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读韩愈》原文
《读韩愈》梁衡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
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
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
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
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
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
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
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
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
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
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
所谓“文死谏，武死战”。
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
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
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
”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
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
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
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
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
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
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
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瘅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
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
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
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
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
“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
”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
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
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
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
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
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
一是驱除鳄鱼。
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
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
三是赎放奴婢。
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
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
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
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
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
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
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
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
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
”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
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
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
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
（“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
”）一片拳拳之心。
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
文如其人，文如其心。
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
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
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
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
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
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
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
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
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
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
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
历史会怎样改写
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
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
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
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
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
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
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
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
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
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
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
是他大开教育之功。
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瘅几时开。
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
”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
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
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
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
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
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
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
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
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
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
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
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作者简介： 梁衡，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
山西霍州人。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
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书法演变历史
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书法演变简史：一、商至西汉1、甲骨文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
刻在甲骨上，先用于卜辞。
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
其章法大小不一，方圆多异，长扁随形，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
2、金文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
3、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
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
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
4、简帛墨迹秦代开创书法先河。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
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
由于李斯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
二、东汉汉代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
“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
二、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
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 张芝为代表，张芝创立草书。
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艺术1、三国时期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
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
2、两晋时期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
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 人称“书圣”。
两晋行书的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3、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
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
南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
四、隋唐五代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
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
唐代书学鼎盛，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
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名家辈出，灿若繁星。
“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盛唐时期的，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张旭和怀素的狂草。
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的“二王颜柳”余韵。
五、宋至明中宋朝的书法，此乃朱熹倡理学所致，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时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
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
元代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
赵孟頫，鲜于枢等名家，是这时期书法的代表。
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
诗、书、画的结合，是艺术品的形制上的突破。
明朝书法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明初书法“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
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
明初书法家有擅行草书的刘基、工小楷的宋潦、精篆隶的宋遂和名满天下的章草名家朱克。
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
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宠四子，依赵孟頫而上通晋唐，取法弥高；笔调亦绝代，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
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
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六、明中至清明末与清，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
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赵佶的“瘦金体”书法艺术，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书法艺术，金农的“漆书”书法艺术，都是非常富有个性、富有艺术特色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开一派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
拓展内容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中国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书法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
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
欧阳修的《生查子》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欧阳修词《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赏析 〔 作者：wls 转贴自：互联网 点击数：962 更新时间：2005-12-23 文章录入：黄金庄中学 〕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这首词与唐朝诗人崔护的名作《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只今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词中描写了作者昔日一段缠绵悱恻、难以忘怀的爱情，抒发了旧日恋情破灭后的失落感与孤独感。
上片写去年元夜情事。
头两句写元霄之夜的繁华热闹，为下文情人的出场渲染出一种柔情的氛围。
后两句情景交融，写出了恋人在月光柳影下两情依依、情话绵绵的景象，制造出朦胧清幽、婉约柔美的意境。
下片写今年元夜相思之苦。
“月与灯依旧”与“不见去年人”相对照，引出“泪满春衫袖”这一旧情难续的沉重哀伤，表达出词人对昔日恋人的一往情深。
此词既写出了伊人的美丽和当日相恋的温馨甜蜜，又写出了今日伊人不见的怅惘和忧伤。
在写法上，它采用了去年与今年的对比性手法，使得今昔情景之间形成哀乐迥异的鲜明对比，从而有效地表达了词人所欲吐露的爱情遭遇上的伤感、苦痛体验。
这种文义并列的分片结构，形成回旋咏叹的重叠，读来一咏三叹，令人感慨。
情往似赠 兴来如答——说欧阳修《生查子》词 赵齐平 南宋时越州有个“轻俊标致的秀士”张舜美，一次在杭州“逢着上元佳节”外出观灯，“遥见灯影中一丫鬟，肩上斜挑一盏彩鸾灯，后面一女子冉冉而来”。
女子约他次日在十官子巷相会，两情既洽，共拟潜奔，谁知“出得第二重门，被人一涌，各不相顾”。
张舜美误以为女子溺水而死，悲悼成疾。
“瞬息又是上元灯夕”，他追思往事，仍去十官子巷，“可怜景物依然，只是少个人在目前”，闷闷回到房里，“因诵秦少游学士所作《生查子》词”。
这首词就是：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在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经过一些曲折，张舜美后来还是与那个女子团聚了。
这个故事见于明熊龙峰所刻宋元话本《张生彩鸾灯传》，冯梦龙又编入《古今小说》，改名《张舜美元宵得丽女》。
从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描写上元男女约会的《生查子》词流传广、影响大。
元夕观灯与清明、寒食踏青挑菜一样，是青年男女欢会定情的机会，自唐以来便已相沿成俗。
《旧唐书·睿宗纪》载：“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
”刘禹锡的《踏歌词》有“唱尽新词欢不见”之句。
《东京梦华录》卷六记北宋都城汴京元宵之夜：“别有深坊小巷，……酒兴融洽，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
”南宋都城临安亦复如此。
《梦粱录》卷一载，当时“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洼人美女，遍地游赏”。
可见《张生彩鸾灯传》描写的由元夕观灯引起的爱情故事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而其中所引用的《生查子》词同样是当时社会习俗的真实写照。
不过，小说把《生查子》词说成“秦少游学士所作”，却是弄错了作者。
秦少游，即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
他的词集，无论三卷本的《淮海居士长短句》或一卷本的《淮海词》，都没有这首词。
清初毛晋刻《六一词》于此词下注：“或刻秦少游。
”其实，明沈际飞评本《草堂诗余》卷上已谓此词“刻少游误”，而依杨慎《词品》卷二署作者为南宋的女词人朱淑真。
近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引魏端礼《断肠集序》谓朱淑真“蚤岁父母失审，嫁为市井民妻，一生抑郁不得志”语，认为“升庵（杨慎）之说实原于此”。
大约杨慎觉得行为不甚合乎封建道德规范的妇女才会写下这样的词，所以他说：“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耶
”沈际飞完全承袭此说，亦谓“调甚佳，非良家妇所宜有”。
直到毛晋合刻《漱玉词》与《断肠词》，跋语中还以《生查子》词对朱淑真“为白璧微瑕”。
用道学家眼光来看这首《生查子》词，而将作者定为所谓“行止失检”的某女词人，元初方回已开其端了。
他在《瀛奎律髓》卷十六评白居易《正月十五夜月》诗时说：“三四（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佳句也，如李易安‘月上柳梢头’，则词意邪僻矣。
”李易安即李清照。
南宋道学之风日炽，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即联系李清照改嫁事，谓其“晚节流荡无依，作长短句……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
所以，方回因《生查子》“词意邪僻”，便想当然地嫁名于李清照。
看来，《生查子》词作者之所以出现歧异，是与对作品本身的认识、评价有关的。
说是秦观所作，也因为秦观“疏荡之风不除”（《碧鸡漫志》卷二），写了“销魂，当此际”的句子，曾被指为“却学柳七作词”（《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引《高斋诗话》），还有“怎得花香深处，作个蜂儿抱”之类，“亦近似柳七”（彭孙遹《金粟词话》）；柳七即柳永，而柳永是“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的。
实际上，这首词是欧阳修的作品。
欧阳修虽被称为“一代儒宗”，但他的词，包括一些诗篇，却不乏爱情的描写。
他并不象从前正统文人所颂扬的那样道貌岸然，也不象今天有些研究者所批评的那样在词中暴露了封建士大夫生活腐朽的一面。
他的词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虽不能说具有何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但在排斥爱情的礼教统治时代，还不免使得头脑冬烘的卫道者们感到有碍于风化，而尽力为他洗刷，说是“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实则这些词正反映了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思想上颇为通达，创作上颇重情致。
《生查子》词便是如此。
宋人元夕词多描写节日游乐，但往往停留于“帝里风光”的繁华，借以粉饰现实，点缀升平。
至于青年男女在元夕的爱情活动，则只是侧面地有所反映，作为节日景象的陪衬。
在宋人元夕词中正面集中地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为数甚微，而象欧阳修的《生查子》词就更是吉光片羽了。
《生查子》词反映的是一种民间习俗，同时体现着一些民歌情调。
“人约黄昏后”有似乎“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不见去年人”有似乎“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邶风·静女》），而“去年”与“今年”的映照，则手法又同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与“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子夜四时歌》）。
至于以聚会与离别的今昔对比来描绘刻骨的相思，那更是民歌中较为习见的表现方式，文人多有仿效，如刘禹锡的《杨柳枝》：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再如施肩吾的《杨柳枝》： 伤见路傍杨柳春，一枝折尽一重新。
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
从唐代敦煌曲子词的“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腰如束，九陌正花芳，少年骑马郎”（《菩萨蛮》）与“去年春日长相对，今年春日千山外，落花流水东西路，难期会”（《山花子》），尤其可以明显地看到《生查子》词所由嬗变蜕化的原型。
以往评论欧阳修的词，只注意到他把词从五代花间体的浮艳浅俗引向清丽高雅的一路，而忽视了他的词跟民歌、民间词的一些联系。
正因为或多或少受到民间作品的影响，欧阳修的词善于描绘天真烂漫而对青春幸福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女，表现她们的多情，表现她们内心深处因爱情追求而引起的欢愉与忧伤。
而且《生查子》词运用词调的整齐字句，以及上下片字句的相同，又有意使字与句重叠，造成回还往复的韵律美。
上下片的第一句“去年元夜时”与“今年元夜时”，第二句“花市灯如昼”与“月与灯依旧”，两两相对，把“元夜”、“灯”作了强调，表明风光宛然，景色如故；而“人约黄昏后”与“不见去年人”，则是上片第四句与下片第三句交叉相对，虽是重叠了“人”字，却从参差错落中显示了“人”的有无、留去的天差地别，和感情上由欢愉转入忧伤的大起大落，从而使抒情主人公丰富深沉而起伏变化的内心，在少量的字句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清新而自然，婉曲而流丽。
从这种内容、格调、手法和句式中，我们都不难看出民歌的特色。
但不管《生查子》词在字句上如何讲求匀称一致，又如何有意错综穿插，它总的还是用上片写过去，下片写现在，上四句与下四句分别提供不同的意象以造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它先写“去年”，是对于过去的追忆；后写“今年”，是对于现在的描述。
而追忆过去与描述现在，又都有实际的场景，最后落在截然不同的感情的抒发上。
如果没有这后者，“去年”“今年”云云，那就仅仅是时间的依次排列，好比杜甫的“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只是事件的顺叙，而无所谓对比了。
李石和辛弃疾各有一首《生查子》词： 今年花发时，燕子双双语。
谁与卷珠帘，人在花间住。
明年花发时，燕语人何处。
且与寄书来，人往江南去。
－－李石 去年燕子来，帘幕深深处。
香径得泥归，却把琴书污。
今年燕子来，谁听呢喃语。
不见卷帘人，一阵黄昏雨。
－－辛弃疾 李石词从现在推想未来，辛弃疾词从过去述及现在，都是上下片对比，以燕子来时之人留与人去对比，各占四句二十字，仿佛两首并列的五言绝句诗。
它们都是从欧阳修的《生查子》词因袭下来的，不只格式上套用，那上下片的首句就分明是直接摹拟欧词的“去年元夜时”与“今年元夜时”。
李石、辛弃疾词当然远不及欧阳修词。
因为李石、辛弃疾更多着眼于人与燕子即人与物的关系，而不象欧阳修侧重在人与人的关系。
这人与人的关系，在欧阳修笔下非常明确，就是爱情。
不过，李石、辛弃疾词与欧阳修词也还有别的共通之处，这就是以相同的景物作对比。
李石、辛弃疾都描写了燕子随春归来，飞入珠帘绣幕，只是在先“谁与卷珠帘，人在花间住”、“香径得泥归，却把琴书污”，其后则是“燕语人何处”、“不见卷帘人”，从翡翠堂开、春闺梦好到画屏幽冷、人去楼空。
欧阳修描写的是元宵佳节的月影灯辉、柳烟花露，从空间上说，地同、物同、风习同、境象同，但从时间上说，则因“不见去年人”而无复当初“人约黄昏后”的温情软语了。
这是以相同景物的对比，写出人事的变迁。
诗词中也有以不同景物作对比的，如唐张纮《怨诗》的“去年离别雁初归，今夜裁缝萤已飞”，五代皇甫松《梦江南》词的“屏上暗红蕉”与“画船吹笛雨潇潇”。
但这种不同景物的对比，一般侧重在点明时令，景物与情意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
而相同景物的对比，则以物是来突出人非，更能抒发作者的不胜今昔之感，或主人公的不堪回首之痛。
这里又牵涉到情与景的关系问题。
自然的客观景物引起人们的主观感情，情不能已，因之发而为歌诗，甚至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对此，古人已经注意到了。
《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那么，景物转换了，感情自然随之变化，诗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
对此，古人也已经注意到了。
《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但人对于自然并不是处在消极被动状态，人常常在感受自然时联系或运用了自己的社会生活体验，这就是人对自然的情绪的对象化，诗词创作当中叫做以情写景。
以我观物，物中固有我在。
欧阳修《生查子》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从语气看，当是青年女子。
她在“去年元夜时”，与心上人相会。
这时，“花市灯如昼”，花灯相映，熠熠生辉，一切都向她展现出充满希望和幸福的霓虹般的色彩。
“花市”的“花”，是实指，不是有的注家所谓借喻繁华。
李汉老《女冠子》词：“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
”周密《月边桥·元夕怀旧》词：“九街月淡，千门夜暖，十里宝光花影。
”可以为证。
你看，灯火万千，花影缭乱，一天风露，十里笙歌，真是如此良夜
待到银汉无声，冰轮乍涌，似水的清光辉耀着苍茫夜色，于是柳边花下，“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李汉老《女冠子》）。
这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月上”，《张生彩鸾灯传》误作“月在”，别本或作“月到”。
还是“月上”好。
“上”字具有冉冉升起的情状，而且由空间移动表示了一个时间过程，见出约会者的殷切期待。
月升而上至柳梢头，又以柳暗写新春，因为“柳眼春相续”（李煜《虞美人》）。
这月，“素光行处随人”；这柳，“柳边照见青春”（毛滂《清平乐·元夕》）。
心共柳争春，人与月同圆。
因“人约黄昏后”的两情欢洽，无论花、灯、月、柳，仿佛都成了爱的温馨，美的甘醇，未来幸福的图景。
然而，好事多磨，相约而无法相守，元夕情亲引出年来的离愁别恨。
是彼方变心或以他事拘牵而造成云天阻隔，还是因自由相爱招来粗暴干涉而终致蓬山万重，词中并未明言。
不管怎样，这抒情主人公仍是那么“之死矢靡他”地执着苦恋、一往情深。
不觉又是“今年元夜时”，风香阵阵，队逐纷纷，她于是也步入那花衢柳陌，希图在月光灯影之中再续旧欢、重寻好梦。
然而，终是“不见去年人”了。
及至“两两人初散，厌厌夜向阑”（曾觌《南柯子·元夜书事》），她旧欢难续，好梦无寻，所得到的唯有“泪满春衫袖”而已。
“泪满”，别本多作“泪湿”，似乎“泪满”更能表现伤心之极，“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
因“不见去年人”的失望愁苦，无论花、灯、月、柳，又仿佛都变得黯淡无光，只是凄凉哀怨的化身。
词的上下两片不同的触景生情的对比，就在以昔日的欢愉反衬今日的忧伤，因为词人采用的是倒叙的方式，抚今追昔；但同时又以今日的忧伤表现执着追求昔日的欢愉，因为词人描写了同一元夕场景，不忘所自。
同一场景而有欢愉与忧伤的不同情绪表现，就在于“人约黄昏后”与“不见去年人”带来了不同的主观感受。
这种触景生情、以情写景又借景抒情，大概就是《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吧。
于是，《生查子》词感人至深。
虽然它受到过“词意邪僻”一类的指责，但它依然流传广、影响大，甚至被引用到歌颂自由爱情的小说里去了。
读沁园春·雪要用什么样的语气读?要怎样读?
用激昂的语气读,读的时候可以参观相关音频。
例： 顿失滔滔：顿字托长些，显示出气势。
欲与天公试比高：高字重读切托音。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要读出惋惜之意 还看今朝：还字到看字稍微托些，朝字是全文高潮要读出最激昂的气势
原文：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沁园春·雪》是于1936年（丙子年）2月在山西省石楼县留村所创作的一首词。
诗词分上下两阕，上阕描写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下阕由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而感叹，并引出秦皇汉武等英雄人物，纵论历代英雄人物。
此词不仅赞美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和多娇，更重要的是赞美了今朝的革命英雄。
抒发伟大的抱负及胸怀。
西游记读书笔记，500字，五篇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承恩先生的杰作,的是一个泼猴和唐三藏弟八戒,沙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这本书我虽然看了一遍,但是以这本书编辑的电视机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它给人一种百看不厌的感觉,让人看了就喜欢上了它.看完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感悟,我觉得学习唐僧的全心全意,孙悟空的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这本书把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泼猴勾勒得栩栩如生,写它从天不怕地不怕变为一个恭敬的猴子,为了师傅的安危他奋不顾身,他并不像猪八戒那样好吃懒惰,也不像沙僧那样憨厚,作者更是借助他这一点勾勒出孙悟空的大智大勇,自从唐三藏把孙悟空从五指山解救出来到取得了真经,这期间经理九九八十一难,每次劫难都是孙悟空全心全意去解救师傅的,最后才圆满的取回真经.在打白骨精这一回里,他三次打死变为人形的白骨精,而被师傅气的念紧箍咒,唐僧是凡人他并不知道那是妖怪,悟空的解释他完全不听,而是念他的紧箍咒,疼的孙悟空满地打滚,最后唐僧还要和孙悟空断绝师徒之情,孙悟空被迫无奈,只好又回到花果山.但是孙悟空心理并没有怨恨师傅,更没有去报复师傅的想法,他把委屈全都藏在心理,而且心理总是想着师傅的安危,可见他对是师傅的真心.这一路上他们经历艰难险阻,不管多累,多饿,不管妖怪是多么的阴险狡猾他门都一一打败他们,把师傅从危难中救出来.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读多了总是有好处的,在当今的社会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会被社会淘汰,从我们呱呱落地,父母就教我门说话,识字,等大一点儿他们又教我们怎样做人,我们在学校里不仅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只有学会了怎样做人,才能学会更多的知识,才能广交益友,可见书何其的重要.从书中我们会悟出许多真理,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读好书
朱执信生前所有事迹
朱执信（1885－1920） 原名大符，字执信，原籍浙江萧山，生于广东番禺。
近代民主革命家。
1902年入广州教忠学堂，组织群智社，探求新知识。
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
次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兼书记。
以蛰伸、县解笔名在《民报》上发表多篇政论文章，批驳保皇论调，阐发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尤其侧重阐发民生主义，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一些内容。
1906年朱执信回国，在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和两广方言学堂任教，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10年参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
次年4月参加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
武昌起义后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
广东光复后任军政府总参议、广（州）阳（江）军务处督办、广东审计院院长。
宋教仁案发生后力主整顿加强军队，武力讨袁。
“二次革命”失败后坚持反袁斗争，加入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
1917年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兼掌管机要文书。
次年到上海，协助孙办理华侨捐款事宜和撰写《建国方略》等，担任《星期评论》、《建设》杂志编辑撰述工作，参加新文化运动，赞扬布尔什维克精神，攻读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
1920年朱执信奉命赞助漳州护法区建设，敦促粤军回师驱逐桂系军阀，又赴广东发动各地民军。
9月21日在虎门调停丘渭南部和邓钧部的矛盾时被乱枪击中牺牲。
噩耗传到上海，孙中山如失左右手，称赞其为“最好的同志”、“中国有数人才”。
1921年2月27日孙参加朱执信追悼大会并撰写挽文。
10月1日广州执信学校开学，孙中山亲临致词，称颂其为“革命实行家，又为文学家”。
著作编为《朱执信集》。
朱执信的读书方法 如前所述，朱执信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思想准备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即青少年时代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改革书籍的阶段和留学日本阶段，这两个阶段都离不开读书。
正因为朱执信读书读得好，才使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思想水平高于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成为当时中国青年的“潮头”人物。
朱执信读书读得好，读出了成效，除了他聪敏过人，领悟能力强，记忆好这些先天条件外(他留学时学的日语，归国后依然能熟练运用，由此可见他记忆力之好)，还与他成功的读书方法是分不开的。
那么，朱执信有什么学习“秘诀”呢?对此，戴季陶曾作过精辟的概述：“他那研究学问的智慧和热诚，真是我们几个常在一块的朋友所不及的。
读书的量，我不及他，读书的理解力，我也不及他，至于讲到智识行为结合一致的意力，更是我们所万万不及他的。
”由此可见，朱执信读书有三点宝贵的经验：一是读书的面比较广，涉猎古今中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知识；二是对学习有强烈的兴趣，读书时有刻苦钻研的“定力”；三是在读书时勤于思考，结合实际，通过理解而激发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对此本书前文已有一些零星的叙述，现再集中介绍一下。
先看朱执信的博学。
胡汉民在谈到朱执信读书的情形时说：“先生通诗书以外，兼通数学及许多科学，却都是自修得来的，并不是从师而学的。
” “当先生留居日本时，早不干科学那一套，也久不弄数学了，而有些在日本数学院专攻数学的人，却来请教先生的数学，问起先生数学的学校进修来，不过在中学时代学过一二年罢了，举此一端，就可见先生的悟性和记忆力的确十分过人，先生学英文一年，便能看书。
”朱秩如介绍得更为详细：“先兄友而好学，四书五经、通鉴、二十四史、内经皆烂熟于胸中，十六岁始习数学于从舅汪仲器先生，但自弧三角以上至微分积分及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则自读书籍而习之，每夜研钻，非至四更不就寝，不独能忆各公式，且深明各公式由来之原理，与其应用之范围。
不独谙新式之算法，各正史之天文志律历志周髀算经勾股开方捷术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中西算学大成华蘅芳梅定九算书则古昔齐算术等，自古代以至前清时代诸算书，无不探其奥蕴。
……渡日本后，又广购东西洋数学名家之著书而读之，尤好演算难题，算思苦索，废食忘寝，凡与数学有关之科学，如天文学力学之类，亦皆通晓。
”朱执信的学习范围是十分广泛的，甚至对古碑帖也十分感兴趣，1912年，他收集了不少唐昭陵碑及金朝碑的拓本，一有空就抚玩欣赏，还不时临帖习字，雕刻图章。
他在法政学校担任教员时，还喜欢武生剧，尤其喜欢一位名叫新华的演员扮演的《杀子报》，不时还仿效武生的唱腔，引吭高歌。
由于朱执信读书的面比较广泛，既有社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同时掌握了英语、俄语和日语，而且通晓书法、篆刻，因而，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均衡、全面，形成了一个坚实的“立体工程”，成为一个“全才”青年，这为他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上的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看看朱执信的强烈学习兴趣和学习“定力”。
朱执信之所以能够广博地学习，是因为他有强烈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使他在学习中不怕困难，刻苦攻读，具有如钉子般精神的学习“定力”，前文所叙述的朱执信所掌握的坚实的数学知识，是由于他在兴趣的驱动下主要靠自学而掌握的。
朱执信十岁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后，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汉书》和《史记》，直到太阳落下去了，看不清书页的字，才回房间休息。
年仅七岁的弟弟不理解兄长为何读书如此着迷，便询问兄长，朱执信说：“这些书中的历史故事，太吸引我了，像一块磁石吸住我的心。
”朱执信小时候跟父亲学书法时，也是天天苦练不辍，有时练了几个小时后还舍不得搁笔，连平时教子严格的朱棣坨先生也有些于心不忍，便说：“大符，你不要练了，休息一下吧!”朱执信仰起圆圆的脸对朱棣坨先生说：“父亲，我不累，这临帖有趣得很呢!”说罢，又埋头练起字来。
由于浓厚的兴趣，朱执信读书，有时到了痴迷的地步，因而闹出一些笑话。
他十余岁的时候，爱读王安石的书，因仰慕其高尚的节行，也仿效王安石久不沐浴的习惯。
姐姐多次劝他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要经常洗澡，但他却听不进去。
直到去日本留学后，接触到西方的文明，才改变了这一习惯，天天沐浴，衣服整洁，比其他同学更注重个人卫生。
朱执信学习王安石连他的缺点也仿效，这种爱屋及乌的做法，虽然有些偏颇，但对于一个十岁的少年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而他这种“痴迷”，正是他刻苦攻读的动力，充分体现他强烈的求知欲。
朱执信读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勤于思考，善于融会贯通，因而有创见性。
朱执信之弟朱秩如对此曾有过生动的回忆：“先兄好读史而不甚好训诂之学，好古文诗而不好八股文试帖诗，好临帖习字而不好习大卷泰，故其应各书院文试，常以史论算学等科获奖于菊坡精舍学海堂，而以不善八股文试帖诗大卷字，不售于越华粤秀等书院，时吴玉臣先生掌应元书院文衡，先兄借他人名以应考(因应元书院只许举人应试)，以深通斯密亚丹等西洋学者之学说，故大蒙赏识，常列前茅。
”尽管朱执信不甚好训诂和八股文，但他这种“不甚好”是源于他对这些学科的研读，正是在研读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些学科程序死板、僵化，容易窒息人的创造性思维，所以采取批判的态度。
朱秩如还回忆道，朱执信在书院读书时，曾写一篇洋洋万言痛陈时政的论文，而阅卷者是守旧派，在文章中批道：“胸中一壶泥而尘。
”但此文却被学友们争相传阅，赞叹道：“文中吹来清新风。
” 由此可见，读书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是朱执信创造性思维形成的重要基础。
读书要做到融会汇通，读出创见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朱执信通过对科举制度弊病的批判，认为知识必须与现实相结合，才是真学问。
否则，就是科举制度培养的“只有学问不会办事的书呆子”，“这样的学问就‘悬空’了，是‘死的学问’。
”他在《求学与办事》一文中认为：“真正的学问，是要同社会有脉络贯通的，同实际生活联系为一气。
没有办事，他这学问就悬空了。
所以，这些在国内国外毕业了的人，不去尽他社会上应有的职务，那就是把所有的学了的学问，都变做死的学问。
”朱执信的创造性思维，对他日后的革命活动，尤其是指挥军事行动，带来莫大的好处。
如前所叙，朱执信青少年时代读书是很用功的，看起书来连饭都忘记吃，可是他看的书也只限于社会科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至于军事理论却不曾看过。
但后来在攻打绿林头领王和顺和收复虎门之役，都是朱执信独自指挥的，所有的命令也都是由他发下的，当时他身边并无参谋，并无一个军事专家。
可是敌军的指挥官是久在戎行，久历战事的，作战经验要比朱执信丰富得多，军事专门学识也比朱先生懂得多，但是竟然败在朱执信手里，岂非一件怪事?其实，说怪不怪，这就是由于朱执信创造性思维的魅力，他具有触类旁通的能力，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思考、判断，作出决策，不断总结经验，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这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书生打退横行国内的军阀”的先例，实在是一种美谈! 朱执信读书的三个特点，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
广泛地学习产生学习兴趣，学习兴趣形成刻苦攻读的“定力”，而这种“定力”又促使学习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形成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催开了人类智慧的花果：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发散
岳飞《满江红》
古文中有车有马合称ju 现已经废了着个音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车：古读jū。
今读ch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