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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旭： （1812-1866），字石知，号晓峰，清朝贵州桐梓县人。
幼年丧父，青年时代随其叔至山东腾县祖父官署居住。
先后游学吴楚，阅历学识极富。
回桐梓后，曾九次乡试不第。
长期居家课读，与西南世儒郑珍、莫友芝情谊深厚。
曾任桐梓、荔波教谕。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任荔波县教谕时，以实绩加翰林院孔目衔兼署都匀府教授。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民起义军攻破荔波县城，旭受重伤后投江死。
赵旭博学多才，关心桑梓的文化事业，曾采访桐梓掌故，编成《桐鉴》6卷、《被桐鉴》1卷、又编成《桐梓耆旧诗抄》1卷、《桐梓艺文志》4卷、《文学尔雅注》1卷、《琴鹤堂先泽拾遗》1卷、《蜀碧补遗》6卷。
赵旭一生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创作。
著有《播川诗抄》8卷，选诗500余首。
又有《播川全集》50集。
一生坎坷，长期居住在农村，对贫苦农民的生活较了解。
他写的诗，多反映贫苦老百姓的疾苦，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大胆揭露清军的腐败的社会的黑暗。
语言朴质无华，通畅明快，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2、汪承潮： 字小瀛，号祖龙坑外人，贵州贵阳人。
画家。
工山水人物，能写真。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曾为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绘黔中名胜。
3、王立中： 清朝贵州平越（今福泉县）人。
清朝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进士，入翰林院。
4、 安淦辛： 清朝贵州水西人。
奢香后裔。
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他禀请为奢香立碑于墓前，又修奢香祠于墓侧，立奢香夫人故里石柱标志于路旁。
5、陈钰： （1814-1869），字二如，号一指山人，清朝贵州贵阳人。
贵州籍指画名家自幼不喜科举，醉心水墨绘画，未到中年画名即已遍黔中，因过度，40度后双目失明，经数年治疗，重见光明。
擅长指画，画人物、山水、花鸟、尤以人物最精。
书画造诣甚高，可惜局于黔疆，无缘与海内外名家交游，难显其名声。
陈钰的人物画，到民国年间仍有为其族人保存者。
计有《一指山人行乐图》、《十八罗汉册》等。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其画数种，有《钟馗破扇图轴》、《墨笔山水花卉散页》（十页）等。
6、何德胜： （1814-1867），字安国，本姓刘，呼为刘二、何二，清朝贵州黄平木老坪人。
农民起义军黄号军首领。
生性倔强，好打抱不平，对清政府滥征捐税，强行折征的政策极为不满。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在瓮安天文组织起义，用黄布扎头，史称黄号军。
建立有上大坪、轿顶山等根据地。
九年（公元1859年）十月攻入开州，十年（公元1830年）四月拟攻贵阳，已进占乌当，击毙守备戴雨先，因提督田兴增援，遂退至开州、平越、贵定等地与官军进行争夺战。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相继击毙后补道赵国澍、守备袁学先、千总孙德胜、副将何显士、知府戴鹿芝、知县白婪蟾，游击商肇淮、郭开贵等文武官员，攻占修文，与另一农民起义军潘名杰联合拟再次攻贵阳，已进兵至小关、茶店等地。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又攻破长顺、长寨、定番、其势力达到安顺、安平，击毙守备王三锡、游击田庆宜、黄德正、都司李洪林、唐万全、千总苏一相等。
同治四至六年（公元1865-1867年），又破清镇县，入息峰，击毙副将叶有贵、倪朝荣等。
征战黔境十三年，纵横数百里，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使清政府为之震慑，视为腹心之患。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十月，病逝于轿顶山军中，其起义队伍由其妻领导继续坚持斗争。
由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清朝廷调集大军前来镇压，黄号起义军最后失败。
7、舒光富： (1814-1855)，乳名舒大，民间称他舒裁缝，清朝贵州遵义人。
幼读私塾，成年随父业盐商。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二月参加独山杨元保农民起义，拉开了贵州咸丰同治年间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起义失败后回家。
是年八月，与桐梓九坝场杨龙喜率千余人起义，攻占桐梓县城，以除暴安民为宗旨，建立了以赛波府（九坝场）为中心，包括兴州（桐梓）、新开（仁怀）、遵义城周围的根据地，尊舒光富为江汉皇帝，杨龙喜为都督大元帅，改咸丰四年为江汉元年，开仓赈贫，得到了广大农民拥护，队伍发展很快，壮大到两万多人。
后率军南下，攻娄山，战板桥，占仁怀，并准备攻打遵义，并出击黔西、绥阳、正安等。
因朝廷派云南总督罗绕典率云南、四川和贵州等地官兵围剿。
起义军失利，南退归化（紫云）、罗斛（罗甸）、都匀、独山、麻哈（麻江）、平越（福泉）、瓮安、余庆、石阡等地。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4月，杨龙喜举家殉难于石阡的葛彰河边。
舒继续率队奔松桃，过思南，回桐梓，后在遵义土窑失败被俘，壮烈就义。
此次起义，对川楚震动极大，为贵州各族人民咸同大起义起到了奠基作用。
8、 谌厚光： 清朝贵州织金人，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进士。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任山西大同府知府，勤奋有为，玉河涨水时他组织修堤护城，平市商限息调剂，其盈虚缓急定为每年三限，商民称信。
至仕归。
9、胡万育： 字仁山，清朝贵州黎平人。
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贡生。
遵义黎柏容为开泰校官时，胡万育与之唱和颇多。
著有《容膝山房诗集》二卷。
10、何开瀛： 字莱仙，清朝贵州清镇人。
书画家。
生活于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曾为贡生，善书画，尤精兰竹。
11、赵钟域 字省三，又字友莪，清朝贵州普定人。
画家。
生活于道光年间（1821-1850年），曾为廪生，善画蛱蝶鱼虫。
12、杨沂秀： 字鲁川，贵州镇远人。
为果勇侯杨芳之侄。
系清朝道光年间进士，曾任陕西鄂县知县等。
其女儿杨林贞工书画。
13、田溥： 字雪樵，清朝贵州绥阳人。
画家。
清道光（公元1821-1850年）年间贡生，工水墨山水画，师法董、巨。
14、徐樗： 清朝贵州铜仁人。
清道光（1821-1850年）中监生。
《黔诗纪略后编》录有其诗，并称善画。
15、史荻洲： 字胜书，清朝贵州黔西州（今黔西县）人。
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与黔西诗人、书法家张琚结桐荫诗社。
十五年（公元1835年）中举人。
他与清镇诗人戴粟珍同为黔西知州、著名诗人吴嵩梁之学生，二人结下终身情谊，不仅诗赋文章出类拔萃，而且情同手足，二人同赴京城任职，同到吉林大安从政。
当地称诗者，赞誉戴、史二人才名不相上下，交情亦最深。
后来荻洲客死辽宁任上，粟珍安葬荻洲后，每岁必以荻洲名义为荻洲之母致书奉遗金，及至史母仙逝时也不知儿子已死。
这种至深至厚的情谊至今传为美谈。
史、戴的诗，曾载于都中，后刊于黔。
史荻洲著有诗集《秋灯画荻诗抄》。
16、任必达： 字裴然，清朝贵州清平县（今凯里）人。
生活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公元1796-1850年）。
初参幕务，后杜门不出，居家著述。
著有《清平县志稿》四卷。
又工诗文，书法亦重笔墨外间韵味，远近识者，无不赞赏。
17、杨开秀： 字实田，号云卿，贵州绥阳县人。
应乡试久不中，直到五十岁才中举人。
一生以教书为业。
道光末年到遵义禹门寺设私塾，各乡学生多慕名来读书，寺中房舍全住满。
黎庶焘、庶番、兆铨、光普和庶昌等都是他的学生。
黎庶昌为文，多得力于杨先生。
此时的禹门寺私塾盛况足以与乾隆年间黎安理执教时相辉映。
晚年力学古文奇字，撰有《古文异训》，成一家言。
惜未完成而逝，终年67岁。
18、郭超凡： （
-1858），字小袁，贵州清镇人。
幼时聪明好学，十七岁时就很有文名，学者徐光文给他起名超凡。
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中进士。
先在贵州兴义府任教授六年，兴修试院，擢拔人才，张之洞皆出其门下。
鸦片战争后，于道光廿四年（公元1844年）调广东作官，历任饶平、东莞、香山知县和广州知府。
他不畏强暴、不惧洋人，平息地方械斗，擒杀海盗天公大王，矫正考场弊端，多次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欺凌和攻打，从而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刘訚誉其为名儒、名将。
只因广东总督叶名琛忌才，被其压抑，不能大展雄才。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5月30日，终因积劳成疾，抑郁早逝。
死后，朝廷赠太仆卿 19、 莫庭芝： （1817-1890），字芷升，别号青田山人，清朝贵州独山县人。
西南世儒莫友芝之弟。
从小受父兄和郑珍之教，擅长诗词古文，以教育文学名世。
道光廿九年（公元1849年）拔贡生，次年参加京城应礼部试落第。
便绝意仕途，专心研究学问。
历任永宁州学正、安顺府学训导、思南府学教授、贵州学古书院山长。
一生执教四十年，为贵州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他和黎汝谦还编辑了《黔诗纪略后编》三十三卷，为贵州清代诗歌总集，与莫友芝所辑的《黔诗纪略》有双壁之誉。
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他著有《青田山庐诗钞》、《青田山庐词钞》，黎莼斋在日本为他刻印，风致真朴。
工小篆及八分书，自得天趣，与同时书画名家孙竹雅、吴茗香相知，故诗词集中题画之作亦不少。
20、柳天成： （1817-1871），清朝贵州都匀府人。
农民起义军领袖。
出身贫苦，饱受压迫，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五月在都匀坝固领导苗族起义，进军鸡贾河，建立根据地，众推柳天成为王。
柳天成足智多谋，勇敢善战，他领导的义军活动于都匀、独山、荔波、都江、八寨、麻哈、大塘、贵定、平越、瓮安和罗斛等地。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攻战麻哈，击毙提督佟攀梅。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六月，在羊安与贵州提督张文德激战，歼敌近万名，使总兵、副将当场毙命，使张文德负重伤，取得了自张秀眉义军黄飘大捷之后的又一大捷。
由于清廷调重兵围攻，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四月，鸡贾河根据地失陷，柳天成退守内外套，不幸被叛徒暗杀身亡，起义失败。
21、周灏： 字子纯，清朝贵州贵阳人。
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举人，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进士。
以知县分发直隶，先后任沙河、定兴（保定）、正定知县。
后因遭弹劾落职讲学，昭雪后复职，署甘肃故城。
因罹瘟疫，卒于任所。
灏性廉爱民，总督刘长佑疏闻，奉旨于正定建专祠。
22、吴寅邦： 字清臣，清朝贵州永宁州（今关岭县）人。
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拔贡。
历任安顺、清镇、贞丰书院讲席，参与纂修了《安顺府志》。
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秋，曾亲到贵州关岭县境内红岩碑古迹岩下，将红岩碑再拓了一道，分别分送各处，红岩碑的真面目，始比较容易与社会见面，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古迹红岩碑的研究作过贡献。
23、黄国宾： 号西樵，贵州铜仁人。
书画家。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7年）拔贡。
善书画，喜作米家山水画。
24、付寿彤： （1818-1887），原名华赓、更昶，字青余，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
道光廿四年（公元1844年）举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进士。
入翰林院、历任归德、南阳、开封知府、河南汝光道、河南按察使等。
工书法。
著作有《孝经述》、《古音类表》、《孔庭学裔》、《淡勤室诗》、《湘漓别志》、《十六国年表》、《吴越游记》、《吴越归程记》、《淡语》、《真录篇》、《古文辞》等。
善书法，幼年随宦粤中，服膺许郑之学，乡试时为学使何绍基赏识，何书实事求是赠之。
寿彤书法师何绍基，四体皆工，中年精研晋草运腕这之妙，尤得道州真传。
晚年居长沙，该地书家甚多，而傅氏书名特彰，求书者应接不暇。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卒于长沙，与妻刘氏合葬于浏阳南乡渡头市淡庄。
25、傅有赓： 贵州贵阳人。
学者。
他于清朝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撰写了《三国志音证》。
古代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编写了一部《注三国志》，成为人们研读《三国志》不可缺少的辅助与参考材料，但它亦非完美无缺。
傅有赓的《三国志音证》，为其补缀音义之不及，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
26、萧尚卿： 清朝贵州平越（今福泉县）人。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进士，入翰林院。
27、潘新简： （1819-1869），清朝贵州荔波县人。
水族农民起义军领袖。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三月发动水族农民千人在九阡、莪蒲起义。
提出不缴粮、不纳税、打倒清朝享太平的口号，他们吸取了太平军的一些好政策，建立了九阡山根据地，号称辅德王。
他们支持战斗十多年，义军发展到四万人，在太平军别遗队余诚义、黄金亮以及都匀柳天成，都江罗光明，张秀眉义军部将高禾、九松等各路义军的积极配合下，转战于黔桂边区，控制了大半个荔波县，曾五占荔波县城，南窥思恩，北图都匀、独山，打死荔波守备更玉麟,千总王代龙等。
义军的强大，引起了清廷的不安，派广西、贵州清军围剿，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九阡失守，因叛徒出卖，潘新简被俘，牺牲于桂林。
28、胡长新： （1819-1885），字子和，贵州黎平县人。
幼受业于莫友芝、郑珍，学有根柢。
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举人，次年进士。
以知县分发江苏。
因受其父被降官职的影响，淡于荣进，弃知县不就，改任贵阳、铜仁等府教授。
学使以学异推荐他，擢升翰林院典簿，又不受。
遂辞职还乡，主讲于黎平书院，终老不倦，为家乡的文教事业作出了贡献。
著有《籀经堂诗钞》、《籀经堂文钞》等，校刊《三忠合编》，擅小篆，得秦汉古玺遗意。
其《闻升京官》诗，描述了作者闻调升京官消息后思想感情的波动和变化，抒发了作者对升迁官职的淡漠，流露了对官场的厌倦，表现了作者恬淡自守的情操。
29、戴粟珍： 字禾庄，别名吴兰雪，清朝贵州清镇县人。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举人。
他与黔西举人史荻洲同为黔西知州、著名诗人吴嵩梁之学生，因而结下终身情谊，不仅诗赋文章出类拔萃，而且情同手足，二人同赴京城任职。
道光中期，二人到吉林大安从政，当地称诗者，赞誉戴、史二人才名不相下，交情亦深。
后来史荻洲客死异乡，粟珍安葬荻洲后，每岁必以荻洲名义为荻洲之母致书并奉遗金，及至史母仙逝时也不知儿子已死。
这种至学至厚的情谊直今传美谈。
戴、史的诗，曾载于都中，后刊于黔。
粟珍著作有《对床听雨诗》、《诗钞》、《补遗》、《南归草》等。
30、杨元保： （
-1854），清朝贵州独山人。
布依族农民起义军首领。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初，杨元保之父带众抗捐被捕入狱，惨死狱中。
杨元保怀着深仇大恨，在太平军推动下，于二月份领导布依族、苗族、水族、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数千人在上司起义，提出顺天成道，打富济贫的口号，连续击败八寨游击和独山州牧，攻克都匀平舟司，占据通往独山、罗甸、大塘和广西南丹的要道。
声震独山、都匀和荔波三地。
因贵州巡抚蒋蔚远调集官军围攻，力量众寡悬殊，不到三个月，起义失败。
杨元保在广西南丹州属昔里山被俘，在贵阳英勇就义。
这次起义点燃了贵州各族人民咸同大起义的烈火。
给我120副对联
中元对联001 元都大献；赤壁漫游。
002 四孟逢秋序；三元得气中。
003 坛滴槐花露；香飘柏子风。
004 未到中秋开月桂；且看嘉会集盂兰。
005 记曾大建玄都醮；准备清游赤壁舟。
006 作醮元都沿旧习；张灯京邑说良宵。
007 桐飘金井风迎爽； 稻熟腴山食荐新。
008 梵刹盂兰供大德；玄都宝盖奉高真。
009 朗诵苏髯赤壁赋；豪吟卢子羽衣诗。
010 大会盂兰，相沿成习；嘉名庆月，正好中元。
围绕虎年的氛围，虎年春节对联 山青借水秀虎啸伴龙吟春为一岁兽虎作百兽王虎啸群山峻龙吟大海雄山鹰瞻远景猛虎跃奇峰兴伟业仍需牛劲展宏图更壮国威丑去寅来千里锦牛奔虎啸九州春
有谁知道湘西尸王
希望下面资料对你有用: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
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
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
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
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
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
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
《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
”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
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
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
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
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
”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
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
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
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
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
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
”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
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
”“……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
”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
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
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
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
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
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
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
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
”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
”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
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
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
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
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
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
苗人本寨好打冤家。
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
”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
”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
”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
”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
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
”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
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
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
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
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
”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
”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
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
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
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
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
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
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
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
”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
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
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
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
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
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
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
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
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
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
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
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
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淫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
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
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
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
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
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
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
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
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
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
”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
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
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
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
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
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
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
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
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
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
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
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
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
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
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
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
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
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
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湘西的历史信息： 可以去这里看一看的参考资料：为客网
浅谈如何品读古诗意象
这个嘛就说的有点朦胧了，我是因为喜欢，然后就想细细的品味字句，慢慢带入其境，我倒不觉得粗看有什么用，读是真的很必要，多读几遍，可能每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每天诗句在你脑海中慢慢的浮现出来，你可能就会有这种会心之感心照不宣了。
浅读二字是真的精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