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十个人物读后感
《史记·项羽本纪》读后感羡慕,但风中的低语却诉说着自负所带来的危难,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结局,毕竟这不是故事,无法有善变的结局.项羽的血流入家乡的水,这水的一旁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而他也将在这萦绕千年,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选择了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是一个过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乌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惊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也许这是一种荣耀.长江边李清照是否为项羽叹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履虎尾对汉初名将韩信的了解,最初是连环画；再大一点,读了蔡东籓先生的《西汉演义》；再后,就是《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列传》是太史公极为成功的人物传,几乎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韩信的悲惨遭遇所打动.《淮阴侯列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叙述韩信的事迹----或曰丰功伟绩.韩信足智多谋,能征善战,为刘邦打下大半个天下.在汉初功臣中,无第二人可以比拟,高祖刘邦曰,“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另一半的篇幅,则用来表明韩信从来就没有谋反之心,之所以被杀,乃是功高震主.正如韩信自己所说：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为韩信鸣冤叫屈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二百年后,班固著《汉书》,韩信之传几乎全抄史记,对韩信的评价,与太历史公无大差异.后世读《史记》《汉书》的几乎所有的读者,无不为韩信的功高不赏,无罪被杀而扼腕叹息；无不为刘邦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而愤愤不平.太史公司马迁自己惨遭腐刑,身世堪伤,写出来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悲愤.我读《史记》,每读到赵氏孤儿,伍子胥,文种,范蠡,屈原,贾谊,李广等故事时,总是似见一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仰天呼唤,真乃字字血,篇篇泪是也.所以,鲁迅先生赞叹《史记》曰,此乃“无韵之离骚,史家的绝唱”也. 以后,我又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却见到了另外一种意见.《通鉴卷十二》的史评——臣光曰： “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读书至此,自我感觉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是啊!司马温公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啊! 不似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那样,韩信本不是刘邦的死党.韩信先投项羽,又来投奔刘邦.韩信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乃是一种政治投机,并不是一心追随汉王刘邦,建功立业.韩信初投刘邦时,只得到一个小官做——“连敖”.有一次,韩信等人犯了法,“坐法当斩”.已经接连斩了十三人,轮到斩韩信时,韩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以斩壮士!”韩信临刑大喊,打动了监斩官夏侯婴.夏侯婴告之刘邦,汉王乃饶其不死,还提升韩信为治粟都尉,此一该杀而未杀也. 韩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杀,反而升了官.谁知韩信还不满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条死罪.丞相萧何得知,亲自去追.刘邦以为萧何亦背己而逃,如丧左右手.萧何回来,刘邦且怒且喜.由于萧何的极力举荐,刘邦乃拜韩信为大将.刘邦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此韩信二当杀而非但不杀,还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的地位. 韩信率军攻齐,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阳酒徒郦食其已经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七十余城.韩信为争夺功劳,听从辩士蒯通的建议,不顾郦食其的生死,乃乘虚而入,偷袭齐国.齐王田广以为郦生“卖己”,用油锅烹掉郦食其.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是刘邦的爱将,郦商必恨韩信入骨.而且,韩信如此行为,使刘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当杀也. 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在危急的时候,接到了韩信从齐国发来的书信.韩信乘人之危,挟功邀赏,称：“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以镇之.”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刘邦此时心中又该做何想?张良,陈平蹑汉王足,提醒刘邦,“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生变.”刘邦这才明白过来,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将计就计,封韩信为齐王,韩信这才发兵帮助刘邦.此韩信之四当杀也. 项羽在与刘邦定立和约后,便东归.刘邦背信弃义,引兵追之,并调韩信,彭越率军来会,最后一举消灭项羽.但此二人皆,不听调遣.刘邦被项羽一个回马枪,杀得大败.刘邦无奈,只好听从张良的意见,把“自陈以东傅海”之地,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韩信,彭越得到了好处,这才率军前来（最后垓下一战,消灭项羽）.此韩信之五当杀也. 可见,刘邦固然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韩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赏,讨价还价,从来也没有“士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刘邦早已有了杀韩信之念头,只不过没有能力罢了.司马温公曰：“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 所以,司马温公最后引用了司马迁的原话,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史记》的 人物描写 字数8000-10000
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
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
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
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
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
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
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
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
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
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
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
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
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
《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
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
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
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
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
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
《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
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
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
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
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
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
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
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
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
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
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
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
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
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
”（《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
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
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
《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
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
《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
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
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
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
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
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
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
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
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
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
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
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
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
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
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
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
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
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
广骑曰：“故李将军。
”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
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
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
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
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
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
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
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
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
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
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
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
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
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
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
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
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
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
《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
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
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
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
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
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
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
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
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
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
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
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
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
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
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
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
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
《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
《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
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
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
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
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
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
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
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
《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
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
《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
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
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
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
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
刘邦说：“嗟乎
大丈夫当如是也
”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
”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
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
”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
《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
涉之为王沉沉者
”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
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
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
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
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
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
《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
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
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
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
《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
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
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
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读后感哪里找
很多年前，有稿，说是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凑成书。
写什么好呢
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
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
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
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
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
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
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
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
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
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
司马迁，好人。
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
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
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
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
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
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
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
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
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
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
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
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
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
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
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
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
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
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
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
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
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
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
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
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
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
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
这是全书的主体。
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
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
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
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
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
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
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
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
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
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
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
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
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
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
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
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
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
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
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
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
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
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
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
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
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
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
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
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
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
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
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
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百家讲坛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一)荆轲刺秦王 观后感 字数不限 急求
建议楼主还是自己观看吧，毕竟只有自己看了才能体会到历史的趣味性。
求史记读书笔记 1000字
翻看，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
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
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
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在阅读《史记》之时，有如穿越时空，遥望古老中国的风雨。
而能够有这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主要凭借着司马迁在《史记》里倾注了丰厚的情感，融入了对英雄的讴歌，也有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使它充满了强烈的爱憎之情。
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观的，公正的记述，不要求抒发情感。
然而读着《史记》，你会很容易的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些泪满襟的悲剧英雄感动，惋惜；又为那些奸佞的小人愤慨，汗颜。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史记》中有其他史学家想都不敢想，写都不敢写的内容——对开国皇帝刘邦和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揭露及批判。
记录当朝皇帝的历史已经是一些史学家不敢恭维的事了，更何况是去揭露他的一些负面的事迹，这很容易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然而《史记》却完完整整的将他们一一收入书中，犀利，深刻地把他们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十分清楚，让我看到了最最真实的朝代，绝不带半点阿谀奉承之味。
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啊。
这也许正是《史记》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
所以读像《史记》这类的经典史学著作，首先要学会领悟人生，领悟社会，领悟的越深刻，越能通过《史记》去体会司马迁的心理感受，以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
这也正是我读《史记》之时，最大的收获所在。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那些人，那些事，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曾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但他们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们将化为炎黄子孙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皆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在历史的长河留下自己的影子，也许这也是一种荣耀吧。
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
卧薪尝胆的故事简说,50字内!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力图雪耻，激励自己，在屋内悬一苦胆出人、坐卧都要尝尝，使不忘受辱之苦。
睡觉时不用床铺和被褥，睡在木柴上面，使不忘亡国之痛。
经过这样多年的磨砺，终于使越国强盛起来，打败了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