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 读后感
上下五千年，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造就了讲究的中国人，也便造就了如同山水画一般充满了文化气息的中华美食。
近来《舌尖上的中国》在全国热播，我也便忙里偷闲地浏览了一下。
这一部介绍中国美食文化的纪录片，统共七集，处处充斥着一个又一个让人垂涎三尺的镜头，与满含文艺情节的解说，以如此诱人地诠释着中华美食，也从中渗透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习俗，中国人的质朴，与中国人的智慧。
《舌尖上的中国》，与其说是在介绍中国美食，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在介绍中国的文化，把文化通过味蕾传给大脑。
舌尖上舞动的不仅仅是那些或珍贵或平常，或鲜美或回味的食材，更是那令所有中国人为之自豪的文化。
舌尖上的中国观后感1000字
舌尖上的中国观后感1 最近这几周播放的，共有七集，每次看完之后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因为这部关于美食的纪录片，记录着美食以及美食身后的故事。
其实，在记录的都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美食，它汇集了大江南北的美食，表面上描述一个个食物，实际上在表达的是美食背后的故事——辛勤劳作的人们。
每看一次，我就会有一种垂涎三尺的感觉，放学都有一种想去吃美味的冲动，即使我吃不到美味，哪怕找些东西来填饱肚子，都会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看来，美食对于人的诱惑是非常的大的，我相信这些感受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所有观看过这部美食纪录片的人的感受，或许正因为这极大的诱惑，才会让这部纪录片火遍大江南北。
电视镜头里的美食，那么唯美，唯美的画面，唯美的食材，唯美的音乐，都让人流连忘返。
不是所有的食材都可以成为美味，在这食材的背后，肯定会有一双神奇的手，来做出美味。
或许是游访的美食家，或许是餐馆里德厨师，也或许是最普通不过的平凡的百姓，他们做出的美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背后需要的是许许多多人的付出，这其中的付出是充满艰辛跟危险的，美味的来之不易，就需要我们品味美食的人的感恩。
美食背后付出很多劳动的人们，他们也有着一份感恩，他们感恩上天的赐予，他们有着他们自己的专属信仰，因为他们坚信大自然也会给予他们美味的馈赠。
七集，每一集都有着独特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是有着几个具体的故事来支撑的，每一个故事也都是以一个家庭来进行描述的，，将每一集都做到了最好的阐释。
在这每一集中，都会有几个令人感到的故事，在这里，要表现的就是隐藏在食物身后的人文关怀。
从云南的鹿茸到浙江的冬笋，从南方的到北方的面条，从发酵的腐乳到腌制的腊肉，不得不说，这部美食片是我国大江南北的美食的缩影，它将差异的地域和多样的美食协调般的组合在一起，不仅让人们领略到不同食材在采集与加工中的独特的魅力，也让人们领略到了隐藏在食物身后的人文关怀。
故事中的每一位平凡主人公在日常生活的片段中，真实地向大家讲述了食材最返璞归真的做法，同时也折射出了当地人们的生活环境和习俗，表达了对平凡老百姓的关注和尊重。
在这部纪录片中还有很多的有趣的好玩的东西，我也不能完全的记录下来，但我相信中国的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远远不是这七集纪录片能够完美诠释的，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努力发现挖掘，来传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的饮食文化。
现在的我们，不但要尝遍各地美食，而且还要自习发现美食背后的文化，那样，我们在享受的不仅仅就只有美食，还有精神上的美食，我们获得的就是一场盛宴。
舌尖上的中国观后感2 真诚是艺术的第一要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自己相信才能说服别人。
这几天，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了，不仅吸引无数观众深夜守候，垂涎不止，更让许多人流下感动的泪水。
本来，无论从选题还是从播出时间来看，《舌尖上的中国》都只能算是荧屏上的“弱者”。
它出乎意外地走红荧屏，带给我们超越美食的思考。
哲学家有句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
从一开始，《舌尖上的中国》就不只是一部关于吃的纪录片。
“看着笋挖出来，火腿吊起来，渔网里闪闪发亮，揭开蒸笼白花花、冒着蒸汽的馒头，拉面摔打在案板上的脆响……都让人激动得落泪。
多。
”从舌尖上的中国，到味蕾中的故乡，影片所展示的厚重感，体现了该片的独特性——“通过美食这个窗口更多地看到中国人、人和食物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
看这部充满温情的纪录片，有人想起了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观后感有人体会到了“”的不易，也有人升华到了“爱国主义”的境界，还有人上升到了“文化输出”的高度……一部作品为何能在不经意间获得超越话题的巨大影响
“不是空洞地宣扬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是从美食背后的制作工艺和生产过程入手，配合平常百姓的生活，在情感上引起共鸣。
”“真诚的态度，真实的力量”反观当下许多作品，高投入、高科技、大场面……什么都不缺，却惟独少了真实；什么都尽心尽力，却惟独没有真诚。
有一个不太悦耳的说法：美国人喜欢拍科幻片是因为找不到历史，中国人喜欢拍穿越剧是因为不展望未来。
这样的武断结论值得商榷，但它提出的问题却发人深省。
如果满足于闭门造车，没有对现实的观照，或者只关注少数人锦衣玉食的奢靡，却无视普通人丰衣足食的愿望，不管是穿越历史，还是畅想未来，都不可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正在深入推进。
转型的挑战、创新的压力，考验着每一个文化从业者。
然而，有一些人依然故我，在陈旧空洞的说辞中打转；有一些人以种种束缚为由，在改革创新中趑趄不前；也有一些人在遭遇批评质疑时，归咎于观众的“审美取向”和论者的“外行身份”……作为商业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告诉我们，即便是“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也可以充满细节与温情；即便是对外传播中国形象，也应该展示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即便是纯粹的商业类节目，也可以实现艺术与经济的双赢。
从采松茸到浙江挖冬笋，从西安泡馍到，从到过桥米线……从5月14日开播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端上视觉饕餮盛宴的同时，更记录了中国千年沉淀下来的饮食文化，以及一菜一羹背后的人情温暖。
这一部仅有7集的纪录片取代多部热播电视剧，成为热点话题。
该剧被誉为“吃货必追剧”最大原因，莫过于它在让观众们“一解眼馋”的同时也随着电视机的镜头走遍中国各地，踏上了寻找让中国人为之幸福且引以为傲的美食之旅。
这部纪录片不仅在娱乐性上做得很成功，更加富有现实意义。
“它把美食当做文化来写，不仅仅停留在‘吃’这一表面现象上，更多的是揭示这方水土、这方人情，把它引申到文化传承的意义上来。
”所探讨的问题并不只是“吃”这么简单，从传统劳作到食物创新，生活的艰辛和几代人的智慧结晶，中国人“吃”的传承和变化已经逐渐凸显出它特有的国人气质。
《舌尖上的中国》是我看过中文纪录片最好的一部，感觉像是看到了BBC《美丽中国》的续集，里面有不少镜头就是直接从《美丽中国》剪切的，甚至连海报都有几分神似。
《舌尖上的中国》打败了同时段的热播剧，几乎创造了一个中国纪录片的奇迹。
之前央视出品的不少纪录片，拖沓冗长，解说沉闷，而这部纪录片明显借鉴了《美丽中国》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镜头切换简洁明快，解说词设计得也恰到好处。
以食文化为窗口，渗透人文的关怀，虔诚的态度，尊重劳动，尊重自然，尊重传统。
美食，和美食背后的人与事，无不散发着浓郁的中国韵味。
导演陈晓卿表示“带着对食物的敬意和感情做这个纪录片”。
中国人用食物的变化感受四季的更替”深深戳中了我。
因为现在的我，住在一个都市里，一年四季超市卖的菜都是一样的。
越来越觉得，我被撕裂，被硬生生从故土扯开。
痛苦不堪。
我深深依恋故土的生活，物象便是食物与味道。
回家的那些天，每天早晨我都会和妈妈逛菜市场。
人们挑选，购买，讨论食物，热火朝天。
总是能在菜市场上遇到各种熟人，寒暄以后总是要介绍一番今天要做些什么菜。
似乎这些就是一切的生活。
我迷恋着这些热闹的场景，贪婪地寻找，观察，勾勒。
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只知道这个世界该有多好，我永远停留在这个世界有多好。
可是，我却有另外一个世界。
我不止一次地宽慰自己，故土，可能只是自己臆想出来的桃花源。
可是，当我看到屏幕上，那些人，用心耕种采摘果实，郑重为家人制作食物，品尝味道而满足的神情，我便想要流泪。
这不就是我的故土吗
这些踏踏实实的日子不就是我迷恋的故土吗
这些从来不是桃花源，而是真真切切地存在啊。
许许多多的味道和记忆被这部纪录片唤醒。
放学回来，外婆说，今天包饺子。
记忆里的厨房便是一片永远也散不的雾气； 过年，全家人会忙碌于各种面食和肉食之间，聚集着各色美食的同时，也是在享受着一家人团聚的愉悦感。
端午，外婆和妈妈会坐在厨房的门后，包粽子。
大高压锅里是用酱油腌制好带着褐色的牛肉，青花瓷碗里照例是肥瘦得宜的猪肉。
…… 我也会是片中所说，那些过年过节才回家的孩子。
我也将会成为一个飘泊的，永远的异乡人。
故土不再是故土，食物和味道却已经成为我的烙印，他们促使我自己学做饭，寻找我自己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
我愿，我的后代，不要再与故土分离。
“带着对食物的敬意和感情做这个纪录片”。
导演陈晓卿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
真诚是艺术的第一要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自己相信才能说服别人，这是该片走红的“秘诀”，也是每个文化创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真诚是艺术的第一要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自己相信才能说服别人。
舌尖上的浪费的读后感450字
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还有一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
这种“舌尖上的浪费”引起人们的关注。
“舌尖上的浪费”有民间的，更有官场的。
人们去餐馆吃饭，点完的饭菜吃不完就直接废弃在饭店；同时，公款吃喝之风盛行，大行其道。
节庆时节，聚会增多，请人吃饭一定要多点菜，不然觉得丢面子。
往往造成请客的点得不少、赴宴的吃得不多，一桌宴席有一半会被浪费。
有调查显示，一个人每天至少消耗粮食一公斤，而一个中等规模以上城市一天就要浪费掉64000公斤饭菜，64000公斤饭菜能至少满足6万人一天的口粮。
多数人认为，在餐厅就餐把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回家，是一种当下所提倡的节约行为，他们表示会把吃不完的剩菜打包回家。
而部分人则认为，打包剩菜得视情况而定，都是亲朋好友餐后打包大家习以为常，但生冷菜品是否会变质，与不熟的人共同用餐，对他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熟悉，又没有使用公筷，这样的情况不会选择打包。
部分市民会因“菜没剩多少”、“嫌麻烦”、“碍于面子”，很少把剩饭菜打包带走。
我认为人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有一首古诗这样写道：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 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米饭每一粒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呢
是啊
我们每天都吃着又香又甜的大米饭，碗里吃不了就倒了，一点儿都不觉得在浪费，真是无所谓，难道真的不知道“粒粒皆辛苦”的诗意吗
现在我们不妨想想农民是怎样在地里为庄稼除草松土的。
一位农民正在地里铲除草已经忙到中午，热汗滴到了苗下泥土里的情景。
我们就这样浪费地倒掉了，一点也不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所以我呼吁从现在开始大家要珍惜粮食，爱护。
尊重农民的劳动成果
孝文化感言 2000字
“孝”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长久的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
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其它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
在西方，人们讲究独立，当子女成年后一般不和父母一起居住。
但是在中国，养儿为防老的观念一直都存在。
赡养年老的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也是晚辈对长辈缅怀感恩之情的一种自然的流露。
“孝”深深的奠基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当中，无疑是中国人心中道德的最低标准。
无怪乎很多品牌例如椰导鹿龟酒，养生堂龟鳖丸等在中国市场投放的广告都以“孝”为主题。
在舒大刚《孔子的智慧》中一章提到“孝”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情感，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机制。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着特色之一。
我们从孝的起源到孔子孝道思想的继承与开展，了解孔子如何去芜存菁，将殷商迷信的鬼神观人文化，知道慎终追远的意义；将周代表面的孝行内在化，真诚的孝、亲、爱，进而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这种天下一家的理想境界。
这种境界并非不可能，而是需要每个人先放下心中的对待，真心的善待自己的父母，在这个过程中，包容人世间的荣辱得失、称讥毁誉、吉凶祸福，以平常心看待这些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烦恼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将我们这愤怒无明的心放下，祈求上天来替我们安排，以喜悦的心来面对每一个当下，那么我们的心自然可以达到无限的包容，可以化解人世间一切的不如意。
孝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文化之源、社会之基的重要地位，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孝道具有人民性与封建性、精华与糟粕、历史性和继承性的两重性，其历史作用也表现出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
孝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孝是中国文化精神（民族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想渊源，当代社会文化应当努力实现功利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
以孝为基础的中国人文主义传统是建构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
对孝文化的传承要有批判和鉴别的吸收和摒弃。
中国是个以“孝”为文化核心的社会，“孝”的观念规范着中国人的生命行为和政治方向。
它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具有宗教的功能和价值，甚至超乎宗教 ，成为人生而为人的重要核心思想。
最早的“孝”观念源自上古祭天祀祖的仪式 ，此时先民开始有“报本反始” 的观念。
西周封建制度后，有了宗族制度，产生五伦观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因而“孝道”由此产生 。
到了孔子，礼崩乐坏，孔子以“仁”重新赋予礼乐新生命，拨乱反正，将流于形式的孝行内省化、人性化，成为人自我实现的重要价值观。
孝在当代社会，不再具有泛孝主义的地位，而只能重新回到其作为家庭伦理的地位上来，现代的新孝道具有人格平等性、义务并行互益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等特点，孝对处理当代家庭亲子关系，对社会、家庭解决养老问题，形成尊老风尚，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甚至如果能发扬其衍生意义的积极内含，吸取其合理成分，那么对当代社会文明建设、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中华均具有积极价值。
孝的培养与实践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是形成和睦社会风尚、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措施之一。
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和动力，孝是民族团结、兴旺发达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
至少我个人认为一个人不能没有“孝”，中国也不能没有“孝”文化。
作为现代的人，更应该继承中国“孝”文化中的精华，并且让其更具有现代价值。
印度高种性还高贵吗，讲讲认识的印度贵族
“婆罗门诞生于他（宇宙原初巨人）的口中，刹帝利诞生于他的手臂上，吠舍诞生在他的大腿旁，而首陀罗则从他的双脚下出现。
”这是印度最早文献《梨俱吠陀》中的一首梵歌，讲述了四大种姓的起源神话。
在古印度社会，一个人的地位、职业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其所处的种姓密切相关。
婆罗门（祭司）地位最高，刹帝利（王公）其次，吠舍（商人或农牧民）再次，首陀罗（奴仆）地位最低。
而在四大种姓之外，还有着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又称“达利特”或“不可接触者”，从事清理尸体或污秽等最卑贱的工作。
种姓制度大约形成于三千年前，雅利安人入主次大陆的时期，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巩固，是印度文明最为人所熟知的特点之一。
进入现代以来，印度许多仁人志士对这种把人按血统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社会制度大加批判，认为它落后而残酷，是阻碍印度进步的毒瘤，并积极推动社会改革运动，制定反歧视的法律法规，试图彻底消灭种姓制度。
然而，时至今日，印度社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制度的桎梏。
笔者曾与不同种姓的印度人打过交道，还和其中一些成为了好朋友。
我看到，他们身上所带的种姓烙印往往如影随形，对其事业与生活产生潜在的影响。
不过，与古印度社会不同，一个人的种姓归属已经不是决定其人生的最重要因素了。
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将讲述五个印度年轻人的故事，他们分别来自四大种姓和贱民阶层。
通过他们的家庭背景、生活处境、眼界、理想和对中国的看法，笔者希望给大家展示印度社会大千世界的一个微小截面。
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年轻人将成为印度社会的中坚力量。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在故事开始之前，笔者必须声明：首先，实际中存在的种姓制度远比上述的简化划分要复杂得多，笔者虽然尽力去选择了几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但绝不敢说他们就代表了那个种姓群体（实际上每个种姓的人口都数以亿计）；另外，在现代印度，种姓对于一个年轻人，尤其是一个城市年轻人，影响已经不甚显著，希望大家在阅读时，能把故事的主人公更多的作为一个印度的年轻人，而不只是一个种姓的代表人去看待；最后，因为这五个年轻人都选取于笔者的朋友群体，而笔者在交朋友时肯定在不知不觉间过滤掉了许多不投缘的人，所以样本一定存在着幸存者偏差。
特此说明。
下面让我们进入正题，从高种姓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开始讲起。
一、徘徊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婆罗门小伙我要介绍的第一个人名叫Arpan Chatterjee——当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心中顿时生出了几分敬畏。
因为Chatterjee这个姓氏实在太出名了：在印度独立运动史、近代文学史或科学史上，我已经多次与之相遇，比如印度国歌《致敬祖国母亲》就是由一位Chatterjee创作的。
这个姓氏对应的是孟加拉地区的一个婆罗门家族，而我面前的这个90后小伙，则无疑是一位小婆罗门了。
出身文艺家庭的理工男果然，在聊天中我渐渐了解到，Arpan来自一个比较典型的婆罗门文化家庭。
父母都在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首府，印度六大都市之一）的古典剧团工作，父亲是编导，母亲则是音乐家，家住在城市郊区的三层小别墅里，算是当地的中产阶级。
Arpan曾经和我略带遗憾地说过，如今全球拥抱资本主义，从事文化艺术已经不吃香了，所以他家也不如社区中的其他家庭宽裕。
但是，从他这一代开始，Arpan决心要做出改变。
在印度，望子成龙的模板大概就是“男学工程女学医”，Arpan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中学入读加尔各答的中央公立学校，大学则被南方的一所理工名校Anna University的电子工程专业所录取，该校位于金奈（也是印度六大都市之一），在国内地位类似于我国的华中科技大学。
快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选择直接就业或在国内读研，个别家庭条件好的则跑到了美国读硕士。
Arpan比较与众不同，他了解到欧洲留学成本较低，所以申请到捷克理工大学学习航天工程。
毕业后，他来到“印度深圳”班加罗尔，在一家从事测绘遥感的本地中型企业工作，因为与中国无人机厂商洽谈的机缘，我认识了他。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语言能力好。
在Arpan中小学的课程中，三种语言——孟加拉语、印地语和英语都曾作为教学语言，所以对于他来说都近乎于是母语。
另外，他说话也十分风趣。
在得知他是印度罕见的独生子之后，我曾好奇地问他，贵国又没有一胎制，你父母这是何苦呢
他回答道：“也许是生下我后，爸妈太过失望，于是失去了再次尝试的信心吧。
”印度婆罗门祭司祈福仪式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虽然走上了工程师的道路，但Arpan并没有忘记作为婆罗门的本分——思考一些哲学层面的问题。
他的facebook头像上写的是：”Professional Overthinker”（专业过度思考者）。
而这种过度思考令他的思想稍稍偏离了自己的家学传承。
Arpan出身于一个信仰“不二论”（“梵我合一”：世界如梦境一般，“梵”是唯一真实，梵与自我终究是没有分别的）的印度教家庭，在成长过程中他却逐渐走向了无神论。
当然，Arpan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不二论”本身就是无神论，信仰的是一个至高无上、唯一实存的真理，而不是什么人格化的神灵。
”他甚至觉得，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徒必然是信仰无神论的。
而新中国之所以发展迅速，令印度望尘莫及，就是因为无神论的普及。
我有一次问他，你说的这么有道理，你父母知道吗
Arpan表示，在家里他还是要表现得正统些，虽然宗教信仰是很私人的东西，家人不会干涉，但如果思想太过叛经离道，家里就不好给他找媳妇了。
我又追问：“所以你不介意包办婚姻
”他则反驳我说：“现代人对包办婚姻有偏见。
其实调查数据显示，父母之命比自由恋爱在长期来看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毕竟结婚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需要两个家族互相认可。
”我想，Arpan未来的妻子应该也会是一个孟加拉地区信仰“不二论”的婆罗门吧。
虽然Arpan一直强调自己并不会因为婆罗门的身份而歧视其他种姓的印度人，但从他的朋友圈来看，非婆罗门并不多见。
据Arpan自己说，婆罗门之所以被认为身份高贵，是因为他们广博的知识体系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一个成功的婆罗门会用自己的知识造福社会，而且绝不会追求口腹之欲，实际上，大部分婆罗门都是素食主义者。
因此，后来当我看到他拿起一块烤鸡腿开始大嚼时，自然是十分吃惊，并对他背叛自己种姓设定的行为表示不满。
Arpan略带羞愧地说，我还不够成功，所以没必要在乎那么多条条框框，而且孟加拉婆罗门在传统上并不严格限制吃肉。
很显然，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人心中破坏了自己的圣洁形象，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发现他并非素食主义者的那个周末，我的厨神级中国室友特地做了一锅香喷喷的麻辣牛肉（牛肉可以在穆斯林市场买到），并配以从进口超市买来的红星二锅头，然后对Arpan说，这是传统的中国料理，吃一块吧，别人不会知道的。
开始Arpan还一再推辞，等到几杯二锅头下肚后，他在酒精的麻醉下，好奇的心和贪吃的胃暂时战胜了印度教义，拿了一块最小的牛肉放入嘴里。
当牛肉厚实的触感从他的舌尖传送到他的大脑时，Arpan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只见他迅速跑到厕所大吐特吐，然后回到客厅中席地盘腿而坐，口中振振有词，似是在念诵经文，祈求宽恕。
我想，从生理上接受一种曾被教育无数次不可尝试的食物，要比思想上从有神论走向无神论难得多吧。
后来我们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Arpan也很快走出了阴影，回到了怡然自得的状态。
说实话，他对待生活的那份从容和乐观，令我十分佩服。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去吃饭的路上，在闹市的街道上看到他。
每次他都是面带微笑，在嘈杂的人群和混乱的车流中闲庭信步。
也许这就是修习哲学所能获得的超然和自信吧。
“印度深圳”居不易，憧憬晚年修行去虽然Arpan现在还只是一个小职员，但已经有着大部分印度人难以奢求的种姓背景、教育水平以及思维层次。
我十分想知道，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婆罗门青年，他对未来有着什么样的憧憬。
当我问他将来的打算时，他首先给我算了一笔账：现在他每月工资约4500人民币，很快还会加薪，如果平均每月花销2000左右，一年下来就可以攒下三四万。
那么三四年后，手里有了十几万后，就可以和家里凑凑钱，在班加罗尔一般地段买一个两居室的新房子（70平米房价约50万），然后就可以结婚生子了。
不过对于如今班加罗尔每年以两位数上涨的房价，Arpan也觉得无所适从。
因为房贷利率接近10%，雪球滚起来十分吓人，所以他只能自己攒钱，听天由命了。
“但是等我退休之后”，Arpan说，“我希望回到西孟加拉邦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过一段‘森林期’的生活。
”据笔者了解，在印度人心目中，一个理想婆罗门的人生就应该这样度过——少年时努力求学，青壮年时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老年时渐渐脱离世俗生活，在森林中冥想修行或者云游天下，最后彻底弃绝一切欲望，严格苦行直至离世。
我想，Arpan这一代婆罗门应该都不会希望在饥饿和孤独的苦行中告别世界了，但也许，他们中不少人的心中还怀揣着一个丛林修行的梦，就像印度神话中的那些智者、圣人们一样。
二、创业成功的90后刹帝利在南方都市金奈，我认识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刹帝利小哥Prakash Raju。
Prakash出生于1990年，现正在运营一个二十余人的商务咨询企业。
据说，在印度独立前，他的家族曾是海德拉巴土邦（英属印度时最大的土邦）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而他的姓氏Raju，其实就是梵语“Raja”（王公）的变体。
他的父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家乡小镇来到金奈，考入公务员队伍，他的许多亲戚也都在金奈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
借中印商务合作的春风进行创业青春期时的Prakash曾经是个疾风怒涛的少年，最大的爱好就是骑着自己心爱的摩托，在午夜的海滨大道与一帮小伙伴竞速。
后来读大学时，他也没有选择父母想让他学的法律或商务专业，而是决定学习艺术，在国立时尚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Chennai）修读时装设计，毕业后则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师。
后来，日渐成熟的Prakash渴望拥有自己的事业，他敏锐的观察到身边中国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并从中嗅到了商机。
在父母的支持下，他开办了一家商务咨询公司，专门以来印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为对象开展业务。
虽然他之前从未学过法律或商务的专业知识，但从父母那继承到了出色的管理才能。
Prakash雇佣了几个法律和商务专业毕业的印度员工，然后找了一些英语还不错的中国留学生做兼职。
由于来印华企普遍对印度的商业环境、法律制度以及文化背景等等情况不太熟悉，于是Prakash的公司便提供从文件翻译、陪同翻译到公司注册、公关设计等一条龙服务。
由于找对了市场需求，生意十分火爆。
刹帝利从2014年开业以来，借着中印商务合作不断升温的春风，Prakash的咨询公司发展迅速，已经从最初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搬到了上百平米的宽敞明亮的写字楼办公室，Prakash自己的座驾也从两厢的小铃木换成丰田的大排量SUV。
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老板，他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高富帅”了。
但Prakash并不满足现状，他还有着更远大的目标，希望能让自己的公司走出金奈，成为全国性的企业，而自己则可以跻身上流社会，搬进环境绝佳的富人区居住。
善于利用家族关系解决问题Prakash能够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在金奈的中国人圈内很受欢迎。
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举重若轻地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棘手的麻烦事。
笔者刚到印度时，想要给住处装宽带网络，于是选择了当地一家大牌的电信供应商，没想到立马就遭遇了传说中的“印度效率”：在交了全款后，装宽带的工人却迟迟不来，打电话去催，得到的也只有“You just wait, tomorrow I’ll come”(再等等，明天我就来)的回复。
刚开始我们还天真的等待，后来经过了十几个“tomorrow”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去要求退款。
商家自然是不愿退款的，于是我们就去找Prakash帮忙。
他得知我们的困难后，自信地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
Prakash带我们到了临近的警察局，写了一张投诉单。
警察看罢就把商家负责收费的员工传召到了警察局。
员工来后，说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足够的权限。
正当警察表示他们也束手无策的时候，Prakash直接向这个警察局的领导办公室走去，敲门进屋后和里面的警司聊了几句，出来后对我们说：“别担心，事情已经解决了”。
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有商家的另一位员工火急火燎地赶到警察局，退给我们全款，并连声道歉，说：“实在是不好意思，您所居住的那个片区现在正在铺设光纤，近期还不能使用网络，一旦光纤铺设完毕，我们立刻给您办理”。
我惊讶于商家态度转变之大，很好奇Prakash是怎么做到的。
他笑着对我们说：“你看看警司门牌上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仔细一看，原来这位警司姓氏和Prakash一样，也是一位“Raju”。
Prakash得意地说：“Raju家族在金奈警界很有势力，总警督就是我们家的远亲。
刚才我进去警司的办公室和他叙了叙同族之情，后来他一个电话打给商家该片区的负责人，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关于中印战争，我们之间有个误会虽然Prakash对每一个中国朋友都笑脸相迎，但他也曾坦言告诉我，他的长辈，尤其是那些在军队服役过的亲戚们，大都因为1962年的边境战争，对中国多少抱有敌意。
那一年，印度军队在中国军队的突袭下全线溃败。
我因为想要照顾Prakash的感受，所以从未和他深入谈论过这段历史。
不过，后来在有一次偶然谈到了印度的军事水平时，我才得知，原来印度人有另外一种看待中印战争的角度：即印度“在战术上失败，但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经此一役，保证了“阿鲁纳恰尔邦”（与藏南地区大致对应）五十多年的和平。
而Prakash之前很少和我们谈论这场战争，也是因为怕我们中国人受到“失地之痛”的刺激。
我想照顾他的感受，却原来他也想照顾我的感受
去年冬天，Prakash出差来了趟中国，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转了一圈。
回到印度后，他首先抱怨中国的天气太冷，说自己险些被冻死在北京。
然后就开始对中国的基建水平赞不绝口：“德里和北京差太远了，孟买和上海差太远了，印度和中国差太远了。
如果我们的国家也可以发展的那么好，温度降到零下我也情愿。
”听了他对中国的赞美，我想知道，像他这样的准精英人士会不会憧憬移民中国。
Prakash回答说：“中国虽好，但给外国人的感觉还是太难融入了，相比之下，美国对我更有吸引力和亲切感。
另外，据说就像我们有时叫中国人‘眯眯眼’一样，中国人对印度人也有个蔑称，叫做‘阿三’。
我很不理解，‘三’难道不是一个蛮好的数字吗
”
求上古文字的学习资料，古巴比伦楔型文字，古亚述楔型文字，古波斯楔型文字，等的学习资料
以是b、d、g、、c、j等），这条规则没有例外，因而可以作为古入声字都带塞音韵尾的铁证。
）在-s前面出现的平声字也比去声字多得多，（注： 潘悟云曾正确地指出，蒲立本所举关于韵尾-s的对音例中有的有“骑墙之嫌”，如“贵霜”(kushan)的sh蒲氏既算作“霜”的声母，又算作“贵”的韵尾（见所著《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本文以下的举证仍沿用蒲立本“连诵”的旧例。
）例如凭经验就可以判断，“阿”(*a)不可能译as，等等。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佛经原始语言(Prakrit)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掉进这个经典梵语的陷阱了。
按巴利文规则，位于音节开头的复辅音st-要变成tt-，所以梵文的在巴利文是，梵文的kapilavastu在巴利文是kapilavattu。
以此考虑，我们应该相信“舍卫”和“迦维罗卫”的“卫”实际上对应的是巴利文的vat(-t)而不是梵文的vas(-t)。
“舍卫”旧又译“舍婆提”(*a-ba-di)或“尸罗跋提”(*i-la-bat-di)，“迦维罗卫”旧又译“迦维罗越”或“迦维罗阅”(*ka-vi-la-vat)，都指向巴利文的读法，也就是说，平声字“婆”和入声字“跋”、“越”、“阅”都表示词中并没有一个充当“去声韵尾”的-s。
再多看几个梵汉对音的例子：译作“分卫”，其中“卫”(*vat)相当于pt;dnapati译作“檀越”，其中“越”(*vat)相当于pat;uddhodana译作“阅头檀”，其中“阅”(*vat)相当于ud——这里面哪里有“韵尾-s”呢
因此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把握说，“卫”在佛经中实际代表的是vat，蒲立本及后来学者构拟的-s是不能在梵汉对音中取得证明的。
运用类似的思路我们再考虑一下人们为上古以母（喻母四等）构拟的l-。
自蒲立本提出上古以母接近于或者l的假定之后，人们又在藏文和古越南语中见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而对以母古读的构拟也逐渐趋向于l-。
（注：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以下。
）不过，人们在论述中递相征引的番汉对音证据只有一条，相关的对音字也只有一个“弋”： 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称汉代的以母字都念l-。
为了检验这个译例，我们到早期的佛经对音里去看一看。
可以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
如上所述，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pí＠①舍耶：vijaya），等等。
的确，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显混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解释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j、y)都暗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一定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
具体到“乌弋山离”，我觉得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并不稳妥。
首先，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对译的是sand，虽然汉译省略了n后面的d，这并非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
）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
“山”的译音既不可靠，“弋”的译音更不可解。
我们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质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 Chinese)时期，它频繁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质疑。
按照语言学常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
尽管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解释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认为，音理解释无论多么完美，其价值也比不上文献的直接证明。
辛辛苦苦思考了许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测全被推翻，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
从“特”(*d)字考虑，我们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惯例大约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
粟特文献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多德《历史》称之为suguda，（注：更多的词形见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无不表明“弋”字的古声母是d-，甚至现代英法诸文字的Sogdiana也可为此提供佐证。
例外的现象只有《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sū＠②利”，这好像是巴列维语sulih的对音，不过这个译名出现的年代太晚，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还读lik。
（注：参看冯承钧《关于西域语之讨论——冯子衡致方欣安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
）结合梵汉对音的情况来看，我们显然应该支持传统的结论，认为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y-是从三四百年前的d-变来的，而构不成对音规律的、没有其他资料支持的“乌弋山离”不能用为上古汉语以母读l-的证明。
三 “乌弋山离”这个译名可以把我们的思路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
在使用这条材料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汉书·西域传》里的乌弋山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么
现代英语中的Alexandria一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亚历山大古城，这座城的遗址已于上世纪下半叶在埃及水下发现，而《汉书》所记的乌弋山离则在条支（叙利亚）以东，大约位于今天的伊朗南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相距遥远，其非一地自属无疑。
当然，地点不同不见得使用的名称一定不同，事实上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它可能和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的亚历山大城有关，但是古书所载的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的异称却使我们今天很难把它们混同起来。
《汉书》乌弋山离在《魏略·西戎传》简称为“乌弋”，《魏略》又说“乌弋一名排特”。
（注：沙畹在1905年的T'oung Pao上分析了这则史料，未敢肯定乌弋山离为Alexandria的译音。
见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2页。
）我不知道“排特”的原型是什么，但它不是“乌弋山离”的译音则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史记》写成“犁轩”，《汉书》写成“犁qián＠⑤”，《后汉书》写成“犁犍”，和“乌弋山离”迥然有别。
伯希和对这一古城考订精审，惟断“犁qián＠⑤”即为Alexandria的译音，在语音学上难以讲通。
事实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惟一一个在地理和语音上都合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经》中的“阿荔散”，（注：伯希和：《犁qián＠⑤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34页。
）只不过细究“阿荔散”(a-le-san)的对音，与其说它近于英语的Alexandria，还不如说它近于后代意大利语的Alessandra。
总之，与Alexandria完全吻合的译名我们至今好像在早期汉文典籍中还没有找到。
除“乌弋山离”之外，“jì＠⑥宾”这个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
自蒲立本以后，人们每每认为“jì＠⑥宾”是Kashmir（克什米尔）的对音，并以“jì＠⑥”译kash来作为古去声字带-s韵尾的证据。
首先我觉得，人们引及的Kashmir只不过是个现代英语形式，若依梵文，至少应该使用（唐译“迦湿弥罗”）；其次，若以“jì＠⑥”为kash音译，则必以“宾”为mir音译，即使前一例或可勉强讲通，但后一例却明显不合情理，因为我们很难在古书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m=p这样一条译音规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解释古人为什么不把“jì＠⑥宾”译成对音更为严整的“jì＠⑥密”。
烈维和沙畹曾指出，“jì＠⑥宾”按对音惯例应该是Kapil(a)或Kapir(a)，这个译名比较近似于托勒密地理的Kasperia。
（注：烈维、沙畹：《jì＠⑥宾考》，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8页。
） 《汉书·西域传》说jì＠⑥宾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凭这样的记载我们一时还很难在地图上确定古jì＠⑥宾的准确位置，但设想它在今克什米尔一带当无大差，有的人认为即希腊人所说的Kophen，地在今喀布尔河流域，这种意见曾遭到烈维和沙畹的反对，但后者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魏书》以后的记载都显示出jì＠⑥宾与克什米尔无关。
事实上，jì＠⑥宾的地望和原始词形都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不宜用作上古语音考据的资料，即使希腊文Kasperia的词形确与克什米尔一带的原词有直接渊源关系，我们似也不能保证那个未知的原形*kasper不会在附近的某地依巴利语规则变作*kapper。
另一个不成功的例证是郑张尚芳提出的，他注意到隋代东罗马史书称中国为Taughast，于是他认为这是“大魏”的音译，从而以“魏”译ghas来证明汉语去声曾有过-s韵尾。
（注：郑张尚芳：《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资格称为“大魏”的只有北朝的拓跋魏，但拓跋魏建国已是公元5世纪的事，距离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明确阐述四声概念仅数十年，应该说，以音调高低为基本特点的汉语四声在那时已经形成了，前上古时期的去声-s韵尾不可能一直存在到那么晚的时候，何况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回答这样的问题——Taughast真的是“大魏”的对音么
其实从18世纪欧洲人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起，Taughast的语源问题一直就是个悬案。
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公元7世纪，突厥文碑铭写作，东罗马史书中相应的形式是Taughast，元代以后的习惯汉译是“桃花石”。
“桃花石”指的是中国，这毫无疑义，但关于其语源则众说纷纭，粗算起来，即有“唐家”、“大夏”、“吐蕃”、“大魏”等等，而为多数学者接受的则是伯希和提出的“拓跋”。
（注：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第36页。
）当然，不管是“唐家”、“大夏”、“吐蕃”还是“拓跋”，都既没有文献对译的实证，也没有严整的对音规律可循，这不过是人们在猜测了汉字古音的基础上再来猜测其语源，郑张先生不应该以其中一个猜测出的语源为基础反过来再猜测汉字古音。
按常理说，番汉对音研究应该在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之后才有条件进行，不过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保存到今天的毕竟太少，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时也常有捉襟见肘之感。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地下库藏出土，文献资料不足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传统的考据原则就是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今天则不然，学界明显在以“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为时尚，甚至令人觉得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了。
为了弥补实证的不足，人们在利用番汉对音研究上古汉语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音理分析”手段，以至发展到宁信音理也不信实证的地步。
我们举一个例子。
据《汉书·匈奴传》可知匈奴谓天为“撑犁”，文献学考据已经证明这个词即是突厥语的tengri（腾格里），其中“撑”对译teng，这在我们知道“古无舌上音”之后本不再需要什么论证，可是若依蒲立本的办法，问题就复杂多了。
他已预先假定“撑”字在汉代的声母是复辅音thl-，因为他认为只有thl-演化成后来的卷舌塞音才是合乎音理的，这样，他就不得不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teng原先是个带复辅音的*treng，以求解释汉字“撑”(*thleng)的对音，然后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r-在后来丢掉了，以求解释突厥语teng的读音——绕来绕去，这是何苦呢
我无意贬低上古汉语研究中的音理分析，在这里想强调的只是，音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