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命树》红柯 读后感2000字，本人不胜感谢
红柯的生命树：每片叶子都有灵魂 杨广虎 红柯是当前陕西中青年小说作家中个性鲜明、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
当然，陕西近年来中青年作家阵容逐渐强大，有李春平、寇挥等等一大批。
从红柯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奴羊》、《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等等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哲学寓言和生命的伟大：英雄与马，女人与熊，少年与羊，直到人类的生命树。
毛发化为草木，血流化为河流，筋肉化为泥土，骨头成为山脉，史诗般的叙述中张扬着不屈的生命抗争；西部的神话、优美的传说，母性的歌谣、宇宙的起源、现实的生活，交错、纠缠、矛盾在一起，继承与反叛、颠覆、创新，让我们对人类的文明有了重新的认识和“畅想”。
《生命树》写了4个家庭，突出从侧面凸显马燕红普通而又伟大的一生，写了不同人的现实生活状态，也写了神龟和公牛，有新疆话语和西府风俗，红柯一直跨越着地理、时空、文化上的藩篱，诗性化、抒情性、全方位地歌颂着每个人的生活本真。
对大地的讴歌、对生命的礼赞、对神话的崇拜，他企图打开我们现代文明的窗口，让生命之树沐浴清纯的阳光，让世间万物和大地神灵接气、对话、交流、飞翔，呈现出芸芸众生的生命万象之美。
“没有人性内在的光芒，地球就是一堆垃圾。
”面对物欲横流，功利贪婪，红柯一直在礼赞大地、生命，怀揣着理想，探求、反思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幻化追求和世俗生活中寻找着生命挺拔的“结合点”和“平衡点”。
新疆、西府，两个不同的地域，在诉说着陌生与熟悉，个性觉醒和自我异化，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互搏斗、博弈的过程。
“人类生活无所谓边远与中心，哪一种生活更人性我们就过哪一种生活。
”红柯的视野是宽阔的，他宛如文坛的一颗生命之树，特立独行，笃守信念，不断挺拔伟岸，枝繁叶茂，让我们愈来愈感受到生命的张力和伟大，并不断感染着我们。
“哈萨克人没有说这是一棵什么树
只说是一棵生命树，长在地心，每片叶子都有灵魂。
从那一刻起，大地上的树就在我的世界里不存在了......”红柯的小说，温和而善良，史诗般的文学艺术气息气势宏大、委婉细腻，山川河流、万象更新，不断激荡着我们心胸，令人神往；让我们对自然、大地、神灵、人类充满尊敬，尤其对伟大的人类生命、文明，浮土苍生充满敬畏。
失控的世界读后感2000
一直以来，人类社会的现状及未来，总是我们孜孜探索的主题。
从全球性历史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形态几经变革，工业文明以来，从西欧与殖民地的联系开始，到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发展到如今，我们的社会形态是怎么样的，我们又将何去何从
明天会更美好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
从现有的有影响力的理论来看，全球化的确是一个已被大多数人认可的理论。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便是从全球化的视角探究人类未来的代表之作。
世界会失控吗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全球化及伴随而来的一系列人人关心的普遍性问题，缘何会与失控扯上关系
作者的意思，是全球化导致了世界的失控呢，还是全球化将拯救世界的失控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疑问。
在引言里，作者即说到“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不像我们预测的那样，并没有越来越受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而且，有些被认为是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确定和可预测的影响，却经常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
那么这种失控的原因是什么呢
吉登斯认为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随之出现了全球化的浪潮。
可见，吉登斯明确地认为，我们眼中“失控的世界”，是我们人类自身发展带来的后果，可谓是“进步的后果”，全球化就是这种进步的后果典型的存在形式。
但作者又认为，也正是这种全球化的浪潮，促使我们认识、反思、适应并积极应对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后果。
吉登斯眼中的全球化包含了整体意义上所有的变迁，它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
全球化不单指科学和技术本身已经变得全球化了，还包括由此带来的各种风险及不确定性。
全球化也影响着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如家庭、性和婚姻等方面。
但是在认识到了这些后果的同时，作者提醒我们，这些后果就像一把双刃剑，在“除旧”的同时也在扮演着“立新”的角色。
作者指出，风险总是与革新联系在一起，如金融风险和企业风险的交叉是全球化经济的推动力；婚姻、家庭、性的变迁，使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变迁中适应并有选择地接受各种新思想的改造，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可见，全球化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拯救着这个看似会失控的世界。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眼中全球化与世界的失控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既导致了世界的失控，同时全球化也在拯救着我们的世界。
也就是说，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世界看似越来越像脱缰的野马，但同时，也正是全球化的机遇，使得人类在这种危急和变革的关头，反思并重构我们适合全球化的生存方式和人类行为，以达到拯救的目的。
这便是作者在本书中的一条核心的灵魂，虽然看似矛盾，但隐含着极强的辩证态度，以消极的表述方式警示着积极的进取意义。
驯服失控世界的方法 “我们从来不能成为我们自己历史的主人，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找到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法。
”这是作者在引言里的最后一句话。
驯服这个失控世界，我们能做到，我们必须做到，而且驯服失控世界的方法就蕴含在全球化自身里面。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在全球化里找到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上面一部分说到全球化也在扮演者拯救者的角色，并要求我们反思并重构适合全球化的生存方式和人类行为。
所以这一过程其实包含着两个核心的环节，一是反思，二是重构。
反思是前提，属于认知层面；重构是手段，属于行为层面。
那么该如何反思并重建，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吉登斯已给出了一些思考。
他以全球化为核心，生动地论述了不断增长的“全球依赖”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影响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并考察了随着全球化而来的风险、传统、家庭以及民主这些人人关心的普遍性问题。
全球化。
作者对全球化的反思是：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且这些过程是以一种矛盾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运作的；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地方文化认同复兴的理由；“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如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生态环境的危险，而且今天的全球化基本上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西化。
此外，作者认为民族国家正在被重塑，“国家面临的是风险和危险，而不是敌人”。
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了一种“外壳制度”中了，即指一些已经变得不能充分完成它们被要求的任务的制度，而且我们“体验到的那种无能为力并不是个人失败的标志，而是反映出我们的制度无能为力”。
因此，我们需要重构我们曾有过的这些制度，或者建立全新的制度。
风险。
风险是吉登斯比较着重阐述的一个概念。
“虽然我们所处的年代并不比以前更危险、更危机，但是危险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源自外界。
”这就是吉登斯区分的两种风险类型之一的“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即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社会形态的演进，主导我们的是由外部的风险，如收成、洪灾、瘟疫或者饥荒等，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导地位，如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裂变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等大灾难，以及食物、药品等对个体造成的威胁。
作者认为，既然不论怎么看，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危机处理的困境，那么就该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逃避：政府之间要更多些合作；个人也不能被动等待更为权威的科学证据，而要积极做出理性的选择；应当寻求建立起有关科技变化及其产生的后果的正确舆论，如前一段时间美国奥巴马总统下令评估人造生命对人类造成的利弊影响。
传统。
吉登斯指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不仅西方国家而且世界上其他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正变得非传统化，这就是正在出现的全球社会的核心和关键。
然而，吉登斯又提出，“传统是必须的，而且总是应该被坚持，因为它们给生活予连续性并形成生活”。
只是我们不能再只沉溺于“成瘾”的观念中，而要比以前更为主动地建立自主与自我认同；也不能走向“以传统的方式维护传统”的原教旨主义那一面，而是要强调世界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和意义。
家庭。
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消解了传统家庭的结构及传统的妇道观念，使得妇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也使得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变得宽容。
婚姻的基础由过去经济合同式变为了以浪漫的爱情为基础了。
“同居与没有同居”比“婚姻和家庭”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对于个人生活的意义。
此外，情感联系和亲密关系正在取代以往的人们生活的联系纽带，如性爱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以及友情关系等。
这是一种基于感情交流的“纯粹关系”，它包含了一个积极的信任过程，即人与人之间是开放的，也隐藏着民主的意思，大一点说，这些特性都符合民主政治价值观。
民主。
民主是“一个有效地党派竞选体系”，吉登斯的定义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层面的界定。
在全球化时代，民主制度及思想虽然在全球普及，民主的扩张就是全球化的结果，但作者也看到了民主的两面性，即其他国家都在模仿成熟的民主制度时，却出现了民主意识的削弱在扩散的现象。
但是，吉登斯依然认为，虽然传统的民主结构具有局限性，但是，人们对民主的信心并没有丧失，他坚定地认为：我们这个失控的世界需要民主。
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构看似失去了价值的民主呢
吉登斯提出：民主化的民主，意即民主应该是超越国界的民主，应当从上到下地完全把国家民主化。
换言之，我们需要使现存的制度进一步民主化，而且要以满足全球化时代要求的方式进行民主化。
从对上面五个点的具体反思并重构，我认为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驯服世界的方法，最起码也是一种有益的思考。
虽然全球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远不止上面这五个点，连层面都算不上，但是，这篇演讲稿的形式及阐述的方式，诚如《纽约客》说的，简直就是“一座知识的电站”，又像《金融时报》所言“充满了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何去何从的深刻洞见”。
由此可见，但凡喜欢思考的人，都能从其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倾城之恋读后感 著名作家评论+摘抄+赏析=读后感2000字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了《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结尾。
在我看来，《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
白流苏，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在那个暧昧的时代和同样暧昧的旧上海，离婚是要受道德谴责的。
而白公馆无疑属于守旧的那一派，“他们家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离了婚的白流苏，少不了受家人的指戳。
一应钱财盘剥净尽之后，她的存在无疑成了拖累和多余。
她的出路，除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以外，恐怕再无其他了。
范柳原，一个海外归来的浪子，本是无根的浮萍，四处飘摇。
加上生活的纸醉金迷，便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
爱情和婚姻原是他不相信，也不敢指望的。
但他内心深处是渴望安稳的。
爱情总是发生在自私的男人和自私的女人之间。
就这样，两个各怀鬼胎的人遇到一处，展开了一场相互试探的爱情攻防战。
白流苏的目的显而易见，她希望他能承诺她一纸婚姻。
一个男人。
而柳指望的是那个安稳于是两人各自为了捍卫那一点自由或者追逐物质上的算计，相互不妥协。
当终于有一天，精神上追求再寻不到现实的依托时，两个人方始彼此亲近。
在连续的试探之后，流苏没有寻到半点进展，索性有些气急败坏，遂恼了起来：“你干脆说不结婚，完了
还绕得大弯子
什么做不了主
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也还说‘初嫁从亲，再嫁从身’哩
你这样无拘无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谁替你做主
”接着更是赌气狠下心来从香港辗转回到上海。
家里是早容不下她的，这次又加上了“淫荡”的恶名。
可见她不惜为争取婚姻冒了极大的险。
此时，心迹更是表露无疑，思忖再寻个职业，也怕自贬了身价，被柳原瞧不起，“否则他更有了借口。
拒绝和她结婚了。
”权衡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得忍些时”。
这是在和自己打赌。
她并不见得有多大胜算的把握。
如果柳原还再来找她，就算赢了一步，这是她此时的底线。
果然，过了些时日，香港来了电报。
她心里自然安定了许多，也将自己放开了些，同他上了床，虽然不见得是主动，但也并没有拒绝。
然而，此时，“他们还是两个不相干的人，两个世界的人”。
人说“若能以婚姻的形式接受一个女人，心里必定会沉潜下来很多东西”，也许这就是白流苏期翼的那一点点“真”。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只是一个生长在大家庭中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女子。
她离了婚，在一个特定的机会下结识了范柳原。
我一直很喜欢这段话：“在日常世界里，他们间存在一场征服的战争，他们内心明争暗斗。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她只喜欢他用更优厚的条件前来议和。
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是什么因，什么果
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也许流苏是幸运的，一场陷落让她等到了一个男人，一段婚姻。
然而这终究是偶然的，正如张爱玲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一个女人，把命运当作赌注，想来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了。
也有人说，范柳原同白流苏调情不过是为了男人的征服欲，因为她善于低头，容易掌控。
这种说法是立不住脚的。
凭范柳原的经验，玩弄女人于掌骨之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他从来不缺少女人。
萨黑荑妮就是一例。
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长久的游戏中早将生活堪破。
烟花虽然极尽绚烂，总是稍纵即逝的，随后是更广阔的岑寂。
他渴望安稳，渴望实在的温暖。
这是他的理想，尽管此时并不切近。
因此，他可以不在乎流苏的过去，不在乎她是否完美，单只看到她“善于低头”。
后来战争爆发，打破了浮在日常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成就了他们的感情。
那场战事催化了结果的到来。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
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
她终于遇见了柳原。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
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此时，她终于真正的靠近他，有些懂得他了。
一瞬间，他们达到了某种契合。
“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最感动的是最后他们默默握着彼此的手的那夜，刹那间的了解和感动也够他们一起生活十年八年。
这样的结局，即便是合，温暖之外更多的是荒凉。
末一段中张爱玲说：他收起了他的甜言蜜语把它们留给别的女人，这是好现象，说明在他眼里已经把她当作自己人，名正言顺的妻子。
如此怅然的结局不无对爱情的挪揄嘲讽。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是这样的选择。
范柳原到最后一刻也还是清醒的，“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做得了主
……”一个善于低头的女人，也许终会成为一个安分的妻。
让他在劳累和放纵之余有一个去处。
男人的归宿最终只是一个女人。
初读时，总觉得悲剧是女人的。
现在方觉得，悲剧是女人的，也是男人的。
补充：倾城之恋》叙述的是一个寄居在娘家的离婚女人，白流苏，遇上了一个原本是介绍给她七妹的男人------范柳原。
范柳原对流苏有一点点爱意，但这点爱不足以让玩世不恭的他承担起婚姻的责任。
而流苏恰恰却只要一纸婚契 。
她知道爱情不能天长地久，而婚姻能提供给她生存所必需的一切
她只是想生存，生存的好一点而已
在缠绵的情话营造的虚幻的气氛中，展开的确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就像故事所处的大背景------太平洋战争
他们各自设立了精妙的陷阱，期待着获猎对方，却都不能如意，流苏满怀着惆怅回到上海，以退为进，期盼着范柳原能妥协，能给她一份尊严，去生存
然而，一个秋天，流苏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经不起老。
于是范柳原的一个电报又把他牵回了香港。
满怀着无奈何失败的心情，流苏已甘心于情妇的身份…… 战争成全了白流苏，使她得到了范太太的身份。
而范柳原却不再和她闹着玩了，他把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
谈论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离开作品产生的年代、社会背景、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
1920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满清官宦人家，贵府小姐，7岁写小说，熟读《红楼梦》，23岁问鼎文学界，同年写就的《倾城之恋》是她的经典之作。
作者张爱玲的写作背景，也正是这两座悲情的城市。
1941年末，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毕业半年前，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了香港张爱玲与市民们度过了恐怖的日日夜夜，这段经历，仅使她对人类懦弱的利己主义理解更为深刻。
这正是形成她创作风格、创作思想的根源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张爱玲经历了从封建社会逐步走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目睹了香港沦陷，经历了属于她的旧式大家族的衰落，但她毕竟是出自极为封建的旧式家庭，她很难走出自己，因此，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很少涉及时代重大的政论课题，而用全部的感知中产阶级以及市民阶层的世俗化的生存境遇去写作。
而在描写炎凉世态和庸俗市民时，又有着女作家少有的宽阔胸襟和成熟淡漠。
也就是说她的文字处于一种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语境。
而张爱玲却始终端坐在自己的心城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一般人眼里是张爱玲擅长写悲剧小说里难得的喜剧，但在我看来，《倾城之恋》是彻头彻尾的大悲剧---倾城之悲哀
她从人的劣根性与道德观的残缺揭示了这个彻底的大悲剧。
城之将倾，国将不国，一个封建的离过婚的女人的生存又要建立在一个不想缔结婚姻的自私男人的不长久的爱情里，一切的一切危如累卵，可竟还有人羡慕，视流苏为榜样。
悲哀的年代
悲哀的城池
悲哀的男人和女人
张爱玲笔下的双城，在地理上，是流苏和柳原来来去去的那两座城：上海与香港。
白流苏的两城之间的历程反映出心境的起伏。
上海是流苏家人的所在地，代表着一传统守旧、充满压力的世界；香港则是一个冒险的新国度，代表着所谓的现代文明，是白流苏打算放手一搏的赌局。
双城，在心理上，又是流苏和柳原心中各自构筑的城。
柳原的城建筑在对自由无拘爱情的渴求上；流苏的城却是建筑在所谓的经济利益上，她需要一纸婚契作为保障。
最初，内心一样孤独的范柳原只想恋爱，他需要一个红颜知己；白流苏想结婚，需要一个体面的丈夫，好让她出净胸中一口恶气。
两个人于是展开了一场爱情攻防战。
范柳原想攻破上海女人白流苏期待婚姻的心城，而白流苏则想攻破范柳原只要爱情的心城，一对现实中的自私男女，于是这场心战就显得旗鼓相当精彩万分。
而对他们的爱情攻防战而言，太平洋战争是一个转折点。
以往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战争只会使爱情、家庭变得残破不堪，很少像张爱玲《倾城之恋》因为一场战争使婚姻形成，也因为这场战争，白流苏的心理状况产生变化，她与范柳原都因这场战争走出了自己的心城，却从此走入另外一个心城，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讽刺呢
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悲哀呢
传统的倾城是指美人与爱情让一座城池倾灭，而这里的倾城刚好相反，一座城的倾灭成全了一个自私女子的愿望，然而这种成全是否真的完满
这正是张爱玲独特的风格----逆潮流而动
所以她始终是个世情的叛逆者。
美好的结局背后蕴含着更大的悲哀。
张爱玲的文学思想虽不代表某一个阶级，但她悲天悯人。
她的性格聚集着一大堆的矛盾：她的自强不息的女权主义（那个时代）淋漓纸上，她崇尚自由，但最后他笔下的流苏还是借助于一个男人解放自己。
半个世纪以来，张爱玲的文学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这诞生在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文章《倾城之恋》并没有得到主流意识的认可，但透过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惊人是事实，这就是： 4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进行着外来侵略者话语场与中国传统话语场的激烈斗争。
而这一时期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高产期。
张爱玲的一生始终远离权利，不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接纳，在自我认同的道路上重建了中国女性的位置。
可以说，她的一生是边缘的。
而这种边缘状态正是一种中间状态，是一种寻求自我定位实现的超然境界。
张爱玲以一种极高的姿态，站立于中西文化的历史空间之上。
于是悲哀的白流苏、范柳原在她的笔下诞生了。
也许，这就是《倾城之恋》深刻的内涵吧
思想意识是作品不可缺少的的生命，技巧是作品外表必须有的装饰。
而这恰恰这是爱玲的长项
在艺术范畴，形式永远大于内容，高于内容。
可作家的文学风格---作品里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文学个性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
正如文学评论家谭正璧称赞的：她 “在技巧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
爱玲小说的基调，就像她与母亲告别时的气氛——看起来她是这样冷漠而无动于衷，只有懂得她的人才知道她的热切，她对这个世界的爱恋，她会把眼泪藏到你走远以后掉下来。
出于在怪异的家庭环境里从小就培养出来的怪异的自尊，她不会对着这个世界掉眼泪。
看来她是决绝冷漠的，在她的每一篇小说里 人性的主题、女人的命运、“苍凉的基调、参差的结构、繁复的意象——这，就是爱玲文学创造的艺术之所在
张爱玲善用象征的艺术手法，这不仅体现在《倾城之恋》城中，在该文的开头，作者已经把整个故事的性质预先暗示出来，使人读完全篇感受着一种通体谐和的情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
”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
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这就是上海城内代表着传统封建势力与现实的脱节。
没落的、悲哀的生命必定和不上生命的胡琴
直接是融合了作品通体的情调，间接是加入了读者的感应效果，是爱玲特有的风格。
爱玲还擅长人物的心理描写，而且描写的异常深刻、嘲讽多于怜悯，她有着超人的揣摩人物心理的才能，天生敏感。
这篇文章里从始至终充满了苍凉、抑郁而衰落的情调。
白流苏是一个懦弱的女人，给家里人逼得走投无路才演艺出来一件冒险的爱情故事，她不会真的燃起爱情之火燃烧尽自己胸膛里的热情，只会跟着生命的胡琴咿咿呀呀、如泣如诉地响着。
在这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鲁迅《狂人日记》里血淋淋的“吃人”。
流苏的骨子里有一股命运的随和，她居然从没有想过要把自己拴在一个男人身上做寄生妇女，可现实她的命运恰恰是拴在了一个和她一样无助的浪荡男人的身上；流苏是自私的，与范柳原的“倾恋”算是用了一些耐心，然而不过如此
她是上海女人，也算是精明的有节制了。
而流苏所有的表情都在于柳原“倾恋”时用完了。
可她的四嫂却从她婚姻的表象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于是盲从地离婚了。
因此说流苏是理智的，自私的、悲哀的。
就像作者，始终是个世情的叛逆者，但却端坐在自己悲凉的世界中唯吾独醒。
范柳原是一个有钱的华侨和他伦敦交际花生下的儿子。
由于他父亲在中国有妻子，柳原充其量算一个庶出，然而在法律上确定他的身份。
由于尴尬的身份，他的童年可以说充满“羞辱、疑惑和强烈的罪恶感”。
正如戴清对柳原有一句绝妙的评论，说他“既有中国传统名士的风雅，更是一个找不到根的现代浪子”。
柳原确实一直处于自我身份难以确定的困惑之中。
他回到中国，想要获得继承权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寻根。
然而，他的梦破灭了。
祖国不是他想象中美好的样子，在已经千疮百孔了的中国，他寻不到自己的根。
这时，流苏在他的视野里出现了。
相亲场面上，她攫取了他全部的目光。
流苏吸引柳原的绝不仅仅是美貌，还有一种或许柳原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
其实这就是流苏高贵的、纯中国的血统。
柳原身上流动的是中国的血液，但是，从小在英国长大让他变成了一个“西化”的庶出的中国人。
而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血管里流动着纯粹的中国的血液白流苏，这让原本绝望了的柳原重新燃起希望，他想在流苏这个道地的中国女人身上完成一种自我形象的投射。
所以他迷恋着流苏“善于低头的传统中国风韵”，他热切盼望着看流苏穿着旗袍在马来亚的森林里奔跑，所以他才会在墙根下顽固地哀恳流苏：“我要你懂得我
”他是多么希望可以和流苏完成一种精神上的交流和融和啊。
但是他还是绝望了，怀着一颗急切的待嫁的心的流苏根本不可能帮助他完成这种“自我认同”。
在一场墙根下的私语后，柳原让流苏看见自己心底的“伤”，但是，流苏不是医治他受伤灵魂的药；隔着墙的电话表白，柳原对流苏艰难地表露着真心，流苏却总是在心中做着文不对题的解释，她所做的一切解释都指向——“结婚”。
爱情缺席了。
他们的灵魂对彼此来说是如此陌生、隔阂。
在他们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堵“墙”。
香港的陷落成就了这一场爱情的传奇，患难中的生死与共，让他们有了“一刹那彻底的谅解”，获得了“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的保障。
飞了太久的柳原决定歇一歇了，但是他飘泊的灵魂仍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我以为，爱是需建立在彼此相互的理解的根基上的。
而横亘在流苏与柳原之间的那堵墙，他们谁也不可能跨越。
爱玲在她的作品中流露她毕生喜爱的《红楼梦》的很深的痕迹，细心的人们能够从《倾城之恋》里寻到《红楼梦》里若明若暗的影子，人物的轮廓、风格、笔触、甚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跃然纸上。
《倾城之恋》白府老太太的形象、语言如果我们认真体悟，不难发现她与《红楼梦》中的贾母形象相近。
在本文开篇，当流苏倍受兄嫂百般羞辱后逃到白老太太床前，白夫人那一番避重就轻的话：“宝络这孩子，…白替他操了心，还让人家说我，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存心耽搁了她
”，可流苏是她亲生的女儿呀
这与贾母对待林黛玉的态度和语言简直是同出一辙
而流苏出神地跪在她母亲离去的床前声音灰暗的低吟：“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
…住不得了”，活脱脱一个林黛玉
这正是白流苏更是作者张爱玲真正的悲哀
只不过是借助与她自己笔下的人物宣泄出来而已
她还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和特点溶于一炉，把小说写得华美而又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充满缤纷的意象和朦胧的暗示，而又力求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强调启示和联想，而又不摒弃传统小说的路数，走的是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对小说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会有启发。
就像《倾城之恋》在人物设置上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白”（白流苏）一“黑”（萨黑荑妮），“黑白”分明，“白”是传统内秀，“黑”是风流张扬。
柳原游离与这两种情感里，挣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下，这是流苏和萨黑荑妮的悲哀，更是无根的柳原的悲哀
因此，夏志清评价张爱玲：“以‘质’而论，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毫无愧色。
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
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 《倾城之恋》之所以引起众多的讨论，就在于张爱玲逆潮流而动，挥笔解剖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
她确落笔精微之妙，又具犀利逼人的须眉大气，她是文坛的另类，就在其他作家渲染光明色调之际，她跨入了暗淡的世界。
英国小说家班乃特（Arnold Bennett）在《经典如何产生》一文中指出，一部作品所以会成为经典，全是因为最初由叁俩智勇之士发现了一部杰作，不但看的准确，而且说得坚决，一口咬定就是此书。
一般读者将信将疑，无可无不可，但经不起时光从旁助阵，终于也就人云亦云，渐成“共识”。
傅雷是这样的“智勇之士”，夏志清也是这样的“智勇之士”。
张爱玲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智勇之士”。
需要这样的勇士解读她的倾城之悲哀，了解她笔下的人物、城之悲哀，理解张爱玲的悲怆
南宋四大书院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宪法读后感
《莎士比亚悲剧读后感》 莎士比亚确实是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悲喜剧皆有，可以说他的戏剧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含义。
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一样，他的创作中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如诗人一样满怀激情的对白、如哲人一样深邃的思想，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正是其中的代表。
悲剧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古希腊时代的剧作家，如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都是以悲剧扬名希腊。
一部不朽的《俄底甫斯王》被后人研究了几千年也不能穷尽其中的奥妙，心理学、宗教学、文学都从这部剧作中得到了启发。
莎士比亚的悲剧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他完全可以和古希腊多产的作家相媲美。
这些作品就像甘泉一样不可干涸，总能让我们思考生命乃至宇宙的意义。
我认为悲剧应该具备以下四个元素，无论是哪出悲剧，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这四种基本的元素。
第一，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第二，人性的缺点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第三，对所谓命运的无可奈何。
第四，悲剧人物理想人格的彻底破灭，通常以悲剧人物的死亡而告终。
《奥塞罗》中明显的悲剧元素就是奥塞罗性格的缺陷，只要是人总会有些嫉妒心的。
可是这出戏中的悲剧并不是奥塞罗的性格作祟，也不能归罪于那个蛇蝎心肠的恶汗亚果（我甚至有点喜欢这个敢于剖析自己心理的阴谋家），在戏剧的刚开始我们就能感受到奥塞罗和玳丝德摩娜的爱情注定是个悲剧。
玳丝德摩娜并不了解奥塞罗，她喜欢奥塞罗的理由很简单，她喜欢他讲述那些颇具传奇性的经历，一句话她只喜欢一个浪漫的理想。
当亚果的妻子告诫玳丝德摩娜当心奥塞罗的妒忌的时候，她却说“我想他在出生地让阳光把这种气质（妒忌）都吸去了。
”而奥塞罗有点明白自己的妻子为什么喜欢自己，或者说他对自己妻子的爱本来就不放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对玳丝德摩娜又爱又恨又怕。
最终，亚果只是起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将这种虚假的、毫无信任的、不牢固的爱情炸个粉碎，而真正具有爆炸力的火药却在奥塞罗和玳丝德摩娜的身上。
由此看来这出悲剧倒有些主人公咎由自取的味道，可能是这种惩罚太重了——以男女主人公的死而结束，所以才有了很强的悲剧色彩。
《里亚王》的悲剧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中绝少见到，毕竟我们认为亲情是最温暖的也是最牢固的。
可是我们要注意戏剧的背景一个充满谋求权力和财富的宫廷政治斗争，政治可以让一切变的肮脏，对触手可及的权力和财富的谋求可以让人变成魔鬼。
西方有这样一个故事是讨论人性的，有一个善良的牧羊人，他绝对是一个正直的人，可是有一天他得到了一枚戒指，戴上它之后可以隐身。
于是这个牧羊人可以做一些他以前不能做的事情，终于有一天他进入了王宫，勾引了王后并密谋杀死了国王，从此他和以前的自己判若两人，成了一个十足的暴君。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得到那枚充满魔力的戒指，他一定还是一位善良的人。
叔本华说过，人每时每刻都是有作恶的想法的，这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关键是人有时候没有作恶的能力而已。
里亚王的悲剧的根源也许就在这里。
日本导演黑泽明的力作《乱》就是根据《里亚王》改编的，故事的背景是日本的战国时代，这让我们感觉更加真实了，如果是太平盛世，毫无权力的寻常百姓中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呢
。
其实我们翻一翻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为权力而父子、兄弟相残的事情简直太多了。
里亚王的悲剧就在于人性的沦落，莎士比亚在这部作品中也时刻反思着人性的本质。
《里亚王》的结局是悲惨的，但是注意，我们只要稍稍改变一下结局，那么悲剧就能够马上变成喜剧。
如果最后，里亚王的小女儿考黛丽亚活着，里亚王也没有死，那么这就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悲剧就能够成为喜剧。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同样也可以很简单的转变成悲剧。
结局可以这样设计，伪君子答尔丢夫很顺利的霸占了奥尔恭的财产，他的女儿玛丽亚娜也不得已嫁给答尔丢夫，玛丽亚娜的情人瓦赖尔刺杀答尔丢夫未遂而入狱，奥尔恭的妻子郁郁而逝，奥尔恭沦为乞丐。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
”这是比较形象的说法但似乎也没有涉及到悲剧的根源。
《麦克白斯》颇似古希腊悲剧，其中很强调命运对人嘲弄。
麦克白斯原本功成名就，可是他却相信三女巫的预言，最终预言一一应验，但是麦克白斯也身败名裂。
这让我想起索福克勒斯的《俄底甫斯王》以及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王》，人的举动都受到神的干涉，当然其中也体现着主人公性格的缺陷。
可是《俄底甫斯王》中几乎没有表现出俄底甫斯王的人格或者是性格带来必然的毁灭，可以说俄底甫斯是一个生性善良的人，当必然的命运来袭却无力逃避。
也许悲剧的悲就体现在人的无辜和无助上，悲剧的美表现为主人公的抗争上，虽然看起来是徒劳的。
可以看到悲剧中必然会出现痛苦和死亡，人们喜欢悲剧正是由于每个人都是悲剧的主角，因为同悲剧一样，人的一生也要以死亡作为结局而谢幕。
但是悲剧并不是悲观，我们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短暂的悲剧中却表达了一种不妥协的永恒的精神。
因此，明知理想遥不可及我们还是执著追求，明知人无完人但还是要不断完善自我，明知命运无常可是一点也不畏惧，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不是生命存在的目标。
《南渡北归》读后感
看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
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
在这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
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湾。
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湾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
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
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台湾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
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
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
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
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
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
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
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
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
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
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
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
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
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走狗”的小儿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
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虽然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
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
台湾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
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
1946年，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
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
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
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
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
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