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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读书笔记
作者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
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沉晦，且数百年，愚甚惑焉。
”这说是对我国传统文学观对戏曲的轻视，历代研究者的“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古代对戏曲的研究。
纪初王国维在吸收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之后，写出《宋元戏曲考》，中国的戏曲研究才开始由古代传统向现代科学的方向转化。
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作者的所集结的心血，也是我们学习研究的榜样。
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从内容来看，是作者有关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方面的考察和思考。
他对中国戏剧起源的考察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为巫，一为优。
由巫一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楚越等地的巫风，《诗经》、《楚辞》、《汉书》、《说文解字》等文献为考察巫风的主要依据。
由优一系，王氏注意到优孟衣冠、优施遭诛于郏谷等史实，《春秋》三传、《史记》、《列女传》为其主要的文献依据。
王国维考察中国戏剧形成主要着眼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故他又以此为标尺，梳理秦汉以下各种史籍，注意到两汉之角抵百戏，魏晋之“辽东妖妇”，北齐之“兰陵王”、“踏摇娘”，隋唐之“参军戏”、“歌舞戏”等史实。
上所载滑稽剧中，无在不可见此二色之对立。
如李可及之儒服险巾，褒衣博带；崔铉家童之执简束带，旋辟唯诺；南唐伶人之绿衣大面，作宣州土地神，皆所谓参军者为之；而与之对待者，则为苍鹘。
此说观下章所载宋代戏剧，自可了然，此非想象之说也。
要之：唐五代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
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
但作者在考察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时，也有很大的出入。
他认为，中国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这种思路给后世带来相当大的误导。
在考察中国戏剧形成时，王国维首重“歌舞”，特别是戏中之“曲”，这也反映着他对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的理解，但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感性的、形而下的。
当他带着这样的观念，沿着历史线索探求中国戏剧的形成时，不能不明显带有“进化论”的色彩。
若以不断成熟、不断进化的眼光（而不是“质变”的眼光）来审视相关史实和现象，必然人见人殊，难形成定论。
宋辽金三朝之滑稽剧，其见于载籍者略具于此。
此种滑稽剧，宋人亦谓之杂剧，或谓之杂戏。
吕本中《童蒙训》曰：“作杂剧者，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
”吴自牧《梦粱录》亦云：“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圣节内殿杂戏，为有使人预宴，不敢深作谐谑。
”则无使人时可知。
是宋人杂剧，固纯以诙谐为主，与唐之滑稽剧无异。
但其中脚色，较为著明，而布置亦稍复杂。
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正戏剧尚远。
然谓宋人戏剧，遂止于此，则大不然。
虽明之中叶，尚有此种滑稽剧，观文林《琅邪漫钞》，徐咸《西园杂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者，全与宋滑稽剧无异。
若以此概明之戏剧，未有不笑者也。
宋剧亦然。
故欲知宋元戏剧之渊源，不可不兼于他方面求之也。
在“宋之小说杂戏”一章，王国维注意到宋代讲话、傀儡戏、影戏、三教、讶鼓、舞队等与戏剧相关的各种文艺现象。
论及宋代讲话的意义，他说:“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发达者，实不少也。
”然但为著述上之事，与宋之小说无与焉。
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谓：说话有四种：一小说、一说经、一说参请、一说史书。
《梦粱录》（卷二十）所纪略同。
这章深刻的揭示了，戏剧这种很好的结合语言而成的艺术形式的多种样式。
“宋之乐曲”一章，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
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
其体始于唐之中叶，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渐多，及宋而大盛。
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
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阕为率。
其话题涉及宋金大曲、缠达、诸宫调、唱赚等多种“乐曲”的考察，其目的是从“形式”、“材料”两方面为后来的“真戏剧”找到源头。
作者将董解元的《西厢记》判定为诸宫调，洵属卓识。
在本章中，他还据《武林旧事》、《梦粱录》等文献，考订《事林广记》所载赚词当出自南宋人之手，其观点后来也为学界所认同。
《宋元戏曲史》第五章“宋官本杂剧段数”、第六章“金院本名目”、第七章“古剧之结构”等三章主要是关于宋金杂剧、院本的研究。
在第五、六两章中，王国维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依据所用曲调的不同，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进行分类。
据王氏的考证，二百八十种“官本杂剧段数”中，“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诸宫调者二，用普通词调者三十有五”。
六百九十种“院本名目”中，用大曲者十六，用法曲者七，用词调者三十有七，用诸宫调者一。
然后，他对金院本做论断云:“则其体裁，全与宋官本杂剧段数相似。
宋金以前杂剧院本，今无一存。
又自其目观之，其结构与后世戏剧迥异，故谓之古剧。
古剧者，非尽纯正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既如前二章所述矣。
盖古人杂剧，非瓦舍所演，则于宴集用之。
唯著曲名者，不及全体十分之一;而官本杂剧则过十分之五，此其相异者也。
”但《宋元戏曲史》仅仅将宋金杂剧当作中国戏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待，这是他的眼光局限所制。
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等五章是其对元人杂剧的研究。
第八章“元杂剧之渊源”主要从“形式”（即元剧所用调牌）和“材料”（即内容题材）两方面论证其渊源自“宋金旧曲”、宋金“古剧”。
在“元剧之时地”一章，王国维主要是根据《录鬼簿》等文献考证元剧历史分期、流传地域、发达之因等问题，许多结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国维将元曲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至元一统之初。
《录鬼簿》卷上所录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
其人皆北人也。
……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后至至顺后至元间。
《录鬼簿》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或不相知者’是也。
……三、至正时代:《录鬼簿》所谓‘方今才人’是也。
”按照这样的分期法，作者必然得到的结论是: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为北人，可见大都、平阳等北地为“杂剧之渊源地”，元中叶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杂剧遂走向衰微。
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数者；唯杂剧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则为省掾令史之属。
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者，则唯汉人（其中唯李直夫为女真人）。
盖自金末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反优于科目。
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垂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
故文章之士，非刀笔吏无以进身，则杂剧家之多为掾史，固自不足怪也 王国维关于元剧前盛后衰的论断，是后人对元剧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看法，但实际上也有不少问题。
元钟嗣成《录鬼簿》是今人了解元剧历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王国维据以勾勒元剧历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录鬼簿》本身并非“按年代次序”编写的，所以王国维（及后来人）据《录鬼簿》的分组对元剧进行历史分期是不够可靠的。
洛地《〈录鬼簿〉分组、排列及元曲作家的“分期”》一文曾指出，《录鬼簿》下卷“方今才人”组甚至有不少迟于“上卷”中“前辈已死”组者!他据元曲家生平重新“分期”，则发现前、中、后三期作家人数略相当，并无前盛后衰现象。
。
元杂剧家可知者不足二百人，而元代诗家可知者约两千人，词家约两百人，这些诗词作家绝大多数没有杂剧创作（偶有散曲创作亦多限于小令）。
元废科举固为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导致元代绝大多数文人投身于杂剧事业，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元代最具才华的文人在杂剧家队伍之中! 在“元剧之存亡”一章，王国维主要根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以及《元曲选》等文献考察元杂剧剧本的存亡情况。
此外佚籍，恐尚有发见之一日，但以大数计之，恐不能出二百种以上也 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 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
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案《说文》（六）：“楔、櫼也。
”今木工于两木间有不固处，则斫木札入之，谓之楔子，亦谓之櫼。
杂剧之楔子亦然。
四折之外，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之。
昔人谓北曲之楔子，即南曲之引子，其实不然。
元剧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间，大抵用〔仙吕·赏花时〕或〔端正好〕二曲。
唯《西厢记》第二剧中之楔子，则用〔正宫·端正好〕全套，与一折等，其实亦楔子也。
除楔子计之，仍为四折。
唯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则有五折，又有楔子。
此为元剧变例。
又张时起之《赛花月秋千记》，今虽不存，然据《录鬼簿》所纪，则有六折。
此外无闻焉。
若《西厢记》之二十折，则自五剧构成，合之为一，分之则仍为五。
此在元剧中亦非仅见之作。
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
故元剧对此三者，各有其相当之物。
其纪动作者，曰科；纪言语者，曰宾、曰白；纪所歌唱者，曰曲。
元剧中所纪动作，皆以科字终。
后人与白并举，谓之科白，其实自为二事。
元剧脚色中，除末、旦主唱，为当场正色外，则有净有丑。
而末、旦二色，支派弥繁。
今举其见于元剧者，则末，有外末、冲末、二末、小末；旦，有老旦、大旦、小旦、旦俫、色旦、搽旦、外旦、贴旦等。
元剧中歌者与演者之为一人，固不待言。
毛西诃《词话》，独创异说，以为演者不唱，唱者不演。
然《元曲选》各剧，明云末唱、旦唱，《元刊杂剧》亦云“正末开”或“正末放”，则为旦、末自唱可知。
且毛氏连厢之说，元明人著述中从未见之，疑其言犹蹈明人杜撰之习。
即有此事，亦不过演剧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概元剧也。
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集中体现了王国维对元剧结构体制、艺术成就的认识，对后来影响甚大，最值得注意。
王国维关于元剧最重要的结论是: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
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
元曲亦然。
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兹举数例以证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
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
，元剧被视为有丰富“人民性”的文化遗产来看待，许多论著乃强为解说，论证元剧思想内容如何“进步深刻”、戏剧结构如何“严谨高妙”，与王国维相比，此种认识可以说是严重的倒退! 王国维力关于元剧曲、白作者的归属说:“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
”这种看法实际反映着王国维对元剧认识的不足。
如果我们不是把关、白、马、郑当作“戏剧家”来看待，而是以“元曲家”来看待，“曲”为作家所作而“白”为伶人所作，也许就不会完全“不可思议”。
进而我们才可以理解元剧何以思想“鄙陋”、关目“拙劣”:元曲家最关心的是套曲的制作并以此显示才情，其白则不妨交付伶人，故有“思想之鄙陋”;元剧以曲体结构（即北曲四套）为根本，在四套北曲的框架内，正常的“戏剧结构”势难展开，故不能不关目“拙劣”。
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两章都是王国维有关南戏的研究。
王国维首先对沈璟《南九宫谱》所存南曲五百四十三个调牌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然后又通过对《荆》、《刘》、《拜》、《杀》、《琵琶记》等剧目的调查，认为“其故事关目皆有所由来，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也” 。
这些认识都是非常高明的，但当他最终对南戏之时代做出判断时，因“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出于元明之间” ，故将南戏置于元杂剧之后。
元剧进步之二大端，既于第八章述之矣。
然元剧大都限于四折，且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其律至严，不容逾越。
故庄严雄肆，是其所长；而于曲折详尽，犹其所短也。
至除此限制，而一剧无一定之折数，一折（南戏中谓之一出）无一定之宫调；且不独以数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数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则南戏之一大进步，而不得不大书特书以表之者也。
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
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
吾辈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种南戏耳。
然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
今试就其曲名分析之，则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今南曲谱录之存者，皆属明代之作。
以吾人所见，则其最古者，唯沈璟之《南九宫谱》二十二卷耳。
此书前有李维桢序，谓出于陈、白二谱；然其注新增者不少。
由是观之，则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
而《草木子》反谓“元朝南戏盛行，及当乱，北院本（此谓元人杂剧）特盛，南戏遂绝”者，果何说欤
曰：叶氏所记，或金华一地之事。
然元代南戏之盛，与其至明初而衰息，此亦事实，不可诬也。
元南戏之文章，以《荆》、《刘》、《拜》、《杀》并称，得《琵琶》而五，此五本尤以《拜月》、《琵琶》为眉目，此明以来之定论也。
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
故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
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戏清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
此由地方之风气，及曲之体制使然。
而元曲之能事，则固未有间也。
元人南戏，推《拜月》、《琵琶》。
明代如何元朗、臧晋叔、沈德符辈，皆谓《拜月》出《琵琶》之上。
然《拜月》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但变其体制耳。
明人罕睹关剧，又尚南曲，故盛称之。
今举其例，资读者之比较焉。
最后说就乐曲之方面论之。
至于戏剧，则除《拨头》一戏，自西域入中国外，别无所闻。
辽金之杂剧院本，与唐宋之杂剧，结构全同。
吾辈宁谓辽金之剧，皆自宋往，而宋之杂剧，不自辽金来，较可信也。
至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
而亦大用古剧之材料，与古曲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
《宋元戏曲史》作者王国维是什么派别的?
中国文学的鉴赏 袁行霈 一 滋 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鉴赏离不开对语言的咀嚼和玩味.读懂是第一步,但仅仅读懂还不够,要能欣赏语言的巧妙、语言的美.中国有句成语叫“咬文嚼字”,似乎有点贬义.但文学鉴赏不能不学会“咬文嚼字”.元遗山《与张中杰郎中论文诗》云：“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这是文学鉴赏的经验之谈. 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借助字典、辞典,然而字典、辞典只解释字词的意思,不可能把它的滋味告诉读者.一般的注本也不过是注出词义、典故.隐藏在语言深层的情韵,附着在词语之上的色彩,未必能借助工具书和注释得到.这只有通过自己大量的阅读,反复的玩味,才能逐渐体会. 例如“白日”,辞典注曰“太阳”.但熟悉古典诗歌的人都会感到这个词以“白”形容“日”,似乎强调了“日”的亮度；左思说：“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鲍照说：“白日正中时,天下共明光.”“白日”是“太阳”,但是经过诗人反复使用后,它已带有一种光芒万丈的气象.王之涣的《登鹊雀楼》一开头说“白日依山尽”,虽然写的是夕阳,但因用了“白日”这两个字,仍给人以辉煌灿烂的感觉. 又如“东篱”,陶渊明《饮酒》诗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家院子东边有一道篱笆,下边种着菊花,这本是普通的田家景色.可是因为陶渊明是一位著名隐士,菊几乎成了他的化身,所以连带着“东篱”也有了远离尘俗的意味. 再看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四字既点明时令,又暗喻李龟年和自己两人的遭遇,还暗喻唐王朝的局势,含蓄蕴藉,大可玩味. 《论语·雍也》说：“伯牛有疾,子问之,自 脂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斯疾,重复一个“斯”字,孔子那种爱惜悲痛的心情充分地传达了出来. 《世说新语》记载名士的言谈举止十分生动,如《文学》篇中,“了不长进”四字就很传神,特别是那个“了”字,耐人寻味.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小说戏曲中的词语,也有一些值得玩味的.《红楼梦》第四十四回,贾母骂贾琅：“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黄汤”就是“黄酒”,但用“黄场”往往有贬义.如《水 济》第十四回：“畜生!你却不径来见我,且在路上贪噇这口黄汤.我家中没得与你吃,辱没杀人!”元杂剧《朱砂担》第一折有：“我则是多吃了那几碗黄汤,以此赶不上他.”不该喝酒而喝了,酒后闯了祸,这时不用“黄酒”而用“黄汤”,别有一种趣味. “没嘴的葫芦”,比喻不多讲话的人.葫芦这比喻使人联想到憨厚的样子,再加上“没嘴”,这印象就更强烈了.《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袭人本来从小儿不言不语,我只说是没嘴的葫芦.既是你深知,岂有大错误的?”《西游记》第三十八回：“他就是个没嘴的葫芦,也与你滚上几滚.”元杂剧《蝴蝶梦》第二折：“浑身是口怎么支吾,恰似个没嘴的葫芦.”将这些例句互相对照,觉得更有意思. 又如《红楼梦》第七回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初次与宝玉相见,凤姐也在场.当秦钟向凤姐作揖问好时,“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这一段里“比下去了”四个字极其传神.除表示凤姐喜欢秦钟以外,还可看出凤姐对宝玉的爱.凤姐总以为别人都不及宝玉,经常拿别人和宝五相比,以往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如今这秦钟一来就把宝玉“比下去了”.一个泼辣女人的形象立刻出现在读者眼前. 《水浒传》第三回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鲁达听罢,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腰子在手里,睁眼看着郑屠说道：‘洒家特的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这“肉雨”二字,金圣叹批曰：“千古奇文.”李卓吾批曰：“‘肉雨’二字惩地形容,从未经人道过.”袁无涯批曰：“‘肉雨’二字俗而典,莽而趣,便生后拳头雨点之根.”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功能是很奇妙的.然而语言的表现力又是有限的,即使是语言大师也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中国的文学家深知“言不尽意”的道理,所以特别注重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把那些微妙的意味寄诸言外,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中国文学的鉴赏,要从语言入手,但不要被语言所局限,应当从言内到言外,品尝那些言外的滋味. 二 意 境 意境是作家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诗、赋、词、曲、小说、散文、骈文等各种文学体裁,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种类都可以创造出意境.注重意境的创造,是中国文学艺术共同的特点. 意境的形成,有赖于作家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二者的交融.或情随境生；或移情入境；或体贴物情,物我情融.有时意境很快就达到鲜明清晰的地步,有时需要在初始之境的基础上深化、开拓.《漫 叟诗话》说：杜甫的《曲江对酒》中的两句诗,原作“桃花欲共杨花语,黄鸟时兼白鸟飞”,后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改了三个字,意境遂大不相同.此诗是杜甫乾元元年在长安任拾遗时所作,他对肃宗既怀有幻想,又感到失望.久坐江畔,一种寂寞无聊之感袭上心来.“桃花欲共杨花语”,偏于想象,意境活泼,与此时之心情不合.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偏于写实,意境清寂,正好表现久坐无聊的心情. 诗词中鲜明的富于启示性的意境不胜枚举.“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杜甫《后出塞》其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延巳《遏金门》)“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元夕》)“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秦观《满庭芳》)“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 陆安春雨初雾》)这些诗句,我们反复体味,即可进入那意境之中,获得美的享受. 有些抒情写景的散文和骈文,也有诗的意境.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水州八记》、苏拭的前后《赤壁赋》等等,自不待言.即使是先秦诸子散文,如《论语》也有一些诗一样的片段.其《先进》篇中,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其他几个人都是直截了当地述说,只有曾哲是借一段描述性的语言来表达的：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害,咏而归. 这段文字就颇有意境. 戏曲有没有意境呢?也有.王国维说元杂剧之妙,“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曲考》)戏曲中的曲词尤其注重意境的表现.有些曲词善于描摹景物,烘托气氛,抒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如王实甫《西厢记》里《长亭送别》一折中的两支曲子：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小说有没有意境呢?也有.如《聊斋志异》中的《绿衣女》,写书生于璟在庙里读书,夜间忽有一女子在窗外赞曰：“于相公勤读哉!”于方疑思间,女已推扉笑入.绿衣长裙,婉妙无比.于生爱之,遂与寝处.女妙解音律,歌声动耳摇心.一夕,女走后于生听到她呼救的声音,声在檐间,一大蜘蛛捉一物,哀鸣声嘶.于破网挑下,则一绿蜂将毙.“捉归室中,置案头.停苏移时,始能行步.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旋展双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绝.”整篇小说都富有诗意,而末段尤有意境. 中国文学的创作既注重表现意境,文学的鉴赏当然也应该力求感受和进入意境.当我们读着那些意境深远的作品时,可能暂时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整个心灵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之中.有时是自己过去的审美经验被唤起,并和诗人取得共鸣.有时仿佛心灵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对宇宙和人生得到新的理解.有时会感到超越了故我,在人格上和智力上走向更加光明和智慧的境地. 怎样才能进入文学作品的意境呢?必须驰骋自己的想象和联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诗歌鉴赏需要运用想象和联想,已无须赘言,这里只讲讲戏曲的鉴赏.中国戏曲的表演有很强的虚拟性,乘车荡舟,骑马作战,扣门登楼,各种各样的动作都是由演员通过虚拟的方式加以表现,舞台上并没有真实的布景.那山山水水,干军万马,都要由观众自己去想象.而在读剧本的时候,眼前不但没有布景,而且没有演员,所见到的只是纸上的文字.读者要借助这些文字想象出舞台的情景,让死的文字一个个活起来,变成一些生动的场景.这样才能进入它的意境. 三 寄 托 中国文学本有托物言志的传统,《论语·子罕》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借松柏表现坚贞的人格.《离骚》里的美人香草,寄托了诗人高尚的情操.有些作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也常常隐去真意,而用托物言志的方法.在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中,不少是这样的.因此鉴赏中国文学,必须注意有无寄托,如果有寄托,就要进一步弄清是什么寄托,透过表层的意象,体察作者真正的思想感情.如李商隐的《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其二：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盘进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万里重阴非 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 这首诗以为雨所败的牡丹象征自己,咏物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曲折而细腻地表现了自己不幸的遭遇.又如元代诗人王冕的《白梅》：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笔下这株白梅高洁绝俗,而又不孤芳自赏,它愿意把自己的清香贡献出来,以加快春天的到来,寄托了诗人的理想. 在散文中有寄托的作品也不少见.韩愈的《杂说》四(《马说》)借着不为人知的千里马寄托了寒士的不平.周敦颐的《爱莲说》,以“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寄托自己的情怀,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 然而,我们应该避免穿凿附会,把那些并无寄托的作品说成是比兴寄托之作.这只能破坏鉴赏的趣味而无助于对作品的理解.汉儒对《诗经》的解说就犯这个毛病.例如《关眼》明明是一首情歌,却被解释为“后纪之德也”.清代陈沆用汉儒解诗的方法,笺释汉代至唐代的诗歌,也有不少穿凿附会之处,如汉乐府《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陈沆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显得迂腐可笑. 四 博 采 中国文学的鉴赏,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博采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知识,可以提高鉴赏的能力.例如诗歌的鉴赏,可以借鉴绘画、书法理论的地方就很多.清代王原祁论山水画说,用笔须“毛”,蔡 岂论书法艺术讲究“涩”,诗歌评论家论诗歌艺术讲到“拙”,我们可以互相印证.叶燮《原诗》论汉魏之诗说：“其工处乃在拙,其拙处乃在工.”陈师道《后山诗话》评刘禹锡的一首诗说：“语虽拙而意工.”袁枚《随园诗话》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画家所谓“毛”,书家所谓“涩”,诗家所谓“拙”,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的艺术讲究一个“虚”字,虚处见实.画家往往在画面上留出大片空白,让观画的人自己去想象补充.清初画家 宣重光《画签》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书家和篆刻家讲究“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中国文学追求言外之意,正是虚处见实,计白当黑,让读者在无字之处看出字来,进而领悟作品的情趣.如果对中国的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篆刻艺术有所了解,就会有助于对中国文学的鉴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