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800~1000字，需原创，急急急
读完亨廷顿的这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很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是由一个西方学者站在西方国家政治立场上分析所谓“非西方文化”国家对他们的体系所构成的威胁的一次精彩演说。
并且仅仅是演说。
他的一些观点的形成是在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偏见下产生的，而不是站在各个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经济体系合作或者冲突的原因。
在全书一开篇，作者就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分别列举了非洲的部族冲突，塞尔维亚及附近的民族争端，两德、两朝及台海等问题，意在说明的就是“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
”我认为这是一种欠成熟的观点。
首先，作者把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等做法看作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而造成的，但他却没有看到其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如果就按作者所说，那么二战前一直排斥犹太人的欧洲国家为什么又要在中东战争中与美国一道支持以色列复国呢
难道西方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立仅仅是因为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么
如果放在几百年前，这个理由也许还成立，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造成他们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最直接原因只有一个——能源。
几百年前，凶残的“十字军”打着驱除异教徒的“圣战”旗帜东征耶路撒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几百年后的今天，北约帮助以色列复国的间接目的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建造一个据点，直接目的还是为了沙漠中的石油。
在列举两德、两朝和台海问题时，作者说“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我认为，造成上述冲突的原因不能只局限为文明的冲突，而是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下利益集团的冲突所造成的。
冷战结束后，两德统一，两朝也在谋求更多的对话，台海问题是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没有别国的干预下也一定会很好的解决。
另外，作者把台海问题说成“几个中国”，这不单单是措辞上的错误，而是一种受冷战思维局限所形成的思维，试想，一个仍然带有冷战思维的学者又怎能正确、全面的分析当今时代的国际问题呢
作者认为“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举例了欧盟国家“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
但他却忽视了欧盟及北约不断东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难道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么
他们最近吸收的一些东欧国家在冷战之前与俄罗斯还同属一个国家。
再看另一个例子就是中俄关系。
如果苏联解体之前两国因为同样的社会制度算是沾上了一点“文化”亲缘关系，两国有那么一点合作的共同语言，那么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为什么仍然与中国保持着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呢
原因就是两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和经济现状使两个巨人不得不并肩而战。
那么，总结起来，造成当今世界政治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有如下几个：能源、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关系以及生存空间，其次才是文化。
概括起来讲就是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关系。
很显然，亨廷顿用文明造成冲突和文化认同解决争端的想法太过于理想化。
不过从这本书中，作者所谓的“非西方文化”国家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当今西方世界对于他们的看法，从而探寻更好的发展空间。
这是我自己写的，希望采纳。
大学专业课程读书笔记
《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 中投试水美国对冲基金 央行：货币政策将动态微调 “适度宽松”不变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出大步 上海启金融国资改革光大集团拟增资18亿 光大永明将改姓“中”巴菲特入股比亚迪交易完成 “股神”获利76亿河南原阳黑砖窑截断黄河大坝 系官员合伙开办俄方否认要建“中国城” 多数华商提货仍遭勒索 银行将实行新资本协议 1993年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
该文号称是自1947年乔治·凯南《苏联行动的根源》出笼以来，在外交理论界引起反响最强烈、争论最多的文章，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从华盛顿到北京,从东亚地区到阿拉伯国家,或介绍或评论,或褒扬或针砭,几乎无处不闻回应之声。
随后, 亨廷顿又出版了他的新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文明冲突论，宣称 “西方是独特的,不是普遍的”,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固守已有的文化传统,进则用以抗衡现代化的非西方,退则用以巩固美欧战略联盟。
本书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lbert J. Weatherhead III）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
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有大量学术著作及论文问世。
塞缪尔·亨廷顿著述甚丰，涉及面很广，主要著作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年)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年)、《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1981年) 、《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进程》(1991年)等。
据美国《政治学季刊》所载统计资料,在国际政治领域,亨氏作品被他人在学术著作中引用的次数遥居各家同行之首。
因此,他在西方的地位可与基辛格、乔治·凯南、汉斯·摩根索等人相媲美。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读书界引起一阵骚动。
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本书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
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
他在书中讥讽了美国自1917年以来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t）野心和论调。
他觉得一战时所谓建立“民主”的世界，二战时所谓建立“自由”的世界都是没希望的。
因为，西方人坚信的西方文化普世论存在着三个问题：其一，它是虚假的；其二，它是不道德的；其三，它是危险的。
之所以说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是因为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观念；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普世论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帝国主义”；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文明际大战”。
亨廷顿认为，代替西方文化普世论的，应该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力量，这种力量要求不同文明相互适应。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他认为这种相互适应已然存在。
作者在引论中开宗明义的提出本书的中心论点：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这一命题的五个推论构成了本书的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作者在此指出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划分和认同逐步削弱，不再成为国际关系中划分敌友的标准，在新时代，文化认同将取而代之作为全球政治的重构标准。
在这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中，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因此可以说世界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作者继而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几种基本范式，指出这些范式虽然不能解释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对于人类的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总结了四个基本范式：范式一，理想主义的和谐世界；范式二，两个世界的划分我们和他们；范式三，国家主义范式，或多或少184个国家；范式四，完全混乱的世界。
以上四个范式中每一个都有其自身重大的缺点和局限，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这些范式更说明理关键的事件和提供对趋势的更深入理解的范式：文明的范式。
作者认为其优越之处在于其具有以上四范式所缺乏的相容性，结合了现实与简化，并能导出有效预测。
以此为观点，作者在“文明的性质”一节中，探究文明的一般定义，性质，类型等存在的共识性认识与争议。
作者主要探讨了关于文明的性质，学界的几种共识性认识。
这些共识包括文明的存在形式：单一文明还是多元文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界定文明的核心因素，宗教；文明的内涵，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而非政治实体；文明的持久性，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得非常长久；文明的七种类型：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其次，在“文明之间的关系”中，作者指出文明之间关系演变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遭遇、冲击和相互作用。
最后，作者主要阐述了普世文明的含义和来源，分析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内涵，以及非西方社会对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三种态度：拒绝、接受和改良。
具体来说，“普世文明”在奈保尔那里是指“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
”作者从四个方面批驳了这个概念：第一，假设普世文明只是人类共有的判断是非的最低限度道德，那么早已普世，不新鲜了；第二，倘若指用来区别原始社会与文明化社会的一些特征，那么它与多元文明并不排斥; 第三，假如是指达沃斯文化，即全世界精英层的共同信念，那么由于其人数极少，所以远不是普遍的文化；第四，如果指“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普世的文明就成了普及世界的麦当劳和可口可乐。
最后作者指出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
对于普世文明的来源，作者分析了三种假设，一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
其荒谬之处是认定只存在自由民主制这一种趋势；二是，世界各民族在相互贸易和通讯下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但科学调查发现这二者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作者认为，用社会心理学的差异性理论来分析，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们对于文明，社会，和种族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加剧了。
换言之，在中国，我是中国人，在日本我是中国人，在欧洲我是亚洲人，全球往来越频繁，自我身份的意识便越强。
三是，始于18世纪广泛现代化的产物。
对于西方化与现代化，作者作了区分，提出西方之为西方的核心价值包括：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这些因素的结合是西方独有的；而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
西方文明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因此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化的文化。
“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 第二部分 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本部分作者的中心论点是：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为了描述西方的衰落，作者从权力、文化与宗教三个层面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西方衰落是缓慢，非直线的过程，在西方文明对于领土、人口、经济、军事等权力资源的占有上，有20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衰落。
给西方世界的盲目自信者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宗教的复兴使非西方社会拒绝西方，敌视西方。
即“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
” 继而，作者明确指出西方的挑战者文明：亚洲和伊斯兰文明。
亚洲的自信根于经济的增长，伊斯兰的复兴主要源于社会充动和人口增长。
挑战的表现是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亚洲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有更多的权力，认为经济的成功是本土文化的产物，本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崇尚集体使东亚人更容易相互认同；另一方面，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于政治产生的影响：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根本改革为核心精神。
伊斯兰人口规模的扩大及社会动员力量的增强，使得它们倾向于向外扩张，从而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
对于前景，作者认为，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同时非西方文明内部及它与西方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作者论述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表现为：第一，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第二，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第三，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一章指出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各国都在寻求认同，而认同在作者那意味着不仅确定自己，而且还需要树立敌人。
“人们需要敌人”，明确了敌人才能更好的增强内部的合作和凝聚力。
在此作者指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
在其它章节中作者也强调了文明断层线战争的持久和难以通过协调彻底解决。
换而言之，国际争端中涉及文化冲突的问题是无法用谈判解决的。
但是作者同时提出“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 对于“无所适从的国家”即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某个单一文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它转到另一个文明的国家，如俄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它们的领导人无视其本土文化的力量，试国从根本上重构社会文化，就会使国家染上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成为一种四不像的“无所适从的国家”。
作者指出“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抑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
各国都围其文明的核心国来划分归属，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的秩序。
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更困难，但是，事实上，西方真的希望象伊斯兰这样危险的文明拥有其核心国家吗
作者还试图把亲西方的土耳其看成伊斯兰世界核心国最合适的选择，可以看出，给伊斯兰文明树立核心国是有条件的（亲西方），以便于控制，否则还是缺位为妙，历史证明，一旦出现，西方的对策一贯是：促进和利用它与其内部及和其它文明的冲突来保持均势。
第四部分 文明的冲突 本部分作者的中心内容是：第一，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的冲突；第二，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和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
一、普世主义引起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
作者认为，由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政府自信心的增长及伊斯兰复兴运动，欧美对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的普世主义遭遇失败，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对来自西方的压力或多或少采取了抵制态度。
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
对于这个问题，作都的建议是，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对于非西方社会就必须利用其经济资源，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防止非西方对西方内部挑拨离间的同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
事实上，作者提出的建议实则是通过制造其它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转移对于西方世界的冲突，但立足点应该是通过“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而让非西方世界陷入争端和自相矛盾中，从而无力与西方发生冲突。
关于伊斯兰和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作者首先从理论上介绍了文明间冲突的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的断层线冲突和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的核心国家冲突。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作者分析了伊斯兰与西方，中国与西方冲突的原因和影响冲突程度的因素，包括人口、经济、技术和宗教等，并指出“亚洲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 、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咱霸权地位。
”其它各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两种态度：均势和搭车，作者认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定情况下，伊斯兰与中国的联盟会扩大和加深，并进一步加深与西方冲突的可能性。
二、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断层线战争。
作者通过大量案例，重点分析了断层线战争的特性，发生地，及历史、人口和政治愿因。
作者指出，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
它根植于人民的认同，在时间上是持久的。
与其他社会群体战争相比，断层线战争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的，是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
“亲缘国综合症”是其在20世纪末的最重要的特征。
作者还指出，断层线战争促进了参与者的文明认同，一个文明内部主同的加强反过来推动了断层线战争的升级。
作者按介入战争程度的不同，把国家和集团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参与者是参战的国家或集团，第二层次通常是与主要参战方直接相关的国家与集团，第三层次是与参与者有文明上联系的国家，往往是该文明的核心国家。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作者提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和个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的慢慢的推动。
”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来 第一、西方的复兴与世界之中的西方 作者在“西方的复兴”中用历史循环论的方法，通过对“历史的终结”及不朽文明构想的批驳，提出西方文明与历史上所有文明一样会有始有终。
作者在承认西方文明必然衰落的基础上，提出其复兴、延缓衰落的方案，同时还探讨了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其内部组织的扩大再生产，积累盈余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由此动因推导得出西方文明正濒于衰败的结论。
国内层面，作者举出：拒绝同化的移民，衰弱的基督教，90年代政治府主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国内危机的三个重要因素。
其中，作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是西方文明的头号大敌。
究其原因，作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泛滥会使美国成为一个仅有易变政治原则而缺少文化核心的不合时宜的国家，会同苏联一样分化，缩小，消失。
针对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中决定性的冲突，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在国内，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国际上，拒绝认同亚洲”，并指出，国际上欧美的政治一体化，国内美国对于本国文化的进一步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能抵销这种决定性的冲突，并促进西方的复兴。
国际层面，作者在“世界之中的西方”中进一步阐述了其文化认同在世界国际层面的运用：建立一个以文化认同为中心，按文化的区别来化分敌友，制定国策的世界。
作者随后论证这对于美国的三个现实意义：第一，美国领导人的困境：不以文化定敌友，在政策制定上屡遭谴责。
第二，美国对外政治策困境。
在对于是否应抛弃冷战遗产问题的讨论上，作者得出结论：首先，在文化界线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北约应当扩大，将愿意加入的其他西方社会包括进去；其次，分清敌友，“让两个互为最坏的敌人，而且都与其他成员国缺少文化共性的国家作为成员国，实质上毫无意义。
”；第三，泛滥于西方社会的普世主义的困境，对此作者罗列了三种学界评价：错误的，不道德的和危险的。
最终，得出了极具保守色彩的结论：“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换言之，作者主张在对外政策上，不是推行普世主义，终了其他文明，而是保存，维护，复兴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
维护西方文明的具体措施如下：团结，范围是西方文化内部，在此主要是欧洲和拉美的团结；抑制，对象是敌对文明，如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其体手段有直接和间接，间接主要是通过第三方的牵制；保持优势，主要是技术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以此巩固其霸主地位；互不干涉，作者认为西方对其它文明的干涉是全球冲突最危险的因素，只有互不干涉各文明内部事务，才能维持和平。
和平状态下更有利于西方文明的发展。
第二、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作者认为“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战争很可能不会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由此虚构了不是不可能的战争场景：场景一，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断层线战争升级；场景二，中国的崛起，以中美大战为主线，一场气势力宏博、惟妙惟肖的全球战争。
通过对假想的世界大战的分析，作者得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前两个原则：“避免原则”，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共同调解原则”，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这些原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核武器的理想方案是合主要文明的一到两个核心国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以保证核心国家对本文明内部其他国家的威慑力；第二，联合国改革理想方案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有一个永久席位，七个文明可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两个。
第三、文明的共性 作者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换而言之，“抛弃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寻求共同性。
”这里的共同性作者是指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道德层面上的共性。
世界的安全需要文明的共存，文明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价值，只有各文明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彼此携手又彼此分离，才能有助于减少文明的冲突，维持世界的稳定。
然而，如何保障这种理想的和平状态呢
最后作者认为只有“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由此与本书书名相呼应：文明的冲突需要重建世界秩序。
笔者认为这种“国际秩序”或称作“世界秩序”在作者那里是指：美国主导的，以联合国为舞台，作为行为主体的各大文明通过其核心国代表，按照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共同协商方式处理国际冲突；同时各行为体之间在共性上相互学习、融合，在特性上相互尊重、相互分离。
小结 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为解释冷战后的国际世界提供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新范式。
亨廷顿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划线，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这无疑是一种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因此，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范式，即文明的范式。
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
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
它们的行为仍像过去一样受到对权力和财富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
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
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
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
最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
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
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
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
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一方面，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相当自信，他认为这一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
范式应该能够导出预测，对范式有效性的检验可以通过对不同范式导出的预测的准确性加以对比来进行。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范式能比其他范式更加准确的预测冷战后国际事态的重大发展。
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
早晚有一天，文明的范式必将像冷战的范式一样被新范式取代。
本书虽然逻辑上存在一些自我矛盾之处，例如亨廷顿一方面非常客观，敢于承认了西方文明是不是普世文明，并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出于对本文明的捍卫，主观的提出通过一切办法遏制敌对文明；可以说，救世与爱国之心是真实的，是否价值中立，与此相比便无足轻重了。
勿庸质疑，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为解释冷战后的国际世界提供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新范式。
作者以文明的冲突作为单位来分析国际事物，为我们以后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至少反映了一种新式的国际问题分析方法。
我们不妨从亨廷顿的理论出发，在不断加强我们自身经济建设的同时，去发扬我们的文明，因为一种排他的文明是没有前途民族的文明。
作者在文中还充分肯定了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所有文化都在为现代化而努力着，西方世界和其他世界的差距在一步一步的缩小。
现代化加固了现存的文化，因而使文化之间的不同或者差距也永远的存在了。
作者在书中关于文化对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的表述，也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思考，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一种视觉。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塞缪尔亨廷顿，读后感有吗
[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讲述了一群杰出的美国科学家试图打破传统主导科学的直线和简化的思想束缚、阐明非线性和复杂思想的真实性和巨大作用并进而寻求“科学的大整合”的故事，“通过描绘一小群跨学科研究的精英分子的个人史，烘托出一幅极具魅力的复杂系统的图像”（汪丁丁：《面向综合的时代》），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
阿瑟对于报酬递增率的执着、考夫曼对于自动催化论的研究、荷兰德对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朗顿对于人工生命的不懈努力等都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整合”以及“互相关联与互相进化”的“复杂思想”。
这群“边缘人”的不可抑止的创新冲动使物理学、经济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计算机科学甚至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在桑塔费研究所进行思想的碰撞与学科的融合，冲击着传统的科学及其方法，朝着重建科学传统的目标迈进。
《复杂》使我们感到科学思想大变革的脚步，桑塔费研究所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正是近百年各学科新思想、新观念的最集中的体现”（陈禹：《现代科学的前沿——<复杂>和SFI谈起》）。
它在思想方法上克服了近代科学形而上学的还原论的严重倾向，强调“综合”的方法论，以它带有方法论性质的深邃思想、 对于真实世界现象的强大的描述力和解释力重新诠释了“科学”的内涵。
虽然复杂科学还无法准确加以界定，但这种模糊不清是因为它“正在试图解答一切常规学科范畴无法解答的问题”。
这种“模糊不清”的复杂科学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对传统科学的方法论革新，其对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和启蒙性的： 首先，《复杂》强调学科的整合，当然这种整合决不是要绝对否认学科的分类（在知识爆炸性增长面前专业化是无法否认的），但这种学科分类决不能“老死不相往来”，而是要尽可能的予以合作或相互借鉴思想尤其是方法问题，以便不断检验和审视本学科。
在《复杂》中，作为经济学家的阿瑟在自己报酬递增率等的研究成功，与不断吸取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的思想与成果密切相关；考夫曼、荷兰德、朗顿等所进行的研究无不求助于计算机科学技术，读后感《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
事实上桑塔费研究所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为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提供了一个相互理解与促进的机会。
各种科学之间应当相互倾听、相互合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也应打破绝对分离的状况，虽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区别是巨大而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绝非没有相似之处，它们合作与相互吸收的可能性仍是广泛存在的。
其次，具体到某一学科的研究，《复杂》认为对于线性和简化的过于迷信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事物内部的“关联与进化”才能接近于事物的本来面目。
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概念就是一种极其简化的概念，虽然这是经济学寻求研究的确定性所迈出的重大步骤而且显示出巨大分析功能（因为“经济人”的假定减少了变量，增加了可计算性，而这种可计算性与确定性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但将这种“无限理性”的“经济人”概念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社会中的生物人并没有无限的理性，而且其理性的程度也千差万别，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无知”。
人们的行动依赖于自己有限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对他人行动的认知。
因此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更能解释人的行为，也更能解释社会现象。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简单”方法与“复杂”方法缺一不可，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单独完成解释和预测的任务。
《复杂》虽然指出了线性与简化方法的缺陷与不足，但并未否认线性与简化的功能与意义。
再次，《复杂》向我们提供了复杂中的秩序与结构的真实图景。
这种秩序与结构不再纯粹是基于自然定理而推演出的逻辑必然，而是给予偶然和随机以极大的关注；不是预先设计平衡状态，而是以偶然事件为切入点，寻找最后的平衡。
复杂科学就是“要显示偶然的事件在随机的进程中怎样不断的积累，从而从众多的可能性中选择其中一个平衡点”。
这对社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决定了社会科学必须对于秩序与结构给予极大的关注，但如何关注却是个问题。
事实上，《复杂》中展现的生命形成、进化中的那种自动自发的秩序与结构来源于事物“自我组织”与“共同演化”的功能，对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起重要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法自治”原则也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这种功能，即社会本身也具有一种自我组织的功能，这种自我组织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社会的秩序与结构。
〔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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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一 应当重视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
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
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
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
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
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
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
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
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
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
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
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
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
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
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
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
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
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
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
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
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
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
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
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
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
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
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
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
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
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
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
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
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
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
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
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
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
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
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
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
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
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
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
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
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
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
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关于国际政治专业书的读书笔记2000字
《文明冲突论》 “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
”——塞缪尔·亨廷顿 一、倍受争议的亨廷顿 塞缪尔·亨廷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物。
和他接触过的人总爱用“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类语言形容他，而读过他书的人却会发现另一个亨廷顿，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总想挑起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
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掏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他16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因为“成绩特优”而提前毕业。
随后他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接着又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在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便留校任教。
1957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
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
”的口号。
在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扎卡里亚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
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7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
他毫无疑问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他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圈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
亨廷顿曾经说，“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
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最为著名、最有争议的莫过于那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了。
亨廷顿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划线，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这无疑是一种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二、亨廷顿的范式观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当旧的范式日益无法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的时候，能用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而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就是思想和科学进步的过程。
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范式就像一张地图。
只有在地图的引领下，人们才能穿过未知的地区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但是地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标注出地面上的所有景物，它必然有所取舍，但是只要它能够最简单明确地帮助路人到达目的地就是好地图。
一个好的范式应该：1、理顺和总结现实；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3、预期未来的发展；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来；5、帮助人们弄清应该选择那条道路来实现目标。
在亨廷顿看来，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来，支配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
这一范式简单明了又非常实用。
诚然，它无法解释这段时期内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时还会发生一些偏离这一范式的重大事件，比如中苏关系的破裂。
但是，作为思考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最重要的现象，这一范式被普遍接受，并且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看法。
然而冷战的结束使过去那张有效的地图变得过时了。
需要为国际政治绘制一幅新的地图，这份地图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的服务于认清国际政治的目的。
事实上，冷战后的确有不少人提出了理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
亨廷顿把这些范式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所谓“一个世界”的范式，亦即民主和平论。
这一范式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出现。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命题，他认为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划上了句号，作为人类征服最终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将在世界范围内普及。
重大的全球冲突已经结束，重大的思想斗争也已经结束，未来人们要面临的仅仅是琐碎的经济和技术问题。
第二个范式是“两个世界”的范式。
冷战的结束虽然终结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抗，但是从很多角度看世界仍然分为两部分。
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看可以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高度稳定的“和平区”和动荡不安的“战争区”。
第三种范式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
冷战后世界中各国的利益和行为仍然可以按照这一范式来理解。
第四种范式宣扬世界进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
一些学者的论文和专著的题目就颇有代表性，比如卡普兰的长篇论文《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莫伊尼汉的《大混乱》等等。
这一范式强调，国家正在弱化，冷战后的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失败国家”。
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剧、跨国犯罪组织的出现、难民的激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种族清洗的盛行都为这一范式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亨廷顿认为以上四种范式虽然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都存在着重大缺陷。
“一个世界”的范式所强调的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文明的力量对这种整合力量的抵抗仍然不可忽视；诚如“两个世界”的范式所言，世界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别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之间，但是无论如何，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统一体的非西方文明；现实主义的范式正确指出了国家仍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一范式过于强调了国际关系的连续性而忽略了它的变化，没有看到国家的利益、各国的联合与冲突正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大混乱”的范式正确指出了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它没有看到给世界的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
因此，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范式，即文明的范式。
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
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
它们的行为仍像过去一样受到对权力和财富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
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
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
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
最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
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
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
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
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一方面，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相当自信，他认为这一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
范式应该能够导出预测，对范式有效性的检验可以通过对不同范式导出的预测的准确性加以对比来进行。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范式能比其他范式更加准确的预测冷战后国际事态的重大发展。
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
早晚有一天，文明的范式必将像冷战的范式一样被新范式取代。
三、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文明秩序的形成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一部文明的历史。
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究竟什么是文明
在这个问题上，迄今并没有共识。
亨廷顿所讲的文明有五大性质。
一是文明的多元性质。
亨廷顿对这一点极为强调，并把它作为全书立论的一个基础。
对许多人而言，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因此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标准，它只能是一元的。
亨廷顿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存在着许多种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
二是文明的形而上性质。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
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
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
三是文明的包容性。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对人对最高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
例如，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图、欧洲人和西方人。
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认同范围。
文明是最大的“我们”。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华夷之辨”颇有相似之处。
四是文明的长期性。
文明总有终结，但又生存得极为长久，他们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
五是文明的超政治性。
既然文明主要以宗教来划界，那么它就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
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
亨廷顿认为当代世界有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许还要加上一个非洲文明。
近代以前各个文明的交往是分散而有限的。
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开始对所有其他文明进行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面的冲击。
但是西方赢得世界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确立了控制——从属关系，而在西方社会内部发展出了较为平等的国际体系。
这个历史进程到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
其次，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
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步入了第三个历史阶段，它比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又比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各个文明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20世纪末，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
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
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
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
第二幅图画则暗淡得多，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止、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的等问题。
而其他文明正在悄然崛起。
亨廷顿认为这两幅图画描绘的都是现实。
但是他仍然认定文明间的均势正在发生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性的变化。
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并将继续衰落。
这一过程有三个特征：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西方权力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其次，这一过程不是直线型的。
西方文明有西欧和美国两个力量中心。
西欧部分的衰落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然而美国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世界霸权地位暂时扭转了这一态势，现在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正面临再次衰落。
第三，这一过程是由权力的相对性决定的。
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在其领土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权力资源方面都开始下降了。
与此同时，非西方文明中的两股潮流引人注目。
一股是拒绝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本土化的潮流，另一股则是宗教复兴的潮流。
在这两股潮流中脱颖而出的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明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东亚的经济发展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以此为契机，东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信态度。
主要表现为：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在经济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有力；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东亚人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努力赶超西方时应仿效的模式，西方也应该用它自我更新。
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作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来实现的。
伊斯兰复兴运动既是对现代化的接受，又是对西方化的排斥。
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强化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规范。
它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伊斯兰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
亨廷顿指出，在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的年轻人将多得不成比例，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城市人口并至少受过中等教育。
人口增长与社会流动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青年的印记；人口构成的变化还将加剧伊斯兰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最后，持续增长的伊斯兰人口将对伊斯兰周围的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构成巨大的移民压力。
总之，亨廷顿把亚洲经济的发展和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增长都看作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力量，这是他关于文明的冲突这一推论的重要理论前提。
随着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冷战的结束，全球爆发了认同危机，人们都面临着“我们是谁
”、“我们属于哪
”这一类认同问题。
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界线重构。
在冷战时期，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
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和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
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
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
例如美国、俄罗斯、中国正在分别成为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的时候，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目前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而这也正是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内部动荡不安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谓孤独国家是那些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共同性的国家。
最重要的孤独国家莫过于日本，它的文化极为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据此与其他社会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普世宗教或意识形态。
孤独国家在未来以文明划线世界的作用将大受限制。
分裂国家是那些一个国家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明集团的国家，例如前南斯拉夫（基督教部分、东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苏丹（基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尼日利亚（基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印度（印度教部分、穆斯林部分）等等。
无所适从的国家是那些属于某种单一文明但其领导人却想要把它转为另一种文明的国家。
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都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分别属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但其领导人却一心想把这些国家改造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迄今为止这种努力并没有受到多大成效。
四、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文明观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在以文明划界的世界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冲突将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展开，特别是将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
这又可以分为三类情况：西方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西方与属于较弱文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冲突则要轻得多；西方与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关系则可能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
在亨廷顿看来，造成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冲突的原因是“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
具体说来，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国的冲突将围绕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以及移民三个领域而展开。
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
达到这一目的的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那些渴望在区域内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的希望得到这些武器。
亨廷顿认为，在武器扩散问题上存在一个儒教——伊斯兰教联盟。
而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
西方基于维护自己霸权利益的考虑，竭力遏制向非西方文明的武器扩散势头。
亨廷顿认为西方的这一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权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
西方在民主和人权问题提上表现出了一定的虚伪性，而亚洲的经济增长和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复兴运动使得这两个文明对西方的说教嗤之以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主化浪潮在那些受西方和基督教影响强大的国家最为成功，在其他文明的国家内则乏善可陈。
此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持一种虚伪的态度：它支持沙特等专制政权，对民主化程度高得多的伊朗却竭力遏制；在人权问题上，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价值标准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人权的努力前景也很暗淡。
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漫长时间里，西方人口的向外移民是西方崛起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然而到20世纪末，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
西方国家面临着口前的移民压力，因此西方对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逆转，由原先赞同甚至鼓励移民变为反对移民。
欧洲的移民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而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
在移民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以及拉丁美洲（在较小程度上）将会产生新的对立冲突。
此外，大量涌入的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还有可能使欧洲和美国的社会面临分裂的危险。
作为一个西方文明的卫道士，亨廷顿对西方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为西方提出的对策是，首先要加强西方文明自身的团结，特别是美欧之间的团结，不给挑战者以分化西方的机会；其次，要善于利用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
再次，还要在各个非西方文明中分清主要对手和合作伙伴，团结大多数，鼓励和打击一小撮。
文明的冲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断层线冲突，它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想在废墟中建立起新国家的不同文明集团之间。
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
二是发生在全球宏观层面上的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涉及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典型问题，包括：1、对全球发展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问题；2、相对军事权力问题，主要体现在核不扩散、军控、军备领域；3、经济权力和福利问题，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等领域；4、对人口的控制问题，包括保护本文明的人民和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
在分析断层线冲突的时候，亨廷顿使用了“血腥的伊斯兰边界”这个词汇，这可能是他这本著作中遭到批评最多的地方。
但是亨廷顿为自己的观点辩解说，穆斯林只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们比起它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
亨廷顿认为“穆斯林的好战倾向”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一个好战的宗教，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伊斯兰教在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路线主要是通过陆上进行的，这也造成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经常的、持续的紧张冲突。
另外，伊斯兰教是一种绝对的一神教，而且强调政教合一，因此伊斯兰教缺乏宽容精神也是冲突的一个根源。
从政治上看，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斯林在19、20世纪的屈从地位，促使非穆斯林将穆斯林是为进攻的目标。
而伊斯兰世界中缺乏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是伊斯兰世界与外部冲突不断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人口上看，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以及大量青壮年失业者的存在，也是造成伊斯兰暴力倾向的重要原因。
依据国家和集团介入断层线冲突的程度不同，断层线冲突可分为三个层次。
在第一层次上，是那些实际上彼此冲突的各方，它们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地方集团。
第二层次的参与者通常是与主要交战方相关的国家。
在第三层次上是远离实际战斗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系的国家，它们往往是各个文明的核心国家。
例如，冷战后俄罗斯是车臣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三层次参与者。
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对与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它们的制约对制止战争也至关重要。
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
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但是如果地区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将使核心国家卷入。
此外，全球范围内文明间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有可能导致核心国家间的战争。
亨廷顿从西方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兴起和衰落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这一经验推论道，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文明之间的五专冲突。
，另一方面，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个为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的关系。
亨廷顿指出，伊斯兰世界和西方自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文明间的准战争。
这场准战争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的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它西方国家和集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其次，它们之间的争斗，除了海湾战争之外，都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
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
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连续不断的。
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
对西方来说，根本的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伊斯兰这个异质文明本身。
在分析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与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时，亨廷顿沿袭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思路。
他认为美中冲突一方面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
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美国也无法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
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先在它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
为了这一目的美国曾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
亨廷顿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国崛起的势头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
美国应该怎样应对中国的崛起
亨廷顿提出了两个选择方案。
一个是均势的办法，就是联合日本等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一战。
这种办法是一种将会导致冲突的办法，而且它的成功与否还要看日本的作用。
另一个是搭车的办法。
就是要美国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亚太事务的能力下降。
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保亚洲的和平，但却意味着美国霸权的丧失。
与此同时，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大可能会导致中国文明性质的改变，西方对这一点不应有太多幻想。
最后，亨廷顿认为一个反对西方的伊斯兰——儒教联盟已经出露端倪，西方的当务之急是团结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并且拉拢住俄罗斯、日本、印度这三个摇摆文明的核心国家，不让它们导向自己的对手一边。
对西方文明自身而言，当务之急有两件事情。
一是摒弃流行在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保持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纯洁性；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摒弃西方过去的普世主义观念，承认西方文明只是多文明世界中的一员，在首先承认全球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去寻找各个文明的共性，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