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容“完美没有缺陷”的成语有哪些
1、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李泰涉嫌谋嫡,唐太宗为了达到目的让李承乾、李泰、李治三个儿子共存,采取隔离政策,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郧乡县。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进封濮王。
高宗即位后,优惠有加,永徽三年死于郧乡,高宗追赠其为太尉、雍州牧,谥曰恭。
2、人物简介 李泰(620年-652年),字惠褒,小字青雀,唐太宗四子,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
史载宠冠诸王,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儿子。
按惯例皇子成年后都应去封地,不得长驻京畿,但李泰因太宗偏爱,特许“不之官”。
李泰才华横溢,聪敏绝伦,好士爱文学,工草隶,集书万卷,是当时的书法家、书画鉴赏家。
唐太宗允许李泰在府邸设置文学馆,任他自行引召学士。
贞观十二年(638年),李泰开始主编名著《括地志》,于贞观十五年完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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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总序》全文如下:郑樵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岛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
会通之义大矣哉。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论语门徒集仲尼语),至于厯代实迹,无所纪系。
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
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厯书,以类事传,以着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
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
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
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
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
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
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
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
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
晋之,楚之,鲁之,其实一也。
,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
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
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
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
司马氏之门戸,自此衰矣。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
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
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
傥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
」固于当时已有定价。
如此人材,将何著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
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
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自髙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
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锺掩耳,皆固之作俑也。
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柰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已如已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
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
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
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襃贬也。
间有及襃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
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襃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
臣不得不剧论固也。
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
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
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
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
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昩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
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元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
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
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邱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九原。
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厯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迁法既失,固弊日深。
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
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
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
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
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佑之与?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
凡秉史笔者,皆凖春秋,专事褎贬。
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
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
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
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尙于言语。
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
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
」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
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
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
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
《志》之大原,起于《尔雅》。
司马迁曰。
班固曰《志》。
蔡邕曰《意》。
华峤曰《典》。
张勃曰《録》。
何法盛曰《说》。
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
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
凡二十《略》。
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姻,不相紊滥。
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
自汉至唐,厯世有其书,而皆不能明姓氏。
原此一家之学,倡于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
又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
左氏所言,惟兹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类,左氏不得而闻,故作《氏族略》。
书契之本,见于文字。
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文有子母,主类为母,从类为子。
凡为字书者,皆不识子母。
文字之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
原此一家之学,亦倡于左氏,然止戈为武,不识谐声,反正为乏,又昧象形。
左氏既不别其源,后人何能别其流?是致小学一家,皆成卤莽。
经旨不明,穿凿蠭起,尽由于此。
臣于是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
军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书略》。
天籁之本,自成经纬,纵有四声以成经,横有七音以成纬。
皇颉制字,深达此机。
江左四声,反没其旨。
凡为韵书者,皆有经无纬。
字书眼学,韵书耳学。
眼学以母为主,耳学以子为主。
母主形,子主声,二家具失所主。
今欲明七音之本,扩六合之情,然后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间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礼义,故作《七音略》。
天文之家,在于图象。
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
为天文志者,有义无象,莫能知天。
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成象,灵台所用,可以仰观;不取《甘石本经》,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
故作《天文略》。
地理之家,在于封圻。
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
禹贡九州岛,皆以山川定其经界。
九州岛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
是故《禹贡》之图,至今可别。
班固《地理》,主于郡国,无所底止。
虽有其书,不如无也。
后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国并迁,方隅颠错,皆因司马迁无地理书,班固为之创始,致此一家,俱成谬举。
臣今凖《禹贡》之书,而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今古,故作《地理略》。
都邑之本,金汤之业。
史氏不书,黄图难考。
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远探四夷八蛮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旧都,为痛定之戒;南阳者,疑若可为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
谥法一家,国之大典。
史氏无其书,奉常失其旨。
周人以讳事神,谥法之所由起也。
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
自尧舜禹汤至于桀纣,皆名也。
周公制礼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后,乃追谥太王,王季,文王,此谥法所由立也。
本无其书,后世伪作《周公谥法》,欲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
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称其名,岂忍称其恶?如是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可行乎周公矣。
此不道之言也,幽,厉,桓,灵,之字,本无凶义。
谥法欲名其恶,则引辞以迁就其意。
何为?皇颉制字,使字与义合;而周公作法,使字与义离。
臣今所纂,并以一字见义,削去引辞而除其曲说,故作《谥略》。
祭器者,古人饮食之器也。
今之祭器,出于礼图。
徒务说义,不思适用。
形制既乖,岂便歆享。
夫祭器尙象者,古之道也。
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诸云山。
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
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鳯。
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
其制皆象其形,凿项及背以出内酒。
惟刘杳能知此义,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及齐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为证。
其义甚明,世莫能用。
故作《器服略》。
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
风土之音,曰风。
朝廷之音,曰雅。
宗庙之音,曰颂。
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
工歌鹿鸣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间鱼丽之三,笙间崇邱之三,此大合乐之道也。
古者,丝竹有谱无辞,所以六笙但存其名。
序诗之人,不知此理,谓之有其义而亡其辞,良由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遂使声歌之道日微。
至后汉之末,诗三百仅能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之声而已。
太和末又失其三,至于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
自《鹿鸣》不传,后世不复闻诗。
然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
继风雅之作者,乐府也。
史家不明仲尼之意,弃乐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
臣旧作《系声乐府》以集汉魏之辞,正为此也。
今取篇目以为次,曰《乐府正声》者,所以明风雅。
曰《祀享正声》者,所以明颂。
又以琴操明丝竹,以遗声准逸诗。
语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此仲尼所以正舞也。
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乐甚希,而文武二舞犹传于后世,良由有节而无辞,不为义说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
五声八音十二律者,乐之制也,故作《乐略》。
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
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
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
有传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安得总言易类乎?诗虽一书,而有十二种学。
有诂训学,有传学,有注学,有图学,有谱学,有名物学,安得总言诗类乎?道家则有道书,有道经,有科仪,有符箓,有吐纳内丹,有炉火外丹,凡二十五种皆道家,而浑为一家可乎?医方则有脉经,有灸经,有本草,有方书,有炮炙,有病源,有妇人,有小儿,凡二十六种,皆医家,而浑为一家可乎?故作《艺文略》。
册府之藏,不患无书。
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蠧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
图谱之学,由此而兴。
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
书籍之学,由此而出。
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
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卽其书为《艺文志》。
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于此。
何哉?卽图而求易,卽书而求难。
舍易从难,成功者少,臣乃立为二记,一曰记有,记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
二曰记无,记今之所无者,不可不求。
故作《图谱略》。
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
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
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
以兹稽古,庶不失眞。
今艺文有志而金石无纪。
臣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币,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汉魏丰碑,上自苍颉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
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
厯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
天地之间,灾祥万种。
人间祸福,冥不可知。
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绳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晋厉公一视之远,周单子一言之徐,而能闗于五行之沴乎?晋申生一衣之偏,郑子臧一冠之异,而能闗于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阴阳之学,倡为此说,本于春秋,牵合附会。
厯世史官,自愚其心目。
俛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
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
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
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而不达诗书之旨。
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
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彚,故作《昆虫草木略》。
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
《礼略》所以叙五礼,《职官略》所以秩百官,《选举略》言抡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术,《食货略》言财货之源流,凡兹五略,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
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
《书大传》曰:「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
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
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
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
太史公改而为表,今复表为谱,率从旧也。
然西周经幽王之乱,纪载无传。
故编年以东周为始,自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及《年厯》上极三皇,谯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书,学者疑之。
而以太史公编年为正,故其年始于共和。
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据,况其年乎?仲尼著书,断自唐虞,而纪年始于鲁隐,以西周之年无所考也。
今之所谱,自春秋之前,称世,谓之世谱。
春秋之后,称年,谓之年谱。
太史公纪年以六甲,后之纪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岁阳岁阴之名,今之所谱,卽太史公法,既简且明,循环无滞。
礼言,临文不讳,谓私讳不可施之于公也。
若庙讳,则无所不避。
自汉至唐,史官皆避讳,惟新唐书无所避。
臣今所修,准旧史例,间有不得而避者,如谥法之类,改易本字,则其义不行。
故亦凖唐旧(汉景帝名启,改启为开。
安帝名庆,改庆为贺。
唐太祖名虎,改虎为武。
髙祖名渊,改渊为水。
若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则濯龙渊不得而讳,杜佑作《通典》,则虎贲不得而讳。
)。
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
如人入海,一入一深。
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
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増,不为愚而减。
故于纪传,卽其旧文,从而损益。
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寘之,别録则见类例。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
故纪传讫隋。
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
故引而至唐云。
呜呼,酒醴之末,自然浇漓。
学术之末,自然浅近。
九流设教,至末皆弊然。
他教之弊,微有典刑。
惟儒家一家,去本太远,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且百年之间,其患至此,千载之后,弊将若何?况禄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设,必由乎文辞,三百篇之诗,尽在声歌,自置诗博士以来,学者不闻一篇之诗。
六十四卦之易,该于象数,自置易博士以来,学者不见一卦之易。
皇颉制字,尽由六书,汉立小学,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
伶伦制律,尽本七音,江左置声韵,凡音律之家,不达一音之旨。
经既苟且,史又荒唐。
如此流离,何时返本?道之污隆,存乎时。
时之通塞,存乎数。
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至,否极则泰来,此自然之道也。
臣蒲柳之质,无复余龄,葵藿之心,惟期盛世。
谨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