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读后感
评《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林达的《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收录了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13篇文稿.这些文章从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围绕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改革开放20年在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些文章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意义最重大,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变化.作者用:转型与断裂的概念来表明目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不同以往,有着自已特征的社会.从经济的,历史的,比较的角度诠释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的关系,以及农民工流动,社会稳定,市场转型等当今中国近切需要澄清和解决的问题. 一、 中国改革理论的检讨 作为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它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使命和地位是什么?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人将改革理解为一种纯经济性变革，故此有“经济体制改革”之说；这种理解方式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出现的政治权力涉入经济活动，引起改革畸变的现象。
因而有人从“权威本位(转型)观”出发，认为改革的成败决定于政治运行机制的转型，从而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等等观念。
但是，在社会自身自我组织、自我协调机制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把眼光盯在政治体制的转型上的做法，必然使改革开放在“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极徘徊的境地。
因此，这些理解都未能抓住改革的深层内涵。
其实，我们在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时，是对以前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政治取代了一切社会事务或凌驾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
同样，我们说所要建立的经济时代也不过是对新建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
无论是政治时代，抑或是经济时代，都不过是社会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社会是这些因素驰骋的领域，一切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交遇。
正因为如此，近几年的改革理论中，社会学异军突起，它们对改革问题的分析，对体制改革揭示的深度，令人耳目一新。
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绝不仅仅是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的转变，而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
这其中既包含着政治时代的逝去，也包含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包括着其他如法律、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这种变化才是政治时代的最好的“解毒药”。
因为政治时代正是因为将政治作为支配所有社会因素的因素才成其为政治时代，经济政治化、法律政治化、意识形态政治化、可以说所有社会因素无一不被“政治化”，如果我们现在再来一个政治经济化、法律经济化、思想观念经济化，一切社会因素都经济化，这无疑会成为步政治时代后尘的又一个悲剧。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 诚然中国的改革绝不是某一方面的变革，它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性的变革。
社会是经济、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
改革所触动的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或政治，而是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中国的改革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还在于，它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而是社会结构性变革。
社会结构是经济体制具有更深层的涵义的概念，体制不过是社会结构的某一层面。
社会结构要比体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中国改革最具实质的意义在于它引发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革。
社会结构，按社会学家的理解，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是包容万物之桶。
不能将社会结构变革仅仅归结到某一方面，它是综合的、全面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都是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
也可以说，社会结构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
我们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是因为传统时代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政治凌驾于社会之上，一切社会因素都为政治所左右，也都由政治所决定。
变革政治时代意味着打破造成该时代的社会结构。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实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同样，代替旧的社会结构的是新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什么经济时代。
因此，我们选择了社会结构作为观察、分析的视角。
毫无疑问，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结构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我们每个人在每天都能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或大或小的变化。
我们周围的世界陌生得使置身于其中的人都难以理解。
当你遇到新的事物准备稍加思索的时候，它已擦身而过，或被什么其他新的事物所取代。
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置身于改革中的人们不能不思索。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追溯浪潮的源头有时比追赶浪潮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浪潮的源头，就很难把握浪潮本身以及它会冲向何方。
其实，拨开现实本身所笼罩的层层迷雾，中国正发生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个中国人回溯几千年历史都不曾见过的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改革的阵痛中诞生。
理性社会的建立来自于理性的改革。
我们只有把握住变革的实质，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急求
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读后感文章 800字以上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站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科学决策部署，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转型、社会转轨、利益多元、矛盾多发，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正本清源，厘清法治要义，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推动国家和社会各项工作法治化。
一是着力制定善法，实现善法之治。
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善法是法治的根基。
如果法律是恶法，如同源头活水遭受了污染，法治便无从谈起。
纳粹德国在希特勒集权统治时期，法律在形式上较为完备，并且得到了近乎苛刻的执行，实现了“形式法治”，却偏离了“实质法治”轨道，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场巨大灾难。
判断法之善恶的标准，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
因为，人权是法治的第一要义，法治的真谛是人权，法治的魅力也是人权。
只有人权得到法律的足够尊重和保障，才具备了现代法治的主要品格和“实质法治”的基本精神。
我国各级立法机关应当把人权作为一把标尺，重新审视立法思路，全面梳理既定法律，确保我国现有和即将制定的法律是善法，建设中的法治是善法之治，逐步实现“实质法治”。
二是加快推进立法，健全法律格局。
通常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法律体系较为完善，无论国家还是社会的任何大事小情，都会被纳入法律框架内，法律“定纷止争”的目的能够在社会很大范围内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快速发展，目前已有239部法律、690多部行政法规、8600多部地方性法规。
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完成了全部立法，相反，今后的立法任务仍然艰巨而繁重。
因为，社会立法较为薄弱，民生立法相对落后，法律冲突比较普遍，法律滞后现象较为明显、法律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迫切需要我国要加快形成以宪法为基础、部门法律齐全、配套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支撑。
三是提升法律信仰，培育社会基础。
美国学者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地深入推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但也由于内在道德教育、外在法律制约、违法惩戒机制相对不完善，衍生了诸多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
有因强拆引发的血案，有因宝马撞人后的殴打，有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肆无忌惮，有弱势群体的求救无门，等等，已数不清有多少这样血淋淋的个案在刺痛世人逐渐麻木的神经，法律信仰到了丧失的边缘。
放任这种现象，法律就会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变成一纸空文，法治就会更加遥远。
建设法治国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手段，着力使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做到，信仰法律、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绝不能遇到问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通过不法手段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四是强化法律实施，保障法律权威。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再好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实施，其价值得不到落实，只能是文字的堆砌，毫无意义可言。
公民自觉守法，是法律实施的基础。
苏格拉底拒绝越狱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着力把法律推定为人格化的存在，无论法律本身或其执行公正与否，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每个人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方面，即守法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
这不但推迟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也给政府威信带来影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加快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切实做到违法必有责、违法必追究、加大违法成本，让法律的阳光普照大地。
五是推动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
司法独立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标。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公正司法，也就没有现代法治国家。
我国由于特殊国情决定，不可能实行西方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必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制度。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特别是要限制官员、限制权力，把权力置于有效控制之中，禁止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司法妄加干涉，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写一篇3000字左右读后感,
刊载于6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除了国家诞辰的国庆日，恐怕当下中国没有哪个事件的纪念，能有“恢复高考”这样的感召力和凝聚力，那样能唤起千百万人的复杂记忆，那样能激起几代人命运的转折和突破感，那样能牵动一个社会光荣与梦想的热烈情怀，那样能让为数众多的人感到温暖、激动和希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高考纪念有如此强大的社会感召力，不仅在于国人有浓厚的科举传统情结，不仅在于高考在特殊年代起过改革先声和历史拐点的作用，曾经让整整一代人绝处逢生。
它更在于，30年的历史变迁后，高考在今天仍然承载着多重功能。
它已融入中国社会的肌体，与我们的生活血肉相连，与每个年轻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迄今，它仍然实际地起着初次社会分工的功用，它仍然是底层人群最主要的向上流动的通道。
缅怀历史的人们，实际是在强烈地观照现实。
关于恢复高考最新的数据是：30年间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3600万人。
3600万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能感受到，这抽象的数据中包含着多少命运的转折、多少梦想的起点、多少平凡生活的改变。
这不仅是一个实在的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力支撑的智力库，更是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对公平追求的伟大象征。
无论对当下高考弊端有多么痛切的认识，你都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30年前恢复高考，对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观的拨乱反正，对知识信仰的重新唤起，都是一次意义无可估量的制度重建；在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捍卫起点公平的高考也为日益深入、日益艰难的改革保障了最起码的公平。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广泛共鸣与共识的评判理念，它所体现的公平感，让无数人真诚拥戴、由衷感激。
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诉求开始变得深入和多元，整齐划一的统考模式便显出了简单和粗糙。
一方面，除了公平，社会提出了效率、均衡、创新和尊重个性等更多的诉求；另一方面，就公平本身而言，除了起点公平，还有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多种层次的公平，“万人考一卷”，“一考定终身”，这种原始的起点公平，只满足了最基本的公平诉求，离实质公平尚有距离。
近20年来，改革现行高考制度的呼声日益高亢。
撇开喧嚣与嘈杂，我们发现，在这些民间声音中，不乏严肃认真的思考，许多方案逻辑谨严，体系完备，极具理性色彩。
它们是健康社会自我矫正机制的一部分，是社会责任和良知的表现，储藏着大思想、大智慧，应当得到充分的包容和尊重。
高考必须改革，但改革必须理性健全。
如果脱离现实，初衷再好，都只能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浪漫理性。
实践证明，浪漫理性主导的改革，很容易因为时机、条件或环境的原因发生扭曲和变异，而以善始，以恶终。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社会，物质资源尚不够充足，文明基础比较薄弱。
尽管2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有了飞速发展，但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而且这一阶段性特征还将持续几十年、上百年。
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对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公平公正仍是社会的首要诉求，起点公平仍是人们最看重的价值。
本报即将揭晓的“恢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表明，对高校自主招生、素质档案、保送生等改革措施，相当比例的公众表示了一定的疑虑，担心好事办成坏事。
90％以上的填答者认为，尽管统一的高考制度尚有许多缺陷，但仍是他们认可的最为公平的选拔制度。
任何改革都必须选择与社会物质和文明水平相适应的方式、步骤和尺度，这就是当下高考改革应当遵从的现实理性。
反思这些年曲折的高考改革，许多是迫于压力，仓促上马：要么单兵突入，缺乏系统性；要么设计不周，水土不服；要么对困难估计不足，韧劲儿不够，导致回潮反复。
而这些年公认成功的改革，如3＋X、标准化考试、网上录取等，则无不是在对原来的弊端有相当共识的情况下，渐进变革。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增量上改革，从边际上调整。
对于已陷于胶着状态的高考改革，看来必须遵循这样现实的渐进思维。
健全理性的发育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没有理由消极等待。
教育尽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教育的特性并不只在于受制于社会，还在于它必须引导、促进甚至适当超前于社会的发展。
高考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环境的改进应该是互动的。
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去年在上海首先尝试自主招生，引发了新一轮争议。
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对记者说，大学不是做社会已经可以做的事，还要发挥大学引导社会的作用。
因为这是大学的责任。
也许我们可以寄望于这样有胆有识的边际突破，在坚持和宽容中点滴演进，在制度与社会的相互砥砺中不断逼近实质的公平。
关键抉择读后感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面对数次决定前途命运的选择，它是人生的关键，发展的关键。
个人如此，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
在重要历史关头作出的关键抉择往往会左右社会发展的方向，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兴衰成败。
历史上，我们党和国家就多次面临这样的关键抉择。
值此关头，是在逆境中奋起，还是在消沉里徘徊
是锐意革新，还是墨守成规
《关键抉择》一书,聚焦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25个历史节点,运用丰富的史料，深挖转变的细节,以荡气回肠之笔，图文并茂、浅显易懂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不断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胜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全书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开始，历叙长征、抗战、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紧扣时代的脉搏和主题，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中国从腐朽衰落的旧社会带到了前景光明、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在短暂而漫长的九十年奋斗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依靠人民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三大历史性转变。
一是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二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三是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这三大历史性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变革，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
中国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家实力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日趋增强，中国正信心满怀地走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前景。
读过此书，可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机遇，往往体现在重要关头如何作出正确的抉择。
只有坚定信念，迎难而上，才能化危为机、奋发有为，才会有改革的激情和发展的动力，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今天，站在新时期推进科学发展、转型跨越的特殊历史节点上，面对我省转型综改试验区和晋中“四化”率先发展区建设的形势任务，《关键抉择》一书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是坚持真理不动摇。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坦荡的胸襟，尊重真理探求真理实践真理，一次次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由迷途引向坦途，由黑暗引向光明，一步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结合具体化深入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今天，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指南。
在转型跨越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既要有满腔热情，更要有理性智慧，按规律办事，统筹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以煤为基，多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我省我市科学发展、转型跨越。
二是坚定信念不迷茫。
90年的峥嵘岁月，90年的风雨兼程，90年的辉煌成果，验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伟大的党。
而这一切都在于有坚定的信念支撑。
信念是人生奋斗之帆、事业发展之基、社会进步之源。
面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个危险”，要迎接好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这“四大考验”，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搞清楚哪些是要坚守的，哪些是要抵制的，把做人做事的根和魂筑牢，在大是大非上不迷糊、不动摇、不犯错，保持好党的纯洁性，彰显做人的尊严、党员的本色。
三是正确抉择不徘徊。
“抉择”具有决定未来的重要意义。
纵观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90多年的奋斗史，在变革的洪流中，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十字路口，在每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不徘徊、不懈怠，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
当前，全省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正如火如荼，晋中“四化”率先发展区建设也加紧推进，这是我省我市基于当前发展的大势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战略定位，时不我待，不能徘徊，不能犹豫，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全力以赴，加快推进。
四是紧抓机遇不懈怠。
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带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一步步走向成功，关键就在于抓住用好了历史发展机遇。
当前，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我省被国务院设立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目前国家批准的唯一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全方位进行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省份。
全省上下应抓紧用好这个机遇，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以煤为基、多元发展，把“先行先试”的政策用好用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勇气，敢行敢试，善行善试，开拓创新，促进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