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 必须是自己新写的 必须原创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
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
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
既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又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和石刻给印刷术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启示，用纸在石碑上墨拓的方法，直接为雕版印刷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印刷术经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的发展，给人类的发展献上了一份厚礼。
【印刷术的起源】 印章在先秦时就有，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
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
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
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
据记载在北齐时（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于公文纸盖印的印章作得很大，很像一块小小的雕刻版了。
1、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期的铜印。
2、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3年）在他著的《抱朴子》中提到道家那时已用了四寸见方（13.5×13.5）有120个字的大木印了。
这已经是一块小型的雕版了。
3、佛教徒为了使佛经更加生动，常把佛像印在佛经的卷首，这种手工木印比手绘省事得多。
4、碑石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
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
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
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
东汉以后，石碑盛行。
汉灵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的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
历时8年，全部刻成。
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
很多人争相抄写。
后来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自用或出售。
结果使其广为流传。
5、拓片是印刷技术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古人发现在石碑上盖一张微微湿润的纸，用软槌轻打，使纸陷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纸上轻轻拍打，纸面上就会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样的字迹。
这样的方法比手抄简便、可靠。
于是拓印就出现了。
6、印染技术对雕版印刷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用染料印在布上。
中国的印花板有凸纹板和镂空板两种。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公元前165年左右）出土的两件印花纱就是用凸纹板印的。
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而上溯至战国。
纸发明后，这种技术就可能用于印刷方面，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
在敦煌石室中就有唐代凸板和镂空板纸印的佛像。
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我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印刷术的种类】 印刷的种类大致可分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板印刷和孔版印刷（丝网印刷）。
凸版印刷： 凸版印刷的历史最悠久最普及，版面图像和文字凸出部分接受油墨，凹进去的部分不接受油墨，当版与纸压紧时，油墨就会印在纸上。
印刷版材主要有：活字版、铅版、锌版、铜板，感光树脂版等。
有些书刊、票据，信封、名片等还在使用凸版印刷；需特殊加工的例如：烫金、银，压凹凸等，一般也使用凸版印刷。
平版印刷： 这是目前最常见，最广泛应用的印刷方式。
图像与非图像在同一平面上，利用水与油墨现相互排斥原理，图文部分接受油墨不接受水份，非图文部分相反。
印刷过程采用间接法，先将图像印在橡皮滚筒上，图文由正变反，再将橡皮滚筒上的图文转印到纸上。
画册、画刊广告样本，年历等等均可采用此印刷方式。
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与凸版印刷原理相反。
文字与图像凹与版面之下，凹下去的部分携带油墨。
印刷的浓淡与凹进去的深浅有关，深则弄，浅则淡。
因凹板印刷的油墨不同，因而印刷的线条有凸出感。
钱币、邮票、有价证券等均采用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也适于塑料膜、丝绸的印刷。
由于凹板印刷的制版时间长，工艺复杂等原因所以成本很高。
孔版印刷： 又称丝网印，如果在小学时见过老师刻蜡版印卷子，那么就更好理解此种印刷方式了。
利用绢布、金属及合成材料的丝网、蜡纸等为印版，将图文部分镂空成细孔，非图文部位以印刷材料保护，印版紧贴承印物，用刮板或者墨辊使油墨渗透到承印物上。
丝网印刷不仅可以印于平面承印物而且可印于弧面承印物，颜色鲜艳，经久不变。
适用于标签，提包，T恤衫，塑料制品，玻璃，金属器皿等物体的印刷。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将书稿的写样写好后，使有字的一面贴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将木版上的反体字墨迹刻成凸起的阳文，同时将木版上其余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
板面所刻出的字约凸出版面1~2毫米。
用热水冲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过程就完成了。
印刷时，用圆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匀刷于板面上，再小心把纸覆盖在板面上，用刷子轻轻刷纸，纸上便印出文字或图画的正像。
将纸从印板上揭起，阴干，印制过程就完成了。
一个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张，一块印板可连印万次。
刻板的过程有点象刻印章的过程，只不过刻的字多了。
印的过程与印章相反。
印章是印在上，纸在下。
雕版印刷印刷的过程，有点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阳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阴文正字。
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纸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
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既继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术，又有创新技术。
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专家认为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在公元590~640年之间，也就是隋朝至唐初。
唐初已有印刷品出土。
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刚经”末尾题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
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的时期。
唐穆宗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中有“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
“模勒”就是模刻，“烨卖”就是叫卖。
这说明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白居易的诗的传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
1944年，发现于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雕版印刷唐代尚未盛行。
五代时期开始印制大部儒家书籍冯道始印“五经”。
以后，经典皆为版刻本。
宋代，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各种印本甚多。
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枣木。
因此，对刻印无价值的书，有以“灾及梨枣”的成语来讽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枣树木。
可见当时刻书风行一时。
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
天津杨柳青版画现在仍然采用这种方法生产。
将几种不同的色料，同时上在一块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于纸上，印出彩色印张，这种方法称为“单版复色印刷法”。
用这种方法，宋代曾印过“会子”（当时发行的纸币）。
单版复色印刷色料容易混杂渗透，而且色块界限分明，显得呆板。
人们在实际探索中，发现了分板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板分别载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这种方法称为“多版复色印刷”又称“套版印刷”。
“多版复色印刷”的发明时间不会晚于元代，当时，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县）所刻的《金刚经注》就是用朱墨两色套印的，这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
多版复色印刷在明代获得较大的发展。
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
明代设立经厂，永乐的北藏，正统的道藏都是由经厂刻板。
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龙藏，都是在北京刻板。
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
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活字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
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
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
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
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
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
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
古代的印章对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启示作用。
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
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
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
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
便可进行印刷。
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
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
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
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
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
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
毕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实验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与粘药固结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胶泥。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
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
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
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
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
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这对一个公爵来说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枢（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
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
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
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升用过的方法。
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
他费事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
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
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
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
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
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1962年发现于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与杨古同时代的王祯（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
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
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 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
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
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
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
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
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
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
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
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间（约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
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
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
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
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
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
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
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
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200万个。
【印刷术的发展】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即公无1041－1048年间，一位名叫毕升的普通劳动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沈括比毕升小十几岁，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毕升制造的陶活字后来归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翔实可信的。
然而，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谷腾堡。
谷腾堡是西德人。
他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公元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升发明陶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象任何发明创造一样，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它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
中国社会进步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传播信息。
活字印刷术正是为解决这个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的。
印刷术必须用纸和墨。
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纸和油烟、松烟两种墨。
纸和墨的发明为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战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印章和拓碑等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又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
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
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
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战国时期，私人印章就已经很流行了。
那时称为“玺”。
秦始皇灭六国，得楚和氏璧，凿国玺，“玺”字从此被封建帝王所垄断。
皇帝的印章才得称玺，一般人的玺只好称印称章。
汉代印章盛行。
起初的印章多是凹入的阴文，用于封泥之上，后来纸张流行，封泥逐渐失去效用，水印起而代之，凸起的阳文多起来。
印章创造了从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字的方法，阳文印章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写的文字取得阳文正写的文字的复制技术。
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
东晋时期，道教兴起。
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
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
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
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
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
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
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
拓碑的方法很简便。
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
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
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
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
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这和雕板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板印刷术。
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杨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
“模勒”就是刊刻。
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板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
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
”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板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
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
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
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
这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 6尺，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
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只树给孤独园说法的情景。
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
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随着印刷品种和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印一种书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费的人力物力相当可观。
于是，就向人们提出寻求一种更简便、更经济的印刷技术。
至迟到唐代后期，已经有了用单个佛象印连续重复印制的千佛象手卷。
过去英、法、德、日等国家的考古队在中国新疆各地曾发现过大量的这种千佛像手卷。
英国博物馆藏有一幅这样的手卷，全长17英尺，约合5．18米，上面印着468个佛像。
另外，在雕板过程中，刻错字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刻错一个字就废掉一块板太可惜、太浪费了。
聪明的工匠们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用凿子将错字挖掉，再用一块同样大的木块刻好字补上。
这些都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经验、借鉴。
由此可见，虽然活字印刷术是毕升个人的发明创造，但这里面确实凝聚着前朝历代很多劳动者的智慧。
印刷术的发明自从有了纸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
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
比如晋朝郭太，有书五千卷；张华搬家的时候，单是搬运书籍，就用了三十辆车子。
印刷术发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张华那样的富人才能有这么多的藏书，一般人要得到一两本书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
要抄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费多少人力呀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怎么能够满足社会上的需要呢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科学发明，只要社会上迫切需要它，同时又有产生它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会很诀出现的。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这样。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
“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
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毕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
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
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
如果截长补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点结合起来呢
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我国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画，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在板上。
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
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自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成功了。
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我国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是在唐朝时候发明的。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少林寺历届住持的法号
的前朝由于没有外患，其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自贞观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
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
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
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
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
总体比较，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
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
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
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
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
与此相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
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
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
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
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对李煜的评价1500字左右
作为杰出词人的李煜，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
但是作为南唐后主的李煜，他能够登上权力的顶峰却纯粹是个意外。
在古代父死子继的家天下，生于帝王之家便有了继承王位的可能，然而皇子李从嘉不但无心参与权力的争夺，甚至还有心主动地退避。
他对待权力的这种态度与他家庭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这两个人物是谁呢
他们又究竟是怎样影响到李煜的人生选择的呢
在封建时代，王位的争夺往往手足相残，血雨腥风，然而，南唐太子的确立却波澜不惊，李弘冀既是长子，又建有战功，的确当仁不让。
但是这位众望所归的太子却十分猜忌自己与世无争，一心向往隐士生活的弟弟李煜，确实有几分奇怪。
那么，李弘冀为什么要猜忌自己的弟弟呢
李冀弘之所以如此猜忌自己的弟弟，恰恰是因为李煜的面相刚好符合了传说中的帝王之相。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文化以及社会的多种因素，人们认为各种奇特的相貌、民谣或梦境等，都含有天命的神秘暗示，所以心生敬畏。
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当然是不可靠的迷信思想，但是，赵晓岚教授分析认为，李弘冀对自己弟弟这种基于迷信的猜忌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它的道理是在哪里呢
当时的李从嘉，也就是后来的李煜，面对哥哥的猜忌采取的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把自己融入了艺术和自然之中。
对他而言，这样做虽然存在无奈避祸的因素，但实际结果是获得了一片广阔的精神家园，他在其中感到了真正的快乐和自由。
然而，让他根本想象不到的是，这种隐士般的浪漫生活即将因为一桩残酷的宫廷血案而划上句号，他的人生就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完全偏离了他为自己设定的道路。
那么，这桩宫廷血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相关评价 南唐杂咏 郭磨 我思昧昧最神伤, 予季归来更断肠. 作个才人真绝代, 可怜薄命作君王.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
此最后一句乃是针对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所道：“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
王氏认为此评乃扬温、韦，抑后主。
而学术界亦有观点认为，周济的本意是指李煜在词句的工整对仗等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然而在词作的生动和流畅度方面，则前者显然更为生机勃发，浑然天成，“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胡应麟《诗薮•杂篇》： 后主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
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
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
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
沈谦（徐釚《词苑丛谈》引语）：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沈谦（沈雄《古今词话•词话》卷上引语）： 后主疏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南面王。
觉张郎中、宋尚书，直衙官耳。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
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余怀《玉琴斋词•序》： 李重光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
其所作之词，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
周之琦《词评》： 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
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
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后主词思路凄惋，词场本色，不及飞卿之厚，自胜牛松卿辈。
（卷一） 余尝谓后主之视飞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
（卷一） 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
情不胜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
（卷七）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
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譬之欧唐褚薛之书，皆出逸少。
王鹏运《半塘老人遣稿》： 莲峰居士（后主别号）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
芝兰空谷，未足比其芳华；笙鹤瑶天，讵能方兹清怨
后起之秀，格调气韵之间，或月日至，得十一于千首。
若小晏、若徽庙，其殆庶几。
断代南流，嗣音阒然，盖间气所钟，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
王国维《人间词话》：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
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
有篇有句，唯李后主之作及永叔、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