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所说的意境包括哪些内容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1877～1927）著。
论述中国戏曲形成过全书共16章﹐以宋﹑元两朝为重点﹐徵引历代有关资料﹐说明其源流演变中介绍了古代巫者的装神和娱神﹔春秋战国时代倡优的戏谑和讽谏﹔汉代的角觝戏﹔唐代的歌舞戏﹑滑稽戏﹑参军戏等。
书中认为﹐宋代滑稽戏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小说与讲史的故事结构﹐傀儡戏和影戏的人物造型﹐舞队的动作﹐乐曲的成套唱腔﹐都促进了宋杂剧的形成。
书中提出﹐宋杂剧尚兼有竞技游戏﹐还不是纯正的戏曲。
与宋杂剧时间相近﹑体制相仿的有金院本。
我需要一篇戏剧的读书笔记
《宋元戏曲史》读书笔记 《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史料详赡、论证严密的戏曲史，该书原名为《宋元戏曲考》，是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带有总结性的最重要的著作。
《宋元戏曲史》以宋元戏曲为主要考察对象，追溯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同时也探讨了一些中国戏曲史研究中带根本性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将《人间词话》中的“意境论”成功地运用于戏曲学理论之中，原文如下:“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
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王国维认为元剧最佳不在思想结构而在文章，实乃知言。
并将“意境”这一美学范畴运用于曲学，也是发前人所未发之论。
就《宋元戏曲史》中所体现的审美取向而言，从《人间词话》到《宋元戏曲史》，王国维的美学观基本无甚变化。
所变化的是王国维的研究兴趣由西学转移到了国学，由纯思辨哲学转移到文史考证之学。
《宋元戏曲史》正是王国维运用乾嘉考证之学得出的研究成果，钩沉故实，颇多创见。
宋元戏曲的发展史是什么
作者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
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沉晦，且数百年，愚甚惑焉。
”这说是对我国传统文学观对戏曲的轻视，历代研究者的“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古代对戏曲的研究。
纪初王国维在吸收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之后，写出《宋元戏曲考》，中国的戏曲研究才开始由古代传统向现代科学的方向转化。
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作者的所集结的心血，也是我们学习研究的榜样。
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从内容来看，是作者有关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方面的考察和思考。
他对中国戏剧起源的考察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为巫，一为优。
由巫一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楚越等地的巫风，《诗经》、《楚辞》、《汉书》、《说文解字》等文献为考察巫风的主要依据。
由优一系，王氏注意到优孟衣冠、优施遭诛于郏谷等史实，《春秋》三传、《史记》、《列女传》为其主要的文献依据。
王国维考察中国戏剧形成主要着眼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故他又以此为标尺，梳理秦汉以下各种史籍，注意到两汉之角抵百戏，魏晋之“辽东妖妇”，北齐之“兰陵王”、“踏摇娘”，隋唐之“参军戏”、“歌舞戏”等史实。
上所载滑稽剧中，无在不可见此二色之对立。
如李可及之儒服险巾，褒衣博带；崔铉家童之执简束带，旋辟唯诺；南唐伶人之绿衣大面，作宣州土地神，皆所谓参军者为之；而与之对待者，则为苍鹘。
此说观下章所载宋代戏剧，自可了然，此非想象之说也。
要之：唐五代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
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
但作者在考察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时，也有很大的出入。
他认为，中国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这种思路给后世带来相当大的误导。
在考察中国戏剧形成时，王国维首重“歌舞”，特别是戏中之“曲”，这也反映着他对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的理解，但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感性的、形而下的。
当他带着这样的观念，沿着历史线索探求中国戏剧的形成时，不能不明显带有“进化论”的色彩。
若以不断成熟、不断进化的眼光（而不是“质变”的眼光）来审视相关史实和现象，必然人见人殊，难形成定论。
宋辽金三朝之滑稽剧，其见于载籍者略具于此。
此种滑稽剧，宋人亦谓之杂剧，或谓之杂戏。
吕本中《童蒙训》曰：“作杂剧者，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
”吴自牧《梦粱录》亦云：“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圣节内殿杂戏，为有使人预宴，不敢深作谐谑。
”则无使人时可知。
是宋人杂剧，固纯以诙谐为主，与唐之滑稽剧无异。
但其中脚色，较为著明，而布置亦稍复杂。
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正戏剧尚远。
然谓宋人戏剧，遂止于此，则大不然。
虽明之中叶，尚有此种滑稽剧，观文林《琅邪漫钞》，徐咸《西园杂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者，全与宋滑稽剧无异。
若以此概明之戏剧，未有不笑者也。
宋剧亦然。
故欲知宋元戏剧之渊源，不可不兼于他方面求之也。
在“宋之小说杂戏”一章，王国维注意到宋代讲话、傀儡戏、影戏、三教、讶鼓、舞队等与戏剧相关的各种文艺现象。
论及宋代讲话的意义，他说:“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发达者，实不少也。
”然但为著述上之事，与宋之小说无与焉。
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谓：说话有四种：一小说、一说经、一说参请、一说史书。
《梦粱录》（卷二十）所纪略同。
这章深刻的揭示了，戏剧这种很好的结合语言而成的艺术形式的多种样式。
“宋之乐曲”一章，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
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
其体始于唐之中叶，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渐多，及宋而大盛。
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
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阕为率。
其话题涉及宋金大曲、缠达、诸宫调、唱赚等多种“乐曲”的考察，其目的是从“形式”、“材料”两方面为后来的“真戏剧”找到源头。
作者将董解元的《西厢记》判定为诸宫调，洵属卓识。
在本章中，他还据《武林旧事》、《梦粱录》等文献，考订《事林广记》所载赚词当出自南宋人之手，其观点后来也为学界所认同。
《宋元戏曲史》第五章“宋官本杂剧段数”、第六章“金院本名目”、第七章“古剧之结构”等三章主要是关于宋金杂剧、院本的研究。
在第五、六两章中，王国维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依据所用曲调的不同，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进行分类。
据王氏的考证，二百八十种“官本杂剧段数”中，“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诸宫调者二，用普通词调者三十有五”。
六百九十种“院本名目”中，用大曲者十六，用法曲者七，用词调者三十有七，用诸宫调者一。
然后，他对金院本做论断云:“则其体裁，全与宋官本杂剧段数相似。
宋金以前杂剧院本，今无一存。
又自其目观之，其结构与后世戏剧迥异，故谓之古剧。
古剧者，非尽纯正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既如前二章所述矣。
盖古人杂剧，非瓦舍所演，则于宴集用之。
唯著曲名者，不及全体十分之一;而官本杂剧则过十分之五，此其相异者也。
”但《宋元戏曲史》仅仅将宋金杂剧当作中国戏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待，这是他的眼光局限所制。
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等五章是其对元人杂剧的研究。
第八章“元杂剧之渊源”主要从“形式”（即元剧所用调牌）和“材料”（即内容题材）两方面论证其渊源自“宋金旧曲”、宋金“古剧”。
在“元剧之时地”一章，王国维主要是根据《录鬼簿》等文献考证元剧历史分期、流传地域、发达之因等问题，许多结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国维将元曲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至元一统之初。
《录鬼簿》卷上所录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
其人皆北人也。
……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后至至顺后至元间。
《录鬼簿》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或不相知者’是也。
……三、至正时代:《录鬼簿》所谓‘方今才人’是也。
”按照这样的分期法，作者必然得到的结论是: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为北人，可见大都、平阳等北地为“杂剧之渊源地”，元中叶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杂剧遂走向衰微。
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数者；唯杂剧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则为省掾令史之属。
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者，则唯汉人（其中唯李直夫为女真人）。
盖自金末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反优于科目。
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垂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
故文章之士，非刀笔吏无以进身，则杂剧家之多为掾史，固自不足怪也 王国维关于元剧前盛后衰的论断，是后人对元剧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看法，但实际上也有不少问题。
元钟嗣成《录鬼簿》是今人了解元剧历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王国维据以勾勒元剧历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录鬼簿》本身并非“按年代次序”编写的，所以王国维（及后来人）据《录鬼簿》的分组对元剧进行历史分期是不够可靠的。
洛地《〈录鬼簿〉分组、排列及元曲作家的“分期”》一文曾指出，《录鬼簿》下卷“方今才人”组甚至有不少迟于“上卷”中“前辈已死”组者!他据元曲家生平重新“分期”，则发现前、中、后三期作家人数略相当，并无前盛后衰现象。
。
元杂剧家可知者不足二百人，而元代诗家可知者约两千人，词家约两百人，这些诗词作家绝大多数没有杂剧创作（偶有散曲创作亦多限于小令）。
元废科举固为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导致元代绝大多数文人投身于杂剧事业，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元代最具才华的文人在杂剧家队伍之中! 在“元剧之存亡”一章，王国维主要根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以及《元曲选》等文献考察元杂剧剧本的存亡情况。
此外佚籍，恐尚有发见之一日，但以大数计之，恐不能出二百种以上也 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 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
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案《说文》（六）：“楔、櫼也。
”今木工于两木间有不固处，则斫木札入之，谓之楔子，亦谓之櫼。
杂剧之楔子亦然。
四折之外，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之。
昔人谓北曲之楔子，即南曲之引子，其实不然。
元剧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间，大抵用〔仙吕·赏花时〕或〔端正好〕二曲。
唯《西厢记》第二剧中之楔子，则用〔正宫·端正好〕全套，与一折等，其实亦楔子也。
除楔子计之，仍为四折。
唯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则有五折，又有楔子。
此为元剧变例。
又张时起之《赛花月秋千记》，今虽不存，然据《录鬼簿》所纪，则有六折。
此外无闻焉。
若《西厢记》之二十折，则自五剧构成，合之为一，分之则仍为五。
此在元剧中亦非仅见之作。
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
故元剧对此三者，各有其相当之物。
其纪动作者，曰科；纪言语者，曰宾、曰白；纪所歌唱者，曰曲。
元剧中所纪动作，皆以科字终。
后人与白并举，谓之科白，其实自为二事。
元剧脚色中，除末、旦主唱，为当场正色外，则有净有丑。
而末、旦二色，支派弥繁。
今举其见于元剧者，则末，有外末、冲末、二末、小末；旦，有老旦、大旦、小旦、旦俫、色旦、搽旦、外旦、贴旦等。
元剧中歌者与演者之为一人，固不待言。
毛西诃《词话》，独创异说，以为演者不唱，唱者不演。
然《元曲选》各剧，明云末唱、旦唱，《元刊杂剧》亦云“正末开”或“正末放”，则为旦、末自唱可知。
且毛氏连厢之说，元明人著述中从未见之，疑其言犹蹈明人杜撰之习。
即有此事，亦不过演剧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概元剧也。
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集中体现了王国维对元剧结构体制、艺术成就的认识，对后来影响甚大，最值得注意。
王国维关于元剧最重要的结论是: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
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
元曲亦然。
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兹举数例以证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
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
，元剧被视为有丰富“人民性”的文化遗产来看待，许多论著乃强为解说，论证元剧思想内容如何“进步深刻”、戏剧结构如何“严谨高妙”，与王国维相比，此种认识可以说是严重的倒退! 王国维力关于元剧曲、白作者的归属说:“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
”这种看法实际反映着王国维对元剧认识的不足。
如果我们不是把关、白、马、郑当作“戏剧家”来看待，而是以“元曲家”来看待，“曲”为作家所作而“白”为伶人所作，也许就不会完全“不可思议”。
进而我们才可以理解元剧何以思想“鄙陋”、关目“拙劣”:元曲家最关心的是套曲的制作并以此显示才情，其白则不妨交付伶人，故有“思想之鄙陋”;元剧以曲体结构（即北曲四套）为根本，在四套北曲的框架内，正常的“戏剧结构”势难展开，故不能不关目“拙劣”。
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两章都是王国维有关南戏的研究。
王国维首先对沈璟《南九宫谱》所存南曲五百四十三个调牌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然后又通过对《荆》、《刘》、《拜》、《杀》、《琵琶记》等剧目的调查，认为“其故事关目皆有所由来，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也” 。
这些认识都是非常高明的，但当他最终对南戏之时代做出判断时，因“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出于元明之间” ，故将南戏置于元杂剧之后。
元剧进步之二大端，既于第八章述之矣。
然元剧大都限于四折，且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其律至严，不容逾越。
故庄严雄肆，是其所长；而于曲折详尽，犹其所短也。
至除此限制，而一剧无一定之折数，一折（南戏中谓之一出）无一定之宫调；且不独以数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数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则南戏之一大进步，而不得不大书特书以表之者也。
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
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
吾辈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种南戏耳。
然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
今试就其曲名分析之，则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今南曲谱录之存者，皆属明代之作。
以吾人所见，则其最古者，唯沈璟之《南九宫谱》二十二卷耳。
此书前有李维桢序，谓出于陈、白二谱；然其注新增者不少。
由是观之，则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
而《草木子》反谓“元朝南戏盛行，及当乱，北院本（此谓元人杂剧）特盛，南戏遂绝”者，果何说欤
曰：叶氏所记，或金华一地之事。
然元代南戏之盛，与其至明初而衰息，此亦事实，不可诬也。
元南戏之文章，以《荆》、《刘》、《拜》、《杀》并称，得《琵琶》而五，此五本尤以《拜月》、《琵琶》为眉目，此明以来之定论也。
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
故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
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戏清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
此由地方之风气，及曲之体制使然。
而元曲之能事，则固未有间也。
元人南戏，推《拜月》、《琵琶》。
明代如何元朗、臧晋叔、沈德符辈，皆谓《拜月》出《琵琶》之上。
然《拜月》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但变其体制耳。
明人罕睹关剧，又尚南曲，故盛称之。
今举其例，资读者之比较焉。
最后说就乐曲之方面论之。
至于戏剧，则除《拨头》一戏，自西域入中国外，别无所闻。
辽金之杂剧院本，与唐宋之杂剧，结构全同。
吾辈宁谓辽金之剧，皆自宋往，而宋之杂剧，不自辽金来，较可信也。
至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
而亦大用古剧之材料，与古曲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
当代公认的十大国学大师是谁
NO.1 王国维上榜：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开创性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代表作：《人间词话》、《人间词》、《宋元戏曲史》、《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多收入《王国维遗书》。
集外旅日所作笔札，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一书。
弟子：顾颉刚，赵万里，姜亮夫等NO.2 梁启超上榜理由：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长期活跃政坛，是对近代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风云人物。
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等领域都广有建树。
代表作：《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佛学研究十八篇》，多收入《饮冰室全集》。
弟子：徐自摩，蔡锷，胡适，谢国桢等NO.3 章太炎上榜理由：近现代朴学大师，小学大师，经学大师，史学大师，晚年潜心研究佛学，旅日期间曾苦学梵文，更以佛学解注老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其在小学一面，长于训诂，独步古今，后之学人唯有黄侃一人堪与匹敌。
经学方面，幼毕四书五经，出口能诵;诸子百家，信手拈来。
尤其对唐以前古籍颇为精通，可谓了如指掌，为学界所畏服。
代表作：《新方言》、《春秋左传读》、《訄书》、《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菿汉微言》、《国学讲演录》》等。
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鲁迅，朱季海等。
NO.4 陈寅恪上榜理由：近代史学大师，尤精于唐史的研究，为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父为近代著名学人陈三立，人称陈散原的便是，有《散原精舍诗》传世。
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除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以外，尤精于梵文、藏语、突厥语、西夏语、契丹语，同时他还精晓小亚细亚等多种业已消失的小语种。
据曹聚仁统计(《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其所晓语言约有18种之多，堪为语言界奇迹，为世人叹服。
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等。
弟子：蒋天枢，刘节，季羡林等NO.5 黄侃上榜理由：其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更令世人惊叹的是其在生前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其曾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
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还在武大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其治学严谨的证明。
在其生前，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其终不为所动。
其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为公认的国学大师。
代表作：《文心雕龙札记》，《反切解释》，《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黄侃论学杂著》， 《说文笺识四种》， 《字正初编》，《黄季刚先生遗书》， 《文选黄氏学》(注：为后人整理编订)弟子：徐复，潘重规，潘锦等NO.6 刘师培上榜理由：其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其为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其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上，他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主要著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NO.7 王力上榜理由：其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
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
另外，其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汉语诗律学》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古代汉语》，《诗词格律》，《语法和语法教学》，《广州话浅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诗词格律概要》，《楚辞韵读》，《诗经韵读》，《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龙虫并雕斋诗集》，《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十讲》，《中国音韵学》，《王力诗论》，《中国语文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
NO.8 季羡林上榜理由：其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堪为世界上少数几位能精通佛教梵文的大师，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等领域。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
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主要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教育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NO.9 徐复上榜理由：其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
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
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
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
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
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等。
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
代表作品：《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广雅诂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等。
NO.10 钱钟书上榜理由：自幼天资过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其在清华读书期间，横扫清华图书馆;留英期间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泡了几年。
后又随妻子杨绛留法一年，饱览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读书之多，古今中外罕有能比。
为学渊博精深，冶古今于一炉，融中外为一家。
精通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中英文造诣之高，无出其右。
著《管锥编》四册，一百三十余万言，以典雅的文言写成，并对《毛诗正义》、《老子王弼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典籍，作了详细的考释、批注与阐发，引用了古今中外4000位作家的13000多部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读书笔记多达90000余页，多种语种，数千万字。
代表作：《围城》、《人兽鬼》、《钱钟书散文》、《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记事补遗》、《容安馆笔札》等。
弟子：栾贵明等国学大师评判标准大师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
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
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
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
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
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
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
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
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
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
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
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
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
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
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
(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
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国学大师名称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
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
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
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
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
传统文化经典篇目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参考书目《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四书集注》、《增广贤文》、《三字经》、《史记》、《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左传》、《战国策》、《公羊传》、《读通鉴论》、《道德经《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孙子兵法》、《鬼谷子》、《明夷待访录《论衡》、《神灭论》、《幼学琼林》、《百家姓》、《千字文》、《颜氏家训》、《近思录》、《传习录》、《严复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楚辞》、《汉赋》、《陶渊明集》、《昭明文选》、《李太白全集》《韩昌黎集》、《白香山集》、《杜工部集》柳河东集》《苏轼集》《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陆放翁全集》、《稼轩长短句》、《古文观止》、《乐府诗集》、《十八家诗抄》、《王临川集》、《窦娥冤》、《元曲选》、《封神演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世说新语》、《西厢记》、《浮生六记》、《菜根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闲情偶寄》、《镜花缘》、《陶庵梦忆》、《桃花扇》、《长生殿》、《牡丹亭》、《说文解字》、《文心雕龙》、《诗品》、《人间词话》、《书目问答》、《宋元戏曲考》、《太平广记》、《古今图书集成》、《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梦溪笔谈》、《天工开物》、《山海经》、《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其他经典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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