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国十大元帅建国后身居何职
【十大元帅】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十大将军】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庚、谭政、肖劲光、张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盘点和十大将军授衔简介 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实行了军衔制。
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周恩来授予粟裕等十人大将军衔。
中国军队著名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由此确立。
1、元帅——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县人 朱德，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
由于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今天人们对他的误解也最多。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
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
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
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
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
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
翌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
起义军南征潮汕О苁保
2.解放锦州时，解放军路过苹果园因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故事说明了什么
十大元帅1朱德（1886－1976）2彭德怀（1898－1974）3林彪（1907－1971）4刘伯承（1892－1986）5贺龙（1896－1969）6陈毅（1901－1972）7罗荣桓（1902－1963）8徐向前（1901－1990）9聂荣臻（1899－1992）10叶剑英（1897－1986）十大将1粟裕（1907-1984）2黄克诚（1902-1986）3谭政（1907-1988）4肖劲光（1903-1989）5王树声（1905-1974）6陈赓（1903-1961）7罗瑞卿（1906-1978）8许光达（1908-1969）9徐海东（1900-1970）10张云逸（1892-1974）授衔简介： 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了军衔制。
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 周恩来授予粟裕等十人大将军衔。
中国军队著名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由此确立 十大元帅 1、元帅——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县人 朱德，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
由于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 今天人们对他的误解也最多。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
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 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
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 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
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 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 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
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 与军阀结盟。
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 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
翌年，经周恩来 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 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南昌起义 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
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 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
在红军长征时，他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
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
1940年回延安后，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他曾亲临前线指挥。
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
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
“文革”初定林彪为接班人时，他不表赞成，1975年又率先揭发江青，可见心底如明镜。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
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
” 2、元帅——彭德怀（1898-1974）湖南省湘潭县人 彭德怀，在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 授衔时是军委工作的主持人，又是第一野战军的代表。
尽管他军事业绩上有胜有败，但从平江暴动到朝鲜停战， 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战斗指挥，这一点全军无人可比。
他的军事造诣并不出色， 但多年身经百战的资历足以使他傲视群雄， 位列元帅第二理所当然。
3、元帅——林彪（1906-1971）湖北黄岗县人 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代表， 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
但他在十人中的资历倒数第二，位列第三是由于当时他是十人中除朱德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林彪原名林育蓉。
湖北省黄冈县人。
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
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 军大学校长。
参加了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 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 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 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
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
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4、元帅——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 刘伯承，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
他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 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白崇禧称他是“共军第一号悍将”， 而对他则别有看法。
授衔时刘伯承在党内军内已无实权， 位列第四的原因一是因他的资历，二是他在军中人望甚高， 三是不会将他对刘的看法公开化。
5、元帅——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县人 贺龙，借助南昌暴动总指挥 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
他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 军事造诣和战绩没有任何出色之处。
他创建红二军团时有很强的封建宗族色彩， 在十年间洪湖苏区仅能自保，谈不上发展。
后人往往将此归罪于夏曦洪湖肃反， 其实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比洪湖苏区更为严重。
抗战时一二零师是八路军的三个师中力量最弱、战绩最小的， 长期担任预备队的角色。
贺龙解放战争时仅任晋绥军区司令这一兵团级的职务， 建国后任体委主任。
但如仅就表象认为贺龙一无是处也不客观， 授衔时他在军委中位置仅次于彭德怀和林彪， 庐山会议后他更担任了军委第二副主席， 成为牵制林彪的首要人物， 六五年取消军衔制就出自他的手笔。
6、元帅——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县人 陈毅，一身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 第三野战军三个派系。
他是半路出家从军的文人，军事造诣有限。
抗战以来他指挥的较大战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要依赖粟裕。
但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地位， 以及他与、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历史渊源， 而使得这三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只能是他，不可能是粟裕。
7、元帅——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县人 罗荣桓，众所周知他是政工元帅， 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 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
在十大元帅中他的资历最浅，二七年入党， 从未担任过战略方面的最高职。
同时他又是十人中学历最高的，上过大学。
8、元帅——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县人 聂荣臻，华北野战军的代表。
尽管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 但实际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
他指挥华北野战军同傅作义对峙三年， 没有出色的战绩。
他一生的军事业绩中，凡辉煌之处往往与林彪有关： 红军时期他是红一军团政委； 抗战开始时他担任一一五师副师长； 平津战役又是东野与华野联合作战， 以至于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一位创作员曾经说过： “要想写好《聂传》，先得搞好《林传》。
” 9、元帅——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人 徐向前，同贺龙类似， 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分成为元帅。
他的资历仅高于林彪和罗荣桓， 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原是不被看好的人物。
他的军事业绩最显著之处是曾指挥过一度是红军最强的红四方面军。
但自从指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后， 再不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战绩。
解放战争时他仅任兵团司令， 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攻克了太原。
由于红四方面军这一派系人数众多， 必须在元帅中有代表人物， 曾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就是最佳人选了。
10、元帅——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 叶剑英，没有派系背景，没有实际战绩。
由于在十人中名列最后，容易诱发人们揣测。
实际上，因上述几个因素的制约， 除他之外找不出别人能平衡这个位置了。
确定叶剑英为元帅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 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 “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这一角色， 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而在资历方面，他的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
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 他在粤军中长期担任高级幕僚的职务， 当他协助老蒋率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 林彪还没进黄埔的大门呢； 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三年，他又任总参谋长直至建国。
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两度扮演了微妙的角色。
二七年七月他向贺龙、叶挺通报朱培德的动态 而直接引发了南昌暴动； 三五年过草地时他的作为又导致了红军的公开分裂。
且不说他在以后的岁月中， 对粉碎“四人帮”和华、邓之争所起的微妙作用了。
至于他本人军事造诣与指挥能力如何，历史没给他机会证明 从十大元帅的各人背景看，哪一个都动不得， 十大将换谁上来都会引发新的不平衡。
再看看十大将的人选，派系平衡的因素减弱了， 而当时职务的因素加强了。
十大大将 1、粟裕（1907-1984），湖南省会同县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
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2、徐海东（1900-1970）湖北省黄陂县人。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
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黄陂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3、黄克诚（1892-1974），湖南省永兴县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
参加了北代战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书记。
4、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
湖南省湘乡县人。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
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
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
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
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十三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部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大奖军衔。
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5、谭政（1907-1988）原名谭世铭。
湖南省湘乡县人。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任文书、书记。
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顾问。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6、肖劲光（1903-1989）湖南省长沙人。
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
一九二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工表。
参加了北伐战争。
一九二七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
一九三○年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与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被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7、张云逸（1892-1974）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
广东省文昌县人。
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过北伐战争。
曾任国防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
一九二九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占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副参谋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8、王树生（1905-1974）原名王宏信。
湖北省麻城县人。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区、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
一九二七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大队党代表，鄂豫游击区总预备队总指挥，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指挥，红九军军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嵩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9、许光达（1908-1969）原名许德华。
湖南省长沙市人。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学习。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
一九三二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一九三七年回国。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10、罗瑞卿（1906-1978）四川省南充县人。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
一九二八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四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十大大将的名字和简介
中国大将:1、大将——粟裕（1907-1984南省会同县人粟裕，他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 许多甚至超过了林彪。
而他长期是以陈毅的副手身份指挥作战， 建国后任过短时间的总参谋长一职， 授衔时却不在这一重要位置上， 而且他的资历只能够和罗荣桓相比。
陈毅代表新四军和三野的元帅地位已定， 粟裕只能委屈了。
至于粟裕争当元帅的传说是站不住的， 那是人们根据他的战绩和位列大将首席而产生的臆测。
四八年中央军委曾计划将粟裕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 即苏北兵团扩编为华中野战军渡江作战， 而将华野的内线兵团即山东兵团升级为华东野战军。
这一计划本以明令发表，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 指挥的山东兵团已使用华东野战军的名义达三个月之久。
而正是由于粟裕本人的反对，这一计划才撤销。
同时，粟裕还坚决主张已到中原的陈毅继续兼职华野司令。
可见，粟裕放弃了成为方面大军主官的机会， 很难认为到授衔时他会再争执一番。
2、大将——徐海东（1900-1970）湖北省黄陂县人徐海东，陕北方面的代表， 他的大将军衔完全是派系平衡的典型。
红军长征时除了三个方面军外， 还有一只独立长征的部队最先到达陕北， 即红二十五军，徐海东是这只部队幸存的指挥者， 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徐海东任军团长。
所写《西行漫记》中曾提到， 蒋介石称徐海东为“文明的一大害”。
由于在战争中肺部负过重伤， 他在抗战开始不久后就已不能工作， 一直处于疗养状态，直至七零年去世。
陕北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志丹阵亡，高岗自杀， 徐海东是这一派系中的最高人物了， 而且他为人一向正直和善，与世无争， 授他大将不会引起不平衡。
3、大将——黄克诚（1902-1986） 湖南省永兴县人黄克诚，第四野战军的代表。
他的战绩、资历与别人相比有值得商榷之处， 但是他当时的职务是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这一点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
4、大将——陈赓（1903-1961）湖南省湘乡县人陈赓，第二野战军的代表。
二野参谋长李达是三一年宁都起义才参加红军的， 尽管造诣很高，但资历不足以为二野的代表人物。
陈赓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均是中流，而他的名气甚大， 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著名的“黄埔三杰”中，蒋先云战死， 贺衷寒去了台湾，陈赓是硕果仅存了。
5、大将——谭政（1902-1988）湖南省湘乡县人谭政，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 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致， 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 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与派系平衡无关。
6、大将——萧劲光（1903-1989）湖南省长沙人萧劲光，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
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 在所有元帅和大将中只有他在苏联进修过海军业务。
在资历方面，只提一点就够了。
当年江西苏区党内斗争中有一顶帽子以他的名字命名， 叫做“萧劲光式的右倾机会主义”。
7、大将——张云逸（1892-1974）广东省文昌县人张云逸，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 几乎可认为他的大将军衔完全是因他的资历而来的。
大将中他的年事最高，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
广西百色起义时他任红七军军长， 在离队后他率红七军艰苦转战进入中央苏区， 任红军副总参谋长。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他在华东方面的军职一直高于粟裕。
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任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 陈毅任军长，他任副军长； 华野成立，他又先后任过副司令兼参谋长。
这些职务大将中无他人可比。
8、大将——罗瑞卿（1906-1978）四川省南充县人罗瑞卿，华北野战军的代表。
他的军事业绩和指挥能力都很一般， 资历也不出众，是有争议的人物。
而他当时的职务为公安军司令兼公安部部长， 工作性质特殊与最高层直接相关， 对他颇为赏识，是党内军内正在上升的人物， 庐山会议后也正是他接任了黄克诚总参谋长 和军委秘书长的重要职务。
9、大将——王树声（1905-1974）湖北省麻城县人王树声，红四方面军的代表。
与元帅中徐向前的情况一致， 尽管王树声战争中没有骄人战绩， 甚至在解放战争中的职务低于多数大将， 但他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仅此一项足以保证他的大将军衔。
授衔时他的职务与陈赓相同，都是国防部副部长。
10、大将——许光达（1908-1969）湖南省长沙市人许光达，做为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人物列名最后， 也是十大将中争议最大的人。
他的职务、资历、战绩明显低于其他的人， 而且在红军中仅担任师长， 对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性都嫌不足。
由于红二方面军产生的高级将领本来就少， 参谋长李达因资历有限而排除在大将之外。
而曾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 本是最有资格的人选， 但他在长征时支持过张国焘的路线， 又与此时主持军委的彭德怀水火不容，加上他 当时训练总监察部副部长兼陆军训练部部长的职务较低， 故而没得到大将的位置。
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在于， 中国当时在借助苏联建立自己的装甲兵， 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
作为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大将军衔， 在各兵种的主官当中成了特例。
刘绍唐 什么时候出生
刘绍唐：记文学》之父 《传记文学》创办人、社长、发行人刘绍唐(192110月14日——2000年2月12日)，原名宗向，笔名李光裕、吴中佑，辽宁锦州人，原籍河北芦台。
“九·一八”事变后，刘流亡山东、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入西南联大，后由北大毕业；曾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
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被美国新闻处译成16国语言出版。
刘绍唐到台后，先后供职于“中国出版社”和“中央党史会”，与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触，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受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不受歪曲”的现状，于1962年创办了《传记文学》。
人生简历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夏，毕业于沪北中学初中部；七月，抗战军兴，旋在上海考入时迁南京、为收容东北流亡学生而设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九月二十父亲病逝上海，年六十岁；秋，独自由上海前往南京板桥镇报到；冬，南京告急，由校长王先青（宇章）率领先后撤至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备尝艰苦。
二十七年春，学校在湖南湘乡县永丰镇复课，师生以校为家，课余任“墙报”编辑，兼画刊头、插图、漫画，以“她四岁了
”、“那山好比这山高”两张漫画闻名全校，后以战火南移，学校再经广西、贵州播迁四川，先在重庆上课，继迁往自流井新校址，课余以各种笔名向陈纪滢（寄瀛）主编之“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投稿。
三十年夏，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设于云南昆明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济系，课余仍向文艺刊物投稿，以稿费帮补生活费。
三十一年，母亲病逝辽宁锦州，年五十八岁。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十五，八月，抗战胜利，三校纷纷计划复员平津；九月四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介石）〕任胡适（适之）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未回国前由傅斯年（孟真）代理。
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学生依志愿分发三校肄业，计愿入北京大学者七百四十三名，刘绍唐名列其中；九月，胡适抵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十月十日，北大举行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入学后（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曾在图书馆工作，对近代史和民国人物传记有浓厚兴趣。
三十七年，在北大大四补修未完之几个学分，半工半读，在大学秘书处任兼职职员，在此之前，“自己有机会干过报人，也曾出过报纸，我的报纸曾拥有不少的读者”（“红色中国的叛徒”），同年修毕所有学分，自言：“从西南联大到北京大学，作者确是一个受过多年自由主义教育的人。
”（“红色中国的叛徒”初版代序“作者的几点说明”）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北平沦共，旋接到北大“暂予停职”通知，于失业后为求生活，参加“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由于是时该团“只是一个空架子，干部正在遴选中，我们已被集中在一个曾为‘帝国主义兵营’的地方体验生活”，稍后“南下工作”变成“志愿参军”，成为“人民队伍”一分子，于经过“体验生活”、“学习”后，编入“南下工作团”先遣工作队第三小组；四月，于（润之）、朱德（玉阶）颁布“渡江命令”之时，随南下工作团由北平经天津、郑州、许昌南下，任“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随军记者；五月，于共军攻占武汉后，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司令员林彪（毓容）〕政治部〔主任谭政（举安）〕宣传部，任秘书工作；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立于北京。
三十九年，年三十，夏，于对“革命实际”之“失望已忍无可忍”之时，决定“蓄意求去”，自言：“一年多的时间，我有如被嵌在一个不能稍作伸缩的机器里边，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物质，我绝不能主动地去求取，而只是被动地接受配给。
我，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踏进‘革命实际’，我们都被迫而失去了有关个人的所有。
在‘革命实际’中，我看到许多企图调换工作而遭拒绝的人，许多不满意配婚而被惩处的人，许多企图脱离‘革命’而再被‘集中学习’的人，许多溜走而又被抓回，经过一次‘斗争大会’便不明下落的人。
正因为我知道得太多，我与处理这些工作的支部与首长接触的机会太多，纵然我自己的失望已忍无可忍，但我从未在行动上、语言上，流露一点久已蓄意求去的迹象。
”（“红色中国的叛徒”），于决心“背叛革命”后，伺机窃取“四野”两张“军用护照”，故意布下乘车北上疑阵，然后秘密由汉口出走，乘粤汉铁路火车经岳阳、韶关南下，再由广州乘广九铁路火车逃离“铁幕”，安全抵达香港，“我背叛了‘革命’，内心的兴奋与愉快是无法描摹的，像经过持续年余的阴雨天，第一次见到阳光”，由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所学识之第一句广州话歇后语为：“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历久不忘，意谓没有鼻梁承着眼镜，“冇”，没有也，“冇得顶”，无与伦比之谓也），局处斗室，在斗室中铺纸，奋笔直书，将一己在共区年余之所见、所思、所闻，陆续写成六十篇短文；冬，只身“避秦”来台。
四十年（一九五一）二月，将前撰之六十篇短文汇刊为“红色中国的叛徒”〔出版前曾在台北“中华日报”（社长叶明勋）发表，以报导真实可信，文笔清新幽默，见报后轰动一时，美国新闻处特加转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四十五年十二月印行五版〕，卷首冠以“作者的几点说明”（初版代序），说明共六点，其（四）云：“我自信，这本书的报导，绝无任何夸大意味。
我认为唯有这样，才更能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共产主义者的所作所为。
不然的话，任何过高或过低地估计敌人，都将会使自己的力量蒙受损失。
”出版后大受欢迎，并由美国新闻处购得译文版权。
四十一年下半年，胡适为“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撰序，其中提到：“读者应该记得刘先生笔下所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 ○年间的情形，那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征服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正是他们的‘蜜月时期’，可是年轻人的失望却已经渐渐的开始了。
……本书在开始时所提到的一位角色曾经这样的说过：‘要想改造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件终身的工作。
’我们这位年轻的作者已经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明了红色的罗网已经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过来，所以他在全面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所谓‘洗脑’运动还没有发动以前，就逃了出来。
以后就在一九五二年发生了真正恐怖的‘三反’和‘五反’了。
”四十二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英文译本（胡适撰序，贾德超、华尔德·亨利合译，译本由美国纽约、波士顿及加拿大三大出版公司同时出版）。
四十三年六月，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稍后任为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编辑，曾主编“国魂”月刊；七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泰文译本（内添大幅精美插画十余幅，曼谷印行）；十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阿拉伯文译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版）；同年蒋经国为国防部“青年战士报”社长唐树祥夫妇证婚，以介绍人身分在婚礼上致词，语多诙谐，其后获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简称“设考会”）主任委员崔书琴师任为该会编审，后升总干事，“以属员身分追随他工作过几年”（“永念书琴老师”）。
四十四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日文译本（日文译名为“北京的落日”，又名“新闻记者所见之中国革命”，村石利夫译，东京“国际文化协会”版）；八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印度 Urdu 文版（印京新德里版，另有四十四年五月印度 Malayalam 文、四十四年九月印度 Hindi 文译本）；同年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韩文译本（韩文译名为“北京的黄昏”，李相昆译，南韩首都汉城“中央文化社”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德文译本（德文译名为“我来自红色中国”，西德首都波昂版），又“红色中国的叛徒”尚有葡萄牙文译本（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计共译成十三国、十六种文字，并经联合国采为数据；同年以此获蒋中正总统单独召见，慰勉有加。
四十六年七月十日，崔书琴师病逝台北，年五十二岁。
四十七年，敬撰“永念书琴老师”一文为悼。
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榆林王爱生在台北结婚〔两人由查良钊（勉仲）师介绍认识，刘绍唐“是他赏识的学生，因此对他的婚姻大事也特别关心”（王爱生“纪念查良钊先生”）〕，胡适师手书“墨子”鲁问篇语“钩之以爱，揣之以恭”为贺，婚后育一子（嘉明）、一女（嘉文）。
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四十二，二月五日，时值春节，春节期间去向老校长胡适拜年，其“漫谈传记文学”记云：“我很荣幸的有一次和胡先生讨论创办‘传记文学’杂志的问题。
……我说，胡先生您提倡传记文学，但是您是以单人匹马方式来提倡，为何没有想到办个刊物来推动呢
假如您三十年前（从写‘四十自述’算起）办个月刊，甚至于季刊；如果您太忙，可以请朋友学生协助来办，那么这三十年来的累积成绩一定非常可观，到现在可以说是传记文学的一个宝库；也没有人再不承认传记文学这门学问了。
当然这是一个假定，胡先生也不可能在七十高龄的时候再创办刊物。
但他对我这一假定很感兴趣，他表示很遗憾没有这样做。
最后我坦白地告诉他，我正在计划筹办一个‘传记文学’月刊。
没想到胡先生的反应，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成，他说这事谈何容易，每月需要十几万字至几十万字，哪里去找那么多信而有征的稿子。
最后，我了解胡先生年老气衰（时已患有严重心脏病），不复有当年的锐气了，另一方面他晚年受了乾嘉学派考证癖的影响，不大相信人家写的东西，他认为每一期十五万字也好，二十万字也好，如何能够使它成为信史
当时我就跟他辩论，我说我有几个原则（也是我后来“传记文学”创刊时稿约所定的原则，后详），可以使它尽可能的成为可信的史料；如果二三十万字，字字句句都经过‘考据’才发表，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胡先生当时点点头，不过他举了个例子，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刊登‘许世英回忆录’的期刊，他说：静仁（许世英字）先生这篇回忆录，其中就有许多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
……他说，你要办个刊物的话，将来难免有这类错误。
我并不因为胡先生不热心帮助的态度而气馁，我认为胡先生是受了考据癖的影响。
”前引“后详”所指者为“三不主义”：“第一：不登以化名或用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发表时必须署真名。
第二：是不刊登当事人健在（自写回忆录或自传除外）的文章与寿庆应酬的诗文。
第三：是‘不炒冷饭’，也就是不刊登在其它刊物上发表过的旧文章。
”二十四日，胡适病逝台北，年七十二岁；六月一日，“传记文学”杂志创刊于台北，每月一册，由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孟邻）题写刊名，任发行人（实则集发行人长、主编于一身，由邀稿、审稿、校勘、考订，从不假手他人），撰发刊词“我们的想法与作法”，强调“传记文学”不仅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也必然创了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文学的新风气”，同时于创刊伊始之时，“谨愿以‘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两语而自勉”，创刊号先声夺人，作者阵容鼎盛，均一时之选，计有：毛子水（准）、蒋复璁（慰堂）、吴相湘（良善）、沈刚伯、陶希圣（汇曾）、梁寒操（均默）、秦德纯（绍文）、李朴生（沃龄）、苏雪林（梅）、邹文海（景苏）、戴君仁（静山）、吴延环、浦薛凤（逖生）、刘崇鋐（寿民）、张秀亚，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之喜爱与支持，属手作式、夫妻档、自耕农、个体户之“传记文学”，创办初期，筚路蓝缕，实行“苦干实干，一部六成新的脚踏车，骑着四出奔波，拉稿、跑印刷厂。
每逢出刊之日，全家总动员，帮忙封装杂志，然后再送邮局。
”（吴相湘“创业维艰 期再创新”），以广交游，加上人缘甚佳，经常到处拜访党国要人邀稿，“猛稿”源源不绝，此后一直视一手创办之“传记文学”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蒋永敬语），常言：“有这个杂志，我的生命才有乐趣。
”五十二年九月，黄郛（膺白）夫人沈亦云（景英）首次莅台，以沈云龙（耘农）之介，以所撰之“亦云回忆”分期交“传记文学”按期发表，“她对绍唐兄特别器重，有时竟称之为‘野史馆’馆长，乃至径呼他‘刘馆长’而不名”（沈云龙“‘野史馆’与‘后野史亭’），人称“刘传记”。
五十四年十一月，于全国各界隆重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之时，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五期发表“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一文。
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八月，“传记文学杂志社”由台北和平东路二段七十六巷四号之一迁往永康街七巷十八号之三（六十八年迁至信义路二段二三○号“信义华厦”四楼之一自置现址），在此前后于“传记文学杂志社”外，加设“传记文学出版社”，编印：1. “传记文学丛书”〔为三十二开本，由数万字至十数万字不等，截至七十九年（下同）共刊有一百零四部，第一部为刘绍唐等着之“什么是传记文学”，2.“传记文学丛刊”〔为二十四开大本，容纳二十万字以上之著作，共刊有一百四十部，第一部为王云五（岫庐）之“谈往事”〕，3.“传记文学集刊”〔共四部，其中包括由蒋复璁、梁实秋（治华）主编之“徐志摩全集”（每部六辑），由蒋复璁、薛光前（桂生）主编之“蒋百里全集”（蒋中正题签，每部六辑）〕，4.“民国史料丛刊”（与吴相湘主编，十六开大本精装，第一辑共二十二种，三十八册；以上四大类丛书、丛刊之书目详载“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二期）。
五十六年一月，在“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发表“关于传记文学丛刊、丛书与集刊”，同月“中华文学协会”成立，为中华学术院〔创办人兼院长张其昀（晓峰）〕二十分科协会之一，加入为会员；同年中华学术院传记学研究所成立，任为所长，后兼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董事长张其昀）华冈教授；六月，值“传记文学”创刊十五周年，张佛千制联嵌“宗向”及“传记文学”六字，由台静农（伯简）书之同贺，联云：“多士所‘宗’，史乘重立‘传’，高‘文’皆锦绣；一时称‘向’，言行宜作‘记’，后‘学’有楷模。
”九月，出版“崔书琴纪念集”（题张其昀等着，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二十四），卷首冠以以编者名义撰之“崔书琴先生略历”，内收刘绍唐（用名刘宗向）“永念书琴老师”一文。
五十七年十一月，黄季陆（学典）继罗家伦（志希）为党史会主任委员，稍后由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调为党史会纂修〔此据蒋永敬“绍唐先生走了”；卜少夫（润生）“敬佩刘绍唐的敬业精神”作：“他的老师崔书琴先生推荐他到党史会工作。
”〕，与蒋永敬、李云汉在党史会有“三老纂”之称〔传主于六十五年秦孝仪（心波）接任党史会主任委员后申请退休〕。
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所编著之“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传记文学出版社”版，列为“文史新刊”之一），“文史新刊”（四十开本）第一辑共一百种（包括收购已停办之“文星丛刊”及其它著作多种），同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六期发表“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一文。
五十九年（一九七○），年五十，九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发表“百期纪念号敬告读者”，是时喜见“由于‘传记文学’创刊的影响，社会上对传记文学已日渐重视，许多读者开始对人物传记发生兴趣”，认为“百期纪念号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过去辛劳的纪念，也是未来工作的起点”。
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二卷第四期辟“民国人物小传”专栏，任主编，在“写在前面”中，刊出撰稿原则八项；六月一日，撰“‘民国大事日志’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七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三十年，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沈云龙、吴相湘撰序；六十四年出版第二册（民国三十一年至六十年），七十七年十月出版第三册（民国六十一年至七十年），八十四年四月续出第四册（周培敬撰序，民国七十一年至八十年）〕；同年任“中华民国出版界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欧洲、美国，在此之前曾出席“亚太地区出版会议”，多次率团或随团前往香港参加中文图书展览，并每年至港三数次，每次逗留三数天，终日忙于购书、访友、搜集史料。
六十三年四月，出版与沈苇窗（惠苍）主编之“平剧史料丛刊”第一辑（收平剧史料“富连成三十年史”、“京剧二百年史”、“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谭鑫培全集”等十二种，精装十四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版）；七月“传记文学”为纪念创刊十二周年，发起“推荐好书一百种运动”。
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蒋中正总统病逝台北士林官邸，九日，移灵至“国父纪念馆”，三次前往瞻仰遗容；五月九日，梁实秋续弦，与韩菁清在台北“国鼎川菜馆”举行婚礼，柬邀少数亲友观礼，筵仅三席，与夫人前往致贺；六月一日，撰“‘民国人物小传’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六期），同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卷首冠以“编者的说明”，第一辑共十二册，八十八年十月出至第二辑第二十册），“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两套专书，不啻为研究民国史之左右手；七月十日，应英国“国际传记中心”之邀，前往美国参加该中心假纽约“华尔道夫旅馆”举行之“国际传记会议”，在会上作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报告，介绍中国传记之历史与传记文学之兴起，以及“传记文学杂志社”十四年来之简要工作概况，其英文稿除在会议上宣读外，并印发与国际人士参阅（中文原稿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七卷第二期，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为参加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在纽约举办之国际传记会议而作”），会后旅美学术文化界设宴欢迎，与顾维钧（少川）、张公权（嘉璈）、程其保（稚秋）、薛光前、董霖（为公）、姚崧龄（仲年）等聚首一堂，访张大千（爰）于其“环荜庵”，至圣若望大学（副校长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参观访问，“本校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物委托‘传记文学’在台总代理，故一面聚餐欢迎，一面举行座谈会”（薛光前“困行忆往”）；十月一日，应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之邀，在“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主讲“漫谈传记文学”（由纪录卓遵宏记之纪录稿收入该中心“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六辑，并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一月，“传记文学”由第二十八卷第一期元月号起，别开生面，增辟“每月人物座谈会”专栏，逐月邀请该月专题人物之戚友、故旧及其它有关人士与会，共同追忆与论述其生平事迹，包括其家世、家庭、为人、治学、治事、著述、交游、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对社会国家之贡献与影响等，并特邀一位或数字与该月专题人物有特别关系之戚友或有特别研究之学者为主讲人，主讲人备有讲稿，与会者之发言由纪录即席纪录，或自撰讲稿，元月号之专题人物为傅斯年，专题座谈会之主讲人为傅乐成（秀实，伯父斯年），主持人为刘绍唐，与会人士有：毛子水、王世杰（雪艇）、李济（济之）、李方桂、屈万里（翼鹏）、查良钊、陈盘（盘庵）、陈雪屏、张子文、陶英惠；每月专题人物止于第三十一卷第六期，共二十四期，继傅斯年之后，各期之专题人物依次为：黄郛、张君劢（嘉森）、陈布雷（畏垒）、胡适、胡汉民（展堂）、顾孟余（兆熊）、曾琦（慕韩）、陈果夫（祖焘）、吴铁城（子增）、蒋廷黻、朱家骅（骝先）、罗家伦、谢寿康（次彭）、段锡朋（书贻）、连横（雅堂）、陈独秀（仲甫）、张季鸾（炽章）、宋哲元（明轩）、蔡元培（孑民）、张自忠（荩忱）、张作霖（雨亭）、阎锡山（伯川）、林语堂（刊毕，汇刊为“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专辑”第一、二辑）；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蒋总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三次召见”一短文，略云：“我没负责过任何行政工作，但在民国四十二年至五十年的八年间，有幸蒙故总统蒋公单独召见三次之多。
第一次是与我的一本报导大陆的书，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有关。
蒋公除深表嘉许外，并以慈祥的口吻问我：‘你的国文是跟哪一位老师学的
’……一时竟举不出一位国文老师的姓名以对。
记得还是当时坐在蒋公右侧的参军长（编者按：疑为侍卫长）皮宗敢将军看到我苦思的窘状，而以其它的话题解了围。
第二次是蒋公指示党政军负责人‘保举人才’（那时还没有‘青年才俊’的名词），规定每人每月要保举一人，我是被业师故崔书琴教授保举而晋见的。
最后一次是蒋公垂询我对于敌情研究方面的意见，我一边说，蒋公一边用红蓝笔记录要点。
”十二月二十一日，“传记文学”获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丁懋时）授予首届“优良杂志金鼎奖”。
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传记文学”复获“国家文艺基金会”（主任委员吴俊才）授予首届“优良文艺杂志优等奖”。
六十七年一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继“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告一段落之后，新辟“民国史事与人物专栏”，使读者看完每一期杂志，不仅对该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有一较全面而翔实之认识，并且等于保存此一段历史之数据，聘沈云龙以编辑顾问主其事，是期之主题为“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自撰“主题说明”，沈云龙为撰专论“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继“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之后，各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依次为：“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台儿庄大捷四十周年纪念”、“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北京搜查俄使馆事件”、“北伐统一五十周年纪念”、“八二三炮战廿周年纪念”、“九一八事变之回顾”、“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孙中山先生逝世与奉安大典”、“从联俄容共到绝俄清党”、“民初国会之渊源及其演进”、“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续）、“国共商谈之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回顾与评估”、“政治协商会议的面面观”、“少年中国学会六十周年纪念”、“国民参政会之由来及其成果”、“广州非常会议与宁粤沪和平会议”、“金门古宁头大捷三十周年”、“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宋教仁与民初国会”、“三个中俄友好同盟条约的历史教训”、“舟山胜利回师三十周年”、“韩战三十周年纪念特辑”、“七七对日抗战的一笔总帐”，每期自撰“主题说明”，画龙点睛，使读者明其来龙去脉；三月三十一日，兄宗晏病逝台湾恒春，年六十岁，灵位安奉于台北松山寺；六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六期发表徐自强撰之“刘宗晏先生事略”；七月，出版“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着，陈香梅译〕，在此之前曾重编重排重印陈香梅著作“一千个春天”、“谜”、“半个中国人”、“陈香梅时间”、“陈香梅通讯”、“陈香梅短篇小说选”、“陈香梅中篇小说选”、“张岳公闲话往事”、“陈纳德将军与我”九种〔尚有“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英文）一书在翻译中〕。
六十八年八月，主持第一次“民国史研究座谈会”，致开会词，主讲人李璜，讲题为“官方修史与民间修史应该齐头并进”，发言者有沈云龙、张玉法、蒋永敬、李云汉等人。
六十九年（一九八○），年六十，三月，主办“黄膺白（郛）百岁冥诞纪念会”；六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列为“远景新刊”(1)，书末殿以编辑后记“‘不误正业’的卜二哥”，七十一年十二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续集，列为“远景新刊”(10)，书末刊有编辑后记“毁誉参半‘卜少夫这个人’”，七十七年六月，八十五年六月续出所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第三、四集，香港“新闻天地社”版，第四集为“挂名”主编，内收刘绍唐“问鼎金氏纪录”一文）；七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发表沈云龙“变节投降者谁曰不宜编列小传
”（书简），对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日报”副刊冯去疾“不宜为变节投降者立传”一文（冯文不满“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刊出关志昌“傅抱石小传”、关国煊“陈望道小传”），不敢苟同，除于六月十日致函“中副”外，复申大义，认为“民国人物小传”栏诸位执笔者秉春秋之笔，援正史“贰臣传”、“逆臣传”之例，为晚近已故变节投降者立传，以彰其丑，以昭炯戒，谁曰不宜
（其后“传记文学”续刊出伪府汪兆铭、温宗尧、曾仲鸣等小传，“红朝”、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宋庆龄、叶剑英、等小传）。
……具体查询
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2个 20字
刘少奇没花一个戈比：1960年，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去苏联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
按规定，国家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费。
但到了莫斯科后，他没花一个戈比(1卢布合100戈比)，而是把钱全部交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刘少奇还从不接受馈赠。
外宾送了礼品，他都如数上交。
到外地视察时，他总是吃住在停靠在偏僻岔道上的专列上，以免妨碍交通和避免当地干部的接待。
遇到有地方负责人送东西。
他总是严肃地告诉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
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 朱德的澡盆：朱德住的是旧房，使用的卫生间窄小，但洗澡盆却很高。
晚年，朱德腿脚不灵便，又有病，洗澡进出不方便。
工作人员反复商量，想把澡盆改装得低一点，上面再加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
他们多次向朱德提出，并且说明：改装一下澡盆，只花两三个工，用不了多少钱。
但朱德就是不同意，总是说：“很好嘛!再修，又要浪费钱财。
”后来，大家又跟他提起了几次，他还是不同意。
直到1976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大家才悄悄地把洗澡盆改装了一下。
谁知，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逝世了。
周恩来参加劳动不特殊：1958年的一天，当周恩来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时，有人建议他带一位医生去，周恩来却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我即使有点毛病，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看看就是了!”一到工地，周恩来就嘱咐随身的警卫说：“到了这里，一切都要按这里的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特殊。
”工地指挥部的同志在分配劳动任务时，说了句“我们欢迎首长们……”话还没说完，周恩来就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
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
”在工地劳动的一个多星期中，周恩来同大家一样，每天按时上下工，从不迟到、早退，并和工人们同在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在同一个澡堂洗澡，什么事也不特殊。
拒不搬家：解放初期，所住的房子很挤，又靠近大街，不适宜养病。
组织上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后，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我一个人怎能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不能特殊。
”后来，组织上又给他找了一所房子，准备花钱修理。
任弼时知道后又拒绝了。
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发展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就这样，一直到任弼时逝世，他始终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教子务农：1969年春天，响应中央号召，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到河北省晋县农村去务农。
临下乡时，嘱咐他说：“到晋县去，要努力学习思想，要努力参加，做一个好农民，要为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努力奋斗。
”下乡后，董必武不仅经常写信教育他，还不时请董良翮所在生产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向他们了解儿子在农村各方面的表现，请他们多讲他的缺点，以便及时对董良翮进行帮助。
1970年12月，董良翮加入了，以后又担任党支部书记。
董必武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
意思是要他不要自满，继续努力。
不坐黄包车：1949年初夏，从北平赶往南京。
乘轮渡江后，警卫员给找来一辆黄包车。
见车夫身体很弱，就把皮箱放在车上，自己在后面跟着走。
上坡时，见车夫拉得吃力，和警卫员索性就在后面推。
虽说是初夏，南京这个大“火炉”还是把两人热得大汗淋漓。
车夫流泪了，他还记得国民党士兵坐车不给钱，还记得美国大兵的皮靴踢过他的脊梁。
如今，这位共产党首长却给钱不坐车，竟和黄包车夫一齐走进了原国民政府的总统府! 张闻天不许儿子坐公车：解放初期，张闻天当时家住沈阳。
他8岁的儿子虹生见爸爸出门经常坐着小汽车，自己也想坐，可是总得不到允许。
有一天，小汽车开到家门口后，虹生灵机一动，趁爸爸还没有上车。
来了个捷足先登。
他偷偷地钻进小汽车里一动也不动。
张闻天上车后，突然发现儿子坐在车里，就让儿子赶快下去。
但儿子说什么也不下车，并对张闻天说：“爸爸，我一次小汽车都没坐过，让我坐坐吧!”张闻天对儿子说：“这车是党和国家给我工作用的，小孩子可不能用它享受，你要坐车，坐公共汽车去!”儿子不干，张闻天就步行去开会，儿子自然没坐成小汽车。
陈毅不许亲属搞特殊：解放初期，陈毅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他的岳父来上海住了几天后，陈毅就对夫人张茜说：“我们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都有规定。
你的父亲住久了，要影响国家收入，还是让他回去吧!”张茜的父亲知道后有点想不通，心想：陈毅是上海市市长，住几天吃几顿饭都不行吗?陈毅和张茜就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说，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老爷不同，越是地位高越要带头。
经耐心说服，老人想通了，就回去了。
罗荣桓不住别墅：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国后，组织上考虑到他重病未愈，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休养环境，便安排他家四口人住在哈尔滨市区原沙俄占领时期一个官僚的别墅里。
这使艰苦朴素惯了的罗荣桓感到不安，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所别墅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
一次，他看到谭政住着一幢二层小楼，于是就对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
欢迎吗?”谭政当时还以为罗荣桓是在开玩笑，可没过两天，罗荣桓真成了他的邻居。
彭德怀拒住高级招待所：有一年，彭德怀到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去参观。
他听说这里有几座小楼是专门给中央首长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座楼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后，自己不但拒住，而且还对当地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真心实意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嘛。
人们看到这些长期闲着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也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看看人民住的什么，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吗?” 贺龙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有一次，贺龙到青岛海军学校视察。
一进校门，只见仪仗队正等候检阅，但贺龙却不管这些，亲切地走向仪仗队，笑眯眯地同大家握手，拉家常，使本来威武严肃的仪仗队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事后，贺龙微笑着说：“你们要那样做，我就用这套办法对付。
”中午时分，贺龙见师生们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吃饭，便走过去，说：“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吃。
”这时，一位苏联高级顾问看见了，提意见说：“你是国家元帅、副总理，怎么能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呢?这在我们苏联是不允许的。
”贺龙听罢，笑笑说：“这是我军的传统。
” 谢觉哉不为子女和亲一安排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他的二儿子从湖南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自己安排工作。
那时，新中国建立伊始，政府工作人员还很缺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排个把人的工作是极容易的事。
但谢觉哉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
他对儿子说：全国刚解放，上头下头都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
遵照老人的嘱咐，二儿子回到老家从事了教育工作。
后来，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提出参加工作的要求。
谢觉哉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种田人还是要的。
”谢觉哉的一个妹夫曾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觉哉始终没有应允。
过后，妹夫又当面提出，谢觉哉幽默地说：“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 陶铸“说不多吃就不多吃”：1961年前后，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陶铸对自己的生活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
他一再向炊事员交代，家里吃的米和油等，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个样，绝不准有任何特殊。
有一天，炊事员找到一点瘦肉，他心想陶铸爱吃辣椒炒瘦肉，便自作主张，高高兴兴地炒了一碟端了去。
陶铸一看就火了，当场批评炊事员说：“我这个月的猪肉已经吃完了，怎么又弄来炒菜?说不多吃就不多吃!端回去!”炊事员感到很为难，劝了又劝。
陶铸更火了，就是不吃，厉声命令端走。
最后，炊事员只得把这碟菜送给了工作人员。
事后，炊事员对人说：“真厉害!想不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
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
”许光达请求降薪：1955年，解放军实行薪金制时，许光达的级别被定为四级。
但他位尊不计酬，曾三番五次地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降低级别。
中央军委接受他的意见，将他的级别由四级改为五级。
对此，有人不理解，他解释说：“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
在物质享受方面孜孜以求，不配于革命事业。
” 王树声甘居陋室：1955年，王树声调到北京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后，组织上决定为他修建住房。
按规定，建房标准和用具可以好一些。
但王树声拒绝了，只要求盖成一般的平房，不要单门独院和警卫，室内的陈设，也只要一般的家具。
上世纪60年代初，有关部门决定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并列入了计划。
正要动工时，被王树声拦阻了。
他说：“我们的国家这么困难，我的防空洞就免修了吧。
能给人民省一个钱也是好的嘛。
”王树声就在这所简陋、狭窄的寓所里住了18年，直到去世。
徐特立让贤：建国后，徐特立自感记忆力衰退，便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同志担任。
他在报告中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的。
几天后，中共中央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登门看望徐特立。
一进门，杨尚昆就说：“徐老，我们有哪些地方对您照顾不周，请您指出来呀!”徐特立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什么照顾周不周的。
”随后，他认真地向两人讲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我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了，再占着这个位置，于心不安啊!革命总是后浪推前浪的。
帮助年轻人成长起来，是我们老一代的责任。
”他还说：“不让贤怎么能安心呢?就是要让贤嘛!” 徐立清主动让军衔：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徐立清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分管全军干部工作。
论职务、资历和能力，他理应授上将军衔，可授衔后他佩戴的却是中将军衔。
原来，徐立清律己极严，他经常对总干部部的同志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决不能利用掌管干部工作的权力为自己的升调谋私利。
就在总干部部向党中央及中央军委上报授衔名单的同时，徐立清上书、中央军委，建议给自己授中将军衔。
十分赞赏，说徐立清是一个好同志、好领导，并亲自批准授予他中将军衔。
李立三请求当助手：1955年，党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管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
当征求李立三对这件事的意见时，李立三对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他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
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
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当助手。
说，李雪峰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吗?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
中央三办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部，李立三仍担任副部长。
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60年。
他尊重李雪峰的领导，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交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完成。
萧克不乱花人民的一个钱：1978年以来，萧克曾三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
每次出访，他都反复向代表团成员交代，要按规定办事，国家发的零用费标准不能超标。
回国后，他都要检查零用钱的使用和礼品处理情况，要工作人员给他一笔一笔汇报清楚。
1980年，他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有人建议他返回时取道香港。
他说，我们在香港没有任务，不能去；绕道而行，势必多花钱，探亲访友，赠物收礼，影响不好。
他坚持原路去，原路回。
他说：人民的钱一个也不能乱花，我们国家还很穷，要建设四化大业，不艰苦朴素是不成的。
萧华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党员：1977年8月，萧华担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后，就对党小组长、司令部办报科参谋周木森说：“今后过组织生活，一定要通知我。
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党小组由你领导!”有一次，周木森得知萧华晚上没安排别的事，就通知他晚上7点半过组织生活。
可快到开会的时候，突然听说省委来了两位领导找萧华商量工作，就急忙打电话通知萧华说：“党小组会改期再开。
”萧华急忙制止：“这怎么行!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党小组的活动不能围着我的时间打转转。
建议今晚小组会照开。
我头一个发言。
”党小组会准时召开后，萧华首先发言，然后向周木森请了假，回去和省委同志商谈工作。
万里请人提意见：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时，曾主持过一次事故分析会。
会上。
他动员大家给铁道部及他本人提意见。
可是，一直到中午12点半，只有少数人含含糊糊地给铁道部提了几条，给万里本人提意见的只有一位。
意见很尖锐，与会者面面相觑。
中午休息时，万里把提了意见的同志留了下来，并请这些同志吃午餐。
席间，万里斟满一杯啤酒走到给他提意见的那位同志面前说：“感谢你的批评，我代表铁道部和我本人敬你一杯。
”然后又叹息道：“可惜这样的同志太少了。
” 邓颖超不搞特殊化：1980年6月，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去法国访问，途经乌鲁木齐。
新疆接待部门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红旗”轿车。
邓颖超知道后，通知有关部门说，她不坐“红旗”轿车，要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坐面包车。
邓颖超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没有坐专机，乘坐的是民航班机。
下飞机后，她和大家一起坐上面包车进城。
在宾馆里，邓颖超睡的是硬板床。
为了省电，房间不让多开灯。
那几天，乌鲁木齐天气较凉，宾馆工作人员拿来电炉子，邓颖超却不让开；每日三餐都和工作人员一起吃。
出发时，邓颖超仍然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从宾馆到机场，然后乘民航班机去巴黎。
张鼎丞向老师赔礼道歉：有一次，张鼎丞正在中学读书的女儿张延忠在课堂上同语文老师顶撞起来。
张延忠放学后回到家里，在讲起课堂“风波”时，言谈中还流露出对老师的不满情绪。
没想到这些话被张鼎丞听到了。
他把女儿叫到跟前，用严肃的口吻说：“你太狂妄了，我不准你用这种态度同教师讲话!你不要以为自己是检察长的女儿，就可以目中无人，就可以顶撞教师!老师为你们的成长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延忠，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吗?你应该向老师赔礼道歉!”事后，张鼎丞还亲自把校长、教导主任和班主任请到家里，诚恳地说：“我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我很痛心，希望你们原谅。
我不能允许我的孩子做出不尊重老师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