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林语堂《苏东坡传》读后感
读有感在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相似。
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
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
”“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 纵观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
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
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
类比——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
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
说道底，在于面对邪恶，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
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
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
”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
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
’这样便大有前途了。
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
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
，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
”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
显然，苏轼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歌颂的。
苏轼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当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苏轼也曾写到：“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也许他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灾祸，全是由于他的才智。
但我想，这更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
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
他为妓女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
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即能写出赤壁赋这样恢弘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
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苏东坡传每章梗概200字
译者序 ： 卷一 童年与青年 第一章 文忠公 第二章 眉山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第四章 应试 第五章 父与子 卷二 壮年 第六章 神、鬼、人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第八章 拗相公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第十章 两兄弟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第十二章 抗暴诗 第十三章 黄楼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 卷三 老年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第十六章 赤壁赋 第十七章 瑜珈与炼丹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第二十章 国画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卷四 流放岁月 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第二十六章 仙居 第二十七章 域外 第二十八章 终了 第二十七章 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
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
元佑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他一个人贬谪到此处。
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佑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
苏东坡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
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也没饶过，不过只是削除了几个爵位。
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
因为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职。
第十四章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
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
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
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做哑，置之不顾。
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直。
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
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
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
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可就真有危险，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然退隐。
苏东坡到任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譬如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赐。
但是苏东坡说：“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
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这一名词是固定代表那种含义的。
李定和舒禀心想苏东坡为什会自信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
并且他说在他那个年纪，他担任地方官是因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
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为官的必然会惹是生非呢
古之文人学者，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在措词造句上，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乐于寻求含义于字里行间之中。
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
苏东坡所写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一○七九)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
数日之后，舒禀，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
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于君。
舒禀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
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
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
李定，当年因隐瞒父丧司马光骂他是禽兽不如，现在担任检察官。
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
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
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洗，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
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
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
但是他儿子在靖江忽然生病，于是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这个消息到达时，苏东坡是何等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
他到达湖州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
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
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里，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夕以中已非”。
他最好的朋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已在二月去世，他一直哭了三天。
在朝廷的差官正越程前去逮捕他时，他正再度创览他搜集的名画，那是七月七日，正拿出来到院子去晾。
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与可送给他的一幅绝妙的竹子，不觉流下泪来。
那天他写的那一条笔记特别表现他的奇思幻想，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综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
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日：“吾将以为袜。
”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日：“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袜材当苹于子矣。
”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日“拟将一段鹅帮绢，扫取寒梢万尺长。
”予谓：“与可村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
”与可无以答，则日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
余答其诗日：“世间亦有千寻月，竹落庭空影许长。
”与可笑日：“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
”因以所画第篓谷堰竹遗予日：“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卿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
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
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
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箱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
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
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
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
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
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红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
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
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
苏东坡首先说话。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
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 皇甫遵问：“他是何人
”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
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
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
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
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
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
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
有人推荐杨朴出来。
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 杨朴回答道：“臣不会。
”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 杨朴回答道：“没有。
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
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
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
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
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
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
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
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
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
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
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
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
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
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
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
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
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的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
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
把人都吓死了。
”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
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
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
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
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
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
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
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
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
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
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
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
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
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
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
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
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
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
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
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
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
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
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
北宋在靖康元年(—一二六)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
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
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
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
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
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
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
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
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
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
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舒禀在表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
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
……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
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
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悻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
且人道所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之间者，莫如君臣。
轼之所为忍出于此，其能知有君臣之义乎
为人臣者苟能充无义之心往之以为利，则其恶无所不至矣……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而已。
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 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
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
在此一篇文章里，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
”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
那位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
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
”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东坡死刑。
在奏章前面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途叨儒馆。
”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其当杀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东坡拒不从命。
另一个当杀的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
“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岂敢苟止
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后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 审问在八月二十日开始，被告自称年四十四岁(按西方计算法为四十二岁)，然后叙述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
又把由他推荐为官的列出姓名，因为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充任公职之贤与不贤，与其本人之贤德大有关系，自然甚属重要。
据说，他自为官始，曾有两次记过记录。
一次是他任职凤翔为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钢八斤。
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
“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 最初，苏东坡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的那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章中之其它若干情节。
他想不起曾写过其它与时政有关的诗文。
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
至于何者应视为毁谤朝廷，何者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难断言。
还有，何者构成“毁谤”，亦复如此。
但是在八月十三日，他决定服罪。
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讥刺当政，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
不过他“并未隐瞒”，至于内容如何，解释容有不同而已。
在审讯期间，他奉命在下列一道供词上签字：“入馆多年，未甚插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
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
”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有一百多首诗在审问时呈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
因为苏轼措词精炼，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我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
只有读者完全了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的含义。
我读诗一向对那类诗避而不观，因为那些隐喻、史实，都需要单独解释，读来甚感吃力，作者自己卖弄学问，为读者加重负担，殊为无谓。
其实这样炫耀也并不困难，因为数百年来，苏诗的评注家一直忙着在历史和唐诗里发掘苏诗用典的出处。
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
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
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
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
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种种捐税。
《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妃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
“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罪有应得。
在给朋友驸马王诜的若干首诗里，有一行诗是坐听“鞭答不呻呼。
”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通”。
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
在给朋友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
”那些男尸、女尸、婴尸都饿死于路也，当时确是“为郡鲜欢”。
关于他给朋友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罚酒一杯。
在给曾巩的一首诗里(曾巩官位不高，但是一代古文大家人他说厌恶那些“股耳如惆蝉”的小政客。
在他给张方平的诗里，他把朝廷比为“荒林惆蛰乱”和“废沼蛙蝈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在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我们也知道在给周郎的诗里，他把当权者暗比做“夜果”。
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在他一个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了两首诗给他，把那诗仔细看一下，也颇有趣。
并且可以了解官吏的愤怒，也可略知苏诗字里行间的含义。
若按字面译成英文而不加注释，便毫无意义可言。
其中一首说：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苏东坡承认他很佩服这位朋友，所以用孔子的不怨不容这种说法把他比孔子。
第二行指东汉大经学家派弟子东行的典故。
第三行指西汉萧何以智勇在朝收平淮南王之乱于无形。
第六行指良马出于冀北，又进而指韩愈马说中的伯乐过冀北之野，而冀北骏马遂空一事，亦指满朝已无真才贤士。
第五行指鹤立鸡群，亦即贤人与小人之比，隐含之义即在朝之庸庸碌碌者，皆鸡鸭之辈，于是午夜长鸣非鹤莫属。
最后一行更易令人致怒，因为诗经上有两厅‘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
”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诗如下：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缓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这首诗的前三行指的是虚伪的读书人侈谈仁义，实则以此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阶梯，并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
“麦青青”一典，按苏东坡的意思，是由庄子论追求利禄官爵的人而来，那些人一生迷恋官爵，埋葬时口中含有珍珠，但是他们的坟墓早晚会夷为青青的麦田。
第四行包含另一个庄子上的典故。
楚王愿以高位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谢绝，并且告诉国王的使者一个故事：有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个腐败的老鼠，正在一棵树上大享其美味，这时一只仙鹤赶巧从旁飞过，乌鸦以为仙鹤来抢它的美味，就发出尖叫的声音想把仙鹤吓走，但是仙鹤高飞到白云中去了。
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苏东坡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苏东坡会以为因写诗而被捕、受审为有趣，他一定以在法庭上讲解文学上的典故为乐事。
当时大家深信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他曾把当政者比为呜蛙，比为呜蝉，比为夜袅，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禽场中的鸡鸭。
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骂他们为“沐猴而冠”，不是人而装人。
总之，苏东坡是看不起舒禀、李定那等人，那么舒禀、李定为什么要对苏东坡有好感呢
审问终结，大概是十月初，证据呈给皇帝。
牵连的人很多，尤其是驸马王诜，在审问时牵扯到他，因为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赠品。
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
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染病而死。
她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
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
这都是小人跟他做对。
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
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
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
”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
在十月十三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给皇帝御览。
由于太后之丧，案子拖延了些日子。
苏东坡在狱中等待案子的结果和自己的命运吉凶之际，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
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
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
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躺下也睡了。
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
恭喜
”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安心睡，别发愁。
”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的走了。
“事情是这样，我刚受弹劾时，舒禀和另外几个人，想尽方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
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
他回去立即回奏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
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
’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
” 遇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
那些御史本打算把反对派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岂不完全白费
李定和舒禀十分忧闷。
这时，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力请一律不得赦免。
舒禀并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另外的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副相王挂在诸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
” 皇帝大感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他决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
” 王挂于是提起在苏东坡的柏树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寒微。
但是皇帝只说：“你不能这样看诗。
他吟哦的是柏树，与我何干
” 王挂于是沉默无言。
章停，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
苏东坡的朋友呈上的证物都审查完毕，皇帝指定自己近人重行查阅。
根据御史的案子提要，此种毁谤朝廷要判流放，或是两年劳役，在苏东坡这样的案子，比较严重，应当是削官两极。
自法律上看，理当如此。
因案情重大，尚待皇帝亲自决定。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舒禀、李定大失所望，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在受到牵连的人之中，三个人受的处罚较重。
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此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削除一切官爵。
第二个是王巩，他并没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他显然是无辜受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要处置他。
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提起王巩固他受累。
我们知道王巩的奢侈生活习惯，这次发配到遥远的西北去，日子是够他消受的。
第三个是于由。
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
在证据上看，子由并不曾被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一百六十里，任骛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和苏东坡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
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吱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
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
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苏轼一生经历概括
苏轼，之所以被成文豪”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苏轼和有政治观点，而且文章写得很好 例：苏轼22岁时北宋定期考试的“进士”（朝廷选取优秀人才的途径）科考取第二名（主考官欧阳修为避嫌将原本第一的苏轼改批为第二。
） 苏轼25岁时，在北宋不定期举行的“制科”（朝廷选取特别优秀人才的途径。
）考试中考取第三名（第一第二名为虚设从来没有人考得到。
所以第三名就等于第一名。
而在其之前的百年间只有一人考得“制科”第三次等。
） 可谓是少年成名。
二：苏轼文风豪放，是宋代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
例：大家耳熟能详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气势可谓大气磅礴。
三：苏东坡学识渊博可以活学活用。
例：在进士科考试中苏轼引经据典说：“舜帝曾经三次赦免死刑犯人。
”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未见此典故，向苏轼询问典故出处苏轼回答说，记录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反复查看《三国志·孔融传》也没有发现这个典故，回头又问苏轼，苏轼对曰：是我瞎编的。
（因为曹操打败了袁绍，曹丕纳了袁熙的老婆甄氏，孔融又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得到了妲己，把她赐给了周公。
”曹操因为孔融博学，把此事当了真，请教此论的典处，孔融说：从你为你儿子纳甄氏这件事情推断出来的。
）由此，我也推断像舜帝这样的贤王也会坐出三次赦免死囚的事情。
大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说苏轼把书读到了骨子里。
回答完毕
有关苏轼的生平的传记哪个出版社的最好
谁写的
苏轼传记的一部力作－－评王水照、崔铭《苏轼传》苏轼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能型”天才，加之伟异卓特的人格魅力，对后世之影响非同一般，因此，有关他的论著也非常之多，其中的传记类著述，据最粗略的统计，现代以来也不下十数种。
要说流传较广、较为引人注目的或许要数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该著有张振玉译本和宋碧云译本两种）及曾枣庄先生的《苏轼评传》。
林著不失史实大节而假以小说笔法，主观性较强；曾著则多客观性记述，体现出较为严谨的学术性格。
2000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著名宋代文学研究专家王水照先生与其弟子崔铭博士合著的《苏轼传》，可以说，该著兼采林、曾二氏之长，又塑就自己的个性色彩，为苏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首先，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苏轼传记。
以往的此类著述，篇幅不一，少则数千字、几万字，多则如林著《苏东坡传》，约26万字，曾著《苏轼评传》约23万字，而此著竟达45万字，可谓堂庑大开。
它前有“引言”，介绍苏轼生长的蜀中人文环境、家庭文化氛围与北宋文化大背景，而意在叙说苏轼孩童时期的生活状况；后有“结束语”，绾合全书，给苏轼以总评。
正文分为12章，章题既不采用通常见到的以帝王或帝王年号标示时间递进的方式，也不用一般所说的青年、壮年这类划分人生阶段的字眼，而是按照苏轼生活、思想、创作、性格、艺术成就等发展变化的自然历程，将其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一生划分为12年段落，以富于艺术概括力的文字表现出各个生活段落的主旋律，从第一章“奋厉当世雄鹰出”，写苏轼初出茅庐、汴京应试，直到末章“皇天后土同悲悼”，写苏轼从海南北返、辞别人世。
每章之下未设节次，而以数量不等的小标题提示出苏轼所经历的主要事件或其行迹、交游，如第一章第一小标题是“阴差阳错，苏轼没能成为这次科考的状元”，第五章“柏台霜气夜凄凄”之第九小标题是“苏轼在御使台差役的押送下，启程前往黄州贬所”等等。
全书共设小标题140余个，光看这些小标题，读者即能大体了解苏轼的一生。
如果说书后的两个附录列出生平年表之类与同类著作没多少区别，本书的“后记”却有点出人意料。
它不是一部著作完成之后作者画蛇添足般的琐事杂记，而是主要考证作者与读者同样感兴趣却又不太清晰的苏轼的容貌、身材问题，这实在是这部煌煌大著画龙点睛的一笔。
因此，经过作者的精心设计，全书既提纲挈领，章目分明，又经纬交错，组织严密，犹如一部大交响乐，前有序曲，后有尾声，中间五音繁会而不紊乱，曲终奏雅而有余韵，其框架体系的建构显示出传记作者相当高超的艺术功力。
其次，这是一部优美生动的关于苏轼传记的“信史”，是说书中叙述的种种事件，皆有史料依据，绝不凭空编造。
尤其是书中大量引用苏轼自己的文学作品作为证据，这种第一手材料的运用为该著奠定了真实性的基础。
即使有些故事出自宋人笔记，未必十分可靠，但这类产生于同时代的遗闻逸事，却仍然保留着真实的时代风气和风俗习惯，在不完全真实的材料中隐含着相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说它“优美生动”，是说传记作者文笔优雅、流畅，对于苏轼所经历的一切，皆以艺术化的语言，通过对传主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的关系、人物之间的对白、传主和生活细节与心理活动等的描绘与分析，将传主写“活”，使其形象丰满。
上述两个方面，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坚持无一事无来历”，又“不主张无一字无来历”，也就是说，在追求某一事件、情节之时、地、人真实性的同时，允许作一些合乎情理的想象与推演（见《后记》）。
这或者也可以说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吧，对于传记作品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唯其如此，人物传记才能既不失其“真”，给读者以历史的直感，不会变成历史小说或所谓的“戏说”；又能让读者在“感受历史”的心境中看到富于生命活力的人物形象，得到美的享受，而不是干枯的历史资料的排列和堆积。
比如，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内容丰富，可供选择的素材很多，也是本书重点叙述的部分之一，作者截取传主生活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片段，将其描写得十分精彩，此不妨留待读者诸君参看，这里单说苏轼在密州任所的一段生活吧。
过去某些著作只讲苏轼在密州如何勤政爱民、为民请命，如何带领百姓灭蝗、抗旱，又创作了多少重要作品等，虽然符合史实，却总觉得只是史料而已。
本书自然也写到这些，但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苏轼请任密州的因由；密州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生活状况与杭州的巨大反差；苏轼心境的落寞乃至沮丧；他又如何重读《庄子》，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心态面对并接纳密州的生活；还谈到他的创作尤其是词作怎样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等等。
作者依托史料将这些故事串连起来，虽然文字不多，篇幅不长，读者却不仅从中认识了历史，而且也透过时间的长廊，感知到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的存在，体察到传主人生阶段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与变化。
看来，传记作者的创作原则确实收到了颇佳的效果。
第三，传记著作不仅要叙说历史，重现那尘封雾蒙的往事与人物，使之活灵活现起来，而且还应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用睿智的理性和哲人的目光审视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对其作了科学而公正的裁决。
在这一方面，该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其中处理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便是一例。
众所周知，苏、王在变法问题上，在政治立场上，有着尖锐的对立和巨大的分歧，而两人又有私交。
当然，如果对近千年来聚讼纷纭的王安石变法及围绕变法问题而产生的苏、王之间的是非恩怨进行详尽的铺写和评判，并非本书所能担当而且也不必担当。
因为，尽管从根本上说，由于变法影响了苏轼的大半生，但苏、王关系毕竟只是苏轼生活道路上的一段插曲。
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对当时复杂的政局及苏、王二人的个性、经历、思想方式以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与各自的出处进退所带来的心态变化等各种情况进行客观而冷静的分析，而是凭感情用事，褒贬失当，也很难得出稳妥的结论。
尤其是对王安石，自宋代以来的不少作品甚至将其写成十足的坏人，显然极不公允。
而苏轼作为本书的传主，如果作者厚爱有加，不谨慎从事，也容易出现偏颇。
但作者较好地把握了分寸，调整了思路，即不过多地纠缠变法问题本身，而侧重从人格精神的角度叙述他们的离合。
因而，书中既写了苏、王二人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表现出的不同的政见之争、深刻的矛盾对立，也写了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经宦海风波之后友谊的日益笃厚。
苏、王金陵相会的一幕及互相切磋学问、谈论国政的情景都是相当感人的。
作者认为，他们当年的争执皆出以公心，并非个人恩怨；他们都具有伟大的人格与渊博的学养；王安石是时代的伟人、真正的政治家，等等，这些观点具有“当代意识”，且评价不算过分。
至于苏轼本人，通过作者纵横捭阖的剖析与描绘，其现世性与超越性交融在一起的智者形象盖已深入读者心中。
本书题名全称为《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苏轼传》，大概意在说明：传主真实的一生，已经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人生模式与文化性格，而这也正是苏轼与历代读者建立起来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的原由，苏轼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个体本身。
以上例证，也表明传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注意提升本书的学术品位。
但是，不能说该著没有可挑剔之处。
比如，说“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就值得商榷。
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实，苏轼在任职杭州通判即37岁时已有词作问世，换言之，现存苏轼词集中的某些作品，是他通判杭州以前创作的。
当然，究竟写了多少篇、是否算作一个创作阶段等问题尚可进一步考辨、讨论，但不应断定苏轼从通判杭州才开始填词。
再如，附录一《苏轼生平创作年表》中列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是公元1036年，而在“生平经历”一档列“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四川眉山……”，其处理方法欠当，起码是不够清楚，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而且与“引言”中谓苏轼生于1037年自相矛盾（按：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即农历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亦即公元1037年1月8日）。
又如，书中将年号“景佑”误作“景佑”，人名“石声淮”误作“石淮声”，书名《东坡词编年笺证》误作《东坡诗编年笺证》等，盖因排版、校对不精所致。
另外，本书引用作品，多有篇名、题名，引用他人语（如叶燮、陈寅恪语）而不注出处；对白全用现代汉语，而引文采用原文。
这种写法是否最好
抑或是为了雅俗共赏，可谈性强
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时有不和谐之感，故而尚存疑惑。
此就书中某些观点、史实、文字、写法等方面分别举例以示苛责，供其参考。
但无论如何，出现于世纪之交的这部新版《苏轼传》，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但愿它能同苏轼及其作品一样，拥有众多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