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或者《楚辞》的读书笔记或者读后感~2000字~任何一篇都可以
诗文欣赏说《诗经?关雎》 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
尤其是讲《诗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须通训诂，其次还要明诗旨。
因为风、雅、颂距今已远，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词的训诂之中。
加以旧时奉三百篇为经典，古人说诗每多附会；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必须拨云见日，始能领会诗情。
这里姑以《关雎》为例而申说之，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
时至今日，大约没有人再相信《毛诗序》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一类的话了。
说《关雎》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
但《齐》、《鲁》、《韩》三家（包括司马迁、刘向）说此诗，都以为它意存讽刺。
这又该作何解释
另外，古人很强调“四始”说（即《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认为把《关雎》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是有意义的，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
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
我以为，无论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也好，古文学派的《毛诗》也好，他们解诗，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国风”是民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
三家诗看到《关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话，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说诗意是讽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所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
”而后来的《毛诗》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讲“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说它不是刺诗而是赞美之辞。
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则三家诗也好，《毛诗》也好，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
至于把《关雎》列为“国风”之始，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
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来，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
我则以为，从《三百篇》的内容看，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所配之乐，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
《关雎》之所以为“风”之始，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
由于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词句，很适合结婚时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而沿用为结婚时的奏鸣曲。
盖因恋爱而“寤寐思服”、“展转反侧”乃人之常情，故虽哀而不伤（“哀”有动听感人的意思）；夫妇结婚原属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故虽乐而不淫。
这样，自然就把它列为“国风”之首了。
直到今日，我们遇到喜庆节日，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顺心如意。
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
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总是招人憎厌的。
《三百篇》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当然要图个吉利，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
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即从人情之常来讲，也是理当如此。
谁有《诗经》的读书心得体会不少于2000字的，急求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它在孔子时称为“诗”或是“诗三百”；到了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将孔子整理过的书称为“经”，才确定《诗经》的名称。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所以历代的读书人重视这部著作，也从此书中获益不少，在他们的文章中也经常引用《诗经》中的句子。
《左传》引诗的百分之九十五都见于《诗经》。
郑樵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古人所谓“风”，即指声调而言。
《郑风》就是郑国的调儿，《齐风》就是齐国的调儿，都是用地方乐调歌唱的诗歌。
如同现在的昆曲、绍兴调一样。
十五国风，就是十五种不同地方的乐调。
《诗经》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内容上的丰富，还有艺术手法的灿烂。
经前人总结的常用表现手法为赋、比、兴。
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也就是说，赋就叙述和描写，它是诗人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诗经》运用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全诗均用赋体的，有全诗均用设问叙述的，用在诗的章首起兴，下皆叙述的等等。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其实就是比喻。
兴是启发，也称起兴。
它是诗人先见一种景物，触动了他心中的潜伏的本事和思想感情而发出的歌唱，又称“发端”。
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细读这八十首《诗经》中的精华，我仿佛看到了众多诗体的祖先藏匿其中。
《诗经》对后世的诗作和诗人影响极大。
如《邶风》中的《击鼓》末二章表现的情境，有人尊这首诗为“征戍诗之祖”。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之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有人说，《诗经》诸体皆备，《邶风》中的《新台》，开我国讽刺诗的先声。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
燕婉之求，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鄘风》中的《君子偕老》，用丽辞写丑行的艺术手法影响到杜甫，杜甫的《丽人行》的命笔用意与这首诗相仿。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扬且之皙也。
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绁袢也。
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鄘风》中的《载驰》据说是许穆夫人所作，可称作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女诗人。
这首诗风格沉郁顿挫，悲而不怒，哀而不伤，有着英迈壮怀的爱国气概。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
驱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视而不臧，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不能旋济。
视而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芒。
女子善怀，亦各有行。
许人尤之，众樨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
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
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诗经》是现实主义的渊源，《卫风》中的《氓》可为一例。
《王风》中的《黍离》已成为后世文人感慨亡国，触景生情时常用的典故。
《大叔于田》以铺叙的手法，对后世辞赋的影响很大。
苏轼诗词中的“今夕是何年”竟然出自《绸缪》。
《葛生》可称作是悼亡诗之祖。
《蒹葭》一诗的风格超逸潇洒，台湾作家琼瑶爱极了，《在水一方》来源于此。
《采薇》以乐景与哀，以哀景写乐，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北山》不言怨而怨自深矣。
《生民》将传说与历史事实结合在一起，加以文学的描绘，生动有趣。
好诗得反复读，我只是粗枝大叶地浏览了一番，本次心得也是东拼西凑而来，根本没有新意。
书常读常新，我想第二遍读《诗经》会有不样的体会。
国风·王风·黍离读后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云：“，思贤也。
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并无异议。
[1]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
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
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
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
”“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
”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
”[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
”[3]其理亦可用于此。
《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
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
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
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
《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
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
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
”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
”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
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
”[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
”[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
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
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
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
引文见《大序》）。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
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
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
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
”[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
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
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
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非报也，永以为好也。
”《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
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
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
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
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言：“施从良人之所之”、“施施从外来”，置于介宾短语前。
从口气、语法、结构、古训等方面全面权衡，笔者认为《丘中有麻》作为一首爱情诗，最无疑义。
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所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
即使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是谁呢
故姚际恒、方玉润有“嗟”为语助说，立意弥合这一矛盾，而黄焯先生有互足说，立意解决这一问题。
《毛诗郑笺平议》焯案：“首章《传》云：‘丘中硗确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传》统三章为言，则次章之麦，卒章之李，皆以为子嗟所治也。
其知子国为子嗟父者，以卒章称子嗟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国为子嗟父矣。
诗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国，盖下省‘之子’之语，末章言‘之子’，盖上承‘子国’为言，意皆谓彼刘子国之子，而为子嗟之变文耳。
”[7]黄氏发明《毛传》，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变文以协韵，是正确的。
不过，窃以为不必如此征实也，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
《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窃谓嗟、国、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见是当时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产之父就叫子国，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春秋郑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都，美也，《诗》曰：“洵美且都”（见《郑风·有女同车》），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认为充实而有光辉，是美也，嗟，嗟叹之，以上诸字，以其常见，故诗人信手拈来作为美男的代称或情人的代称，故子国、子都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无多少关联。
同样，《鄘风·桑中》亦更换所思者之名以协韵，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气写的，首章云：“云谁之思
美孟姜矣”，次章换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
朱子曰：“姜，齐女，贵族。
”《陈风·衡门》曰：“岂其取妻
必齐之姜。
”孟姜为美女的代称，用来称呼情人。
孔颖达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
”[1]陈奂《诗毛氏传疏》考订，“淑”为“叔”之误，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为排行，古代女子无名无字，故称之排行和姓。
孟姜、子都为代称，大家不会怀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据文理，亦为代称，是不必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否实有其人的。
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
如承认《山有扶苏》、《桑中》换名以协韵，则《丘中有麻》换名以协韵，极有可能。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这类男欢女悦之词，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语气写出，诗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为代称，并非实名。
后世犹有此风，如《孔雀东南飞》、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罗敷”即为美女的代称。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传》以子国为子嗟父，并无实据，不过是从下文“彼留之子”猜测出来，其实“子”在《诗经》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儿子更为常见。
笔者认为，“之子”，是子也，有如《东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
王引之《经传释词》曰：“之，是也。
故《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
’”“之”为“者”之借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
”不过，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中显然是指示代词，“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义已虚化最后，笔者想从文学语言的角度，通过对诗的修辞以及句法研究，对《丘中有麻》“留”通“刘”说予以献疑。
如果“留”通“刘”作为姓氏，“彼留子国”、“彼留子嗟”、“彼留之子”这样的句子不仅无文采可言，实在不象诗句，而且《诗经》也没有这样的句型。
“留”本可通“刘”，如《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陈奂《诗毛氏传疏》：“留，古刘字。
《武》，《传》云：‘刘，杀也。
’处，犹安止也。
《传》意以诛其君，释经之留。
吊其民，释经之处。
两不字，皆发声也。
”[8]留也是姓氏，《广韵·尤韵》：“留，姓。
出会稽。
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说即古刘字。
我认为这是可信的。
但我认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刘”，就诗之本事而言，《传》并无实据，故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不从《传》说。
如上文所述，称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则有画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辈称长辈，还显得不恭。
更重要的是，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语句不顺，有点类似的句子有《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畅一些，诗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国子
窃以为“留”可通“懰”，因为《陈风·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经典释文》本作刘，刘当是《诗经》原字，心旁为后人所加，《说文》无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
”《广韵》：“嬼，美好。
”妖亦美好也。
表示杀的意思，《说文》有镏字，古书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议兵》：“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书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刘字，因为刘、镏皆从留得声。
声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形，一、声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声字，许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当时古人以字代词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范化的要求，更何况，匆促之间也来不及深思熟虑，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声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现象。
加之，国风是民歌，采风者记下来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
即使今天采风，也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样，有些词，是本无其字的。
故《诗经》中一篇之内尚且本字、借字同现，何况是不在同一篇呢
古书中刘、镏、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现象，最初本无其字也；又刘，为木名，字亦作榴（与石榴有别，见《尔雅·释木》），《文选》左太冲《吴都赋》“ 榴御霜”，榴，一本作刘；古“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为刘、留、流同音也。
《文选》潘安仁的《笙赋》：“懰檄籴以奔邀，似将效而中匮”，李善注引《埤苍》：“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
由此观之，留与刘、懰本可相通。
刘或懰字表示美貌，《诗经》中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们把与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词联系起来来看，它是不孤立的。
《月出》用刘字，不过是借音，毫无疑问，当时有这样一个词表示美的意思，与留、刘同音，其本字当为僚也，《说文》：“僚，好皃”（即美貌）。
《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与懰字互文同义，陈奂曰：“燎，当作嫽。
……《方言》、《广雅》云：‘嫽，好也’。
”《说文》：“嫽，女字也。
”[8]，嫽与嫽音义同，因嫽是美好义，故女人用做表字。
此三字同声同为来母，上古韵部同为幽韵，好亦幽韵字。
窃以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为一词，载之于书，写成了不同的字。
从留得声的字，多有美的意思，应该不是巧合，留，流也，《诗经·郑风·溱湋》“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动为美，人们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畅之美，马跑得快，今人犹说“跑马溜溜”，亦并非无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马曰骝；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实际上也是从流得声，旒亦如此，旗之飘扬似流也，故古之冕饰或垂玉，造字为上下结构，上为流字，下为玉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经典借用旒字，鎏还可指美金也；柳字得声之由亦如此；璙与留、流同音，《系传》曰：“金美者谓之璙，然则璙亦美玉也”[10]；榴为安石榴的简称，本是外语借词，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为无因，因为石榴子光溜溜的。
综上所述，从古人用字的习惯上来说，《丘中有麻》“留”可与《月出》“刘”（懰）相通，而皆为“僚”之借字。
如上所述，“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义有不安，但如通“懰”（从共时的角度应该说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则《诗经》中不显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
窃以为“彼留之子”与 “彼姝者子”不仅结构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
《诗经》中结构相同的句子还有《秦风·黄鸟》“彼苍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渊”之类的句子句前用词头“有”，窃以为此处“彼”已虚化，与“有”并无实质差别，这种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词 之（者） 逻辑主语。
亦有不用词头者而形容词重叠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华》、《菁菁者莪》、《裳裳者华》、《渐渐之石》（首句与标题同）。
亦有“彼”置于形容词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
大体相同的句子还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与“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同。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整齐而有变化，而按旧说，则会打破这种整齐的美感。
如果“留”通“懰”，那么这些诗句就不再是简单地呼喊对方，而是在诗句中带有赞美和欣赏的字眼（此种情况《诗经》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诗用反复和呼告的手法，这实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女子盼望意中人亲近她，最终如愿以偿，对方赠送佩玖作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
每章中间二句，是呼告，也是叹美之词，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贻我佩玖”而内心喜悦，故反复咏叹之。
主要参考文献：[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333，第337页[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1版，第47页，第84页[3]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0页，第216页[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201-202页[5]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05页[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风诗类钞[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8月，第13页[7]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72页[8]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13，367，628页[9]汉语大字典[M].武汉, 成都：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缩印本，第1061页[10]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7页，第5页[11]向熹.诗经字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第515页
传统文化经典篇目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参考书目《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四书集注》、《增广贤文》、《三字经》、《史记》、《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左传》、《战国策》、《公羊传》、《读通鉴论》、《道德经《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孙子兵法》、《鬼谷子》、《明夷待访录《论衡》、《神灭论》、《幼学琼林》、《百家姓》、《千字文》、《颜氏家训》、《近思录》、《传习录》、《严复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楚辞》、《汉赋》、《陶渊明集》、《昭明文选》、《李太白全集》《韩昌黎集》、《白香山集》、《杜工部集》柳河东集》《苏轼集》《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陆放翁全集》、《稼轩长短句》、《古文观止》、《乐府诗集》、《十八家诗抄》、《王临川集》、《窦娥冤》、《元曲选》、《封神演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世说新语》、《西厢记》、《浮生六记》、《菜根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闲情偶寄》、《镜花缘》、《陶庵梦忆》、《桃花扇》、《长生殿》、《牡丹亭》、《说文解字》、《文心雕龙》、《诗品》、《人间词话》、《书目问答》、《宋元戏曲考》、《太平广记》、《古今图书集成》、《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梦溪笔谈》、《天工开物》、《山海经》、《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其他经典篇目。
希望可以帮到你，学习，望采纳。
孔子名言100句和翻译
关雎(诗经 周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蒹葭（诗经·秦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晰。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泗。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址。
采 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经·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
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
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诗经——《桑中》 爰采唐矣
沫之乡矣。
云谁之思
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
沫之北矣。
云谁之思
美孟弋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
沫之东矣。
云谁之思
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学习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100字左右
商周时期，通用的是甲骨文。
这是一种成系统的文字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流行的青铜铭文（金文）虽有字数的增加，但形体并无大的变化。
春秋以后，由于诸侯割据，“文字异形”。
秦统一后，为巩固统治，始皇帝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整理文字，以原秦国字为基础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稍后，程遍又依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简便的字体隶书，并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广为流传。
曹魏时，钟繇创立真书（楷书）。
至此汉字的演化已臻完善。
不仅如此，而且自东汉末年起，汉字的书写已成一种专门的艺术即书法。
中国史学界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字源始于殷商。
实际上，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很成熟，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从发生、发展到渐趋成熟的过程，因此有人主张推至夏末；也有人主张推至夏以前，各执己见。
推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指出:“汉字究竟源始于何时呢
我认为，这可以从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
”“半坡遗址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和器上的花纹判然不同。
”“虽然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jié）遗。
”如按此说，中国文明则应算成近六千年。
中国文字之源始，究竟在何时
最古老的文字产生于什么时代
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至今还尚在百家争鸣中，看来还有待于大量的材料来佐证说明
世界上公认最早的文字，是出现在古代中东地区的楔形文字，距今5000～6000年，然而，在河南贾湖发现的一些刻在龟甲上的符号，距今却达8000年。
汉字是语素文字，总数非常庞大。
汉字总共有多少字
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精确的数字。
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1]就有9353字了，晋宋以后，文字又日渐增繁。
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梁顾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
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
到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
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
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字49964个。
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
随着时代的推移，字典中所收的字数越来越多。
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数为54678个。
1994年冷玉龙等的《中华字海》，收字数更是惊人，多达85000字。
台湾地区教育主管机关编撰的异体字字典第五版，内容含正字与异体字，共106,230字---无疑是收录最多汉字的字典.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
但是《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今天的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
有人统计过十三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数为6544个字。
因此，实际上人们在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七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