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 我研究课程 参观前想了解的内容 参观后感受 在课题研究方面，我今后打算
1927年7月24日，由于健康和思想情绪上的原因，35岁的芥川龙之介在自家寓所服用致死量的安眠药自杀，枕边搁置有圣经、遗书与遗稿。
丰子恺《竹影》
丰子恺（1898—1975年）漫画家、作家、翻译家、美术教育家。
原名丰润，又名丰仁。
浙江崇德（现属桐乡）人。
1914年考入，从学习音乐、绘画。
1921年东渡日本，学西洋画。
回国后在浙江和上海立达学园任教。
1925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漫画。
1928年任开明书店编辑。
193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
以漫画著名艺坛。
并写作了以中小学生和一般音乐爱好者为对象的音乐读物32种。
文笔浅显生动，起了普及西洋音乐知识的启蒙作用。
50年代还从事介绍苏联的、音乐情况及翻译歌曲。
抗战爆发后，举家内迁，在任教的同时积极从事抗日文化活动。
抗战后返沪杭，居家从事创作和翻译。
后定居上海，曾任院长、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
主要有、、等。
漫画有。
译著有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俄国屠格涅夫的《初恋》和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等。
出版有《丰子恺文集》（7卷）。
苏轼《独觉》全诗的赏析，特别是诗中的字要有注释，谢谢。
ps：希望采纳谢 1.军事家，蒋百里 1936年底，蒋百欧洲考察军事回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他对蒋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
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
” 蒋百里的识见、预言几乎是惊人的准确。
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
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
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
” 【上面是我知道的，下面是一篇符合要求的文章】 时尚的一语成谶 作者：杨海亮 一语成谶，就是一句无心的话，竟然不幸言中。
古往今来，这样的故事时有所见。
《晋书》上记载：“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
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
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
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
’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可见，曹操因司马懿有“雄豪”之志、“狼顾”之相，并有所梦见而意欲除之。
可曹丕对司马懿十分信任，并没有将曹操的不祥之兆放在心上，反而处处保护司马懿。
司马懿心知肚明，更加勤于职守，更加善于掩藏，总算骗过了曹氏父子。
而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祖孙三代共同努力，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食”完了“曹”朝。
唐代崔曙自小孤贫，却喜好诗书。
开元二十六年，崔曙应试，作《明堂火珠》，诗云：“正位开重屋，中天出火珠。
夜来双目满，曙后一星孤。
天净光难灭，云生欲望无。
还将圣明代，国宝在京都。
”考官十分推重颔联“夜来双目满，曙后一星孤”，唐玄宗也大为欣赏，取为状元，官授河内尉。
可惜，崔曙第二年就病故了，留下一女，其名恰是“星星”。
世人皆以为“曙后一星孤”是谶语。
1867年7月21日，曾国藩与弟子赵烈文在金陵两江总督官署便坐闲谈。
在论及时势时，赵烈文直言不讳：“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
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
或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
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虽知大清日薄西山，前景黯淡，却没有这般悲观。
不过，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满清王朝覆亡。
倘若曾国藩地下有知，想必也会想起赵烈文当年的预言。
1935年春，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特撰一联相赠。
这幅贺联的上款为“季刚劬学有年，温温不试”。
联语曰：“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对黄侃的勤奋称誉有加；下联以蔡邕《曹娥碑》的典故，希望黄侃今后早日著书行世，嘉惠后学。
而且，下款写道：“年五十当著书，今正其时，书以勉之。
”可见，章太炎的这副贺联，完全是对弟子黄侃的激赏与勉励。
可黄侃接到贺联后，脸色骤变，内心恐惧，原来，联中无意间藏了“黄绝命书”四字。
果然，是年10月初，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一副贺联竟成谶语，有人责怪章太炎，章太炎亦懊悔不已。
1933年4月，郁达夫从上海移家杭州，郁达夫的学生赵龙文经常前去拜访。
1935年， 郁达夫举债筑一新居，自署“风雨茅庐”。
当时，赵龙文当地的警察局长，却也喜欢舞文弄墨， 他在扇面上题写了两首诗赠给郁达夫。
郁达夫就原诗和之，诗云：“卜筑东门事偶然， 种瓜敢咏应龙篇
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
”令人惋惜的是，诗中的“苟活人间再十年”竟成谶语。
10年之后的1945年8月，郁达夫流亡于苏门答腊，一天夜里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后被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荒野中，年仅50岁。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从南京乘飞机去了台湾。
到台湾大学后，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傅斯年题几个字，他不假思索地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
这里，傅斯年用了秦末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田横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岛中。
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忧愤自杀。
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都全部壮烈自杀。
傅斯年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笔墨之间满蘸着田横五百士的悲壮，字句之中弥漫了凄怆之感。
没想到，傅斯年之后再也没能回大陆，最后埋骨于孤岛。
一语成谶的故事还有少数，它们都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因多是不吉不幸之果，令人扼腕嗟叹
吴歌是什么意思
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歌是吴语方言地区广大民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发源于太湖流域，江南太湖流域一带是吴歌产生发展的中心地区。
吴歌口口相传，代代相袭，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
民间歌曲包括歌和谣两部分，歌一般说就是唱山歌也包括一些俗曲之类，谣就是通常说的顺口溜。
吴地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已有上万年的历史。
吴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是伴随着当地初民的生产劳动，祭祀习俗，和生活娱乐活动而发生发展的。
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在没有文字之前，很难寻觅它的遗迹。
如今要想找到古代吴歌的真貌，寻找它的源头，已经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事。
[2] 在晋以前“吴歌”一词，未见诸文字。
在汉魏歌谣中也没有吴歌之目。
春秋战国时代，有“吴歈”?“歈”又作“愉”，有人解释，俞，是独木舟，欠，是张口扬声，合起来即是船夫唱的歌。
?之说，见屈原的《楚辞·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
”汉代王逸注：“吴、蔡，国名也。
歈，讴，皆歌也。
大吕，六律名也。
”左思《吴都赋》云：“荆艳、楚舞、吴愉、越吟，此皆南方之乐歌，为《诗三百篇》所未收者也。
”那时把吴国人唱的歌曲统称为吴声歌曲。
当时吴国的疆土领域常有变化。
古吴国要从泰伯、仲雍建立句吴算起。
因此有人说：“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似海源金匮。
”（无锡旧名金匮，梅里有泰伯墓）此说法的根据是泰伯、仲雍从中原来到江南，把中原文化带到荆蛮地区，江南文化才得以开发，因此吴歌发源于此。
这个说法值得推敲，从考古发现长江文化的历史，已推前到七千年到一万年，吴越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吴歌和稻作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最早的歌谣总是伴随着劳动产生和发展的，中原文化不可能代替当地的土著文化，反之，泰伯、仲雍到了江南，不入乡随俗，断发纹身，也是无法生存的。
当然，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如果说某一首歌，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吴歌的源头根本不可能是外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吴歌来源于“越”，或者发于“南音”。
这是因为有一篇《越人歌》，或《越人拥楫歌》，见西汉末年刘向著《说苑·善说篇》，记载着春秋时期楚康王?公元前559－545?之子皙泛舟于新波之中，刘向曾照越国的原音记录过一首百越歌，文字无法看懂，译成楚文，即：“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从内容来看，反映的是当时臣子取悦于王子的歌。
这种上层社会吟唱的歌并不少见。
吴吟的出典也是楚国使者陈轸，为讨好秦王而“为王吴吟”，他唱些什么内容没有流传。
据《世说新语》记载，晋武帝曾问被掳的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你是否会唱﹖”孙皓即席应唱，歌词是：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
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这显然是用民歌曲调填词的五言四句，接近民歌，但无吴语特色。
战国吴越之争的时代，吴国曾战败越国，越后来又灭了吴。
吴、越两国均在江南接土邻境，“习俗同，言语通”，“同音共律”，因此吴愉越吟是基本相同的。
楚破越后，吴、越之地大部分为楚所占，称为“吴楚”或“荆吴”。
因此，这段历史时期的吴歌，很难用现存的区域划分来说明。
不是有人说“四面楚歌”，应当是“四面吴歌”吗
虽然项羽的时代已非吴楚之时，但楚歌、吴歌也一定不像我们划分得如此清楚。
据有的专家学者引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愉、越吟，是夏、商、西周时期南方夷蛮音乐声歌'南音'的继承和发展。
”其主要根据是说虞夏时有南方涂山氏之女歌唱的“南音”，即古称的《侯人歌》。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列入最早的乐府歌曲，说：“涂山歌手《侯人》，始为南音。
”此说来源于《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引述的关于大禹的传说记载。
《侯人歌》的歌者涂山氏的故地尚不明，《野客丛书》说：“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
”又一说在九江，一说在绍兴，虽同属江南，但是否属吴愉、越吟之类尚存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的中心是在建业（后称建邺、建康，即今南京），“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
”（《晋书·乐志》）这时所指的吴声歌曲，后来被人统称之为“吴歌”。
可以说吴歌当时即是吴声歌曲的缩写。
吴声歌曲初期的作者多属无名氏，说明是在民间流传中采录的。
吴歌在此之前见诸文字的很少，文学家和史学家都从乐府中找到吴歌的端倪。
特别是《诗经》上的十三国风，只辑录了北方的歌谣而没有吴歌的记录，吴声歌曲补上了这一空白，其价值很高。
但对吴声歌曲也要作具体分析；南朝乐府初期采录了吴地歌谣，是徒歌，比较纯朴，在《子夜歌》等吴声歌曲中保留了这种素质，但当“徒歌“被以管弦，上了大雅之堂以后，许多文人纷纷仿作，成了上层社会的行乐之词，这种吴声歌曲和民歌（吴歌）已相距甚远，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统称为“吴歌”。
其实，历史上文人记载的资料，仅仅是吴歌的“流”，溯流寻源，研究吴歌的流变，这些资料当然非常珍贵，但是要找寻吴歌的真正源头，要靠扎实的田野作业，从劳动人民口口相传，世代相袭的口头文学中去寻觅，经过科学论证，才会有所发现。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文字记录，最早用吴语记录的山歌，是唐末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鏐唱的一首即兴的山歌。
这首山歌原载于宋吴僧文莹《湘山野录》，五四以后研究吴歌的先辈容肇祖先生，曾于1936年北大《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千年前的一首吴音山歌》一文，介绍了这首最早的吴音山歌，容先生引证《学海类编》本的《湘山野录》，记下了这一条的全文，如下：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鏐）为吴越王。
时有讽钱拒其命者。
钱笑曰：“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
”拜受之。
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
是年省茔垄，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
自昔游钓之所，尽蒙以锦绣。
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
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
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角黍迎于道。
鏐下车亟拜。
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
”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丫溪矣。
此媪酷留之，遂字焉。
为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
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岁已上玉樽。
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
鏐起，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
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
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
父老远近来相随，家人乡眷兮会时稀。
斗牛光起兮天无欺
”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
武肃亦觉其欢意不甚浃洽。
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
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
永在我侬心子里
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
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这段笔记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千多年前，吴越王钱鏐衣锦还乡到临安（今杭州）的情景，他仿照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高兴地唱起来，但乡亲们都听不懂，不能尽兴，于是他“高揭歌喉，唱山歌以见意”，山歌虽然只有三句歌词，但却是乡音土语，立即引起共鸣，“叫笑振席，欢感闾里”。
从这三句歌词来看，确实是全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山歌，加上注释更加确切地反映出吴音的特点，使人感到非常亲切。
它比六朝吴声歌曲记录的吴歌，更加朴实、通俗，乡土气息特别浓厚。
研究吴歌的学者们，把它作为用吴语演唱并完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第一首吴歌。
在顾颉刚先生七十年前写的《吴歌小史》中，引用了它，关德栋先生在为冯梦龙的《山歌》作序时，也说它是“吴中山歌最初的记载”（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民歌时调集》上）。
原记述者的最后一句话：“今山民尚有能歌者”，说明北宋时还有人能唱这首歌，关德栋先生进一步引证南宋人袁耿《枫窗小牍》也叙及此事，其后并说：'至今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
'”可见此歌流传久远。
并进一步明确吴歌主要即是“山歌”，这就和冯梦龙时代收集的山歌，和现代流传于广大农村的山歌，一脉相承。
历史对民间文学是这样的不公平，生长在田野里的民歌，靠口口相传，代代相袭，文字记载却寥寥无几。
经过文人笔录记载下来的民歌，又常常是被改造过了，其中不乏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但已非民间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
吴歌历史源远流长。
传说殷商末年，周太王之子泰伯从黄土高原来到江南水乡，《吴歌·吴歌小史》建了勾吴国并以歌为教，从那时算起，吴歌已有3200多年历史。
[3] 《楚辞·招魂》即有“吴蔡讴，奏大吕些”的记载。
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将吴歌编入《清商曲辞》的《吴声曲》。
明代冯梦龙采录宋元到明中叶流传在民间的大量吴歌，辑录成《山歌》、《挂枝儿》。
清代是长篇叙事吴歌的成熟繁荣时期，经书商刊刻、文人传抄和民间艺人的口传，保存了大量长篇叙事吴歌。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发起了歌谣运动，《晨报副镌》于1920年起连载吴歌，其后陆续编辑出版了《吴歌甲集》（顾颉刚）、《吴歌乙集》（王翼之）、《吴歌丙集》（王君纲）、《吴歌小史》（顾颉刚）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辑成《吴歌丁集》（顾颉刚辑、王煦华整理）、《吴歌戊集》（王煦华辑）、《吴歌己集》（林宗礼、钱佐元辑），大量吴歌得到搜集、整理和研究。
特别是长篇叙事吴歌的发现、挖掘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歌谣卷的编纂出版，使大量的吴歌得到了抢救性的搜集和保存。
[4] 进入21世纪，有关部门又编辑出版了《白茆山歌集》、《芦墟山歌集》、《吴歌遗产集粹》和《吴歌论坛》等几百万字的吴歌口述和研究资料。
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吴歌如今也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
[4] 作为吴歌的3个里程碑，安·比雷尔的《汉代民歌》和《玉台新咏》把南朝的吴声歌曲译成了英语，科奈莉亚·托普曼翻译出版的冯梦龙的《山歌》把明代的吴歌译成了德语，荷兰学者施聂姐出版的《中国民歌和民歌手--江苏南部的山歌》则研究和翻译了部分现代吴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传统民歌保存情况考察团曾于1994年到苏州、常熟考察吴歌的保存情况。
这说明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
在长期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生活条件下，农村交通闭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生活非常贫乏，那时唱山歌就是他们唯一的自娱形式，除了劳动场所外，夏天乘风凉，冬天围炉取暖，以及农闲时逛庙会，都唱山歌以自娱，这不但可以自由地抒发胸臆，而且可以施展人们的创作才能，表现人们的聪明智慧，丰富人们的劳动生活知识。
当然，对于青年男女来说，唱山歌会给他们带来爱情的欢愉，或者成为婚姻的媒介。
所以山歌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和娱乐工具。
有的歌乡山歌代代相传，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歌手。
有的歌手常在赛歌会上通过对歌、赛歌，大显身手，远近闻名。
有的歌手从小即在自己的亲属身边学唱山歌，有超群的智慧和惊人的记忆力。
过去家庭传承是山歌传承的主要方式。
这样便形成了农民自己的未经雕琢的自然形态的文化。
它和其他文艺形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和自娱性和职业艺人有明显的区别。
这种文化现象和民俗事象，被称为天籁之声，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十分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顾颉刚先生在他写的《吴歌小史》中说道：所谓吴歌，便是流传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
这一带，大致是指长江三角洲的吴语地区。
由于历史上历代区域划分不同，早期吴是吴国领域的概念，甚至包括现在的南京和扬州等地。
现在所说的吴，是指吴语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是江浙沪等地的同一个吴语区语言文化圈，同属传统吴文化范畴。
无锡恰在它的中心地位，它是一座享誉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采集吴歌，也以它为中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主要内容编辑吴歌里又有“命啸”，“吴声”，“游曲”，“半折”，“六变”，“八解”六类音乐，其中后三类是汉代以来有的。
此外还有“神弦曲”，这是当地的祭祀乐歌。
“吴声”中有一种依据旧曲而创新的编曲手法，称之为“变”。
[5] 虽然吴歌在现实生活中，离寻常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但相城阳澄渔歌与常熟白茆山歌、吴江芦墟山歌、张家港河阳山歌一起同为吴歌“四大嫡系”。
白茆山歌常熟市白茆镇是“山歌之乡”。
历史流传下来的有长工歌、荒年歌、莳白茆山歌秧歌、耘稻歌、摇船歌、风物歌、节令歌、仪式歌、古人歌和私情歌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6] 白茆山歌形式多样，有三句头、四句头、短歌和几十句、几百句的叙事长歌。
虚词特别是语助词变化多样，乡土气息浓郁，表现手法重现实主义，重白描。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白茆山歌的优秀作者和歌手六上北京，二进中南海，甚至中央领导人也观看了他们的演唱。
白茆山歌的搜集、整理、创作、演唱，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支持和重视。
芦墟山歌又称吴江山歌，俗称“响山歌”、“呜咳嗨嗨山歌。
”流传于吴江市及邻芦墟山歌近的青浦、嘉善等地，以芦墟为最盛。
一般以四句组成一个基本唱段，起句唱腔高亢明亮，尾字前必加唱“呜咳嗨嗨”衬词。
但长歌也有破格的情况。
当代著名歌手陆阿妹（已故）、赵永明等人，他们奉献的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篇幅为2000余行，打破了“汉族无长歌”的结论。
建国前，芦墟山歌多为长工传唱，在莳秧、耘稻、罱泥、收割等劳作中自唱、对唱或一唱众和，借以抵御疲惫，抒发愁苦。
建国后，芦墟山歌从田野登上文艺舞台，多次参加苏州地区和本地群众文艺会演并获奖，尤其是长篇吴歌首先在芦墟被发现后，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并加以研究。
双凤民歌流传于太仓、昆山、常熟等毗邻一带，尤以太仓双凤一带为盛，是吴歌的重要双凤民歌表演组成部分。
相传在东晋时就已流传。
双凤民歌中的大山歌很有特色，它由“头歌”、“邀歌”两部分组成。
头歌的歌词内容，有传统的山歌，也可即兴编唱，对歌时用来对答；“邀歌”由数名女歌手合唱，全部唱衬词或依头歌唱。
农村每年耕耥稻结束后，歌手相聚，隔河对唱或隔场对歌，有时长达数天之多。
1963年，当时的双凤公社曾举办了一次水上新民歌对歌晚会，来自太仓、昆山、常熟三县交界地的观众、听众达数千人，随着时间推移，唱者已极少。
表现形式编辑吴歌和历代文人编著的诗、词、歌、赋不同，是下层人民创造的俗文化，是民间的口头文学创作，主要依靠在民间口口相传，代代承袭，是带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民间韵文形式。
[7] 吴歌，包括歌和谣两部分。
歌一般说就是唱山歌，也包括一些俗曲之类；谣就是通常说的顺口溜。
吴歌和历代文人编著的诗、词、歌、赋不同，是下层人民创造的口头文学，是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民间文学韵文。
吴歌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从内容来看，吴歌既包括情歌，又包括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儿歌等。
吴歌以民间口头演唱方式表演，口语化的演唱是其艺术表现的基本方式。
吴歌是徒歌，在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情况下吟唱。
其类型大致有引歌（俗称歌头，长篇叙事歌称闹头）、劳动歌、情歌、生活风俗仪式歌、儿歌和长篇叙事歌等几种。
刘半农为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作序说：吴歌的意趣不外乎语言、风土、艺术三项，而这三件事，干脆说来，就是民族的灵魂。
[4] 江南水乡吴文化地区孕育的吴歌，有其鲜明的特色，自古以来，通常是用委婉清丽、温柔敦厚、含蓄缠绵、隐喻曲折来概括它的特点。
区别于北方民歌的热烈奔放、率直坦荡、豪情粗犷、高亢雄壮。
吴歌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特点，和耸立的高山，宽阔的草原不同，它如涓涓流水一般，清新亮丽，一波三折，柔韧而含情脉脉，和吴侬软语有相同的格调，有其独特的民俗艺术魅力。
传承现状编辑范围在以阳澄湖为中心的区域，渔民们历来都有唱山歌的习俗，因为适合渔民吴歌&们在围养、捕捉时唱，所以通常又被称为“渔歌”。
渔歌多流传于民间、特别是渔民间以表达渔业劳动、民间习俗、男女情爱等为主要内容，富有生活气息，多靠口口相传、代代相袭。
在人们想象中，吴语地区的文化影响都是吴侬软语、似水柔情，但是渔歌的特色却是高亢嘹亮、婉转激越，大概是渔民们捕捞时要在湖中，有时还有风浪，非高声就听不见，非高亢不能表达情感吧。
不过，虽然渔歌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给人以鼓劲、向上的感觉，只是由于大众文化品位的多样化，会唱渔歌的人越来越少了。
[8] 为保存和传承传统吴文化中的精华，苏州阳澄湖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至今已搜集整理流传在阳澄湖地区的渔歌多首，而这些渔歌则都是阳澄湖地区很多渔民的最爱，例如莲花岛上的28岁居民陆红林，在搜集整理渔歌的同时，还自编自唱，成为渔歌的传承人。
阳澄湖渔歌代表作《十二生肖》，正在度假区广为传唱，还请来了著名音乐制作人精心辅导。
[9] 主要分布区域为浙江地区，代表有湖州织歌、湖州山歌。
影响吴歌曾在我国诗歌史上开一代诗风。
建国后，经过大面积的普查采风，搜集大量吴歌资料。
1985年曾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吴歌》一书，后又出版《苏州歌谣谚语》。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吴语地区吴江、现吴中区一带均发现有长篇叙事吴歌，吴江芦墟老歌手陆阿妹等人唱的《五姑娘》长达两千多行，曾轰动一时。
传承意义编辑吴歌生动地记录了江南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史，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十分宝贵的民俗文化遗产。
它不仅是吴语地区至今仍然存活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社会、历史、风土、世界观等）和审美价值（艺术），而且也是研究方言的珍贵资料。
虽然现代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和过去不同了，山歌快要变成历史的活化石，但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它的艺术研究价值和人文研究价值越来越高，它是艺术创作上可资借鉴的丰富源泉。
一切文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都离不开它的源泉，如果一旦忽视了艺术的源泉，文艺创作就会枯竭、苍白，缺乏生气以至没有生命力。
[10] 2006年5月20日，吴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城市为江苏省苏州市。
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江苏省苏州市的陆瑞英和杨文英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揭秘：战败后的蒋介石为什么选择逃往台
蒋最后之所以决定到台湾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对台湾印象不错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蒋偕夫人游台湾，深觉：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计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
并且提到：巡视台湾之收获，较之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
根据张其昀的回忆认为，早在迁台后蒋就对记者称：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可奈何。
京沪杭警备副司令兼战地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祝绍周建议由张发奎主持海南岛军事，台湾、福建、浙江、广东及海南岛之间，以台湾为中心，军事上应有一坚强组织，万一东南军事受到挫折，以台湾为基地，配合国际形势演变，恢复国民党的基业。
共产党在台湾的势力及影响力有限，台湾的政治环境较重庆及广州地区单纯，军事上又有海峡的屏障，对于缺乏海军及空军的中共而言，台湾较为安全，这些可能是蒋决定以台湾为根据的重要原因。
（二）陶希圣、张其昀、蒋经国、陈诚等的建议当局势危殆之际，左右有建议重视川防，但陶希圣则认为台湾地位重要：我想从台湾复兴这是将来的希望，因为英美是海权国家，一到台湾以海洋为基地，可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打交道，这中间还大有可为。
对于台湾的地位，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与胡适有不同的意见，魏的意见：依余之意见，台湾为反共之基地，其政策必须为谋地方人民之福利为其目的，且具有高度之行政效率可作为政府之表率。
台湾有丰富之资源及动力以支持其政府，此当尽量开发并用以增进人民之福利。
胡适则与魏的看法不一，曾提到：台湾只有七百万人口，台湾的工业又不是可以独立自给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在大陆上撑住一个自由中国的规模，维持一个世界承认的正式政府。
张其昀从地理的角度对蒋做建议，他提到几个原因：其一，台湾海峡海阔浪高，能暂时阻止没有海军、空军的共军乘胜追击；其二，台湾作为反共复兴基地比其他地区更具优越之处，因为土地利用率高、粮食农产品可满足军民所需、台湾岛内交通便利，具工业基础，有利经济发展、军事上易于防守，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战略防线衔接、台湾经日本五十年的统治对中央政府有一种回归感，且较少共党的组织与活动。
这样的分析对蒋迁台自有其影响。
至于蒋经国，自蒋下野后，蒋经国一直长侍左右，也多次代表蒋到处处理一些问题，对台湾亦有所了解，甚至也曾建议蒋出国至加拿大，对于局势也曾向蒋做报告，在局势危急之际曾向蒋建议迁台。
家书中蒋经国的建议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经国电蒋：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做后退之准备，儿绝非因消极或悲观而出此言，即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纔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
十一月二十四日，两蒋谈论党务改造，曾有非舍弃现有基业，另选择单纯环境，缩小范围，重起炉灶，加以根本改造不为功，至现局之成败，可不以为意耳。
所谓另选单纯环境，虽没有明白指出何地，但以当时局势来判断，应该是指台湾。
从过去蒋的性格来看，蒋是一位相当有主见的人，很难确定是那一位幕僚的建议是其关键，但陈诚应具有一定的影响。
陈诚的态度是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奉命到京，一月二十一日，陈诚的飞机抵定海上空，临时接获指示飞杭州，蒋下野回奉化途中接见陈诚、陈仪等人，短暂请示后，到南京谒李代总统宗仁及孙科院长述职；二十五日返台，返台后即在台准备澎湖二处、台北、阳明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等八个地方，作为蒋选择为临时驻用之所。
这些处所正是蒋来台的路线及暂居之处。
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陈诚再度至溪口报告台湾的情形，并建议蒋驻台湾，国共和谈无结果后，中共渡江；四月二十九日，陈诚电蒋请其早日驻跸台湾：和谈决裂后，今后剿共战事，势必长期奋斗到底，为号召国内外爱国志士，及联合国际上反共势力，钧座为自由中国之旌旗，驻节所在地点，亟宜早日确定。
关于马公岛情势，职业以实施勘查，深觉该地交通通讯，颇为不便。
职认为台湾，既为吾人革命复兴最后根据地，殊无其他顾虑之必要。
拟恳早日驾临台北，长期驻跸，则指挥各方，皆多便利。
或于穗沪渝等处，设置行辕，必要时，巡行指挥。
其后一再催蒋早日飞台，五月十一日，陈电蒋：职意钧座应即飞台，又钧座行动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
五月十五日再电：读李之谈话，深感领袖受辱，干部之耻也。
彼辈只知利害与力量，绝不能以理喻与情动。
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
五月十七日，蒋即飞抵马公。
陈诚接任后，面对不断移入的人口，其间夹杂着散兵游勇以及潜伏的中共分子，或将破坏台湾的安定，必须积极有所作为，阻止可能由对岸进入台湾的不利因素。
先由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公布台湾省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三月一日实施），同时公布〈入台军公人员及旅客注意〉事项，各项出入境管理措施纷纷出笼，如《戒严时期加强管制航运旅客入境及检验办法》，此办法引起大陆籍民意代表的反弹，对此蒋并没有表示意见，虽然蒋、陈之间或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但正如薛化元教授曾针对陈诚主政台湾的问题谈到：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虽不到一年，但是，无论是解决当时台湾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或是消除台湾内部可能挑战（威胁）国民政府统治力量，都有相当的成效，对于政府迁台以后统治体制的巩固，以及其后台湾发展的基调，都有相当关键的影响。
陈诚此时建议蒋来台，推断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三）李宗仁的再三逼其出国李宗仁对蒋介石在国内操控政局有如芒刺在背，加以外间好事者乘隙造谣，致隔阂日益加深，早在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前，即请黄启汉转达意见蒋介石留在国内，有碍和谈，促其出国。
三月八日，南京《救国报》（主笔龚德柏）以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等标题攻讦蒋；虽然雷震等极力地排解蒋李之间的纷争，甚至还认为应为蒋当今的处境考虑，南京政府对蒋之批评过分穿凿，而至于误会，颇多尖刻之语，有失恕道，王世杰认为逼蒋出国无益局势，且不能使东南、西南之将领接受命令。
逼蒋出国的声浪未减反增，四月一日，和谈代表张治中、刘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飞抵北平，张治中在行前建议蒋出国，并分析其利弊，出国之利：一、可避免成为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之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理；四、可增长见闻；五、可转移人民的观感，恢复人民的怀念。
出国之害：安全问题、军事顿失中心、党难免涣散。
在北平谈判触礁，张仍电请蒋及时痛下决心，毅然放下一切暂时出国。
面对此局势，蒋的态度与逼其下野者不同，一再表示：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
李宗仁则一再逼其表态。
蒋经国曾记到：三十八年四月间，父亲在上海支撑危局，谁知李宗仁竟写了一封信来，要求父亲离开上海；父亲离开上海的时候，并没有说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舰到达舟山，也没登岸，祇是到附近的许多小岛上去视察，前后在海上漂泊了十天，真是乾坤万里，沧海茫茫，处着这样逆境、绝境，无论谁都要心灰意冷，走投无路的，而父亲却泰然处之，在日记上写道：只要前进，不变其方向，即使无路处，亦可新辟道路，达到目的。
父亲正当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准备力挽危局的时候，李宗仁突然从桂林来了一封信，那时，他不但滞留桂林，不到广州处理公务，而且还要写信来向父亲谈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的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
在这内外夹攻的环境中，父亲的内心沉痛，是不难想象的，因此用坚决的态度，给李宗仁复信，大意是说，你要求我出国，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不是军阀，至于要求我不管政事，这是可以答应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
从这段中可以看出李的要挟的确有影响，因为蒋在回信给李的第二天即离开上海，转到定海及附近的群岛观察，而后即经马公到台湾。
总之，环境的变化、时局的判断、安全的考虑、幕僚的建议，加上北平和谈失败之后李宗仁要挟的信函，应是蒋迁台的原因。
