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文化觉醒 中国崛起后感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是周恩来爷爷的名句，它激励着一代代青少年奋发图强、努力向上的斗志。
我们当代的小学生不仅要掌握课堂上的知识点，还要更多诵读古代圣贤经典、科普知识书籍。
在每周一的清晨，我们学校总会举行升旗仪式，那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蔚蓝的蓝天下，伴着初升的朝阳，在嘹亮的歌声中，冉冉升起。
此时，耳畔响起了那雄壮的旋律，当少先队员在国旗下讲话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如江水一样的翻滚着…… 当时的旧中国，正值混乱、屈辱的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定，香港、澳门的割让，山东半岛的侵占，东北三省的沦陷，圆明园的毁灭，南京的大屠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耻辱。
仰望着五星红旗，回首千百年来旧中国所受到的耻辱，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唤醒了东亚雄狮，中国，从此觉醒了，发展了，滕飞了…… 在《历史的选择》一文中，我看到了少年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故事，目睹了伯父所说的中华不振国人就要受欺负的社会惨状，就立下了要为祖国而读书的志向。
修身课上他更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的豪言壮语，赢得了魏校长的喝彩。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想，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中，一定闪烁着一种光芒，这种光芒，让人们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
为了这无比远大的理想，他远渡重洋，东渡日本……在他的心里，我相信始终是“中华，崛起，读书”。
他的理想实现了，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已经大跨步向新时代迈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了，2008年，象征着奥运的五环旗也在北京鸟巢的上空漂扬了，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美满幸福了…… 然而，生活的富裕，使不少的学生开始了安逸的生活，他们不认真读书，不好好写作业，有的不按时到校学习，他们沉迷于网络、游戏室，不思进取，可他们想过没有，新中国的崛起，是靠无数的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是靠13亿中国人努力奋斗才得来的，如果我们这样下去，中国不又走回原来的老路了吗? 今年，十二五规划已经全面启动了，为了我们的理想，为了我们的中国能更好的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读 文化觉醒 中国崛起后感读后感怎么写
放眼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葡萄牙,这论面积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份,15世纪时还不到100万的人口的小国,当初仅仅是为了获取香料这个简单的愿望,却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航海时代.他的成长,如同一艘小船经历了海上的大风大浪,日益看到耸立在海中央明亮的灯塔,最终成为了第一代世界大国.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昌盛并不是以人口、面积来衡量的,葡萄牙所展示的就是他磅礴的勇气和不屈的傲气.他用他磅礴的勇气和不屈的傲气向全世界证明着他们的力量不可小觑. 再观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记得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曾说过：“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在这个教育普及的国家中仅柏林洪堡大学就有29位科学家加冕过诺贝尔奖.难怪德军总参谋长毛奇早就自豪的说过：“德国的胜利早已在小学生的讲台上决定了!”我们从中可知,国家总在不断的发展,而人类短暂的生命永远也无法比拟一个国家漫长的历史,人类渺小的功绩永远也无法比拟一个国家的莫大的荣耀.所以,培育下一代的幼苗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人类不断延续,永不熄灭的香火,是世世代代国家的精神传递的骨干,德国正以这一点换来了最终的胜利……
叶自成《中国崛起》读后感
看完《中国崛起》后，我一直把中国的历史，比作一碗夹杂着 辛酸的 “三鲜汤” 。
“三鲜汤” 是由中国大众作为汤， 义和团、 1919 年的五四运动、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三鲜构成的。
而对 于中国大众、中国占绝大比例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份不愿回忆的 记忆，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痛楚，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 部辛酸的历史。
就在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 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 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深受其害，义和团运动就在 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产生了。
1901 年，清政府最终与十 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的签订， 。
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清政 府已经成为列强奴役中国人民的侩子手。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 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 大的历史意义。
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 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 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反动卖国的清政府； 最后，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 推动作用。
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存在，看到了 清政府的吃人面目，这是第一味鲜。
教科书上对五四运动的定性，是 1919 年 5 月 4 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1919 年 1 月 18 日，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 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提出取消 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二十一 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 项权利等要求。
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 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 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进而出现了彪炳史册的五 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五 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中国工人阶 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这一次的革命让中国大众知 道了新文化运动，让民众不再愚昧、不再封建，为人们大众 翻身做主人打下坚实的基础，是第二味鲜。
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中 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
文化建设与中国大国崛起
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文化部党组成员、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顾问，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论现代领导之道》、《和中青年干部谈谈领导能力》、《执政党建设理论学习纲要》、《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点》、《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笔记》、《论十七大的历史性成就》、《论》、《论陈云》、《廉政论》等。
主编有《论党的民主集中制》、《论实事求是》、《论中国国情》、《全国廉政文化绘画书法精品集》、《文化价值》、《文化责任》等。
有西方战略学家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
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有远见的。
大国崛起，要有经济准备、政治准备，也要有文化准备。
一、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同民族素质问题相联系的，是民族自信心问题。
我国民族素质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民族自信心不足是一个重要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讲过，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
毛主席讲的，是两个落后，一个经济落后，一个文化落后。
他后来还有个形象的说法，叫一穷二白，穷指的是经济，白指的是文化。
而且他还讲过，落后就要挨打。
经济落后问题，引起了全党全民族的高度重视，经过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虽然我国的人均水平仍然很低，但完全可以说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已经或正在得到根本改变，我国的硬实力明显增强。
但能不能因此说，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也得到了根本改变呢
我认为，至少目前还不能这样说。
我个人的认识是，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还需要大大加强。
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分析，讲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发生重大改变，是因为我国有两个根本优势： 一个优势是思想理论优势。
讲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能不讲思想理论。
理论是文化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先进文化的旗帜，实现了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我们党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形态。
另一个优势是政治制度优势。
我们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
只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根据新的实践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将始终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
这两大优势，保证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讲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是因为在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面前，我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三个历史性挑战： 一是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
中国文化曾长期陶醉于以自己的辉煌成就铸造的思想牢笼中。
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在经历了与西方文化反复的比较和冲撞后，人们发现在器物和制度的背后是传统文化阻碍着国家的进步，于是传统文化成为批判的矛头所向。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洗礼，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发生某种动摇，核心的价值体系、符号系统正在或者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
从国家意识形态到国民教育体系、从精英阶层的主流话语到市井语言都显示出某种传统的缺失。
道德颠覆、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理想淡化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主流文化价值系统受到了挑战。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强国文化扩张势头强劲。
随着西方文化产品的多渠道大量输出，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到世界各地，“西方文化中心论”甚嚣尘上。
一些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不断受到侵蚀,本土文化、民族传统受到极大影响,许多民族语言、艺术品种濒临灭绝,极大削弱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这里有一个怎样看待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问题。
上世纪40年代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提出了著名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黄炎培问题”。
此外,还有非常有名的“梁启超问题”和“李约瑟问题”。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道：“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皇皇巨著时，曾经为之感叹而又感叹，他感叹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在历史上创造了那么多世界第一；而令他更为感叹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这三个问题，虽然处在不同领域，而追根溯源，说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说明我们的文化是有缺陷的。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
既要认真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以便把我们的优秀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又要认真反省我们文化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地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并且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和解读，使之产生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民族素质和民族自信心问题。
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民族素质显著提高。
但也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度、深度和前进的速度前所未有，就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我们的素质准备是不够的。
而从历史的和世界的视野来观察，一个大国的崛起，良好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是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之一。
这里举德国和日本两个例子。
德意志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举世闻名的大师，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爱因斯坦、巴赫、歌德、海涅等等。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广大的德国民众，成为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讲理性，守纪律；二是文化素质普遍较高；三是崇尚自强不息精神。
歌德的《浮士德》所讲述的故事就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很多德国人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
一直到现在，德国的产品质量在世界上有口皆碑，举世公认，其原因就是他们保证质量，不断改进，总是追求更美好、更完善的目标。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德意志民族才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再看日本，过去我们只知道日本企业家长于精细化管理，而这种精细化的思想，其实早已根植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40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
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
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60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
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尽管压力巨大，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
这一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
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1米距离。
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类似细节不胜枚举。
细节说明素质，细节决定素质。
同民族素质问题相联系的，是民族自信心问题。
民族自信心也是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民族素质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民族自信心不足是一个重要表现。
比如，在西方人面前，我们的知识精英和群众常常表现出不自信。
从文化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三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问题。
一般认为，美国文化席卷全球有“三片”：好莱坞大片；薯片——美国快餐文化；芯片和微软操作系统。
从整个西方文化来说，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标志性的主导性话语，古希腊时期有“民主”，罗马时期有“法律”，文艺复兴时期有所谓“人”和“人性”，现代则有所谓“理性”和“个人意志”，等等。
而与此相比较，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声音是很微弱的,确切地说，还谈不上影响力。
中央电视台对欧洲、美洲、亚洲三十多个中文台的台长和播音员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你认为谁是中国的名人?答案几乎都选的是李小龙，只有一位韩国人认为是孔子,因为韩国认为自己是儒教国家。
另一个题目是,列出四位美女,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问谁的知名度最高?答案全都是巩俐。
这个情况说明，许多西方人连中国文化的常识都不懂。
当我们在竭尽全力整理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时,西方人对我们的文化却充满误读。
在文化产业方面，总体存在着西强我弱的态势，短时期内还难以改变。
二、大国崛起的文化条件 从大国崛起的历程和经验中可以看到，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因为在这以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只有局部的接触和交往，没有人知道完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开展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从而才有了世界性强国的概念。
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发达的海洋文化建立起近代最早的殖民强国。
荷兰则依靠领先世界的商业文化而称雄世界。
而英国的崛起，靠的是高度发达的工业文化。
美国两百年的历史，基本上走在世界前列，靠的是创新文化。
从大国崛起的历程和经验中可以看到，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布·布克哈特，对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曾作过精辟分析，他认为：中世纪时，人们无论观察世界还是认识自己，都被一层宗教信仰、无根据的幻想和成见的纱幕遮住了，意大利人首先撕去纱幕，认识世界和自己，从而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去促使他们创造奇迹。
但丁这样的诗人在经院哲学笼罩下的欧洲决不可能出现。
在15、16世纪，有许多人把个性发展到最高的限度，加上坚强的性格，和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遂成为许多方面有成就的天才人物。
粉碎了中世纪的枷锁之后，意大利人不但发现了世界，还发现了自己。
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成就是对人性的发现。
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是在意大利成熟的。
大国崛起的文化条件，以下四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一）强化国家意识、坚守文化传统是大国崛起的必要前提。
国家意识是对民族存在的一种自觉，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增进民族认同，提高人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国家意识还是强化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愿望。
坚定的国家意识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同国家意识不可分割的，是文化传统。
坚守本国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增强国家意识的内在要求，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
如果给新兴大国划一个崛起坐标，有两个特点是鲜明的，就是老祖宗没有丢，又有新创造。
（二）增强文化感召力是提高国家战略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文化作为一种以思想意识、精神为特征的无形的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能够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和控制。
随着整个人类的进步和觉醒，相对于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或科技实力等有形力量，以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战略作用日益增强。
文化感召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胜负。
（三）培养开放的民族心态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民族文化在多样化的世界文化中不能像古董一样封闭在玻璃瓶中供人观赏。
对一国来说，只有勇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才能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振兴和发展民族文化。
近代先后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开放心态在借鉴和吸收中发展自己的。
当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园地时，欧洲各国的学者纷纷来到意大利，接受它的先进文化；当英国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法国的一批思想家也到英国考察学习，成为“英国狂”；日本为了振兴强国，派出政府考察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大力输入西洋文明特别是西洋科技文明；美利坚民族也不断从欧洲先进思想中汲取营养；俄国的彼得一世甚至以沙皇之尊匿名到欧洲学习考察。
（四）坚持思想引领和制度创新是促成大国崛起的深层原因。
思想理论的创新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一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
其中，最关键的是“人心的改变”。
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先导的。
英国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蕴和独树一帜的科技思想为英国取得长久稳定的世界霸权提供了重要基础。
德国是富有理论思维传统的国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杰出哲学家的思想,成为德国大国之路的重要思想源泉。
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影响更为深远，竞争更为剧烈。
三、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加强文化建设 文化是国家的根脉。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谁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确立一个战略目标: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奋斗，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文化的落后状况，要努力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华文化优良传统、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体现大国风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的前列。
为此，必须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加强文化建设。
第一，充分认识文化的战略地位。
文化是国家的根脉。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谁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
要确立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上，多动一些脑筋，多想一些办法，多用一些功夫，多采取一些措施，力争使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突破性的发展，使我国的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第二，建立充分的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数典忘祖；也不能泥古不化，拜倒在古人脚下。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色。
我们要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伟大价值，从我国伟大的历史文化中建立起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创造新的历史文化高峰。
第三，加强文化观念建设。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挑战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因此，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是一个战略问题。
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做精雕细刻、潜移默化、入耳入脑、深入人心的工作，并以此带动社会道德规范、法制规范和行为规范建设，促进全党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第四，夯实文化建设基础。
要把文化发展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国民素质这个最重要基础上。
有必要实施国民素质建设伟大工程，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努力，使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民主法制素质、健康文明素质，有一个显著提高和进步。
要加强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基础建设。
从长远看，加强大学建设，对推进国家文化建设、树立国家文化形象影响深远。
我国大学起步较晚，同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很大，要下功夫急起直追。
第五，深入探索文化发展规律。
同志曾经指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
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这些重要论断值得我们深思。
探索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我们许多同志还处在必然王国。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建设，特别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提高与普及、主旋律与多样化、弘扬民族文化与学习外来文化等重大关系。
第六，在全社会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氛围。
文化需要尊重。
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风气，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风气。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必然要求尊重文化。
各领域发展都需要人才，文化领域尤其需要。
要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造就一支数量宏大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造就一批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学者和作家。
特别要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文理的文化领军人才。
第七，积极开展文化交流。
文化发展离不开交流。
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
30年来，我国在学习世界、学习西方上有了很大进步，这个正确方向应该坚持。
总体而言，在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两者还不相匹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成立30年来,总共只将33本中文书翻译成了外文，而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则有1000本。
据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调查，自从奉行鲁迅的“文化拿来主义”开始，中国总共翻译了106800多册西方书籍，而20世纪西方世界只翻译了一千多册中国书籍，二者相差一百倍。
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让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观念在世界广泛传播。
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
[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其实，将《大变局》一书置于我的读书笔记系列的第一篇，其思想性、启示性等方面都是难堪其位的，很多观点均不敢苟同，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
然而，我把他细读了两遍，对其兴趣主要有三：一是当前国家大力提倡文化强国战略，文化产业欣欣向荣，正巧本书主要是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角度来论述中国的兴起和西方的衰落这一正在改变世界的大变局的。
二是文化崛起是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全球瞩目的焦点，是个大课题。
三是带着批判的态度去阅读，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想一一辩驳下。
本书先较为详尽的介绍了世界以及中国的变局来临，把东西文化差异作为大变局的主因，并提出中国儒家文化将取代西方野蛮低俗文化，进而为中华崛起找到了根源，那就是中国五千年的辉煌文化，特别是其力量最先进的儒家文化。
书中的过于自信让我担忧，结合其他所读书籍及自己的感受，谈谈以下几点体会： 1、中国现实=>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不断增速，国际影响逐步扩大，引起世界侧目。
西方惊呼：中国要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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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认可了中国，好事啊，于是很多国人也真信了，迷醉于大国表象之下。
略加思索便知，此词汇极含政治意味，纵观美对华策略可知大概，其变化历程大致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特点有四：一是树强敌，冷战后后不见来者，美国急需潜在对手激励其忧患意识。
二是将华纳入西方体系，受其规则和体系制约，三是夸大强盛，懈怠中国国民。
四是企图让中国承担与之能力不符的更多的国际义务，各种下小套使中国吃亏。
吾辈当明，中国之发展欠缺尚多，威胁更多，洋务运动之教训不可不察，切莫被人养肥了再杀。
然崛起之路，势在必行，只要迈好经济、军事两条腿，把握正确的方向，是可以稳步前进大踏步在崛起之路上的。
2、何为崛起
崛起=称霸
对于中国这样具有人口众多，民族、领土关系复杂，发展不均衡等特殊国情的国家来说，崛起一词不好界定。
西方世界所称的崛起，有强烈的称霸意味，而中国一再宣称的不称霸原则在其看来为掩耳盗铃，这本质上是由东西方文明的核心不同造成。
西方文明大都是野蛮型的，西方的崛起也建立在侵略扩张、资源掠夺的基础上，故其国际行为，皆以利益为重。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本也无可厚非，只是莫忘了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中国文明，是一种防御的、守成的文明，强如盛唐，对周边小国也只有结交之心，尚无吞并之意；大明水师睥睨天下，郑和下西洋也不过是一场豪华的环球旅行而已，其意也只在显示国威，引万邦来朝，睦邻友好而已。
中国文明是缺少称霸因素的，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确实是让中国在近代遭受巨大屈辱的一个本质原因，以至于近代众多革命者对其大批痛批，甚至骂儒家为贱儒。
然观今日，不称霸的文明反而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而和平崛起又实为今日之中国实现复兴的唯一之路。
窃以为，从文明发展史思考，中国文明当高于西方文明，更契合人类、自然的发展规律，只是在当代严重缺乏现实基础，如同生产力不适应生产关系一样，从而并没有可见的优越性。
结合时代思维，我们的核心文明当固存，但是观念当更新，防范当重视，实践当多样。
中国的崛起，无论内因外素，都只有和平崛起一途，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新一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制衡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进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均衡发展。
3、如何崛起
此书主论文化、只重文化，但是我们须知，文化者，文治也，文治先需武治奠基。
无强盛之国力军力，文治乃空谈尔。
和平崛起当为全面崛起。
我总结为：之本在国体，是为体制保障；之基在经济，是为国力保障；之实在国防，是为军力保障；之势在文化，是为制道德；之核在技术，是为制产业。
对应的，一是适应时代的体制建制，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
二是GDP，当重质量而非数量。
富民为本，撇开人民基数空谈GDP排名无任何意义，读后感《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
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改革开放等，数措并举。
三是新军事变革，国防观念、作战思想、体制编制、技术装备、人才队伍等，皆当顺时顺势而变。
四是繁荣文化，影响世界。
文明传播并非文化扩张，而是长期的渗透感染，先进性取代落后性。
中国文明有着兼容并蓄的沃土，除了焚书坑儒罢黜百家文字狱等为数不多的文明惨剧外，大体上中国文化还是处于百家争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繁荣活跃氛围的，这也是文明进步、思想先进的重要来源。
先秦诸子时期，仿佛成为了今古文人的梦里圣地，心向往而已不可寻。
我甚至有种感觉，自诸子以降，华夏文明已无寸进，已经没有了超越性的突破，今之道理皆为古之戒训，不亦悲乎
此论先不表。
其实文化产业也是战略产业之一，然浩浩汤汤不如细水长流，作为长期的战略举措。
五是自主创新，科技突围。
凡世之强国，其支柱产业大都为战略产业，如纺织业、钢铁业之于近代列强，如信息技术、制造业、航天业、金融业之于当代西方，而现今中国，支柱产业居然是房地产、煤等原料资源、玩具及小电子产品等，战略产业严重空心化，岂不危哉
当前紧迫之任务，当以战略产业为龙头，自力更生，自主突破，并以此拉动相关产业迅猛发展。
历史教训单纯的靠买和进口，只会落入敌人圈套，受制于人，现今之中国，亟需发扬核战略时代自力更生的两弹一星精神。
4、文化地位论及轴心文明说。
民族之生存、传承，在乎文明，然文化之地位是否就超然于经济、政治、军事之上呢
恐不尽然。
窃以为，可比于人体，文明为血液，经济为体格，军事为力气，科技为思维，政治则为人际关系（当然比喻欠妥，权当试论之而已）。
保持新鲜活泼的血液对人体的作用不言而喻，然时代有异，主次有别，好比坏血病人，当以疗血为第一要务；体弱病夫，则当以强身健体为要；莽撞壮汉，则又须以提升思力为主。
轻重缓急，孰轻孰重，洞察时势，知己知彼，无须再论。
说到轴心文明，人类发展史上，总会有一些思想上的大觉醒，这是人类对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自然、哲学、科学、艺术等领域的深刻的本质的大探索、大革新、大总结，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基石。
中国的轴心文明当始于先秦诸子百家，奠基以来，历经五千余年，虽历惨剧，却也未曾断代，文化传承稳健平和，几乎未有出现过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之类的强烈的变革运动。
一直以来，华夏文明都是全面领先于世界的，直至近代，天朝梦被打破，连带很多人对传承之文明也产生了怀疑，如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五四运动全盘西化，都是在否定批判传统文化。
在此借辜鸿铭一言以蔽之：五千年前之孔子，何罪于今人耶
。
很多人把中国人的中庸、胆小怕事、没有血性等奴性归结为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传统文明和封建文化是完全不同的，统治阶级将文化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过于教化人民的顺从观念以奴化人民。
而传统文明中的墨家则极富侠义精神，儒家孟子也极力提倡民贵君轻思想。
我们需要认清和传承的是轴心文明，而不能将其与封建文化混为一谈。
近代中国的屈辱史，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文明是有失偏颇的，相反，众多古训于今亦多借鉴启示意义。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矫枉当须过正，这样方能最大限度的唤醒民族意识、激发国人潜能，促进作出深刻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回归，更是说明了对轴心文明的传承、发扬才是主流。
中国轴心文明或许可以分为以下主要思想：一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且不论迷信成分，和可持续发展是相当契合的，然我们却是在环境、资源大幅破坏之后才觉醒的。
二是和平包容，主张和而不同，加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今天，我们要兼容并蓄，取精去粕，保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创造性。
三是重道德礼仪，道义为上，小悦悦事件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自省吗
四是民贵君轻思想，这难道不是民主、人权的思想源泉吗
比于西方的假民主，我们的孟子不是更为激愤、更为可爱吗
西方不同于东方，中国的主流历史是统一、融合、发展，而西方更多的则是战乱、竞争、掠夺，其文化也相应的具有侵略性。
中国的强盛是源自治世，源于自给自足的和平发展，而西方的强盛是再对资源的掠夺上。
14世纪以来，大航海时代让西方尝尽了甜头，坚船利炮获得的殖民地和航线，不断的将资源和财富输入，侵略文化更是蒂固于心。
反映在当今政治上，西方处理国际事务奉行划分势力范围、经济封锁、武力干涉等手段，而中国则更多的是和平共处、友好协商，甚至南海都可以和平发展，领土也可以一国两制。
有人认为是中国弱小、怕事，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中国国力还很弱小不足以形成均势制衡，一方面也由于中国的文明传承本质决定的，即使强盛了也不会奉行西方的一套。
其实，这也正更符合人类的发展不是吗
（当然，当前时期中国的和平行为却适得其反，君子能忍，但是亦应该有君子之怒）。
两种轴心文明明争暗斗，将决定着未来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我们应该自信，和平发展是主流，也是人类的最终希望。
但是我们并不能沉醉于和平崛起的愿景中，而要认清现状、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特别要注意两个方面：一在外，防止西方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的渗透，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重视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要长久的多、深刻的多，问题不在于西方思想先进我们思想落后，而在于体制及领导阶层的实施。
二是内，自身问题复杂。
文明具有生机、活力，才会被认可，传播开来。
加强先进性文化建设，不是一句口号，也不以国家意志为转移，它是广大知识分子引领人民深入研究各学说、各思想，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完善自己的轴心文明，以使其适应不同时期的发展潮流和趋势。
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丰富多彩，整个人类唯此一家，敢不珍惜
和平崛起是个大课题，和平崛起为什么是中国的唯一选择、和平选择的可行性如何、战略层面的应对策略等，都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以后结合其他阅读感悟再表。
〔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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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