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鱼》的读后感200字
主要内容是书中写四组人物，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
韦伯、梁济和王国维，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或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的人生。
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经历生死，在信仰中努力，在绝望中爱，在希望中死去，带着精神的闪光。
这闪光不仅让我们看见他们，并在他们身上看到自我；也让他们彼此看见对方，在灵性上相互照应，从世俗通往神圣。
请采纳
沈石溪复仇的熊王读后感
纯粹文人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
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
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
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
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
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
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
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
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
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
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
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
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
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
美在身边，美在本分。
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
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
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
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
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编辑本段]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
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
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
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
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
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
味极似虾”。
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
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
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
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
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
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
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
作品就是作品。
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编辑本段]汪曾祺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 《大淖记事》 《鸡鸭名家》 《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 《晚饭花集》 《茱萸集》 散文集《逝水》 《蒲桥集》 《孤蒲深处》 《人间草木》 《旅食小品》 《矮纸集》 《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作者）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 《汪曾祺文集》（共四卷，1993年） 《汪曾祺全集》（共八卷，1998年）[编辑本段]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
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
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
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
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
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
”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
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
“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
早几天。
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
”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紧急求助:以下问题求解.重分悬赏!!!!文学问题....
晕，你也问得太多了点吧。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恨歌 【作品简介】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
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
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
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
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
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
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形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
【个人看法】 不过是收集整理了张爱玲的上海描叙碎片，串缀成文罢了。
新意有限。
----------------- 汪曾祺与《沙家浜》 汪曾祺传 陆建华 毛主席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
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 1964年4月27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一道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
剧终，各位领导人高兴地鼓着掌走上舞台接见演员，纷纷赞扬这是一出好戏。
最初公演京剧《芦荡火种》时，海报上还有汪曾祺等作者的名字，以后随着江青把包括《芦荡火种》在内的一批经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创作出来的现代戏定为样板戏，都划到她自己的功劳簿上，把真正的创作者隐去，以至于时间一长，演出时一律被规定只署上“集体创作”的字样，而人们不知不觉忘记了真正的作者究竟是谁。
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汪曾祺正名，明确他是改编创作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
毛主席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之后，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
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改剧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
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 从1964年春，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公演获得成功，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围绕这出优秀京剧现代戏的成长过程，有许多种说法，人们应该记住真实的历史是，从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京剧团最初移植改编的京剧《地下联络员》，再到后来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加工而成的京剧《芦荡火种》，一直到后来的京剧《沙家浜》，中共北京市委，特别是彭真等领导人付出了大量心血。
同样应该记住的是，江青最早把沪剧剧本《芦荡火种》推荐给北京京剧团，但最初的京剧改编本《地下联络员》并不理想，江青失望之下撒手不管而离去。
待到又一次修改加工成京剧《芦荡火种》演出并获得成功时，江青马上又对此戏表示过分的关心，并且以她特殊的身份从此把这出戏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江青是在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从《北京日报》上发现京剧《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消息，她断定此戏一定进行了加工提高。
到北京的当晚，她就迫不及待地赶去看戏，戏结束后直奔后台，一面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
”一面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我管的……彭真给你们发了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
”这样一来，《芦荡火种》就被看成是她抓的戏，北京京剧团就被看成她的阵地，包括汪曾祺在内的演职人员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再也不得安宁。
江青对汪曾祺留下印象，是从京剧《沙家浜》开始的。
她欣赏汪曾祺在剧中写的那些俗中见雅、浅处见才、透出浓厚京剧韵味的唱词，她知道，没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功底，是达不到这般境界的。
于是，她在把京剧《沙家浜》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的同时，又在考虑借助于汪曾祺抓新的戏剧创作。
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由重庆到上海，再排《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并决定“五一”节在上海公演。
“样板戏”的名称从此就叫开了。
剧团那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文革”中，汪曾祺被关进“牛棚”后不久，忽然被突击“解放”，连回家换件干净衣服也不被允许，军代表说：“不成
来不及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
汪曾祺是北京京剧团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他有“前科”。
“文化大革命”中，给汪曾祺贴的大字报的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参与京剧《沙家浜》改编工作的四个人全都挨批挨斗，因为汪曾祺是摘帽“右派”，造反派、军代表对他更要“严管”，让他整天在团里倒煤，即把整块煤、碎煤、煤末逐一分开，再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
看到许多一直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多的文艺界名人，甚至普通居民都被批斗，有的还被折磨死，汪曾祺就觉得自己吃的这点儿苦实在算不了什么。
没有人找他写戏了，也不能看书，剩下来的事就是每天在团里倒煤，冷眼旁观社会上、街坊里、单位中每天都在发生的、总是演不完，也似乎永不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闹剧。
汪曾祺万万没想到，“解放”他的日子那么快就到来了。
那一天，他正把煤堆倒来倒去，一位身着四个兜绿军装的军代表跑过来。
先是令汪曾祺出列，劈头盖脑地将他训斥一顿。
正当汪曾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时，这位军代表却又突然宣布，让汪曾祺回“牛棚”迅速写一份深刻检查。
汪曾祺更糊涂了，又没有新的“罪行”，写什么检查
军代表看出汪曾祺眼中的疑问，也嫌他反应迟钝，压低了声音喝道：“还不快去写，上级考虑‘解放’你哩
”“解放”二字如炸雷滚入汪曾祺耳中，使他又惊又喜
关进“牛棚”的人谁都盼着“解放”，没想到“解放”自己的这一天来得这么早，这么快，这么突然
嗨
简直是喜从天降
其他什么话也听不进了，汪曾祺满耳都回响着一个声音：解放
解放
心中高兴，脚下生风，他不由地加了把劲往“牛棚”里跑。
不想军代表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上来，大声喊：“汪曾祺，你不用回去写检查了，给你笔和纸，你就在这里拣重要的写几句就行了。
” 天下有这等好事
汪曾祺接过笔和纸，刚写了一句，那军代表又改变了主意，只见他把手一挥，急促地说：“不用写了，口头检查算了，说吧
”汪曾祺愣住了：“说
说什么……”“就说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
”就说这个
汪曾祺心中暗喜，同时把一颗提得老高的心放了下来，迅即照猫画虎地学舌了一遍。
到了这时，军代表才道出“天机”，说有位中央首长马上要接见他，叫汪曾祺立即跟他走。
想到刚才让自己表决心“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汪曾祺已明白这位中央首长是谁。
看着自己脸上挂着黑灰，手上满是煤屑，衣服也是脏兮兮的，活像个“小鬼”，汪曾祺向军代表提出：“让我回趟家，换件干净衣服再去吧
”军代表断然否决：“不成，来不及了
”汪曾祺十分为难：“就我这身衣服去见首长，怕不合适吧
”不想军代表考虑到了这一点。
他告诉汪曾祺，已经叫人去买衣服了。
他要汪曾祺洗洗脸去。
汪曾祺胡乱地洗过脸，皱纹里藏着的小煤屑一时洗不干净。
一套新蓝咔叽制服已经买来了。
汪曾祺换上新装，就随着军代表上了车。
此时的他虽然大致猜得到是什么样的首长召见他，但毕竟还不能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江青要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上演。
对于《沙家浜》，她还想再作进一步的修改，最重要的是，要把原剧中的二号”“人物郭建光描写成一号人物，把阿庆嫂降为二号，这关系到是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问题，一点不能含糊。
也正是因为要改戏，江青才想起了汪曾祺，这才有了汪曾祺戏剧性的、闪电式的“解放”。
这是一次关于京剧《沙家浜》的定稿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举行。
难怪军代表那么急，其他人早就到了。
台上第一排坐着江青、姚文元、叶群等炙手可热的新贵，第二排坐着“样板团”的军代表、革委会领导和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官员。
台下坐着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的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万一英等。
汪曾祺见了，赶紧走过去与演员们坐在一起。
每人发给一本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这些演员轮流朗诵。
台上虽然坐了两排人，其实都是听江青一个人的。
她不吭气，就接着往下念；只要江青鼻子一哼，就赶快停下来等“御旨”。
一旦停下来，江青就会指着汪曾祺：“汪曾祺，这几个字要改一改
”好在汪曾祺对《沙家浜》如数家珍，虽然乍从“牛棚”出来，不免有生疏感，但紧张之中，稍一凝神，也还能对付。
当场改稿，不是易事。
江青见改得满意了，就让演员接着往下念。
有时为一两个字、一句台词的改动，需要反复多次，总要改得江青不再摇头晃脑为止。
因为是江青点名指派，突击“解放”后的汪曾祺，不再有人计较他的“前科”了，他也成了“样板团”的“战士”。
待遇很好，吃样板饭：香酥鸡、番茄烧牛肉、炸黄花鱼、炸油饼……每天换样；穿样板衣：夏天、春秋各一套银灰色的确良，冬天还发一件军大衣。
样板服的式样、料子、颜色，都是江青自己定的，她也真有那闲工夫。
为排《沙家浜》，江青下令全剧团去苏州、常熟体验生活，增强无产阶级感情。
《沙家浜》还是那个演过不知多少次的《沙家浜》，但被江青定为“样板戏”后，意义就不同了，连演戏的演员也身价上涨，成了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神气得很。
1970年5月21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拥护毛主席在前一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5·20声明”。
《沙家浜》剧组的几个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等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那几天汪曾祺奉命要以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名义写篇体会文章，《红旗》杂志第6期正等着此文与《沙家浜》剧本一道发表。
但上午九时左右，一位姓田的军代表急匆匆地找来了：“老汪，快
江青同志通知你上天安门
”通知来得如此突然，又是江青的“旨意”，汪曾祺不免感到意外，但他并不感到“殊荣”，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
在新华社当天发往国内外报道首都百万军民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电讯稿上，长长一大串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中，有汪曾祺的名字，虽然排列较后，但依然在全国产生反响，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
“九叶派”诗人唐?在温州从报纸上见到了汪曾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之中，激动得手拿报纸四处奔走相告：“汪曾祺上天安门了，咱们知识分子有希望了。
” 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创作与演出，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作为改编、创作这出戏的主要执笔者汪曾祺，竟是如此紧密地伴随着这出戏而不断地起落沉浮，这实在是一个少有的、耐人寻味的历史文化现象。
无庸讳言，因为《沙家浜》，使汪曾祺在“文革”中免除了许多不堪忍受的折磨；但也正是因为《沙家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被关进“学习班”，要求他“说清楚”。
而事实证明，汪曾祺只是奉命写作，江青对他只是“控制使用”。
对此，人们不免感慨万分。
汪曾祺自己对这一切也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
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
”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
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随遇而安》仔细体味这段话，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汪曾祺沉重的心情。
------------------------------------- 《活动变人形》：最好的中国式意识流 老王的扛鼎之作。
(1)意识流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先说我所感知到的技法吧，最不能绕过的是当年技惊四座的意识流的运用。
王蒙是才子型作家和学者型作家的结合点，他很注意汲取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手法，多年来百变千幻长袖善舞，始终活跃在文坛的颠峰浪尖上。
与他同时的作家跟不上他的脚步，比他年轻的作家有时也难免落了其后，我估计最喜新厌旧的评论家在这点上也挑不出他的理儿来。
我不知道在这篇之前，王蒙有没有拿意识流练过手，反正在这本书里已是很圆熟很到位的技巧。
凭我对《尤利西斯》的简单涉猎，我觉得意识流的老祖宗乔伊斯先生一旦沉入万千的思绪中，他便会天马行空乐不思蜀地徜徉其中，东拉西扯横七扭八，直到把读者搞得头晕脑涨思绪烦乱，他才可能抽身出来进行简单的叙述，然后又一猛子进去再度让人不胜其烦，尤其是小说末尾那冗长的淫荡回忆，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的这个特点。
王蒙不这样，你可以说他是为了照顾读者的口味而有意不把文章写得那么涩，也可以说他是收发自如，把内心思绪的流动和传统的描写叙述结合得天衣无缝。
我时而沉醉地进入小说中各人的痛苦灵魂，时而出来进入他们生活的典型情境，这不知不觉间的进出全拜王蒙手法运用之妙。
这是中国化了的意识流，为中国文学史补上了这一笔，而且一出手水准就不低。
后来我又在不同作家的小说里见到了这玩意儿，比如莫言《檀香刑》，他说这次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反动，殊不知又一头栽进了乔伊斯、伍尔夫们的门下，他那几个活宝什么赵甲钱丙媚娘的心理活动写得也很细腻。
以中国小说目前边缘化的状态，急功近利的作家不会再去考虑什么意识流了，这不再代表前卫和难能，反倒因其不适合一般读者的口味而成为障碍，就算是成名既久的老腕儿也不行，刘震云就曾一度告别“新写实”，玩了一票记述“人们80%时间内无序的心理活动”，洋洋洒洒写出200万言的《故乡面和花朵》，还不是落了伤了腕儿亏了书商打击了自己的写作积极性。
社会已进入大众文化时代，引领潮流的是海岩这等编言情故事的高手，他们的东西甜丝丝地正好改编为影视剧，而纯文学尤其是玩弄文学技巧的，就准备清贫度日吧。
在阿城的眼里，作家这个字眼大致和“要饭的”同义，只有畅销书作家才是安坐的富翁。
包括被人视为“千古第一以文致富的文人”金庸，严格的说也不是以文致富，他能聚财千万，靠的还是精明的商业头脑，报馆老板的身份是赚钱的，而作家、大师的头衔是扬腕儿的。
说意识流我这倒先流远了，回来接着说王蒙。
我觉得意识流的技法特别适合以家庭为中心展开叙述，或者是一个心理关系错综复杂，但地理距离却非常接近的小团体，这样一旦沉入其中一人的内心，随着他上天入地的神游，其他人的形象、处境、个性也就渐渐显形，这不是全知视角，仅仅是一个侧面，但你把几个人与此人有关的所有看法都会聚到一起，他的完整形象就尘唉落定了。
《活动变人形》和《檀香刑》都是这样结构的。
（2）语言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
我对王蒙的汪洋恣肆是很熟悉的了，这本书仍然如此。
他的古典诗词的功底不错，他从生活中活学活用博闻强记的本事更是惊人，他是个善于学习总在进步的人。
而且，80年代是他创作的颠峰时期，就象写作《雍正皇帝》时的二月河。
在这种全盛年华，写出的东西非常饱满，无论是情节的营造还是情绪的宣泄，在语言上则表现为江水连绵，黄河泛滥。
这样的文字很有表现力感染力，读着当然很痛快，但有个缺点是欠提炼，你再说我这是物华天宝的盛唐气象，再说我这是浩浩泱泱的大汉气魄，有时也难免因为纵笔狂书，不舍得删削而枝蔓过多、用语罗嗦，把简单的意思重章叠唱。
因为写得顺，因为才气高，有些语言直通通的，缺少山重水副柳暗花明的转折，缺少四两拨千斤的别是一味儿，感觉不耐品读。
当然这可能是求全责备了，他这样高歌猛进的作家本来做的就不是那等文章。
王蒙还运用了很多北京方言和河北方言，尤其是那个女强人静珍说话时，竟能生出一股天津卫的油腔滑调来。
情节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对北平风物描写的细腻，这是王蒙的自传性质的作品，应该和四个“季节”放到一起成为研究作家本人的要资料。
小说的情节是写实的，尤其是那么多生活细节，姜家三雌侍弄炉火的执着，被王蒙不厌其烦地一再笔录，而重复处甚少，这就可见这是作家怎样一段长久而铭心的历练。
王蒙是1934年生人，1949年之前他也不过15岁的懵懂少年，除了倪萍、倪藻的一些儿童心理是那会的体验，他再能也不可能对“旧社会”有多深的观察和体验，所以他逼真的现实感还是来自成人后的摔打和磨难，把年代大大前提不过是障眼法儿。
（3）人物 该说说人物了。
倪吾诚就是“你无成”，他所经历的那些应该是发生过或者可能发生的，但因其太过理想主义和思维混乱，他又成了极端戏剧化的人物，从他身上我常常能觉出大悲哀。
这个人物以王蒙的父亲王锦第为原型，当然也糅合了其他人的典型性格。
我觉得王蒙对倪吾诚这个人的捏塑过程中，可能经历了一个不小的方向性的变化。
这个人物前后给我的感觉差别很大：开始倪和静宜产生心理抵牾时，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庸俗世故者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和一个眼睛向下的家庭妇女的争吵，倪就好比是一个家境更差的方弘渐，而静宜是降低了学历的孙柔嘉，倪有些小资，而静宜拒绝一切形而上的东西。
虽然对两人都有意见，我的同情还是在倪吾诚这边，觉得他生不逢时挺可怜的，至少也不讨厌。
谁知到后头，倪吾诚一步步显出了自己的无能、无聊、无耻、无赖，到全书终结时，我对他只剩了厌恶和一点点的叹息。
他真的是白去了一趟欧洲，没有学到真正的学问，没有培育出清晰的人生思路，没有洗脱乡下的“吗何子”奴性，似乎只是学会了一些生活方式上的皮毛就高蹈云中，视他人为草芥，而不愿低头看路，塌实前行。
到晚年更成了党外的党-棍，狂热的盲流。
他的悲剧有造化弄人的无奈，更多的恐怕是因为自身的不堪。
我不知这是通过循序渐进得到了全面的解读，还是王蒙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对倪吾诚进行了新的定位。
倒是静宜的忍辱负重勇挑生活重担，让我慢慢地去掉了对她一出场就连喊三个“钱呢”的鄙夷，她成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折磨别人，自己更被人折磨，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时敢做敢为。
静珍就是个变态寡妇加女中强贼的结合物，唯一游离的地方是她会“打起黄莺儿，莫做支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肚子诗词歌赋，真正的绣口凶心。
姜赵氏面目不清。
倪藻的存在是为了供倪吾诚教训，以反衬其父的一切卑劣所在。
倪萍这个孩子多少有些神怪的气息，心那么重，直觉那么好，只能名之为“妖”了。
至于什么“热乎”，就淹没在我们纭纭众生中，随手一抓就是一把。
还有“晃悠”，那就是一幅挂在墙上的圣人画像，我不信世界上曾有这样的人存活。
（4）弦外之音 最后了再罗嗦两句小说的主题。
倪吾诚可以视为向西方学习中最失败的一种人格类型，中国人的劣根性加上洋人的皮毛而不是精粹，这样的学习是注定悲剧收场的。
也许，这是小说的诉求重点
倪和周边环境、和姜静宜之始终难以沟通，则揭示了人与人之间东西永隔如参商的心灵窘境，是现代派小说的一个母题。
沟通的前提是换位思考、理解妥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眼睛对视、求同存异，而不是互相伤害，彼此扭结。
倪吾诚面临的精神困境是很多人多会遭遇的，但恐怕没有比他解决得更差。
倪的逻辑混乱不知所云，是他缺乏内省从不深思得过且过的表现，人无法实现对自己心灵的全面把握，是现代派小说的另一个母题。
也许王蒙并无这样的清晰策划，但事实如此。
汪曾祺散文特点
一 汪曾祺散文的水韵之美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内容大致可按“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间作小考证”○2来分，其中创作的背景多与他的故乡高邮有关，另外还有昆明和北京。
在水气浩淼的高邮湖边长大的汪曾祺，耳濡目染之下，水不但不自觉成了他的一些创作背景，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
故乡高邮“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流着的水”○3流入他的散文当中，润泽了一片生机盎然的风物，洗涤了健康优美的人性，陶冶了积极和谐的审美追求。
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审美趣味，首先让创作对象带上了作家的审美趣味色彩。
出身乡绅世家的汪曾祺，自小生活无忧，常常带着孩童的烂漫，“东看看西看看”，在水乡人们的生活中闻嗅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在大自然的缤纷多彩中采撷清新淡雅的果实。
在他的《花园》一文中，就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他那追寻自然接近自然，体味和谐的儿时情怀。
在“花园”里，各类小昆虫悠然自得地生存着，各色鲜花素果生机盎然：“花天牛半天时间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
金雀花好热闹，多少蜜蜂
波——，金鱼吐出了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4在这简短而形象的描写中，作家笔下的生物似就鲜活地生活在一个弥着淡淡水气的夏日风光画境里。
另外，作家也不经意地将这份水气带进“昆明的雨”中去渲染，连穿着绣花鞋的苗族小姑娘的一声吆喝：“卖杨梅——”似也“娇脆”地可以如水透澈绵长。
在《我的家乡》中，汪曾祺更是大篇幅的围绕高邮湖的天光云影，水产名胜来展现故乡的旖旎风光和相思情怀。
对水“不期然”的情有独钟，也在“不期然”中浸染了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情感、思想，使它们悄悄散发出淡泊明秀的水气，缔造了汪曾祺散文的悠远空明的水韵。
一、流转生动的语言美 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
语言是读者和作者心灵沟通的桥梁，没有它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无从谈起，汪曾祺尤其重视语言美，他对语言的见解也很精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求语言要气韵生动。
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语言像水，不能切割的。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5在这里，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同时他也强调文章语言中流动的韵味，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6他的散文语言都有这样的韵味，在平和简约的语言里，或透出一种柔情，或低吟一分悲悯，或活泼着几许幽默机智，细细咀嚼，犹如“春初新韭”。
如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
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
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
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
”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7 这段文字不长,却行云流水般,气韵流转,寥寥数笔,一个“怪”教授，跃然纸上。
在这里，作者写出了金教授那“治学精深”的品质，同时也不无幽默地道出了金教授憨厚、朴实和有趣的性格，他是一个可敬又可爱的学者
湖南的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应该是对汪曾祺散文气韵生动的如水语言美的肯定。
另外，这里的“平常”，讲的是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平民化特征。
这种特征在汪曾祺谈吃食，谈花草虫鱼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
汪曾祺是位活在人间烟火中的平凡享受者，他爱美食，爱忆旧，喜游历，所到之处，必开怀享受。
他吃遍大江南北，如他谈在内蒙古吃羊贝子： ……羊贝子真是够嫩的,一刀切下去,会有血水滋出来.同去的编剧、导演，有的望而生畏，有的浅尝则止，鄙人则吃了个不亦乐乎。
羊肉越嫩越好。
蒙古人认为煮久了的羊肉不好消化，诚然诚然。
我吃了一肚子半生的羊肉，太平无事…… 在汪曾祺谈吃的散文里,我们看不到梁实秋“雅舍谈吃”那种全然文人式的典雅气质，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普通百姓式的人生乐趣，但这种乐趣的表现并不粗俗，它体现出了一种简明而畅快的淋漓感，透出一个普通百姓人的真实朴素的性灵。
而如水般透明简朴的语言成就了汪曾祺散文的这一特色。
二、真情关怀的情感 汪曾祺散文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是淡泊、超然的。
他在文中多次谈到这种态度：“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
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
”○8又说“人要有一点自知。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
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
”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平淡柔和人生理想。
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作个潇洒文人”○9。
即使是可以写出雄伟壮阔境界来的题材，在他的笔下，也呈现出小桥流水式的柔和的美。
许多作家写泰山写草原，都会描出一片恢弘的辽阔的壮美气势，但在汪曾祺的笔下，则现出一种悠然宁静的美。
他注目的是泰山的碧霞元君、金刚经，山上的各色野菜，担山人的扁担等等，总之与他一贯追求的平淡柔和的境界相吻合。
这种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如细流一样在他的散文中缓缓流淌，随处可见。
可是，说汪曾祺散文淡泊超然并不等于他的散文超然得无心世事，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世人的关怀。
他的散文总是流动着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
这种被内敛起来的情感使得他的散文别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魅力。
汪曾祺是关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在谈吃的文章中，不但谈吃文化还巧妙而中肯地向读者（特别是作家）提出要广泛地关注生活积累素材，又说“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10，表达对新生的文学应持辨证的观点，不能一刀切。
他也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平衡，在畅谈自己对翠湖的昔日情怀时，建议在发展中注意还翠湖一个“明爽安静”的环境。
汪曾祺也将这种爱心兼顾到了一枝一叶上。
大自然的各种小生命如蝈蝈、蜻蜓、知了等等经常在他的笔下展现生机，对一株百年柳树，他写到：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
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
爱抚之情历历可见。
汪曾祺是站在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情感角度上表达他对世间事物的关注，对生命的热爱的，故显得淡然超脱，但真挚的情感又是那样流溢着丝丝入扣的温馨。
三、自然旷达的思想 汪曾祺的这种情感的体现与他所接受的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他自称“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他特别推颂曾点式的儒家思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圻，风乎舞雩，咏而归。
曾点的这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美的极致，汪曾祺如是咏叹。
这反映在文学，就是对“适我性情”风格的推崇，对于简洁、潇洒的文风的追求，致力在文章中构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性美的人文环境。
他始终用一种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世界，以一种积极达观的态度去思考、去生活，他能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心安理得地在农科所读《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在被人不小心撞的嘴里的牙乱七八糟后还能不在乎的替人圆话。
这种“安贫乐道和闲适态度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美德”。
在继承传统的文化的同时他对现代化也是积极面对的，对其负面影响是警惕的。
在《胡同文化》中，他用老庄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现代文明的发展，但又在现代化将人异化的层面提出了质疑，从而呼吁人的发展应符合自然发展规律，但不能强求，以致误入歧途，消失了本性的美好。
汪曾祺的这种蕴涵着和谐、温暖、奋发思想的散文为现代人缔造了一个似秋水容纳百川的浩淼的思想空间。
汪曾祺散文流转生动的语言，真挚关怀的语言，自然旷达的思想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似水空明淡泊，阔远生动的美好境界。
（摘自《百度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