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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落魄读后感

时间:2013-07-11 20:22

汪曾祺小说落魄心得

汪曾祺的《落魄》运用了分叙和零叙的手法。

  《落魄》中,“我”在叙说扬州人的“落魄”的同时,也说了大学生生活的变化,基本上是一段写大学生一段写扬州人。

作者只写“我”看到的扬州人的变化,至于扬州人为什么“落魄”,其实作者没有交代。

这当中有“我”叙述者视角的限制,但是作者没有通过“我听说”这样的方式把扬州人“落魄”的原因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而是这个空缺留给读者填满。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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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自选集》好词好句好段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

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

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

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

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

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

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

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

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

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

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

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

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

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

美在身边,美在本分。

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

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

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

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

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汪曾祺散文的特色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

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如《葡萄月令》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

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

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

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

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

味极似虾”。

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

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

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

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

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

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

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

作品就是作品。

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个人荣誉《人间草木》、《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翠文谈》、《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汪曾祺作品自序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七里茶坊早 春(五首) 复 仇 鸡 毛旅 途(八首) 落 魄 故里杂记国子监 鸡鸭名家 晚饭花下水道和孩子 羊舍一夕 珠子灯果园杂记 看 水 钓人的孩子葡萄月令 王 全 职 业翠湖心影 黄油烙饼 八千岁昆明的雨 异 秉 小说三篇跑警报 受 戒 故里三陈天山行色 岁寒三友 星期天湘行二记 天鹅之 昙花·鹤和鬼火水母、葵·薤 故乡的食物 大淖记事 金冬心讲 用 拟故事两篇 故人往事詹大胖子 八月骄阳 安乐居小学校的钟声 王四海的黄昏 故乡人徙 皮凤三楦房子 鉴赏家桥边小说三篇 端午的鸭蛋《端午的鸭蛋》是汪曾祺的作品,选自《汪曾祺全集》第4卷.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作家.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

系百索子。

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

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

做香角子。

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

贴五毒。

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坎上。

贴符。

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

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寄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

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

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么

喝雄黄酒。

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

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

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

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

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

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

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

”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

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

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

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

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

我的家乡是水乡。

出鸭。

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

鸭多,鸭蛋也多。

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

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

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

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

高邮还出双黄鸭蛋。

别处鸭蛋有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

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

还不就是个鸭蛋

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

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

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

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袁枚的《随园食单 小菜单》有“腌蛋”一条。

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

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

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 高文端公最喜食之。

席间,先夹取 以敬客,放盘中。

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 油亦走散。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

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

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

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

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

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

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

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

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

一要挑淡青壳的。

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

二要挑形状好看的。

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

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

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

这有什么好看呢

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

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

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

蛋黄蛋白吃光 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

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

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么

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以及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不要着急。

但是汪先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沉静自如的。

他早年,风格也华丽,也多变,也有杀意,有恨气,有悬疑。

比如《复仇》,比如《鸡鸭名家》,比如《落魄》。

实际上,汪先生早年相当华丽,也有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时节。

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老来所写了。

境界到了。

像《异禀》,即描述一个熏烤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有兴旺有惨淡,对比强烈。

这种故事,就是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了的——他晚年很少写这么跌高落重的东西了。

他晚年的东西,尤其是小说,圆通融和了。

他的小说,有些是半揶揄的口吻,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喜,但不算刻薄,有悲悯心。

比如《八千岁》,那个吝啬鬼米店主最后破了笔财;比如《金冬心》,小嘲弄了一把扬州八怪里的金农。

《岁寒三友》则是恻隐里带温情。

反而是《皮凤三楦房子》,需要用到刻薄口吻时,他反而不那么游刃有余了。

他也写在北京生活所见的东西,比如《云致秋行状》,比如《安乐林》,比如《讲用》。

他写这些,驾轻就熟,不需多表。

但真正见功力的,也是他明显投注心力的,是他那些谈不上有情节的,纯粹叙述生活的小说。

比如《茶干》,连万顺酱园的故事;比如《如意楼与得意楼》,简直就是把两个楼菜单讲完就结束了;比如《三姐妹出嫁》,就是把老人家和三个女婿家门说清就好了。

以及不朽的《受戒》——你去看,除了末尾那段,简直根本谈不上有故事情节。

1985年,汪曾祺先生如是说: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

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

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

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

《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

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

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

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

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所以,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返璞归真。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只是呈现情景。

这样写看似容易,其实极难。

因为你要保证情节本身的自然,要保证文笔的动人,节奏的连贯。

汪曾祺先生是从明清小说笔记里找了许多灵感的,我感觉。

他一定很喜欢张岱。

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我对一个人如何写出东西来的过程很感兴趣。

如果看得足够多,你能够感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变化。

像早年,还有点锋芒毕露;到《鸡鸭名家》,已经开始温厚平淡,但那种平淡里还有起承转合的迹象。

但到了《茶干》和《受戒》,斧凿痕迹没有了。

这不代表他就是信手写出来的,只是说,功力到了。

至于他那些随笔,真就是功力到了之后,自然而然流泻而出,不会显出用力痕迹了。

说汪曾祺先生这人。

他的经历,自己文章里陈述过多次。

祖上算读过书,后来入了西南联大。

建国后颇受老舍先生帮忙,又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

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天生如沈先生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贬义词)。

也唯此,能够相对平安的,度过十年浩劫。

但通透并不代表全盘接受。

他写北京的那些文章,很好。

但最好的,是写云南,写扬州故里。

我是江苏人,所以汪先生写的情感,我大概能够明白。

骨子里,江浙读书人其实都是汪先生这样的。

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里的美好事物。

汪先生骨子里,还是这样一个人。

他不喜欢规矩,他喜欢自然纯净。

《受戒》里,和尚们并不守清规,小和尚也有了爱情,但没人会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然纯净。

最后还是说一下汪先生的”不着急“。

我在豆瓣和知乎写吃的,都遇到过有同学说我写字像汪先生。

其实他那境界,非我所能追逐,但我还是愿意现身说法,当个活解剖材料。

《金瓶梅》里,西门大官人能吃能喝,花样百出。

家常那些打卤面、闷猪头大油大腻之后,还炫耀“你做梦也梦不着的好东西”,所谓“衣梅”,杨梅用各种药料加蜜炼制过,薄荷橘叶包裹,大概清凉甜美吧。

《儒林外史》里,严贡生吃云片糕,还讹诈船夫。

后来喝问起来,船夫还老实报云片糕的配料,“瓜仁、核桃、洋糖、面粉”,可见那时候贩夫走卒也都吃得起这类小吃了。

当然,算不算甜品得两说。

似乎大多数甜点,都少不了面粉、鸡蛋、奶油,以及诸般香草。

逯耀东以为满、蒙人善做乳制品,所以连带着北方甜食都跟牛羊奶沾了边,花样百出。

唐鲁孙说北京东来顺有道菜叫做“炸假羊尾”,蛋白打起泡来,裹细豆沙和面再炸,想起来大概取炸面的酥脆、细豆沙的沙感,以及蛋白之嫩吧。

这就算是甜品发展到高端的境界了:单是甜润适口不够,要口感纷繁华丽,吃的就是个变幻莫测。

比较天然的是老北京马连良们吃的河鲜冰碗,据说是一大碗里有藕有莲子有鸡头加冰汇总,实属天然,可惜如今这世道没处觅去。

我小时候,流行些顺口溜。

意思可东摆西扭,只要押韵。

比如,“周扒皮,皮扒周,周扒皮的老婆在杭州。

”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

不知道。

比如,“鸡蛋鹅蛋咸鸭蛋,打死鬼子王八蛋。

”我一直觉得这句唱错了,很可能原话是“手榴弹”。

因为你给对手扔咸鸭蛋,简直是包子打狗。

  高邮产咸鸭蛋,大大有名。

我认识许多人,不知道高邮出过秦观和吴三桂,只知道“啊哟,咸鸭蛋

”可见传奇远而粥饭近。

高邮是水乡,鸭子肥,蛋也就多,高邮人本身又善于腌咸鸭蛋,遂海内知名。

  咸鸭蛋家腌起来并不难,但腌得蛋白不沙、蛋黄油酥,很靠手艺的。

这和晒酱、做泡菜、腌萝卜干一样,瞧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这里腌鸭蛋,多是用黄泥河沙,有谁腌得不好,被人指责手臭了,就恼羞成怒,抱怨水土不好鸭子差,沙子不好不吃盐。

  吃咸蛋分蛋白蛋黄。

好咸鸭蛋,蛋白柔嫩,咸味重;蛋黄多油,色彩鲜红。

正经的吃法是咸蛋切开两半,挖着吃,但没几个爸妈有这等闲心。

一碗粥,一个咸蛋,扔给孩子:自己剥去。

  咸蛋一边常是空头的,敲破了,有个小窝;剥一些壳,开始拿筷子挖里头的蛋白蛋黄。

因为蛋白偏咸,不配粥或泡饭吃不下,许多孩子耍小聪明,挖通了,只吃蛋黄,蛋白和壳扔掉。

家长看到,一定生气,用我们这里的话:  真是作孽啊

这两篇其实都是我写的,后一篇有人提过,有些像汪先生,前一篇就没有。

具体哪儿像呢

汪先生也写过咸鸭蛋,但我与他并无一字重复。

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一篇比前一篇,词藻运用更朴实,短句更多,有民间俗谚,有对小时候的细节回忆。

所谓现在写字像汪先生的,其实大多都逃不过这几天:朴实字句、大量短句、对民间生活的平静陈述,这已经成为一种”汪曾祺符号“了。

以及——这是我唯一用的小技巧:第二篇里有这么句: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

不知道。

汪先生也用过类似的套路:闲说着话,自问自答,然后过去了。

这样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有”确实像在聊天“的氛围,以及调节文本节奏之用。

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一说,你就知道汪先生不着急,真的在跟人聊天。

这就是他的节奏,这就是他的文气,这就是他跟其他人最不同的所在。

《自画像》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第一首〈岳阳楼晚望〉乾坤千里水云间,钓艇如萍去复还。

楼上北风斜卷席,湖中西日倒衔山。

怀沙有恨骚人往,鼓瑟无声帝子闲。

何事黄昏尚凝睇,数行烟树接荆蛮。

---作者崔珏,不算无名诗人,全唐诗中有他一卷作品。

只是唐代优秀诗人太多了,他实在太不起眼。

但就这首来说,水平是不错的。

首联从大境着笔,先开阔眼界;中间两联再写近景,很是工整;最后一联已经略微有点点“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意境。

他只是个普通进士,小小一个县令,此诗却坡有大家风范。

第二首〈岳阳楼〉倚楼高望极,辗转念前途。

晚叶红残楚,秋江碧入吴。

云中来雁急,天末去帆孤。

明月谁同我,悠悠上帝都。

---作者江为,南唐诗人。

江为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在当时,他是挺有名气的大才子。

他曾题诗于庐山白鹿寺,后来为李后主见到,后主极其赞赏。

江为也因此自命不凡,轻狂放荡,以为取功名易如反掌。

不料他总被南唐官吏刁难,一气之下想叛投吴越,不想事泄,获罪处斩,可见其人很是有些恃才放旷的。

这首〈岳阳楼〉写得清逸脱俗,与那些大家相比,也是不稍逊色的。

第三首〈重修岳阳楼写怀〉遍历江山只此楼,名传自古今又修。

却观湘水浮新景,重对君山记旧游。

风月依然如故友,轩窗今复冠南州。

远追张相滕侯迹,幸蹑前规壮胜游。

---作者郑明瞻,宋神宗元丰年间知岳州军。

这首诗很普通,艺术性一点也不高,只比现在的多数网络律诗好一些。

但是,考虑到作者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武官,毕竟不是靠读书为生的文人。

而且诗中表现的对前贤的景仰之情以及谦逊得大气也不敢出的谦恭态度,这首诗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历史上的专职武官而又有文名者本就极少,以这篇作品而言,这位仁兄显然还是在律诗上下过些苦功夫的。

至于他究竟是因为自己爱好、抑或是因为在宋代“文官为正武官为副”的政策下为了讨好上司而攻读过几天,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四首〈岳阳楼〉八月书空雁字联,岳阳楼上俯晴川。

水声轩帝钧天乐,山色玉皇香案烟。

大舶驾风来岛外,孤云衔日落岑边。

东南无此登临地,遣我飘飘意欲仙。

---作者刘仙伦,宋代诗人,与刘过合称庐陵二士,颇为有名。

此诗一改宋诗清瘦的特点,倒是很象唐人之作,倘若伪托为王维杜甫岑参等人之作,未必就不能瞒人耳目。

第五首〈岳阳楼〉后乐先忧记饱观,兹楼今始得凭栏。

吐吞九水波涛阔,出纳三光境界宽。

黄帝乐声喧广漠,湘君鬟影浸晴澜。

江山何独助张说,收拾清晖上笔端。

作者王十朋,宋代诗人。

南宋绍兴年间状元、抗金派名臣。

他一直在家乡乐清讲学,直到秦桧死后才去应试,可见其抗金思想之坚决。

此诗也颇有唐人遗风,颈颌两联有大气之感。

第六首〈道经巴陵登岳阳楼用孟襄阳韵〉送客洞庭西,龙堆两青青。

陈殿出空明,吴城连苍莽。

春随湖色深,风将潮声长。

杨柳读书堂,芙蓉采菱桨。

怀人故未休,望望欲成往。

---作者杨维桢,元末绍兴诗人。

出仕元朝,朱元璋安车征召他修〈礼乐书〉,不受官,百日而归。

这首作品写得清新秀丽,“春随湖色深,风将潮声长。

”以及“杨柳读书堂,芙蓉采菱桨”两联更是大为不俗,依稀可见宋代江湖派以及永嘉四灵的风采,可见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江湖派和永嘉四灵大都是浙江人,在杭州温州这一带活动。

--------------------------------------------------------------------第七首〈岳阳楼〉洞庭木叶风飕飕,雪浪万顷飞白鸥。

气浸中天日月湿,影摇大地山河浮。

数声裂玉洞宾魄,一点残黛湘娥愁。

安得天瓢酌仙酒,跨鲸直上扶桑洲。

----作者陈孚,宋末台州人,避战乱出家为僧,元世祖时献〈大一统赋〉得官。

在民族仇恨最为尖锐的时候卖身媚敌投靠外族,可见此人人品实在糟糕。

估计同时代的谢柞得等人是耻于提起此人的。

但就诗而论,这首作品可说相当不错。

气势宏大不逊李杜,用典自然贴切,即便放在唐诗中,也可算得上品。

“气浸中天日月湿,影摇大地山河浮。

”一联,颇有老杜“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风采,只是比不了老杜那种厚重感。

但整首诗的气魄却可说直追李白了。

很明显,作者受李杜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后世诗人又有几个不受唐代杰出诗人的影响呢

)。

颈联颌联相比之下有点老杜的厚重沉稳感,首联和尾联却是学足了李白的浪漫奔放夸张轻狂,显然他应该是个很有艺术天赋的人,献赋而得官者,当然文采要出众,只是相比之下,司马相如在汉之盛世献赋得官,纵然于国于民无甚好处,也是无害。

这位仁兄却脱不了卖国求荣的声名了。

当然这只是我就实际情况而言才这样说,如果按照我个人意见,倒不会因此而贬低他。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一朝失道,必然会有新朝起而代之,凭什么一定要忠于腐朽的旧朝代呢

只是当时民族仇恨正是最尖锐的时候,他这样做难免为世人所诟病,换了我是他,也许我还是做不出来的。

非不为也,是不敢也。

------------------------------------------------------------------------第八首〈登岳阳楼〉独立烟波万顷间,心知胜景隔尘寰。

天当尽头疑无地,水到中心却有山。

孤棹风云来远域,层楼鼓角壮雄关。

诸侯事业如今古,不见仙人跨鹤还。

---作者黎淳,明代诗人,湖南华容人,状元出身。

到底是状元,写得很有大家风范。

只是颌联逃脱不了抄袭许棠“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的嫌疑,要知道人家许棠就靠这两句出名啊

“许洞庭”的称号就是这样的。

这首诗颈联写得雄浑豪壮,尾联则暗藏一丝怀古伤今之情,含而不露,那才象状元手笔。

---------------------------------------------第九首〈登岳阳楼〉突兀高楼正倚城,洞庭春水坐来生。

三江到海风涛壮,万水浮空岛屿轻。

吴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庙古人情。

中流或有蛟龙窟,卧听君山笛里声。

---作者李东阳,明代著名诗人,茶陵诗派的开创者,绝不是籍籍无名之辈。

到底是一派宗师,此诗做得工稳之极,引典也自然。

颌颈两联对仗极为工整,颈联化用杜甫“吴楚天下坼,乾坤日夜浮”以及范仲淹“居廊庙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尾联则引用了〈柳毅传〉以及吕洞宾的传说,借以暗示出自己一种超然于世的思想。

其实,这实际上大都是文人的一种空谈作风而已,这些文人,有几分文才就开始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以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才自诩,实际上,文才和实干之才治国之才是不相干的。

就以诗而论,这首诗虽然意境气势遣词构句都算上佳,但是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呢

没有思想的作品,抛开艺术性不谈,也就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了。

-----------------------------第十首〈巴陵〉巴陵城西湖上楼,楼前波影涵清秋。

数点征帆天际落,不知谁是五湖舟。

---作者乃是明代大名鼎鼎的唐寅。

刚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就觉得更有种水墨画的意象味道,一看作者居然是大大有名的唐伯虎。

他虽然号称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但实际上,江南四大才子的书画远比他们的诗文更有成就。

艺术是相通的,唐寅毕竟更擅长作画,腹构此诗之时,想必心头浮现的恐怕应该先是画景吧

此诗的清淡内蕴,和传统山水画的风格也是一脉相承的。

---------------------------第十一首〈岳阳楼〉湖边楼阁欲凌空,春日登临有客同。

漫说滕王遥拟胜,回看黄鹤近争雄。

一声铁笛风帘外,几叶渔舟烟渚中。

巨浪洪涛撼天地,屹然砥柱是谁功。

---作者毛伯温,吉安人,明代诗人。

宦海中几度沉浮,想必感受颇深,所以尾联中暗含自诩之意。

此诗由事入景(春日陪客人游岳阳楼,谈谈对江南三大名楼的比较,看看风景。

),再由景引出主题思想(铁笛烟渚-巨浪洪涛-砥柱是谁功。

),层层递进而承接婉转自然,构思很是老练,对仗也很工稳。

--------------------------第十二首〈岳阳楼〉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谁为天下士,饮酒楼上头。

---作者魏允贞,明代河南人,万历时官至吏部尚书。

旧体诗和近体诗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因为字数本来就很少,表达内容自然受限制,所以通常尽量不使用重复的字词。

崔颢七律〈黄鹤楼诗〉连用了几个“黄鹤”都被后人称为大胆,这首诗更是过之而无不及,人家七律好歹有五十六个字,他这五言绝句才二十个字就用了三个“天下”,而且和崔诗一样破坏了格律。

但是,形式毕竟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不可能高于内容。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内容确有高明之处,打破一下形式又有何妨呢

作者显然就是抱定了这样的想法来写的。

最简单直接地夸完洞庭之水岳阳之楼,然后就最简单直接地夸自己,根本不和你玩含蓄内敛那一套。

这位魏大人若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就一定是个直率的性情中人,单就诗而言,这个“简单直接”很有创意,这份豪情还是很不错的。

-----------------------第十三首〈岳阳楼〉杰阁出城墉,惊涛日夜舂。

地吞八百里,云浸两三峰。

已极登临目,真开浩荡胸。

不因承简命,那便壮游逢。

---作者钱大昕,清代著名诗人。

不愧是颇有文名之人,除了尾联,前三联我都觉得写得很好,大气开阔,有老杜风范。

其实岳阳楼就三层,高不过十来米,但他这颈联“已极登临目,真开浩荡胸”直写得我感觉象是杜甫“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了。

尾联莫名其妙去拍皇帝的马屁干什么

有点点倒胃口。

乾隆身边帐下,净多这等文人。

-----------------------------第十四首〈登岳阳楼〉水落湖光似镜平,倦游人过岳阳城。

愧无忧乐关斯世,拟学神仙了此身。

壮气漫吞云梦泽,微才敢附杜陵名。

湘灵鼓瑟何心听,或许相逢老树精。

---作者赵翼,清代与袁枚齐名的著名诗人。

不过他这诗实在写得不怎么样了,颌联最好,对仗工整,意思也好。

颈联未必口气太大了点,凭他的成就,唐代信手拈一个诗人出来都不比他差的,居然要和杜甫相提并论,的确轻狂自大了点。

------------------------第十五首〈岳阳楼〉君山好落日,留在半湖秋。

但见水无际,不知身倚楼。

十年三渡雁,千里一沙鸥。

正好乘风去,真成汗漫游。

---作者何绍基,清道光年间进士,著名书法家。

当代国学大师汪曾祺曾经称之为“那个到处写字的道州何绍基”,因为这位仁兄和乾隆帝一样,喜好在各地的名楼杰阁上题诗写联,江南三大名楼上都有他亲笔写的对联。

凭心而论,书法是不错的,比乾隆强多了。

联却一般,恐还稍逊乾隆三分。

就这首诗而言,也算不错了,中规中矩的,颌颈两联也还可圈可点,特别是“十年三渡雁,千里一沙鸥”一联,不着痕迹而令人感慨良多,一吟三叹,意蕴深远,当是好句。

这也是我读过的他的唯一一首作品了。

---------------------第十六首〈登岳阳楼〉万顷春声卷浪花,孤舟晚泊天之涯。

岳阳楼头无事做,洞庭水试君山茶。

---作者王文治,清人,生平不详。

单以此诗而论,颇有些“清淡风流”的格调,后两句有点赵师秀“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韵味。

-------------------------第十七首〈岳阳楼〉湖山与我最多情,每到登临眼独明。

骇浪飞花衡岳雨,孤云落日鼎州晴。

高吟适有潜鱼跃,静坐如闻奏乐声。

堪惜忠魂无处奠,却教羽客踞华楹。

---作者陈玉桓,清代巴陵(今岳阳)县令。

此诗前三联平淡无奇,就颈联还勉强算是不错,并无出彩之处,但尾联却蕴涵了丰富的思想性和独特见解,使得整首诗立刻就提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

岳阳楼第三层供奉着吕洞宾,他主张应该供奉屈原,汪曾祺在有篇文章中就提到他很赞同这个主张的。

可见诗词文章,最重要不是形式的工巧,而是要言之有物才能取得共鸣。

------------------------第十八首〈过洞庭湖〉惊波常不定,半日鬓堪斑。

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

鸟高恒畏坠,帆远却如闲。

渔父闲相引,时歌浩渺间。

---关于岳阳楼的诗歌,这是我选的最后一首。

作者许棠,〈全唐诗〉收有其作品。

他以此诗成名,当时号称“许洞庭”。

这首诗包括他的介绍和评论都是我直接从网上搜来的。

许棠以此诗名于世,其极写八百里洞庭之浩渺汪洋,端的如无声画卷。

颔联“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既切洞庭君山之境,又颇含哲理,故为时人所激赏,计有功《唐诗纪事》谓此二句“人以题扇”。

孙光宪《北梦琐言》谓“前辈许棠《过洞庭诗》,最为首出,尔后无继斯作”,似为过誉,较之孟襄阳“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少陵“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尚有一间之隔。

然棠却以此知名,至有“许洞庭”之号(见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是矮中拔高者也。

-----------------------------------------以下开始就是词了。

第十九首《临江仙》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

君山自是小蓬瀛。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

微闻兰芷动芳声。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作者滕子京,名宗谅,和范仲淹是同榜进士、好友。

其实个人以为,滕子京的诗文水平是不错的,可惜他的《岳阳楼诗集序》太长,加之毕竟不能出范文之右,所以我就不打出来了。

那篇散文其实算很不错的。

这首词也写得清丽脱俗,麻烦的是,总共才十句的词,他居然直接借用了四句

上阙“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是借孟浩然的,下阙“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是借钱起的,好象是逃不了抄袭嫌疑,汪曾祺取笑他“未免过于省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四句前人名句嵌在这里很自然,浑然天成,无丝毫斧凿牵强之感,这也应该算是高明的艺术创作了。

其实抛开功利声名之心的抄袭就不再有什么贬义了,以滕公当时的学识和名气地位,他不可能不知道这四句是名句,一写出来大家自然就会知道出自什么地方,如果他自己心中先有愧,就不会敢于公诸于众自取其辱了。

可见他必然是胸怀坦荡泰然处之任人评说的。

--------------------------第二十首《卖花声.题岳阳楼》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

十分斟酒敛芳颜。

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

醉袖抚危阑,天淡云闲。

何人此路得生还

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作者宋人张舜民,长安人。

上下阙后两句,把离情别意思乡写得淋漓尽致,“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着笔颇有独到之处,旁人无意吟唱离别之曲而引发自己心中之伤痛,从侧面着笔写离情,比之直接正面描写似乎要高了一筹。

---------------------------------第二十一首《风蝶令》袅袅秋风起,萧萧败叶声。

岳阳楼上听哀筝,楼下凄凉江月为谁明

雾雨沉云梦,烟波渺洞庭,可怜无处问湘灵,只有无情江水绕孤城。

---作者宋代李祈,这首词显得过于凄婉,上阙一连串“秋风”“败叶”“哀筝”“凄凉江月为谁明”的意象渲染出十分凄婉的情感,不了解作者以及这首词的背景,倒不清楚他是“为赋新辞强说愁”呢还是真的有感而发,但即便是如此,比之后主“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是差着好大一段距离。

太多色彩强烈的遣词用句,使得作品内涵失去了深度和内敛含蓄的美感。

作者在谋篇布局上显然是精心设计过了的。

上阙一连串“秋风”“败叶”“哀筝”“凄凉江月为谁明”相互呼应,下阙一连串的动词“沉”“渺”“问”“绕”也是一样相互呼应,这首词做得比较精致。

可见他一定很用心研究过谋篇布局之法。

------------------------第二十二首《满庭芳》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

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

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

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

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

破坚徐郎何在

空惆怅,相见无由。

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此首词是岳阳楼词中我最为推崇之作,是以放在最末。

上阙极写宋之繁华,即使较之柳永那首传说令金主完颜亮垂涎江南繁华的《望海潮》也不输多少。

下阙笔锋一转,以沉重的笔调写下了国破家亡的伤痛,以及自己以身殉节的决心,可谓字字泣血,句句含泪。

整首词笔力雄健,思想深刻,便是那些前辈名家一代宗师,若读此词也得生出几分敬意来。

这首词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作者是宋末一位岳阳女子,被金兵掳到杭州,因其貌美,主人想要她真心服己,故未曾用强。

她始终不从,主人恼羞成怒欲用强,她巧言需先祭奠丈夫方可,然后在墙上留下这首绝命词投大池而死。

她不曾留下生平事迹和姓名,历史上仅以“徐君宝妻”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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