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里面关于彭城之战的记载说，刘邦进入彭城之时项羽还在城阳作战，这个城阳是今天的什么地方
史记项羽本纪有载：“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
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
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
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这里清楚的写明了项羽的行踪的顺序。
怎么没看到城阳。
就是关于彭城之战的那个，请问一天就是中间转折什么的都算战斗打了一天么
还是需要你自己来筛选一……1史记》有感 《史记》是最早的纪传体通史。
共有一百三十卷十二万多字。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回顾了各种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我详看了其中的卷九，也就是项羽本纪，对项羽的人生颇有感触。
这本书详细地写了项羽的生平，从少时跟随父亲项梁起义到后来的楚汉相争，再到垓下自刎，详细写了项羽的生平。
鲁迅先生曾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但项羽就是这等少有人之一：在赵国被围在巨鹿时，他破釜沉舟，救出了赵国部队;在只有二十八个子弟兵跟随他时，他号召士兵勇猛杀敌,杀敌数百… …而在乌江亭长敬他为豪杰请他渡江再待卷土重来时，他认为大丈夫岂能苟且偷生
于是，他便成就了一代霸王的悲情，自刎乌江，遗恨千古。
在这样的悲剧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项羽的英雄面。
而为什么项羽会有这等结局
一是因为项羽对人疑心太重。
亚父就是其一。
刘邦使出了离间计，项羽立马就怀疑了亚父，亚父在气愤、伤心之时，背上长了个脓疮，病死了，项羽也少了个谋士。
二是因为他两线作战，正面与刘邦交锋，后面韩信在彭城牵制着他，使项羽首尾不能相顾，并各个击破。
项羽有这么两个大失误，失败也不足为奇了。
如果刘邦是英雄，项羽就是枭雄。
胜者为王败者寇，为了胜利，英雄和枭雄为了天下而争斗，而最终的结果就是，项羽自刎乌江，刘邦建立汉朝。
像这样的英雄和枭雄的斗争，历史上还有很多，例如刘备和曹操争斗，刘知远与赵匡胤争斗，… …数不胜数。
有生亦有死，有正亦有邪，有战争亦有和平，事物总有两面，我深信上天的公正，不会因小人一时得势正义就消失，也不会因正义满天下就没了邪恶，这也是这段历史好看的地方吧。
史记真是一本好书。
2很难得最近有些闲暇，便拿出已放在书架里很久的太史公的《史记》出来阅读。
能通读一遍《史记》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了。
记得以前曾经想通读一遍《红楼梦》，但是每次读到第二册就放弃了，可能我的个性不适合阅读《红楼梦》这种具有细腻情怀的巨著吧。
《史记》也许更加适合于我。
读《史记》我不禁深深被那些两千余年前的文字所吸引，文字的后面是不朽的思想和一个永远伟大的灵魂，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两千年，但两千年前那一个一个伟大的人物都跃然纸上。
从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才可以叫做“不朽”和“永恒”，也明晰了这世界上真有不世的天才。
儒家治学希望“立功、立言、立德”，然而在几十年间能做到这些的又有几人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时光潇潇而去，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看来只有在史书中体会英雄的意境了。
不读《史记》永远都是个遗憾，而读《史记》这本书永远都不会太晚。
另外有：一、文王渭滨遇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
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篈，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
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 “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
子真是邪
吾太公望子久矣。
”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齐太公世家》 众所周知，姜子牙有经国济世之才。
但没有遇到文王时穷困潦倒、年迈卑微且尚无成事。
然而姜子牙终究才学，因有才学而有抱负，有抱负而壮志满怀，他不为自己的贫贱和苍老自卑，大胆而自信的他坐在渭水之滨直线垂钓并放言道“愿者上钩”他就是在等待文王，显而易见且处心积虑。
一见文王就倾谈治国之策，毫不隐瞒自己自负的才学。
终于他如愿以偿的一与周文王“载与俱归，立为师”，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东征西战，经国济世，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开辟了一段新的历史。
二、秦穆公慧眼识才 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
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
”。
楚人遂许与之。
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馀。
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
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
”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
”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秦本纪》 韩愈曾感慨：“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没有秦穆公，千里马终将“老死于骈枥之间”而失去其为千里马的意义，百里傒虽然曾经做过虞国大夫，但虞国灭亡之后他就成为俘虏又被作为陪嫁奴仆入秦，甚至后来竟至于被楚国边境的几个乡下人扭送到市场上叫卖，成为人尽可唾的卑微之人，其人虽有才，然虞君、晋公不识，乡下无人只知，终沦为市奴，百里傒虽为千里马，但其处境尴尬而不能扬蹄日奔千里。
使其成为千里马的是秦穆公，秦穆公不为他卑微的身份所干扰，慧眼识才而写就了“举百里傒于市”的美谈，秦穆公乃一国之君，百里傒为一市奴，两人身份千差万别。
秦穆公是排除了众议及一些相当的困难才作到的吧
他这种求人惟贤的心态，及“授之国政”任人不疑的态度是值得今人品味的。
三、祁傒举贤不为私 悼公问群臣可用者,祁傒举解狐。
解狐,傒之仇。
复问,举其子祁午。
君子曰:“祁傒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
”《晋世家》 伯乐有识别千里马的慧眼，也有个人的喜好厌恶，若伯乐明明看出那是一匹不可多得的千里马，但因为这匹马踢了他一脚而口是心非的说“这匹不是千里马”悲剧的味道就更浓了一层。
因此社会更呼唤有良知的伯乐，如祁傒的伯乐，胸怀坦荡，不顾忌个人的任何私利。
“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推荐就推荐最能胜任的人。
四、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贱矣。
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鲁周公世家》 我们常听某些干部大谈用人经时把“重用无才之人”作为金定律，关键是怕手下人成绩超过自己，此时周公吐哺对我们的教育就显得尤其深刻，周公贵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但终为人臣，毕竟不能事事得意，他举荐的人得到圣上信任并导致自己被疏远也未可知，但周公一心以天下为己任，招贤纳士，辅佐成王。
且求贤达到痴迷的地步竟至于“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这样的胸怀，怎样的品质
社会，尤其是当今社会，要发展，就要人才，要人才，就要周公 五、桓公捐嫌任管仲 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
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
君之尊，臣无以增君。
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
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
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
」於是桓公从之。
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
管仲知之，故请往。
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
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齐太公世家〉 有了“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的祁傒，还需要一个能为“仇”“子”施展才华提供空间的人，这个人就是桓公。
当鲍叔牙极力推荐而他自己也认识到管仲的经世致用之才时千方百计地把管仲从鲁国迎回。
“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并支持管仲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桓公终成霸业。
在管仲问题上，人们多推崇鲍叔牙的知人和管仲的贤能。
殊不知正是齐桓公为他们双方提供了一个空间，使得他们名垂青史啊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知。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史记〉中荐人、纳贤的故事对我们的教育是深刻的，其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现在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正值国家用人之际。
这更要求没我们要头脑清醒，有才之人勇于自荐，求才之人善于发现，识才之人大力举荐，用才之人求贤若渴，当政之人则为各种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进而使所有人才“就力陈列
彭城之战与鸿门宴的时间
鸿 门 宴--公元前206年彭城之战--公元前205年4月
亥下之战 彭城之战经过
——一场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谈起中国古代战争，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如，，，，等等。
楚汉时期另一场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争却常常被大多人所忽略，以致研究者寥寥无几。
个中原因只有仁者见仁。
但是这场战争却是一个无法忽略，在以致世界战争史都应该有一席之地的战争。
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一背景：刘邦伐楚 秦朝末年，纲绝维弛，群雄并起，其间项羽凭借灭秦巨功分封天下，称霸诸侯
而灭秦的另一主角刘邦却被封在偏远的汉中巴蜀之地。
汉二年，刘邦因不满汉中之地毅然出兵定三秦，东向伐楚，而此时，项羽大军正在东边平定齐国之乱，后方空虚。
刘邦抓住这个机会大举东进，一路上所向披靡，兵锋直指项羽的都城彭城。
史记载：“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
”很多人质疑56万人这个数字，其实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刘邦当年在关中的时候统兵10万，经过汉中整顿，收其巴人等当地民族为军，后定三秦亦收其兵，完全可以做到翻一倍。
而此时刘邦“劫持”五个诸侯一起进攻项羽（哪五个诸侯
一直有争议，大概有魏王豹，殷王司马昂，河南王申阳，塞王、翟王，另有陈余军不在此路），而此时东进刘邦倾巢而出，手下重要将领和谋士几乎全到，彭城兵败后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可见损失之惨重。
关于刘邦进攻彭城的部署，后世有很多误解，这里简要说明刘邦东进的部署，汉元八月，刘邦出汉中定三秦。
“汉二年三月汉王从临晋渡”东进。
大概刘邦分三路行军，中路军由刘邦亲自统帅，部将为张良、陈平、韩信，吕泽，张耳，卢绾，夏侯婴以及五诸侯军，是从洛阳直接向东，直取彭城。
北路军由曹参、灌婴率领汇合陈余军从粱鲁，与中路军会攻彭城。
南路军由薛欧、王吸（或有王陵军）自关中出武关走南阳，攻阳夏，向东进攻彭城。
此时关中并不安稳，章邯等势力还在负隅顽抗。
刘邦留下萧何守关中，周勃围废丘，樊哙郦商转战关中各地，而立韩王信为韩王平定韩地。
这里有疑问的是关于韩信的行踪。
很多人认为韩信此时在关中围章邯，没有参与，甚至认为是把韩王信当成韩信。
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首先韩王信为韩王平定韩地，行踪确定。
韩信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叙述此段时，只说汉王而未提韩信，但是有一点要知道，在韩信的列传中叙述本身就暗含其人行踪。
考证韩信生平我们知道韩信虽然在汉中被刘邦拜为大将，但是一直到彭城之战都无兵权，其地位只相当于参谋，这个期间他并没有什么举动，太史公自然忽略过去。
而后来彭城之败后，韩信收残兵败将在荥阳和刘邦会合更有利的证明其人当时亦在彭城
汉二年四月，北路军破龙且于定陶，南下砀和刘邦中路军会师，接着攻下项羽都城彭城，刘邦似乎已经完胜。
二项羽的困境及疯狂战略 早在刘邦定三秦的时候，项羽就预感刘邦会东进，不过此时他带兵进攻自己后翼的齐国。
而对刘邦的攻势，项羽一面派郑昌为韩王，前往韩地抵抗刘邦东进。
派陈平平殷王在此又布一层防御线。
派龙且抵挡北路军，又派兵距阳夏阻拦南路军。
除了南路军史书未明外，其余各路均告失败。
而项羽记以厚望的英布却趁此坐山观虎斗。
刘邦军浩浩荡，56万大军数月就尽占楚地。
此时，项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一：面临两线作战。
齐国尚未平定，回师救楚，则腹背受敌。
二：兵力的极大悬殊。
刘邦诸侯联军56万人，规模空前宏大。
项羽此时全部兵力不详，但是必然远少于56万。
三：后方沦陷，孤军深入。
此时项羽楚地尽占，没有根基地的孤军只能速战速决。
四：远离战场，长徒奔波。
敌人则以逸待劳，利用防御工事抵抗回师楚军。
五：盟友背叛，政治大环境陷入极度孤立的状况。
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军事环境，项羽一个大胆的战略计划出笼：以诸将率领大军继续平定齐国，作为迷惑刘邦的手段。
而自己亲自带领3万精兵绕道彭城后方，以彭城为钓饵引刘邦上钩，然后偷袭刘邦后方，尽灭刘邦军。
项羽的作战计划出来，所有人都楞住了
此人傻了，他不但要以3万尽歼对方56万，还要长途奔波，设局偷袭
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疯狂计划
彭城之战，关于项羽的行踪由于历代很少研究者涉足，以致人人认为是刘邦攻下彭城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
”轻敌而至。
实际上刘邦虽然得意忘形都是并未放松警惕，谋臣大将皆在左右，未见有其疑义。
关键是项羽在刘邦未下彭城之际，已经回师彭城西边，断其后路，忽然出现在刘邦诸侯联军的后方。
关于这一点甚少有人注意，但是这确是彭城之战胜利之关键。
有载：“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
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
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
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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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清楚的写明了项羽的行踪的顺序。
但是大多人采用了史记：“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
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
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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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两者有差异
这里我们分析，项羽本纪排在前面，事迹以项羽为主，顺序详细，亦以此为准。
而以刘邦事件为主，项羽事迹只是插叙。
如果读高祖这段会发现刘邦入彭城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并未详细叙述项羽行踪，而项羽本纪已说的很清楚了，无须在费力。
细看项羽本纪发现有一个关键字“项王‘乃’西从萧”，从乃字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项羽3万兵力在刘邦军尚未全部入彭城时，已经到达彭城西南断其后路，等待刘邦全部入彭城给刘邦联军致命一击。
而长途奔波，饶道千里，断敌后路，攻其不备未给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可真谓是前无古人
现在项羽只剩下耐心等待最佳时机给予致命一刀了，不过项羽已经准备好秘密武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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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羽在中国骑兵史的地位 骑兵是冷兵器时期世界战争史的最大革命，但是却是个逐渐发展的时期。
在马镫没有出现的前骑兵时代，骑兵的发展和应用是缓慢的。
我国中原地区早在春秋之际已经有骑兵，但是此时骑兵是小规模的，主要用于载人，并没有史料证明有骑兵作战的记录。
中原地区真正大规模把骑兵用于军事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从此骑兵作为辅助性兵种走向战场。
战国时期由于秦赵临近北方胡人，所以多有骑兵。
但是此时不论是秦还是赵，骑兵都是作为辅助兵种，骑兵放在两翼后方，配备弓弩。
用于侦察，骚扰，偷袭，断后，追击等。
真正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把骑兵当成主力并用于冲锋大多以为是在西汉时期的反击匈奴。
这个论述实际上忽略了项羽在中国骑兵史上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
彭城之战是中国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歼灭步兵的典范。
但是史料却没有清楚记载，史记仅记载项羽自以精兵三万人，是不是都是骑兵而无史载。
这里我们要从头来分析，项羽在彭城战前舍弃大军千里奔波，最大限度的运用了机动能力，用骑兵合情合理。
彭城之战后，项羽偷袭刘邦运用骑兵的冲击力冲散大军又采用驱赶的方式使其落水，以及骑兵追逐包围刘邦，这里都可以看到战术上运用骑兵的影子。
彭城之战后，史记灌婴列传记载：“楚骑来众，”而后刘邦招揽旧秦骑兵组成独立骑兵军团，任命灌婴指挥。
从这里我们看出项羽骑兵的威胁促使刘邦大力发展骑兵（后期招揽大量胡人，楼烦人为其骑兵）。
刘邦曾经灭秦时多次和秦军作战，却一直没有发展骑兵，一个侧面可以证明项羽之骑兵有和秦骑兵不同的用途和编制。
战国时期，骑兵用于辅助没有独立作战及用骑兵冲锋的战例（主要是没有马镫，骑兵缺乏冲击力及长途奔波的持续力）。
到了彭城之战，由于是偷袭战，主要用于骑兵踏营，冲散，驱赶造成敌人混乱而使骑兵第一次大规模独立冲锋作战。
显然战果是辉煌的，给中国骑兵大大写下一笔。
关于项羽的骑兵，应该是在巨鹿之战后（巨鹿战项羽用的是步兵，无骑兵的痕迹）收编秦与赵之骑兵组成了骑兵军团。
项羽自杀时说得到自己的坐骑乌骓马有5年，按此推断得乌骓正是在巨鹿大战左右。
四：大战彭城 项羽把大部队留在齐国迷惑刘邦，自己运用骑兵的机动性，绕道彭城西南的萧县。
等待刘邦诸军全部进入彭城，混乱不堪，而且大将忙着部署北边建立防御，刘邦等主帅松懈的最佳时机。
开始西出萧，向东进攻彭城。
项羽选择的是早晨发动偷袭。
选择早晨看见项羽对时机把握的老辣，早晨敌人尚在睡梦中，正处于最疲惫的时候，突然遭遇大规模偷袭，其慌乱可想而知
而自己可以利用早晨天亮明了敌方情况，选择合适有效的战术最大消灭敌人。
很多偷袭喜欢放在夜里，这样有利掩藏行踪。
但是项羽此次不光要造成敌方混乱，更要全歼敌军。
项羽在战术的选择上直接攻击刘邦指挥中枢，造成刘邦联军指挥系统瘫痪
这样联军就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然后项羽死死咬住刘邦的主力进行攻击，不给刘邦喘气的机会。
而且利用驱赶的方法把他们逼到河流边上，使他们因为拥挤掉进河中淹死或自相残杀
而刘邦联军犹如从云雾端落入无底的深渊，昨天还意兴盎然，大胜在握；今天就兵从天降，不知其然
不明白实情的联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像无头苍蝇四处乱撞，此时正中项羽之计。
由于兵力上的极大悬殊，如果硬拼无论如何都是要被消耗怠尽。
这里项羽用骑兵驱赶引诱把联军引向南方的谷、泗水，再此项羽展开攻击，杀联军十余万人。
联军为了活命拼命南逃，逃到更南的灵壁东睢水上，这样联军自相残杀，被挤落水10多万。
彭城之战终成了一面倒的局势，剩下就是追击残兵败将，扩大战果，收拾残局的事了。
可惜由于项羽的兵力单薄，追击战并未产生多大效果，刘邦诸将收拾残兵汇聚荥阳，顶住了楚兵的追击。
五:彭城之战后及影响 汉军统帅刘邦从开始就被楚军咬住，在彭城西用旧情使楚将丁公放自己一马，逃出彭城被楚军围住，由于大风吹散楚军阵型，刘邦得以逃脱。
刘邦此时向北逃跑，过老家沛县，欲收家小向西。
却引来楚骑，家小被楚抓到，靠推儿子女儿总算逃过一劫。
刘邦老婆吕后的兄长吕泽跟随刘邦参与彭城之战，战败后先带兵逃到下邑。
刘邦绕了大圈子跑到下邑，收其散兵才缓过劲。
此战可以以完胜结局，不但歼灭刘邦主力，使刘邦陷入“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的危机局面。
更扭转了项羽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政治局面，重新占据楚汉战争的主动权。
在大的政治环境方面，原来投向刘邦的盟军此时又背叛刘邦，或则投靠项羽，如塞王，翟王。
有的则重新脱离刘邦的控制走向刘邦的对立面，如魏王豹，陈余。
但是这场完胜的战役却留下了遗憾，在此战并无抓到主帅刘邦，使刘邦逃往西边，占据荥阳成皋之地利，依靠关中汉中之资源。
拉开四年之久的楚汉角逐战，最后依靠优越的地理和物质资源以及项羽后方的游击战大师彭越，并且整个集团的优势力量，终于拖跨项羽，赢得天下。
六：彭城之战的探究与思考 彭城之战项羽在面临盟友背叛，孤立无援，自己孤军深入，后方失守，两线作战，兵力悬殊的种种危机，而大胆使用战略奇袭，用3万骑兵全歼刘邦联军56万，获得空前绝后的胜利。
其战略之大胆，谋略之深远，部署之完美，兵力之悬殊，行军之迅速利落，攻击之准确老辣，战术之巧妙有效，战果之辉煌无敌，无不令人咋舌
而此战在如此不利的形式下，创造如此辉煌的战绩，其胜利的原因在哪呢
表面上看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后人归为刘邦的轻敌大意，联军的战斗力低下。
楚军的出其不意和英勇善战
如果是这样分析就太浅薄了，刘邦为什么这么大意
刘邦的诸多谋臣大将难道没有一个谨慎小心的吗
实际上彭城之战，当时有一个将领带几万士兵抵抗项羽一段时间就可以让联军组织军队抵抗，利用数量的优势击败项羽。
虽然联军不好指挥，战斗力低于项羽军。
但是刘邦的20多万军队可是久经沙场的精锐，何至于让三万楚兵一败涂地
研究彭城之战前因后果，不得不佩服项羽的军事天才和战略创新
项羽之所以取得世界上空前绝后的胜利在于： 一：战前的深谋远虑，大胆布局。
早在刘邦联军东进时，项羽就谋划以彭城为诱饵布局这场偷袭战。
从战略上是个及其大胆冒险的战略。
首先要分两线作战，既要保证战略偷袭的胜利，又要严防齐国趁机包抄。
关键是在千里之外就要确定其战略奇袭的目标和刘邦联军的弱点，这不但要丰富的军事经验知己知彼的眼光还要一个坚定的不为外界所动的平常心。
二：突袭的迷惑性隐蔽性及喧张效果 要偷袭本身就有其如何不让敌人知道的问题，何况是战略大奇袭
项羽在这个方面，用大部队继续攻齐国作为迷惑敌人的“正兵”，自己只带3万兵力为奇兵用“间接路线”偷袭敌方的后翼。
这完全可以算上正奇运用的典范
而长途千里，绕一个大圈子到敌方后路，期间如何不为对方所知，难度其所作隐蔽性可想而知
在刘邦联军刚入彭城还在打探北边项羽消息的时候，项羽突然从后方进攻，其喧张效果对敌人的震撼效果可想而知
三：出众的战场洞察力及耐性 项羽绕道彭城西南的萧，期间潜伏下来等待刘邦诸军全部进彭城，并在早晨攻击敌人后翼。
这里需要及其出众的洞察力找到最好的进攻地点，时间。
而又要极大的耐性等待敌人最松懈的露出破绽的时候进行攻击。
而项羽的选择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四：出众的战场指挥能力和正确的战术选择 面对敌人的数量优势但是联军的指挥不协调。
项羽采用直接进攻刘邦指挥中枢的战术，咬定司令部追着猛打。
使刘邦的指挥系统瘫痪，至始至终无法组织军队抵抗。
这里必须清楚知道刘邦的部署及战前大量收集情报。
由于两方兵力悬殊，项羽采用驱赶引诱使其到河边自相残杀，互相践踏，最后落水而亡。
五：战术的革命与技术的革新 此战项羽（也是中国）第一次用骑兵独立作战，造成了技术效果是辉煌的，其战斗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这是第一次完全由骑兵对步兵造成的巨大胜利，它的历史性是空前的
也是一次技术上的革新，一次技术上胜利
这种胜利成就了以后骑兵的辉煌
最后由于项羽自身的战略眼光，战术手段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胜利，项羽能在局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找到对方弱点，并且完成一次空前的战略计划。
但是这种胜利不具有任何普遍性，一个真正的名将就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完成别人无法完成的胜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只有在危机和劣势的情况下创造的奇迹才更让人难忘，从军事上来说惟有项羽前次经典战例巨鹿之战可以相颦美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以弱胜强战役
项羽论 一、司马迁笔下的项羽 我们无法忘记项羽这个人物，我们无法绕开司马迁和他的呕心之作《史记》而去谈项羽。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由一个下相的“不学”小儿，由一个普通的军人成为反秦盟军中高级将领乃至领导者，他意气风发、勇不可拒，他蛮横崇武、任性自我，他一步步滑向自己和别人编织的圈套，走向死亡。
今天，在众多的文化典籍与影视戏剧作品中，项羽依旧叱咤风云、鲜活驰走，我们为这个悲剧化了的英雄人物怜惜愤慨、喟叹诅咒。
或然，我们仍旧只是生活在那个风起云涌，金戈铁马，英雄与蚁民无异的时代。
唐代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1〕，“而司马迁就是同时具备这三项素质的少有伟大历史家”〔2〕，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和勇敢大无畏精神刻画评析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
按照《史记》体例，从《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这十二本纪记载对象多为帝王。
项羽并没有完成帝业，但司马迁能够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找准了在秦末汉初这阶段历史中，是项羽支配着当时的政权与时局，“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3〕，可见司马迁是正确地分析出了项羽的历史功绩与时代推进作用的，正如清代郭嵩焘在《史记札记·卷一》中指出：“案秦灭，项羽主盟，分裂天下，以封王侯，皆羽为之，实行天子之权，例当为《本纪》”〔4〕。
创作于汉王朝鼎盛时期的《史记》，并不受封建统治者“成王败寇”观点所局限，并不因项羽的失败而降低甚至否定其历史功绩，可以看出司马迁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
同时，司马迁在肯定并赞扬项羽在亡秦中地位与作用时，也辨证指斥了项羽妄图凭一己之私智和武力征服天下的错误，“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
”另外，对项羽的自我开脱自以为是更是严加批判，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的天命观，强力评曰“岂不谬哉”，指出其失败原因在人不在天，悲剧根源在于其自身的缺陷。
司马迁是热爱项羽的，尚奇的个性爱好和敏感多想象的心理特征让他深深被项羽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吸引住，他甚至不愿在《项羽本纪》中暴露这个已逝去的英雄太多的缺憾。
于是往往在其他人物传记中以其他人物的立场和口吻对项羽加以评述，如《高祖本纪》中“汉王数项羽罪十”，中间严斥项羽背恩负义，弑义帝而自立，残暴无情，屠城害民等事情；而在汉初大臣陈平、韩信等人的传记中，更是直接对项羽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加以评价，指出他性格的矛盾，不善用人等缺点，往往议论中肯，褒扬分明。
在项羽形象塑造上，司马迁更是“全神付之”，每时每刻都倾注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精力，用自己最杰出的艺术才华来打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在《史记》中，项羽的形象和有关人物事迹除了集中在《项羽本纪》外，其他人物传记中也多有涉及，从《高祖本纪》到《樊郦滕灌列传》，关涉篇章十余篇，这些篇章对《项羽本纪》中项羽形象加以补充完善丰满。
这种旁见侧出的记叙方式，不仅加强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鲜活性，更使故事情节、人物个性特征逼真而又清晰。
亡秦三年，楚汉争战四年，仅楚汉大战七十余次，小战四十余次，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简单交代小战情况，而用力写了三次大的战况：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
这三个事件不仅是项羽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是楚汉之际斗争最为激烈影响特别大的事件，正如郑板桥言道：“《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有此数段耳”〔5〕。
项羽一生成败变化与个性全随此三件事而出，当然这三件大事时间上的绵长性与空间上紧凑性所形成张力，也强化了项羽这个威武人物的高峙感和仓促之间“卒亡其国”的悲剧感。
司马迁在选取事例表现项羽性格和开展故事叙述上，着重于对传奇性情节的追求，例如项羽“重瞳子”，“力能扛鼎”，以及见秦始皇游江南而发的感慨“彼可取而代之”，还有对他不学书等细节的详加刻画，还有在彭城、成皋、荥阳等战役中对项羽英雄事迹的刻画都增添了人物个性。
此外项羽在败亡途中作的《垓下歌》以及和乌江亭长对白等细节都过分离奇，甚至可能为杜撰，但却让后人深信不疑，也大大增加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魅力。
在表现项羽的性格上，太史公更是喜欢用对比手法表现，如巨鹿之战前，项羽的勇者无惧，宋义的胆小慎微；巨鹿之战后，项羽与刘邦对比，更是不断并反复出现。
在项羽的自身个性对比上，司马迁也是用不同笔调加以渲染，时而言语呕呕，时而叱咤喑呜。
垓下围中项羽所作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呜咽悲慨，凄凉动人，完全是项羽本人经历和他面对失败的心路写照，“英雄气短，儿女情深，千古有心人莫不下涕”〔6〕，从中可以看出项羽在战场勇猛杀人如麻以外深情至切的另外一面。
这种多面烘托，多维透视手法使得项羽这个人可谓霸者与情者形象具备，丰满多姿，这也是千百年来项羽受人关爱与敬仰的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项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第一个有血有肉具备了多重性格的鲜明人物形象。
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的，从一开始，太史公都是从悲剧角度写项羽，整个《项羽本纪》无时无刻不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
英雄不可一世，英雄顶天立地，英雄叱咤风云，英雄又在瞬间走向死亡。
而司马迁之所以这样极力描写，与他个人的命运也不无关至。
因李陵案而蒙受宫刑之辱而更加发奋撰写《史记》，内心忧愤而苦痛，即使在《孝武本纪》中也毫不隐讳汉武帝晚年荒唐。
而司马迁写项羽至死不渡江，至死不投降，不如说在写自己那颗高傲而顽强，甚至伤痛透底的心，所以他对项羽的“天之亡我”大加批判，对其因不愿蒙羞而自杀充满同情和佩服。
感谢司马迁，他让项羽散发无穷魅力；感谢项羽，他为司马迁增添了无限光辉和后世人对他的无限景仰。
二、项羽悲剧的演绎 在整部《史记》中，研究者发现司马迁刻画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样不同的悲剧人物一百多个〔7〕，而项羽的悲剧独特却是区别于其他人物的，他更多是一个由自身个性等原因一步步走向绝路的悲剧人物。
强烈的悲剧特质在于他本不具备超人的领袖气质和领导才能，却走上了时代的领军者之席被赋予了那个时代的追求与号召。
朱光潜说：“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和理想，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把他们坚持到底”〔8〕。
项羽是可悲的，他无法改进自身根深蒂固的普通人缺陷，仓促而不知所措地被卷入时代和历史的大抉择中，他甚至象一个小丑一样有着可笑笨拙的举止，更可悲更让我们无法安坐的，他却是一本正经严肃认真，甚至顽强地要完成和完成过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至死都不改变。
（一）时代车轮的助推者和阻挡者 项羽出身在“世世为楚将”的楚国贵族家庭，其祖父项燕为楚国大将，在秦灭楚战争中被王翦所杀，其叔父项梁为初期反秦盟军首领。
项羽的童年生活在楚渐亡秦日盛并逐步统治全国的时期。
家与国的苦难，带给项羽的是对秦国统治者的深深仇恨。
他仿佛生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推翻秦朝。
在《项羽本纪》中，“苦秦”“亡秦”等词反复出现，而当项羽对宋义坐兵不救赵时，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
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蔽”。
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蔽之承
对于当时整个时局形势，项羽的议论分析简要精辟，指明当时秦军实力强大，反秦军队内部急需相互团结统一阵营。
项羽把矛头直接指向反秦盟军最高首领宋义，对他不顾反秦大局，畏葸不前严加呵斥。
可见，在反秦这一目标上，年轻的项羽具有成熟大气的时局观，加上军事策略和个人雄武力量，他取宋义而代之，最后取得了巨鹿这场以少胜多关键胜利，并一步一步走上反秦盟军首领位置。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鸿门一宴后，表面上已经取得了整个反秦盟军的领导权。
当时人民对和平呼喊着，时代也希望统一，但是骨子里流着楚国贵族的血液的项羽，只是希望回到楚庄王当年问鼎中原，趾高气扬的时代，希望能再次象楚王那样得到 “列国从长”的地位，并希望长期维持这种在分封割据中己为大的状态。
他分封诸反秦将领，自立为西楚霸王，并远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地肥沃的关中要地，而以地远偏僻，物质相对匮乏的彭城为都城，只为一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可以说在亡秦斗争中的项羽，目标准确而单一，符合整个时代乃至人民心声，但在推翻秦王朝后，他目光短浅，甚至在政治上妄国恢复到以前春秋战国互为攻伐的状态，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这一点看，项羽后期无法顺应历史潮流，只能在历史潮流中苦苦挣扎，走向灭亡。
这种现实的真实残酷性和理想的谬误性必然形成凝重而深度的悲剧张力。
（二）性格上分化对立的矛盾体 除了在时代潮流上前期顺应后期无法跟进外，项羽的悲剧更多是他个人的性格缺陷的悲剧。
在性格上项羽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分裂矛盾体。
他一方面豪迈大气，无坚不摧，从举事吴中开始项羽就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攻定陶”，“拔襄阳”，“斩李由”，“杀宋义”，“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东救齐地，西破章邯，而在巨鹿一战中，更是置生死不顾，破釜沉舟身先士卒，取得关键性胜利，“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气概可谓雄伟英武。
但是另一方面，项羽表现出了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嫉妒贤能的匹夫习气。
从诛杀义帝开始，项羽就很少听清周围的声音，对那些进逆耳之言者，稍不顺心即为斩杀；在分封诸王时，项羽从个人感情出发，特殊对待跟自己亲近的人，树立了不少政治上的敌人。
同为反秦功臣的陈馀就说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于恶地”〔9〕；在对待贤能上，项羽不能选贤举能，相反，大量使用亲属也降低了其军队效能，“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10〕，比如对项伯这一可谓 “奸细”式人物过分纵容直接导致了鸿门政治斗争的失利。
而刘邦手下的几员军事大将经纬之才如韩信陈平等都曾经是项羽的手下，因为得不到项羽重用而投奔刘邦；至于在功爵上，项羽更是有着深刻的贪恋近乎达到变态，“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11〕，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够保持人才的不流失呢
政治上怎能取得成功呢
同时，恭敬慈爱仁者之心和坑卒屠城暴者之心也集于他一身。
每每攻城拔地后，对于投降士卒，项羽往往残害坑杀：新安城一役后，项羽坑杀秦投降士兵二十余万；攻破咸阳，却是因兵西屠，烧杀掠夺，素为后世文人与史学家诟病。
但是，他又能以一个仁者一样的心对待周围的人，“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12〕，“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13〕；他不杀刘邦，也不杀父亲和妻儿；在垓下之围中，更是悲歌辞美人，意气慷慨；在乌江畔，他马赠亭长，情调悲凉，自刎而死，为仇者成“德”。
另外，他率直爽朗，坦荡淳朴，以诚待人。
在攻占外黄城后，他听取了外黄城十二三岁小孩子关于收取民心的建议；鸿门宴上，几次不愿听从手下谋士范增的建议用计谋杀死刘邦；对樊哙的“闯宴”大度且容忍，只是因为欣赏樊哙的英武气质；甚至在宴席上口无遮拦毫无心计的将曹无伤的告密告诉给了刘邦；在与刘邦的争斗中，对于刘邦划分鸿沟，约定中分天下的和解条约都信以为真并努力维持。
但是也就是这样一个胸无城府，不施诡计的人，又对周围的人充满了怀疑和狡诈：斩杀宋义谎称乃奉帝命；先放逐义帝，然后阴谋派人刺杀；中陈平离间之计，对大将钟离眜失去信任并把其推向敌对面；甚至是自己最为尊重和亲近的最后唯一的谋士“亚父”范增也因为项羽自己的多疑而夺其权。
可以说项羽性格是多异性和矛盾性的，“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双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从心学性理，犁然有当”〔14〕。
可以看出项羽性格上优势突出又带有很强的缺陷，实则是他自身人格的分裂和对立，表现为主观心理的不成熟，并且象活火山一样随时可能失调或失控而爆发出来，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悲剧的无可避免。
（三）军事能力上巨人化和政治图谋上侏儒化的畸形儿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这是二十四岁的项羽。
生活在以暴乱和勇决为名的吴中之地，项羽就以魁梧英武的外形给当地人以震撼力。
在首次起兵中项羽紧跟项梁其后，一声令下，拔剑斩守头，“府中皆慑伏，莫敢起”。
在整个攻秦战争中，项羽总是冲锋在前，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实际上在整个攻秦大军中，项羽领导的军队应付了来自秦朝的大部分兵力，包括巨鹿之战中的章邯部和关中的子婴部。
至于在楚汉争雄中，项羽多次以少胜多击败过刘邦，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力量予一切阻挡者以摧枯拉朽的打击，他崇尚武力，在广武与汉军对决时，对刘邦说到： 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这些话除能看出项羽对武力的极端崇拜，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迷恋和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希望用个人武力支配杠杆天下外，更多的则是项羽个人性格的缺陷和对政治的无知。
从前文的分析看，项羽并非完全没有政治的图谋：他矫杀宋义，放逐义帝，不断对刘邦的势力加以限制将其控制在关中地方，并分封诸侯王让他们相互势力牵制。
然而项羽的政治眼光在亡秦之后变得异常浅短和无力，他主张回到春秋战国纷争的时代，成就象楚庄王一样的霸业，于是他错过了多次消除竞争对手刘邦的机会，他反复贻误战机和统一全国的良机，在被刘邦等人苦苦逼出的楚汉之争中迷失步伐，象一个浑身有力却找不到地方使的巨人一样自我戕害，或者天真幼稚地对着满脑子主意和诡计的对手来一句——我们单挑吧。
世谓羽与汉争天下，非也。
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
羽见秦灭诸侯而兼有之，故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
故既分王郡都彭城，既和汉即东归，羽皆以为按甲休兵为天下盟主时，不知汉心不尽得天下不止也。
身死东城，不过欲以善战自于世，略无功业不就之悲，而汉之心羽终其身不知，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
〔15〕 宋代的黄震可谓一语中的，看出了项羽根本就没有建立王朝的雄心壮志，必然会在楚汉的交战中失利。
“楚灭无英图，汉兴得成功”〔16〕。
项羽这种在军事实力上过分强大导致的是武力视野膨胀，而政治图谋的短见化导致的是政治主张上的侏儒化，同时，武力视野的膨胀也不断对政治视野加以限制使得后者更为狭窄乃至荫蔽。
二者相互交错，加深着项羽的悲剧，让人同情好笑或者厌恶。
（四）“道德”范畴束缚与超越中的挣扎者 “道德”，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以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17〕。
在《中国文明史》中，启良先生认为楚汉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争斗，即为项羽所代表的南方楚文化——尚力不尚德和刘邦代表的中原儒文化——尚德不尚力的对决，在德与力的交锋中，有德无力的刘邦战胜了有力无德的项羽〔18〕。
但是，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幻中，道德已经不再是追求正义厌倦巧言令色的标准，也不再是谁正确谁错误的分化，道德已经扭曲，成了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博取个人名利的幌子，成了阴险狡诈，虚与委蛇的代名词。
在这一点上，两千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场争斗，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场在仁义，民心向背，礼贤下士背后残忍的虚假道德之争：看谁能不受表面道德的限制，能更残忍，更超越和出离道德之外，甚至能拿起道德这把利剑刺伤直至斩落对手于马下。
——很显然，项羽是个失败者。
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刘邦，并没有受过很好的系统教育，在泗水亭长一职上养成的是贪财好色，嗜酒，不事家产的低俗作风，他处处表现为小市民甚至痞子的嘴脸：不持一钱，却名义上以“贺万钱”进谒吕公；在逃亡中多次推女儿儿子下车以减轻车子重量为了自己脱逃更快；在项羽扬言要“烹尔太翁”时，置老父性命于不顾，还要“分一杯羹”，他多次侮辱手下的儒生即使登基后还做过往儒生帽子撒尿的事。
在与项羽争天下的过程中，他经常是出尔反尔，败则逃，逃则求和，稍有喘息则又开始暗中谋划军事行动；在广武对决时，明明被项羽射中心口，却假装射中脚跟；为了更好逃跑他带出全城人甚至让女人穿了士兵的衣服给他做掩护……刘邦的言行举止，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流氓痞子，在他身上流露的是根深蒂固的粗俗流氓血液。
但是，也正是这种痞子气质和圆滑城府深刻的性格，让他在当时整个拘泥于道德限制和表面意义上的“美名良行”的时代大气候下的政治争斗中，能够放开手脚，不受限制，表现出机敏灵活，能屈能伸的举大业者潜质：他进入关中即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与民约法三章，本来好色贪财的他竟是“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封秦重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19〕，在鸿门宴时先对项伯大套近乎，表明诚意，争取机会，然后在宴会上小心谨慎，恭敬礼让，但是即使在窝囊苟且的兵败逃生时候，刘邦也没有放弃过夺取江山的念头。
在每一次关键的时刻，刘邦都能克制住自己的原始欲念，不断规检自己，积极听取手下的意见和建议，继续完成自己王天下的霸业。
我们再来看看生于楚世家的项羽，他深受楚地楚风影响，楚文化的熏陶使他在道德理解上表现出对美好名声，讲信用和保持个体的完美和独立性的追求。
项羽定都彭城，只是因为“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他不愿在鸿门宴上借机杀死刘邦因为讲求信义，他吝惜官位，对名誉有着变态的追求。
然而环境的巨大反差，在绞尽脑汁的争权夺利中，项羽一直在对道德的抛弃和拥护中矛盾不堪： 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
谓曰： “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
然身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为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
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
” 从这段话中，可以一窥当时项羽复杂矛盾的心情。
打算自己成为称王而要先王诸将相，要居功，先要夸奖诸将相，对义帝怀恨在心却又分地王之。
在只需要捅穿一层纸的羞涩道义面前，年轻气盛的项羽偏要顾及信用，名誉，顾及周围人的看法和口舌。
尽管自己实力强大并且功劳最大， 却因怀王之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这一条款而内心不安，处处束手束脚，在鸿门宴上被樊哙言明而失掉消去刘邦的机会；在与刘邦的争斗上，他更是处处招到刘邦舞起的道德大棒的折磨，广武对决中刘邦所公布的项羽十大罪状，其中诚然不无罗列编织之嫌，但是刘邦紧紧抓住的是项羽暴虐屠城，阴弑义帝，分封不公等不仁不义，有失良信的道德小辫子。
可以说，项羽一方面希望在诸侯军和周围人中间建立起德者的榜样和模范，一方面又不得不随时破坏这种榜样和模范，甚至不断接受来自刘邦等诸侯王的道德讨伐和嘲笑，他内心深处的敏感又让他深深厌恶这种嘲弄和针砭，他自身的素质和性格上的缺陷让他无法成为象舜、禹、周文王那样的有德名君，甚至不能象他的对手刘邦那样做一个彻头彻尾的痞子。
他只能在被别人和自身编织的道德圈套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最终，超越道德名义的无道德者刘邦战胜了苦苦拘泥于道德的项羽。
早在他们之前的庄子早就一眼看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20〕的道德不公平现象，而历史和时代的走向并不会因为过小的细节做更多的眷顾和停留，它们更多的是偏向那些出离道德之外，置道德不顾的人们。
至于在道德底线和仁义礼信中苦苦挣扎的项羽，最后在乌江畔为了保全过度急剧的自尊，信誉，“吾为若德”，死于自手。
我们只能说他的死是可悲的，至于他究竟是有真道德的殉道主义者还是个崇力无德者，无需过多考虑。
台湾学者柯庆明这样指出悲剧英雄的性情，“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绝对强烈的自我塑造，自我完成的渴求与意志”〔21〕。
无论是从时代角度，项羽自身的性格矛盾或者在道德中的挣扎，项羽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可谓是“兴之暴”，美好而风光的，他终身所追求的美好名气和信誉在他的冥顽不灵，近乎固执和狂妄自我为尊的性格中也并为丧失，他执著于自己所选择的人生和生活方式，即使这种人生和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他甘愿且付出努力。
只是当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无法进行下去，甚至为此要遭受名誉或者心理上折磨和损失时，他才会匆匆选择死亡而不是苟活人世。
三、乌江自刎的千年回响 千百年来，项羽的故事仍在流传回响，并不断被演绎开去。
在这个昔日威武英雄最后哀歌低泣，辞别美人，这个让人心目中跌宕起伏的经典画面在那一刻被定格，项羽的悲剧也达到最高点。
“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赋予这些词语更广阔的含义，是因为司马迁刻画的淋漓尽致和多情多思，精彩而悲壮。
我们看到项羽离别了佳人，麾下从者百余人，溃围南出，误陷大泽，自度不得脱。
谓其骑曰：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
然今卒困于此。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我们从项羽的语气和话语内容中看到的是他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近乎迷恋，充满了霸者骄傲的神采和雄姿，也是对于败北穷途的蔑视与不以为然，可谓快人，快语，快心，只求快战以解心中郁闷。
在这里，项羽还并未抱定去死的决心，他仍希望能突围出去，但是舣船而待的乌江亭长的一番话，竟令他不知所从，只求一死无愧于心。
“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
愿大王急渡。
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 无数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无从考证这场惊心动魄的对白是为真实还是太史公尚奇心理下的虚托之作，但是，可以看出的是无论是诚心的亭长还是心中复杂不安的楚霸王，二者神情自然，语言符合自身身份。
但是这些仍旧留给了后世人无尽的猜测遐想和费劲心机的推测求证。
《史记菁华录》中就这样评析项羽的“我何为渡”：“项王之意必不欲以七尺躯坠他手坑堑。
观其溃脱
岂不欲脱
迨闻亭长之言又不肯上其一叶之舟，既又赐以爱马慰遗之，粗糙爽直，良可爱也”〔22〕。
评析中除点明了项羽性格上直爽憨厚可爱外，最重要的是指明了项羽自杀原因是毫无生机，并非真正的有渡不渡，“必不欲以七尺躯坠他手坑堑”，前有田父诈为指路，导致陷入大泽，如今亭长又岂非刘邦预先安排的伏军
脱离十面埋伏，一路惶恐急走，误入大泽，又陷入自身心理之圈套，不予讲明是因内心对美好名声，对贵族之气的自尊维护罢了。
而现代《史记》研究学者则认为此情节可能出自司马迁艺术虚构。
尊奉“尚耻”精神的司马迁给败途中的英雄增添了这样一则对白，恳切而真诚地写出末路英雄的心声，于过往的回顾，于尊严的维护，于耻辱的对抗，于死的义无返顾。
这种理由也可说是不无道理的。
不管司马迁当时是虚构还是真实描写以及处于何种情况下而写了抗渡情节，太史公始料未及的是后世对于项羽的“渡与不渡”“王与不王”更多谈论和话语以及这些议论背后的种种态度，引出的是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心理纷争。
（一）“渡”与“王” 唐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诗中这样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亦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23〕 一生游走南北的杜牧，在诗中表达了他所希望看到的楚霸王是能包羞忍耻的男子汉，何况战场纷争胜败无法预期并非一场定生死，项羽应该败而不挠，立足江东，卷土重来，他的诗句中是深深的惋惜和哀痛之情。
这种希望项羽渡江而卷土重来争王的态度深层次的反映出传统的儒家思想——“忍耻精神”，“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更大利益更大灾祸面前，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就明显的表现出为了某一更有价值更有利益的目标，而宁愿忍受，遭遇在获得更高利益过程中的苦痛创伤，甚至会舍弃与拒绝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各方面不同的小利益、小享受的诱惑。
千百年来，无数的道德家们如此，无数的政治家们如此，被他们教育并影响着的民众也是如此，“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形而上之，这种对于羞耻为首人生挫折的包容，对于小恩小惠人生享受拒绝的忍态度，指引出的是中华民族传统并生生不息的坚强弘毅精神。
最后，透过杜牧的《题乌江亭》诗看项羽，我们会惊奇的看到本文中提及的另外两个关键人物——司马迁和刘邦。
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渡过了乌江的项羽。
司马迁和刘邦，都曾遭受过自己人生的“乌江”口岸：司马迁推崇尚耻精神认为“垢莫大于宫刑”〔24〕，却遭受最为可耻的宫刑；而刘邦一生也是曲折坎坷。
但他们二者都能在更大价值追求上（司马迁撰写《史记》，刘邦王天下），忍住受心灵和生理的创伤，安全渡过了“乌江”口岸。
所不同的是在跨越乌江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