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上说的“哥德斯尔摩综合症”是什么东西
斯德哥综合症定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
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
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
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
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
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
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三个人质为甚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都帮匪徒逃命呢
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
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
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
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国的“新人民军”绑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参加抢劫银行，感谢恐怖份子。
对一个长久的施暴者不杀的恩威，觉得是一种慈悲，不止一两个人质，在地球上，还有长久匍伏在暴政之下的一些古老的民族。
他们的苦难太长久，他们已经放弃了自由的希望，不要怪他们为什么甘心自我作贱，他们患了“斯德哥尔摩心理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经典案例 1977年5月19日，27岁的卡罗离开位于奥勒冈州尤金市的家乡，起程去探访一位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
北加利福尼亚州距离奥勒冈州大约有644公里的路程，路上她搭了个便车，车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门龙，妻子叫珍尼斯。
半途中，她突然被勒令举起双手，蒙上眼睛，卡罗被带到了一个屋子的地窖里。
卡罗清楚记得卡门龙把她身上的衣服脱去，一条鞭子抽打在她的身上。
以后每天，卡罗先被毒打一顿，然后吊在门檐上，脚尖仅仅踮到一点点地面。
卡罗刚开始还拼命挣扎，卡罗最初的一段时间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门龙特意用金属做了一个双层头罩和像棺材一样的箱子，她在里面不能吃、喝、听、看。
卡门龙是一个虐待狂，他崇拜古代的奴隶社会，长期沉迷于带有暴力倾向的色情文学，他把卡罗当成自己的俘虏，而自己就是奴隶主。
从卡罗的身上，他得到了征服感和占有感的满足。
在这个小镇，卡门龙夫妇看起来是极为平凡和不起眼的邻居，他们和平常人一样，白天去上班、购物，晚上回家睡觉。
卡门龙在当地的一家木材加工厂工作，他们的邻居评价这是很爱安静的三口之家。
但是从来没有人了解这一家子的背景。
在邻居的眼里，卡门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他不善和人交友，只喜欢默默一个人干活。
卡门龙几年前毕业于当地的一所高中，然后在1973年遇上了当时只有15岁的珍尼斯。
珍尼斯患有轻度癫痫病，卡门龙就是看上了她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优点。
卡门龙认为，只要有男人肯要珍尼斯，珍尼斯一定会为这个男人付出任何代价。
卡门龙疯起来的时候会把卡罗的头按在水里，直至几乎窒息，或者接通电线，或者用手扼她的脖子。
而鞭打是每天的家常便饭，有时卡门龙还拍下卡罗的照片，然后在家里冲洗。
每当卡门龙折磨卡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兴奋。
卡门龙还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来实施自己的虐待欲，包括在地下杂志上剪下一份据称是出售灵魂的契约，强迫卡罗签下。
他还在卡罗的阴唇上穿了一个洞，说这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并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
当确定卡罗不会试图逃跑时，卡门龙决定要和卡罗结婚。
自此，卡罗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干家务活，甚至允许她出外慢跑，而卡罗每次总是会回来。
一些邻居也开始看到了卡罗，他们都以为她是这家的保姆。
1980年，卡罗甚至可以到外面打工。
实际上已被绑架了三年的卡罗这时有许多机会可以逃跑，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
卡罗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发现，加上嫉妒卡罗的“得宠”，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地狱。
难以置信的是，卡罗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后，还一直打电话给卡门龙，他哭着企求她回来，而卡罗向他保证决不起诉他。
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离开了卡门龙，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他们聊了将近2个小时，珍尼斯把故事全部说了出来，心理医生报了警。
1984年11月，卡门龙被正式逮捕。
在法庭上，主控官描述了卡门龙最喜爱的一部电影，片中讲述了一个虐待狂绑架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并把她变成一个顺从的性奴。
这个女孩最终变得忠心耿耿，甚至为她的“主人”牺牲了生命。
主控官试图以这种戏剧化的形象，向陪审团证明卡门龙如何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而卡罗也和片中的女孩一样，被卡门龙完完全全洗了脑而丧失了个人的意志。
此外，压在卡罗身上的是一种无形的恐惧和枷锁，因为害怕报复，所以她一直不敢逃走。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分析 一项关于女性参与性虐待案件的研究中，他们通过访问了20多个女同谋犯(包括卡罗和珍尼斯)和分析她们的心理特征，指出男性患有幻想症和虐待症，通常很容易影响他身边的女性，而使她们也逐渐参与其中。
当女性参与作案后，她们对男人的依赖就会越来越强，而自我的独立性就越来越低。
如果感到自己被疏远，她们就会变得不可忍受。
这就是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病常常发生在一些被绑架受害者、被虐待的妻子、被囚禁的犯人身上，他们会逐渐适应于被虐待和被囚禁。
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精神冬眠”，受害者以自我麻木和服从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更大伤害，这种麻木和服从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愿意为主人卖命或掉进“爱河”。
平时很多人初次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应该是从港剧《谈判专家》，里面提到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剧中，被大智绑架的那些同事，他们都是出于公司领导盘剥及欺压员工的事实才会对绑架者大智产生同情和帮助的，而不是所谓的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现象”，难道人质和绑架者产生正面感情就是“斯德哥尔摩现象”。
因此，对于此现象的争议和研究还在继续。
不过，当今很多人已经开始将这个词汇运用到对一些事物的比喻评论上，不论其使用恰当与否，这些已经表明了这个现象已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
················································· 出于对罪犯的畏惧，被害人为了转移心理压力，分裂出另外一种思想，把受到伤害（攻击、压迫、禁闭等）当成理所当然的，把受到的施舍（食物、外界消息、甚至生存权利）当成恩惠。
如此经过长时间的或短时间，高浓度的对待，就会把开始对犯人的恨，转变为畏，再转变为爱。
以减少心理压力。
而最后，由警察救出来后，由于前期的转变持续时间过长，已经对精神产生错觉，错误以为一旦失去施恩者（施暴者），自己将重新回到一开始被压迫，受伤害的过程。
因此，在众多案例中，都可以看见受害者拯救施暴者的情况。
同时，又对把受害者们拯救出来的警察，法官，律师等报以敌视，是因为受害者们知道，就算敌视、仇恨、甚至伤害这些人，这些人都不会为其带来伤害，因此……站在施暴者一边，对抗警察，法官，律师等帮助过她的人。
用最简单的中文来表达的话，可以这样说：爱不能恨的，恨可以恨的。
难以康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经写出惊世骇俗《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 1957年百花齐放时，因为放了一下，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后，丁玲却对把她打成右派的领导韦广祯非但没有微辞，反而主动、积极地为其辩护，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丁玲对那些与她同样遭受迫害的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言辞激进，比那个左派领导还要左。
有人就想：丁玲一定是被逼的。
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她真就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
郭沫若在 “十年动乱”期间出过一本《李白与杜甫》。
这本郭老一生最后的文学评论专著，结果是毁了他一世声名。
面对文化大革命红潮，郭老曾宣称自己以往的所有作品都只配付之一炬。
读过《天上的街市》、《棠棣之花》、《甲申三百年祭》……的人如我辈者，岂能不大跌眼镜
有人又想：郭老也一定是被逼的。
但事实是，他也真就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
何以至此
说白了，也就那末回事：求生的本能、自保的意识。
重压之下无反弹，还说重压舒坦，甚至舒坦得很；扭曲之下无反转，反说扭曲舒张，甚至舒张得很。
由此，我们似乎也可观察到此间人（哪怕是名人、伟人）的复杂性、两面性———其实岂止此间人，外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一边狂扫乱射一边高喊Party（晚会）开始了。
几位女职员被劫匪关到地下室。
6天后，警察终于靠近了她们，但这几位女职员却拒绝营救，还声言警方可能加害于她们。
为什么
几天后，随着人质的获救，原因也弄清了： 在这段时间里，劫匪除了威胁她们外，还让她们深信：她们随时都可能被枪毙。
但在这种最极端的情形下，劫匪并没有伤害她们，也没开枪，还给她们水和食物，结果令这些女职员心存感激，以致反而担心起外界的营救会坏事。
所以她们被营救出来后，人们根本听不到她们对劫匪的控诉，相反的，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我已经和其中一个订了婚。
还有一位女士忙着在国际间筹款，为一个劫匪建立辩护基金。
被劫持者居然认同劫持者，还为劫持者鸣冤叫屈、提供帮助，一时间令全世界舆论瞠目结舌。
之后，一种被确认了的社会心理疾患就被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人的求生欲和自保意识在生命受到极端威胁时的一种本能反应。
问题在于，一般人都有求生欲和自保意识，但却未必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也就是说，一个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还需一定的条件： 第一，有某种力量能使你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恐怖和紧张，你的身家性命随时都可倾覆；而在何时何处倾覆，或者是不是一定倾覆，则取决于这个施力的人。
第二，这个施力者会施予你各种小恩小惠，特别是在你已经绝望的情况下，让你感恩戴德。
第三，他能将你与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绝，你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都是他所能控制、经他挑选后所给予你的，简言之，你被他导向。
第四，他会让你随时随刻都感到，除了顺从他、听他摆布、任他宰割，你无处可藏、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一旦具备，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一旦置身其中，就会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很显然，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有一个制造者。
这个制造者可以是镇关西牛二，也可是一个两个绑匪，当然也可是一个团伙或一个组织，甚至是一架国家机器。
同样，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可以是一个两个人，也可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
众口铄金。
想当年，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每隔几年就必须斗一次；于是，夫妻反目，父子为敌，母女成仇，师生操戈，童叟相欺，老幼互恶，妇孺陌路，同事揭批，邻里告发，上下争宠，忽东悠西……于是，千百万人上亿人几亿人就都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更可怕也更可悲的是由此孳生出来的一种无悔论和母子论———正是在这种天子父母官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名义下，一次次忤逆人性的大迫害大屠杀大清洗，一桩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暴力，一幕幕肮脏阴暗的交易和欺骗，一场场铁血与电火的洗礼，一出出倒行逆施的指鹿为马和黑色闹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复始，从而，一天天病入膏肓的冷漠和麻木，最终使方正道德和良知价值在国人心中根本地丧失了地位。
如今，公开的普遍的红色恐怖消褪了，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之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公开的制造者以及普遍的患者也不多了，但这病症并不那么好医治。
一则因为此症的隐蔽制造者和局部患者还不少，二则因为心道的传统还在；且两者又都往往处在关乎众生的关键位置，故极易导致局中人反复的创伤、反复的患病，如此一代一代又一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很难康复。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有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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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郭沫若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
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
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
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
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
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
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
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
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
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
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
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
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屈原》是谁的创作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
四川乐山人。
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神论思想。
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
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
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
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
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
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
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
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
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其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潜回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
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
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
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反对独裁和内战。
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
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
郭沫若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
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1．历史剧《屈原》通过屈原与南后、靳尚的斗争生活，歌 颂了屈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和刚直不阿、勇敢顽强 的斗争精神；揭露了南后，靳尚之流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罪恶 行径。
此剧写于1942年1月，正值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制造 “皖南事变”之后。
剧本的现实意义在于：利用历史事件，以古 鉴今，揭露现实，影射和抨击国民党反共罪行，鼓舞人们向妥协 投降的黑暗势力作不懈的斗争。
由于作者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与当 时的黑暗现实十分相似，所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有力 地配合了当时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对国民党反共卖国政策的 斗争。
2．历史剧《屈原》中的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诗人和 政治家的典型。
他光明磊落，刚直坚毅，具有强烈的爱祖国、爱 人民的精神，为真理而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
至诚和坚贞是他的 基本性格特点，至诚表现了他对祖国矢志不渝的爱；坚贞表现了 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他的这种性格特征既表现在他平时作人 及教导学生上，如他写的《桔颂》，他对宋玉的教诲，就是他独 立不移，坚贞不屈性格的流露，同时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政治主 张上：外交上他主张联齐抗秦，内政上主张修明政治，以人民为 本。
他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在身受诬陷时，他仍关心祖国和 人民的命运，痛斥楚王的昏庸、卖国求荣者的无耻。
当他被囚禁 在东皇太一庙时，他高吟《雷电颂》，突出了他对黑暗世界的极 度愤慨，对光明的热切向往以及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
最后，屈 原投向了人民的怀抱。
通过屈原的形象，剧作表现了反对分裂投 降，主张团结御侮、诅咒黑暗、歌颂光明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主题。
对屈原性格的赞美，实际上是唱出了整个中华民族不畏 强暴、英勇斗争、争取自由解放的心声。
3．历史剧《屈原》中的婵娟，是作者在深刻理解屈原精神 的基础上，适应主题表达的需要，根据屈原诗作中女耍形象虚构 出来的艺术形象。
她是“屈原辞赋的象征”，屈原精神的继承者， 道义美的化身和屈原形象的有力补充。
作为屈原的侍女和弟子， 她对屈原无比尊敬和爱戴，对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深信不 疑，对屈原在维护楚国独立和尊严这一神圣事业中的作用有深刻 理解。
在她看来： “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 “先生如果死掉，那我们的楚国就会完了。
”面对南后对屈原的诬 陷，她坚信屈原的道德情操是无比高尚的，发誓要同先生共忧 愤，同生死。
她挺身而出，当众揭露南后和张仪陷害屈原，出卖 楚国的阴谋罪行。
当她被关进监牢里时，担忧的不是自己的生 死，而是先生的安全和下落。
后来她接受卫士的搭救，化妆逃出 囹圄，也完全是为了“去救三阊大夫”。
她的心地如水晶般的明 净透彻，她鄙夷任何虚伪、诡诈和朝秦暮楚，她愿意为自己所热 爱的人物和事业献身。
最后她误饮了奸人企图毒害屈原的毒酒， 不幸中毒身亡。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因能代替先生赴死而 感到幸福，表示死而无憾。
婵娟的美好品德，是屈原诗篇中那种 高洁、纯正、热烈、幽婉的感情因素的形象体现。
4．《雷电颂》是历史剧《屈原》第五幕第二场，屈原被关押 在东皇太一庙时，倾诉的大段内心独白，是一首反抗腐败，歌颂 正直的颂歌，也是全剧思想、精神和艺术上高度升华的集中体 现。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雷电之夜，经过事实的教育和自己的思 考，屈原开始冲破了旧的樊篱，抛弃了对楚王的幻想，决心到人 民群众中去寻找新的力量和支持。
所以《雷电颂》不仅是人物弃 旧图新的表白，而且是40年代人民呼声的回响。
作者巧妙地通 过屈原之口传达了人民的呼声，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
在艺术上，《雷电颂》气势磅礴，激情澎湃，全诗采用象征 手法，表现出屈原反抗强暴，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力量。
《雷电 颂》的精神与屈原的诗人气质和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十分 合拍，体现了诗与剧的完美结合。
这首诗还以屈原主观抒情的方 式，用美丽、淳朴、真率、自由的大自然和黑暗污秽的现实社会 相对照，寄托着对新社会、新中国的美好理想。
语言简洁精炼， 203· 饱含憎恶黑暗，景仰光明的感情，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屈原》是一部充满诗情的剧作，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这 出历史剧显著的特色。
(1)在选材和剪裁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在不违背历史 真实的前提下，适当虚拟情节，达到对现实的暴露与鞭挞，如南 后设计诬陷屈原等情节就是作者虚拟的。
(2)主题重大，矛盾尖锐，结构严谨，情节大起大落，大开 大合，产生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剧本始终围绕着关系国家存 亡，人民安危的重大政治路线问题进行，在剧本的总体构思上做 了精心设计和缜密安排，把屈原30多年的经历集中到一天之内， 以联齐抗秦和绝齐亲秦的矛盾冲突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剧情的 发展波澜起伏，高潮迭起，引人人胜。
(3)在人物塑造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突出人物 的精神和品格。
比如屈原，不再是历史上那个郁郁不得志，最后 投汩罗江而死的三闾大夫，而是一个具有火一般刚直不阿，至诚 坚贞性格的斗士。
婵娟则是作者创造的人物形象，对屈原形象起 到了烘托、补充的作用o．．＼J (4)语言奔放，富有强烈的诗意美。
剧中不时穿插抒情诗与 民歌，来渲染气氛，烘托人物。
《桔颂》贯串全篇，增添了诗的 光彩。
《雷电颂》气势磅礴，诗情浓郁。
人物的台词则是诗化了 的口语，有节奏的散文，又注意句子的工整和对仗，跳动着诗的 节奏和诗的韵律，使全剧像一首壮丽的长诗。
郭沫若的女神分析
【作家及作郭沫若是中国文学史史上的诗人。
历史剧作家。
他个主观性、抒情性很强的浪漫主义诗人。
“五四”时期创作的《女神》是其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开创了“一代诗风”。
《女神》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
连同序诗共57篇。
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
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
》《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本，后又重印多次。
《女神》共分三辑。
除《序诗》外，第一辑包括《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
第二辑在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上分为三部分。
自《凤凰涅盘》至《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共十篇为《凤凰涅盘之什》，自《三个泛神论者》至《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共十篇为《泛神论者之什》，自《太阳礼赞》至《死》共十篇为《太阳礼赞之什》。
第三辑在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上分为三部分，自《Venus》至《晚步》共十篇为《爱神之什》，自《春蚕》至《日暮的婚筵》其中《岸上》为三篇共十篇为《春蚕之什》，自《新生》至《西湖纪游》其中《西湖纪游》为六篇共十篇为《归国吟》。
【文本速读】《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
《女神》的主要篇目：《凤凰涅磐》《炉中煤》《天狗》《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匪徒颂》《湘累》。
《女神》充分吧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凤凰涅槃》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体现了诗人否定旧我、诅咒旧世界、追求新生的精神。
把社会的改造和个人精神的自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追求理想、追求精神自新的决心。
在《女神之再生》里，女神再也不能忍受黑暗混乱的世界，再也不安于在壁龛中静享人间的牺牲，她们毅然来到世间炼石补天，创造能给世界带来温热的新太阳。
《女神》热情歌颂了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的理想。
如《天狗》一诗，塑造了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的抒情形象，这是一个充满着个性解放精神、旧世界的叛逆者形象，它那种气势磅礴的不可遏止的激情，表达了在破坏中求创造的决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力量。
《匪徒颂》一诗，是对“五四”运动前驱者的颂歌，不仅歌颂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歌颂了宗教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自然科学的学说革命，还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
《湘累》和《棠棣之花》两篇诗作，歌颂了我国古代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英雄。
《湘累》中的屈原是人民意识的杰出代表，《棠棣之花》中聂嫈、聂政姐弟二人则是“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为人民自由、解放而牺牲的爱国志士。
《女神》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如在《棠棣之花》里，歌颂了为祖国、为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可贵品质。
特别是《炉中煤》一诗，唱出了“眷念祖国的情绪”，感人至深。
诗人以煤自喻，透过通红的炉中煤形象，显示他的那颗爱国赤心，喻出了爱国感情的热烈程度；通过煤的燃烧，把光和热带给人间的情景，喻出了诗人为祖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决心；叙述煤形成的千百年历史，又喻出了诗人对祖国感情的深长。
该诗巧妙的比喻，把爱国主义激情表达得既诚挚、热烈，又委婉、细腻，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女神》又是一曲歌唱工农群众及劳动创造的颂歌。
《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从讴歌地球——母亲，到讴歌劳动，讴歌工农大众，进而歌颂工农大众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赞美工农是“全人类的保姆”、“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并表示了诗人愿做大地的儿子，来报答工农的深恩的愿望。
【主题引读】《女神》应“五四”精神的激发和感召而生，是时代的产物。
它体现出浓浓的时代精神，具体说来，一是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充满生机、热血澎湃、追求个性解放、向往世界和谐的青年形象，这表明了人的“自我意识”真正觉醒；二是诗中涌动着诗人“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的激情，表现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大无畏精神与气概。
【名段助读】1、《女神之再生》（节选）女神之一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神。
女神之二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结。
女神之三妹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内容解读】《女神之再生》是诗集《女神》的开篇诗剧。
诗人借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开篇，歌颂了具有破坏和大胆创造的精神，并以其浪漫主义雄风独步文坛。
节选部分“女神”的歌吟，象征着建设一个美丽新中国的理想和欲望，诚如诗人所说：“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间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
”2、《凤凰涅槃》（节选）百鸟歌岩鹰哈哈，凤凰
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
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该我为空间的霸王
孔雀哈哈，凤凰
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
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
鸱枭哈哈，凤凰
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
你们死了吗
哦
是哪儿来的鼠肉馨香
家鸽哈哈，凤凰
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
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驯良百姓的安康
鹦鹉哈哈，凤凰
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
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听我们雄辩家的主张
白鹤哈哈，凤凰
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
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高蹈派的徜徉
凤凰更生歌鸡鸣昕潮涨了，昕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涨了，生潮涨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凤凰和鸣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
翱翔
欢唱
欢唱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
翱翔
欢唱
欢唱
【内容解读】《凤凰涅槃》是《女神》中的代表作，是一首时代的颂歌。
诗人把祖国比喻成凤凰，借助于对凤凰传说的改造与新阐述，郑重宣告民族在“死灰中更生”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郭沫若就曾明白地告诉读者“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节选部分的“群鸟歌”写得相当精彩。
每一节的第一句都以“哈哈”开头，口气轻佻，如同小丑，富有讽刺意味，前三行诗句完全相同，勾勒了“群鸟”共同的幸灾乐祸的卑劣心理和形而上学的思想。
第四行诗，一语破的，道出了它们各自的象征意义：岩鹰象征反动军阀，孔雀象征卑劣的政客，鸱枭象征市侩，家鸽象征屈膝的奴才，鹦鹉象征鼓噪的文痞，白鹤象征旁观的过客。
这一组形象，作为凤凰的反衬，突出了凤凰的高尚。
“凤凰更生歌”是全诗的高潮。
包括“鸡鸣”和“凤凰和鸣”两部分。
“鸡鸣”在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鸡鸣”宣告了光明的到来，新的“宇宙”“凤凰”的诞生。
它呈现的是一片生机盎然、万象更新的景象。
这是“凤凰和鸣”的典型环境。
诗人在“凤凰更生歌”中反复地咏唱：“一切的一，更生了。
”这里，“一切的一”是指众生推至个人，“一切的一”是指个人遍及众生，即凤凰与众生融为一体，我和你、他，都融为一体，统统更生了。
“火”象征着给一切带来新生的时代精神。
在黑暗腐败的旧中国，诗人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预言了新中国的诞生，给人以美好的希望、胜利的信心。
可以说，这是一首民族新生的时代颂歌。
“凤凰和鸣”中的每一节诗都排比重叠，回环反复，诗句简短有力，节奏轻快，洋溢着浪漫主义豪情，给人以震撼力。
3、《炉中煤》（节选）——眷恋祖国的情绪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内容解读】《炉中煤》是一首饱含“眷恋祖国情绪”的抒情诗。
诗人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又把祖国比作心爱的“年青的女郎”，以奔放热烈的情绪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把“祖国”比作“女郎”，是吸取了我国传统诗歌的精华，继承并发扬了屈原《离骚》中美人香草之喻，使意境甘美浓郁，有利于表达深深的眷恋之情。
这首诗形式整齐，循环往复，节奏鲜明，音韵和谐，富有美感。
4、天狗（节选）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内容解读】《天狗》是《女神》中的代表诗篇。
诗人借助古代天狗食日月的故事，在奇特虚幻的境界中驰骋想象。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狂放的个性追求的形象，这是诗人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
“天狗”那可吞掉“一切的星球”的豪迈气概，正是“五四”时期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再现。
在艺术表现上，采取第一人称的手法，直抒胸臆，并运用排比、反复、夸张手法，全诗激情澎湃，震撼人心。
5、《地球，我的母亲》（节选）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思，我饮一杯水，纵是天降的甘霖，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内容解读】《地球，我的母亲》是一副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四”圣母图：屹立于诗行之上的地球母亲沐浴在曙光初照之中，晨风吹拂之下，那么崇高，那么动人。
全诗歌颂的主体——工农大众，字里行间，荡漾着作者浓浓的情思。
节选部分，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表现了地球上万物的珍贵，生动地描述了地球慈母般胸怀。
诗人是在用一颗至纯的心欢呼，报答地球母亲的深恩。
【特色荐读】《女神》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女神》中，诗人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去摹写生活，对理想狂热的追求与赞颂多于对黑暗现实冷静的剖析。
但是，《女神》的浪漫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
它那种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完全符合“五四”时期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
表现手法上，《女神》运用了大胆的想象、形象的比喻、极度的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法来表现诗人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在语言上，既运用白话口语，又采用古今中外的语汇，状物写人，因而诗的语言不仅异常丰富，而且富有表现力。
为了抒发炽热奔放的感情，诗人还运用叠句、排比句等句式，节奏明快，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
诗歌的形式上，诗人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成功地创造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诗人还创造了把抒情与叙事结合起来的诗剧，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领域。
郭沫若的《静夜》
朗读的停顿 月光\\\/淡淡， 笼罩着\\\/村外的\\\/松林。
白云\\\/团团， 漏出了\\\/几点\\\/疏星。
天河\\\/何处
远远的\\\/海雾\\\/模糊。
怕会有\\\/鲛人\\\/在岸， 对月\\\/流珠
诗中用了大部分笔墨描绘静谧的夜景。
分析 第1小节描绘了一幅极平常的画面：月光淡淡，村外的松林沐浴在月光里；天上白云团团，星光点点，这些景致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见到的，透过诗，读者仿佛看到诗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一人踱到屋外，随意地看那淡淡的月光、月光下朦胧的林影，抬头看那云团中漏出来 的疏星。
但第2节一开头，诗人劈头问道：“天河何处?”这一问使全诗的境界得以拓宽和提升，把读者的视野与心胸带到那广袤的宇宙之中去了。
作者似乎想引领读者的思绪去“精骛八极”、“神游万仞”，似乎想让读者的眼光透过茫茫的黑夜，看到星夜的无穷深处，但紧接着的一句“远远的海雾模糊”又把读者刚刚放开的心神收拢回来，模糊的海雾能阻挡住人的视线，却不能阻挡那脱缰野马似的想像。
此时，放飞的心欲罢不能，已想到了很远很远——“怕会有鲛人在岸\\\/对月流珠?”这一句是极好的证明，证明诗人的想像的确已穿过了那茫茫的海雾，想像着有一位“鲛人”立在岸边，对着月亮无声地流下串串珍珠泪……“鲛人”是喜极而泣，还是伤心落泪?抑或是无穷的思念?这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感情 通过描写月夜松林的精致，想象“鲛人在岸，对月流珠”的画面，表达了作者的浓浓的思念之情。
总结 这首小诗，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时期，其中包含了个人对于时代的失望情绪，也隐隐流露出对于祖国、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
诗歌写得清幽、典雅，有着古典诗词的意境和韵味，如一首小夜曲，流过人们的心田，给人美的享受。
有点长~~(*^__^*) 嘻嘻……
古代诗人简介 和现代诗人与其代表作
郭沫若，（1892～1978）现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
原贞，笔名郭、麦克昂等。
四川乐山人。
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神论思想。
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
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
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
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
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
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
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
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
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其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30年代中国话剧有着长足的发展，请举例说明
上世纪40年代，张瑞芳在重庆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话剧演员，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
相比解放后在银幕上的李双双这样的角色，张瑞芳最喜欢的，还是那时她在重庆舞台上出演的《北京人》里面的愫芳，《家》里的瑞钰，《屈原》里的婵娟。
采访时，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瑞芳已经89岁，却依然能用非常诙谐的口气说:“那时候我是‘青衣’，解放后变成了‘刀马旦’。
”张瑞芳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国画，画的就是她当年出演婵娟的样子。
屈原》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
张瑞芳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剧院隆重上演。
……在以后的15天里，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
整个山城沸腾了。
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刻可以听到‘爆炸了吧
……’的吼声。
这一轮的首轮公演，观看人数即达30万人次。
” 《屈原》的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雾季大公演”的高潮。
无论从哪方面看，“雾季大公演”都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雾季”，原本是重庆特殊的气候现象，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重庆云雾笼罩。
抗日时期，这个特殊地理反而成了天然的防空网，日军空袭减少。
张瑞芳回忆说，刚到重庆时，大家不知道日军空袭的规律，演出往往被迫中断。
焦晃看到过的那出戏，名字的确是《国家至上》。
有一次演出《国家至上》时候，就遇上了空袭，剧院化妆间被锁上，演员们只好跑到剧院卖点心的柜台前，用点心上的奶油卸妆。
后来发现了“雾季”的规律，就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
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
此后，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
由于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云集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
在张瑞芳的记忆中，当时在重庆的戏剧社团就包括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中电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复旦剧社等50多个。
著名的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老舍、曹禺、陈白尘、吴祖光等，著名的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郑君里、王为一、孙坚白等，著名的演员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金山、陶金等。
每到雾季，重庆“100多出中外剧目轮流上演，不带重样的”。
重庆也是当时剧作家的丰产地。
如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就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
阳翰笙则创作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3部历史剧。
“雾季大公演”还直接带动了当时戏剧界的理论发展，当时导演史东山在创作期间写出了学术论文《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瓦赫坦戈夫演剧方法的比较论》，提出:演员在创作过程中的“意识”与“下意识”要辩证统一，不可偏废。
一年后，斯氏《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出版了全译本。
一时间，这两本书成了戏剧界争相一读的热门书。
舞台也是战场 从题材上来看，“雾季大公演”的剧目，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戏剧，题材上大多是抗日救亡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现象的剧目。
事实上，“雾季大公演”中演出的剧目，当年是“左、中、右”都有，也有演出莎剧的剧团。
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的确都是宣扬爱国、爱民族的、抗日救亡的更受欢迎。
采访中，张瑞芳对“当时除了抗日救亡的剧团和剧目，其他剧团和剧目的情况”的问题，显得不屑一顾:“当时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群众就爱看抗日救亡的戏。
” 不说观众，演员们自己都有一本血泪账。
张瑞芳的父亲原本是北伐战争中的将领，1928年徐州战役中被迫饮弹自杀。
张瑞芳的弟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去了晋察冀边区，在那里牺牲了。
张瑞芳说，接到弟弟死去消息时，她正在后台化妆间准备上场，那一场，她把对弟弟的感情全部都演进了戏里。
张瑞芳那时演出的角色，比如愫芳、瑞钰、婵娟，都不幸福:愫芳走了，瑞钰死了，婵娟自杀了。
张瑞芳说记得那时候她问过郭沫若，婵娟为什么一定要死
郭沫若说，越是美好的东西，它的毁灭就越会引起观众的悲剧感，让观众对黑暗的制度产生愤恨。
《屈原》是历史剧，但所有参与演出的创作人员都明白《屈原》是借古讽今。
郭沫若自己就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外吹嘘些新生命进去。
”《屈原》首轮演出结束后，当时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潘公展大骂演出人员:“什么叫做爆炸，什么叫做黑暗
你们这是造反。
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
”1942年6月，《屈原》在重庆被禁，剧团转到北碚演出。
而对于瑞钰的死，曹禺的解释是:“从结婚到死，完成了封建婚姻的全部使命。
” 在雾季大公演中，周恩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各种话剧演出的常客。
张瑞芳说，那时，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夫妇经常请演员吃饭。
有时周恩来也会直接介入到剧本创作中。
《棠棣之花》中，春姑摘桃花送行的动作和台词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下来的。
1941年12月15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对《棠棣之花》的某些字句提出意见。
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纸书上，请考虑。
”这个“字句上的斟酌”，包括了二至五幕，长达2000余字。
1942年10月17日，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在国泰大戏院公演。
这是夏衍到重庆后写的第一个剧本，周恩来三次看了该戏的演出。
周恩来提出，在“雾季演出”中，进步戏剧界与国民党当局，不只是一味地斗争，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需让步时也做出让步。
例如:孩子剧团演出《秃秃大王》，国民党认为影射了蒋介石，剧中士清宫的地名也疑为指蒋介石住处上清寺，禁演了该戏。
后经阳翰笙、郭沫若与周恩来商量，由剧团将剧名改为《猴儿大王》，去掉一些露骨的影射蒋介石住处，让该戏得以与观众见面。
1942年春，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报告重庆一年来文化运动的工作情况时说:“我们着重抓了一些优秀剧目。
”4月下旬，第一届“雾季公演”接近尾声，周恩来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
席间周恩来说:“在连接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 张瑞芳说，自己在当时其实是“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
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重庆很多演剧人员具有双重身份:表面上是国民党政府统管的文艺团体的成员，生活上有保障，业余组织演出进步戏剧。
张瑞芳1939年秘密入党，1940年4月进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管辖下的“怒潮剧社”扩大而成的“中国万岁剧团”。
1941年，她已经在组织安排下退出剧团，成为一个表面上不问政治的“闲人”，继续留在重庆舞台。
“雾季”之外的“苦干”与“战斗” “皖南事变”后，张瑞芳一直争取要去延安。
回忆当年的情况，她说:“当时年轻人都想去延安。
”在她眼里，欧阳山尊就是那个幸运儿。
2007年，欧阳山尊已经97岁了。
话剧百年的庆典上，他坐着轮椅上台，朗诵鲁迅的《过客》。
朗诵结束，他居然从轮椅中站起，正步走下舞台。
年轻的话剧演员到后台来对他竖大拇指:还是您最棒。
张瑞芳等人活跃在重庆舞台上的时候，欧阳山尊正率领着一支名叫“战斗”的剧团，在敌后边区各个空隙地带打游击。
欧阳山尊是欧阳予倩的侄子，后来过继给了欧阳予倩。
1907年6月，欧阳予倩与李叔同、曾孝谷等日本留学生演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大戏: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
欧阳山尊学生时代曾作为欧阳予倩的助手，参与了《雷雨》、《日出》、《油漆未干》等剧的演出。
1938年，欧阳山尊参加抗日演剧救亡一队，自上海奔赴延安。
1939年，欧阳山尊由抗大奔赴前线，在120师“战斗”剧团工作。
1941年加入“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开展文艺宣传。
“那时11个宣传员和7个侦察员，每人一条枪30发子弹，带上一架油印机和简单的化妆品，到村里找一个庙台，把夹被当幕布挂起来，集合群众就开始演出。
”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欧阳山尊、严寄洲、苏民、石维坚、宋戈、陈大林、王大年、澹台仁慧等老话剧人重排了60年前他们在敌后演出过的话剧:《虎列拉》、《求雨》、《打得好》、《粮食》等等。
这些话剧都是独幕剧，比较短小，是为了适应当年在战争时期的节奏。
欧阳山尊说，当年“游击”剧团的戏，都是根据当时敌后发生的事情而改编，和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极其紧密。
欧阳山尊说，一次，他在转移的路上，听到一个老百姓讲了他们村子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为日本人做事的人的儿子不慎打死了一条日本人的狗，狗的主人竟然掏出手枪把这个男孩打死了。
这个人从此不再为日本人做事。
欧阳山尊把这个故事编成了一出戏《人不如狗》，号召老百姓不要为日本人做事。
速排速演，当场见效，是话剧在上世纪40年代能够胜出别的艺术形式，成为宣传抗战、进步的根源——不仅仅是在国统区、边区，也在上海这样的沦陷区。
沦陷时期的上海话剧，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1943年11月，上海巴黎大戏院内笑声不断，广告称看该剧会“狂笑105次，大笑608次，傲笑201次”。
这是当年黄佐临导演的《梁上君子》。
在这出戏中，黄佐临首次在中国引进了“闹剧”形式。
1937年，黄佐临自英国回国，起先在大后方教书。
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说，钱钟书的《围城》中，一群小知识分子在“三闾大学”教书的故事，很多细节就来自于黄佐临的经历。
黄佐临1938年到1939年在重庆的国立剧专教书，于1940年回到“孤岛”时期的上海。
对于他回到上海的举动，黄蜀芹的解释是:“他想抗战，但是后方没有抗战的气氛。
”而上海沦陷时期的话剧研究学者邵迎建则认为，他的回来，也是受了共产党的派遣。
因为他回上海时，拿的是曹禺的介绍信。
黄佐临在话剧史上被重点提到的，是1962年他发表的《我的戏剧观》。
在当时，他非常大胆地提出了要突破斯坦尼体系的单向艺术观，向中国戏曲美学学习“写意”。
在中国话剧史上，他的观念被称为“写意戏剧观”。
黄蜀芹认为，当时的进步话剧人普遍受到“易卜生主义”的影响，而对黄佐临影响最大的则是萧伯纳。
黄佐临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曾把剧本寄给萧伯纳，竟然收到了萧伯纳的回信。
萧伯纳在信中写:“易卜生不是易派，他是易卜生;萧伯纳不是萧派，他是萧伯纳。
如黄想有所成就，他就切勿做个门徒。
”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撰文《易卜生主义》，推崇易卜生戏剧中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的部分。
文学青年中一时以“易卜生主义”为时髦。
1922年洪深留美回国，在轮船上有人问他:你是要做一个红戏子呢，还是要做莎士比亚
他回答说:我要做易卜生。
同年田汉留日回国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而曹禺写作《雷雨》时，从结构上直接使用了易卜生“客厅剧”的手法。
易卜生一生的创作风格很多样，但中国话剧人独独推崇和学习其中“社会问题剧”的一部分，是有中国的独特背景的。
愉荣军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编剧，以《WM》、《那年冬天》等作品成为目前上海话剧界最重要的编剧之一。
最近他正在为“中国话剧百年”重新编写《黑奴吁天录》。
在研究1907年版的《黑奴吁天录》时，愉荣军发现:“中国话剧的很多特质，其实是从诞生就开始了的。
”这些特质主要包括:贴近时事、对话为主、现实主义题材和创作手法，以及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
愉荣军指出，斯托夫人的原著里其实包含了很多内容，包括美国人的南方记忆、成长主题甚至种族和解的思想等等，但是“春柳社”的成员着意只突出了其中关于“黑奴”的部分。
“这是和1907年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相结合的。
”愉荣军说。
事实上，黄佐临的创作也很现实主义。
1941年夏，黄佐临等剧人曾组织上海职业剧团，演出《蜕变》、《边城故事》等剧目。
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上海进入全部沦陷时期，这时期影响最大的戏剧团体是黄佐临的苦干剧团。
1942年初夏，“苦干”和上海艺术剧团合作，用“上艺”的名义，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秋海棠》、《大马戏团》、《荒岛英雄》，取得了极大成功，石挥因饰演秋海棠、慕容天赐，显示出性格演员的独特光彩，被誉为“话剧皇帝”。
1943年10月，苦干剧团的名义正式对外，在巴黎大戏院坚持演出到1944年底，期间演出剧目如《梁上君子》、《视察专员》、《金小玉》、《林冲》、《云南起义》、《舞台艳后》、《乱世英雄》、《夜店》等，都是黄佐临导演。
在学者邵迎建看来，黄佐临和苦干剧团这一时期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邵迎建搜集过很多这一时期的资料，资料显示，日军在占领上海后，有意推动一场“电影战”。
今村太平在1942年的《战争与电影》一书中曾写道:“要东亚10亿民众共同阅读一本书是极其遥远的事，而要他们联合在一个理念下，朝一个高处奔走却是当务之急。
显而易见，此时电影的作用就有着过去从没有过的重要。
”今村太平显然认为话剧不是他理想的武器，因为“电影与戏剧的差异是机械业与手工业的差异”。
所以1942年，日本将上海原来的11家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中联”电影公司，但对话剧界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
因为在1941年底，上海“舞场与电影院为38家，越剧场与书场为15家……话剧场与申剧场为4家”。
话剧票房还不到电影票房的一成。
所以当时很多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的电影人，都纷纷辞职去演出话剧，反而带动起了上海话剧的繁荣。
苦干剧团与重庆和延安的同行最大的不同，在于黄佐临等做出的商业话剧的尝试。
沦陷时期的上海剧团是有出资人的。
苦干剧团的成员原本属于黄金荣的孙子黄荣伟组织的“荣伟公司”。
后来荣伟公司解散，“苦干”转投建筑商傅如珊投资的CZC娱乐有限公司。
所以苦干剧团是非常注意剧场票房的，“苦干”也有《金小玉》这样强烈针对政治的戏，但更多是《梁上君子》这样把思想化入笑声的，能吸引观众的戏。
对于沦陷时期上海话剧的商业化，李健吾认为:“当时内地有人指摘我们流于商业化，但是，沦陷区中的剧团如不商业化而政治化，就只有和敌伪汉奸勾结而政治化了。
”对于这种商业化，中国共产党当时是默许的。
黄宗英回忆:“当时党给我们这个剧团有指示，要拢住这个剧团，不要放弃这个阵地。
要团结这一批人，可以演些儿女情长、风花雪月、无伤大雅的戏来保好戏。
”而研究者邵迎建也认为:“在政治权力膨胀的年代，恰恰是商业化能够打破政治特权，为无权民众谋得一条生路。
从抵制外来侵略者的立场出发，有产者会比无产者更为积极——因为他们失去的并非锁链。
”
诗经采薇赏析 300字左右
我们刚学的 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当代国学大师 郭沫若（1892～1978） 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
四川乐山人。
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神论思想。
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
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
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
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
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
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
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
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
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其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潜回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
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
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
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反对独裁和内战。
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
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
郭沫若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
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国学实指汉学，是通过典籍传播的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在中国历代的典籍中积淀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惨痛的是随着20世纪国学多次被否定、歪曲，乃至断裂，国学已鲜为人知，或被许多公封或私封的“国学大师”称号所搅乱而知之不确。
更不知国学必须通过典籍传播。
须知国学的根基是小学、章句之学，不通文字与章句之学，无由接触典籍。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早熟即指文化早熟。
先秦时代中华文化已极博大精深灿烂，五经已备，诸子百家争鸣，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所留下的典籍已建起国学的辉煌殿堂，后世任是天才之辈，亦不过添砖加瓦而已。
后世不论人和文两方面都已失去产生原典的土壤与环境，只有学习、探讨、修补，甚则稀释、歪曲、利用而已。
因此，所谓“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
又必须： 一、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
二、精通小学，于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方能对典籍有真正的赏会能力。
若20世纪之国学大师，则还必须加上条件三：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
依以上条件，可称文豪者，不一定可称国学大师；诗圣、诗仙亦然。
时至现代，凡研究先秦以后的文化学者，任是成就卓著，也不得以国学大师称之，试问：可有对研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称为国学大师者
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是公认的国学大师。
陈寅恪，人称史学大师；吴梅，人称曲学大师；夏承焘，人称词学大师；吕叔湘、王力，人称语言学大师。
我当时求学的杭州大学中文系，有姜亮夫、夏承焘、王焕镳、任铭善、陆维钊、胡士滢、蒋礼鸿诸师，均为一流学者，其中惟亮夫先生逝世时，杭大讣告称“国学大师”，可谓实至名归。
先生为王国维、章太炎弟子，精通小学，著有《夏殷民族考》，又有皇皇巨著《楚辞通故》，先生亲对我言，其毕生心血在此一书，所考证楚辞中名物之周，使同代人不能望其项背，非博通与精研先秦典籍者不办；又学贯中西，留法治考古学，辑敦煌文献，为敦煌学创始人之一。
郭沫若亦足称国学大师，著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皆大气磅礴，具原创性(亦有称其欠缜密者，然瑕不掩瑜——笔者)；精研甲骨文字，郭鼎堂与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并称“四堂”。
学贯中西，译有号称难解之德国大诗人歌德巨著《浮士德》，郭氏固非社会活动家已也。
钱锺书是我国最后逝世的一位国学大师，自此以往，大师已矣
今年6月30日，北师大中文系教授、书法家启功先生逝世，新华社电讯称为“国学大师”，书法界一哄而上，齐以“大师”呼唱，一浪高过一浪，似歌颂，更似声讨。
一个好端端的有品格、有学养，厚道虚心的谦谦君子，死后竟得如此差派、作践，启功先生若地下有知，必以其固有幽默高喊：“饶了我吧
”这实在是书法界集体无知状态之大暴露。
启功先生著作俱在，岂可随意冠以“国学大师”称号
另外，大师也很少见于官封。
汉时，讲经者称大师；又，佛教净土宗高僧，死后方称大师。
若官封大师，解放后仅有京剧演员梅兰芳、周信芳有冠以大师称号的纪念活动。
“文革”后，美术界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亦被称为中国画大师。
又，“工艺美术大师”、“中国象棋大师”，倒是官封。
仅此而已。
学术界称“宗师”则更难。
明项穆《书法雅言》称王羲之为“正宗”，是特指。
现代，惟武术界有“一代宗师”之称，如杨式太极拳门派称杨澄甫为“一代宗师”，吴式太极拳门派称吴鉴泉为“一代宗师”等。
若学术界之“一代宗师”，鄙见以为其人文精神品格为一代人所宗仰，以其难学，令人生高山仰止之感，现代实仅鲁迅先生一人而已。
此是仰慕对象，不是学习对象。
学习对象，比如雷锋，能称“一代宗师”吗
若问此后是否还能培养出国学大师
我的回答是：否。
根据是： 一、当今，生活节奏快速，过去那样的读书时代已基本结束； 二、国学原典太厚太重，已远远超出一般青少年的承载力，最多以报章杂志出身，略懂皮毛而已，何能造就大师； 3、当代年轻人多已丢失“沉潜”二字，即使在应用科学上可以苦战攻下难关，但面对巨大的传统文化典籍，心生畏惧疑虑，难以静下心来细细研磨。
即以本人言之，身为中文、书法教授，博导，同辈中不算次品，年近七旬，学问还不及上世纪五十年代业师蒋礼鸿讲师什一；读业师姜亮夫《楚辞通故》，眼花缭乱，不能全懂，望洋兴叹。
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目不暇接，累。
我甚至怀疑，那么多称赞陈先生的人中，究竟有几位读过陈氏的原著。
为了“振兴”国学，私塾复活，提倡自幼诵经，并上镜头：小小学子，一一正襟危坐书桌后，执教者身着古装道袍。
看了令人失笑，更使人大失所望。
我想，最好请一个宋朝人来教吧。
有青年人请我开国学书目，我说：你去看张之洞《书目答问》吧。
我开无用，主要是你没有时间。
我自己当年点《说文解字注》，用了三年，你现在六年都不够；我用半年读《尔雅正义》，估计不出你要读多久。
主要的是现时的气氛变了。
现在的青年，如能精读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已很不错。
如能出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国学专家，更是大幸。
“国学大师”，则无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