找到了又能怎样呢
他不知道，所以这也是无目的的。
还有他的死，他本可以不死、可以逃走的，但他却急急忙忙地将自己送到了纳粹军官的枪口下，究竟动机在哪里
说不清楚，只是死得毫无意义，后来雅德维加（一个爱他的女人）在回忆他的一生时说：“他的一生只有两次这么赶快过，一次是忙着娶那个佐霞，再有次就是急急忙忙去见那些德国人。
”他向来矛盾重重、犹豫不决，可这仅有的两次果断，也是盲目的。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处在类似的盲目之中，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只好如没头苍蝇一般地生活。
有另一种说法，即《20世纪波兰文学史》中的说法，认为尽管书中人物的人生显得缺乏意义，但最后他们都在爱国主义之中找到了生命的归属。
的确，无论是雅努什、斯彼哈瓦、爱尔日别塔，还是小一辈的安特克、安德热依、海伦卡，他们在小说的最后都与爱国主义和战争联系了起来，甚至死于其中。
但是，我向来就有一个疑问——用简单的爱国主义、青春、热血、牺牲，来作为生命个体的复杂深邃的终极意义，是否合理
爱国诚然是大节，但它不能代替丰富的人生，或者说，人不会仅因为有了爱国的理想，他的人生就再无迷惑了，那只是乌托邦的神话。
对于身处现代的人来说，所要消解的，正是这样一些神话，长久地生活在“意义”的压迫之下，人们已不堪重负，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反问：“你说的‘意义’是什么意义
”就反映了现代人的这种心理。
至高无上的意义导致了另一种独裁，即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等虚假的旗号来支配他人的人生选择甚至生命，因此，为了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消解意义，反抗独裁。
但另一方面，意义的消解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即如前面所说，它使我们的人生变得茫然、无目的，这很类似昆德拉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失去了意义的重压，我们反而会无所适从。
还有，道德作为一种“意义”，一旦被消解掉，失去了其神圣性，会造成什么后果
“相对性的伦理道德”真的可以建立起来吗
意义消解了，《名望与光荣》的内涵因此而趋于复杂，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爱国主义的层面上。
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已无法简单、直接地从小说中获取人生的答案，而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发现无目的的表面之下的潜在之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暧昧、不鲜明的特点。
当然，意识流等手法的运用，也为这部小说增色不少，如埃德加尔临死前那一节，他躺在床上时的心理活动描写，有着很浓郁的意识流色彩。
最关键的是，通过这些手法，当我们读完整本小说，再做整体性的回忆的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已非简单的一幕幕情节，而是幽深的一重重心理意境，人生的孤独、茫然和荒诞已脱离具体的事实而作为一种模糊、持久的意象烙在我们心头了。
论奥巴马的自我修养的作文
几周前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开创了新的美国和世界历史。
但奥巴马的母亲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者。
奥巴马的母亲突破种族偏见嫁给黑人，在于奥巴马的父亲离婚后依然胸怀宽阔，为其父亲树立良好形象，并让奥巴马从小接受精英而多元化的教育，这些非常难得。
我记得在翻译《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一书的过程中有些很难忘的细节。
比如奥巴马小时候六岁跟随母亲去印尼以后，由于母亲没有钱送他去国际学校，只好就送他去了普通当地的印尼学校，而这些学校使用当地语言教学。
尽管如此，奥巴马母亲却深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她加倍努力自己亲自辅导奥巴马的教育。
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她都会在凌晨四点叫奥巴马起床，然后教他三个小时的英文，然后奥巴马再去学校接受当地教育，妈妈还要去上班。
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教育自己的儿子三个小时，一周连续五天，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付出
并且他的母亲对他的寄望很高，从小教导奥巴马做人要诚恳、坦率、有主见。
奥巴马的自信、魄力和拉近不同人群的能力，以及面对强势女性能处之泰然的特点，无一不反映了母亲的影响力。
他们母子俩虽然长时间远隔重洋，但始终关系密切。
奥巴马后来在写给自己两个女儿的信中提到母亲对他的教育：“这正是我在你们这年纪时，外婆想要教我的功课，她把独立宣言开头几行念给我听，告诉我有一些男女为了争取平等挺身而出游行抗议，因为他们认为两个世纪前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这些句子，不应只是空话。
她让我了解到，美国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让它变得更好，而让它更好的未竞任务，就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奥巴马的母亲把独立宣言念给奥巴马听，从小对他进行自由、民主和美国精神的教育，并且从小给他灌输了“领导国家”的理念，她对奥巴马说：“你不能像那些只顾享乐的人一样，总是坐等着机会送上门来。
”正因为懂得抓住机会，才使得奥巴马总是能在机会面前抢先一步。
这种对高层次理想的培养更是极难见到，当然也就造就了非同寻常的未来总统。
这种严格要求的教育方式也被奥巴马运用到教育自己的两个女儿，奥巴马在给10岁的马莉娅和7岁的萨莎写的信中敦促女儿在看到错误事物要挺身而出矫正，并努力工作让其它人也能获得“你们所拥有的机会”，他希望她们能成为有同情心和有责任感的女性，以助建造一个充满梦想和希望的世界。
奥巴马给她们设立以下家规：1.不准出现以下行为：抱怨、哭闹、争辩、纠缠和恶意嘲笑。
2.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比如给自己冲麦片或倒牛奶，自己叠被子，自己上闹钟等等。
3.如果干家务，每星期能从爸爸那里领得1美元零用钱。
4.要求两个孩子安排充实课余生活:马莉娅跳舞、排戏、弹钢琴、打网球、玩橄榄球;萨莎练体操、弹钢琴、打网球、跳踢踏舞。
成功的家庭教育应是，家长注重锻炼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可以宠爱，但不应溺爱。
要有计划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要求一致，持之以恒。
奥巴马要求孩子自己整理床铺，自设闹钟，自己起床穿衣服，干家务等，能锻炼和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自制力、坚韧性等良好的个性品质，孩子也应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这样就能逐步形成劳动的习惯。
除了很好的家教之外，奥巴马成长的过程中书籍对他的影响很大。
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这两所大学都是美国最顶尖的大学。
学校的图书馆是奥巴马当年在哥伦比亚读书时花时间最多的地方，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书籍是奥巴马最好的伴侣和朋友。
现在网上最流行的一张奥巴马照片就是他在哈佛读书是手捧一本书的照片。
读书的好习惯和博览群书性格帮助造就了奥巴马的成长与成功。
在战后美国历届总统中，奥巴马可能是最爱读书的，而且读书的也的确很多。
从他自传广博的知识和优雅流畅的语言中我们能猜想他的阅读是非常丰富的。
美国媒体也认为，他是美国很长时间以来难得一见的“有文化的总统”。
他在自传中提到，每次遇到问题时，他都会找来相关的书阅读，希望从书中得到些启示。
奥巴马认为塑造他人生、最感动的书是《圣经》。
还有莎士比亚的悲剧，不管《哈姆莱特》还是《李尔王》，每一部悲剧都那么丰富。
你可以一年读一次，每年都读，年年有新意，年年都有你不曾留意的东西，书里有对人性两难境遇的洞察，非常有力。
著名文学学者李欧梵说：“即使奥巴马选不上总统，他也有足够资格成为一名作家。
”并称赞该书是“富于文学性的大手笔”。
从回忆父亲到回忆自己的幼年经历，从因身份焦虑而堕落到回到非洲寻求来自父亲的梦想，青年奥巴马的人生围绕寻求非同寻常的种族身份而展开，并被附上了找寻梦想的内涵。
这样很符合政治家自传要达到宣传自己的“政治正确”的目标。
当然，奥巴马又是那么诚恳地展现了他的意图，自传结构被安排得精巧别致。
其中的对话和细节如同小说般生动精彩，遣词造句也凸现了英语的晓畅优美。
奥巴马善于用细腻的文字氛围和诚恳的姿态带领读者去探究他最初的“政治缘起”。
就这一点，奥巴马不当政治家也是个优秀的作家。
于是我想到，听奥巴马的竞选成功演讲时那些让人记忆深刻的句子，我相信他的演讲稿多数是他亲自写就，因为它们的风格、遣词造句与他这本自传的语言都是一致的晓畅优雅。
奥巴马的文学修养是很高的，他还喜欢一些文学性极高一般人很少涉猎的著作。
奥巴马在当选总统后曾与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通过电话。
他在电话中谈了对阿根廷的了解：“大学时曾认真看过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的小说，因此非常了解。
” 奥巴马他最爱读《圣经》外第二喜欢的书呢
有人说就是多丽丝·古德温写的《对手团队：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天才》。
这本书很详细地介绍了林肯内阁的内情，有人望文生义，说奥巴马在选择内阁人选方面，效仿林肯，让白宫内布满了在政治上相互竞争的对手。
奥巴马爱读有关林肯的书，是很自然的。
除了本书外，还有人看到，去年11月中旬时，奥巴马拿着卡普兰的《林肯传》一书。
奥巴马今天当选美国总统成功，与他有一个很好的母亲，很好的家教传统和他爱好博览群书是密不可分的，且不管奥巴马未来的政治主张如何，单就其家庭教育、他母亲的育儿方式和他博览群书的习惯来说，是值得我们欣赏或予以借鉴的。
关于周星驰的书籍有哪些
村上春树（1949－ ），日本小说家。
曾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科就读。
197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问世后，即被搬上了银幕。
随后，他的优秀作品、、等相继发表。
他的创作不受传统拘束，构思新奇，行文潇洒自在，而又不流于庸俗浅薄。
尤其是在刻画人的孤独无奈方面更有特色，他没有把这种情绪写成负的东西，而是通过内心的心智性操作使之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格调，一种乐在其中的境界，以此来为读者，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模式或生命的体验。
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四种美 “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
那就是：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
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
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在中国 在中国，村上春树的影响如晨雾或暮霭一样，弥散在都市的大街小巷，飘忽不定，却又似乎无所不在。
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在他的散文集中提到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排在第十位的便是。
毫无疑问，的被广泛阅读促进了中国人尤其年轻人对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以至对日本人、日本民族的理解，很大程度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村上春树的代表作（以下简称）1989年由漓江出版社刊行，至2000年连同“村上春树精品集”中的另外四本（、、、中短篇集）至少刊行了50万册，其中30万册。
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盘，同年2月推出《挪》“全译本”，至今年4月村上新作中译本面世，4年半时间里累计刊行29种，不仅将村上的小说几乎一网打尽，还旁及部分随笔。
《挪》已印行22次，愈百万册，基本每两三个月便增印5万册。
2003年4月出版的《海边的卡夫卡》亦表现不俗，已印行5次，印数26万余册。
近年来，这两本书基本在畅销书前十位之内或前十五位左右。
今年4月出版的《天黑以后》（AfterDark）发行一个月后即加印2万册，达6万册。
如此粗算之下，村上作品近4年多的印数已逾200万册。
加上漓江时代的50万册，15年来村上作品仅有数可查的正版便刊行了280万册左右，此数字大约已超过新时期出版所有日本文学作品的总和。
这在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图书平均印数不足一万册的中国出版界堪称传奇性印数。
以致村上春树和他的《挪》成了一种文化符号，看不看村上甚至成了“小资”资格证明的一个硬指标。
法国人对村上“不感冒” 在国际上，村上已不动声色地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
截至去年，他的作品已经被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译成或即将译成外文出版，这在日本以至亚洲当代作家中大概独一无二的。
在美国，村上小说已有8种译成英文。
作品奇异的想像力和现代人的疏离感为他赢得了固定的读者群，其声誉甚至不亚于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德国，自1991年出版《寻羊冒险记》德译本以来，村上作品已行销100多万册这主要归功于他以充满惊奇和意外转折的侦探小说手法对内心世界进行的探寻和营造，同时使他获得了“日本的卡夫卡”之誉。
在英国出版界，虽翻译小说仅占6%左右，但10年来也已出版了10种村上小说。
其字里行间充满的温情、美感和某种迷失感育出了英国的村上迷，有的媒体盛赞村上是“世界文学的原声”。
法国人对村上小说则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尽管其主要作品都已译出，但读过的仅有两三万人。
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读者对村上没有新鲜感，觉得其手法像极了欧美作家。
不管怎说，真正形成大众性村上阅读热潮的还是东亚。
除了日本，主要是中国内地、港台地区和韩国。
较之西方文学（或对于西方读者），村上作品多了东方式感伤、优雅、委婉的情境和扑迷离阴阳交错的神秘色彩；较之东方文学或对于东亚读者），村上作品多了明显带有西方文学痕迹的行文风格和西化的道具和视角。
同时，其自我异化式“村上流新个人主义”及其温馨微妙的心灵救赎意味也是吸引东亚读者的重要元素。
王小波曾经和他的哥哥谈起过：人一生的追求除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外，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追求的是力，也就是对世界的理解和控制，比如那些政客、商贾、科学家；另一类追求的则是美，它是一种细腻的情绪，就像大海抚慰人的心灵。
提起村上春树，大凡读过他的人都可以谈起许许多多。
其中最具魅力的，我觉得不妨根据王小波这段话概括成具有能够给人的心灵以抚慰的细腻的文学之美。
记得前年在东京同上见面时，他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读者看我的书的过中产生同感或共鸣，那就是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
那个世界无疑是以文学之美构成的。
那么具体说来是由哪些美的要素构成的呢
我想是否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即文字之美、孤独之美、隐喻之美、深刻之美 文字之美 多数人是因为文字之美才喜欢村上作品的。
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语言艺术，离开了文字之美，也就无所谓文学。
这里所说的文字之美当然不仅仅指优美、华美、“美辞丽句”等通常意义上的美，而主要指文本的独特性。
文本的独特性是文学最可宝贵的品格。
而文本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字亦即行文（文体）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说白了，就是说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大而言之，相对于中文，日文在整体上显然有其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的独特性。
黏黏糊糊絮絮叨叨啰啰嗦嗦藕断丝连拖泥带水，看中译本也一眼即能看出是从日文而非英文、俄文翻译过来的小说。
正因如此，村上才下决心将贴裹在日语周身的“各种赘物冲洗干净……使其一丝不挂”。
这“一丝不挂”，说起来似乎有点骇人听闻甚至不无色情味道，其实就是黏黏糊糊啰啰嗦嗦的反义词——干净、利落、洗炼、自然、清爽雅淡、玲珑剔透。
一位读者来信说，读村上的作品“仿佛在一片明净的沙滩上散步，看远处一片碧水青天，爽呆了
”。
另一位读者说读他的作品“是一种快乐，将生活的每寸空余填满的快乐”。
更多的读者引用《挪》中主人公“我”阅读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时的感想，“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
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
”可以说，这样的阅读感受惟有文字之美才能给予，只有通过细腻的文字之美才能获得。
那么，为什么中国读者对文字之美如此敏感如此情有独钟呢
我粗略看过日本读者和欧美读者的反响。
日本读者诚然中意其“文体”的美妙，但反响没这么热烈；欧美则主要为作品的“奇异的想像力和现代人的疏离感”及“侦探小说手法”等所吸引，几乎未提及文字之美。
相比之下，中国读者对这点差不多达到了一见倾心的程度。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里边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人是诗国子民的遗老遗少，或者说是李白杜甫苏东坡的嫡系或非嫡系后代。
我不是语言学家，没有做过调查，但我总觉得汉语言大概是世界最美的语言之一——尽管理论上任何语种都可以等值交换——至少是最讲究装饰美的语种，如平仄、对仗等应该是只有汉语才具有、才胜任的。
虽说现代人忙了浮躁了，没有那份背着酒壶倒骑毛驴吟风弄月的时间和雅兴了，但这样的文化基因毕竟还留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对文字之美词章之美依然格外敏感和心仪。
文学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享受词章之乐。
那的确是惟独汉字这个古老媒体所能传达的妙不可言的乐趣。
可以说，那是上天对操汉语言之人的特殊恩典。
然而如今讲究文字之美词章之美的文章少了——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原因——惟其少，也就格外渴求。
遗憾的是，中国当今文坛上这样的美文这样的作品似乎供不应求。
试想——也许我孤陋寡闻——除了少数几位的文字，还有多少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字之美、文学之美的名篇佳构呢
更不用说鲁迅、钱钟书笔下那样风格独具的神来之笔了。
举个例子，前些日子我在一家颇有名的散文选刊上，赫然读到“美丽而漂亮的女孩”之句。
惊诧莫名之余，又深感庆幸：还好，总算没说成“美丽而漂亮的男孩”。
不知可否断言，我们得天独厚的宝贝汉语正在低俗化、粗鄙化、猥琐化、打情骂俏化
而具有细腻的文字之美文学之美的村上作品恰恰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文学审美需求。
孤独之美 孤独，一如爱情与死亡，是文人尤其诗人笔下一个永恒的主题。
村上春树笔下的是怎样一种孤独呢
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写了她的感觉：“（我）喝着咖啡，拌着夜色，一页页细细品读。
那时还是夏天，凉凉的晚风透过纱窗，舞起窗帘，吹散啡杯上袅袅的雾气……我的感觉好极了。
细腻的笔触，孤独的生活，似乎就像写我自己。
”是的，村上笔下的孤独是每个人都有的孤独，读起来就像写自己，因而是一无所不在的普通人的孤独。
而且给人的“感觉好了”，是一种很优雅的孤独，很美的孤独。
孤独者大多懒洋洋坐在若明若暗的酒吧里半喝不喝地斜举着威士忌酒杯半看不看地看着墙上名画仿制品半听不听地听着老式音箱里流淌的爵士乐，从不怨天尤人从不自暴自弃从不找人倾诉。
一句话，与其说是在忍耐孤独打发孤独，莫如说是在经营孤独、享受孤独、守望孤独、回孤独。
这也是所谓小资们最欣赏的经典场景、经典氛围、经典情调 不过，村上的孤独并不仅仅出自小市民式的廉价的感伤主义，不单单是对个人心境涟漪的反复咀嚼。
更多的是源于对人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以及社会体制、自身处境的批判性审视和深层次质疑。
这样的审视和质疑促使不断地追忆、不断地出走、不断地寻找。
正如他在2001年以《远游的房间》为题致中国读者的信中所说的：“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
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
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并不存在。
”那么作为村上在找什么呢
我想他是在找生命的真实和尊严，找主体性的完整和纯净，找灵魂的自由和出口。
然而这些东西注定是很难找到的，“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且听风吟》），结果不得不久久彷徨于心灵的荒原，于是感到孤独，进而感到悲悯和忧伤。
幽幽的孤独、脉脉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是村上作品极有特点的调子。
它如黄昏迷蒙的雾霭，如月下遥远的洞箫，如旷野百合的芬芳，低回缠绵，挥之不去。
这里，孤独不仅不需要慰藉，而且孤独本身即是慰藉。
而这无不令中国读者沉醉和神往，无不引起他们的心灵共振。
因为，为数不少的中国年轻人像个掉队的孩子，正处于不断迷失不断寻找的回环途中。
他们寻找风中的旗帜，面对的却是遍地的残片；他们寻找真诚的笑脸，面对的却是伪善的面孔；他们寻找形而上的价值，面对的却是形而下的金钱；他们寻找纯净的蓝天，面对的却是污秽的水沟。
他们感到的是深深的汹涌的巨大的孤独和忧伤。
觉醒者必然是孤独者，自尊者必然是孤独者，正直者必然是孤独者。
虽然这种时候的他们未必次次玩味孤独之美，但村上毕竟提供了一种排遣孤独的出口和升华孤独的范式，亦即提供了自我呵护的技术，使得他们默默保有自成一统的价值观和一贯性，“也能根据情况让自己成为强者”（村上春树）。
隐喻之美以及村上对自己作品的解读 村上的文字固然是“一丝不挂”或者“透明”的，而他的故事却层峦叠障扑朔迷离。
这同村上的创作理念有关。
村上认为“小说这东西说到底就是寓言，就使寓言变得富有现实性”。
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他更是借大岛之口说得直截了当：“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原话出自歌德）。
其实寓言性也好隐喻也好大体是同一回事，都是一种比喻手法一种象征。
庄子的《逍遥游》，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钱钟书的《围城》，都是我们熟悉的隐喻名作。
就是说隐喻（metaphor）本身并不人陌生，但像村上这样如此大量使用的实不多见。
他的隐喻可以说像他的幽默一样比皆是，的确堪称“日本的卡夫卡”。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这是村上处女作《且听风吟》劈头第一句，进入尾声时引用尼采的话：“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结尾句又是一个比喻：“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麻雀的脑髓而已”。
这向我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他的小说日后将有无数精妙的比喻包括谜一样的隐喻出现。
其随后陆续推出的作品果然如此。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的弹子球机和双胞胎女郎，《寻羊冒险记》中的背部带有星形斑纹的羊和羊士和“先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独角兽、夜鬼、“组织”、“工厂”和胃扩张女郎，《挪威的森林》中有气无力的萤火虫和“阿美寮”，《舞
舞
舞
》中的羊男和六具白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反复弹奏的钢琴曲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Star Crossed Lovers），《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人造卫星和摩天轮，《奇鸟行状录》的拧发条鸟和深井和无面人，而《海边的卡夫卡》可以说部小说就是由无数隐喻构筑的巨大迷宫，甚至其本身即是巨大的隐喻。
至于短篇小说中的，更可谓举不胜举。
作为手法，大而言之，是以两条线平行推进的：一表一里，一幽一明，一动一静，一实一虚，一阴一阳，一个此侧世界，一个彼侧世界，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灵异世界……虚实相生，阴阳交错，生死一如，真假莫辨，山重水复，云遮雾绕。
小而言之，就是不断地让什么莫名其妙地失踪。
以动物为例，猫失踪了，羊失踪了，连大象也失踪了，有一部短篇索性就叫《象的失踪》。
一头大象从象栏里失踪了，而且是一老年大象，“老态龙钟，初次目睹之人往往感到不安，真怕它马上瘫倒在地上断气”。
这还不算，象一条后腿还套着铁环，铁环连着铁链，“铁环和铁链一看就知道牢不可破，大象纵然花一百年时间使出浑身解数也全然奈何不得”。
然而就是这样一头大象突然失踪了。
当局动用了警察、消防队和自卫队外加好几架直升飞机折腾到傍晚也没找到，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不用说，若是隔壁家的小花猫或自家养的哈巴狗小白兔什么的失踪倒也罢了，而象在现存动物中大约是仅次于鲸鱼的庞然大物，也就是说乃是最不容易也最不应该失踪的动物，然而它失踪了，消失了，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综合村上在多种场合透露的信息，不难推断象所隐喻的是温馨平和的精神家园，象的失踪隐喻这样的精神家园可能永远消失。
村上1979年在处女作《且听风吟》中曾期待大象“重返平原”（“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描述这个世界”），而1985年在这篇《象的失踪》里则断定“大象和饲养员彻底失踪，再不可能返回这里”。
从我接得的大量读者来信来看，中国读者主要阅读障碍似乎就在这些隐喻上面。
也许来信的大多是高中生尤其女高中生的关系，而我们传统的语文教育——要求他们归纳主题或中心思想的语文教育又习惯性促使他们急于弄个水落石出。
也不仅仅高中生们，大学生们也有读不懂的——于是他们来信问我或在课堂上直接问我，问得我走投无路。
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向始作俑者村上本人求救。
村上倒还配合，以公开信的形式回答说：“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
那就是：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
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
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
”看得出村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答而这样回答的。
据我查阅，村上在其他场合几乎从未这样概括其作品的主题——尽管客观上、某种程度上是其主题——相反，他是反对写作时设定主题的，认为那样一来作品就僵化了。
他谈到更多的仍是隐喻。
2002年7月在就当时刚出版的《海边的卡夫卡》接受采访时以“神话”这一表述方式进一步解释说：“故事（物语）越是发挥作为故事本来的功能，越迅速接近神话。
说得更极端些，或许接近精神分裂症世界。
”他紧接着说的一段话对我们恐怕也很有启示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小说可能有不大适合解析的地方。
……非我自命不凡，有时忽然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写故事时不是就自己身上类似原型的东西一一加以解析，而是像整个吞进石块一样什么也不想地写下去，说到底。
这方面的感觉能在多大程度传达给读者我自是不大清楚。
”（《村上春树编：少年卡夫卡》，新潮社2003年6月出版）这样，势必使用隐喻手法。
可以说，隐喻性、神话性、象征性始终是村上作品的一大亮点。
而中国读者、尤其有一定生活阅历的读者中也还是有不少人对此心领神会，兴致盎然地跟他走进一个个充满隐喻之美的神奇世界。
这里我只引用一位大约是“白领”或“小资”的读者对《奇鸟行状录》中的发条鸟寓义的解读：“它是一只神奇的鸟，是作家在虚幻中对于真实的渴望，是这个世界和生命在岌岌可危中的全部希望所在。
它凝集着人类在此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世界和命运的思索，是人类在极度焦虑的状态中对于回归自然回归生命本质状态的渴求。
” 深刻之美 去年是村上春树出道第25年。
或许为了纪念或庆贺这一年，55岁的村上君索性一飞冲，变成了一只、一只夜鸟，从子夜11时56分飘飘然忽悠悠飞到翌日晨6时52分，而且飞得很高，居高临下，正可谓鸟瞰。
鸟瞰的记录，便是村上的最新长篇《天黑以后》。
这只夜鸟看见了什么呢
看见了在餐馆里同一个年轻男子交的会讲中国话的女大学生玛丽，看见了不分昼夜沉睡不醒的美貌女郎爱丽和从电视里定睛注视她的“面”男士，看见了被嫖客白川暴打后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的中国女孩。
继而通过监控摄像机将目光久久锁定在白川身上：白川，三十五六岁，西装革履，架一副金边小眼镜，文质彬彬，“长相给人以知性印象”，根本看不出是嫖妓之人，更看不出他会因女孩来了月经致使他无法泄欲而大打出手并为防止其报案而将所有衣服剥光带走。
于是，在这部新作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大多时候独自在酒吧或套间里面对窗外霏细雨沉浸在西方音乐声中品味孤独的村上君，不再是呆呆凝视瓶底剩的几厘米高的威士忌或者躺在床上看《纯粹理想批判》的村上君，不再是一味在心灵后花里鼓鼓捣捣精耕细作的村上君，而是一个敢于直面“恶”发掘“恶”的村上君。
然，对于恶的发掘或者说恶之化身的出现并不始于《天黑以后》。
例如《寻羊冒险记》（1982）中的“先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985）中的“夜鬼”、《奇鸟行状录》（1994、1995）中的渡边升和剥皮鲍里斯，以及《海边的卡夫卡》（2002）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
但这些作品中的恶有一个大体相同的特点，即比较模糊和费解，无论人物象还是行为方式抑或时间地点，都往往笼罩在历史的层迷和亦真亦幻的斑驳光影之中，缺乏细部的现实感和实时感，超乎常识常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直到两三年前的《海边的卡夫卡》仍大体如此。
但《天黑以后》不同了。
可以说，村上笔下的恶第一次聚敛为“身高、体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头也几留不下印象”的“普通家伙”，其作恶方式和作恶对象及其后果都是现实而具体的，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尤其令人深思是，白川施暴之后马上若无其事地回公司加夜班，作为以“头号高手”自诩的电脑技师继续听着音乐检修出故障的电脑。
当他回家前在办公室里一件件取出被打女孩的衣服时，脸上居然浮现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仿佛说“这样的物件为什么会在这里
”一言以蔽之，白川没有一丝一毫的作恶犯罪意识，更谈不上反省——这点说有多么深刻就有多么深刻。
总之，村上不仅仅是部分中国读者从中读取小资情调的“软”的作家，而且也是敢于把笔锋指向“恶”、“硬”的严肃作家是敢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有良知有勇气有责任感和问题意识深刻的作家。
深刻也是一种美，一种如刀刃一样闪着寒光的凌厉的美。
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认为，如果说《海边的卡夫卡》仍是在蛋壳中孵化的恶，而在《天黑以后》终于破壳而出。
在发掘“恶”的同时，《天黑以后》中也塑造了作为“善”之化身的日本人。
例如个中国女孩所去的情爱旅馆的女经理就对白川暴行大为愤慨，发誓决不饶过这个“暴打无辜女孩的家伙”。
在大学学中文并即将赴北京留学的女主人公玛丽说她看那个中国女孩第一眼“就想和她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
”或许如一位日本评论家所说：“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对元论社会的反抗》，《朝日新闻》2004年11月12日）。
当然，他的深刻在叩问人的现代性与主体性、思索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终极走向等其他方面也有充分而独到的表现，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本版文字根据6月25日作者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所作演讲整理而成）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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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大厦有~有好几本了，你就从中挑出一下段儿比较精华的评论写在你那论文上就可以了~然后再从网上找几本，我会帮你继续找的，凑十本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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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初也是这么过来的，只不过我写的是《苔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