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的体会100字
第一部惑》：故事发生在抗战北平沦陷时期，北平圈胡同里祁老人渴望圆满的度过80大寿，然而日突然打进来，使表面本来和睦的胡同变得风云四起。
钱家二少爷与日本人同归于尽，冠家人为取得日本人信任而告发钱家，钱默吟被迫下狱，钱家大少爷和病死，在大哥的帮助下逃出城外开始抗战。
冠家最终在靠出卖女儿色相的帮助下取得了妓女所所长的职位。
瑞丰在妻子的帮助下进入教育局担任科长，不顾瑞宣的反对变相为日本人做事服务。
一边在敌人的一番拷打之后，钱老人的出狱，在胡同邻居的帮助下逐渐恢复神智，钱家儿媳产下一子。
在经历家破人亡的打击后，钱老人逐渐认清日本人的面目，独自一人在北平城内开始进行抗战。
第二部：在日本人的不断倾轧下，北平人逐渐开始缺煤缺粮，胡同里除了冠家人其余人的生活都变得越发贫乏，日本人也开始了对学校的思想控制，瑞宣不满，向学校辞职进了英国使馆工作。
由于日本人内部的势力更迭，瑞丰被新一波的势力推下科长之位，蓝东阳则成了的干部，胖见势改嫁给蓝东阳，瑞丰变得一无所有灰溜溜的回到五号院。
瑞宣的不合作态度使日本人抓走了祁家的长孙。
韵梅慌忙中托人找到了富善先生，请求富善先生帮忙，最后在富善的帮助下，瑞宣，被救出监狱。
日本人开戏园大会遭到钱老人的炸弹袭击，其中小文夫妇被日本人杀害，尤桐芳英勇牺牲。
由于众人的告密，大赤包入狱，冠家被封，不知所踪，高第与晓荷流落街头。
第三部：日本人的使日本人开始经济紧张，北平也随之开始了断煤断粮的生活，祁家也开始食物紧缺，冬日也没有煤火取暖。
失势的冠晓荷与瑞丰一同在街上游荡被日本特务抓走，大赤包在狱中被虐待致死，高第希望出城抗日在途中被当上特务的妹妹拦截最后回到北平在钱老人的指导下开始地下抗战。
日本人为了节约粮食开始规定粮食份额，每人定量领取掺土的共和面。
在这种粮食的摧残下北平人开始流行传染病，日本人在街上抓住得病的人进行活埋，孙七与刚被放出的冠晓荷惨遭活埋。
瑞全得到组织的命令回北平进行地下工作，回到北平的瑞全遇见了特务招弟，两人一番争斗后，瑞全是杀死了自己的前女友。
因为共和面的摧残小妞子死在了母亲的怀里，在韵梅的哭泣中人们被告知抗战胜利，欢愉庆祝。
拓展资料：1、赏析：该书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胡同内的祁家为主，钱家、冠家以及其他居民为辅，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反抗与顺从的选择，国家与个人的选择种种艰难的选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2、创作背景：《四世同堂》的创作开始于1944年。
老舍对于小说的创作准备则开始于1941年，此时正是北平沦陷的第五个年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文学在全民抗敌、同仇敌忾的情势下，表现出统一的步调和普遍高昂的爱国情绪，老舍在这样的环境下萌发了创作一篇关于抗战题材的小说的想法，但是苦于缺乏合适的题材故而一度搁置。
直到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老舍从夫人的经历中想到了一个完整的小说框架，于是开始在陪都重庆书写这部小说。
小说的写作延续了4年，其间经历了抗战胜利以及作者被邀出国讲学，直至1948年，老舍才在美国完成了这部达百万言的长篇巨制。
3、作者介绍：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
中国现代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精彩段落
在世界的东方，在黄河、长江横贯的地方，繁衍生息着五十六个民族，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母亲——中国，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经成立了整整六十周年。
在这六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无奈。
回想起改革开放，像我们这些九零后应该都没有太多的感触了。
但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一定能说出许多的故事吧。
在当时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下生活，我很难想象出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阅读了《四世同堂》。
在这个故事里讲述了一对为了荣华富贵甘愿做汉奸的夫妇，他们有一对性格和思想完全不同的女儿。
在那对夫妇的身上，我可以看到那些在战争时期为了权利、金钱和地位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卖国奴，以此来获取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宁愿自己整日像狗一样的听从别人的事换，也不愿意站起来把那些入侵我们国家的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在这些人的映衬下，我更加觉得在当时那些为了就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士兵们是那么的让人敬佩。
在当时，如果不是这些人以生命为代价去抗日、去战斗，我们今天就不会过上这么安定、这么美好的生活。
假如当时没有人并没有去抗日，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安稳的坐在教室里学习。
不敢去想，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我们又有怎样的理由在此虚度我们的年华呢
建国这六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食、衣着再到思想，虽说现在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世界上的领军国家。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祖国建设和发展付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从现在开始，从小事做起，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知识相结合，吧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美好。
现在的我们首先就应该刻苦地学习，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这不仅能让我们不如社会以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说不定还会给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呢
作为现代的中学生，我们应该遵守校规、校纪，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国庆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慢慢地回想我们祖国过去所经历的种种灾难。
想想我们祖国是这样克服这些困难的。
我也更加的希望我们的祖国会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强大。
我想作为一名中国人都会有和我同样的心愿吧
我和我的祖国——读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后引用信息（转载时请保留，谢谢
）：文章标题：我和我的祖国——读老舍的《四世同堂 评论 老舍是我最喜欢的现代作家。
不过惭愧的是作品我读得并不多。
就写作风格来说，我最为崇敬。
这是一部抗战题材的作品，但独具匠心地，全部故事就围绕这护国寺（多么熟悉的地方
）附近的一处胡同里面，以祁家四代为中心，不过几户人家，人物不过十几位，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演出了沦陷区人们的悲欢离合，成就了这八十四万字的宏篇。
有爱国者，有汉奸，形形色色，但无一例外地他们全都只是小小的百姓，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与《茶馆》有些类似，在巨大的时代框架下，用小人物们的故事记录下整个民族的脉动。
老舍先生以小见大的功夫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的作品全都是关于平民百姓的，而反映的又全都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
老舍先生很注重人物的塑造，他的观点是，小说中的人物要比情节重要，情节可以淡忘，但人物是不朽的。
在这本书中，他特别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祁天佑的老实、祁瑞宣的深沉、大赤包（“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全城妓女的干娘”）的嚣张、丁约翰的洋奴习气、蓝东阳的蛮横、文氏夫妇的不卑不亢都写得十分到位。
对于汉奸们（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胖菊子、蓝东阳、高亦陀等等）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他给予了辛辣的嘲讽，用了很多的夸张和比喻，笔法堪比钱钟书的《围城》（随手摘一个——“她走得极稳极慢，一进殿门，她双手握紧了斗篷，头上的野鸡毛从左至右画了个半圆，眼睛随着野鸡毛的转动，检阅了全殿的人”）；对百姓们生活的困苦，他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老舍先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平民化。
身为地道的北京人，他是那样明晰老北京人们的生活状态，并用他的笔生动地描绘出老北京的韵味，他的作品就是北平城的巨幅画卷，把故都的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把北平旧时的文化、老北京人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他画了虎，画了皮，更画了骨
“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当之无愧
实际上，抗战期间老舍先生是不在北平的，他在重庆主持文艺界工作。
他的夫人于1943年离开北平。
他从他夫人的口中得知了沦陷区的北平种种，凭此就着手写下这本书，足见他对北平的熟知。
书中经常有对北平风物的描写。
北平的春夏秋冬，北平人的安逸生活，北平的富庶繁华，北平的文化礼节在他笔下都是那样的美好，他用这样的对比来述说日本人的罪恶。
读他的作品实在能让我们体会到许多老北京的风俗。
不过我要说的是，今天的北京跟那时的北京已大不一样了，只有二环以内的小胡同里还留存着那些印记，北京人的客套、热情、有点自私、有点粗俗。
现在的北京是全国人的北京了。
我从小是长在城外的，对老北京的习俗了解得很少。
我中学同学里，我所知道一直住在城里的就是毛润辰、杨欣、金政隆，老北京真的很少了。
成为了大都市的北京丢掉的东西很多。
我一向说“我自以为是个陕西人”与此也不无关系，我爱长安城啊。
老舍的语言风格朴实中带有幽默。
小学学过不少他的经典课文：《养花》，《我家的猫》，《趵突泉》，《林海》。
那时我甚至觉得他的文章幼稚，因为时常带着“啊”“呀”之类的语气词。
唉，小孩子是不能领悟至美的。
如李白的诗歌，没有过分华丽的辞藻，却开出一片绚烂的世界。
插一句，我小时候甚至还一直疑惑，为什么《琵琶行》写得好，确实，没有经历是没有办法明白的。
老舍先生为自己树立过一个最高标准——用凡夫走卒的话去形容日落或早霞。
颇有白居易的意思。
他的语言平实、浅白，因而也就生动且真实。
他也留过洋，在英国教过汉语，但他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沾染上欧式长句的恶习（张千帆………………），反而，他厌恶它们。
他的作品中很少出现长句，句式也都十分简单。
现在的《四世同堂》有一点点缺憾，即最后十三回不是老舍亲笔，而是根据他原作的英译本再转译回来的。
这本书他写完了，前两部也都出版过，但五十年代连载的时候，他删去了最后十三回，原稿好像也都被毁。
这位译者专门把老舍的英文作品译回来，模仿老舍的语言风格也比较到位。
但细细看仍能看出区别，尽管不用复杂的典雅的词汇，但和老舍那种平白俏皮中饱含感情的语言仍然是有区别的。
整本书的基调是悲壮的，越往后气氛越惨淡。
在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下，“小羊圈”里的住户经历的变故太多了，直到战争结束剩下的人口已经不多了。
祁家的第二代祁天佑不堪日本人的侮辱，在阜成门外投河自尽（……三里河啊……不是吧……）；孙子辈的败类老二祁瑞丰争权夺利被人陷害死不见尸；第四代的妞子在即将胜利的时候饿死；给祁家看坟地的常二爷也在遭受日本人凌辱后抱病而终；钱氏一家被冠晓荷出卖家破人亡；汉奸冠家做了日本人的走狗最后也几乎死绝了，冠晓荷直到被日本人活埋还认贼作父（最让我唏嘘的是，祁瑞全原本在战前看上了冠家的大女儿招弟，最后她变质了，于是亲手把她杀死）；文若霞在戏台上被兽欲大发的日本兵打死，她丈夫跟日本人拼了命也死了；李四爷被日本人打了之后终于反抗，也死了；拉车的小崔被日本人冤成罪犯砍了头；剃头的孙七吃不饱饭得了胃病倒在街上，日本人担心传染病蔓延就活埋了。
最终活下来的人们也都过得很惨，面黄肌瘦。
尽管胜利了，但却难以感受到巨大的喜悦。
战争留给北平、留给中国、留给全世界满目的创痍。
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删掉了后十三回：胜利了怎能如此惨淡
然而，文学就是文学，他所描述的也正是实情。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这部作品长期在国内不受重视。
直到文革之后，才出版了全一百回的单行本。
书中还记录了日本人在北平的暴行。
一有游击队出没就屠村；担心传染病流行就把病人活埋；禁止自由买卖；疯狂掠夺战略物资；按人口分发所谓的“共和面”，实际上都不是给人吃的东西，且老人和儿童不给发粮，使全城陷入饥荒。
仇恨是不能忘的。
全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描写就是庆祝保定陷落的那一处，用那辽阔的沉默，写出了学生们的悲愤、汉奸们的无耻和日本人的猖狂（“他的力气白费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天安门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像一个猴向峨眉山示威呢”）。
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很容易概括，反映沦陷区北平人民的困苦和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但是仔细想想，书中的这些人物并没有一个人是特别高大的、在日本人统治下奋起反抗的，他们全都沉默，继续自己的生活。
这里好像有个矛盾。
但是，民众们决不是安于敌人的统治之下的，他们有爱有恨，他们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夺走身边一条又一条的生命。
如祁老太爷，起初只是希望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最终他也敢面对着敌人和汉奸不再点头哈腰。
他们顽强地生存下去，渴望着胜利的一天。
这顽强的意志，正是民众的伟大
“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的在摇曳，起风了。
”
如何用批评理论分析《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
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
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
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
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
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
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
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
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
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
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
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
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
“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
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
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
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
”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
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
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
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
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
”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
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
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
……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
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层面。
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
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大地龙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
《大地龙蛇》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
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
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
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
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
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
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
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
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
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
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
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
“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
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
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
“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
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
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
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
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
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 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
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
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
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
“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
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
——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
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
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
——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
”“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
”（第三十四章）。
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孝经》、《四书》、《西厢记》等等（第三十六章）。
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
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
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
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
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
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
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
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
”（第二十七章）。
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
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
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
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
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
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
——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
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
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
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
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
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
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
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
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
……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
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
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
“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
”（第八十二章）。
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三 《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成功或局限，都可以而且应当从老舍自觉的文化反省意识得到解释。
自觉的文化意识决定了《四世同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这种地位是一般简单宣传抗日的作品很难获得的。
关于“五四”之后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李泽厚将其概括为从“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到“救亡压倒启蒙”[⑩]。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瞿秋白、茅盾等“五四”精英的思想轨迹和生活道路，证明李泽厚的概括符合历史事实。
这种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群体意识取代个性意识，求生存的愿望压倒自我批判精神，政治斗争这民族解放运动冲淡了文化反省与文化批判。
而《四世同堂》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它不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贪婪，汉奸的卑劣、丑恶，而且从中国人自身寻找国土沦陷、民族陷于生存危机的历史原因，从而进入文化反思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
这样，四十年代被许多人淡忘了的“五四”启蒙主题在《四世同堂》中重新得到表现。
从总体上看，老舍对文化问题的反省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至少在五个方面与“五四”精神、鲁迅思想一脉相承。
第一，在《四世同堂》中，人不仅是被作为类型化的客体（即各阶级、各阶层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被日本侵略者残害）来认识的，而且是被作为缺乏生命活力与反抗意志的主体来认识的。
李四爷那句“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
”体现的就是老舍对人的自我意识、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而这种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正是宝贵的“五四”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老舍通过钱默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通过瑞宣、瑞全对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家庭观念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老舍的批判更富于理性精神和辨证的态度，摒弃了“五四”时期狂热的“全盘否定”。
第三，小说第五十三章描写了北平人过年时怎样去看日本人组织的化装滑冰比赛：“过度爱和平的人没有多少脸皮，而薄薄的脸皮一旦被剥了去，他们便把屈服叫作享受，忍辱苟安叫作明哲保身。
……有钱的、没钱的，都努力的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找不到齐整的衣服，他们会去借一件；而后穿到北海——今天不收门票——去看升平的景象。
他们忘了南苑的将士，会被炸弹炸飞了血肉，忘记了多少关在监狱里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索，而要痛快的，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
这种描写揭露的正是鲁迅深恶痛绝、奋力鞭笞的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自欺欺人以及“看客”心理。
鲁迅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⑪]第四，老舍通过揭露大赤包、蓝东阳、冠晓荷等人对权势和钱财的贪欲，批判了“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第五十章），这与鲁迅对中国人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威福，子女，玉帛”[⑫]——的批判正相一致。
第五，老舍批判的中国人的等级观念以及中国人人格中“主子心态”与“奴才心态”的两面性——所谓“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第五十章），也曾被鲁迅批判过。
鲁迅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
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⑬]。
此外，“五四”前期鲁迅对中国人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也正是《四世同堂》中老舍对北平人的态度。
所以，把老舍看作鲁迅之后批判国民性的又一面旗帜，一点也没有夸张。
过去的研究者恰恰是没有理解这一点，因此批评《四世同堂》“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⑭]。
从文化反省与批判民族劣根性的角度看，《四世同堂》追求的也许根本不是“鼓舞力量”，而是反省、批判力量。
否则就难以理解作者为什么给小说的前两部取名“偷生”、“惶惑”。
就对日本侵略者的揭露、对北平人悲惨生活的展示而言，《四世同堂》属于那个时代，但是，就文化反省与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而言，《四世同堂》超越了那个时代。
属于时代而又超越时代，就是《四世同堂》的独特价值。
李泽厚把“五四”至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过程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⑮]，而这种变奏中的两个主旋律——“启蒙”与“救亡”，早已被老舍和谐地容纳在一部《四世同堂》之中。
对于某些优秀作品来说，一方面的成功往往是以另一方面的损失为代价的。
《四世同堂》也不例外。
自觉的文化检讨意识在使作品获得较大思想深度和特殊历史地位的同时，也给作品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这局限性主要在于由文化检讨意识过强而导致的文化决定论倾向。
这涉及人的本质问题。
将人看作文化的产物无疑是正确的，“文化具有连续性。
……尽管所有具体的文化每一代的承担者完全不同，但它都会作为独一无二的唯一存在的实体存在下去。
而且每一代文化，也都会作为一个整体传给新一代。
从而，一代一代传下去”[⑯]。
只有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人，才能揭示人作为“历史性的哺乳动物”[⑰]的内在必然性。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正是从文化角度认识人，才在人的认识方面达到了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
[⑱]但是，文化角度揭示的仅仅是人的一个层面，而且是作为历史性存在的那个层面，而作为现实性存在的人，则受到许多“文化”之外的因素制约——政治、社会因素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和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同样具有真理性。
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的”；[⑲]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⑳]只有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人，对人的认识才是全面的、科学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柏拉图、马克思对人的理解都有“片观性”，因为他们各自注重的是“人”的个别层面）。
就北平人而言，他们的苟且、懦弱，他们的成为亡国奴，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落伍，旧中国的黑暗政治，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等等。
文化问题只是致使他们成为亡国奴的原因之一——而且不是直接原因。
因此，对北平人性格与命运的思索不仅应当导致文化批判，而且应当导致历史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
文化批判不与历史批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相伴随并以历史批判、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为基础，其批判力量必然被削弱。
此外，文化意识的高度自觉还导致了个别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倾向——即如研究者已指出的，祁瑞全和成为抗日志士后的钱默吟有“概念化”倾向[22]。
具体说就是：一方面，老舍在人物身上寄托的文化理想某种程度上冲淡了人物自身性格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人物身上蕴含的两种文化性格——诗人文化性格与猎人文化性格——也难以达到和谐的统一。
而且，他们作为老舍理想中的文化性格的体现者，很难在老舍的生活范围内找到原型，所以也就不可能被塑造得如同市民形象那样血肉丰满、呼之欲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前期钱默吟”非常真实）。
严格说来，钱默吟和瑞全这两个人物体现的与其说是生活的真实，不如说是老舍的心理真实。
不过，究竟是应当怀疑这两个人物的真实性，还是应当把这两个人物作为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来认识，尚且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涉及《四世同堂》的创作方法以及总体美学风格。
四 最后要谈的是《四世同堂》在老舍作品中的位置。
在历来的老舍研究中，《骆驼祥子》总是比《四世同堂》受推崇。
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著作无一例外地把《骆驼祥子》看作老舍的代表作。
在近年出版的《老舍创作论》中，《骆驼祥子》被誉为老舍“创作道路上的高峰”，而《四世同堂》仍然不过是块“丰碑”[23]——“丰碑”怎么也高不过“高峰”。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政治原因。
《四世同堂》写的是沦陷地区人民的“惶惑”、“偷生”和“饥荒”，亡国奴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国军”（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向往青天白日旗（不是五星红旗），因此它当然不如《骆驼祥子》这部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更适合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余年间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以后“劳动人民”似乎有些“降价”）。
二是出版方面的原因。
《四世同堂》只在解放前出版了前两部，建国后直到1979至1983年间才以完整的面目走向社会，这对于作品的流传和研究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而《骆驼祥子》在1955年出版了修订本之后，一直广为流传。
实际上，将《骆驼祥子》看作老舍的代表作，并不符合老舍的创作实际。
这部长篇小说当然十分优秀，但是，就描写的生动性与艺术感染力而言，老舍1933年创作的《离婚》完全可以和它媲美；就生活画面的丰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四世同堂》显然在它之上。
而且，被看作老舍代表作的《骆驼祥子》是建国初期老舍的修订本，它体现的根本不是“历史事实”。
因此，如果要举出一部小说作为老舍的代表作，我认为应当是《四世同堂》，而不是《骆驼祥子》。
关于《四世同堂》，老舍曾经说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也可能是最好的一本书”[26]。
这说明老舍很有“自知之明”。
遗憾的是关于《四世同堂》的研究远远不够。
本文，也仅仅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
四世同堂书评1000字，有哪位帮帮
对有现在人来说，“四世同堂”是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的代名词，它是一种幸福，一种美好：老人含饴弄孙，悠闲自在;小孩子轻松愉快、茁壮成长。
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就是描写了一个北京普通老百姓祁老太爷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但不幸的是，由于战争，他的这种幸福被敌人强行夺走。
这场战争直到今天提起来仍令人毛骨悚然，它就是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侵华，对于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日本侵略这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想必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倒背如流。
但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罪行真的震撼了你的心吗? 说实话，在没读这本书之前，面对南京大屠杀，面对那冰冷的“30万”，除了感慨日本人的野蛮外，我便无其他的感觉。
毕竟我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毕竟我没有经历那一场屠杀。
直到我读了这本书，直到钱默吟入我的视线。
他善良、友好，虽然贫穷，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
作为一个文弱的诗人，平时连一只蚂蚁都不肯踩死。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被日本军带走以后，被拉去做电椅，被用皮鞭抽，脸被打肿后，连东西都看不清，嘴里的牙齿所剩无几。
更可悲的是，儿子在他被捕后因病去世，妻子不堪打击而自杀身亡。
这就是侵华，日本侵略者在把“亡国奴”的称谓强加给中国人之后，硬是把幸福的家庭搞得家破人亡，把平平凡凡的人摧残得不成人形。
看着钱默吟那被折磨的不成人形的模样，听着那皮鞭落下、皮肉裂开的声音，心里冒出一阵钻心的痛。
对于这一段屈辱的历史，我们不能忘却，而且我们也更应该清楚，国亡了，我们何去谈幸福和尊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是勇于反抗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个爱国青年。
书中描写了这样一群人，像瑞全一样，受过教育，有爱国心，怀揣着一股激情，不甘心当亡国奴，奔赴战争前线，为人民谋幸福;像瑞宣一样，为了家庭忍辱负重，在敌人的魔爪下斗争着，拯救着那些被敌人压迫的人。
他们不仅要把自己的家艰难的维持下去，而且还要忍受着亡国的折磨。
他们的身体虽在家里，但心早已飞到了战争的前线。
正因为这样，才有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历经五千年而不衰，毅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里，作为祖国的接班人，我们要时刻牢记使命，艰苦奋斗，积极地奉献祖国。
只有国家富强，我们才会有尊严，我们才不会受欺侮。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人民纷纷把自己的钱财存入银行，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
国难当头，最能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国家人民的爱国心。
然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书中描绘了这样的一群中国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汉奸。
像冠晓荷一样，像瑞丰一样，为了发达，出卖灵魂，出卖尊严，甘心做敌人的走狗。
他们抓住亡国的机会，尽享荣华富贵。
他们是我们五千年文化下产生的耻辱，是我们永远唾弃的对象。
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不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做一个有尊严，有骨气，内心坦荡荡的中国人。
四世同堂征文1500字
四世同堂》我读瘾部近代文书籍没没夜看几给 我冲击却久久能平静故事都羊圈胡同演绎着自悲欢离合荣辱沉浮本离发质改变 谨慎持家祁、忠厚善良佑、文雅略带忧郁瑞宣、由隐士诗变革命斗士钱默吟、任劳任怨嫂、热血青瑞全、耿直二爷、狡猾却直白巡、乐于助李四爷四妈、聊耻瑞丰、冠晓荷、阴狠赤包、蓝东阳、胖菊、高亦陀、步步堕落招弟、聪明勇敢桐芳、终革命青高弟孙七、崔夫妇、陈顺、文夫妇、丁约翰……八厚重写些栩栩物身我看代风雨飘摇战争给民带尽苦难给留尽伤痕 说《四世同堂》提面些具代表性汉奸形象汉奸特定历史条件产物目光短浅财财卖家自灵魂风光看着恨；死看着却想象痛快汉奸悲没家自尊重些迷失向怜其实本却没本撤离亡存潜质社同汉奸流行流行并代表再存 钱默吟先全书给我留印象深物知道总忽略书坚强撇政治观点说单单坚强勇敢足全书抹容忽视风景钱知识文化懂事理代革命战士全书缓慢节奏钱默吟紧凑神秘形象俨书增加许铿锵力千千万万像钱先才终于站起走向光明 痛恨本看着《四世同堂》更加确信自本恨代助新旧社交替给带迷茫尽像迷路知所措悲所革命牺牲背叛惨死没完整存 战争结束没胜利喜悦更悲壮《四世同堂》并悲剧直疑问舍先要给家结尾结尾诧异于故事戛止却知结局其实所故事都没结局结尾句起风我想足表达舍先意思历史车轮辗转向前历史洪流潮起潮落起风定吸沙或许打雷或许雨渺渺茫茫始终推着车前进泥泞伤痕总首悲壮页除记忆叹息我应该看见预示着光明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