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下《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
《汉书-艺文和《隋书-经》的区别主要是图类法从“六分法”演变为“四分法”。
《汉书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它是东汉班固所撰《汉书》中的一篇，著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收藏的各类图书，是我们了解上古到西汉末年这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隋书·经籍志》则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图书目录，它是唐初魏征等人奉敕编撰的《隋书》中的一篇，著录了隋代国家所收藏的各类图书，是我们了解东汉到隋代这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中间经过了五、六百年，而这两部目录，就恰好反映了我国古典目录学在这五、六百年中的一个巨大变化。
这一巨大变化，主要指的是图书分类法从“六分法”演变为“四分法”。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２６年），杰出的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受命主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的工作。
在每一部书整理完毕时，刘向便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这部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过程。
这些叙录后来汇集成了一部书，这就是我国第一部图书目录《别录》。
刘向死后，刘歆继续整理群书，并把《别录》各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著录的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再在前面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编成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
《别录》、《七略》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也形成了我国目录学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中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例如《七略》，它以六略三十八类的分类法，条分缕析先秦到西汉的各种文化学术流派；以辑略的形式，在整体上评述了各种文化学术的兴衰分合；以各书叙录，具体而微地介绍了各种学术文化著作的优劣真伪是非，不啻是一部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文化史。
《别录》、《七略》在唐末就佚失了。
但《别录》，尤其是《七略》的概貌，基本上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了。
班固是根据《七略》来编写《汉书·艺文志》的。
首先，他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把天下图书分为：（一）、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学术上的指导作用；（二）、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颇多，而西汉后期虽尊儒学，但对诸家学说基本上还是兼收并蓄的，不象后世那样极端，所以诸子列第二大类；（三）、诗赋略，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四）、兵书略，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五）、数术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这里既有天文历法数学物理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有荒诞不经的迷信，如占卜吉凶、相宅看风水之类的名堂；（六）、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
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它就象一组分类陈列的大“橱窗”，各种文化、学术著作都按照它的性质分别开来，象陈列品一样有条不紊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其次，班固将《七略》的《辑略》，也就是《七略》对各家学说著作及流派的论述按其内容分开，作为各略各类的大、小序散入各略各类之后，使论述和分类著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是班固的一个创新，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就可以免省反复检寻之劳，在看到各家著作的著录同时，就能读到总论式的大小序。
这就象每个大“橱窗”的总说明书。
再次，班固为了使目录符合史志的要求，便对刘歆《七略》的叙录再次进行简化，择取那些最主要的部分作为小注，附于各书之下，它就象大“橱窗”中每个陈列品上的简介。
比如六艺略论语类中有“《论语》古二十一篇”，小注便说：“出孔子壁中，两《子张》。
”又“《齐（论语）》二十二篇”，小注便说：“多《问王》、《知道》。
”这一来，这两种《论语》篇目与今本篇目的不同就很明白了。
《汉书·艺文志》就这样，用分类、大小序、小注的形式，保存了《七略》的分类、辑略、叙录的大概面貌，同样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在这个学术大“橱窗”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到西汉琳瑯满目、灿烂辉煌的学术文化的成就与发展。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班固只是凭借一部《七略》，稍加改头换面，称作《艺文志》的。
其实，班固也花了许多心血。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分解辑略，散入各类之外，他还补入了西汉末年杜林、扬雄、刘向等数家，使《汉书·艺文志》真正成为记录上古到西汉的图书的完整目录；他还对《七略》中归类不当的地方进行了调整，如《司马法》原入兵书略兵权谋类，班固则改归六艺略礼类，《伊尹》、《太公》、《管子》、《蒯通》、《孙卿子》等原既入诸子略，又入兵书略，班固则全部移入诸子类，这就使图书归类更准确更科学了。
总而言之，《汉书·艺文志》继承了《七略》以“六分法”为核心，以总论、叙录为辅助手段，揭示文化学术发展脉络的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并开创史志目录这一体例，使古典目录学更加成熟，因此，价值是很高的。
东汉以后，学术思想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经学巩固了它在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哪怕是在“异说”最兴盛、思想最开放的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地位也不曾动摇。
这一点，从玄学家不得不依附六经论语来发挥玄理，佛教徒不得不同样尊崇孔子，努力使儒佛合流上便可看出。
其次，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史学有了极大的发展，“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史学从六艺略春秋类的“附庸”一下子“蔚为“大国”，它迅速膨胀，逐渐独立。
再次，由于经学成了仕进的敲门砖，文化成了士族的专利品，诸子学说衰落了，作为实用技术的军事、天文、数学、机械、医学等也统统受到鄙视，因此，这几类著作日益减少。
再次，魏、晋以来，个人文集及总集、选集的编纂日益兴盛，这些选集，尤其是别集，虽然主要是文学作品，但决非仅有诗赋，也有政论、奏表、杂文等搀杂在里边。
由于这一系列的变化，作为学术文化的陈列橱窗的目录，特别是由学术文化性质决定的分类法，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适应文化学术的发展变化了。
首先站出来对分类法进行改革的，是西晋的荀勗。
荀勗根据三国魏郑默所编的《中经》更撰《中经新簿》时，把图书分成了四个部类：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兵家、数术；丙部史书、杂事；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
这就基本构成了后世的“四分法”。
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又对荀勗的乙、丙两部位置进行了对调，这样，就大体确定了后世经、史、子、集四部顺序。
由于这种分类法与当时学术发展状况与趋势相一致，所以它迅速得到了官、私两方面目录学家的承认，“自时厥后，世相祖述”（《七录序》），如殷淳的《四部书目》、谢灵运的《秘阁四部目录》、王亮、谢朏的《秘阁四部目录》都采用了四分法。
当时如阮孝绪《七录》及刘孝标《文德殿五部目录》虽以“七”、“五”命名，但实际上也与四分法相通，如前者除佛、道另出为外篇外，内篇五部，只是把子部分为社会科学的“子兵录”和应用科学的“术技录”，其他三部与四分法并没有什么大区别。
但是，真正完全奠定四分法的，还应当是《隋书·经籍志》。
有人会问，前面不是说，荀勗、李充已基本构成四分法了吗，为什么这里又说《隋书·经籍志》才真正完全奠定四分法呢
这是因为：第一，《隋书·经籍志》之前，四分法并没有彻底占统治地位，象王俭《七志》、许善心《七林》仍墨守陈规、固步自封，采用已不合时宜的七分法，而《七录》、《文德殿五部目录》虽与四部分类法相通，但毕竟还是五分法而不是四分法。
目录学界中，各种分类法还在交锋，到了《隋书·经籍志》问世之后，才天下靡然向风，确立了四分法的权威，沿用千余年之久。
第二，《隋书·经籍志》以前的四分法目录比较粗糙，在小类上不如过去六分法的《汉书·艺文志》、五分法的《七录》那么精密，到了《隋书·经籍志》，才吸收了《七录》的这一优点，严密地分了小类，仅史部就分了十三类，这样才使四分法目录具备了一个完整详密的体系。
所以我们说真正完全奠定四分法的，应当是《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另附见佛、道两类图书，共著录了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书。
它在体制上与《汉书·艺文志》相仿，有总序小序，也有小注。
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它的小注，把梁代所藏而隋代已经散佚或已经残缺的图书情况附注在本书条目之下，使人们得以考见梁代的藏书及梁代以来书籍的离散存亡，起到了“存今书，考佚亡”的双重作用，这是《隋书·经籍志》的一个创新，也是它胜过《汉书·艺文志》的地方。
我们知道，梁代是南朝文化的一个繁荣时期，公私收藏图书极为丰富。
但由于侯景之乱的战火和梁灭于北周时元帝的焚烧，这些图书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隋代由于天下的统一，又出现了一个文化的繁荣时期，公私藏书也十分丰富。
那么，这两个高峰时期所藏的图书有些什么不同呢
这两个高峰之间的低潮时期里，又有哪些书出现，哪些书散亡残缺呢
《隋书·经籍志》如果简单地著录现存图书，势必不能反映这两个问题。
于是《隋书》的编纂者们采取了用小注著录残缺、亡佚之书的方法，例如：“《后汉记》六十五卷。
”注：“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薛莹撰。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此书梁代以后残缺了三十五卷。
又如：“《周易》八卷。
”注：“汉曲台长孟喜章句，残缺，梁十卷。
又有汉单父长费直注《周易》四卷，亡。
”这样，我们就知道，在梁代孟氏《易》十卷、费氏《易》四卷都尚完好无缺，而到隋代，费氏《易》亡佚，孟氏《易》也只剩了八卷。
有人根据每类之末“通计亡书，合若干部若干卷”的数字统计，《隋书·经籍志》在注文中附注的残亡书籍达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
这样一来，梁代与隋代的藏书情况和梁、陈之间书籍的聚散情况不都清清楚楚了吗
因此，有人称赞《隋书·经籍志》是一部“具有双重意义的实用目录”。
总之，《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不仅是现存最古的两部图书目录，也是使我国目录学逐渐走向成熟的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上古、中古的典籍聚散分合、学术发展变化，还可以看到我国目录学从六分法到四分法的发展过程。
《隋书·经籍志》叙的原文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 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
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
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 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
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 由乎斯道。
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 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 教也。
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
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
其教有适，其用无穷。
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龠也。
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 言无得而称焉。
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 也。
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
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 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
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
言则 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
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
考之前载，则《三坟》、 《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
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 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 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 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
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
诸侯亦 各有国史，分掌其职。
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 以示于朝。
宣子曰“不然。
”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 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 乃舍之。
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 相趋而过。
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然 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
不虚美， 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 是也。
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
孔丘以大圣之 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 修《春秋》而正《雅》、《颂》。
坏礼崩乐，咸得其所。
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 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
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 亡矣。
陵夷踳驳，以至于秦。
秦政奋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 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
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
其后张苍治律 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 《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
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
此其所以博 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
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 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司马谈父 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
详其礼制，盖 史官之旧也。
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命光禄 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 方技。
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
向卒后，哀帝使其 子歆嗣父之业。
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
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 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
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
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光武 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
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
石室、兰台，弥以充积。
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
并依 《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
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 帛，军人皆取为帷囊。
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
两京大乱，扫地皆尽。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
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 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 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 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 十五卷。
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
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惠、怀之乱， 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
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
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
自尔因循，无所变革。
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
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元徽元年， 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
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 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 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 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
其道、佛附见，合九条。
然亦不述作者之意， 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
文义浅近，未为典则。
齐 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
齐末兵火， 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 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
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 录》，又《文德殿目录》。
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恒撰其名。
故梁有 《五部目录》。
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 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 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 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
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
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
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 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
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 遗阙尚多。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
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 藏所有，才四千卷。
赤轴青纸，文字古拙。
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 全具。
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
后 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
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 日不暇给。
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
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 本，才至五千。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
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 定，本即归主。
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
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
检其所得，多太建 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
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
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 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 凡三万余卷。
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 琉璃轴，下品漆轴。
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又聚 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
又于内 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
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 河西上，将致京师。
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其《目录》亦为所渐 濡，时有残缺。
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 六十六卷。
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
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 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
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 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 志》。
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
夫仁义礼智，所以 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 也。
故列之于此志云。
〈隋书。
经籍志〉译文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
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
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
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
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
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
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
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
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
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
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
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
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
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
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
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
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
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
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
（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
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
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
......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
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
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
（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
（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
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
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
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
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
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
这容易引起歧异。
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
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
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
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
。
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
L·S·杨即杨联升。
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
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
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
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
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
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
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
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
（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
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
（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
（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
（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
（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
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
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
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
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
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
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
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
《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
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
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
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
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
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
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
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
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
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
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
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
'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
......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
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
樊须也
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
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
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
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
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
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
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
礼就是从这里来的。
（《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
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
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
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
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
......（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
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
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
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
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
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
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
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
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
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
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
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
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
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
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
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
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
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
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
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
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
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
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
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
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
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
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
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
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
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
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
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
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
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
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
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
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
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
参稽考订，几忘溽热。
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隋书经籍志 总序的译文
《隋书*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旧目录书籍分类的标准。
《隋书·经籍志》的古史主要是说什么
《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古代史志目录,《隋书》十志之一。
《隋书·经籍志》是贞观十五年(641)至显庆元年(656)由魏徵等主持修纂的梁、陈、齐、周、隋五朝史志中的一种。
主要参考隋代柳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和梁阮孝绪的《七录》编成。
《隋书·经籍志》共收录四部经传3127部,36708卷。
在注释中附载梁代尚存至隋已佚的图书1064部，12759卷,总计著录四部经传4191部，49467卷。
分经、史、子、集 4部40类,其中经部有易、 诗、书、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等10类；史部有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 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13类;子部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14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等 3类。
附道录、佛录，著录道教佛教文献。
每书著录书名、卷数,多有简要注释,注明作者时代、爵衔，图书内容真伪及存亡残缺情况。
前有总序，概述图书收藏和目录的发展。
各部类有小序，叙述该类学术流派。
《隋书·经籍志》反映了中国唐代以前的古籍状况。
其分类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