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一篇《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3000字左右谢谢
上个月北区有书展，为了不至于在大热天跑一趟却空手而归，我才买下了这本书，但是因为要准备考试等原因，一直没有怎么去翻它，知道最近闲了下来，才在图书馆的空调重新拿起了它。
这本书最初是由英文写成，之后才又作者（黄仁宇）翻译修订成中文，因为是作者亲自翻译，又得到中国社会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等人的帮助，所以读起来的时候相当的通顺流畅，而绝无生硬晦涩之感。
当然，一本书能够吸引人，最重要的，还是其描述的内容以及作者所要阐述的观点和思想。
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在书的一开头，作者便解释了这个书名：这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却实为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而其前后的诸多事件，以及其间的因果关联，才是历史的重点，也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地方。
而书中选择了这一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对前任首辅大臣张居正清算事件的完结。
序言里，作者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明朝从开国皇帝朱洪武开始，便已经有意识的在重用文官，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万历当皇帝的时候，早已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文官集团和管理体系。
而首辅大臣作为他们之中拥有最高地位的代表者，必然是德高望重而且拥有者相当的政治才华和手段，以及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的。
而由于万历即位的时候年龄尚幼，张居正身上同时还肩负了小皇帝的抚养和教育重任。
于是，1572年秋天，也就是九岁的万历皇帝即位的那一年之后，“他（万历）每天的功课有三项内容：经书，书法，历史”。
《墨子·非攻》云：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
熟习经史，可以于前人的经历中“见兴替，知得失”，从而明晰事理，练习书法，除却以后批阅奏章所用，同时还可以磨炼皇帝的意志，使其冷静沉稳，一个由内而外，一个自外向内，以求达到修身养性，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书上说，万历十岁的时候，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
有一次，他让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写完以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
张居正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
《万历十五年》和 《 明朝那些事儿 》 读后感3000字不准抄袭
我写你吗b
历史3000字的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一声叹息万历帝——《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本文所说的“一声叹息”，只限于如果按照现代人正常思维状态下，去努力理解当时已经集国家权力于一身的中国明朝皇帝却根本没有办法运用自己的意志去办一件自己想做的看上去是极小的事情，当然就更说不上让他青年人家领导当时的明代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国家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强盛兴旺，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实在是令现代的中国人大大失望了。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的封建政治家、封建思想家、封建实干家、封建统治者们，封建被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自我奠定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特色的人类封建社会行为准则，它就是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它包括了身处任何地位级别的中国人从小长大从生到到死全部生涯中的唯一行为纲领：下级永远服从上级、儿女永远服从父母、女人永远服从丈夫——而从来不允许怀疑其上级、其父母、其丈夫在任何时候会出现有过错的事情。
有过错误也得服从。
当然，如果数以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所有的曾经的为君者、为父者、为夫者全部百分之百绝对正确过、绝对伟大过、绝对英明过……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社会景象啊。
可惜啊，在如此沉重的伦理道德的外衣下，人类间科学真理的闪光、科技知识的萌芽、人类人性善良的曙光……全部都被静悄悄地被压制着、被消灭了——当然，其中也包括看上去拥有世上最大财富、拥有全国最大权力的正处年轻时代的中国明朝万历皇帝。
我所接受过的教育中，权力曾经是一个神圣无比的词句：*杆子里出政权、权力是做大事的基础、这个世界是由帝王一类掌握大权的人所创造的…… 黄仁宇先生的文字，却让我明明白白看到，一个号称当时世界经济最强国之一的当朝年轻万历皇帝大权在握却活得是如此那样地艰难。
作为一个中国皇帝，他是最让我失望的：他正当年轻且大权在手，可是，他除了在中国最大的农民式的皇帝后宫里享受着众多女人们给于他的所谓人生其实只是一个雄性男人在性方面的某种自由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换句话来说，如果他能够走出这些女人组成的后宫一步，他便完全处于无事可为的境地——他的大臣们其中包括有名的张居正老先生都替他把国家的事儿都做完了，以至于他才满二十四岁青年少年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发出“生活的单调和疲劳”的人生叹息。
试想想，任何时代中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比如说大学本科已经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更不用说一个二十四岁便大权在握的中国皇帝，其皇帝职位本身就是一种多么令人感觉兴奋的、至少可以想像、至少可以觉得做成多少大事的职务啊。
请睁开眼睛看看别人是怎样当皇帝的吧： 当年同样十九岁的俄国大皇帝，他悄悄地独自到邻国去学习造船技术；三十多岁日本国皇帝，亲自组织日本全国官员学习西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的经验，从西方国家把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移植创建在自己国家的国土上——想当年，日本国的首批纺织女工，都是由日本当时政府官吏家的女儿们担任的；当时的日本民众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她们普遍认为，纺织机器是一种怪物，人类是不能接触它的；日本皇帝为了国家的改革进步，首先动员自己的下属官僚家的女儿们充当日本国的第一代纺织女工
……中国万历皇帝啊，你正当二十四岁的时候，你青春少年大好年华，只知道像一个无知农民一样、像同一只种猪一样守着九个嫔妃与无数宫女日日夜夜过日子，这是为什么
然而，所谓的中国万历皇帝过着美女环绕的日子却没有感觉丝毫幸福——他心里最明白，他的所谓的某种程度的性自由的结果却是烦恼多多：他的子女中所谓的长子只是他与母亲身边的一个宫女发生一次肉体关系后的自然结果，他心目中却特别钟爱着其中的另外一位嫔妃——他在接二连三生育了十男九女之后，一个所谓的中国明朝大皇帝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欣赏的、看上去最有能力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担任太子，成为未来他的皇家事业的继承人。
万历皇帝啊皇帝万历，你像一个正正当当的中国皇帝吗
——除此之外，你为什么不能为中华民族做一点点让这个民族让这个国家日后强盛的实际事情么
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银行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军事武器设计家制造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船舰制造家啊；比如，创造发行中国明朝纸币、开发中国明朝股市、培养中国自己的股票交易人才啊……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君主们正在开始培养发育这方面的专家了。
你学学别人不行吗
而可怜的中国皇帝们，只知道千篇一律一代又一代地培养着只知道读几本道德经书的书呆子们——却被后世所谓的文人名士历来号称为哲学家或诗人。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强盛，一个民族的兴旺需要的是许多实实在在的实干家，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军用民用的技工工艺师、机器设计师、机器操作师、工厂企业家、银行家……及有适当比例的哲学家与诗人。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是哲学家与诗人，大家都处于极度浪漫的思绪之中过日子，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可怜的万历皇帝 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日常生活如此，中国平民百姓岂敢不如此
再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及中国人们心态如此，居安不思变，日后岂有不败之理
万历皇帝是幸运的：按照惯例，他在八岁那年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节。
几个月之后，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穿着丧服，被众官员“劝进”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其实，明王朝政权的运作，全部由著名的宰相张居正先生一手把持着，那是另外的事儿。
至少，皇帝的位子是由已故皇帝的一个孩子以合理合法的皇太子名义继承着的：父母之命、长子为大……它是极符合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
万历皇帝是可怜的：按照惯例，他在母亲皇太后的意愿下，年仅十四的孩子般大的皇帝，与一位同样年仅十三岁的孩子般大的平民女儿出身的皇后举行了大婚仪式。
皇帝母亲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
只要册立了皇后，皇帝便可以册立皇宫里任何女子成为合法的皇帝专用的女人，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其结果是：万历皇帝一生共有八子十女共计十八个儿女，分别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
其中，天算不如人算，万历皇帝阅女无数，平生最终爱的女人却只有一人，她就是皇帝本人年满十八岁那时所认识的一位年仅十四岁的郑氏女孩，她是被万历皇帝最早册封为皇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女人。
各位看官，正因为如此，中国明代万历皇帝的悲剧便开始了。
其中，万历皇帝平生最喜爱的儿子就是他与这位淑嫔所生育的儿子——由于他仅是万历皇帝十个儿子中第三位出生人世的儿子，他虽然可能具备着继承皇帝位置的许多天生必然条件，却不具备继承皇帝位置的天生必须资格——他并不是万历皇帝的长子。
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标准千条万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长子为大”——皇帝也不能例外。
天啊，各位看官你可相信，万历皇帝所谓的第一个儿子，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一不小心在一次少年性玩乐游戏中，与皇太后母亲的一个随身少年女仆发生男女肉体关系后所得到的结果。
问题还在于，万历皇帝本人坚决相信，这位所谓的天生的“太子”并不具备当好一个中国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
为了实现以上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不是太难的家庭接班人目标，多少年来，万历皇帝本人曾经作出种种努力得不到响应，万历皇帝的政府办事机构文官组织成员不惜以牺牲个人生命为代价而万般阻挡，决不能让时任皇上破坏中国皇帝祖先制定的“长子为大”的规矩以至于犯下滔天大罪——万历皇帝从此不理朝政几十年，其中三十多年来他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相信吗
少年皇帝与少年女仆的***结晶不是同样被认定为封建社会中的“长子为大”范畴吗。
换一句话来，一个年轻的中国皇帝可以由此而三十多年不上班不办理国家大事——天啊，当时的中国明朝王朝官僚体制竟然同样正常运作。
令人更不可想象的是，作为一代皇帝的他，竟然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的同时，万历皇帝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范例：臣僚们不让他立三儿子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甚至不让皇长子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以增长未来担任皇帝所必须进修的基本功课。
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难道，当时的中国明朝社会真的无事可为吗： 比如，万历皇帝的祖先明王朝首席皇帝朱元璋先生，曾经以一位当家杰出农民的天才构思，组建了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组织保障机制。
他老先生组织的试点中，五千名明王朝军人的军銄不是由国库开支，而是由当地政府选择的五千户农民家庭将他们应该上交国家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些明朝军人的家中——竟然推而广之成为全国军事编制的国家正规制度，从此短距离的物质运输成为时尚，国家级的物质供应、货币供应、交通运输……全部成为泡影。
明朝开国皇帝设置了相对而言较轻的国家赋税，同时却让人民派出无穷无尽的差役。
如基层政府衙门内的文书、仓库出纳、看守、守门人均由纳税人承当。
军人由卫所辖区内的“军户”充数，为政府煎煮食盐有“灶户”，看守王府陵墓有“坟户”。
政府衙门所用的文具、纸张、桌椅、板凳等，一概向民间无价征发。
阅读着古书，有时，看看身边许多现实社会行为，什么“当地政府出一点，商家出一点，业主出一点”……总觉得有些眼熟。
明朝政府既无意为人民服务，其衙门职责则尽在管教，以维持传统“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价值，威权在赋有道德之名位，不由分辩。
著名的明朝模范官吏海瑞先生，身为政府官员兼任地方司法官，办事判案决以伦理道德作为斟酌的标准：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
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地理解，就是当海瑞先生老人家办理民间案件，当有可疑没有证据一时无法定案的时候，宁可委屈那些兄弟关系中的小弟、叔侄关系中的小侄、贫富关系中的富人、老实人与刁顽人中的刁顽人等……至于“以事实为准绳”则放置一边去吧。
朱元璋王朝的国家架构政策设计，固然足以防止大地主之出现，但是同时也阻止了民族工业化之前的初期存积资本，而且并非在大多数小自耕农的体制下“剥削”即能杜绝。
稍宽裕之农户，稍有储蓄既无处投资，而穷困之户亦无他处可以借贷，于是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造成中国近代史上之悲剧，使多数人口追逐小块土地之收获，只有人口高度增加，无法提高工资，改进生活程度。
由此，在中国明代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儿：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当地十几个不同的政府小单位；一个军队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旦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彻底消灭了中国土地上产生任何社会高级形式的军事补给改进、交通运输系统改进、财务管理系统改进、银行系统的产生与发展等萌芽。
说来谁会相信，明王朝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先生的所谓“戚家军”手中的武器装备，都是由东一家、西一家农村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凑合而成的——一个堂堂的号称世界首富行列的明王朝，连一个系列的国家军队武器制造企业都没有
一个国家军事供给方式组成如此，一个国家军事装备制作方式如此……久而久之，这样的国家在未来国与国之间战争中还有取胜的希望吗
当时，日本岛国民间海盗正在准备掠夺中国大陆，英国女王正在领导国民同样以海盗的方式振兴英国与强国西班牙争夺世界市场…… 我们的中国明代年轻皇帝却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只感觉自己“生活的单调与疲劳”。
从这个角度上看，万历皇帝虽然以居中国皇帝职位时期历时最长，却是最严重失职的一任中国皇帝——所以，区区三百多年以后，英国的一个女人所建立的帝国能够派出几千士兵便可以远渡重洋进攻并战胜中国另一个皇帝的号称数十万、上百万大军的中国清朝军队，那便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看来是真的。
皇帝也会消极怠工，真让我长见识了。
——借此特别感谢《万历十五年》的作者，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你的论述让我长了见识。
有没有四年级的读书笔记3000字
【读书笔记】一声叹息万历帝——《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本文所说的“一声叹息”，只限于如果按照现代人正常思维状态下，去努力理解当时已经集国家权力于一身的中国明朝却根本没有办法运用自己的意志去办一件自己想做的看上去是极小的事情，当然就。
求徐霞客游记读后感一篇，不少于3000字。
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
明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
他经30年考察撰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厦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19个省、市、自治区。
他不畏艰险，曾三次遇盗，数次绝粮，仍勇往直前，严谨地记下了观察的结果。
直至进入云南丽江，因足疾无法行走时，仍坚持编写《游记》和《山志》，基本完成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
55岁（1640）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江阴。
56岁（1641）正月病逝于家中。
遗作经季会明等整理成书，广泛流传 他决心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地理考察事业。
他喜欢读地理、历史和游历探险方面的书，向往着“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生活。
徐霞客埋头专心攻读和研究前人的地理学著作，但是，他并不是把前人的著述当作一成不变的经典盲目地相信，而是在吸取前人知识的同时，进行独立思考。
为了搞清祖国河山的真实面貌，徐霞客决定亲身进行实地考察。
从22岁起，徐霞客开始了游历考察生涯。
三十多年间，他先后四次进行了长距离的跋涉，足迹遍及相当于现在的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律、上海等19个省、市、自治区。
在三四百年前，徐霞客游历了如此广阔的地区，靠的完全是自己的两条腿。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赞叹不已了，便何况他所考察的主要是陡峭的山峰和急流险滩呵。
不难想象，他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甚至随时有丧生的危险。
徐霞客的考察探险活动，持续进行到公元1640年他55岁的时候。
当时，他正在云南，不幸身患重病，被人送回江阴老家，第二年就去世了。
可以说，徐霞客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地理考察事业。
<明>（公元一五八六年至一六四一年）字振之，号霞客，更号霞逸，江阴人。
生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卒于穆宗崇祯十四年，年五十六岁。
（《续疑年录》作生于万历十三年，卒于崇祯十三年，年岁同。
此从《历代名人年谱》及《补疑年录》据《年谱》）童时就师，矢口成诵，搦笔成章。
家贫力耕奉母。
性好佳山水，又好奇书，博览古今史地秘籍。
年三十，母遗之出游，每岁三季出游，多秋觐省以为常，东南佳山水，如东西洞庭、阳羡、京口、金陵、吴兴、武林、浙西径山、天目、浙东、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伽诸地，有再三至，有数至，无一至者。
行时从一奴，或一僧；携一杖，一朴被，不治装，不裹粮，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壁，冒丛箐，攀度粳级，捷如青猿，健如黄犊；以崟岩为牀席，以涧为饮沐，平居未尝专习古文辞，行游约数百里，就破屋枯树，然松拾穗，走笔为记，如出夙构。
母亡，更作昆仑海外之游，穷星宿海而还。
宏祖所为游记，高可隐几，没后手稿散逸，其友季梦良求得之，而中多阙失，今本凡十二卷，《四库总目》为杨名时所重编。
他注意到植物与环境的关系，观察在不同的地形、气温、风速条件下，植物生态和种属的不同情况，认识到地面高度和地球纬度对气候和生态的影响。
在徐霞客对地理学的一系列贡献中，最突出的是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
他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考察的地理学家。
石灰岩地貌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有众多的岩洞。
徐霞客亲身探查过的岩洞达100多个。
徐霞客不仅对地理学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文学领域中也有很深的造诣。
徐霞客在野外考察生活中，每天不管多么劳累，都要把当天的经历和观察记录下来，坚持写游历日记。
他先后写了2000多万字的游记，这既是地理学上珍贵的文献，又是笔法精湛的游记文学。
他的游记，与他描绘的大自然一样质朴而绮丽，有人称赞它是“世间真文字.徐霞客游记》是我国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的一部名著，是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游览和地理考察的真实纪录，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和读者的高度赞赏。
可惜这部伟大的科学著作，未能全部保存下来，因为徐霞客在世的时候，他的游记还未来得及整理，就身患重病离开了人间，留下的只是一些没有编订成册的手稿。
当时正值明末社会变乱之际，手稿几遭波折，散失较为严重，虽经其后代及亲友们的搜集整理，才使这部《徐霞客游记》得以免于堙灭，但是，已经是一个残本了。
加之辗转传抄的结果，讹误删改较多，目前流传下来的《徐霞客游记》，是与原稿有较大出入的，这就给我们研究徐霞客及其成就，带来一定的困难。
《徐霞客西游记》是徐霞客所写游记中的主要部分，最近才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吴应寿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发现，尽管不全，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关于《徐霞客游记》的科学价值和文学成就，已有不少人进行过论述，这里只就这两部著作的来源和相互关系，以及《徐霞客西游记》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浅见，就教于同志们。
一 《徐霞客游记》得以成书和流传至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它经过了一系列曲折坎坷的道路，许多人为了这部书的流传和出版，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徐霞客去世后不久，其生前友好钱谦益(牧斋)写信给徐霞客的族兄仲昭说：“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仁兄当急为编次，谋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间亦不可无此书也。
”后来钱氏又写信给刻书家毛子晋，希望他将游记“仅存数本”刻印出版，广为流通。
①由此可见，徐霞客的旅游日记，一开始就受到他同时代人的重视和珍惜。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徐霞客游记》大约有下面几个主要版本，曾流传于世。
最早的第一个本子是“季本”(即季梦良本)。
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徐霞客的姻亲季梦良(会明)受霞客生前的委托，和友人王忠纫，对游记手稿共同进行整理，为之分其卷次，订其前后，装订成册。
然而不幸的是，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徐霞客的家乡江阴被屠，霞客长子屺遇难，游记原稿全部被焚于火，季梦良的整理本亦遭散失。
事后虽经季氏再为搜集，但仍缺滇游记一册及游太华颜洞和盘江考诸记。
今天被吴先生发现的《徐霞客西游记》，据考当为季本的残存部分。
全书共五册，仅记载崇祯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年)九月十九日至崇祯十一年(公元一六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游历，即浙游日记、江右游记、楚游日记和粤西游记等部分。
虽名为西游记，但缺黔游日记和滇游日记。
首册中有初编者季梦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的题识，并每册皆注明：“友弟季梦良会明甫校录”。
关于它的来源，吴应寿先生有过详细考证，他认为《徐霞客西游记》就是明末著名藏书家钱谦益推荐给刻书家毛子晋刻印的“仅存数本”，时间大约在顺治八年底至十六年间。
根据书中钤有的朱文印，此书曾为汲古阁、莫友芝、刘嘉业堂等藏书家、刻书家和学者先后收藏过。
解放后，才由刘嘉业堂将此书转给了北京图书馆。
②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至于毛氏未能将游记刻印出版，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当时社会动乱不定，出版困难；第二，因为书中有不少关于政局、阶级斗争、人民生活的记载，对统治阶级不利，不敢出版。
后者又是最主要的原因。
《徐霞客游记》的第二个本子是“李本”。
原来顺治二年以后，季梦良再次收集整理游记残稿时，曾经指出：“今全集唯义兴曹骏甫有之。
初骏甫亦好游，慕霞客之高，闻其死，诣
今其全集必存，访而得之，甚易也。
”③但是不知是何原因，季氏未能完成这一任务。
霞客庶子李寄(介立)有父风，生平亦好游览。
他痛感季本残缺，经过多方打听和苦心访问，终于访得曹氏所抄游记在史夏隆处。
可是发现曹氏抄本已被史氏涂抹删改，字多讹误。
为了恢复这部游记的原来面貌，他“重请得其底本，从日影中得出曹氏原文，与季本互校成书，而史本乃不传，但存其序一篇而已”。
④据陈泓考证：曹氏底本滇游首册，“亦仅载游太华颜洞数小记而已”。
⑤故季本所缺，李本仍未能补齐。
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三年)奚又溥为《徐霞客游记》作序，认为李本尽管还有少缺之处，“然不啻已毁之玉，复出昆山，既沉之珠，又还合浦”⑥陈泓则认为李本是“诸本之祖”。
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李寄不仅从史夏隆处得到了曹骏甫所抄游记，而且利用了季梦良的成果(指第二次整理本)，使《徐霞客游记》成为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曾被后人误认为原本。
虽然它已经失传，我们无法见到，但是，后来出现的各种《徐霞客游记》的抄本不少，绝大部分录自李本，其中以杨名时本最为著名。
今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书库保存一部杨氏旧抄本，共十册，分为十二卷二十五篇，可说是目前留传下来最早的一部《徐霞客游记》。
随后，陈泓又集李寄、杨名时等诸抄本校对数次，使之更趋完善。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九月，徐霞客的族孙徐镇又对李本进行了重新编订。
他说：自李本问世，“传写益广，讹落
”⑦徐镇为了使《徐霞客游记》保持原来的面目，使霞客精神“不澌灭煨烬之余，更不灭于妄庸之手”，乃用杨、陈二人编定之真本作指南，各抄本作参考，与李本对比校勘，考其缺失，订其异同，然后刻本付印成书。
《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从此诞生，一直流传至今。
从徐镇所写《辨讹》五十条⑧可见徐本在文字上花了很大的功夫，纠正了过去抄本中不少错误，不过内容和杨本基本相同，只是在编排上略有变动。
徐本分十册，每册再分上下篇，并增添了书牍、墓志、诸本异同考略及辨讹，作为外编附于第十册下之末。
嘉庆十三年(公元一八○八年)藏书家叶廷甲(保堂)又将徐刻本校刊、增补、再版。
他在序言中写道：“嘉庆十一年冬，锡峪徐氏以所梓行游记之板归余。
……翻阅之，朽蠹颇多。
乃借杨文定公手录本，暨陈君体静所校本，与徐本悉心
……十三年春，延梓人于家，讹者削改，朽者重镌，又增辑补编一卷，附于后。
”⑨ 据我们查对，叶本实际上是徐本的翻版，除增辑补编外，正文和外编与徐本完全相同。
自叶氏校补《徐霞客游记》印行之后，遂在社会上广为流通，后来出版的各种版本(包括石印本、铅印本)达十余种之多，皆以叶本为底本。
目前通行的《徐霞客游记》主要是一九二八年丁文江的大字本和一九三四年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前者根据咸丰年印本，卷首加添徐霞客小像一幅，又将清初潘次耕为《徐霞客游记》作的序(载于《遂初堂集》卷七)，刻于本书之首。
丁氏还为霞客作一年谱，与游记同印，又请人根据徐霞客的旅行路线，绘图三十六幅，作为副册。
此外，丁氏从晴山堂帖中，录其完整者，汇入卷二十第五部分《家嗣丛刻》中。
因此，丁本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综上所述，《徐霞客游记》原稿早已亡佚，三百多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辗转传抄、校对、订讹、刻印，产生了各种抄本、校本、印本。
其中最重要者，有季本、李本、杨本、徐本和叶本，季本仅存《徐霞客西游记》部分，李本已不传，杨本、徐本和叶本虽然保存下来了，但是他们都未见到原稿和最早的整理本——季本。
由于传抄时容易产生错误，校对又缺乏原稿作依据，加之有些抄录者或校勘者为了显示自己的知识渊博，文字炼达，又往往故弄玄虚，随心所欲的对《徐霞客游记》进行增删、改纂，致使今天保存下来的《徐霞客游记》和通行本，与原稿的本来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出入。
如果只根据保存下来的《徐霞客游记》及其通行本进行研究，恐怕不一定能完全、准确、真实地表达作者思想的全貌及其成就。
二 关于《徐霞客西游记》的科学价值，吴应寿先生在其《徐霞客及其游记》一文中，已经作了精辟的论述，有助于对徐霞客思想及其成就的研究。
下面我们还想就《徐霞客西游记》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几点补充。
第一，由于《徐霞客西游记》是季本的残存部分，自从顺治年间被毛氏汲古阁收藏后，虽曾多次易主，但被藏书家视为珍本，密不刻印，未曾在社会上流传。
三百多年来，历次整理游记的人除李寄外，都没有利用过。
因此是我们今天研究徐霞客最原始的资料。
从文字上看，《徐霞客西游记》较现存各本更接近原稿的本来面目。
钱谦益在《嘱徐仲昭刻游记书》中曾经写道：游记原稿“文字质直，不事雕饰，又多载米盐琐屑，如甲乙帐簿。
”⑩《徐霞客西游记》则完全符合此种情况，能帮助我们更真实地反映徐霞客的思想品质和旅行考察情况，是非常难得的宝贵文献。
第二，据我们初步统计，发现《徐霞客西游记》的文字数量大大超过现存的《徐霞客游记》(包括抄本、刻本、印本)。
徐霞客这段旅行时间(指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至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共一年零七个多月，计五七一天。
《徐霞客西游记》中只有七十二天无记载，现存《徐霞客游记》则有一八九天缺记载。
《徐霞客西游记》总计有二十二万余字，现存《徐霞客游记》只有十二万多字，前者比后者几乎多出十万字。
季梦良在题识中说：霞客在旅行中“日必有记”。
因此，《徐霞客西游记》又是记载徐霞客西南游最完整的本子，它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第三，《徐霞客西游记》是徐霞客所写游记的重要部分，主要记载了徐霞客对湖南、广西两省石灰岩地貌的考察情况。
我们仔细地阅读了《徐霞客西游记》，并和现存的《徐霞客游记》及其通行本进行了校对，认为现存的《徐霞客游记》，除文字上比较通顺、简练外，都不如新发现的《徐霞客西游记》对石灰岩地貌记载具体、生动、真实，更能说明事物的真相和更充分地反映徐霞客在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兹举数例如下： (1)湖南省南部系第三纪红色岩，岩层多垂直节理，常形成悬崖奇峰、山洞和石梁，《徐霞客西游记》在崇祯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正月十二日描写这种地貌特征时写道：“自会仙岩而东，其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盘亘，堆环成壑，或三面回环如
”在现存《徐霞客游记》及通行本中则改为：“自会仙岩至此，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盘亘，堆环成壑，为
”这两段话的意思虽然相差不多，但前者较后者描绘得更为详细、生动、逼真。
(2)《徐霞客西游记》在崇祯十年闰四月初二日又写道：“自冷水湾来，山开天旷，目界大豁，而江两岸
”通行本中却被改成：“自冷水湾来，山开天旷，目界大骋，江两岸瞰水之石，出没屡变，但有所遇，靡不霁心缀目。
”按“
《徐霞客西游记》中采用“
其它改动，亦均属画蛇添足，实无必要。
(3)《徐霞客西游记》在崇祯十年五月二十六日，描写漓江对画山的冲刷作用时说：“山受啮，半剖为削崖，有纹层络，绿树沿映，石质黄、红、青、白，杂彩交错成章。
”今存《徐霞客游记》及通行本中，则把上面一句话简化为“石质错绮成章”。
这就使原稿的意思受到很大的损害。
(4)《徐霞客西游记》在崇祯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即徐霞客旅行到浔州(今广西省桂平县)白石山时写道：“余谓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候泉而鸣钟鼓，非泉之闻声而为沸寂也
”这就纠正了《西事洱》与《百粤风土记》的记载：“山北有漱玉泉，闻寺中钟鼓声而起，止则寂然”的唯心主义的说法。
霞客通过实地调查，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寺庙中的和尚根本不知道有漱玉之名。
但今存《徐霞客游记》及其通行本中，却把上面一段记载砍掉了，这就抹煞了徐霞客的科学态度和唯物主义精神。
第四，《徐霞客西游记》中还记载许多有关当时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情况，是研究明末社会的珍贵资料，这些都被后人无端删掉了。
例如：崇祯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关于江西贵溪渔塘一带居民以造粗纸为业的记载，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关于江西吉安坞村居民靠捕鱼为业的记载，崇祯十年一月十九日关于湖南攸县和衡山县界诸山皆产煤的记载，三月三十日关于湖南兰山高梁原农民起义的记载，四月十三日关于湖南耒阳上堡市产锡的记载，六月二十日关于广西柳州河流的记载，十一月二十日关于镇远地区贩卖人口的记载，崇祯十一年三月关于河池南丹地区产银、锡的记载，等等，在现存各种《徐霞客游记》及其通行本中都不见了。
此种事例还有许多，这里就不想一一列举了。
最后必须指出，《徐霞客西游记》中季梦良的题识可能被后人删改了，为说明问题，今将全文抄录如下： “崇祯丙子秋，霞客为海外游，以
余时就榻前与读游事，每丙夜不倦，既而出箧中稿示余曰：‘余日必有记，但散乱无绪，子为我理而辑之’。
余谢不敏，霞客坚欲授余，余方欲任其事，未几而霞客遂成天游。
夫霞客之事毕矣，而余事霞客之事犹未毕也。
迨其后，纪尽为王忠纫先生携去，余谓可以谢其事矣。
忠纫之任福州，仍促冢君携归，冢君复出以示余曰：‘非吾师不能成先君之志也。
’启箧而视，一一经忠纫手校，略为叙次。
余复阅一过，其间犹多残阙焉，遍
因地分集，录成一编，俟名公删定，付之梓人，以不朽，霞客余不敢谓千秋知己，亦以见一时相与之情云尔。
壬午腊月望日友弟季梦良录完识。
” 按：上录题识只针对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年)徐霞客西南游而言，好象不包括诸名山游记在内，难道季氏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整理游记时，诸名山游记就已亡失，显然不可能，因为霞客死后并不久，江阴又未发生战乱。
很可能是在王忠纫经手整理游记时有所散失，故季氏要“遍
我们认为季氏第一次整理本应当包括诸名山游记在内，只是在顺治二年遭兵祸时才散失，经季氏再次收集“仅存数本”，即《徐霞客西游记》。
后来藏书家或传抄者为了使题识符合西南游的内容，可能对题识进行了删改，并命名为《徐霞客西游记》。
吴应寿先生认为《徐霞客西游记》是季梦良的第二次整理本，是正确的。
直到李寄辑补游记时，才根据曹骏甫的抄本将诸名山游记编入。
总之，《徐霞客西游记》的被发现，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吴应寿先生已经整理注释，不久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们殷切期待这一堙没多年的珍贵史料能够早日问世，为祖国的四个现化代作出它的贡献。
寻找明朝 清朝 四川官员
1.周有德 汉军镶红旗人。
顺治初，以贡生任弘文院编修。
历官山东巡抚，两广、四川、云贵总督。
屡请宽海禁，蠲荒赋，皆得准行。
“三藩之乱”起，督办军饷并参赞军务，屡破吴三桂将及王辅臣部。
康熙十九年卒。
2.骆秉章（1793年－1867年），原名俊，37岁时改名秉章，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清后期重要封疆大吏。
父珝元，号诚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省花县炭步镇华岭村。
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命稽察吏部银库，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任湖北按察使、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贵州布政使升任湖南巡抚。
咸丰二年（1852年）夏，太平军入湖南，骆秉章率清兵死抵抗，并令用炮轰击，其事未平，被革职留任。
后以守长沙有功（太平军围攻八十余日不能克）而复职。
咸丰七年（1853年）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又聘左宗棠为幕僚，事无巨细，皆听之，左宗棠说：“所计画无不立从。
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一时传为佳话。
咸丰十年（1861年）任四川总督，镇压云南蓝朝鼎领导的起义势力，解绵州之围，杀四万余人。
赏加太子省保衔。
同治二年（1862年），骆秉章派重兵拢子守大渡河，断石达开后路，石达开被围于安顺场，不忍全军饿死，写信给骆秉章，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骆佯称答应，后将石达开俘虏，被解成都处死。
同治四年（1865年），有眼病，力疾视事。
同治六年（1867年）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四川总督，不久旧病复发，死于任所。
追赠为太子傅，谥号“文忠”。
工书法，佛山市博物馆藏有《楷书联》，他在佛山园林建筑撰有“群星草堂”匾额。
3.吴棠 （1813年－1876年），字仲宣，江苏盱眙人，晚清封疆大吏。
道光十五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发南河，历任桃源、清河等县知县，后来地位逐步提升，历任漕运总督、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四川总督。
川督任内兼署成都将军。
光绪二年卒，谥勤惠。
4.丁宝桢（1820年－1885年），字稚璜，中国清朝贵州平远（今织金县）牛场镇人。
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选庶吉士。
后主动变卖家产，组织团练。
1854年至1856年间参与镇压平远、独山等地教军和苗民起义。
1860年任湖南岳州知府，次年调任长沙知府，同治二年（1863年）授山东按察使，次年迁任布政使，奉僧格林沁命进攻白莲教起义军宋景诗，并参与镇压捻军。
同治八年（1869年），因慈禧太后的宠臣太监安德海违制出巡，将其斩杀于济南，得名于时。
宝桢颇力进洋务运动，光绪元年（1875年）成立山东机器局。
1876年，宝桢署理四川总督，创设四川机器局。
维修都江堰，改革盐法，筹画西南边防。
传说中宫保鸡丁这道名菜，就是宝桢在四川任上发明的。
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逝于任上。
5.刘秉璋（1826—1905），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咸丰十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
同治元年率淮军赴上海，次年转战福山、太仓、嘉善，镇压“太平军”，后驰骋苏皖鲁豫鄂五省镇压“捻军”。
授江苏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未到任）、江西布政使，光绪元年任江西巡抚，光绪四年以乞终养老母辞职。
光绪八年起用，任浙江巡抚，任内指挥镇海之役，计击沉法舰一艘，重创三艘，火轮、小船多只。
光绪十二年任四川总督，任内查办教案，致使英美传教士不满，致电总署要求惩办，清廷迫于英美法公使要挟，令罢官归里。
光绪三十一年逝，逝后，清廷准其复官、予优恤、建祠、谥“文庄”。
6.锡良 7.赵尔巽 （1844年－1927年），字公镶，号次珊。
中国清末汉军正蓝旗人。
祖籍奉天铁岭。
1867年（同治六年）中举人； 1874年（同治十三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安徽、陕西等省按察使，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1月，奉命护理山西巡抚；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署湖南巡抚； 1904年（光绪三十年）4月，内调署户部尚书； 1905年4月，复外调出任盛京将军； 1907年3月，奉调继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后由其弟赵尔丰代理； 1907年7月，张之洞入京授军机大臣，乃以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在此期间主持创办湖北法政学堂； 1908年2月，复调任四川总督； 1911年（宣统三年）3月继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并授钦差大臣； 辛亥革命后息影青岛； 1914年，袁世凯委任其为清史馆馆长，主编《清史稿》； 1925年2月，段祺瑞举行善后会议，推其为正议长。
5月，又聘其为临时参政院参政，并被指定为参政院院长； 1927年，《清史稿》完稿，旋即逝世于北京。
遗著有《刑案新编》、《赵留守攻略》等。
现有赵尔巽墓位于北京市怀柔县怀北镇神山村北。
8.岑春煊 （1861年－1933年），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家。
光绪二十八年任四川代理总督。
9.赵尔丰（1845年－1911年12月22日），末代四川总督。
字季和，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清汉军正蓝旗人，其父作过山东泰安知府。
赵尔丰最初在山西历任静乐、永济知县，后由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推荐，出任永宁道。
1903年5月，时任清驻藏大臣的凤全在巴塘遇害，赵氏被调任建昌道道员，并受命招募兵勇，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乱，这也是其参与和川边藏区相关的事务的开始。
当时，由于清政府和驻藏官员对藏区事务的处理不力，致使原本反英的西藏高层统治者转而成为亲英势力，而得到英国支持的西藏地方军队也经常在西康和川边地方制造军事冲突。
根据这一情况，清政府制定了在川边实行改革藏政和改土归流的政策，意图稳定川边局势。
赵氏平定西康地方土司叛乱之后，充任川滇边务大臣，并开始在西康进行改土归流的政策。
1907年，锡良离任，赵氏一度代理四川总督一职。
1908年又升任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在打箭炉驻兵，改设打箭炉为康定府后又设登科等府，加强清政府对西康的控制。
1909年，赵氏挫败进攻巴塘的西藏叛军，并乘胜进入西藏，收复江卡、贡觉等四个部落地区，更越过丹达山向西，一直到达江达宗，此时距离拉萨只有六天的路程，达赖喇嘛逃往英属印度。
赵氏上书请求乘胜平定西藏全土，并建议在藏区推行革教易俗政策，由于担心其举措过激，为避免事端，清政府没有允许。
之后赵氏又收复了三崖。
1911年出任四川总督，收复了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
1911年因保路运动造成四川的动乱局势，赵氏随即返回成都，为稳定局势，赵氏曾联名地方各级官员请求中央改变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但没有得到允许。
之后局势升级，不但出现罢市、甚而发生保路同志会会员冲击总督府的事件，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称为辛亥保路死难事件，也称成都血案，此事件引发全省乃至全国的骚动。
后赵氏被认为迫于政府命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一步实施镇压，逮捕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等9人，导致同志会的成员和反对势力围攻成都，川军不愿意接受命令继续镇压，清政府于是派湖北新军入川平定动乱，导致武昌兵力空虚，因此该事件也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赵氏也因此事件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留任边务大臣。
不久武昌事起。
11月22日和25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原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军政府都督，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
赵氏随即将政权移交蒲殿俊。
但普遍认为赵氏假借处理边防为名，暗中操纵形势。
12月8日，赵氏煽动旧军巡防营士兵兵变，蒲殿俊出逃，但随后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率兵入成都，自称都督。
赵尔丰依旧居住在老总督府。
12月22日，尹昌衡进攻总督府，赵氏被擒，后被押至贡院斩首。
赵氏之被杀，其婢女为救他而死，随后其生前卫士又去刺杀革命军头目为他复仇，也可略见他平时为人一斑。
近代中国对赵氏的评价多有争议，大部分人认为赵氏在历任各地方行政长官过程中实行严厉和强硬的统治，比如在永宁地方镇压苗民起义，以及镇压保路运动系列事件之中的措施极为残暴，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屠杀，因此包括官方在内的评价多为负面的，其中均称赵氏是一个“屠夫”、“刽子手”或“杀人王”。
11.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明代宜黄县人，抗倭名将。
谭纶自幼思维敏锐，智力过人，特别爱读《曹刿论战》等兵书。
平时观察蜘蛛结网、蟋蟀相斗等现象，都认真思考并和用兵打仗联系起来，后来写成《说物寓武》二十篇军事著作。
于嘉靖年间中进士后，始任南京礼部主事。
因“沉毅知兵”，升任台州知府，后又历任福建、陕西、四川巡抚，继而以兵部侍郎兼金都御史，总督两广、蓟辽。
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他巡抚福建，率戚继光、俞大猷等平定境内倭寇。
四十四年（1565），任两广总督兼广西巡抚。
隆庆元年（1567）任蓟辽总督，与戚继光训练军队，整饬边防，亲自镇守居庸关至山海关一带，修筑边墙2000 余里，增筑炮台3000座，造战车700乘、佛郎机（火炮）5000架。
因功绩显著，谭纶历事三朝，主持兵事三十年，不仅骁勇善战，威震沙场，更能知人善任，因才授事，抗倭戍边屡建奇功，赢得了将士们的衷心爱戴。
他与戚继光共事齐名， 世称“谭戚”。
万历五年（ 1577），病卒于北京任上，年五十八。
金华抗日英雄有哪些急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17岁的戚继光因祖先军功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军旅生涯。
三十二年(1553年)晋都指挥佥事，设署登州水城太平楼前，总督山东沿海备倭。
在任期间，所辖海疆肃靖，人民安然。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往倭患猖獗的浙江，走上了抗击倭寇主战场的最前线。
他招募金华、义乌矿工，编练戚家军，创鸳鸯阵，率领戚家军转战于宁波、台州、温州诸府沿海，给倭寇以毁灭性的打击。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浙江境内倭患平定，戚继光又奉调挥师南下，两度援闽，扫荡福建沿海倭患，并一度进入广东境内剿倭。
隆庆元年(1565年)，终于肃清东南沿海倭患。
在长达十年的东南抗倭生涯中，他历任都司佥事、参将、都指挥使、副总兵、都督佥事、都督同知、总兵诸职，防地自宁波始，渐次南移，终至福州。
由镇守一隅防务进而镇福建全境并浙江金、温二府地方，督水陆诸戎务。
大小百余战，所向无敌，戚家军威名响誉天下。
荼毒百姓数百年的东南沿海倭患从此基本平定。
隆庆元年(1565年)，戚继光奉调北上，官拜总理，旋兼总兵，负责京师外围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务，总督防务。
在任期间，他修长城，建敌台，编练辎重营，备制火器，并创造了一套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战略战术，使长城沿线防务为诸边冠，多次有效地抵御来自关外的侵略。
长期困扰明廷的来自关外鞑靼骑兵入侵的压力随之解除，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功升实级大都督，晋太子太保，兼少保。
万历十一年(1584年)，戚继光调任广东。
两年后称病引退，还居故里；万历十五年(1588年)1月29日凌晨，这位驰骋疆场40年的老将军溘然长逝。
补充： 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县人，从军之后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
由于他治军严谨，作战勇敢，被誉为西北军的“五虎将之一”。
1933年初，侵略成性的日寇又出兵侵占我山海关，随即在空军配合下长驱直入我长城一线，宋哲元得令后立刻率领军队，奋勇投入到抗击日寇的长城战役。
从3月9日到4月13日，二十九军将士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于是一场时称“喜峰口血战大捷”的战绩轰动了全国。
然而日本军阀们并没有就此罢休，其侵略行为反而变本加厉。
1935年夏秋之交，宋哲元派副军长秦德纯去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华北局势，并请示机宜，蒋介石却说：“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
大概是鉴于宋哲元率军在喜峰口杀敌的的声威，便硬派他担任该委员会委员长。
使宋哲元及二十九军陷入了极为难堪的境地。
1937年7月6日，日寇便迫不及待地向芦沟桥和宛平城发动了进攻。
这时二十九军司令打破蒋介石“不准抵抗”的禁令，打响了全国反击日寇的可贵的一枪
芦沟桥抗战枪声打响之后，宋哲元将军便命令师长以上的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战斗之激烈，士气之高涨，实属空前。
正当日寇步步向我腹地进攻之时，1938年3月，宋哲元却被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失去了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对时局深为忧虑，终日郁郁不乐，于是年9月突患肝病，病情日渐恶化，于1940年3月回到其夫人常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
将军在弥留之际，勉励他的老部属“努力奋斗，收复失地”
4月5日，宋将军终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4岁。
噩耗传出，举国悲恸。
正如朱、彭两老帅在挽联中所说：热爱祖国“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
补充：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
陆军上将第一三二师师长。
幼从师习武，精通拳术、兵器。
1914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旅长等职。
在湖南常德驻防时，曾单身打死一只下山伤人的猛虎，被人称为“打虎将军”。
1936年1月，被授予陆军中将。
1938年7月28日于北京南苑壮烈殉国。
1938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赵登禹将军是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名扬天下的。
1933年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直抵长城喜峰口，服部、铃木两旅团的联合先遣队进抵侵占北侧长城线及喜峰口以东的董家口等阵地。
二十九军奉命赴长城御敌。
赵登禹任喜峰口作战前敌总指挥，率所部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九旅冒风雪，急行军700余里，10日，赶到喜峰口，与日军第十四混成旅激战。
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将士英勇杀敌，与敌白刃肉搏，长城垛口20余次失而复得。
日寇调集5000余人和大批重炮，飞机轰炸了3个小时，阵地一片火海。
随后日寇蜂涌而上。
在弹药用尽之际，赵登禹率部与敌展开肉博战。
他一口气砍倒日军几十名，左腿负伤，卫兵急忙脱衣服给他包扎，他却不肯，仍挥刀杀敌，一直激战到天黑，日军寸土未得，死伤3000多人。
由于火炮及子弹很少，白天受到日军轰炸，而不能将其压住，3月11日夜，赵登禹根据敌情带伤率两个团利用夜色的掩护从左翼出潘家口绕到日军后方，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在夜暗中踏雪前进，于次日拂晓前进至日军三家子、小喜峰口、狼洞子、白台子等阵地。
大刀队与二十九军邻部分三路夹击敌人，大多数日寇在睡梦中未及还击，便纷纷被大刀片砍杀。
赵登禹所率的大刀队用大刀片夺回高地，并俘获多量坦克、毁敌大批辎重粮草。
3月12日，驻喜峰口外老婆山的日军赶来增援，日军以炮火和空军掩护，向喜峰口猛扑，阵地全部轰塌。
但二十九军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 二十九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拼搏数日，日寇对赵登禹将军威名是闻风丧胆，敌人溃不成军。
最后不得不放弃占领喜峰口的企图。
日军将领连连哀叹，此役丧尽“皇军的名誉”。
日军在退回承德后追悼阵亡将士时宣称，这是日本军侵华以来，“前所未有的耻辱”。
日本一家报纸评论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中国军队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
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
” 二十九军之所以能够用低劣的装备打退日军几十次猛攻，并歼灭日军5000多人，虏获敌坦克11辆，装甲车6辆，步枪6000多支。
除以攻为守约战术原则和注重野战工事的构筑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全军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
张自忠将其归纳为四点：“具和睦无间之精神，全军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挥单应之效果者一也；抱绝大牺牲决心，冒死争先，有进无退，足以沮丧敌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坚忍不拔之毅力，苦撑于危急震撼之际，而卒赖以战胜困难环境者三也；绝对守军纪不扰民，造成武力与民众结合，为战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
” 这是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二十九军因此名声大震。
“抗日猛将赵登禹”广为人民称颂。
赵登禹成为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赵登禹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
大刀队砍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砍出了中华民族的骨气。
赵登禹因功升任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并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当时中国作曲家麦新因赵登禹的大刀队事迹创作出了一曲风靡全国的《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抗战的正规军，后面有支前的老百姓，我们万众一心共同前进。
冲向那敌人，把它消灭
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从此《大刀进行曲》风靡全军、全国的抗日战场。
1935年11月, 二十九军军训处主任宣介溪被日本人抓去。
赵登禹将军大怒，通知亲日派陈某：“限他们两小时以内，好好的把人送回。
过了时限，咱们就干了
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
”然后下令部队集合待命。
陈某吓得面色如土，急忙向日本人传讯，不过一个小时，日本人就乖乖地把宣介溪送了回来。
1938年7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北平，赵登禹奉命率部从河北河间县急驰北平增援。
27日，被任命为第二十九军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
1938年7月28日凌晨，日本侵略军向北平发起总攻。
日军主力在数十架飞机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猛攻。
赵登禹与佟麟阁率领守军2000余人与1500名热血知识青年（这些青年都是刚离校门不久的大学生）众志成城浴血奋战，激战中二人均负伤，但仍坚持战场指挥。
赵登禹身先士卒，右臂中弹负伤。
部下劝其退出战斗，他执意不肯。
不久，他腿部等处亦负伤。
传令兵要背其下来，他仍不肯，对传令兵说：“不要管我，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告诉他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儿子为国死了，也对得起祖宗
”。
战至中午，佟、赵率部向城南大红门转移途中，遭日军截击。
在激战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头部再负重伤，英勇殉国。
赵登禹率余部继续向黄亭子附近转战时，遭敌人机枪手袭击，胸部连中五弹，壮烈殉国 赵登禹将军牺牲后，国、共两党同时册封他为“抗日爱国将军”， 1938年7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北平市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八宝山忠烈祠为赵登禹等举行隆重的入祠仪式。
为纪念赵登禹将军，北京人民把西城区白塔寺侧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烈士遗骨安葬在卢沟桥附近的五道口以示永久纪念。
补充： 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市唐元村人。
陆军上将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
1911年考入天津法政学校，次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
1914年，他投笔从戎，入冯玉祥西北军。
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并先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
日本人说，他是中国第一位男子汉，他们冠以张自忠“现代关公”和“活关公”的称号。
中国老百姓也美称他为“活关公”。
1937年11月，张自忠任第五十九军军长。
第五十九军原冯玉祥西北军旧部。
他对部众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 1938年，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
1938年3月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师团一路突进，兵临鲁南军事要地临沂城下，以优势兵力围攻守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的5个团。
庞部与敌血战数日，渐感不支。
张自忠亲自率部出征，一昼夜强行军180公里以解临沂之围。
张自忠以攻为守，主动出击。
14日凌晨，张自忠指挥全军暗渡沂水，向日寇“铁军”的精锐第5师团右侧背发起攻击。
他抱定拚死的决心，曾致电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
”日本第五师团被迫放弃正面攻城，转对五十九作战。
双方展开混战，五十九军与日军短兵相接，往来几个回合，几度与形成白刃战。
战至16日战区认为五十九军伤亡过重，建议撤退。
但张自忠坚持再打一天一夜。
他说：“我军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大。
敌我双方都在苦撑，战争的胜利，决定于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
既然同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干一场，不打败敌人誓不罢休
”16日夜10时，五十九军向敌发起空前猛烈的攻击，雷霆万钧，大地震颤。
拼杀至17日凌晨4时，五十九军胜利攻克日军全部主阵地。
同日庞炳勋抓住有利战机，率部猛袭日军侧背，有力地配合了五十九军的正面攻击。
18日张、庞两军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日军，经过三昼夜战血战。
日寇“铁军”精锐第5师团终被击溃，残敌大部窜逃。
在山东临沂战役中，张、庞两军共歼敌4000余人，张部消灭了3000多人，其中包括第十一联队长野裕一郎大佐、年田中佐和一名大队长。
蒋亲自致电，嘉勉。
有资料说：“日军以载重汽车运回莒县尸体约一百余车。
敌在汤头、葛沟屡次焚化尸体，来不及运回者、就地掩埋者达七八百具。
” 从3月14日至19日，五十九军伤亡4482人，其中军官伤亡199人，全军可战之兵仅有1．3万人。
成建制战死者有独立26旅678团第2营，113旅226团第6、第10连，114旅227团第12连。
张自忠心情沉重的说：“多年患难的弟兄们为国家牺牲了，这心里的难过，真比油煎还狠
但我相信，我领导他们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虽死犹荣
军人报国，此其时也
说不定哪天我张自忠也会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这是一个军人在国家危难时应尽的责任。
” 张自忠率五十九军余下部队21日下午冒雨奉令向费县集结，欲威胁进攻日本第十师团左侧背。
3月22日晨，五十九军到达费县县城。
不料被张自忠打得一筹莫展的板垣征四郎，突闻张自忠部他调，忙纠集残部、调派援军，向临沂发起猖狂反攻。
庞炳勋以疲惫之师孤军应战，只有招架之功，被迫退守临沂以东，并频频发出求援的急电。
蒋介石获知临沂战局紧急，即于23日致电张自忠，命五十九军速返临沂。
五十九军浴血奋战七昼夜官兵都沉浸在对死去战友的怀念之中心情十分沉重；加之往返奔波，备极辛劳，官兵们对于战区朝令夕改的不当指挥颇有怨言。
为安抚军心，鼓舞士气，张自忠先后到180师和38训话。
张克侠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军长训话时，官兵皆哭，诚亦伤心事也。
多少可爱儿女，已血洒疆场矣
”当晚10时，五十九军以强行军回返临沂。
全军官兵浴血奋战，誓死坚守阵地。
给”铁军”以极大杀伤。
29日，中国援军20军团骑兵团和57军333旅先后到达临沂。
30日，张自忠下令反攻，日军抵挡不住，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丢弃了大衣和手杖，落荒逃命。
第二次临沂战役胜利结束。
3月30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致电李宗仁指出：“张军坚忍抗战，毙敌累累，希传谕慰勉。
”两次血战，59军伤亡惨重，仅连长就伤亡120名。
号称“铁军”的日寇精锐第5师团两次败北。
日军第五师团从3月3日发起临沂作战，苦战至月底，仍未能越雷池半步，这对于日本“铁军”来说，实在是太难堪了。
板垣征四郎寝食难安，恼羞成怒，几欲自杀。
补充： 王耀武，字佐民，1904年生于山东泰安，陆军中将，是抗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也是山东籍国军里最著名的，有“三李不如一王”之说，三李，乃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也，皆为黄埔一期，国军高级将领。
王耀武在抗战中参加了正面战场很多次大规模会战，功勋卓著，由师长步步擢升，40岁就成为陆军四个方面军之一的指挥官，多次受到政府，军队和媒体的嘉奖和赞扬。
王为人谦虚谨慎，与士兵同甘共苦，制军严谨，所指挥过的各级部队都训练有素，均堪称国军精锐。
著名的74军（战后改编为整编74师）就是在王手中成长为国军最精锐的部队，王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指挥该军，将顽强的意志和忠勇精神灌输给该军。
王耀武所部无论在防御还是进攻作战中都能表现出不屈的斗志和卓越的战术能力，获得了“抗日铁军”的光荣称号。
到战争结束时，王耀武已经完全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将领，担任了长衡地区的受降长官，此为军人之无尚荣誉。
王耀武出身贫寒，幼时与母亲相依为命，读过10年私塾，19岁开始做工，先后在天津，上海当工人和店员。
在年轻时意识到当时中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军队才有希望，乃决心考入黄埔，私下苦读数学物理等近代自然科学，1924年底顺利考入黄埔3期。
1926年毕业任排长，因东征战功，不久升任上尉连长。
王所部纪律严明，深得上司何应钦，刘峙等赏识，晋升很快。
1928年北伐军经济南时遭到倭国挑衅，发生济南惨案，王耀武时任营长，坚请留在城内与李延年团死守，被上级拒绝，含泪而去。
1932年参加第四次围剿江西红军的作战，任32旅一团团长，实际上辅佐旅长指挥。
该旅奉命坚守江西军事重镇宜黄镇，遭到红军围攻24天，蒋介石曾命令该旅撤退，但是王说服旅长坚守，战后其向蒋介石指出，若撤退必遭红军伏击，切此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可能全线动摇，再夺取必伤亡惨重，为此开始受到蒋介石赏识，升补充第一旅少将旅长。
1933年，王耀武所部击溃了方志敏的红十军主力，包括寻淮周在内的红军多名高级将领阵亡。
1936年王升任51师师长。
1937年凇沪会战爆发，已经在内战中显示了指挥才华的王耀武自然被委以重任。
奉命防御吴淞口附近的阵地，阻止倭国从海上登陆。
51师不但守住阵地，还巧妙运用夜战，多次组织夜袭，击毙两名日军联队长，王耀武因功擢升中将，当时的媒体多次报道了王耀武所部的事迹，并刊登其照片。
战后74军成立，其51师成为该军主力。
1938年先后在兰封战役和万家岭大捷中重创日军，升副军长。
1939年，蒋在重庆召见了王耀武，给予表扬，并任命其为74军军长。
是年9月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占领赣北重镇高安城后，司令部立即投入了74军，王耀武指挥了反包围战，三天就收复该城，获得上级机关的赞誉。
1941年上高会战，国军以三道阵地迎击日军，74军配置在第三线正面，担任反击任务，在会战中首先承受了巨大压力，不顾重大牺牲守住阵地，为会战胜利做出关键作用，最后发起反功，毙伤敌少将指挥管以下15000人。
因此74军获得了军队最高荣誉“飞虎旗”和“抗日铁军”称号，王耀武本人也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此后他还参加了两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表现出色，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王耀武率部对日军进行了巧妙的侧背攻击，大胜，升任29集团军副司令兼74军军长。
1943年11月的常德会战，日军以7个师团猛功常德，74军57师坚持16天，弹尽粮绝，被迫撤退，王亲率51师发起反击，激战6天收复该城，为会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因此战后升任第24集团军司令。
1945年陆军进行了改组，总司令部下辖4个方面军，王耀武年仅40岁就超越很多资深将领担任了第四方面军总司令。
5月他以方面军司令身份指挥30万大军进行了湘西会战，当时日军以6个师团进犯芷江（中美空军在中国最大的基地，大批轰炸机，运输机和战斗机），王在雪峰山地区重创日军，歼灭28000人，取得大捷。
1945年9月倭国投降后，王担任长沙衡阳地区受降长官，接受了倭国第20军司令的指挥刀。
补充： 节振国. 山东武城人。
1938年3月，任开滦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曾夺下日本宪兵队队长的军刀，当场劈杀日本宪兵队长和数名日伪军，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组织工人抗日游击队，不久被编入冀东抗联第2路军司令部直属特务第一大队，节任大队长，1938年7月改编为第12团1连，节任连长。
节振国机智勇猛，杀敌以“快、准、狠”而闻名，搅得日伪军、汉奸走狗寝食不安，经常得到部队首长的夸奖。
1940年8月1日率部队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作战时英勇牺牲，时年30岁。
汪雅臣是东北抗日联军高级指挥员。
1911年生，山东蓬莱县人。
家境贫寒，幼年丧父，随母亲闯关东。
“九一八”事变后，他树旗抗日，组织“双龙队”，在五常县南山密林里与日军守备队和森林警察周旋，坚持开展游击战。
1933年春，双龙队被改编为山林队的第4支队，任支队长，率部连续攻打了金马川、向阳山等敌人重要据点20余处。
到1933年底，第4支队发展壮大到200多人。
开辟了五常抗日游击区。
1934年，被推举为各抗日队伍联合成立的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首领，在五常南山群峰之首的九十五顶子山建立根据地，频频出击，有力推动了五常一带抗日斗争的发展。
在斗争实践中，他逐渐地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坚持抗日斗争，打败日本侵略者。
1935年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初春，所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任军长。
同年9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仍任军长。
此后，他率部转战五常、舒兰、榆树等地，沉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
他还积极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曾受到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赞扬。
1939年以后，由于日伪军实行“并屯”政策和不断“讨伐”，第10军的密营被日军破坏，部队失去了根据地，抗战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
部队断粮，他和战士一样以野菜、树皮充饥，坚持抗日战争。
1941年1月29日，在蛤蜊河子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壮烈殉国，年仅30岁。
1955年4月5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暨各界群众以沉痛的心情公祭汪雅臣，对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他的遗骨被安葬在哈尔滨烈士陵园。
洪振海，又名洪衍行，1910年生，山东滕县人。
自幼随父亲在枣庄路矿谋生，因生活所迫经常与火车打交道，练就了飞登火车的本领，人称“飞毛腿”。
抗日战争时期，洪振海在党的领导下，发动枣庄路矿工人组建了一支活跃在山东鲁南的枣庄、临城和微山湖一带，威名远扬的人民抗日武装——鲁南铁道大队即铁道游击队，他是第一任大队长。
1938年3月18日，枣庄被日军占领。
洪振海和王志胜、刘景松一齐奔向峄县人民抗日武装驻地墓山，正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同年11月，按照上级“迅速建立抗日武装”的指示，他发动路矿工人建立了一支数十人的秘密抗日武装——枣庄铁道队。
这支精悍的队伍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烽火岁月里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上半年，枣庄铁道队已发展为上百人的抗日游击队，经上级批准，改名为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任大队长，同时上级派来政委加强领导。
在洪振海等领导下，鲁南铁道大队活跃在千里铁道线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他们扒铁轨、炸桥梁，撞火车、截物资，杀鬼子、惩汉奸，护群众、保家乡。
鲁南铁道大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成为一支威名远扬、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部队。
他们的英雄事迹多次在抗日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和《鲁南时报》上刊登。
著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就是以鲁南铁道大队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中的刘洪大队长，就是以洪振海和他的继任者刘金山为原型塑造的。
1941年12月的一个风雪之夜，数百名日伪军对鲁南铁道大队进行偷袭、“扫荡”，洪振海率部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此时，中共鲁南铁道大队党支部已通过了洪振海的入党申请。
洪振海牺牲后，鲁南军区政治部追认洪振海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