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有感
一个专制而思想萎顿的时代 关于这个话题，先做一个归纳总结的话，就是在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斗争。
一方面，是拥有全部权力、作威作福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具有大智慧、大魄力的一个君主或者说一个暴君；另一方面，是一位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崇高的人格、对人的珍贵有非常深切的理解和渴望的一个普通的文士。
在专制的权力面前，一个思想者，一个尊贵的人，他可以做什么
能够做什么
这是司马迁给我们做出的一种榜样和一种启发。
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帝王，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原来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体制，这种大一统的体制从秦始皇开始建设，但是秦很快就崩溃了。
历史当中积蓄的那种冲突力量，在秦始皇时代不能够平静下来，所以这种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努力，不可能在一代人中完成。
所以到汉王朝建立以后，它还是封建制和君宪制的一种扭合。
一直到武帝时，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才真正建立，集权制度才真正得以实现。
《史记•汲黯传》里说到武帝这个人，是“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说他表面上讲究仁义，可是内心是一个“多欲”的人。
武帝时代的高级官员出身都是很低的，因此官僚阶层没有跟皇权相抗衡的力量，原来的分封制——诸侯分封制、同姓王分封制，经过文景时代也被一步步地削弱了，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个人意志的膨胀和一种疯狂。
武帝在他的统治时期所做的事情，如果说得简短一点的话，就是耗尽天下的财力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意志和享乐欲望。
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很凶暴的个性，没有一年不杀大臣。
归结起来，这是一个意志强烈、权力强大、个性非常桀骜而且性格相当残暴的君主。
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从武帝时代就发生了大变化。
我举两篇文章为例来作一点点说明。
汉代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东方朔的《答客难》。
战国时候苏秦、张仪都凭借自己的才能辅佐帝王，身居卿相之位，做下了不朽的事业。
当今据大家认为，东方朔“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好学乐道”，“智能海内无双”，为什么到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侍郎
东方朔“喟然长息，仰而应之”，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
”那么这种专制权力的膨大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人才的凋零、思想的萎顿，同时也导致士大夫人格的懦化。
另外一个材料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文章《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里面所说的。
“西汉自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之以儒生进用”，但是“功业志气可纪于世者，不过三四”。
这就是苏辙所认识到的武帝的历史功绩、历史贡献。
从史实分析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武帝是一个了不起的帝王，但是另外一方面，武帝在历史上所造成的这种破坏、这种思想和学术的萎缩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
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的源头说起的话，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状态相当混乱的时代，但是从思想的创造来说，它是一个极其富于创造性的时代。
进入秦汉，秦虽然有钳制思想的意图和政策，但是毕竟没有达成这个目标。
历史的活力仍然在涌动，所以在秦汉之际那个时代，社会处于一种非常动荡的状态中，人们的思想、情感还是很强烈、很活跃的。
读《史记》里描述秦汉之际的历史，会觉得那就像一部英雄史诗。
那么多人挤在历史舞台的出口处，每个人都希望登上这个舞台淋漓尽致地表演一番——张良在博浪沙拿个大铁锤去砸秦始皇的车子，没砸成，遇到一个老头儿黄石公，得了一本书，半夜里偷偷地不断地读，读得天下之道、治天下之道。
始皇东巡的时候，跑到沛下，刘邦叹息说“大丈夫不当如是也”。
跑到会稽，项羽又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陈胜在种地，腰酸背疼了，抬起来捶捶腰，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
读秦汉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么多的人那么热烈地渴望着在历史上表现自己、造就自己。
历史的这样一个涌流尽管不断受到阻遏，但是一直以一种力量来表达着自己。
但到了汉武帝时，落下了闸门。
士大夫们黯然失色，他们的意志再也不能够得到表达，他们的思想再不能够得到陈述，他们的人格蒙上了灰尘。
这就是苏辙所说的，整整一百多年，没有值得称道的人物了。
二、一次壮丽的生死抉择 但是在这个闸门落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的一场历史的决斗，一个沐浴着中国历史光辉、秉承着中国先贤的智慧、把自己的人格看得无比高傲的司马迁站在那里。
你可以说他是弱的，他无权无势，手无寸铁；你也可以说他是强的，他决不在强权面前低头，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智慧和人格让后人知道谁才是强者。
我把它称为一场历史的决斗。
那么这场冲突是从什么时候起来，又是怎样展开的呢
首先是李陵事件。
汉武帝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爱好，喜欢用自己的家属做大将。
武帝宠爱过李夫人，他们是音乐世家，她的哥哥李广利被武帝用作大将军。
李广有“飞将军”的声名，李家留下了一个孙子——李陵。
当武帝又一次打算发起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时，他用李广利作主帅，让李陵去给李广利当前锋。
李陵不愿意蒙受这种耻辱，于是就主动向武帝提出，“我愿意另分一道兵，两支军队同时出兵，分散匈奴的兵力”。
武帝于是把五千老弱兵给了他。
由于李广利行动迟缓，结果李陵遇上了匈奴的主力。
这次战争的对比是以十万左右对五千，而且这个五千不是汉朝的精兵。
所以李陵一路打，一路退，真的是弹尽粮绝。
实际上李陵已经退到离长城不足一百公里的地方，退得很近了，仍然没有人接应。
结果李陵只能解散了军队，他被俘虏了。
当时武帝最希望的是什么呢
希望李陵兵败自杀。
这样就可以为皇上的威望增添一层光辉，同时也就造就了一个可以宣传的先锋模范。
但是李陵没有死。
按照后来李陵跟苏武的交谈，李陵说他是想留着这条命，将来有所作为。
我们不管李陵的这句话是为自己辩护，还是真的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读西方的战争史，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对俘虏的尊重。
对俘虏的尊重是因为他作为军人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这样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李陵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武帝极其气愤。
李陵后来被灭族。
李陵没有死的消息传到朝廷来的时候，所有的大臣都一致地攻击、诽谤、辱骂李陵，试图逃避自己的责任，减轻自己的罪过，减少自己的危险，迎合帝王的心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无耻、什么样的懦弱
司马迁出来说话了。
按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描述，他跟李陵没有任何私交——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从私人交情上，他没有说话的义务和责任；从职位上来说，他是一个太史令，主要任务是掌管天文历法和朝廷档案文献，对国家的战争和行政都不负有责任。
于公于私，他都不具有为李陵辩护的责任，但此刻他站出来辩护了，因为朝廷上弥漫着一种无耻的气氛，一个有洁癖的人在这种空气当中感受到呼吸困难。
司马迁为李陵作了辩护，必然会牵涉到李广利。
李陵与匈奴大兵相遇的原因是李广利出兵迟缓。
这就引起武帝的大怒。
当所有人都倒伏在武帝的威权面前，以一种无耻的可怜的嘴脸逢迎皇帝的时候，竟然有人敢说相反的话，并且隐含着对皇帝用人不当的影射，这就使武帝龙颜大怒。
之后是什么呢
就是专制帝王的权力，其结果大家是知道的——遭腐刑。
这个时候司马迁面临着一个问题：是接受这种耻辱的刑罚，还是不接受
接受的话，实际上，至少你现在认可了皇上的威严和他加给你的耻辱，你将承受这个耻辱并且在这种耻辱中生存下去。
司马迁也可以不接受，他可以死。
一旦他不接受这种耻辱的刑罚，选择死亡作为一种对抗，结果是什么呢
这就是在《报任安书》里说到的，司马迁面对生与死的选择时，他讲到：“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这层意思牵涉到司马迁的人生态度，他说他写《史记》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让那些“倜傥非常之人”留下声名、功绩、形象供后人赞赏。
司马迁显然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是“倜傥非常之人”，一个卓越的人像蚂蚁一样死去，他是不愿意接受的。
这是司马迁在这个时候不能选择死亡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大家并不认为我的死是一种光荣的死亡，是为了什么气节、意志、崇高的目的而死，以为只是犯了极大的罪恶同时又无比愚蠢，不能够逃脱，所以只能够死。
这个时候司马迁想到，他的这种死构成了对自己存在的全部抹杀，同时也构成了对自己人格的抹杀。
他成就了暴君的意愿。
面对一个暴君的强权，选择死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可、一种屈服，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力量跟他战斗。
所以司马迁选择不死。
不死，司马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比死亡更沉重，这种屈辱的生存比死亡更沉重。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有这样的描写，说的是他受刑之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种心理描写那么深切，所以千年之后读这样的句子时，还不能不感受到内心的一种冲动。
《史记》当中有大量的笔墨写死亡，写英雄因不屈而自杀。
《项羽本纪》最后写项羽的死，用了很大的篇幅。
其实以司马迁《史记》的规模来看，可以非常简单地交代过去。
项羽到了乌江边上，乌江亭长愿意把他渡到江东，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项羽说：“我回到江东去，即使江东父老可怜我，还拥戴我做王，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们呢
”他把自己的马交给亭长，回过身来，等待追击的汉军。
汉军的前锋到达后，首先冲在前面的是吕马童——原来是项羽的部下。
项羽笑起来，说：“汝非吾故人乎
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汝德。
”于是拿刀自杀。
一群人扑上来，把项羽的尸体分成了五块，所以这个万户侯最后是分封了五个两千户侯。
这就是英雄的失败和懦夫的胜利。
司马迁就喜欢描写这样的场面，喜欢描写英雄的壮烈的死亡和懦夫的耻辱的生。
屈原披发徜徉、抱石投江而死，李广不愿意以百战之身受辱于刀笔吏而横刀自杀，荆轲出发的时候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不断地读到这样的场面，这是《史记》当中极其壮烈的场面，也是极其富有诗歌色彩的场面。
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就是指这种感情色彩而言的。
这种感情色彩在描写英雄壮烈的死亡的时候显得特别突出。
你能感受到这是什么吗
这是在纸上写出对死亡的一种体验，一次又一次地拿笔杀自己，在这里得到一种对灵魂的自我拯救，并且以此培养出一种坚忍。
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的阅读体会（急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忍辱负重的读后感是什么
希望对你有帮助：读马迁发愤史记〉》煌煌国学，一篇千古绝唱的记》，让世代的华夏子孙为之倾倒。
因此，后人评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孙子兵法中说：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确是这样，只有卓越不凡的特殊人物才能名扬后世。
因此，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但我认为，司马迁为写作《史记》而付出的、所忍受的更多。
司马迁因为替李将军辩护，被逐于缧绁之中。
司马迁此时应是十分委屈无奈的，因为他身上有才能而不被重用，自身很正直却不能被人信服。
是最大之痛也
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更何况已丧父的司马迁了
在生与死之间的漫游与选择，似乎已成了司马迁每天必做的事情。
是生是死，是忍辱负重还是一了百了，似乎都不好办，似乎都不令人满意。
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不止是文中的一个小小的“打消”一词能概括的了的。
在司马迁乱如杂草的脑海中，生与死在不断地搏斗，死亡在催促，生存在挣扎......坐在桌前,我仿佛变成了狱中的司马迁,破烂的囚衣、变味的食物、杂乱的稻草、昏暗的灯光。
冥冥中，我似乎看到了冰冷的铁窗外父亲的身影，我只能无奈地向父亲诉苦：父亲，孩儿现在生不如死，死不甘心，死了就完不成父亲您的遗托，就对不住父老乡亲们；活下去又每天要忍受一个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和耻辱。
我的生命就像这昏暗、恍惚的油灯，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就象滚滚黄河中弱小的鲤鱼，已经疲倦了，已经跳不过龙门了，已经成不了龙了。
我的死似乎同死一个蝼蛄、蚂蚁一样不起眼啊。
司马迁做出忍辱负重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史记》，似乎一切都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司马迁与屈原一样，身负才能，博闻强记，深通做人之道，却不能受重用。
司马迁一生为《史记》而生，因《史记》而死。
他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灵魂都埋进了书中，藏进了字里行间。
司马迁有一种不可阻挡、不可切断的恒心，伴随着他的一生，鉴正了一部令世人称奇的五十二万字旷世奇书----《史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反映了司马迁怎样的人生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之中看出参加封禅泰山的大典对光宗耀祖是何等重要。
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即使在受了宫刑之后，仍矢志不移，决心忍辱完成父亲未竞之业。
他在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受刑之后的痛苦心情，并提到写作《史记》的意图和完成的决心。
就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之中，司马迁把泰山融入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泰山是一个庄重、威严、雄伟可亲的象征。
后来，人们使用“泰山”、这是一种博大的思想。
泰山、鸿毛是什么
这两样并不是简单的轻和重
而是人生的重要选择，平庸与高雅
司马迁受宫刑（古代阉割男人生殖器的刑法）之后，并没有就此放弃人生，可以说他是积极的人生观
不愿平庸的人生观
也不该平庸的人生
“鸿毛”这两种轻重反差极大的物体来比喻轻重悬殊的两种事情。
司马迁怎么死的
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
儿时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
但正是这种类比，却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
这种，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它令我出入古今，给我一生的精神滋养。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独有。
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思考存在的。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
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
这个问题从儿时就萦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
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尽忠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
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别无选择地献身，后者却是投机的。
身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国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
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
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
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
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选择。
他把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
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
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屈原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侵入受辱而死的。
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
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的独立的死。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
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
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
“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
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
精、气、神为天地所化。
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归于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流水。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
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
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
司马迁身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
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
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
他要完成千古史记。
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
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它是以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
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虽物换星移，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
《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
“生
还是死
” 莎士比亚的名句，令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成为西方“择生择死”思考的典型形象。
西方人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有异。
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环。
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有时，中国人甚至将“生”看作是比“死”更难的事情。
有一个“退麝投岩”的故事。
麝鹿被猎人追杀无计时，会跑到岩边，将自己身上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归还大地，不令猎人所得。
然后，投岩而亡。
这是对文化人的生命与使命的庄严比喻。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欲灭亡中国，尤其要扑杀我民族的精英。
西南联大的诸教授们跑到了云南。
这正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岩边”，他们将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后生，还给中华，以雪国耻。
同时也准备好了暂不投降。
这个比喻，正是发自内心与行为，而非只是课堂上的高调。
好一个“退麝投岩”
在此，一部西南联大的历史，已将“择生”与“择死”糅在了一起，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统一。
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
没有这伟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
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与生人相逢。
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还要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活进无尽的未来中。
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