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后感
何谓大师
留下文字，如下《史记》，让后人仰望，失色、方可称为大师。
凡成大师者，必经所未经之事，必忍常人所未能忍之行，必尝常人所未尝之苦，必行常人所未行之为，才终于苦尽甘来，成就大师的一翻事业。
如何成为大师
读了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之后，我对成就大师的道路行为有了一翻更为清醒的认识。
我辈仰望司马迁如同仰望星辰，仰望李长之先生也是如同仰望高山。
我也认识到李长之先生对司马迁的内在精神的把握是何其透彻，认识到李长之先生对待学问和研究是何等地严谨，认识到李长之先生这样的学问大家是那种真正的隐藏的大家，他们的研究是一种拓荒式的研究，不断启迪着后学者的思维，鼓舞着后来者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他们都是真正的大师。
也许人人都想成为大师，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大师的，只有那种不畏艰难险阻，朝着正确的方向攀登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代大师。
本书读完之后，我想如果成为一代大师，需要具备如下几个因素吧。
一是有丰厚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的祖父、父亲都是学问家，他们家读书的门风对司马迁的学习有着深刻的影响。
其中他的父亲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更大。
父亲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受的教育是一种道家色彩的自然主义。
他曾经在方士唐都那儿学过天官，他又曾经在杨何那儿学过《易》，而且司马谈在建元、元封之间，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这个官职对司马谈来说太重要了，对司马迁的影响也十分重大，后来司马迁也是世袭了他的职位，做到太史令的。
太史令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
它是一个文官，整理历史资料，撰写本朝的历史，撰写学术论文，研究当时的各种经典书籍，更为可贵的是可以游历名山大川，还有可以随汉武帝一起周游天下，他还想参加封禅大典，可惜的是他就在这个时候病倒了。
为了栽培司马迁，司马谈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不仅亲自教育他，还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送他入小学，还送他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在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还资助他壮游天下，大大拓宽了他的见识。
可以说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司马谈却在教育司马迁时，又加入了儒家的熏陶，这些都激励着司马迁为《史记》而努力。
好学与好奇成就的奇才。
司马迁对历史的热爱有着自己独有的家风。
但是他好学上进，对待具体事物也特别好奇。
因为好学，他能够拜师学艺，能够博览群书，能够学习儒家经典，能够师从古文大师。
因为好奇，所以能够遍游全国，把历史的记载和现实生活做一种最鲜明的比照，因而过上一种冒险而浪漫的生活了。
他敢于探奇，探天下之奇景，他尤爱人中之奇，就是爱才。
他特别欣赏有才能的人，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在他的《史记》中都有着鲜明的刻画。
也正是因为爱才，他才会替李陵辩护，使自己遭受天下之奇耻大辱。
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学和好奇，他才能够博文广识，才能够完成《史记》这样不朽的作品。
二是有具体的人格偶像。
思想决定行为，一个人的崇拜对象与他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关系，司马迁是有自己的崇拜偶像的，只有把崇拜别人，并且不自觉地参照别人，自己的言行才会有潜意识里向着自己学习的目标前进，力求达到完美的程度。
司马迁对孔子的顶礼膜拜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
在长之先生的书里，特别谈到了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里，儒学大盛，父亲设法给他最新的教育，鼓励他成为一个新时代中的大文学者，那么孔子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
孔子的才华给了司马迁更多的精神元素。
司马迁在精神上和孔子有着很多共同之处，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得到最好的反映。
长之先生把司马迁的《史记》很好地研究了之后，发现《史记》中引用孔子语言的地方非常之多，足以证明孔子的言语深入了司马迁的精神世界，孔子的风度、教化、德行、君子等思想都和司马迁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对孔子的思想也做了很好的诠释。
比如司马迁的反功利精神，反现实精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
同样，司马迁对于“六艺”《春秋》的看法，其实和孔子的认识也是一脉相承的。
在司马迁《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司马迁甚至把孔子抬高到了一种浪漫而又古典的地位，从而和自己心灵深处的浪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司马迁的潜意识里，是对人才的热爱呼唤。
正是因为热爱人才，呼唤人才，如李陵、项羽等都是作者赞美的对象，还有一些有着特殊技艺和本领的人，如《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的侯赢和朱亥，如平原君的随从中的“鸡鸣狗盗”之徒，在司马迁的笔下都是那样地栩栩如生。
这是因为司马迁自己就认为自己有才能，自己可以做一翻事业，所以他才能喜欢有才能的人，哪怕只是偏才、怪才，这和儒家经典的入世理想也是不谋而合的。
司马迁博览群书，周游天下，正是怀抱着济世天下的理想，可是一个小小的李陵案，就彻底把他推入了无底的深渊，可是这样的痛苦有谁能够知晓，如果不是因为爱才，不是因为惜才，司马迁犯得着去得罪众臣，得罪君王而大声替李陵辩护吗
三是有卓越的治学才情。
司马迁自幼收到很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书，师从孔安国学《尚书》，浏览祖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了解祖国丰富的历史文明，做太史之后，更加有助于他博览群书，这些都为他写作《史记》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再加上父亲的亲手提携，督导和视野的提高，司马迁自然就具备了研究写作《史记》的技能和本领。
李长之先生说，一个人要想完成一件伟大的工作，必须具备才学识三个基本本领。
司马迁学养丰厚，这是他的第一大财富，“他恐怕是那时第一个据有广博的知识的人，在这点上他可以和孔子相比，他参加过订历，他有历法的知识。
他巡行过全国，他有地理——而且是活地理，应该说是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的知识。
他理解到人类的经济活动，他留心到人类的宗教行为，所以他又有着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的知识。
他有一贯的看法，他有他的哲学。
他在政治上有他的见解，他有他的社会理想。
他是一个巧于把握文字的人，他有语言学上的训练和技术。
——他的确是亚里斯多德拿一型的哲人
他自己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所有这些从《史记》里面牵涉到的任务之多，学术范围、门类之多就可以看出。
司马迁之难能可贵，不仅在于他的博学，而且在于他的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
——这就是所谓识。
他对于人物的评价能够还原历史，能够超出一般人的见解和看法，能够发别人所未发，能够透过一层看事情。
比如他对李陵案的看法，就迥异于当时的君臣，比如他的《史记》之中，写了那么多性格迥异的人物，比如他对苏秦、张仪的看法，他对刘邦、项羽的看法，他对商鞅、韩信的看法，都是那么深刻而独特，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见识高人一筹。
尊重史实还原历史的精神。
司马迁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他能够写出《史记》这样的史书，实属难能可贵。
鲁迅赞誉此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有事实依据的。
司马迁首先明白他是在写历史，所以必须有一种鲜明的“历史意识”，司马迁受到他父亲的深刻影响，继承了中国学者的优秀传统，就是并不以纯粹的客观事实之说明为限，认为历史也要致用，这个就是鲜明的儒家思想的浸润的结果。
司马迁在历史的记录中还抬高了人民的地位，在《史记》中记载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贫民人物，如仲尼弟子、游侠、刺客、滑稽等等。
所以在研究文科的学问中，我以为一个人要有一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很重要，思想决定行动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没有历史的积累，研究起来也是比较累赘的吧。
四是有坚韧的追求精神。
坚韧的追求精神是每个从事研究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精神，从他的天才储备，家庭条件和后来的条件来看，司马迁都具备了写作《史记》的条件，但是《史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搜索资料，去实地采访，这些都是需要有着与一般人所不同的坚韧的最求精神。
在司马迁的身上有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背负着父亲的遗愿，带着深深的重负，即使想放弃自己的生命亦不可能，所以要“发愤著书”。
司马迁是这样地执着和努力。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他写作《史记》的崇高理想。
为了完成这个理想，他忍受了宫刑，他忍受了世人的嘲讽和辱骂，他忍受了内心的巨大的折磨。
他为了写《史记》披肝沥胆而闭门不出，潜心研究，在父亲写作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写出了《史记》这部振聋发聩的作品。
《史记》是司马迁一生的写造。
读《史记》其实就是在读司马迁，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上面注入了太多的热情，注入了太多的情感，注入了毕身的精力。
他自觉地接过了父亲司马谈写作《史记》的大旗，他把自己的难言之隐巧妙地蕴含在写作中，尤其是对于汉代的讽刺，他采用的方法是指秦骂汉，他用《自序》和赞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见解，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则尽量采用纯客观的方式，所以长之先生以为，“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体验，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
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
”（P169页）读《史记》，其实就是在读司马迁，读他他的才华和情感，读他的人生智慧。
李长之早年求学北大，稍后转学清华，所治虽是理科，但对文学情有独钟，虽非杨丙辰及门弟子，却私淑甚深，造就了一身“德国文化”的基本修养，为他日后的学问养成与事业规模奠定了基础。
（引自叶隽《凤去台空江自流——追念李长之先生》） 李长之先生认为司马迁是一位抒情诗人，但是李长之先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抒情诗人呢。
他以理转文，学术研究严谨有致，但是他的身上有着诗人一般的热情，所以才能热情地为文，并把这种热情转化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去。
李长之长之先生对于司马迁的研究、对于《史记》的研究是如此地深入和独特，能够从史学的角度、从语言学的角度、从伦理学的角度、从还原历史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从一个人发展的才学识的角度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不能不给我们以很深的启发。
诚然，李长之先生是一位大师，并且是一位隐藏的大师。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开头就介绍道，“李长之，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批评家，与季羡林、林庚、吴组缃并成为清华四剑客”，李长之先生研究司马迁，是一种读史的研究，是那种历史的还原，同时也是一种考据式的研究，着眼于人情，立根于人性，从司马迁一生的踪迹和他的思想轨迹来研究，所以，这本书就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上面，给后来的研究者者以更多的启迪。
谁帮我写篇作文关于对司马迁的评价
第一篇：司马迁用他的行动告诉人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难免有崎岖和坎坷，但只要有厄运打不垮的信念，希望之光就会驱散绝望之云。
正当司马迁在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锒铛入狱，还遭受了酷刑。
受尽耻辱的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又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便又想要隐忍克制，完成著作，更何况，《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
我一定要活下去
我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
司马迁点亮了案上的蜡烛，重又推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那昏暗的烛光下，在竹简下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司马迁在这忽明忽暗的烛光想坚持写书，工作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但他不厌其烦，一如既往地认真著作。
那一地稻草，一张案台，一支毛笔，一个砚台，不知伴他度过了多少年华，那星星烛火，卷卷竹简，也不知伴他度过了多少岁月，度过了几度春秋。
他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不仅是为了心中的鸿篇巨制——《史记》，更是为了能够给后人留下一些宝贵的文学财富，翔实可信的历史文献和充实学识的文书。
为了心中的《史记》，他不论严寒酷暑，总是起早贪黑。
夏季，每当曙光透过窗户照进囚室，司马迁就早早地就着朝阳的光芒，写下一行行隶字；无论蚊虫如何肆无忌惮地叮咬他，如何用刺耳的“嗡嗡”声刺着司马迁的耳膜，他总能毫不分心，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写书。
冬季，无论凛冽的寒风如何像刀子般刮在他的脸上，无论呼呼的北风如何灌进他的袖口，他总能丝毫不受外界干扰，坚持著书。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史记》。
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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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资料
1、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
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初任郎中，奉使西南。
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评价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
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
”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
《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报任安书体现了司马迁什么样的生死观
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
面对生与死，应该怎样抉择呢
儒家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道家说逍遥游方能与天地共存；佛家说生死轮回。
而人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
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立德，立言，立功。
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的难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
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
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以自身的行动来证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衡量生死的标准。
生则生有所值；死则死得其所。
为了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
司马迁超越了生死，更显出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一 直言触虎须 遭遇李陵祸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
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
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的著述事业。
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
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
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
“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一生中一个重大的变故。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押运辎重。
不幸与单于遭遇。
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与“仰亿万之师”的单于连战十有余日，使匈奴“旃裘之君长咸震怖” “一国共攻而围之”。
李陵及其步卒“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最终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朝上下震惊，“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敌无数，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拼死抵抗。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敌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这样的论断对于司马迁个人而言未尝不可，但在“一叶之飘坠如侧刃之飚落的金銮殿上”⑥，岂可轻许。
话不得其时而使自己身陷囹圄。
其实，他与李陵虽“俱出门下”，然“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更谈不上什么过深的交情。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完全是出于对事实的考虑（不论司马迁所知的事实是否是真实的事实），并无半点私心。
在满朝文武都哑口不言，明哲保身之时，司马迁敢于站出来替李陵辩护，足见他作为“士大夫的正直、大胆、敢于触虎须，敢于批评时政的斗争精神。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
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允许发生的。
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⑦。
汉朝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投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
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也没有失侯夺爵。
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
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
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
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
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
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二 抉择费思量 冰火两重天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
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
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
司马迁官小“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在这种情况下是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
是忍着屈辱生，还是义无反顾死，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挣扎的。
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更何况“不幸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
但是司马迁却选择了“生”，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最下腐刑极矣
”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
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
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
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⑦。
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
如果慷慨赴死，一时的意气可能更为干脆，但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假如不受宫刑之辱，按罪服法，自己像一个蝼蚁般自生自灭，名节得不到承认，仍不免受到众人的嘲笑。
他对死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究竟什么是重于泰山，什么是轻于鸿毛呢
在司马迁看来，毫无意义地猝然就死是轻于鸿毛，忍辱负重终成建树是重于泰山。
他从历史上得出结论，古人干一番事业，都有一定的艰苦付出：“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
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指引下，他才忍受住了“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私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巨大痛苦，写成了这部被后世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记》。
三 情注英雄录 笔融生死观《史记》是一部记传体史书，换言之，是一部英雄史书，其基本特征是“实录”，即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史家在写史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的主观成分，歌德也曾说过“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ƒ。
《史记》中所表现出对死亡的看法，与司马迁自身的不幸遭遇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正是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看法成为《史记》整书的生死观。
司马迁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往往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人生体验，生活发现以及自己的理想、愿望、希冀、追求等等，融注，渗透，寄寓在其中”（5）。
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往往融入了强烈的爱憎感情，带着浓厚的个人身世之感，他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融入到了《史记》的写作之中。
《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死观即是司马迁的生死观。
（一）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勇于牺牲一死对于生死，司马迁看重的是生的价值，死的意义。
倘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亦有何惧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勇于一死的呢
首先，司马迁认为举事成名，为国而死是值得的。
“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陈涉世家》）。
司马迁憎恶暴政，同情被压迫人民，希望人们能够顽强抵抗。
所以司马迁对陈胜和吴广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天下人唱”，更是将陈胜的地位同“汤武”，“孔子”等“圣武” ，“圣人”相提并论，可见司马迁对为反抗暴政举事而死的赞赏态度。
《廉颇蔺相如列传》云：“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
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田单列传》中的王蠋面对即将亡国的悲痛，面对燕之威逼利诱，表现出坚定的爱国情操。
“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
”同样可以看出司马迁十分看重一个人的民族气节，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宁可以死报国，也决不能苟且偷生。
其次，在大义面前，为义捐躯，舍生忘死。
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不畏强暴，敢于主持正义，舍生取义的英雄敬仰之至。
《刺客列传》里的荆轲为助弱小的燕国免遭亡国之祸而只身去刺杀强暴的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赵世家》中公孙杵臼和程婴主持正义，誓死救孤存赵，伸张大义。
再次，保持气节，坚守操德，不治而死。
在举世混浊的封建社会中，要保持高尚的情操是十分不容易的。
屈原生而具有内美，然而却为小人所忌，被谗见疏，终为放逐，直至“伏清白以死直兮”（《离骚》），“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往日》），为理想和高尚的节操而殒身。
站在汨罗江畔的司马迁，瞭望滚滚江水，发出了“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的赞叹。
伯夷叔齐坚持大义，“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
司马迁为其立传颂扬，更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
可见，司马迁对于那些出淤泥而不染，宁死也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之士是十分敬佩的。
在司马迁看来，死应该重于泰山。
应当和值得为其死的，就要“不自重其死”，勇于献身，以死明鉴。
这是司马迁生死观中对于死的认识。
（二）弃小义，雪大耻，隐忍就功名，避免无谓牺牲司马迁赞扬志大功高者，也欣赏隐忍就功名的志士，并尽力歌颂他们不死小义，成就大业。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强调：“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
”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如果现在死了没什么价值，则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以求日后做出更大的功业。
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季布为人奴而不死。
在《伍子胥列传》里，通过自身的不幸遭遇，具体阐发了自己对于生死的观点。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朝廷上被人排挤诬陷，为楚平王所囚。
楚平王又以伍奢的名义派人来召伍氏兄弟回郢都，兄弟二人面临同样的情势。
伍子胥说：楚国召我兄弟二人，并不是要让父亲活着，他们是怕有人逃脱而生后患。
我们如果去了，父子三人都得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
俱灭，无为也。
”伍尚（伍子胥之兄）说：“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
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耳，终为天下笑耳。
可去矣
当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
”兄弟二人分别做出各自的选择，伍尚去后就擒，终于被杀；伍子胥杀出重围逃往宋国。
此后伍子胥历尽艰辛，终于辗转到了吴国，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数年后，伍子胥借吴兵，几乎灭掉楚国，攻入楚都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三百，然后已。
”在这里伍氏兄弟考虑的就是怎样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价值：日后难以有所作为的，那不如现在就死，还能落得一个忠义孝顺之名。
日后能报大仇的，就活下去，不必顾忌眼前被人视为不忠不孝，即所谓“舍小义，雪大耻”。
伍尚的仁而软弱与伍子胥的刚戾残忍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终不仅报了杀父兄之仇，而且功成名就。
如果伍子胥当日同伍尚一同赴死，不过落得一个忠孝的名节，其奇耻大辱由何人何时来报呢
司马迁在列传最后写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
弃小义，雪大耻，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
”可见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认同与评价是何其之高。
四 行长者遗风 创价值泰山司马迁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死观，他赞成那种有作为，有骨气的汉子，而看不起那种浑浑噩噩庸碌无为的人物。
他深知成大事者必先经历一番劫难，“西伯，伯也，拘囿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向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
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报任安书》），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
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
”［3］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
”受刑是司马迁一生中巨大无比的耻辱与厄运。
但宫刑并没有毁灭司马迁，反而促使他“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给后人留下了无以伦比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使它成为斐然旷世、名扬千古的伟人。
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失去了生命，梦想、成功、希望都无从谈起，所以司马迁也在为自己求生找出口，“夫人情莫不贪生怕死，念父母，顾妻子”。
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自己的负责。
作为一个有生命尊严的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所迈出的堪称伟大悲壮的步伐，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一个人踩着自己的影子前进，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
无怪乎鲁迅大声疾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生死之间，要选择慷慨就义还是忍辱发愤，两边的标准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司马迁并没有给人规定什么时候该采取死，什么时候就该采取忍，他是要求每个人在自己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要衡量客观形势，也要考虑自身的具体条件，其唯一标准仍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四句话。
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就有路，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
忍天地奇辱，成史家绝唱；担千秋至重，赋无韵离骚。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更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可他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
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
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
在遭遇上，司马迁屈服过，但从人格和精神层面，司马迁从来没有屈服过，他永远是张扬的，永远是桀骜不逊的太史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