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浅说读后感
研究《水浒传》主题，绕不开忠义堂前那面“替天行道”杏黄旗。
尽管某些不辩历史实录和文学叙事之差异的学者把“替天行道”当作北宋末年宋江起义自相“标榜”的“口号”。
但实际上，“替天行道”却最早出现于元代水浒杂剧当中。
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元代水浒杂剧是“水浒话语”历史发育过程中一个有着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阶段。
“替天行道”还是宋元时代下层民众主体意识觉醒的艺术折射。
宋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经济向人文经济的历史性转变。
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遍及全国的都会、城镇、市井生活的繁荣，从行商坐贾的贸易往来，到勾栏瓦舍的书会杂剧，从升官发财之竞奔，到宴饮狎妓之消遣，不仅极大地刺激了下层民众追求奢侈享乐生活的物欲，也引发了市井社会对人生意义的普遍关注与思索。
与此同时，社会下层民众的基本构成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宋代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开放弃为官、聚徒讲学之风，与下层民众有了更多的思想联系。
入元以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入仕无门，科举路断，其社会地位仅仅略高于乞丐而低于娼妓，这就打破了文人儒士充任统治阶级思想家的历史梦想，迫使他们或闲适自遣、诗酒为乐，或自觉融入梨园书会之中从事商业性的创作演出，成为社会下层民众感受时代冷暖、渲泄郁闷忧愤最敏感的神经末稍和思维器官。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替天行道”的提出标志着作为被统治阶级的社会下层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他们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家。
“替天行道”连接了小说在阶级意识层面上的不完整性和相互矛盾性，作为内在的精神线索把个人行侠、会合聚义、接受招安、平辽征腊等几大板块，贯穿聚合为整一性的叙事结构和反贪官的叙事表象，并为仇官反叛情绪、正统忠义道德、落魄士人心态、豪侠刚险欲结、市井福乐渴念等这样一些互不联结、甚至相互排斥或否定的阶级意识，提供了一个共同存在于其中的诗性话语空间。
换句话说，正是这些原本互不搭界，甚至相互排斥或否定的阶级意识在“水浒话语”主体审美心理上的融合、互渗与奇变，才凝结成“替天行道”的存在，创造出《水浒传》的诗性话语结构。
因此，在诗学功能层面上，“替天行道”使到《水浒传》成为哲学意蕴的丰富深邃性与美学内质的新颖独创性互为因果的共生体，从而以其巨大的思想情感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前往探险览胜。
《水浒传》这样的优秀文学作品，决不是某种既定思想意识的真实再现或艺术表现，而直接就是思想深邃性与情感新颖性互为因果的独特唯一的诗性话语。
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看到文学在整合性的思想文化史上与哲学、史学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才能在不失去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化特性前提下，把打通文、史、哲由幻想变为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的现实。
20年代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
中国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化. 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的和谐。
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助合作。
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强调以义生利，勤劳敬业。
义利观构成了儒家经济论理在生产行为方面的价值取向。
与以义生利相衬托的是人们的工作态度，早在源点时代一勤劳敬业精神就是令人赞赏的美德，并衍生化为社会共识，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儒家文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追求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利，这就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更大的优势。
近代文学，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
社会原因 中国古代传统体裁的文学，如诗赋词曲等，发展到清中叶，除小说外，如诗、文、词、戏曲等，虽作家作品众多，也在风格流派上彼此竞争，但大都缺乏新的思想内容，因袭旧的艺术形式，日趋衰落，陷于困境。
到了近代，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而同时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八十年中，随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1840～185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义和团运动(1862～1900)、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1～1918)的历史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表面化，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到风格流派，都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直接继承发展古代优良的文学传统，特别是清初至清中叶的爱国主义文学传统，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形成新风貌和新潮流。
同时，那些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传统文学在新形势下也不断地有所变化和发展。
道光、咸丰朝文学 19世纪中叶前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空前危机。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洋货倾销，鸦片输入，白银外流，银贵谷贱，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
加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更无法生存，阶级矛盾不断地尖锐化。
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发展。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
一部分地主阶级开明派，开始睁眼看世界，厌弃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和盛极一时的乾嘉朴学，而研究“经济”之学,强调“通经致用”的学术;并发出了改革腐朽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
文学也突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理论上提出了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反对模拟；创作实践上要求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歌颂广大人民和英雄人物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揭露清王朝及其官僚贵族的昏庸腐朽和社会矛盾，打破了陈腐的面貌，出现了进步的文学新潮流。
这个时期，作家众多，流派竞起，文学呈现繁荣复杂的景象。
首开文学新风气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开明派，以及张际亮、汤鹏、姚燮、贝青乔等。
他们敏锐地看到清王朝内外严重的危机，积极建议改革内政，坚决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写出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
张维屏、陆嵩、朱琦、林昌□等，则从不同角度写了某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诗篇。
后来，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都曾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王韬更以一般古文或文言文用之于报章，使古文社会化或通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诗文作品，批判封建色彩浓厚的陈词滥调，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
这些就是这个时期进步文学的主流。
与此同时，传统诗文也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中兴。
“宋诗运动”继承乾隆、嘉庆间的“宋诗派”，以模拟宋诗为贵，由程恩泽、祁□藻、曾国藩倡导，重要作家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
桐城派古文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梅曾亮等著名作家，形成了“中兴”的局面。
而经学家阮元，提倡以《文选》为范本，实际是提倡骈文，形成与桐城派古文对立的扬州派骈文。
在骈、散之间作调和态度的则有常州的李兆洛。
他实际也是倾向骈文。
这些诗文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就其主导倾向看，是守旧或保守的。
此外，词则有“常州派”的发展。
周济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主张，有进步意义。
但被誉为“倚声家老杜”的蒋春霖的词，内容则多为诬蔑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
小说主要是“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倾向日趋堕落。
同治、光绪朝文学 从19世纪60年代到同世纪末,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相勾结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
中国资本主义大致从这时开始得到初步的发展。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失败后，举国悲愤，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
封建买办阶级如李鸿章卖国投降，但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时出现了相当广泛的改良运动。
一部分由官僚地主阶级转化的上层资产阶级，呼吁救亡图存，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领袖。
在文学上的代表作家则是黄遵宪、 康有为、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他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文学为改良运动服务。
在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
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曾试作“新诗”，反映了改良派对新思想、新知识即“新学”的要求。
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梁启超便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饮冰室诗话》）主张，推尊黄遵宪从理论到诗作实践已为“诗界革命”作了榜样，是推陈出新的“新派诗”。
梁启超虽不以诗人自命，他自己的诗实际也是“新派诗”。
他的“文界革命”主张，是适应资产阶级“开通民智”、改革语文的维新思潮而提出来的。
当时已有人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之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
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
他的散文写作也实践自己的主张,打破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开创了“新文体”。
同样的出于改良的目的，他更提倡“小说界革命”（《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强调小说对改良社会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政治小说”,宣传政治主张、政治理想，直接为改良运动服务。
他更试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未完篇,但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作家也曾利用“杂剧”、“传奇”的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实政治内容,虽不成功,但也表现着他们对戏曲改良的尝试和努力。
翻译文学的兴起，也是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严复、林纾是这个时期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分别以各自熟练的古文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
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不足的。
传统诗文继续发展。
“宋诗运动”的发展，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同光体”；同时出现了拟古的汉魏六朝诗派和晚唐诗派等。
常州词派则朝词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发展。
“桐城派”古文也出现了黎庶昌等新的作家，并对严复、林纾等翻译文有明显影响。
此外，道光年间诞生的京剧，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繁荣。
它进一步吸取地方戏的精华，出现了一些有时代精神的优秀剧目，不少名演员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一个影响深广的重要剧种，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清末民初文学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清代末年到民国初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毅然走革命的道路，积极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腐朽的清王朝，成为广大人民愤恨和斗争的焦点。
许多爱国青年，接着先进人物的足迹,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一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留学热潮。
清政府迫于危亡形势，也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实行“新政”，废八股，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
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先后产生了许多革命小团体。
1905年许多革命小团体的联合，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走向高潮。
它和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斗争。
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文学团体“南社”在1909年正式成立，参加者17人，其中14人是同盟会会员，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各种文学形式一时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进步的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诗歌的突出特点和成就，是以南社为中心、以南社诗人柳亚子、高旭、陈去病、马君武、周实等为代表，慷慨高歌民族民主革命。
秋瑾则是这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
以宣传革命思想为主题的散文，章炳麟取法魏晋古文，青年作家邹容则采取通俗化的古文。
小说出现了揭露黑暗、同情革命的曾朴《孽海花》和歌颂革命的陈天华未完成作品《狮子吼》。
主张一般社会改良的著名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而戏剧说唱等方面，则有汪笑侬改良京剧，黄吉安改良川剧，春柳社、众化团等文明戏即话剧团体的出现，秋瑾、陈天华等用说唱形式宣传革命，以及一批有革命倾向的杂剧、传奇、乱弹等作品。
这一时期保守的传统诗文，主要在北京活动。
“同光体”诗人在北京创立诗社，隐然和“南社”对立。
而王国维则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倡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社会，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
同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革命进步作家有颓唐悲观的,如“南社”苏曼殊等人。
而前一时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也与前清遗老们合作起来。
这些都表现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近代文学的特点 近代文学区别于传统封建文学有以下的特点： ① 文学的政治性、战斗性，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加强和显著了。
进步作家和作品，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外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而斗争。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这个时期文学突出的思想内容。
从龚自珍、魏源到“南社”诗人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密切与现实政治联系，成为日益明显的历史潮流，反映近代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② 文学的题材和内容，文学反映现实的领域空前地扩大了。
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莫不皆然,特别是诗,尤为突出。
它几乎无所不包地反映了新世界、新思想、新事物，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意境。
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诗都表明了这一点。
③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
龚自珍首先突破清中叶以来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统治，成为近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诗人。
他的许多散文和一部分律诗绝句，也表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后来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许多作家，都进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成为文学界自觉的创作运动。
林昌□、陈应昌、贝青乔、黄遵宪等人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④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宣传的需要，出现了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它们起着前所未有的组织、教育与鼓舞群众的作用。
文学的社会作用扩大了，它不再只是案头窗下少数人所用的工具，而是群众的读物。
因此，人们自然地改变了对文学的旧观点，产生了对文学的新估价，这是近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变化，这个变化从晚清到民初新文化运动才特别显著。
⑤ 随着题材和内容的扩大，文学的形式、语言乃至风格特征也有了新的变化，一般趋向通俗化。
龚自珍大量绝句诗，多采“古绝”体，打破清中叶以来诗歌重格律的束缚,以及后来黄遵宪、梁启超对诗风的改变,提倡诗与音乐结合，使得诗能歌唱，是走向通俗化最有代表性的表现。
晚清资产阶级由于开通民智的需要，在文学各方面更自觉地致力于这一点，使文学更有效地为政治服务。
⑥ 由于近代社会迅速的变化以及作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文学发展呈现复杂景象和过渡状态。
进步作家的进步性往往表现不彻底，并有前后期的不同。
传统派作家也不能避免时代潮流的影响，产生某些可取的作品。
新旧派作家都有内容和形式矛盾的作品。
新旧派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联系的一面。
新派对旧形式、旧风格突不破，缺乏艺术上彻底革新的自觉的努力。
近代文学的成就在于它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主流，它的反映现实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和方法，它的语文合一、走向通俗化的探索和努力，为“五四”时代新文学运动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写出十首古诗的解释
鉴赏： 开头的“鹅、鹅、鹅”不只是模拟鹅的叫声，而且把思维的那种跃动表现出来，融为一体。
小诗人用三个“鹅”字道出鹅由远至近的欢叫声，让人渐渐看清它“曲项”的外形和“向天歌”的得意神态，再写鹅在水中嬉戏时有声有色的情景。
表现小诗人细微入神的观察力。
小作者通过白描的手法，简单的略加勾勒，鹅的鲜明形象就脱颖而出。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一幅可爱的动态的形象。
诗中，小作者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心态，去理解和观察鹅，用了拟人的手法，如把鹅的叫声说成是“歌”等。
同时也把色彩的对比，也就是事物的特征表现传达的丰富和全面。
“白毛”、“浮水”、“红掌”、“清波”，相映成趣，扼要鲜明。
这首诗从一个七岁儿童的眼光看鹅游水嬉戏的神态，写得极为生动活泼。
首句连用三个“鹅”字，表达了诗人对鹅十分喜爱之情。
这三个“鹅”字，可以理解为孩子听到鹅叫了三声，也可以理解为孩子看到鹅在水中嬉戏，十分欣喜，高兴地连呼三声“鹅、鹅、鹅”。
次句“曲项向天歌”，描写鹅鸣叫的神态。
“曲项”二字形容鹅向天高歌之态，十分确切。
鹅的高歌与鸡鸣不同，鸡是引颈长鸣，鹅是曲项高歌。
三、四句写鹅游水嬉戏的情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浮”“拨”两个动词生动地表现了鹅游水嬉戏的姿态。
“白毛”“红掌”“绿水”等几个色彩鲜艳的词组给人以鲜明的视觉形象。
鹅白毛红掌，浮在清水绿波之上，两下互相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白鹅嬉水图”，表现出儿童时代的骆宾王善于观察事物的能力。
骆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齐名，被称为“初唐四杰”。
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代他写《讨武檄》。
檄文罗列了武后的罪状，写得极感人。
当武后读到“一抔土之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极为震动，责问宰相为何不早重用此人。
徐敬业兵败后，骆宾王下落不明，有被杀、自杀、逃匿不知所终等传说。
无论从什么角度和方面看，在艺术上，这首诗都是堪称一绝的。
简单意思： 鹅，鹅，鹅， 弯弯的脖子对天唱着歌。
一身白毛浮在绿水上， 一对红掌拨起清水波。
【诗文解释】 ： 好雨知道下雨的节气，正是在植物萌发生长的时候。
它随着春风在夜里悄悄地落下，悄然无声地滋润着大地万物。
雨夜中野外黑茫茫，只有江船上的灯火格外明亮。
天亮后，看看这带着雨水的花朵，娇美红艳，整个锦官城变成了繁花盛开的世界。
【注释】： 1. 乃：就。
5. 径：乡下的小路。
2. 发生：催发植物生长。
6. 红湿处：雨水湿润的花丛。
3. 潜：暗暗地，悄悄地。
7. 花重：花因沾着雨水，显得饱满沉重的样子。
4. 润物：使植物受到雨水的滋养。
8. 锦官城：成都的别称。
咏柳 唐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注释] ⑴ 柳：柳树，落叶乔木或灌木，叶子狭长，种类很多。
本诗描写的是垂柳。
⑵ 碧玉：碧绿色的玉。
这里用以比喻春天的嫩绿的柳叶。
⑶ 妆：装饰，打扮。
⑷ 一树：满树。
一，满，全。
在中国古典诗词和文章中，数量词在使用中并不一定表示确切的数量。
下一句的“万”，就是表示很多的意思。
⑸ 绦：用丝编成的绳带。
丝绦：形容一丝丝像丝带般的柳条。
⑹ 裁：裁剪，用刀或剪子把片状物体分成若干部分。
⑺ 二月：农历二月，正是仲春时节。
⑻ 似：好像，如同 〔导读〕 此诗借柳树歌咏春风，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她是美的创造者，赞美她裁出了春天。
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
比拟和比喻新奇贴切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唐诗笺注》云：赋物入妙，语意温柔。
这是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
写杨柳，该从哪儿着笔呢
毫无疑问，它的形象美是在于那曼长披拂的枝条。
一年一度，它长出了嫩绿的新叶，丝丝下垂，在春风吹拂中，有着一种迷人的意态。
这是谁都能欣赏的。
古典诗词中，借用这种形象美来形容、比拟美人苗条的身段，婀娜的腰支，也是我们所经常看到的。
这诗别出新意，翻转过来。
“碧玉妆成一树高”，一开始，杨柳就化身为美人而出现：“万条垂下绿丝绦”，这千条万缕的垂丝，也随之而变成了她的裙带。
上句的“高”字，衬托出美人婷婷袅袅的风姿；下句的“垂”字，暗示出纤腰在风中款摆。
诗中没有“杨柳”和“腰支”字样，然而这早春的垂柳以及柳树化身的美人，却给写活了。
《南史》说刘悛之为益州刺史，献蜀柳数株，“条甚长，状若丝缕。
”齐武帝把这些杨柳种植在太昌云和殿前，玩赏不置，说它“风流可爱”。
这里把柳条说成“绿丝绦”，可能是暗用这个关于杨柳的著名典故。
但这是化用，看不出一点痕迹的。
“碧玉妆成”引出了“绿丝绦”，“绿丝绦”引出了“谁裁出”，最后，那视之无形的不可捉摸的“春风”，也被用“似剪刀”形象化地描绘了出来。
这“剪刀”裁制出嫩绿鲜红的花花草草，给大地换上了新妆，它正是自然活力的象征，是春给予人们美的启示。
从“碧玉妆成”到“剪刀”，我们可以看出诗人艺术构思一系列的过程。
诗歌里所出现的一连串的形象，是一环紧扣一环的。
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国古代有不少著名的美女，柳，为什么单单要用碧玉来比呢
我想，这有两层意思：一是碧玉这名字和柳的颜色有关，“碧”和下句的“绿”是互相生发、互为补充的。
二是碧玉这个人在人们头脑中永远留下年轻的印象。
提起碧玉，人们就会联想到“碧玉破瓜时”这首广泛流传的《碧玉歌》，还有“碧玉小家女”（肖绎《采莲赋》）之类的诗句。
碧玉在古代文学作品里，几乎成了年轻貌美的女子的泛称。
用碧玉来比柳，人们就会想象到这美人还未到丰容盛鬋的年华；这柳也还是早春稚柳，没有到密叶藏鸦的时候；和下文的“细叶”“二月春风”又是有联系的。
别董大 别董大二首（其一） 高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别董大二首（其二） 高适 六翮飘飖私自怜， 一离京洛十余年。
丈夫贫贱应未足， 今日相逢无酒钱。
[注释] 1．董大：唐玄宗时著名的琴客董庭兰。
在兄弟中排行第一，故称“董大”。
2．曛：昏暗。
3．君：指的是董大。
[简析] 这是一首送别诗，送别的对象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
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
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
惟有河南房次律（盛唐宰相房官），始终怜得董庭兰。
”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
但在这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前两句“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用白描手法写眼前之景：北风呼啸，黄沙千里，遮天蔽日，到处都是灰蒙蒙的一片，以致云也似乎变成了黄色，本来璀璨耀眼的阳光现在也淡然失色，如同落日的余辉一般。
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群雁排着整齐的队形向南飞去。
诗人在这荒寒壮阔的环境中，送别这位身怀绝技却又无人赏识的音乐家。
后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
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
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
高适的《别董大》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关于董大，各家注解，都认为可能是唐玄宗时代著名的琴客，是一位“高才脱略名与利”的音乐圣手。
高适在写此诗时，应在不得意的浪游时期。
他的《别董大》之二说：“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
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
这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前两句，直写目前景物，纯用白描。
以其内心之真，写别离心绪，故能深挚；以胸襟之阔，叙眼前景色，故能悲壮。
曛，即曛黄，指夕阳西沉时的昏黄景色。
落日黄云，大野苍茫，唯北方冬日有此景象。
此情此景，若稍加雕琢，即不免斫伤气势。
高适于此自是作手。
日暮黄昏，且又大雪纷飞，于北风狂吹中，唯见遥空断雁，出没寒云，使人难禁日暮天寒、游子何之之感。
以才人而沦落至此，几使人无泪可下，亦唯如此，故知己不能为之甘心。
头两句以叙景而见内心之郁积，虽不涉人事，已使人如置身风雪之中，似闻山巅水涯有壮士长啸。
此处如不用尽气力，则不能见下文转折之妙，也不能见下文言辞之婉转，用心之良苦，友情之深挚，别意之凄酸。
后两句于慰藉之中充满信心和力量。
因为是知音，说话才朴质而豪爽。
又因其沦落，才以希望为慰藉。
这首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
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如何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
又如何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